一、冒犯逻辑同一律

    科学的理性逻辑，最起码最根本的，就是思路要一贯，不能转移论题，只有在无法讲理的情况下，为了照顾面子或者为了不把事情弄僵，人们才能有限地容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事。

    “王顾左右而言他”，违反最基本的形式逻辑规范，这个规范叫做“同一律”，它要求概念一贯，不得悄悄偷换；要求思路一贯，不得偷偷转移。在生活中，如果不遵守这个规范，人们就没有法子对话，更没法讲道理；商务和行政管理活动，如果藐视同一律就无法进行，特别是在法律和政策条文、外交文件中，对一个词的理解误差，可能导致很大的纠纷、损失或灾难，所以在科学研究中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也为积累科学研究成果，对每一个基本概念、术语都要下定义。

    不遵守理性思维的规律，人类的文明、文化、科学都可能遭受毁灭性的损害，但是把理性的规律不问青红皂白硬加给人的情感活动，也可能导致人类情感枯竭、文学艺术退化，幽默，当然也很难有存身之地了。

    一条逻辑贯穿到底，一元化的思路，有科学发明和理性创造的价值，但没有情感交流的幽默价值，而幽默逻辑没有科学价值、实用意义，却有交流难以言传的幽默情感的价值。

    对于这种现象弗洛伊德在《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作过解释，他说成年人都有一点厌倦社会所要求的严格的思维逻辑和理性的道德规范，他们想暂时从这种紧张中逃脱一下，因而人们就不是考究实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解释都是从幽默心理学出发的，但是由于幽默心理学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实验心理学的基础，因而其猜想性往往大于实证性。在我看来，光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幽默是有局限的。

    二、非一元亦非二元的二重复合逻辑

    不能满足于幽默是传达感情的而不是表达理性的这样一种心理学论断，问题在于传达感情并不是幽默才有的功能。抒情诗也能传达感情，中外许多幽默理论都习惯于用幽默心理学的方法去解释幽默。因而每逢讲到幽默本身的逻辑特征时，常常就没有多少话说了。问题在于，如果幽默有它不同于理性逻辑的特殊矛盾，为什么不从幽默逻辑学的角度去分析它的特殊规律呢？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透彻一些，我们还是从一个细胞形态的故事开始：在一个小学课堂里，数学老师当众宣布，今天讲减法。为了便于让小孩理解，她采取从直观开始的办法，她说，如果你哥哥有四个苹果，你拿走了三个，结果怎样？许多小学生都回答：“还有一个。”老师很满意，但是这时一个小孩高叫了一声：“我被哥哥狠揍了一顿。”于是大家很开心地笑了起来。

    四个苹果减去三个苹果，还剩下一个，这很符合科学逻辑，但它并不好笑。四个苹果减去三个的结果是被哥哥狠揍了一顿，这不符合科学逻辑，但是很好笑，有一点幽默感。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第一，幽默的逻辑和通常我们熟知的科学逻辑不同，科学逻辑以遵循同一律的一元化为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幽默根本不合逻辑。第二，如果光是不合逻辑，也不好笑，因为一切数学的错误都只是错误，并不好笑。第三，这个孩子也有他的逻辑：哥哥有四个苹果，你没有征得他同意，擅自拿走了三个，当然要引起他的情绪膨胀，甚至野性爆发，擅拿苹果的原因，产生了动武的结果，很符合逻辑上的充足理由律。第四，但是光有这样的因果关系，你拿的是他的东西，他就揍你，而不是在数学课堂上回答的问题，这是激化对抗，明显与幽默无缘。也就是说当这个因果关系和另一个因果关系（四个苹果减去三个苹果等于一个苹果）两者相互独立，各不相干，这样的情况，叫做二元逻辑，这也没有任何幽默感。第五，这个孩子的回答之所以有一点幽默感，是因为这里两条思路、两种逻辑被一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发生了交错。在这里“结果”这个概念就是两条逻辑的交错点。

    老师说的是哥哥有四个苹果，你拿走三个，“结果”怎样，而不是“等于”多少，她如果说“等于”多少，那么，一元化的科学逻辑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那就是只剩一个。可是老师说的是“结果”是怎样，这里就有另一种可能，不仅是数量的减少，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样的逻辑就不是一元化的。

    由于老师是在上数学课，不言而喻地是指数量关系，所以小学生和老师都在期待一种数量关系变化的一元逻辑。当另一个小学生作出被哥哥揍了一顿的答案时，这个一元逻辑的期待落空了。如果光是这样的一元逻辑落空就没有什么幽默意味，但是在这个期待落空以后，他们又发现这条落空的一元逻辑在另一种逻辑上又“落实”了。因为从人际关系来说，自作主张拿苹果和被揍一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自然的，正是这两条逻辑在“结果”怎样这一点上交错了，才产生期待的落空，和意外的顿悟的统一。这样的逻辑特点就不是一元的，但也不是二元的（二元化就互相没有关系了），而是二重交错的。

    在一条思路、一条逻辑上落空的同时，又在另一条思路上突然领悟到逻辑的落实，瞬息之间，不但体验了失落的惊异而且还有顿悟的惊喜。如果光有失落的惊奇，最多不过是滑稽而已，有了另一逻辑的顿悟，才可能产生意味隽永的笑。这里笑的不光是小孩子的错误，而且是从一种逻辑滑向另一种逻辑的机灵，那个偷了哥哥苹果的孩子的天真，他的馋，他和他哥哥亲密又紧张的关系，尽在不言之中。这种逻辑现象，我称之为“逻辑错位”。所谓错位，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本来是指关节脱了榫，不那么天衣无缝地结合了。在正常的直路上，跛脚了，路就走不成了，可在特殊弯曲的路上，脚步的扭曲，正好与道路的弯曲巧合。这个比喻性的说法并不准确，把它改成“逻辑篡位”可能更贴切些，从字面上来看，一种逻辑被另一种逻辑篡了位。但是这种说法作为一个基本范畴的定义又可能显得不够庄重，所以还是用“逻辑错位”比较好。

    幽默的逻辑结构是一种二重的错位结构，它不遵守理性思维一元化的同一律，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逻辑，它的逻辑特点是二重错位，简称“错位律”。

    三、错位得离奇巧合得精致

    错位逻辑的心理冲击力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两条思路错开的幅度越大，失落感越强；二是思路转移越是自然，越是隐蔽，顿悟的惊喜就越是突然。

    通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别人讲错了话，不外两种反应方式，第一，一本正经地向对方指出。这种方法从理论上讲无可指责，但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不适合，效果也不一定太好。第二，故作不知，看着或帮着人家掩饰过去。这种方法不理想，可在许多场合下，不得不如此。但是，如果与对方有争论，而且不加指出，就有损自己的利益，这时最理想的方法就是不动声色地导致荒谬。导致荒谬本来是一般逻辑反驳方法，幽默的导致荒谬有它的特点，那就是通过逻辑错位导致荒谬，而一般的导致荒谬方法是一元逻辑的演绎，而幽默则是二重逻辑交错的。

    在一次大学生演讲比赛中，有一位演讲者讲到他当了寝室长以后，要发动同寝室的同学大扫除，但有些调皮的同学很懒，拒绝扫地板，理由是他们住在上铺，已经吃亏了。所以提出：“住下铺的扫地板，住上铺的扫天花板。”事实上，那次扫除不用扫天花板。这种似乎平等的要求，掩盖着不平等的荒唐。这位室长很聪明，表面上顺着他们，实际上用导致荒谬逻辑错位的方法去调侃他们，他说：“那很好，扫地的，走地板；扫天花板的，走天花板。”这位同学的成功不但在于他导出的结果荒谬，而且还在于他两条逻辑的错位模式巧合。他从对方的“住上铺，扫天花板”这一推理模式中，导出“扫天花板的走天花板，扫地板的走地板”的结论，这么一来就从“扫天花板”的现实性错位到“走天花板”的荒谬性上去了。幽默之不同于滑稽，主要在于是否有深长的意味；是否有深长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逻辑错位的幅度和推理模式的精致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模式集中了扭曲和巧合，惊异和惊喜。

    美国独立初期，法律规定要有30美元才能当选议员，这实际上是把穷人排斥在外了。当时的革命家富兰克林反对这个规定，他用了逻辑错位来导谬的方法，从那看来神圣的法律中引申出荒谬的结论来。他说，要想当上议员，得有30美元。我用30、美元买一头驴，那么我就可当议员了。一年之后，我的驴死了，那我就不能当下去了。请问，这究竟是谁当议员呢？是我，还是驴？

    富兰克林用了两个假定。第一，30美元等于一头驴。这是二重逻辑错位的起点，其中一重被隐藏着。因为30美元本来也可以等于一只天鹅或者一群鸽子，但是天鹅和鸽子并不蠢，因而很难有荒谬感。富兰克林的幽默就在于把一个蠢东西与神圣庄严的法律扯在一起，虽然在理性逻辑上犯了无类比附的错误，不伦不类，但却是符合等价交换的规律的。第二，他又很自由地让驴子死去，这样一分一合，逻辑错位了，美元和议员的关系变成了议员和驴子的关系了，这既是大幅度错位，又是十分巧合的。一方面在表层逻辑上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在深层上又是巧合的。

    由此可见，幽默错位逻辑也不是任意性的，它也有它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错位模式上的严密性，在一条思路上它越是巧合，和另一条思路的荒谬反差越大。换句话说，错位得越离奇，巧合得越精致，就越有味道。

    四、同一律和二重复合逻辑的错位律

    早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就研究过笑，并且说过以下一段在西方喜剧美学史上相当经典性的话：“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感动人的大笑里必然有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对于这些东西自身，悟性是不会有任何愉快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正是这一对于悟性绝不愉快的转化却间接地在一瞬间极欢跃地引起欢快之感。”康德的这一著名定义带着西方古典美学的常有的心理学色彩，其核心是由于期待落空（虚无）而突然产生意外的惊奇。康德指出期待的落空是由于荒谬，也就是由于不合惯常的理性（或智性）逻辑。如果合乎理性期待就不会落空了，也就不会笑了。

    与康德不同，柏格森从个性心灵被歪曲这个角度得出结论说：笑产生于“镶在括的东西上的机械的东西”。也就是从活生生的社会、活生生的人的言语动作中看到造作的东西、刻板的东西。表现出某种僵硬，它“和内在生命不相调和”，就有潜在的滑稽的因素，在柏格森看来，这并不一定与期待失落有关，有时，恰恰相反，如果一个演说者的思想丰富，变幻多端，毫无重复，而他的动作“却周期性地重复着，而且毫无变化”，如果注意到这个动作，“等待这个动作，而它果然在我预期的时刻出现，那我就要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在这里，柏格森强调的不是期待的落空而是期待的落实引发了笑。

    两位大师在结论上互相矛盾，但在抽象思辨，执著于演绎而缺乏全面实证方面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是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当成一条思路一元逻辑运作的结果，而忽略了幽默的笑是二重复合逻辑错位的功能。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逻辑的中断失落，柏格森强调了活生生的内容与机械动作的不一致。叔本华则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其思维的一元逻辑如出一辙。正因为这些大师的权威，不一致（incongruity）仍然是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核心范畴。也正是这种单一逻辑的不一致观念束缚了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发展。

    幽默的笑，不仅仅是由于单一逻辑的不一致造成期待的落空。落空只是按一条思路或逻辑的惯性，道理暂时讲不通了，可是如果就在这条思路落空之时，另一条思路或逻辑又冒了出来，道理又讲通了，或者说又落实了，这时的笑就提高了层次，很幽默了。这种落空与落实的交替说明了：幽默逻辑与通常的理性逻辑不同，它不是一元逻辑，而是复合逻辑、二重逻辑。这种二重逻辑的交错，是违反理性逻辑的基本要求——概念和思路的一贯性，或者叫做“同一律”的。

    康德、叔本华和柏格森都注意到了内容的“不一致”的方面，忽略了错位逻辑模式上的巧合（一致）。

    五、形式上的密合和内容上的悖谬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幽默逻辑的严密性是错位模式上的严密，在内容上是不能拘泥的。哪怕它是荒谬的，只要在模式一点重合，荒谬的程度越大，幽默的效果越是强烈。关键不在于内容上荒谬的程度，而在于推理模式密合的程度。

    有个阿凡提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脚夫在一家客店吃了一只鸡，店主人后来要他百倍地偿还，理由是鸡能生蛋，蛋能孵鸡。

    这自然是一种歪理，内容上绝对荒诞：蛋固然能变鸡，但煮熟了的母鸡就不能生蛋，即使别的鸡生了蛋再孵，还要人工、饲料，要许多成本，才能变成鸡。但是运用幽默技巧，第一不能直接从内容上去反驳对方；第二，不能从形式上去指出对方的漏洞，恰恰相反，要把对方的片面的逻辑模式接过来，成为自己推理的错位模式。

    阿凡提就是这样做的，他自告奋勇替脚夫打官司。到了那天，阿凡提故意迟到，法官追问原因，阿凡提说：“我明天就要种麦了，可是我的麦种还没有炒呢！”法官骂他疯了。阿凡提说：“既然炒熟的麦种不能种，难道吞下肚的鸡还能下蛋吗？”阿凡提的成功在于：抓住对方的话头，不管它多么荒谬、不合事实，都不去反驳它，而是顺着它的逻辑模式往下推，设计出一个与对方模式相同的荒唐因果来。

    我在《你会幽默吗？》中曾经说过，“幽默与逻辑与荒谬成正比”，只讲了一个片面，现在看来要发展一下，应该说幽默的效果与逻辑的错位的幅度和模式的巧合的严密度成正比。

    对于一般作家来说，在一条逻辑线上导致荒谬，让逻辑离开本来的思路并不太难，严峻的考验是在错位之后又让二重逻辑的模式在某一点上严密地巧合起来。二重逻辑，顾名思义，我们常把它当成两回事，其实它是一回事，关键是在一个交叉点上联系两个方面。有这样一个外国故事：父亲在房间里吹气球，把每一个都吹得圆鼓鼓的，在房间里飘浮着，他吹到最后一个时，已经精疲力尽，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还是吹。一般地说，我们怎样想象他这样做的后果呢？无非是吹完了，他趴下了，满脸通红，得了心脏病。这有点怪异，但还不够荒谬，如果说，他把肚肠都吹出来了，这够自由的，但是不但不幽默，反而有点可怕了。按照大幅度的逻辑错位和精致的逻辑模式巧合的原理，有一个外国幽默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肚子里的气都吹完了，成了真空了，球里的气自动倒回他肚子里，他自己变成了个气球，在屋子里漂浮起来。这就幽默了。

    这里有逻辑上导致的荒谬，气球不管吹得多鼓，肚子不管多用，都不可能倒回肚子里去。但是光有单方面的荒谬还不能构成幽默，还得有个巧合的错位模式。气流倒回来把肚子变成了气球在房间里飘浮起来。这个肚子的形状、功能和气球的形状、功能巧合了，也就是非常偶然地、非常意外地重合了。这个巧合和前面的荒谬是同样重要的。没有这个巧合就不可能形成逻辑错位，对读者的刺激量就不够，幽默的潜在量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会受到窒息。所以善于幽默的作家一般都把两手结合起来，一手就是逻辑尽可能地歪，一手是到最后却要尽可能地正，尽可能地在逻辑错位模式上密合，而不管内容有多悖谬。

    但是这种巧合的模式的发展方向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全部的可能性，对同一个模式，思路灵活的艺术家能在别人已经发现错位方向以后，开拓新的错位方向。有一幅漫画同样是画吹气球，吹气球吹到肚子瘪了，还吹，其结果是气回到肚子中，把肚子鼓起来，最后肚子竟像气球一样爆炸了，而气球却安然无恙。

    这幅漫画的构思与上述故事模式相类，关键在于肚子与气球在形状与功能上的相似，但效果却极不相同。

    逻辑错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从一条逻辑线向另一条逻辑线过渡时，不能是公开的，而是自然的，隐蔽的。没有隐蔽的过渡，读者的心理预期就不会失落，顿悟也就无以寄寓，幽默的笑也就不会产生。有一部喜剧电影叫做《意大利的草帽》，说是有一顶草帽给马吃掉了，只有巴黎才能买到同样的草帽，人们就不惜代价去弄，每当快要到手时，草帽总是不翼而飞，主角、配角东奔西颠的，都失败了。后来却偶然地在客人的礼物中发现了一顶相同的草帽，总算解决了问题。

    这个结尾得力于草帽的巧合，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模式，不过这个模式是一个道具，正是这个道具成了情节的动因和结果。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草帽已不是原来的草帽。如果草帽就是原来那顶，原封不动，模式的巧合的严密度就更大了，也就更能促使惊奇和惊喜的自然会合。

    契诃夫有一篇短篇小说和这个模式类似，叫做《艺术品》，其情节核心是一个道具——裸女花瓶。有一个卖古董的老太太，孩子得了一种疑难病症，被一位医生治好了。老太太感恩图报，正好收购到一只裸女形体的花瓶，十分精致，便拿去送给了医生。医生自然很喜欢，但，考虑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看到不方便，乃转送一位当律师的朋友。这位律师也感到，在客人面前有伤风化，又送给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也不敢放在客厅里，就把它卖给了古董店，店主恰恰就是那位老太太。老太太觉得这与她原来送给医生的那只乃天生一对，送给医生岂非锦上添花？当她的儿子把花瓶送到医生家里，医生却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裸女花瓶在二重逻辑错位中比意大利的草帽更为严密，不仅仅是巧合，而且是重合，因而幽默感更强了。

    这是一个规律：模式的重合胜于巧合。所以在幽默方法中有一格，叫做歪打正着。起初是越打越歪，可是只要模式严密巧合，到了后来却变成了越歪越正。

    六、寻求严密的错位模式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一般地了解幽默原理，而是驾驭幽默的错位模式。两条思路甚至多条思路各自独立存在，这是二元逻辑的自发的天然的状态，没有幽默感。要幽默就得把两条思路弄到一起来，奥妙全在找到严密的交错模式。

    西方有一则幽默故事说：一个总统觉得他的演讲特别重要，要求电视台把他的演讲安排在精彩的节目之间。讲完以后，他问有关人士，听众对他的反应如何，有关人士答：“非常满意，人们说，如果没有总统的演说，大家就都没有机会上厕所了。”

    这里的“非常满意”，就是两条思路的交错点。它适合于两条逻辑的走向。第一条是显性的，对总统的演说无限赞赏。第二条是隐性的，对总统演说前的精彩节目无限赞赏，以致连上厕所都舍不得，只有在总统演说的插入、导致电视节目中断时，人们才舍得去厕所轻松一下。

    这个故事比小学生做算术的故事更幽默一些，因为意思更大一些，更深刻一些，在逻辑结构上更紧凑一些。在“非常满意”中包含非常不满的暗示，在一方面落空和另一方面落实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瞬间的事，总统演说的好处（提供上厕所的机会）同时也是坏处（人们根本不愿意听），在那短暂的一刹那读者或者听者的思路就经历了落空的困惑和落实的顿悟双重冲击，这种逻辑的交错逆行对情感和智能的冲击力，本来就比单纯逻辑强，何况又是在几乎同时发生的。

    有一条相当普遍的规律，那就是：越是把两条思路压缩在接近的甚至相同的词语中，幽默的意味越是深长，最好几乎是合二为一的。例如，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康德有一次遇到他的一个朋友带着一位女郎，说是刚刚订婚，康德表示惊讶，那个朋友说：“你惊讶我的选择吗？”康德说：“我惊讶的是她的选择。”

    同样说是“惊讶……选择”，但是恰恰包含完全相反的指向和意味，本来是那男士自以为屈尊了，可是同样的词句被康德重复了一下，就变成这位男士高攀了。

    七、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的转化

    幽默之妙，就妙在这两条思路共处在同一个词语或同样一个事物之中。不过在叙述的开始，作者强调了一条思路，尽可能地吸引听者或谈者的注意力，同时又尽可能地隐蔽另一条思路，让它不引起注意，甚至让它成为第一条思路的背景材料，或者看来是可有可无的道具，而最后让那被淡化的思路突然冒出来，使全部情节得到一种新的解释，而原来那占据注意中心的思路则很自然地被推向注意力边缘，成为不起作用的背景材料。如果可以把第一条思路叫做“显性逻辑”的话，那么第二条思路则可以叫做“隐性逻辑”。到了结尾，则恰恰相反，“隐性逻辑”变成了“显性逻辑”，而“显性逻辑”变成“隐性”的了。美国得克萨斯州理工大学的麦克费教授在他那《幽默及其来源和发展》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在原子能工厂工作的工人经常推着一辆手推车经过门卫的前面。这个工人总是说，车子里除了细木刨花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门卫则威胁说如果他再不老实交代偷了什么东西，他就会被列上有偷窃行为嫌疑的名单上而遭监视，最后那个人不得不承认他一直偷的就是手推车。

    这个笑话之所以有味道就是因为隐性逻辑（偷手推车）埋伏得很好。它冒出来取代了中心思路——显性逻辑（偷刨花下面的什么东西），并且过渡很自然。读者和听者在接受这两条逻辑线索的对转时，不但一点也不勉强，而且体会到一种快感，也就笑得很自在。

    如果不是这样，第二条思路不是很自然、很巧地埋伏在原来的思路之中，这个笑话就很粗糙，因而也就谈不上幽默感了。

    侯宝林、郭启儒在相声《醉鬼》中说，一个醉鬼倒在马路上，自行车来了，人家劝他起来躲躲，他不躲；汽车来了，人们又劝他，他还是不躲；消防车来了，人家不劝他，他却躲了。

    这里有两条逻辑：一条是显性的，醉鬼逻辑，自行车来了，汽车来了，他都不躲，因为他醉了，就不知道危险了。第二条是隐性的，人家根据显性逻辑去推断，就以为消防车来了，他同样不躲，然而他却躲了，这时另一条逻辑，本来是潜在的，冒出来了。消防车不像一般车那样轧了人要偿命的，他再不让就不幽默了，不好玩了。逻辑不一贯到底倒在其次，而他的后果就严重了。让本来显性的逻辑变成隐性的，而本来隐性的逻辑变成显性的，这么一错位就好玩了。

    必须说明，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是在错位中互相对转的，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各自独立的，就不是二重错位，而是逻辑转移了。

    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阿Q在面临环境的挑战时经常有某种逻辑转移的现象。但是阿Q毫无幽默感，原因是阿Q的第二条思路不是事先有意埋伏在那里，然后巧妙地浮现到表层上来的，而是临时拉来骗自己的。这不是二重复合的错位逻辑，而是二元逻辑。比如，他的头上有癞疮疤，他过强的自尊心使得他忌讳人家说“癞”，甚至说到“赖”，或者推而广之，与癞有关的“光”、“亮”、“灯”、“烛”等都不能容忍。在估量了对手之后，“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被打败了，于是改为“怒目而视”，然而还是阻止不了人家嘲弄他，以后每逢有人故意谈到他的头很亮，如保险灯时，他没有办法，只好转移思路：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光荣的癞疮疤，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虽然阿Q在不遵守同一律，任意转移思路方面和幽默逻辑的错位上有某种共同性，但是他仍不幽默，因为第一，阿Q的思路并非自由转移，而是被迫转移，被迫忍受屈辱；其次，幽默者是明知其幻而故作玄虚，而阿Q却是认真的，因而不是玩笑，不是和对方交流情感，而是自我麻醉。第三，最重要的是它的逻辑结构是互相独立的，而不是统一在一个错位的双重错位逻辑之中的。二元逻辑不是二重复合的，也不是错位的，因而不是幽默逻辑。

    跟阿Q逻辑相近的是强词夺理的逻辑，也就根本不讲逻辑，连二重逻辑都不讲。例如《伊索寓言》中狼的逻辑，它要吃小羊，起初说小羊把水弄脏，小羊说狼在上水，它在下水，不可能弄脏狼要喝的水。狼就转移思路，说：去年小羊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小羊说去年自己还没有生下来。狼在理屈词穷之后，说：“反正不是你就是你妈妈。”这也是不遵守同一律，但和阿Q一样，也是二元逻辑。狼后来的思路不是事先埋伏好的隐性逻辑，也没有通过错位逻辑的模式交错，自然地和原来的思路结合在一起，而是生硬地强加于人。

    狼和阿Q都是讲歪理，都有思路的变化，但不是思路的错位，因而也就没有落空与落实、困惑与顿悟之转化，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与幽默无缘。

    八、“理儿不歪笑话不来”

    康德说的“笑是一种紧张期待落空后的感情爆发”，是不周密的。紧张期待的失落，并不一定导致笑的爆发，有时可能是哭，是愤怒。例如：欧美球迷看足球比赛，本来期待自己国家队胜利，结果输了。于是感情爆发，输了的球队队员当场就哭了，球迷也可能大打出手。据说还有个球迷发了神经，虽然不在现场，却把老婆扔出窗外去了。

    这就太不幽默了，因为思路太僵化、太不自由了。只有一条思路，无论如何是幽默不起来的。如果要幽默的话，起码得有另外一条思路包含在同一动作中。例如，扔老婆才一出手，就后悔了，又感到老婆还是很可爱的嘛，于是赶紧趁老婆没有落地的时候，跑出去把她接住。这就是华君武在漫画《戒烟》中用过的逻辑，烟斗才扔出去就后悔了，从楼上奔下去，正好把它又接住了。

    两条逻辑线索（有决心和没有决心）一交错，就有幽默的味道了。

    康德的定义，讲的是笑，已经不完善了，如果用来解释幽默的话，就得修改一下。在我看来，幽默的笑从幽默心理学观之，不仅产生于期待的失落，而且产生于意外的发现或者顿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幽默显性和隐性两条逻辑交错，显性逻辑引起了期待的失落，或困惑，而隐性逻辑悄悄浮现，获得了意外的发现或顿悟。这两方面加起来便有情不自禁的笑，这种笑由于和顿悟或发现结合在一起，因而笑起来就不是肤浅的，而是意味深长的。

    我国相声艺人曾经总结过一条经验叫做“理儿不歪，笑话不来”。比康德那个并不差。康德是说期待的失落。为什么会失落呢？我国相声艺人回答说，因为理歪了。那么理是怎样歪的呢？他们没有回答。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逻辑被错开了，显性逻辑被隐性逻辑篡夺了。

    因而光在一条逻辑线索上失落了，笑了，也不一定是幽默的，只有在另一条逻辑上顿悟了，把失落在两条逻辑的交叉点上非常惊险地哪怕是暂时地统一起来，这时才有幽默的笑。

    60年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杜聿明被介绍给了他，翻译告诉这位英国元帅，杜聿明是一个淮海战役中打败了的被俘的将军，蒙哥马利问那时你有多少士兵，杜聿明说100万，英国元帅奇怪了，100万兵不该打败。杜聿明这时和他幽默起来了，说：“阁下不知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有200万。”

    这不合事实，当时解放军只有不到100万。他解释说：“我手下的人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原来的思路是解放军在打胜仗以前的人数，这虽然没有讲明，但是心照不宣，可杜聿明就利用这句没有讲出来的话，把思路转移到打胜以后有多少人。

    当时蒙哥马利愣了一下，这说明他原来的逻辑预期失落了，可不久就笑了起来，这是因为他在另一条思路引导下获得了一个顿悟，原来杜聿明全军覆没了，他手下的人几乎全都投降了。

    这句话没有说出来，可是已含在杜聿明的“歪理”或者在错位（篡位）逻辑之中，蒙哥马利的思路在杜聿明留下的逻辑错位曾经引起困惑的空白中会合了，他们的微笑就是会心的了。

    通常我们研究幽默，往往不得要领，原因是总以理性逻辑的框框去套，不由自主地以理性逻辑的一元化（同一律）去抹煞幽默逻辑的二重复合性，因而就看不出幽默逻辑的错位规律。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是幽默的结构是悬念——渲染——顿悟——发现，这其实是一般情节的结构，从推理小说到言情、武侠小说都不外如此；从逻辑上看，这也是原因——结果的一元结构，这是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因果（所谓“结”和“解”）的翻版，根本不是幽默逻辑。理性逻辑权威的长期统治，使得我们许多理论家产生了自卑感，因而我国的幽默研究一直在幽默的大门外徘徊。在我看来，不从一元理性逻辑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抓住幽默的特殊矛盾。

    当然，幽默的错位逻辑只是幽默的二重复合逻辑的一种形态，虽然是十分重要的形态，但是这种形态只存在于广义的喜剧性作品、笑话和日常对话中，幽默的另一种形态是二重逻辑的主从反衬，则存在于更多的非戏剧性文学作品和日常交际之中。笔者当另文阐述。

    原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