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北京之行，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短时间之内，他接触了一大批思想界的名流学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共时态进入毛泽东的知识和思想结构当中，他根本没有时间对它们进行梳理和归纳。由此，理论视野急遽开阔，知识结构更加复杂，尚不确定的思想结构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并存、内在冲突的混杂状况。这种混杂矛盾的思想结构在他领导湖南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得到了充分的理论外化，几乎各种思想观点都被他提升到实践指南的层面加以宣扬和推广。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强烈实践冲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主导性思想要素选择上的混沌无序。过去的一些著作过度地拔高青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思想进步状况，过度强调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忽视或有意漠视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这个混杂无序巅峰阶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无助于弄清楚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
一 思想解放的狂飙突进与理论主张的多元共生
毛泽东来到北京，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当中。当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中国思想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目标之下迅猛觉醒，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本土传统文化已经绝望，否定自身文化，引进外来先进文化，成为思想界的共识。为了给新生而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提供理论支撑，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主义文化对民众的控制，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式的猛烈批判，理论家们不加选择地引进各种外来的理论观点，充当思想启蒙的武器和文化斗争的工具，一时之间中国思想界呈现出多元思想混杂共存的局面，这种局面对于正在追求救国救民“大本大源”、探索改造中国之理论指南的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影响。
（一）中国社会现实困境下的思想解放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日益衰败，封建统治日益腐朽没落，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日益失去。但封建专制势力仍然在苟延残喘，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动用各种力量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力求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谋求从国外引进各种思想武器，一轮狂飙突进式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是发生。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渐进性的“自存变革”时期。封闭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进入到了一个被动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顽强地动用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压制新生力量和抵御外来力量的冲击，勉力维持自身的存在，政府主导的镇压太平天国、摧毁维新变法运动、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列强等就是体现。另一方面，则不得不被动地、渐进式地引入外来的经济性、军事性、体制性、思想性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变革度过危机获得重生，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尝试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体现。
在社会结构裂变的同时，思想结构上的裂变也急遽推进。一方面，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力求发挥其政治维护功能，以各种名义阻挡异质性、异端性思想渗透和发展的努力始终持续着，曾国藩以维护圣教的名义镇压太平军，后党派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反对维新变法，筹安会更是竭力从文化的角度论证帝制在中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冲击下的思想渐变逐步成为近代思想发展的主流，从龚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谋求在传统文化结构中融入外来文化要素，以求传统文化在异质重构中既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又获得新生。
政治体制上的渐进性“自存变革”的进程，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新型政治体制的创设而突然中断。延续几千年的专制体制一夜之间被打破，一种新的外来的民主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被迅速植入中国的政治生态当中。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特别是缺乏社会结构的变革，在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上并没有摧毁封建势力。地主阶级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辛亥革命没有铲除地主阶级这个基础，广大的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孔孟之道是封建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三纲五常成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的有效工具，军事力量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军事基础和强大支柱，封建专制主义不仅是政治专制，而且是军事专制。[114]正因为如此，被平移到中国的全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理念，在中国的发展极不顺利，从其创生之日起就几乎闷死在襁褓当中，旧体制的复辟和旧势力的胁迫使其根本无法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性政治建构。民国建立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操纵的两次帝制复辟运动。帝制复辟失败后，封建军阀势力操控了中央和地方政权，封建主义的军事、政治势力和思想文化观念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控制依然非常严重。
在中国日益走向衰败的情况下，西方列强一方面以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加大对中国的直接侵略；另一方面则在中国寻找它们的替身和打手，扶植它们的“第二控制集团”，而这些封建军阀为了能够在国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同其他军阀势力进行对抗，都公开或秘密地同国外资本主义进行合作，帝国主义同中国的封建主义结合起来，反对和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日益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当中。内外交困之际，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国家民族的现实困境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觉醒。一方面，他们着力动用一切思想的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进行猛烈批判，以求摧毁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根基和社会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他们站在爱国主义和维护民族尊严的立场上，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进行抵制和批判。
武器的批判必须借助于批判的武器，而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只能是理论和思想。思想理论斗争必须要依靠先进思想指导，但是本土文化资源已经被证明难以充当理论批判的武器，于是人们开始了一个集体转向，把目光转向比中国发达的国外特别是西方，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新主义、新理论、新思想。由此，现实困境推动下的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突进。
（二）现实目标一致前提下的思想共识
尽管辛亥革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被认为是一场早产的革命[115]。但是，正是这场革命从制度形态上摧毁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把从西方引进来的民主理念和共和政体推向了实践形态。民主共和理念尽管在社会大众的头脑中尚不清晰，但是企图复辟帝制以摧毁初建的共和国，已经难以得到中国人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支持。推翻封建专制，反对帝制复辟，维护共和民主，改造发展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面临的紧迫任务，在这个共同的现实目标和斗争对象之下，思想界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统一战线。
首先，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必须摧毁。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一个曾经的泱泱大国却任人宰割，这不是民族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和文化所致。民国成立后，帝制复辟势力几度猖獗，严重阻碍了民主共和的发展，而广大人民群众因为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文化的熏染，缺乏清醒的民主意识，虽然经历着封建军阀战争带来的沉重灾难，但对民主政治不甚了了。为此，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必须进行根本改造；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苟延残喘的思想工具，必须彻底颠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和胡适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极为鲜明。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16]中深刻揭露中国封建宗法文化是“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依赖成性，生产日微”，等等。为此，“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117]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文化的代表“孔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其次，不能从本土文化资源中获得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必须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中国近代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知识分子，都渴望走一条改良主义的路子，在维护传统政治制度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或某些政治措施。为此，总是不断从本土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以促成渐进改良。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引进来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按照中国文化习惯把上帝人性化为“爷和华”，以求为自己的起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撑，但最终没有成功。洋务派也是费尽心机，力求以本土的封建主义文化为根本，同时引入西方技术，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模式，其结局也是失败。最典型的就是康有为，为了推进维新变法，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公羊学中搜寻“微言大义”，提出了一个“托古改制”的方案，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撇开中国的传统文化，直接从欧美引入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终于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历史事实昭示当时的知识分子，本土传统文化中，难以寻找到改造中国、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列强的经济力量比中国雄厚得多，政治制度比中国合理得多，军事力量比中国强大得多，而西方之所以比中国先进，决不仅仅在于技术器物方面，更重要在于它们的思想文化方面。由此，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彻底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就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
再次，凡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是新的，都应该引进来。西方并不是一个统一体，西方列强走向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的政治制度，坚持的思想文化，流行的理论主张并不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对于谋求改造中国现状、实现救亡图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讲，西方国家同中国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比当时的中国先进，它们那里曾经和正在流行的思想理论都是“新”的，都可以用来作为批判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理论武器。由此，全力向西方学习，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猛烈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集体认知。正如陈独秀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18]胡适也认为，对于中国和西方文化，就是要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决不能走调和的路子，“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119]这种思想共识当然存在着弊端，后来毛泽东曾把它概括为全盘肯定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120]，但在当时这种思想共识却是实实在在的。
正是在这种共同目标和思想共识之下，站在不同阶级立场、坚持不同理论主张的先进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共同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为了给这种思想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他们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依据自己的能量，按照各自的理解，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主义，尽管这些理论主张在思想本质、阶级属性、理论基础、最终目标、发展道路等方面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
（三）多元思想理论的并存共生
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思想理论界，一时之间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思想理论并存共处、同声相和的局面，理论来源呈现多样性，理论主张呈现多元化，没有哪一种思想占据主导性地位，整个思想结构上处于混杂无序的状态。
晚清时期，中国政府被迫打开国门，洋务运动中一批留学生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但是，在戊戌变法改良运动中，这些留学生几乎都没有参加，恰恰是根本不通外文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导了这次运动，这正是这次运动的可悲之处。正因为如此，这次运动所依据的指导理论带有不伦不类的性质，拖着一条长长的“托古改制”的辫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梁启超自己总结这一时期的运动时不无伤悲地感叹：“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能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121]
变法失败之后，思想界眼界被迫打开。19世纪末，通过严复翻译的著作和林纾翻译的小说，英国的进化论思想、法国的启蒙思想开始大举影响中国思想界。进入20世纪初期，中国留学生数量大增，留学地呈现多元化格局，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都成为留学目的地，这些国家的思想理论很快传入中国。从1903年开始，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激增，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学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军国主义思想，以及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对于国内而言这无疑是极其先进的。这些学生后来在国内政治和思想界影响极大，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就是代表。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大量招募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到1915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已经超过1200人，这些留学生到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政治思想迅速接受，对正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理论更是热衷，胡适就是代表。法国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荟萃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源地，更是中国留学生的向往之地，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纷纷来到法国学习，吴稚晖、刘师复等人就是在法国学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在国内大力提倡，陈独秀虽然没有到法国留学，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学习法语，并把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想引进中国思想界，他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所坚持的，主要就是法国的民主思想。五四运动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则主要从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蔡和森、周恩来等是代表。十月革命后，一批从俄国归来的华工带回来了俄国的信息，新生的俄国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到俄国留学也成为一个热潮，他们迅速把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回国内，瞿秋白、刘少奇等是代表。总之，五四运动前后，输入中国的新思想的来源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理论来源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理论主张的多元化。当时被引进中国思想界的，既有发展和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有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既有各种各样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也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理论；既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有各种保守主义思潮。尤其是激进民主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更是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由此，五四前后，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都一股脑地涌现在中国思想领域当中。
尽管这些思想观点不同，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和冲突，但它们都有反封建主义或者至少是同封建主义不一致的一面，因此在共同的现实斗争目标之下，它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谐共处，相互间的分歧和冲突尚未展开。而且，因为都是新近输入中国思想领域，人们对它们尚未做出清晰的比较鉴别，究竟哪一种思想符合中国的实际，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尚未经过深入的理论探讨，更没有经过实践的经验。这就使得中国思想领域一方面从封闭到开放，从死气沉沉到纷繁复杂，从一潭死水到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则由于缺乏主导性理论，呈现多元混杂、混沌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为人们确定指导理论创造了巨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比较鉴别的复杂性。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北京，在短时间内迅速打开思想大门、开阔理论视野的。
二 理论视野的迅速拓展和思想结构的混杂无序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已经接触和参与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相关活动，但那毕竟只是通过当时并不发达的报纸杂志来接触的，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貌特别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观点，缺乏直接的接触和全方位的了解。第一次北京之行，使他跳出了原来相对封闭的空间，走进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殿堂，直接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密切接触，猛烈地吸收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短时间内理论视野迅速开阔，知识体系迅速充实，思想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
（一）一个局外中立的自学者
从毛泽东个人来说，少年时期他就在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日本人中岛端的《支那瓜分之命运》之后，形成了朦胧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进入湖南一师后，在杨昌济、黎锦熙等先生的影响下，增强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修身储能的现实追求，着力追寻宇宙社会的“大本大源”，求索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从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来说，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蔡和森等就明确提出要谋求新的发展空间。1918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向外发展”，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也就是说，不论是个人的志向和生活态度，还是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都促使毛泽东大量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结交新人物，尝试新活动。到北京组织领导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一事，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毛泽东是幸运的。当时，杨昌济特别希望他最看重的这位高足能够进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在知识和思想上进一步丰富发展。蔡和森在1918年6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特别提到，他和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前途进行了深入交流，“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122]蔡和森也觉得他和毛泽东两人很有进北京大学深造的必要。但是，一是因为没有经济基础；二是因为长期就对学校教育表示反对而偏好自由学习，毛泽东根本没有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系统学习的意思。如果能够既不做北大学生，又能够在北大自由学习，这对当时的毛泽东则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最大的渴望。而机会确实也就在杨昌济的努力下实现了。1920年10月，在基本上安顿好新民学会会员留法预备学校学习事宜之后，经杨昌济介绍，蔡元培批准，毛泽东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
正是这样一个月薪只有8块钱的低微职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给他的思想发展乃至整个人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读书学习，猛烈地吸收最新的知识信息和理论观点，同中国思想界的顶尖人物接触请教，参加中国思想最高殿堂的学术活动。而且，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地位和特殊身份，即一个局外的、中立的、地位低下的自学者，结合他富有个人特点的求学路径，使他在北大期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是“职位低微”的图书馆助理员。他每天的主要工作，除做一些清洁工作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这样的一个底层角色，使他往往被别人所忽视。毛泽东自己在1936年的回忆中就曾说过，“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曾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123]正因为忽略了他的存在，那些到这里来借书、读书的思想明星、青年学者，在他面前根本不需要掩饰和设防，不需要忌讳和包装，不害怕自己的观点被批评、被曲解甚至被窃取，从而他们的思想观点、理论主张甚至个人作风都直接地、全面地表现出来。毛泽东也就更能够全面地了解这些学者名流及其思想的全貌。
他是不属于任何学术圈子、任何思想派别的局外人。那些学者们既不愿意同他交流，也没有时间同他“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124]，但是毛泽东却可以站在局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听取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不同圈子的人们进行交流讨论。因为不能参与，他就始终是一个中立的第三者，从他们的谈话和阅读的书刊中完全客观地了解、吸收他们的思想观点。因为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他也就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思想框架，对任何思想，任何人物，任何团体，没有偏见，没有选择，既不盲信，也不排斥，从每一个人、每一种思想上都能够发现可以利用的内容，其接触的学者、获得的信息、吸收的观点也就能够达到最大化。相反，如果有了自己固定的圈子、学术的成见、明确的选择，他也就受到了内在限制而失去了诸多机会。就像一台摄像机，如果它的镜头集中在某一个狭小范围，就不可能观照到全貌，而如果是不集中照射而不停地扫描，则能够捕捉到更多的信息。
他是一个有远大理想抱负的自学者。毛泽东自小就形成了自学的习惯和偏好，其知识结构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对于各种新的知识信息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和强大的接受能力。北京大学是一个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的荟萃地，他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和专长。一方面，作为一个自学者，他没有既定的知识偏见和理论藩篱，对各种思想、各种观点并不作事先的甄别、筛选和整理，而是首先吸收过来积存到大脑当中“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到北京大学之时，他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大学学习，已经有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和良好的学习方法，尤其是已经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抱负，这更增加了他吸收知识信息的主动性和效率性，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大的效率，将接触到的各种信息吸收储存到他的知识结构当中。当然，也正因为他是自学，因而缺乏主导性的思想方向和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他吸收增加到知识结构中的各种新内容都处于没有条理的状态，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这不合理，反倒感觉到这恰恰是一种自然状态，待有机会再进行选择和处理。
（二）理论视野的开阔和知识体系的扩张
组织领导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任务，北京大学的思想氛围，图书馆助理员的自由身份，追求知识的热切愿望，探索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这一切外在和内在的各种因素，促成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赴京的短短8个月时间内，大量接触社会名流、思想精英和青年学者，大量阅读各种书刊杂志，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和社会调查，迅猛吸收各种新的知识信息和理论观点，理论视野和知识结构得到了极大的开阔。
大量接触社会名流、思想精英和青年学者。因为工作关系，他同李大钊先生保持紧密联系，经常向李大钊请教理论问题，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问题，这些活动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杨昌济、李大钊的引荐下，他同陈独秀的联系非常频繁，陈独秀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为了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同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章士钊等思想界名流多次交往，在同他们进行联络的过程中无疑会受到一些思想上的影响。为了加强新民学会会员的学习交流，他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名家学者，在北京大学文科楼同新民学会会员座谈交流，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他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对此有过专门记载：“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125]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他还结识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和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康白情、段锡朋等。
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毛泽东虽然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但是北京大学的各种社团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这些社团活动中，结交了一大批学者教授和社会名流，接收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著名的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该研究会由《京报》社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北大文科第34教室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后来还获得了在新闻研究会“听讲半年”的证明书。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成立于1919年1月，是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成立的，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对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社团活动，他更是积极参加，同这些社团中的进步青年进行思想交流。他参加了邓中夏等人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同他们一起进行演讲活动；李大钊先生《庶民的胜利》演讲，就是他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的。他还同正在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等密切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新的思想和主张，例如工读主义等，后来他还参加了这个学会。
积极进行社会调查，广泛了解社会状况。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在大学期间，他就先后同萧子升、蔡和森等一起进行游学和考察。这次为了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又多次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新事物，对其思想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来北京的路上，他在河南许昌就进行过考察。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中说：“我们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润之、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一、二天。润之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126]为了联系和安排新民学会会友的留法预备班，他多次到保定、长辛店等地考察，特别是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他在职工群众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办厂方针，从整个工厂的利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都作详尽的调查”。[127]毛泽东过去基本上没有接触过现代工厂，对于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了解甚少，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熟悉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他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更好地熟悉中国工人阶级，都有很大好处。
大量阅读各种书报杂志，迅猛吸收各种新的知识信息和理论观点。毛泽东当时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最适合他的兴趣。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养成了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自己曾说：“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128]通过大量阅读这些最新的报纸杂志，以及上述的多层次、多方面交流活动和调查研究，他迅猛地吸收各种新思潮、新理论，知识信息迅速增加，理论视野急遽开阔。
（三）思想结构的混杂无序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是各种新文化、新思想的荟萃地，在蔡元培先生“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办学理念的影响下，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竞相展现。激进派如李大钊、陈独秀等；自由主义派如胡适、蔡元培、陶孟和等；在语言文字方面，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经济学家马寅初、王星拱、高一涵、章士钊；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徐彦之、王光祈、康白情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都在北京大学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毛泽东大都有所接触。从相对封闭的湖南长沙来到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中，毛泽东可以说是应接不暇，取之不及，他自然也就来了一个兼容并包、照单全收，一时之间他的知识结构中充满了各种新人物、新名词、新思潮、新主义。
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在他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杨昌济和黎锦熙两先生，是毛泽东长期师从、亦师亦友的学者，杨、黎对毛泽东也特别器重。[129]从湖南一师时起，毛泽东就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对西方近代哲学、伦理学思想，特别是“心之力”的唯心主义思想、“圣贤创世”的唯心史观、二元论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罗素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都有过比较多的学习吸收。在北京期间他直接参加杨昌济发起的哲学研究会，同杨先生及梁漱溟、胡适等探讨哲学问题。他同黎锦熙之间的学问交流也相当频繁，9月8日，刚到北京不久且为新民学会事宜忙碌之间，他还同黎锦熙等在北京湘乡会馆会面，谈治学问题，其中难免还会谈到上述那些哲学问题以及“大本大源”的思想。直到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还致信黎锦熙，说自己要从柏格森、罗素、杜威“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来研究哲学思想[130]，可见上述这些哲学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问题作为一种新学说、新思想，开始受到思想界的关注，李大钊在中国最先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也是中国最早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同李大钊的交往最直接、最密切，李大钊的言论和思想自然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说，当月15日这篇演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就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毛泽东在第一时间就认真研读。正是从李大钊这里，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和倾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31]。他在1936年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132]当然，倾向和信仰不是一回事，因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只是毛泽东思想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远未成为他思想结构中的主导因素，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会分析到这一点。
激进民主主义在当时是主要潮流，毛泽东本人也正处于这样的思想阶段，因此他在北京期间对这方面的思想极其关注，大量接触。陈独秀是毛泽东从1915年第一次看到《新青年》之后就极其崇拜的“思想明星”，到北京大学之后，他经过杨昌济等先生的介绍，很快就同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开始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当时，陈独秀尚没有在思想上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是激进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同陈独秀的密切交往对毛泽东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强化作用。1936年，在回忆同陈独秀的关系时，他就谈道，“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133]
实验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产生于美国，杜威是当时实验主义的最大代表，而胡适则是杜威的高足，同时也是实验主义在中国的极力传播者和思想权威。早在1917年，毛泽东读过《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之后，就“十分崇拜”胡适[134]。这次赴京期间，他邀请胡适同新民学会会员座谈交流学术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直接同胡适交流哲学思想，多次以旁听生的身份旁听过胡适的课堂讲授，参加过胡适关于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的演讲会，特别是胡适系统介绍实验主义理论的“实验主义”的讲演，对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所推广的实验主义理论高度认同、大加赞扬。在不久之后的《湘江评论》中把实验主义、杜威的教育思想等列为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无政府主义属于当时的激进思想之一，在青年学生和热血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期就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思想极其推崇。在湖南一师毕业之际，他就邀集了好朋友蔡和森、张昆弟等人，按照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在岳麓山进行试验，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坚持读书自学，相互讨论，尝试平等友爱的互助生活。到北大以后，他很快就同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谦之建立了密切联系，大量学习吸收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点，并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实行问题。他曾经回忆说：“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135]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同蔡元培、陶孟和、章士钊、周作人、王光祈等人的直接或间接交往中，在大量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的过程中，还学习吸收了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理论观点。
显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各种新的理论观点和知识要素，共时性地涌进毛泽东知识体系和思想结构当中，他的理论视野急遽拓展，知识体系迅速扩张。尽管这些不同的思想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梳理分析，更没有可能进行筛选取舍，因而这些思想都平行存在于他的思想结构中，都被他作为思考问题的参照系，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南，不论哪一个思想、主义都没有被确立为主导性思想要素，整个思想结构呈现出混沌无序状态。这种混沌无序的思想结构，一方面使他能够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比较选择的空间而不限于封闭自守，并在比较筛选、实践验证之后更坚定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使他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状态。
三 思想矛盾在五四运动实践中的理论外化
饱受湖湘文化熏染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起就形成了理实两顾的特点。一方面他在理论上追求形而上的“大本大源”，着力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并善于从个人和社会实践中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追求形而下的行动效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当重大的社会实践到来之际，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种实践当中，并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自己的理论主张，即便是这些理论主张并不成熟甚至连自己都不十分确定。
第一次赴京，毛泽东短时间内接收了大量的新理论新观点，急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归纳分析和思想梳理，特别是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验证，以进行比较选择，决定取舍。恰在此时，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全身心组织领导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实践中把自己刚刚接收的各种理论观点加以运用和验证。在领导湖南五四爱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所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就是在7月间创办《湘江评论》，力求以该刊为阵地，在理论上和方向上指导湖南学生爱国运动；8月中旬《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他又于9月开始主编《新湖南》第7～12号；随后又从11月开始担任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在这些刊物上，他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实现了内在思想的理论外化。这些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清楚地反映了他当时思想结构中的内在矛盾：在哲学世界观上，基本转向唯物主义但仍然留有唯心主义因素；在不同政治理论关系上，坚持兼容并蓄但明显倾向改良主义理论；在社会革命道路上，盛赞十月革命道路但明确主张呼声革命；在社会关系分析上，初步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但幻想阶级之间和乐亲善；在思想发展阶段上，初具共产主义思想但仍处于激进民主主义阶段。
（一）一个追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青年社会活动家
在京期间，随着接触的思想观点越来越丰富，参加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头脑愈来愈激烈”[136]，正朝着一个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的方向急进。但是，毛泽东绝不是一个只有实践没有理论的单纯的甚至是盲目的活动家，而是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自觉的活动家，坚持以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又以实践验证和发展理论。
1919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归途中绕道上海分别于3月17日和31日送两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开始主持新民学会的工作，向新民学会会员介绍在北京的活动情况，特别是他接触到的各种思想理论。与此同时，他开始广泛接触和联络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积极为日后进行社会活动做准备。
五四运动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主题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思想主题和实践追求。因此，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当中。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毛泽东迅速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联系，交换看法，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毛泽东组织领导的湖南地区的爱国运动拉开帷幕。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湖南学生响应。5月23日，毛泽东约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商谈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问题，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推动湖南学生运动。他到一师、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校进行活动，向学生骨干提出建议：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组织，使力量集中；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25日，在他的领导下，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多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开会，听取邓中夏通报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开展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以支持北京学生运动。28日，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此后，毛泽东经常到湖南学联，同彭璜等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他们开展工作，成为湖南学联和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6月3日，在毛泽东和湖南学联的领导下，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20多个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次日，长沙《大公报》发表学联的罢课宣言。宣言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宣言还向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项要求。随之罢课风潮席卷全省。随后，他与学联干部，利用暑期放假，组织青年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作爱国反日宣传。湖南的五四运动进入高潮。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和推动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发展到全社会。8月中旬，张敬尧强行解散湖南学联，查封《湘江评论》。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开始酝酿和领导驱张运动，将湖南的爱国学生运动引向深入。
应该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正逐步走向政治革命的道路。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只能说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在哲学世界观上，基本转向唯物主义但仍然留有唯心主义因素
通过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等社会实践，毛泽东的世界观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基本转向了唯物主义。他提出的“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的论断，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初步表述；在历史观上，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和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尝试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民众大联合问题，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但是，他仍然保留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子，自我、个人、个性仍然被放在中心位置，同时高扬实验主义哲学、杜威的教育思想等。
第一，初步提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
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37]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近代中国思想界一味地鼓噪和凑热闹，只是空洞地说理，不能结合社会实际和人生实际讲话，表面上风风火火，而实际上却没有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必须“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人们的思想和言论，是从客观实际中产生，还是从主观推论中产生；真理是通过深入实际、研究客观事实中得到，还是离开客观实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提出，这是一个世界观层面的大问题，体现了不同的认识论、真理论的路线。在1917年时，毛泽东还更多地依赖“心之力”，追求从内心中去体味真理，从思想上去探究“大本大源”。但是，通过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世界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摆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提出言论必须结合人生社会的实际，必须引入实际来研究实事和真理，通过对客观实际的研究获得真理，初步树立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他实现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
坚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就必须要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破除自是自满的成见，敢于批评，勇于创新。为追求真理，必须敢于打破传统和成见的束缚，发扬独立自由的精神，大胆甚至“狂妄”地进行思想创新，“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要进行独立的批评和自由的创新，就必须打破教条主义的“独断”态度，打破思想禁锢，“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师严而后道尊”“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限制了人们从实际出发去获得真理，这种思想上的强权禁锢必须打破。
第二，初步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现实问题。
在这个时期，青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和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尝试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民众大联合问题；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有两句话特别值得注意：“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38]这里涉及了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吃饭问题也就是物质生产、经济基础问题，民众联合的力量也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他把这两个问题提到最大、最强的地位，这同他过去的主张“圣贤救世”“精神实现”“心之力”的唯心史观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他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并指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基础和根据是物质利益问题，开始把初步接受的唯物史观思想运用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当中。文章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39]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非常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中，民众的大联合是最根本的方法。他从中外历史发展的事实分析中指出，任何巨大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联合的力量，在中国危亡之秋，只有实行民众的大联合，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民众联合的基础不是凭空的，而是由于有着“共同利益”[140]，小的共同利益能够形成小的联合，大的共同利益能够形成大的联合。人民群众通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大联合，就能够推翻那些为着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统治人民的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抗争；最后，通过全国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把中华民族建成一个“黄金的世界”，一个“光华灿烂的世界”[141]。
第三，仍然保留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子，自我、个人、个性仍然被放在中心位置。
他虽然提出了要从实际出发来研究真理，但是，仍然没有最后放弃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时期的“万物皆备于我”、个人实现和精神个性万能的思想，把“我”“个性”看作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认识活动中，他仍然把个人的心灵、精神置于核心的、甚至是决定论的位置，“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142]也就是说，“一己的心思”、个人的意志、个性精神，处于中心地位。不论是否符合人意，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求得“心所安”是根本的。这仍然是他所倡导的精神个人主义。[143]
与此同时，他极其高扬实验主义的地位，甚至明显地把实验主义哲学、杜威的教育思想摆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在论述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思想解放的重大实践和理论成就时，他列举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改革和进展。他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144]在这里，他把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杜威的平民教育主义理论，提高到同宗教改革、民主政治、国际同盟等一样高的位置，足见他对实验主义哲学的高度重视，而且在论述文学的时候，用词方面大都采用胡适的说法。相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也显示出，他在哲学世界观问题上尚未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尚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三）在政治理论上，坚持兼容并蓄但明显倾向改良主义理论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是以“新”和“旧”为标准来看待各种政治思想，凡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带有批判封建主义性质的思想，都被他确立为新思想，都极力赞同、接受和运用，凡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都被确立为旧思想，都极力批判、反对和否定。在这样的思潮划分标准之下，他把各种新理论、新主义都并列看待，只看到这些理论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只看到它们相对于封建主义文化的优越性，而在它们之间并没有进行比较、鉴别、选择，没有作进一步的本质分析特别是阶级实质分析，没有指出哪一种是更先进、更科学的理论，更没有确定哪一种理论是根本的、主导性理论，是用以指导政治实践的根本行动指南。由此，各种新思潮都集合在他的头脑中，兼容并蓄，并都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他在自己的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形。
在《湘江评论》的“启事”中，他对这个刊物的定位是“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145]。在这里，他就仅仅是用新和旧来区分社会思潮，而没有对各种新思潮作进一步的本质上的区分。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说道：“近数来年，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146]在这里，他把自由主义者蔡元培、改良主义者江亢虎、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和刘师复、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等放在一起，不加区分，都作为思想进步的体现，大加赞扬。这种态度反映了当时他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来看待各种新思想，而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新思想，只看到它们在反封建这一方面的共同性，而对这些新思想之间的本质属性和阶级实质并不重视，或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
特别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同这里所列举的人相比，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应该是他更为熟悉的，李大钊的观点他也是接触更多的，因为他毕竟不久前还在李大钊手下工作了半年之久。但是，他列举的革新思想、革新人物中反倒没有讲到李大钊。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样一个意思：马克思主义在他当时的思想结构中，不仅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其地位还赶不上实验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主义。
其实，这层意思，他在这个时期的其他文章中讲得更直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论述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思想解放的重大实践和理论成就时，他列举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改革和进展，把实验主义思想、杜威的平民教育主义思想，提高到同宗教改革、民主政治、国际同盟等一样高的位置，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却没有提到，足见他是把实验主义放在比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位置上。《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在论述民众大联合之后社会革命的方法路径时，他直接把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作了对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是一种“拼命的倒担〈捣蛋〉”，而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方法，则“更广、更深远”[147]。简短的判断，表明了他在二者之间的选择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明显倾向性。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里把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置于比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地位，看作是更合理的政治思想呢？实验主义在政治上是坚决反对“根本改造”、社会革命的，其根本主张是点滴改良、零星推进，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思潮；毛泽东在这里推崇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激烈方法的炸弹革命式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方面，就是主张“温和革命”“呼声革命”，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理论。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毛泽东在韶山时期首先接触到的政治思潮就是早期改良主义，东山小学时期进一步确立了对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崇拜，改良主义思想已经作为一种儿童记忆深深扎根于其思想结构的底层，尽管他多年来接触了众多新的政治理论，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主导性思想要素，改良主义并没有遭遇真正的实践挫折，更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清除，长期以来一直在思想结构中处于主导性地位。
虽然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最科学、最合理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极大的真理性力量，但是，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毕竟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是通过二手材料的初步接触，他虽然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但是这还不足以让他用马克思主义来取代社会改良主义成为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思想要素，更遑论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过去的很多著作中，都把《湘江评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看作是他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志，看成是他朝着马克思主义迅速转变的标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
（四）在社会革命道路上，盛赞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又主张呼声革命
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个思想趋向在当时毛泽东的思想中是明确的。但是，如何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走什么样的社会革命道路，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高度赞扬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伟大成就，尝试用十月革命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又赞同和拥护温和革命、呼声革命的道路，明确表示不支持流血斗争的暴力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比较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一方面，他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看到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着力从十月革命的启发下思考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人民群众联合起来推翻贵族和资本家富人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的大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成立了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指出“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148]这就是说，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事情，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震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掀起了人民解放的大革命，“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149]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解放的新纪元，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这个大潮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普及向全世界。“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150]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151]在西方帝国主义逼迫下，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必将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而倚重民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同俄国一样的共产主义的共和国。“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截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152]20世纪上半叶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验证了他的预言，世界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启发下，纷纷进行了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时代。
十月革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中华民族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方向，在热烈欢迎十月革命的同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153]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大地上“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154]可以看出，在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他就明确指出了五四运动同十月革命之间的联系，着力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中探索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一年多后，他就坚定地选择了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正因为高度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对那些攻击十月革命的错误和反动言论大力批判并辛辣讽刺。在《研究过激党》一文中，他号召人们不能听信一些传言，说各国的“过激党”主谋阿富汗侵略印度，又说“过激党”参与了朝鲜的“呼声革命”等；人们一定要对十月革命、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认真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怎么样的意义，“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155]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赞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而主张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在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他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明确提出实行温和的“呼声革命”“忠告运动”“无血革命”，不赞同“有血革命”“炸弹革命”。在他看来，对抗强权的最根本的主张，就是民主主义，打倒强权的根本途径是民主主义的“呼声革命”。他说：“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156]”在分析打倒强权的途径方法时，他认为主要是“急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方法，应该在这两种打倒强权的方法中做一番选择。他认为，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他们之所以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157]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之所以滥用强权，是由于他们的失误和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造成的，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应该对他们的这种不幸表示理解和同情。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158]在做了这样的分析和选择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不应该采用“急烈的”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者即统治阶级，而应该采用“温和的”呼声革命的方法。他说：在学术方面，要进行彻底的研究，不受一切阐说和迷信的束缚，要为探索真理而奋斗，但是，“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59]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他提出的对策就是高呼不许垄断，从而阻挡资产阶级的专制，实现人类解放，他在《不许实业专制》一文中，支持美国工人政党反对垄断的主张，明确指出，有人倡言“不许”进行实业专制即垄断，这是好现象，要“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160]
但是，作为强权者的统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残酷剥削被统治阶级，而且用手中的武器残酷地镇压被统治阶级，当统治阶级的机关枪扫向广大人民群众时怎么办呢？毛泽东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来幻想，只要人民大声齐呼，拿枪的士兵就不仅会放下武器，而且会掉转枪头去打击统治者，那些统治阶级就会吓得发抖而投降。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161]“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巳〈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162]这种空想主义的呼声革命思想，的确在一段时期支撑着毛泽东，他随后领导的驱张运动就是这样，但是反动军阀并没有在他的呼声面前发抖，反而用枪镇压他们，而张敬尧之所以被赶出湖南，并不是他们呼喊的结果，而是吴佩孚、谭延闿、赵恒惕等用枪杆子逼出来的结果。
民众大联合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时期的重要思想。在民众联合起来以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统治阶级，即贵族、资本家、军阀呢？他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要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温和革命的道路，而不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写道：“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的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163]在这段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砸碎旧的国家机器、镇压反革命建立新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看作是“拼命的捣蛋”，而把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看作是“更广、更深远”的革命，能够实现地球大同，人类一家，“共臻盛世”。[164]
可见，尽管他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尽管他高度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尝试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毕竟是初步的，尚未完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没有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仍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
（五）在社会关系分析上，初步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但幻想阶级之间和乐亲善
如何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能够反映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认识水平。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国人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往往停留在圣贤与愚民、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区分上面。毛泽东以前也是坚持这样的分析，在论述圣贤救世时，他就对圣贤高度赞扬和期望，渴望圣贤君子能够带领“小人”进入大同盛世。当社会进化论思潮引入中国之后，思想界又以此为标准，经常用生物学的理论对社会人群作强者与弱者的划分。经过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对阶级关系的利益本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性质等都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把握，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世界和中国的重大事件。当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处于初步阶段，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正确的理解，幻想通过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达到阶级调和，实现世界一家、和乐亲善。
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分主要是利益关系，阶级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小的利益联合体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大的利益联合集团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贵族、资本家等统治阶级尽管人数少，但是占有土地、机器、资本等大量的物质生产资料，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采用知识、金钱、武力等各种手段来“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165]。而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因为缺乏物质生产资料，不得不遭受统治阶级的剥削。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利用手中控制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权力，压迫和欺骗劳动人民，延续自己的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必须联合起来，通过斗争来推翻统治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166]
因为初步掌握了阶级分析的观点，他比较清楚地看透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关系，看透了西方国家罢工的后面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看透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实质。在《不许实业专制》一文中，他认识到，美国资产阶级推行的实业专制，实际上就是资本垄断，其结果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167]通过垄断，资产阶级占有了剩余价值，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关系。他在文中支持美国工人政党反对垄断的主张，明确指出广大劳动群众要联合起来“不许”进行实业专制即垄断，只有废除了这种资本垄断及其造成的阶级剥削，“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168]在《炸弹暴举》一文中，他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就是金钱政治，统治阶级利用资本获取政治权力进一步压迫人民群众，这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发起“暴动”，最终推翻统治阶级，“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169]但是，这种“严惩案”拯救不了统治阶级，他满怀豪情地写道，“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17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美国等是战胜国，在统治阶级欢呼胜利之际，却出现了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对此，毛泽东指出，罢工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常事，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也就是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为此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不得不起来罢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都兴高采烈，中国绝大部分人也跟着大赞这是“人类公理”的胜利，甚至像陈独秀这样的学者也没有完全认清战争的实质，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赞扬“公理战胜强权”。但是，因为有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之间的这场战争认识得还是比较清楚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瓜分世界、进行利益再分配、权力再分配的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不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解决，帝国主义战争还会发生。他说道：1919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1919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171]这种透过现象看到战争本质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说明毛泽东在分析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只看到谁输谁赢。正是看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毛泽东认识到，只要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消除，帝国主义战争还会再发生。法国在一战中是战胜国，但法国人不要以为这次逼迫德国签字就完事大吉了，未来的法国必然会承受来自德国的打击，“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172]果不其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很快就侵略了法国，法国的统治者着实大大的头痛了。
同样，他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清楚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就是工农群众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他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强烈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俄国及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径。通过十月革命“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173]，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战争，“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174]那些“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那些趾高气扬的剥削阶级，将会在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被推翻，“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175]国际上的资产阶级当然是不愿意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起来推翻他们的，因此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来破坏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这些行径，毛泽东在多篇评论中加以批判。在《好个民族自决》中，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反动政府而压制人民解放运动的做法指出，“西伯利亚政府有攻击过激党的功绩，故加以正式承认。日本欲伸足西伯利亚，不得不有所示好，故首先提议承认”。[176]但是，朝鲜人民谋求独立，和会只是不理。他对此强烈批判道：“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直是不要脸！”[177]
总的来讲，毛泽东已经初步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能够正确地分析当时重大政治问题背后的阶级实质，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他具有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体现。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毕竟尚未确立，他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正确的思想，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上也是如此。虽然他看到了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压迫的情况，但是，他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还缺乏完全正确的认识，甚至把他们对人民的强权剥削看成是一种“失误”甚至是“不幸”“受害”的结果，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178]。因此，只要持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劝说和“忠告运动”，他们就能够良心发现，“回心向善，能够帮助人而不害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必杀他”[179]。只要这些统治阶级能够真的听劝说，听忠告，无血革命就能够实现，社会也就“不至张起大扰乱”，就能够达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180]。
（六）在思想发展阶段上，虽已初具共产主义思想但仍处于激进民主主义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高扬激进民主主义的旗帜，大力提倡思想解放，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给予高度评价，对各种新思想都大加赞扬；无情地批判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对康有为等的尊孔主张大加讽刺。与此同时，他高度赞扬俄国的工农民主制度，极力支持世界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民主力量，号召广大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实现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初步具备了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他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等问题，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距离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有一定的路程。[181]
一方面，他站在阶级分析的立场上，高度赞扬俄国的工农民主制度，极力支持世界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人民民主力量，号召广大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实现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初步具备了一些共产主义思想。
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出现和发展，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社会改革方面最重大的成就之一。“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182]进入20世纪，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大革命即十月革命，推翻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把民主政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十月革命的激发下，世界各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匈牙利、奥地利、德国等都相继发生革命，建立与俄国相同或大致接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对于这些政权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而对那些摧残和破坏这些民主政权的帝国主义者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在《实行封锁》一文中，针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口说匈牙利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不合人民的意愿而对它封锁制裁，毛泽东指出，所谓的“匈牙利国民政府”与国民志愿不合，只是同昔日的压迫阶级即“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志愿不合”，而这个政府同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平民阶级，断没有志愿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们所组织的”。[183]以“与国民意愿不合”来封锁这个政府，乃是帝国主义者对人民民主的侵害。世界各地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中国无疑是极大的激励，中国人民也应该奋起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84]因为，世界是人民的世界，人民应该当家做主，“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85]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自身的解放。
另一方面，他思想的重点主要是高扬思想解放，推动新文化运动，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其基本的观点仍然是激进民主主义。
大力主张思想解放运动，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宣传各种新思潮，既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想活跃的反映，更是他个人思想活跃的表现。《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186]也就是说，他把思想解放看成是一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在这股大潮中，旧思想、旧做法、旧制度，都要怀疑，都要批判。为了宣传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就要进行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追寻真理，同一切反动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不仅大力赞扬而且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当中，他创办《湘江评论》的目的，就是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湘江评论》就是“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用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彻底批判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文化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在刊物上，他高度赞扬五四前后的新思想运动，认为陈独秀等掀起的思想革新，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思想、文学、政治、宗教、艺术等领域一改旧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在新思想面前受到检视，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在湖南一师起，毛泽东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极力赞同新文化运动并崇拜陈独秀。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187]一文中，他高度赞扬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他特别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是科学和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与中国的旧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因此旧思想、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大加攻击，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也大加迫害，“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越是这样，毛泽东越觉得陈独秀伟大和正确，他在文中甚至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
在大力推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他无情地批判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对中国思想界、政治界的各种旧思想、旧势力，特别是中国的封建迷信，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现状，给予了坚决的批判。他指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188]近代以来，中国江河日下，日益走向没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思想上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89]一文中，毛泽东尖锐批判了近代中国思想的重大缺陷，这就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未用’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其核心点就是复古思想和不切实际的思想。在复古一方面，从洋务派到维新派，表面上都热衷于引入西方的思想，以求改变中国落后羸弱的局面，但是，在骨子里则仍然坚守着封建主义的守旧文化，始终坚持“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提倡所谓的“学问要新道德要旧”，就是守着孔子的道德观。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从心底里不承认自己在制度、文化方面的落后，只把西方的文化作为工具来使用，以求维持日益没落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王朝。以为“学到了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这样的态度去学习西方的学问，自然不能达到目的。因此，尽管热热闹闹地学，但是经不住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处于极度危机当中，日益陷入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在不切实际一方面，表面上热热闹闹，但是，缺乏实际的内容，用毛泽东的话说，“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底抵〈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己〉。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针对当时国内一些学者、官僚等大倡尊孔、祭孔、祀孔，固守封建主义文化的做法，毛泽东大加批判和讽刺。康有为曾经是毛泽东非常崇拜的人物，但是民国以后日益保守，大唱定孔教为国教的论调。毛泽东对这位昔日的崇拜者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当时，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动了肝火，斥为“侮圣灭伦”，并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对此，毛泽东在《各国没有明伦堂》中讽刺道：“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190]在《什么是民国所宜？》中，针对康有为说广州军政府拆毁明伦堂是“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的说法，毛泽东质问道：“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191]当时，北京政府官员张元奇反对讲求新学，主张“应宗孔逆挽潮流”，对此毛泽东在《走昆仑山到欧洲》一文中辛辣地讽刺说，“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192]他把这种尊孔逆流看作是逆世界潮流的反动思潮。
1919年11月中旬，长沙城发生了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毛泽东连续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论文和杂感，揭露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抨击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号召人民起来摧毁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他明确指出，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是环境逼着她死的”，也就是说导致赵女士自杀的根源是封建政治制度、家庭婚姻制度和礼教文化，“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193]，人们必须行动起来打破这万恶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
概括起来说，毛泽东第一次赴京期间，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触了一大批中国思想界的一流学者，大量接收了刚刚引入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其知识储备迅速扩张，理论视野急遽开阔，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共时性地进入到他的思想结构当中，他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进行归纳整理，更没有进行筛选取舍，哪一种思想观点都难以成为主导性的思想要素，从而使他在湖南一师期间初步确立的思想结构迅速遭到了极大冲击，陷入到了多元并存、内在冲突的混杂无序状态。当他急需要冷静下来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践检验之时，五四运动爆发，他迅速投入到火热的社会实践当中，发表了一大批理论文章，混杂矛盾的内在思想得到理论外化，几乎各种思想观点都被他提升到实践指南的层面加以宣扬和推广，在理论上出现自相矛盾的状态：在哲学世界观上基本转向唯物主义但仍然留有唯心主义因素，在不同政治理论关系上坚持兼容并蓄但明显倾向改良主义理论，在社会革命道路上盛赞十月革命道路但明确主张呼声革命，在社会关系分析上初步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但幻想阶级之间和乐亲善，在思想发展阶段上初具共产主义思想但仍处于激进民主主义阶段。这样的思想状况，使他能够在宏大的社会理想的引领下，思想上有更大的比较选择的空间而不限于封闭自守，并在比较筛选、实践验证之后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毛泽东当时的这种思想结构状况，一方面有客观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原因，如前所述，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正处于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异彩纷呈而无主导。另一方面，更是他个人思想发展的必然阶段，当时的毛泽东已经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和改造中国的社会理想，为此他渴望找到能够指导自己实践的理论指南，基于此，他不放过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首先把它们纳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但是哪一种理论能够适合中国，能够指导他开展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这绝不是单单靠理论分析就可以证明的，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视。五四运动实践不过是这种检视的开端，但是这个实践既短暂又充满着自我矛盾，使他无法真正对自己刚刚吸收的思想观点加以充分的辨析和检验，全面的实践检验必须进一步展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