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想方向日益明确，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1919年12月到1920年7月初，毛泽东为领导驱张运动到武汉、北京、上海等地，大量阅读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革命的书籍，同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罗章龙、恽代英等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进一步交流探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精髓；同时也与黎锦熙、胡适、周作人、王光祈等非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频繁交往，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进行比较鉴别；驱张运动之后，他对驱张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对改良主义、温和革命等主张进行了初步的思想清理。在此基础上，他的思想结构发生了重要转型，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快速上升，越来越占据其思想结构的主导性地位，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急遽下降，越来越被整合到新的思想结构当中成为次要的要素甚至仅仅成为一种知识信息而存在，思想发展越来越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初步确立。
（一）在阅读基本著作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在领导组织驱张运动的紧张工作中，他热心地搜寻当时所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越来越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不断增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兴趣，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时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〇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58]
尽管毛泽东的这个回忆中，在具体时间上和著作名称上有误差，但是他在这一时期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是事实。当时北京的一些主要报纸杂志上相继翻译刊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这些都成为毛泽东搜寻的对象，为他认真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介绍”中，发表了“舍”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部分译文，特别是全文翻译了“十项纲领”，突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新青年》1919年第五号即“马克思主义专号”是1919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来到北京后应当认真研究了上面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1919年5月开始，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著作，并刊载了一些马克思原著的译文，如渊泉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就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从5月9日到6月1日，该专栏连载了由“食力”翻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为《劳动与资本》。从6月3日到11月1日，该报连续译载了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19年11月《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文，翻译者是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当时刊出的题目是《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总之，在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的译文已经陆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地方“热烈地寻找”并猛烈地阅读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形，黎锦熙在回忆中谈得比较详细。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对此，黎锦熙曾回忆说：他此次去看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旁边还放着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罗章龙在1990年3月也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是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259]
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当时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不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研究，而是紧密结合他正在从事的社会政治实践来研究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不是要把握学术性的观点，而是要寻找一种行动的指南。1939年底，他曾经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这是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贯穿到了他的一生。正因为毛泽东不是为了谋求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寻找行动指南，因此他能够特别敏锐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与中国实际密切相关、能够同具体的现实实际结合起来的理论精髓，并迅速地把这些理论精髓运用到正在从事的实践当中。他后来在回顾1920年阅读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时说道：“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资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60]
（二）在广泛思想交流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毛泽东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思想转变，除了得益于自己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外，还同他与当时所进行的广泛思想交流分不开，他不仅同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思想的启发和滋养，同时也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交往，在不同思想的碰撞、比较鉴别中，更加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使他得到了多方面的指引和启发。在北京期间，他同李大钊深入交流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会，得到了李大钊的指导，这些指导对他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加快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谈到李大钊还深情地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261]1920年2月，他在给挚友陶毅的信中谈到，自己正和李大钊商量，准备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为此事他的内心充满着“愉快和希望”，特地告诉这位亲密朋友。在上海期间，他同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问题，陈独秀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的信仰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262]
同邓中夏、罗章龙等早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中，他得到很大的思想和实际上的帮助。毛泽东在北京期间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很多就是从邓中夏、罗章龙他们那里得到的。当时，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罗章龙以及何孟雄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创立了“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搜集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并着手把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其中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经油印出来，在一定范围内传阅。毛泽东到北京后，就从罗章龙他们那里拿到了这个油印本深入学习研究。他在领导驱张运动遇到困惑时，也同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寻找出路。例如，1920年1月17日，他就同邓中夏和罗章龙等“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共同商讨驱张问题。另外，1919年12月和1920年7月，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发动和结束时期，两次到武汉同恽代英会面，前次是让恽代英帮助他联络和宣传驱张事宜，后次则是同恽代英协商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宜，都得到了恽代英的大力支持，他们两个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和时间也都大致相同。
毛泽东同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交流，也是他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他同蔡和森之间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263]，介绍了自己在法国学习的情况，初步向毛泽东介绍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这对他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都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而萧子升在1920年3月25日给他的信中也谈到渴望“远走一步”“长驱入俄”俭学的想法[264]，对他应该也是很有启发的。当然，萧子升后来并没有到俄国留学，也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思想方向，即在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也是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最后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通过上述的这些交往，他清楚地看到，自己长期敬重的知名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自己最好的朋友蔡和森、罗章龙、邓中夏等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众多的比他年轻的有志青年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击和思想上的刺激，激发他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作更深入的了解，尽快明确自己思想的发展方向，确立自己的理论信仰。1920年3月14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他就谈到了急切弄清楚各种主义的愿望，说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做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265]可见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交往极大地推动了他快速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除了同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频繁交流外，毛泽东还同胡适、周作人、王光祈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为了驱张运动，他多次拜访胡适征求他的意见，并同他探讨实验主义、工读主义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新村主义的问题，他于1920年4月7日，专程到周作人家里拜访交流。他还同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王光祈深入交流，参观访问他们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并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接触更多的有志青年。在同这些学者的交流中，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等思想的实质，并在比较鉴别中，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三）在总结亲身实践中实现思想方向的深刻转变
正如第四章所介绍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以及在领导驱张运动的过程中，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多种主义的规划设计和亲身实践，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都被他放到实践当中进行验证。实践的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这些主义或者缺乏理论合理性，或者缺乏现实适用性，都不可能在现实实践中得到运用，不能成为指导他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行动指南。为此，他逐步从思想结构中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清理和重新评价。
尤其是，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领导的驱张运动，尽管最后因为军阀之间的斗争迫使张敬尧离开湖南，但是合法请愿失败的事实无情地告诉他，他用以指导这次行动的温和革命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驱张运动的“完结”，虽然是张敬尧以失败而告终，而毛泽东自己以及他的战友们也并不是成功者，胜利的一方是另一方面的军阀势力。这就使得他不得不冷静地对自己长期坚持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认识到其严重局限性之后，对它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刻的清算。
1920年2月，在领导驱张大请愿失败之后，他给自己的好朋友陶斯咏写了一封长信[266]。他在信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等，特别是提出必须要弄清楚“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三个问题也就是根本目标、行动方法和具体步骤的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同世界观、指导思想和理论信仰密切相关。这就是说，那时他已经对他正在领导的驱张运动的根本目标、实践道路和方式方法表示了深度怀疑，渴望找到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驱张运动结束之际，他在深刻反思的过程中，破除旧的理论，确立新的主义，清算旧的信念，重建新的信仰，移除旧的主导性思想要素，引入新的主导性思想要素，这就是思想结构的重大转型，是思想方向的深刻转变。在主义问题上，放弃或极大地动摇了先前信奉的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战胜了各种理论和主义，成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决定和引导着思想发展的方向。在奋斗目标问题上，对点滴改良、局部环境改善等日益不满足，开始追求实现总体性的彻底革命式的根本改造。在根本道路和方式方法问题上，对无血革命、呼声革命、和平请愿等斗争方式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力求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在革命力量上，逐步认清了天下军阀同质同类，根本不可依靠，必须发动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成功。在领导力量上，已经认清楚了单是依靠知识分子团体、民间组织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新的政治组织。
总之，经过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相关的理论著作，青年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益深刻和全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把握也日益精准；经过同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交流，他更加确信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解释；经过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和碰撞，他更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它对于其他思想理论的优越性和适用性；经过对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的亲身实践，尤其是经过对驱张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他已经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些理论都是不合理的，或者是理论上说得通而实践上做不到的。由此，他在思想上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先前信奉过的一系列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越来越把理论的兴趣点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思想结构的主导地位，引领自己思想发展的方向，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
但是，这一切都是理论层面上的，毛泽东在理论研究和思想发展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任何理论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取舍。当他在理论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一个必须经历的环节就是要在实践上验证它，看它是否能够指导自己的实践，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是否能够成为引领中国摆脱积弱走向胜利。由此，毛泽东所亲身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实践开始了。
二 创办文化书社，深入学习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1920年下半年开展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活动，就是创办文化书社，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把握，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实践，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这是他把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初步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导向的思想结构，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第一个尝试，也正是在这个活动的不断发展中，毛泽东自己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加坚定。
（一）创办文化书社之前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之前，在思想上和经验上都经过了认真的准备。
1920年6月，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同陈独秀一起广泛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同陈独秀的会谈，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抱着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离开上海回长沙，开始把这种初步确立的科学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举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广泛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之际，专程到武汉同恽代英会面，向恽代英学习创办利群书社的经验，交流了即将创办文化书社的意见，并确定文化书社同利群书社之间的联系。对于此事，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载的：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易礼容在回忆文化书社情况时特别讲道：“在文化书社之前，恽代英同志在湖北曾经创办‘利群书社’。对新文化运动有影响。”[267]
其实，这不是毛泽东和恽代英的第一次见面。同毛泽东一样，恽代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知名的青年运动的领袖人物，当时在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正如董必武在1936年说过的，当时的恽代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268]早在五四运动过程中，他们二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和相互支持。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互助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主要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进步团体，集结了林育南等一批先进青年。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长沙也创立了一个进步团体即“新民学会”。这两个团体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都是倡导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先进团体。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发展，两个团体之间、毛泽东和恽代英之间的联系逐步建立起来。《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将刊物寄给恽代英请为代售。恽代英通过互助社兴办的书刊贩卖部，将毛泽东主办的刊物特别是他的《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湖北督军王占元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的“六·三”惨案发生后，恽代英撰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将惨案真相公之于世，毛泽东即在《湘江评论》上全文刊载。由此，二人开始神交并相互支持。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运动代表团赴京，途径武汉停留10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并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同恽代英初次会面。恽代英告知毛泽东，他和武昌青年正在酝酿筹建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并就利群书社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等问题与恽代英进行了深入探讨。恽代英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十分关注和支持，当毛泽东将拟好的驱张宣言交给他后，恽代英连夜与互助社、仁社的成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扩大影响。由此，二人相识相知并结下深厚友谊。
1920年2月，恽代英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正式开业。尽管当时恽代英尚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利群书社销售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书籍，客观上成为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许多早期中共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与利群书社有关，如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萧楚女、施洋等。因为恽代英在办理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方面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毛泽东在准备创办文化书社之际，专程到武汉同恽代英见面，借鉴经验。随后，还邀请林育英到长沙帮助办理文化书社和织布厂。不久，恽代英又到湖南的长沙、衡阳等地考察。文化书社建立后，同利群书社的关系非常密切，恽代英和他的利群书社还做过文化书社的担保人，对此，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的第一次营业报告中做了介绍，他写道：“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武昌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269]
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之前，在思想上和经验上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其创办文化书社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办一个一般性的文化书店，而是要办一个具有明确思想导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新思想的阵地，一个集结同志、会聚力量的机构。文化书社日后的发展也真正体现了他的这个意图。毛泽东在1936年的回忆中提到了文化书社的情况：“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270]
（二）创办文化书社的意图就是要传播马克思主义
从事一项重要实践活动的主观意图最能够体现实践主体本人的思想结构和信仰状况。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呢？
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二版刊发了一则《发起文化书社》的重要启事。报纸在“来件”栏刊发时，前面加了一个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事。亟录其缘起如下。”[271]同年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在第七版“新文化运动”栏再发此文，文字略有不同。据当年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的回忆，《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都是毛泽东写的。研究此文的主要内容，能够很清楚地了解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主观意图。
创办文化书社的宗旨就是要在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积弊厚重，思想禁锢，湖南乃至全国都缺乏真正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因此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毛泽东等文化书社同人们成立文化书社，就是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份责任，在湖南乃至全国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任何思想文化都必须依托一定的文化产品，当时湖南乃至全国，之所以缺乏新文化和新思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承载新文化新思想的材料即书报杂志。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为此，文化书社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以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1920年8月25日，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再次明确提出了文化书社的主要工作，就是“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272]文化书社的第二期社务报告中，对于传播新文化的宗旨讲得更加清楚，“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273]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的根本宗旨，那么这里所说的新文化新思想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从根本上说，当时的全中国都缺乏真正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书社所要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想，显然不能从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去寻找，而必须放眼世界，去发掘最先进的、最有生命力的思想文化，即便这种新思想新文化尚处于幼小的阶段。此时的毛泽东因为已经大量地阅读了俄国革命后的新文化，俄国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因此，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新文化就存在于列宁领导下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俄国，“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这枝出现在俄罗斯的新文化的小花，是新文化的代表、方向、核心。
在《文化书社组织大纲》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书社所营销的是“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这里的方向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各种“有价值的”文化作品。所谓“有价值”，就是那些能够给人们提供最新思想、最新文化的东西，而最新的思想文化，不是别的，就是那枝出现在俄罗斯的新文化的小花，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俄国的新文化新思想。虽然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新思想新文化的范畴，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它们推崇备至，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相比，则不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代表新文化方向的，并不是新文化的“那朵小花”。
俄罗斯的新文化、新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1920年8月，俄国十月革命尚不足3年，俄国还在进行艰苦的战争，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还受到各方面的围攻，其前途命运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俄罗斯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文化看作是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看作是引领世界新文化发展的方向，看作是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书社所要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反映了他当时的世界观选择的方向，已经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了俄国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
（三）文化书社的所有制和管理模式是共产主义性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在经济方面所倡导的是公有制的经济，在经济管理方面强调的是一种同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先进的公开民主的管理模式。文化书社的所有制性质和管理模式，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1920年8月2日，毛泽东同易礼容等文化书社的发起人在楚怡小学开成立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该大纲于8月25日在湖南《大公报》刊出。[274]这个大纲清楚地表明了文化书社的所有制性质，即它是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采取了投资人共同所有并进而转化为全社会共同所有的公有制的书社，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书社的经营目的是为全社会服务而不是为了投资人谋私利，书社的管理模式是公开民主的而不是保密的、暗箱操作的。
在《文化书社发起》的最后，毛泽东就确定了文化书社的所有权性质，“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这就告诉人们，这个书社不是哪一个人所有的，而是投资人共同所有的，其目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为了赢利而创设的经济组织，而是为了全社会服务的公益性组织。《组织大纲》的第二条把《发起》中的意思说得更加清晰，一是公有；二是投资人不要利息。同年11月8日、10日，在长沙《大公报》《湖南通俗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再次说道，本社“为社会所公有，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275]
管理方式体现了其所有权性质，文化书社的管理模式体现了它的公共性，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完全民主公开的，同传统的秘密方式根本不同。在内部管理上，文化书社采取的是经理负责制，但是经理必须把书社的经营情况向议事会公开，如毛泽东在组织大纲中所说的：书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在对外方面，书社的营业状况完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体现了它的社会所有制性质，组织大纲的第七条规定，书社的营业完全公开，每月都要将营业的情况公开一次，平时有渴望了解书社情况的人，可以随时到书社或投函询问，而书社则必须详细告知。在第二期的社务报告中，毛泽东对书社的管理方式讲得更明确：“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甚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276]毛泽东他们不仅做出了这样的规定，而且切实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毛泽东就在1920年11月和1921年4月分别做了两次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
（四）文化书社经营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书刊
文化书社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负责同各方面密切联系，他投入了很大精力来开拓书社同当时知名文化机构和文化界人士的联系。据1920年10月份的第一次营业报告资料显示，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文化书社就同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建立了业务联系，得到了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的帮助。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大量引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刊杂志，着力把书社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平台。这个方面从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刊名录中就看得非常清楚。
1920年10月22日，毛泽东、易礼容、彭璜向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递交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277]，该报告在湖南《通俗报》11月6日、10日、11日发表。报告中介绍了文化书社开办一个多月以来的营业情况，列举了书社营销的主要书目情况。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212种书刊杂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八卷一号和二号分别销售165份和155份，《新生活》销售150份，《劳动界》销售130份，都居于销售量的前列。在销售的书籍中，《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以及罗素、胡适的书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等居前列，各有30、40份。可见，文化书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
11月8日、10日，文化书社在长沙《大公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广告[278]，在介绍文化书社经销的重要著作时，列举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旅俄六周见闻记》《科学方法论》《科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心理》《孙文学说》《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以及《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物种原始》《杜威五大讲演》等。在介绍重要杂志时，列举了《新青年》《新教育》《新潮》《少年中国》《新生活》《劳动界》《劳动者》《劳动潮》。在介绍重要报纸时，列举了《时事新报》《晨报》等。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看出，文化书社把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作为宣传重点，它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之一了。
1921年5月刊出的《文化书社销书目录》[279]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据所占比例更大一些。书籍类的有晨报丛书、新青年丛书、共学社丛书、新文化丛书等系列丛书，其中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斯经济学说》、王岫庐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杜师业翻译的《革命心理》、陈石孚翻译的《经济史观》、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张幂飞的《劳农政府与中国》等。杂志类的主要有《新青年》《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星期日》等，这些都是当时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
在第二期社务报告中，毛泽东等所列举的销售最多的书目中，《马克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排在前面；而刊物中，《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少年中国》等马克思主义刊物销售量是最大的。[280]
（五）文化书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
文化书社开办起来后，为了扩大新文化的影响，帮助广大读者接受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书社在湖南各地开办分社，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文化书社在湖南境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81]
早在开办之前，文化书社的组织大纲就已经提出待到一定时机要“设分社于各县”。书社开办不久，1920年11月1日，湖南的《大公报》刊发了《文化书社启事》[282]，其中讲道“各县教育代表及听讲诸君同鉴：敝社为同志共同组织，专任介绍各种新出版物。现为使各种新出版物推广于全省各县，俾多数人有阅读机会起见，拟在各县设立分社或介绍处”。通过这种分支机构的设立，文化书社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对湖南的新文化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久，文化书社还专门制定了《分社简章》。简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了在全省各县设立分社的目的在于“为推广新出版物于全省各县”。在《分社注意》中，强调各分社要按照总社的宗旨，采用社会公有的产权所有制，投资人办理书社乃是为了公益事业，而不是为了赢利，“本社为同志共同组织，投资不退，亦不分红取息”。在分社经营的目的上，明确规定分社是为了搞好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分社销售，宜取宣传主义和劝导手段”。
很明确，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及其分社，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促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文化迅速扩展，促进人们的思想进步。一方面在销售的书刊上进行严格把关，只销售那些能够使人思想进步的书刊，正如《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所说，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刊“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们的思想进步，创造一种新思想新文化，就要尽可能地扩大书社的影响，使承载着新思想的书刊杂志传播到湖南全省，“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象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283]在第二期文化书社社务报告中，对于开办分社的事情更加强调指出：“我们为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本社既欲各县均有购买新书的机会，就非在七十五县都设立分社不可。”[284]正是在毛泽东等的不懈努力下，文化书社开办分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顺利的发展，至1921年3月底，文化书社就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七县设有分社；在长沙也分别在湖南一师、湖南一师附小、楚怡小学、修业学校等设立贩卖部。
文化书社及其分社的开办和顺利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情况的传播。在第二期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文化书社开办以来至1921年3月份，书社里的书刊杂志总是“供不应求”，“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想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285]可见，文化书社开办不久就把新思想不仅传播到知识分子当中，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广大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小册子更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接受。
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当事人，对文化书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萧三曾经写道：“在长沙他（毛泽东——引者注）曾和一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文化书社’——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民主政治的组织，他吸引了某些名流参加这种事业。‘文化书社’在传播新文化书报杂志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成绩。在‘文化书社’里售卖各种进步的，共产主义的刊物。”[286]他在另一个回忆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的一项有很大意义的活动，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文化书社’，在全省大量推销各种新的书报。……这个书社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个书社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287]新民学会的重要成员、毛泽东的挚友周世钊在后来的回忆中，把文化书社称为“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认为“它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288]李维汉指出，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当时毛泽东在湖南所做的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要数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289]时任文化书社经理的易礼容在回忆文化书社时指出，文化书社的工作主要是做新文化传播工作、打开政治局面、做党的秘密联络机关等。在讲到文化书社的任务和作用时，易礼容认为第一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迅速地、全面地搜集国内外新文化书籍、杂志和报纸，并把它送到湖南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学生、工人的手里，使他们逐渐明了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形势”；“文化书社适时地起着传播新思想，帮助群众前进的作用……文化书社在群众中的作用是十分可观的。”[290]
以上情况表明，从主观意图和行为动机上看，文化书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文化书店，而是有着明确方向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载体和平台；从经营范围和营销的主要书目上看，文化书社虽然也销售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书籍，但是其销售书目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俄罗斯新文化的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者它的介绍性书籍，以及当时国内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杂志；从经营的结果和影响的范围来看，文化书社除长沙外还在湖南的7个地市开办了分店，大量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介绍了俄罗斯革命和新政权建设的主要实践，给湖南的知识界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湖南青年，使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文化书社公开地是以一个民间文化机构存在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合法的、中立的、民间身份，使它在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中发挥了更好的作用。毛泽东随后领导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地区的许多活动，都是在文化书社进行的。随着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文化书社不再仅仅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构，而且是建立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机构，是湖南共产党的机关所在地，成为湖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司令部，为建立共产党做了很大的贡献。
三 创办俄罗斯研究会，深入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道路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又同何叔衡、彭璜等一起，联络了长沙的进步知识分子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等共同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宣传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在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扩大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并把一些优秀青年送到俄国留学深造，为中国革命的未来发展培育人才。因此，俄罗斯研究会的创建，也是毛泽东在初步实现思想转变后，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项实践中，他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入，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越来越清楚了。
（一）创办俄罗斯研究会是确定道路方向的重要体现
在创办俄罗斯研究会之前，毛泽东已经对俄罗斯有比较多的了解和研究，已经开始有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倾向。但是，在最后做出选择之前，他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俄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并在实践中检视这些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中国建设像俄罗斯那样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就具有捕捉信息的习惯及能力，对于各种新信息有着惊人的敏感性。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的消息在中国报道之后，他很快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同同学们进行热烈的讨论。但是，毛泽东在长沙对俄罗斯情况的了解毕竟是很有局限性的，信息是不全面的，因此认识也是不够深刻的。
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阅读大量报纸杂志，广泛深入地了解了俄国革命的信息，对俄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重大意义及其对中国的启发等，都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知识结构中增加了俄国革命这个方面的内容。他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认真阅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文章以及众多人的文章，从理论上对俄国革命的实质和意义有了较多的了解，从俄国革命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俄国革命的知识信息逐步深化到思想结构当中，成为分析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参照。由此，在感情层面上，对俄国革命道路和研究俄国情况的作品表示了极大好感。例如，1919年9月5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对于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表示赞同，认为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291]。在《湘江评论》中，他多次谈到俄国革命及其带来的效应，赞颂俄国革命。例如，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就热情地赞颂俄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292]。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在其思想深处，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的信仰并没有确立起来，他的思想尚处于复杂状态，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仅仅是一个方面，并且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方面。相对而言，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更具有主导性意义。例如，在1919年9月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提出要研究的问题中，虽然有俄国问题（第21个问题），但同时关于杜威的教育思想、实验主义等问题，则占有更多的分量。
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思想界的不断解放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先进思想界对十月革命以及俄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宣传和逐渐深入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也逐步传入到中国。除了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外，1919年9月15日，《解放与改造》第2号发表了一个日本作者的长篇文章《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原则的实现》；1919年9月1日，列宁的《俄国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在北京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1919年12月15日《新中国》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列宁著作的节译《俄罗斯之政党》。1920年之后，列宁的著作开始在中国的各类刊物上流行，“散见各报刊的计有：《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俄罗斯的新问题》、《旧制更新》、《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蓝宁之演说》等”[293]。1919年9月至1922年初之间，中国先后出版了列宁的十一部著作。这些情况对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在领导驱张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驱张大请愿遭到失败之后，他对零星改良、合法请愿感到失望，渴望寻找新的出路，探索新的改造中国的方式方法。于是，他开始大量搜集关于俄国情况的资料，“读了许多关于苏联事情”的书籍，对于俄国新政府的运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这对他信仰的确立、世界观的转换、道路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思想结构中，开始把俄国道路看作是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为此，他需要对俄罗斯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1920年2月份，在给好友陶斯咏的信中，他提出了自己留学俄国的想法：“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还考虑，组织一个留俄队，到俄国勤工俭学。并说关于留俄的事情，他正和李大钊商量，为此，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294]。在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他对俄国革命和新政府建设高度评价，并再次谈到组织留俄队的事情，“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295]6月7日，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再次谈到留学俄国的事情，他说，当时和他一起的一些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296]他回到长沙后，就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了一大批湖南青年留学俄国，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
自从在韶山的时候读了日本人中岛端著的《支那瓜分之命运》的小册子之后，毛泽东就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很早就接受社会改良道路，大学期间又接受了激进民主主义的思想，大学毕业后除参与和领导了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外，相继尝试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道路，特别是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领导驱张运动，试图走局部改良、合法请愿的改良主义和温和革命的道路，但是这些道路都被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寻找新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提供的是一个在同中国有很大相似性的国家获得胜利的道路，这对于正在探索道路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由此，更加深入仔细地研究俄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和新政府的实践状况，也就成为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就是他把个人思想发展逻辑进程转化为组织化、集体性实践的重要步骤。
（二）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1920年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同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筹备会议，易培基担任会议主席。会议指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在1919年给中国发来电文，表示要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表达了俄国政府同世界上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亲善之举，这是“前无千古的大变”。在此情况下，中国人应该认真研究俄罗斯新政府的详细情况，考虑如何同新政府进行合作沟通。但是，事实是，中国当时的反应非常冷淡，只有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几个机关做了回复，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理会了。鉴于这种情况，他们认为“俄国事情急待研究”，决定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会议代表们在发言中指出，准备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虽说“注重在国交方面”，但是“俄国的国交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也就是说，包括他们的主导思想，他们坚持的主义，他们实行的各种新政策等，都是研究的对象。宗旨，俄罗斯研究会就是要“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会上，何叔衡代表筹备会宣读了俄罗斯研究会的简章，其主要内容是：“（一）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有三人以上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二）本会会务。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三）本会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四）会内设书记庶务干事各一人。”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四人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员，进行筹备建立俄罗斯研究会的工作。[297]
经过20多天的积极筹备，1920年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召开成立大会[298]。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的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成立大会对俄罗斯研究会的一些重要事宜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在研究会的组织方面，公推姜济寰担任总务干事，毛泽东担任书记干事主持记录和文书事务，彭璜担任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在研究会的活动方式和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个星期天下午在文化书社举行集体讨论会，会员可以自愿参加。在研究成果的发布方面，决定发行俄罗斯研究丛刊，发表会员个人和集体研究的成果。在推动赴俄勤工俭学方面，决定派代表到北京与俄罗斯代表接洽，决定派张丕宗先去北京而后转赴俄国，郭开第在长沙船山学社办俄文班，教授有意赴俄勤工俭学或愿意学习俄语的青年。
以上文献资料表明，毛泽东等创建俄罗斯研究会的目的，就是要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广泛介绍新生的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有关内容，全面宣传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
在创办和领导研究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大量搜集、阅读了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书刊资料，并结合正在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和湖南建团建党实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了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成功经验，宣传了俄国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的重大成就，进一步深化了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在中国革命道路选择方面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299]关于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拉）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300]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世界各国人民都开始觉醒，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历史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历史性新纪元。关于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指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301]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工农阶级支持等几个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关于俄国工农民主政权建设，他写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302]他号召湖南的人民群众，要像俄国的民众那样，积极行动起来，实行人民自治即人民民主。
除了自己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外，毛泽东还把《共产党》上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一些介绍宣传俄国革命和建设情况的重要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推动广大青年学习了解俄国情况。
（三）大力推动湖南青年选择十月革命道路的方向
毛泽东组织和领导创办俄罗斯研究，不仅自己在理论上更加深入地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在实践上进一步验证俄国道路，以对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做出探索和选择，同时也广泛宣传和推广十月革命经验，教育和培养广大青年，为深入进行新的革命实践积累人才。
在发起俄罗斯研究会之际，他就把推动湖南青年学习俄罗斯、赴俄国勤工俭学作为研究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研究会会务的三项主要内容中，第一项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内容，即“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第二项和第三项是派人到俄罗斯考察和勤工俭学的内容，即“派人赴俄实地调查”和“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1920年8月22日，在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前夕，毛泽东的好友、俄罗斯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彭璜就接受长沙《大公报》记者采访，发布《发起留俄勤工俭学》的广告消息[303]，推动湖南青年把注意力转向俄国。他们在消息中对俄国的思想文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俄国之深沉的文学及平等思想的哲学，为欧洲各国所不及”。对新生的俄国政府和社会制度高度赞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英法美等世界大国都争先恐后与其通商亲善；各国的思想文化界和工商界也对新政府高度关注，新闻记者、学者、商人等都纷纷到俄国考察学习。中国同俄罗斯接壤，决不能失去同俄罗斯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中国的青年学生应该“力图向外发展广求知识于世界”，全面深入地了解学习和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俄罗斯精神学术之不可不研究”。为此，毛泽东、彭璜等人极力号召湖南广大青年学生到俄罗斯勤工俭学，考察学习，他们组织发起了“留俄勤工俭学团”来组织这项工作，并拟定在9月份先行派出湖南青年留俄运动先锋队。
在毛泽东和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和支持下，湖南的一批有志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研究俄国的各方面情况，在思想上迅速转向俄国革命的方向，在实践上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这其中，彭璜就是一个代表。
彭璜（1896～1921），字荫柏，湖南湘乡县人，当时是湖南商专的学生，新民学会会员。五四运动中，他思想进步，行动积极，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在毛泽东领导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时，被毛泽东推荐并当选联合会会长，是毛泽东青年时期领导湖南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建党团组织等一系列重要社会实践活动的得力助手和活动骨干，在思想上深受毛泽东的影响。他当时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宣传和解说。
1920年8月27～30日，彭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了《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304]一文，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湖南青年在毛泽东等的带动和影响下，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大力宣传苏维埃政权建设成就的情况。文章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俄罗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对付内部的反对党，对付强权主义的协约国，风驰电击根本改造北冰洋岸的一大块土”，内部的现象日趋和平，劳农的政府，日趋稳固，“俄人的群众心里，都保存有不可抵抗的潜势力”。文章揭示了俄国革命同马克思主义内在联系，号召中国人也应该像俄罗斯人那样，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近来有马克斯的经济学出世，俄国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收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斯经济学的产物”。俄国人已经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指南，已经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中国人也应该向俄罗斯学习，“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文章分析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新特征，认为俄罗斯社会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废除土地私有制；二是各种大企业收归国有；三是公布劳动义务。大致揭示了新生的俄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平等、人民民主的基本情况，盛赞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新开辟出来的“黄金时代”，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文章高度赞扬了苏俄政府废弃不平等条约、否定殖民主义、支持各民族解放的外交政策，认为俄国人硬欲争回自己的平等、自由，同时又很尊敬并希望各国人民均能平等、自由，所以劳农政府的对外方针，一是排斥秘密外交，与各国人民亲善；二是废弃殖民政策，平等对待其他民族。俄国人在这样的外交中传播了一种主义，他们的这种主义就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文章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做出明确论述，认为俄国革命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适应二十世纪的潮流才发生的，是不可根本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级（阶段）”。文章对那些排斥和反对俄国革命道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作了尖锐的批判：“我们中国普通一班官僚武人，总喜欢用‘掩耳不闻’‘老吏断狱’的办法，对于‘时兴’的学说，概斥为邪说，不特自己不肯去研究，还要禁止人家研究他。不知‘时兴’的学说，就是当时群众心理的产物”。文章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中国青年应该到俄罗斯留学，深入了解俄国情况，研究俄国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吸收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
在毛泽东和俄罗斯研究会的推动和帮助下，湖南一批有志青年纷纷到俄国留学，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很快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和优秀干部，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1919年夏，刘少奇在北京考了几所大学，均被录取。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上。这时国内正掀起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他也希望赴法勤工俭学。9月，他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在此，他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这些对刘少奇日后的思想发展和革命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1920年6月，在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后，因为筹措不到去法国的费用，没有办法赴法留学。8月，返回长沙。此时，毛泽东等正在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刘少奇听说可以通过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苏俄学习，萌发了留俄的想法。于是他就同毛泽东的好友、俄罗斯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取得联系。10月，经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任弼时和萧劲光也是经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推荐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后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对此，1950年在追思任弼时的文章《悼弼时》中，萧劲光有过生动的回忆：“有一天，弼时从街上回来，样子极高兴，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得并不多，那里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像我们那样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去学俄文。……弼时同志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79年11月，他在回忆旅俄支部活动情况时说得更明确，他说：“1920年暑假，我和周昭秋、任弼时、胡士廉、任岳、陈启沃共六人，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由长沙坐船去上海。那时，我们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不久，毛泽东同志是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我们是通过在船山中学学习的伍岳，找到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后来也是通过他办手续去上海的。”[305]
就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经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推荐到上海学习。1921年夏初，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他们与罗亦农等一行十几人从上海出发到俄国留学。显然，一大批湖南青年赴俄罗斯留学并最后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和优秀骨干，同毛泽东在长沙从事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活动是很有关系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才得以知道赴俄留学的信息，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介绍推荐到上海学习而后到俄国留学。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所说：俄罗斯研究会“对于引导湖南地区进步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俄国革命经验起了推动作用”。[306]
四 创建党团组织，把个人信仰上升为组织化实践
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在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在酝酿党团组织的创建问题。正如李维汉后来所回忆的，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307]特别是到了1920年11月，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投入巨大精力从事的另一件极其重要的活动，就是组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要步骤，把个人信仰转化为组织性活动、把局部的小型组织活动转化为全国性的政党性活动的重要环节。在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毛泽东把青年团创建同党组织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重视把它们建设成为一个服从共同信仰的政治团体，一个遵循同一主义的同志团体。
（一）呼应北李南陈，积极开展建团活动
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吴廷斯基等来到中国，其主要目的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吴廷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就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等进行了多次讨论。在李大钊的推荐和介绍下，他又到了上海同陈独秀见面，共同商谈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于是，在1920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和上海的陈独秀分别在北南两地开始着手建党活动。在建党活动的过程中，他们都把建立青年团活动作为重要的步骤。毛泽东在长沙开展的建团建党活动，同李陈的南北建党密切相关，是对北李南陈的积极呼应。
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开上海之前，同陈独秀进行了深入交流。虽然现在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表明，陈独秀当时已经同毛泽东讨论了他正在秘密进行的建党和建团活动。但是，从随后不久的行动来看，陈独秀的这些活动以及诸多想法，应该是同毛泽东有过交流的，陈独秀也许曾指导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开展建党和建团活动。即便当时面谈时没有明确的指示，但很快陈独秀就通过信件等渠道把自己正在进行的活动同毛泽东进行了沟通，而毛泽东则积极开展活动，呼应陈独秀的活动。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同陈独秀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保持经常性的通信联系。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领导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毛泽东就得到了这个信息，1920年9月10日晚，他就在第一师范同积极追求进步的学生张文亮谈话，安排他马上同陈独秀取得联系。次日，张文亮就给陈独秀发信，请他介绍俄国的情况，并寄来进步书籍和有关资料。在接到张文亮信件后，陈独秀很快就给毛泽东寄来了上海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关资料。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在北京领导创建了青年团组织，并同毛泽东取得了联系。10月份，毛泽东先后收到了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可见，在建团问题上，毛泽东同北李南陈之间的联系紧密，行动协同。
在接到北京和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之后，毛泽东就着手在湖南积极开展青年团的创建活动，从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发展团员。到1920年10月，毛泽东已经发展张文亮、彭平之、柳直荀、陈子博、肖述凡、夏曦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协助他创建团组织。张文亮在那个时期的日记中多次记载毛泽东安排他联络同志、创建团组织的情况。
经过积极认真的筹备，正式成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在1920年11月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成立大会。11月下旬，陈独秀给他回信，告知将来长沙参加大会。1920年12月2日，毛泽东通知张文亮这个消息，并叮嘱他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章和《共产党》月刊等材料准备好，以备开成立会时用，等陈独秀到长沙就正式召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后来，因为陈独秀从上海乘海船直接奔赴广州，不能来长沙，这个大会延期举行。1921年1月13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召开，此时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毛泽覃、郭亮、肖述凡、夏曦等16名团员，毛泽东任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的青年团员发展到39人，是全国青年团员人数多的地区之一。在毛泽东的带动下，除长沙外，湖南其他地方的青年团建设也逐步展开，衡阳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到1921年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以蒋仙云等组织的先进社团“心社”的全体成员都转为青年团员，与此同时衡阳省立三中、三甲工、三女师都相继建立了团的组织。
（二）注重寻找真同志，创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
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之时，正是毛泽东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他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遭遇到了实践挫折的时期。他已经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最为有效的行动指南，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和世界，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性的政治组织来领导，单靠一般的学术组织、群众组织是不行的。为此，从着手建立团组织开始，他就高度重视团员质量，多次强调一定要寻找和团结“真同志”，创建一个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革命青年的团体；同时，他非常注意在广大青年团员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他们提供马克思主义书刊，帮助他们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致力于把青年团建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
当时在湖南一师读书的张文亮，是毛泽东最早发展的青年团员之一，也是他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助手。毛泽东的建团思想和步骤在他的日记中有多次记载，仅192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就有6次记录[308]：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这些简短的记录以及毛泽东领导创建团组织的实践，清楚地显示了他在建团问题上的一些重要主张和突出特点。
一是高度重视团员的理想信仰统一性和坚定性，注重寻找和聚合“真同志”，把青年团建成一个以改造中国为职志的革命青年组织。他在同张文亮的谈话和通信中特别指出，青年团的根本宗旨就是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也就是要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以此为目标的团体，就不能是一个信仰不一、主义多元、目的不纯、行动分散的一般性组织，而必须是真正的建立在理想信念统一基础上的志同道合的政治组织。为此，他反复强调要寻觅“同志”“注重找真同志”“多找真同志”“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致力于把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基础、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革命青年的政治团体。
二是高度重视团员的理论素质和政治素质，注重提高团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理想信念的教育，致力于把青年团打造成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优秀青年组织，为组建共产党准备后备力量，使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基础。如上所引，毛泽东在创建青年团、发展团员的过程中，不仅要求这些团员认真学习共青团的章程，按照章程的要求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而且还给这些青年送来《共产党》月刊等杂志，要他们学习和研究，帮助他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了帮助青年学生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毛泽东还在湖南一师指导萧述凡、郭亮、夏曦等进步青年组建了“崇新学社”，采取出墙报、搞演讲等形式，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309]
三是高度重视共青团的发展质量，强调要稳步健康而不能盲目仓促发展。在团组织的创建过程中，他不是盲目地追求数量和速度，而是强调稳健的、有步骤的发展，特别注意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稳步发展的方针。他反复强调团组织的建设要把基础打牢，“只宜从缓，不可急进”，要分步进行，把研究和实行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把提高团员青年的思想认识、理论素质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不同，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创建组织扩大规模而忽视质量，成员中的思想信仰非常复杂，信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的都有，正因为如此，到1921年5月不得不宣布解散，之后到了11月份才又逐步重建。
领导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这项活动，他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开始致力于把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自己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开始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上升到组织化的实践当中。正因为这项活动在其思想转变当中的重要性，他对这项活动始终记忆犹新。1974年秋，已经81岁的毛泽东还在长沙九所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当年建团的情况，他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三）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把个人的超越性格提升为改造社会的行动，把爱国主义的情感提升为救国救民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实现的转变。但是，怎么样来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信仰，毛泽东从大学期间就一直在探索和追求。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法宝，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是，一个新的飞跃就必须完成，这就是要把个人的信仰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信仰和目标。但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绝不是单个人的，而必须是组织化的实践，是团体的自觉的集体的实践。为此，就必须形成以信仰和主义为轴心的同志联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自觉，毛泽东在1920年秋冬之际，特别是在湖南自治运动受挫之后，大力投入到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活动当中。毛泽东领导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共产党组织，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蔡和森的影响是推动毛泽东在湖南创建党组织的重要力量。早在1918年7月，刚刚到北京不久的蔡和森就已经有建立列宁式的共产党组织的意思，他向毛泽东提出，要在3年左右的时间，把新民学会建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他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像列宁那样改造中国和世界。[310]当然这个时候蔡和森的思想也不明晰，而只是从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中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等，毛泽东更缺乏这样的认识，他们都不可能有建立共产党的自觉意识。到法国之后，蔡和森在很短的时间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作深入的研究，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1920年5月和8月，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谈到了共产主义学说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认为这件事关系甚大，要毛泽东早有所准备。[311]毛泽东读到蔡和森的信件，正是他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他很快投入到建党实践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以及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创建党组织，是推动毛泽东开展建党活动的又一极大的外在推动力量。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成员有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陈公培、李季等。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出版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成立上海党组织之际，陈独秀就有意识地准备推动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因此他当时领导拟定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计划在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为很快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做准备。对此，周佛海有过记述：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312]上海党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很快就委托毛泽东在湖南组建党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经提到过陈独秀同毛泽东通信研究建党问题。他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因为毛泽东从五四运动后就积极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长沙是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陈独秀一开始就把长沙列入了建党计划之中。11月间，陈独秀、李达致信毛泽东，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等文件寄给毛泽东，随后还寄来了上海党小组的刊物《共产党》月刊等。毛泽东在收到来信后，接受正式委托，在湖南筹备成立党组织，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当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以高度的自觉，积极地从事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其内在的动力还是来自于毛泽东自身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毛泽东在自己探索的过程中，对于建立政党组织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早在1915年，他就意识到了团体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在杨昌济等的指导下，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追求知识和思想的进步。1918年4月，他约集了一批兴趣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毕竟只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兴趣和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学术性团体，而不是一种以主义为纽带、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性组织；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过程中，尽管新民学会的政治性日益突出，但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缺乏信仰和主义的联结，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性的政党组织。
经过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创建政党组织的重要性。1920年2月，他在给陶斯咏的信[313]中，已经初步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性团体的思想。他提出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建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像1918年成立之时所追求的个人道德修为的学术性团体，为此目标，学会的成员要共同研究，共同准备，共同破坏，共同建设，形成“联军”共同作战，减少“各自为战”的“浪战”。这就是说，他已经筹划要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更加具有思想统一性、团结战斗性的先进政治团体。
到了1920年的11月，随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日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益坚信，像新民学会这样的学术性团体已经难以承担起信仰和主义团体的职能，必须成立新的政治性团体组织，建立符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的政党组织。正如他在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所明确指出的，必须建立以主义为核心的组织，而不仅仅是一种感情的结合，他说，“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314]
这种以主义为核心的同志团体，就是他正在组建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大约在11月间，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大会召开之时，毛泽东虽然已经在着手建党，但是他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并没有谈到建党问题。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他简单提到了建党问题，他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315]
通过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实践，毛泽东把初步确立的信仰付诸实践，使爱国主义从情感的层面上升到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性的、有方向的、改造中国的现实运动，使原来的混杂的、缺乏主导方向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转化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合理配置的思想结构，使原来的处于个性层面的超越性性格和以修身储能为目标的知识积累过程转化为从根本上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行动。环境与主体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互动关系转换为有科学理论指导的良性发展、前进上升的过程。这个实践本身也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从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完全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方向实践走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这种实践的特点，是一种主义的实践，信仰的实践，组织的实践，而不再仅仅是学术的实践，道德的实践，个人的实践，呈现出同以往实践不同的鲜明特征，这就是，方向更加明确，中心更加突出，目标更加明确，理想更加远大，步骤更加有序，方法更加科学，对策更加合理。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进一步确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理论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初步实现科学信仰向现实实践的跃升。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