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及其实践挫折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说过，他在上海同陈独秀深入讨论过自己组织湖南建设协会、改造湖南的计划，谋划回到长沙后领导湖南独立运动，“一九二〇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上领导他们。”[317]这次“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的活动，就是他所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这次政治运动实践在青年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极其重要的大事件。
（一）从领导驱张运动转入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
1920年6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张敬尧终于被赶出湖南。驱张运动结束之后，湖南的局势向什么地方发展，成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湖南有识之士思考的重要问题。从6月中旬开始到7月中下旬，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稿，相继提出了“湖南建设”“再进一步”“湖南改造”“废督运动”“建设民治”“人民自决”等主张，自觉地从领导驱张运动转入了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
早在3月份，驱张运动有望结束之时，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驱张之后的“湖南建设”问题。他和彭璜起草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318]，分别寄送给黎锦熙等名流学者以及萧子升、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征求意见。他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湖南的发展，“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为此，他从军政、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关于驱张之后“湖南建设”的基本纲领，特别是从机构设置方面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筹备建设各县最小区域之真正人民自治机关，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但是，这里提出的自治主张尚缺乏宏观规划和深刻思考，只涉及了微观的机构设置问题。
6月中旬驱张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在总结驱张运动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自己对湖南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思考。
6月11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319]一文指出，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结，“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在此，他把“废督”和“民治”作为湖南进一步发展的核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废除封建军阀统治；二是建设人民民主。应该说抓住了当时湖南发展的要害。文中，他把湖南问题放在全中国的总体框架中思考，认为在中国无法进行民治总建设的情况下，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决，最后统合起来实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湖南要通过废除军阀统治和建设民主政治为全中国带一个头，先干起来，推动其他各省的发展。如果说，驱张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尚只是在湖南范围内思考问题的话，那么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从根本改造中国的高度来思考问题了。所以，从湖南自治运动发起之际，毛泽东已经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重要环节了。
6月18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320]一文指出，虽然张敬尧走了，但阻碍湖南人民自决的人还有，因此必须为湖南人民的自决自治继续战斗。怎么战斗呢，就是要来个“连根拔起”“摧陷廓清”，进行“根本解决”。他继续6月11日文章的思想，把湖南问题同全国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湖南局势绝不仅仅是一个湖南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因为整个中国都处于社会腐朽、民族颓败的状态当中，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全国人民的责任，全国人民应该觉悟起来，而湖南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就是要恢复人民的自由。
6月23日，他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曾毅[321]，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中国二十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门罗主义式的自决自治，“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他要求打着“湘事湘人自治”旗号的谭延闿、赵恒惕政府，遵守自决主义，遵守民治主义，确保湖南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随后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之后关于湖南自治的一系列主张，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7月20日，他代表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全体学生终止罢学宣言》。宣言说，“现在湘局，虽侥幸解决，但来日方长，种种均待整理”。“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着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322]在这里，他已经提出在随后开展的自治运动中要改变驱张运动中的合法请愿的斗争方式，而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当然，后来在运动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合法请愿的方式，而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合法请愿在封建军阀统治之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指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乘势发动与快速发展
1920年7月下旬，谭延闿发出自治通电之后，毛泽东等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乘势发动并推动湖南自治运动的快速发展，短时间内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
7月22日，谭延闿为防止直、皖、桂、粤各系军阀势力进入湖南，同时也为了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驱张，本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323]。也就是说，主张以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民选省长，实行湖南自治。由此，官方的湖南自治运动公开启动。
当然，谭延闿所公开提出的“湘人救湘、湘人治湘”的自治活动，同毛泽东所追求的人民自治在目的上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等谋求的核心是“民治”，即人民自主自治，而谭延闿实际上是假借自治的名义，维护自己的军阀统治。尽管如此，如果能够利用谭延闿搞“湘人治湘”的活动，通过合法的、“无血革命”的途径达到推动湖南人民自治的目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湖南自治运动当中。从9月初开始，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起草了多篇文件和请愿书，提出了湖南自治的基本主张，引导自治运动的发展方向，组织了一系列相关的群众性活动，力图使这项运动达到理想的结局。[324]
9月3日，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他自6月份以来一直主张的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思路，大胆地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倡议，喊出了“湖南共和国”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帝国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所谓“大国家”的殖民地政策，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带来的世界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以作为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借鉴。9月5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继续阐述“湖南共和国”思想，认为四千年的大中国，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为没有基础。“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湖南要先做起来。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高度评价和积极呼应。9月6～8日，《大公报》发表了彭璜的《“湖南共和国”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325]一文。文章在毛泽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湖南的建设问题，第一是要建设一个国而又是共和国；第二是要建设一个共和国而又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湖南共和国，一方面是要注意全体人民的幸福，是谋最大多数的福利而不是少数人的幸福，绝不是要提倡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要提倡人民的自动自主自决自治，打破政治上少数人的统治，而实行人民的民主。这样的共和国，既要铲除中国式的军阀武力主义，也要预防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坚持独立与合群的精神，坚持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
9月5日，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发表了《湖南“门罗主义”》一文。次日，毛泽东在该报发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加以呼应。认为湖南的农、工、商、学等最大多数人民是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但如果实行公民总投票，票箱掌握在少数反对者手里，“湖南们罗主义”还是不能实现。所以要把票箱拿在最大多数人的手里来，也就是说要实行人民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为了进一步阐明建设湖南共和国的思想，他又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认为，几千年来，湖南由于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为此必须先实行各省人民的自治，最后再发动全国的彻底的总革命。
短时间内，《大公报》开辟“湖南建设”专栏，毛泽东、龙兼公、彭璜等相继发表了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在湖南乃至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思想界、政治界开始密切关注湖南自治运动发展的情况，梁启超、熊希龄等也表示支持。湖南各地特别是长沙民众对湖南自治也抱以极大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谭延闿等也不得不开始行动起来。
9月13日，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召开“自治会议”，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议会即以“民意机关”自居，组织“自治研究会”，紧锣密鼓地开始自上而下地启动湖南自治。但是，谭延闿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企图官办自治、包办“制宪”的阴谋，同毛泽东等主张的人民自治是背道而驰的。尽管如此，因为官方的启动，自治运动在客观上更加蓬勃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参与自治运动的热情十分高涨，借势把自治运动发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机会已经出现。对于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人来说，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传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理论水平，未尝不是一次重要的机遇。
就这样，一方要借助“湘人治湘”的所谓自治来巩固自己的军阀统治；另一方则要借助真正的“人民自治”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探索改造湖南和中国的道路，双方都打着同一块牌子，客观上把自治运动推向了高潮。但是，内在的冲突必然要爆发，而一旦这种冲突公开化，自治运动本身必然会发生重大的逆转。
（三）两种自治思路的斗争及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实践挫折
9月23日，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制订一部宪法会议组织法，根据这个组织法来召集制宪会议，使其包办制宪的阴谋披上合法的外衣。这正是毛泽东所讲的，少数人要左右多数人，统治者总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缺乏政治权力，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
虽然因为舆论的反对和湘军自己的内讧，制宪会议没有开成。但是，毛泽东已经越来越看清楚封建军阀强奸民意、控制自治运动的企图。为此，进一步明确自己关于湖南自治的基本主张，揭露封建军阀的政治阴谋，引导自治运动向着正确方向发展，就成为必须要认真做好的事情。于是，他又发表多篇文章，并同龙兼公等一起发表请愿书等，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阻止谭延闿欺骗群众和舆论、借自治之名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图谋。
9月26日，他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一方面强调必须把“自治”落实到实践上，“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这实际上就是要从舆论上逼迫谭延闿政府在实际上推动自治运动。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湖南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而不能是由统治者官办的自治，“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这实际上就是对谭延闿控制政治权力、强奸民意情况的揭露。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对合法斗争仍然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他明确说自己更多地要从事促进的活动，而不是实际建设的活动。
为了突出地强调湖南自治必须要坚持人民自治而不能搞少数统治阶级包办，毛泽东连续发文阐述这个问题，并揭露谭延闿的阴谋。9月27日，他发表《释疑》一文，再次强调湖南自治必须要靠人民群众来进行，而不能靠少数人来垄断。他站在人民自主的立场上明确指出，那种认为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情、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他以十月革命后俄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情况作为例证，号召湖南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员、士兵、警察等都积极行动起来，自觉承担起湖南自治的历史责任。9月28日，他发表《再说“促进的运动”》一文再次强调，湖南自治不是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便可以实现的，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是绝对不行的。这实际上就是公开批判谭延闿这些官僚、军阀、绅士，冒自治之名、行控制之实的做法。
随着两种自治主张之间斗争的日益激烈化，公开的冲突就难以避免了。9月30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把两种不同自治主张的冲突公开化。为了掩盖自己假借自治之名推行军阀统治的政治阴谋，谭延闿采用偷换概念的做法，以“湘人治湘”取代湖南自治。毛泽东在这里公开指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而不是民治，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而毛泽东等人所坚持的“湘人自治”，则是要求乡、县、省各级政府完全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实行民选，人民依靠自己民主选举出的管理者来管理社会。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对于“湘人治湘”的说法，要坚决反对。
正因为毛泽东等的人民自治主张同谭延闿的“湘人治湘”有着本质区别，而毛泽东等的主张又在舆论上占了上风，骑虎难下的谭延闿只好采取拖延的手法，阻止湖南自治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龙兼公等采取新的方式和对策来推动运动的发展。10月5日，长沙各界代表10多人召开自治运动联席会议，研究湖南自治问题。会议发起人刘寿康提出，必须坚持完全由人民动议、人民制宪，龙兼公和毛泽东当然是赞成这个提法的，但是考虑到缺乏经费支持，湖南自治运动又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一定要尽快进行，自治宪法一定要在最短期内制订实施。他们采取了更加策略的方式，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同时又参与制订组织法和宪法，确保自治达到完满的目的。当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3人提出，匡日休、朱剑帆、陶毅、何叔衡等377人签名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建议书为了推动谭延闿尽快进行湖南自治，把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等都称之为“革命行动”，把他组织的政府称为是“革命政府”，主张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选举，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和各级自治机关，建设一个“新的湖南”。在建议书的最后，毛泽东等再次强调，湖南自治必须要做实际的而不是空头的运动，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全自治”而不是不痛不痒的“半自治”。当然，从这个建议书也可以看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自治运动领导者，仍然不得不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谭延闿政府上，虽则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但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同时也还抱有一些改良主义合法斗争的幻想。
建议书发出之后，毛泽东等人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宣传鼓动转向召集群众集会、发动请愿活动等方面，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推动湖南自治的实现。10月6日，湖南省学联发出致各团体和各学校的公开信，邀请各机构选派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并订于10月10日举行市民游街大会，发动民众自觉，推动政府召开制宪会议，早日实现湖南自治，建设新湖南。10月7日，毛泽东等召开省城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到会各界代表60余人，会议先由学联负责人彭璜报告有关情况，之后陈家鼐、谭信一、毛泽东、杨绩荪、龙兼公等相继发言，会议着重商讨“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会和请省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等有关事宜，同时讨论了拟呈请省政府颁发施行的宪法会议组织法和选举法要点；会议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以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名义呈省长的请愿书。同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号召广大市民积极行动起来，承担起自治运动的责任。
10月8日，湖南省教育会举行关于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各界建议人大会，参加代表400余人，公推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10月10日，在省教育会坪召开自治运动大会，会上宣读了《请愿书》。会后，长沙各界约两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市民游街大会。游行队伍行至湘军总司令部时，要求谭延闿接见递交《请愿书》。面对群众的要求，谭延闿表面上逶迤应付，向代表允诺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但是，他根本不愿意真正搞人民自治，而仍然坚持官办自治、包办制宪的主张，并准备对毛泽东、彭璜等人加以制裁。恰好，当群众游行队伍经省议会时，由于广大群众对省议会包办“制宪”的做法强烈不满，队伍中就有人将省议会的旗子扯下。谭延闿、赵恒惕等便以此为借口，制造谣言说这是毛泽东干的，警察厅还将毛泽东召去诘问。为此，12月3日，毛泽东以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名义致函省警厅进行澄清，他在信中明确说：“一，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二，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泽东为新湖南之自由民，除依法律，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326]
会议召开了，群众游行组织了，请愿书提交了，谭延闿也答应了，制宪会议似乎可以如期召开了，湖南自治似乎可以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期望进行了。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拥有军事实力的封建军阀不可能拱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让出自己权力。10月21日，由军阀政府控制的自治期成会等召集各公团联席会议，会上自治期成会等六团体仍提出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坚决抵制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公开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毛泽东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在封建军阀的破坏下宣告失败。[327]
从以上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20年下半年投入很大精力所组织和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革命运动和改良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交合，具有两面性的特征[328]。一方面，自治运动在总体上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重视人民大众的革命作用，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力求依靠人民大众对湖南和中国进行彻底的、总体的、根本性的改造，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在革命对象、主体力量、发展道路等方面，具有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色彩。另一方面，对封建军阀仍然抱有一定的幻想，对改良主义道路没有彻底放弃，渴望通过和平的、不流血的、“呼声革命”式的舆论批判、集会游行、上书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借助自上而下的、一点一滴的、渐变式的改良积累，最后实现总体的、全局的社会改造；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打破统一、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隔离封闭发展的、世外桃源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正是因为运动本身的这种两面性，使得这次运动虽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就实现对湖南和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的运动目标来说，不能不说是失败了，毛泽东第一次真正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实践遭遇了重大挫折。而运动本身的这种两面性，同当时毛泽东正处于急遽转变过程中的思想状态是分不开的。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分析的内容。
二 根本转变前夕的思想矛盾
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虽然已经基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但是思想中社会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因素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对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还有些犹豫不决，对谭延闿等封建军阀仍抱有一定幻想，还期望通过和平的、不流血的、来自上层的改良。当然，马克思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因素的地位，社会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彻底转变前夕毛泽东思想结构中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将会在不久展开的思想清算中得到解决。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实践运用
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启动之际，毛泽东已经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其成为彻底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进程正在急遽推进。尽管此时他尚未完全摆脱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时还闪现在他的理论当中，在影响其理论纯洁性的同时影响着实践的决策，使自治运动本身显示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和基本原理已经越来越突出体现在他的理论表述当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越来越成为他分析现实问题的根本指导。如果说我们在上一章论述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建团建党、改造新民学会等实践，是他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组织、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活动，那么，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说，则是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初次尝试。
第一，运用实践与理论辩证关系的理论指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
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尽管也有“知”和“行”的概念，但是“理论”和“实践”从话语的角度则是引入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如果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述规范，则很难在理论表述中熟练运用这一对概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关键问题，属于世界观方法论的层面，能否科学准确地把握二者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尺度。
1920年9月26日，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的头一段，不仅准确地使用了理论和实践这一对概念，而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准确地把握。他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他结合湖南自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指出：湖南自治运动，固然要从理论上加以鼓吹，加以推究，以提高湖南人民的觉悟、兴趣和勇气，“但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当时，经过毛泽东等人在理论上大力宣传，很多人已经在认识上、理论上明白必须进行自治，但缺乏实际的行动，因此最急切的就是要把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理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自治实践。
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就以很大的兴趣、投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湘江评论》中，他已经提出过“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329]的论断，但那时的论断更多是从批判旧思想的角度所做的批判性论述，而不是从阐述新思想的角度所做的正面的表述，更不是对原理的实践运用。经过更加深入的理论学习之后，毛泽东已经比较熟悉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并把这些观点用于分析现实问题和指导实践了。在这里，他就不仅正面阐述了理论必须同实际相结合，必须用实践来实现理论的目的，而且把这个基本原理用于分析和指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实践发展。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思想飞跃的重要体现，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把握和实践运用的重要体现。
第二，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分析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得到快速传播，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需要通过与各民族的实践相结合以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目的之外，更重要的则是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有一种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内容是唯物史观。为此，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想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点引进和学习的内容，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它也就自然成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学习、宣传和应用的重点。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就运用这个原理来分析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
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毛泽东对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发展作了初步分析。他指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330]这就是说，政治制度、政治机构都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在其之下乃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就如高楼建于沙渚之上，政治上层建筑就必然不稳固。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中，他说得更直接、更清晰：“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
在这里，他所用的概念基本上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概念，阐述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他用这个原理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做出分析之后，明确提出要打破缺乏基础的大国家，通过建设众多的小国家来打牢基础，经过长时间发展之后再从事全国性的总建设。尽管毛泽东所提出的结论未必合理，但是他在这里能够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指导现实实践的发展，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的。
第三，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贯穿到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实践当中。
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之一。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已经抛弃了他曾经坚持的“圣贤救世”的唯心史观，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对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主张人民自治，实行人民民主。
改造中国是毛泽东当时的重要主张，那么改造中国的承担者即历史创造的主体是谁呢？毛泽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是全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官僚、军阀等统治阶级。在6月18日发表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他就论述道：“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331]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是改造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运动的主体也必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治运动的重大问题上，应该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做到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中，他明确提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自治运动中的决策和主张，如果不是由他们来决定，就必然会出现种种弊端。为了防止这些弊端，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将票匦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这个“最大多数党”就是生活在湖南的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教员、兵士、警察、乞丐等。
如果不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不实行人民自治和人民民主，而只是由少数统治阶级来包办自治，这种所谓的自治运动必然是虚伪的、骗人的把戏。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中，他针对谭延闿官办“自治”、强奸民意的情况明确指出，湖南自治必须是人民起来进行的自治，而不能是由统治者官办的自治：“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在《再说“促进的运动”》一文中，他再次强调，湖南自治不是少数统治阶级想办就能办好的，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自治运动根本不可能成功。事实也正是这样，湖南自治最终不了了之，就是因为人民不能当家做主，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左右了政治运动。
既然自治运动的主体在于人民群众，就必须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与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他在《释疑》一文中，批判了那种认为人民群众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参加政治活动的论调，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明确指出，那种把政治看作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是“大错而特错”的。针对人民群众当中一些人认为自己不懂得政治法律、对湖南自治问题就不敢出来说话的疑虑，他鼓励人们：湖南自治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每一个湖南人都有权参与，“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第四，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批判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
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敏锐地发现了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特殊重要性。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就明确写道：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332]1905年11月，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小传》中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她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源以及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途径，“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333]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给予充分说明，他在简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论三个组成部分之后明确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34]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阶级斗争理论都高度重视，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观点。毛泽东自己在1941年还形象地说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抓住了“阶级斗争”这四个字。[335]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用他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时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他们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则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中国社会现状是“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造成这样局面的重要原因不在于别的，就在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政客、军阀等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另一方面对外则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这些“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据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336]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以谭延闿、赵恒惕等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故意混淆“湘人自治”和“湘人治湘”，以“湘人治湘”来取代“湘人自治”，包含着罪恶的阴谋即毛泽东讲的“不少的恶意”，这就是为了继续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阻止真正的人民民主即“湘人自治”。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根本要反对”湘人治湘的滥调。
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在国内压迫被统治阶级，在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把其他国家民族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中国就是这种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灾区。在当时的国际世界中流行着一种帝国主义侵略的谬论，即“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揭穿了这个谬论的实质，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进行内外统治的理论体现，其实施的结果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在国内压迫弱小民族和被统治阶级，在国外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残酷掠夺。“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他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带来的世界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当然，毛泽东把中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视为殖民地模式，是不正确的。
面对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镇压及其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广大劳动群众只有奋起反抗，通过社会革命打破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对现存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才能解放自己。在自治运动发起之际，毛泽东就号召人民起来，承担起创造和发展历史的责任，将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框架“连根拔起”“摧陷廓清”，进行彻底的革命。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要真正实行人民自治，但他遇到的现实却是，以谭延闿、赵恒惕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垄断宪法制定权，剥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力。为此，他特别指出，如果自治运动中的重要决策，“不出于农人，不出于工人，不出于商人，不出于学生，不出于不管事的老少，就是不出于最大多数人民。而独出于非农非工非商非学非不管事的老少之无职业最少数的人”，这样的局面绝不是真正的人民自治，其结果必将还是少数人控制了多数人，还是统治阶级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这种社会制度必须打破，必须要把象征统治权的“票匦”转移到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手里来，也就是通过“根本解决”式的彻底改造，在打碎旧的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将国家的统治权收回到人们自己手中，创建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新制度、新政权。
（二）俄国革命经验的初步总结和实践借鉴
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信息传到中国以后，毛泽东就对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道路抱着极大的兴趣。第一次赴京期间，他亲自聆听了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熟读了李大钊分析十月革命经验的文章，大量阅读了有关十月革命的资料，对于俄国革命的理解不断加深。在《湘江评论》中，他已经较多地关注与俄国革命及新政权建设的有关信息，对俄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做出了高度评价。但是，俄国革命毕竟是发生在中国以外，它的基本经验是否可以在中国推行，俄国革命的模式是否可以转化成为中国革命的实践，这些都不是仅仅可以在理论上说得清楚的，必须要在实践中才能够有所证明。实事求是地说，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尚未真正亲身从事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实践。因此，他们关于在中国实践俄国革命经验的有关论断，都还是一种根据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需要而推理出来的结论，尚待进一步的实践检验。而正是在此时，毛泽东却切切实实地领导了一场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色彩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当时他已经初步实现了思想结构的转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开始成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因素，并开展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也是毛泽东早期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组成部分。在这场运动中，他结合自己正在从事的革命实践，进一步深刻理解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初步总结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并试图把这些经验贯穿到实践当中。
第一，结合世界大格局和中国历史现实，进一步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毛泽东对湖南自治运动的历史根据和世界背景作了概括分析。在谈到自治运动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时，他专门用了一整段文字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带来的世界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在阐述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变化的同时，指出了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拉〉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在这里，毛泽东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俄国革命，而是从世界格局大变化的角度，阐明了十月革命所带动的整个世界格局的历史性变化。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伟大胜利，世界各国人民都开始觉醒，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帝国主义的链条被切断，帝国主义大国统治世界的格局被打碎，这是一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新纪元。这个历史性的纪元，对于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进行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世界环境，对于毛泽东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二，结合中国时代环境和湖南自治的革命实践，初步总结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
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从推动中国根本性改造，实现彻底的总体性革命的角度，结合湖南自治运动的现实实践，对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作了初步分析。他指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进性和革命斗争性，抓住了有利的历史条件，进行充分的主客观的准备，充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等。他写道：“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分析，虽然文字很简短，但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党员先进性、工农阶级支持等几个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做理论上的分析，而是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任何外来的理论和经验，即便是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生吞活剥地引入到本土实践当中，而必须结合接受地方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从一开始接触并希望借鉴俄国革命经验之时，就已经显示出了这样的理论特色和思考方式。他在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统治状况、政治实践特点等之后，明确指出中国的情况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决不能直接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指出：“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能够像十月革命那样，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不可能那样，因此必须走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在这里，虽然毛泽东的结论不完全正确，他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尚有一些犹豫不定，但是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待十月革命经验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他在日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对于苏联经验的做法，就体现了这种方法和态度。
第三，结合湖南自治的具体实践，力图把俄国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当中。
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等所遭遇的阻力是很大的。一方面，谭延闿、赵恒惕等封建军阀力量竭力阻止毛泽东等所主张的人民自治，他们阻止人民自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下层民众缺乏知识，不懂法律，没有能力从事自治运动，必须要由统治阶级即他们自己以及那些他们控制的所谓法律家们来代替人民制订自治法，实行官办自治，以达到他们借自治之名行军阀统治之实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的统治，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很大的误区，认为“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而自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缺乏独立自主的自治能力，不敢对自治问题发表意见，从而把本属于自己的民主权利交给统治阶级。为此，毛泽东专门发表了《释疑》一文，来消除广大工人、农民的这种疑虑和不正确的认识。
在这篇文章中，他先是借中国古代的事实为例指出，“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再以西方国家现实为例指出，“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以此来教育广大工人农民群众，政治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事情。人民群众完全有资格、有能力从事自治。
特别是，他以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例，以事实为依据告诉广大群众，自治应该由劳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而不应该由少数统治阶级来包办，湖南自治应该像俄国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假借自治之名对广大群众进行统治的工具。他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他号召湖南的人民群众，要像俄国的民众那样，积极行动起来，从事人民自治运动。“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里力求用俄国工农民主专政的事实作为榜样，来教育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增强他们从事自治运动自觉性和信心的同时，把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实践运用推广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在思想方向上已经基本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已经明显地倾向于（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思想上彻底转变的时刻即将到来。
（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余光残留
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正处于毛泽东思想清算和彻底转变的前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占据了其思想结构的主导因素地位，决定着其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深处仍然残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要素，这些思想虽然已经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积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既不能刻意回避这些影响以拔高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也不能有意抬高这些影响以降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发展水平。
第一，在湖南自治的总体设计中，还存在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毛泽东曾对大同书式的、新村主义式的、工读主义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过极大的热情，并进行过多方面多种形式的实验，但最终都没有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对它们越来越失去兴趣和信心。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思想结构深处的空想社会主义梦想虽说已经很微弱，但是仍然有一定的残留，这些残留在他对湖南自治的总体设计中体现出来，这就是要建设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式的“湖南共和国”的设计。
“湖南共和国”是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设想贯穿在这个运动的始终，其设想背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是比较明显的。在自治运动的准备阶段，毛泽东就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提出了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式的地方性实验的自治规划。他认为，鉴于中国的总体落后状况，“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毛泽东所提出的这种主张，同一千多年前陶渊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空想主义桃花源，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这样的世外桃源式的实验中，湖南的建设完全采取门罗主义的政策，不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不同外省发生关系，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地方性自治，“湘人自决主义者，们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之”。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他明确提出反对大中国、建设湖南共和国的主张，这种湖南共和国就是湖南人同中央政府分割开来，在湖南地域上建设一个独立的、既不干涉他省、也不受中央政府和他省干涉的“独立”“国家”。《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文中，他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绝对赞同所谓的“湖南门罗主义”，即“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
应该承认的是，毛泽东在提出“湖南共和国”设想之时，已经在思考和探索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他的设计不仅是关于湖南自治的方案，同时也是彻底改造中国的一种大胆方案，是从改造中国的大框架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如此，这个方案的空想主义色彩还是十分明显的，是社会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在20世纪的中国，湖南不可能同中国、同世界分割开来，不可能封闭起来搞一个“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的世外桃源，所谓的“湖南门罗主义”根本就是一种幻想，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湖南自治运动的最后失败，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运动的这个基本设计是不现实的。
第二，在湖南自治的主导思想上，还存在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毛泽东在第一次赴京期间，大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谦之有过一定交往，对无政府主义抱有一定的好感，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合理、更有效，在新村主义设计和实验中，曾试图把无政府主义思想贯穿其中。虽然经过实验失败后，他已经逐步离开无政府主义，但是思想深处的无政府主义残余并没有完全清除，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论断和设计中仍然透露出某些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在中国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一个占主流的观点就是“三无主义”，即“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朱谦之更加激进地甚至提出要灭绝国家、灭绝人类、灭绝宇宙。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的设计中，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大中国”、对“中央政府”的否定。在他看来，从历史上看，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所谓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分散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为此，中国的各省、各省人民都应该抛弃中国，抛弃中央政府，在自己的区域内自我行事，实现地方自治，而湖南人在这个方面应该打头阵，为其他地方人民做个榜样。
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他从历史到现实，论述了中国其实一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因此，各省人民应该起来打破这样的中国，撇开中央政府，各谋其政，各自建设。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他结合民国以来中国的现实提出，经过9年来假共和、大战乱的历史教训，中国人认识到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应该觉醒起来，“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他再次提出，四千年的大中国，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对于这样的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中国人所要作的就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湖南人在这个方面要敢于为天下先，创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中，他明确提出，“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对中国政府作了彻底的否定。他还结合湖南的情况指出，“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文中他再次呼吁，湖南人要打破中国，实行自治，“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从历史的角度批判了历史上中国封建统治的黑暗面，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从现实的角度揭示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统治、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对现存的政府进行了深刻批判；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撇开现存的中央政府，完全依靠湖南一个地方的努力，实现地方自治。这是他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尝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论断中也包含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政治引申，这是他在思想彻底转变之前思想矛盾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在湖南自治的方法上，依然抱有改良主义的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幻想。
驱张运动结束之时，毛泽东在总结这个运动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已经看到了改良主义的严重缺陷，对它产生了很大的怀疑，逐步离开了改良主义的政治取向。但是，在这个思想总结尚未完全结束之际，自治运动的酝酿就已经开始，因此改良主义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一旦有新的机缘仍然会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来。恰好，张敬尧被逐之后，湖南人谭延闿主政湖南，从总体上讲，谭延闿在湖南人的心目中要比张敬尧好得多。一方面，谭延闿同其他军阀相比，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曾经担任过湖南一师前身——湖南师范堂的堂长，在湖南知识界有一些威望；另一方面，谭延闿本身是湖南人，曾经两次担任过湖南督军，对湖南的发展还比较关心，做过一些对湖南人民有益的事情，湖南人对他抱有良好的期望。而且，他又公开提出要在湖南实行自治运动，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官方发动者。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毛泽东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一开始，对谭延闿等人抱有某些幻想，希望通过他们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达到自治的目的。由此，残存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的改良主义思想，借助于这个机缘又浮出来，做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实践尝试。
在实现湖南自治的依靠力量方面，毛泽东对封建军阀还存在一些幻想，希望采用劝说、要求、请愿的方式，使他们遵循民意，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通过来自上层的社会改良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改造；而且，为了能够推动和借助谭延闿等军阀的力量从事湖南自治，他对军阀政府说了许多好话，幻想通过这些好话来调动封建军阀及其政府的热情。自治运动之初，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对谭延闿、赵恒惕给予很高的评价，温和地对他们提出了能够尊重民意实行自治的希望和要求：“谭组庵、赵炎午诸驱张将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此后希望其注意者，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之希望也。”[337]正是因为一开始就对谭延闿等军阀抱有一定幻想，当谭延闿在7月22日发出湖南自治电文之后，毛泽东等就迅速行动起来，力求借助军阀及其政府的力量把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推向深入。在运动的过程中，虽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谭延闿等所主张的自治同他自己所领导的人民自治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来揭露对方的阴谋。但是，他对谭延闿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仍然没有彻底死心，还希望通过造成舆论，劝说、纠正和逼迫他服从人民意志，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人民自治运动到了最后关头之时，在由他和彭璜、龙兼公三人提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中仍然认为，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均属“革命行动”，他组织的政府“确是一个革命政府”，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制订自治宪法，推动自治运动，“是于理论上讲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的”。这个主张虽然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但也反映出他们对当政的军阀抱有一定的希望，渴望通过促进他们进行自治，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实现湖南的变革。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幻想，在运动的形式上，毛泽东主要是采用舆论宣传、理论批判、合法请愿、群众游行等合法斗争的方式，而对实行武装斗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尚没有完全树立。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文中，他认识到了工农兵学商是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但他们缺乏政治权力，因而总是被少数的统治者所控制。为此，他提出要把“投票箱”拿在大多数人的手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如何拿过来呢，他在文中并没有表明。投票选举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但是要真正获得这种民主权力，必须要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政治制度，否则票箱的转换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依然只是在“拿票箱”上进行论述，而对如何拿票箱则缺乏明确的思想。也就是说，仍然在渴望通过和平的、不流血的改良主义方式取得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对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建立新政权尚未确立完全的信念。
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舆论宣传、理论批判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在运动酝酿阶段，他就发表了《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9月初到10月上旬，在领导自治运动期间，他又连续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等10多篇文章，对湖南自治运动进行宣传鼓吹，并同统治者进行理论斗争。但是，缺乏物质力量基础的理论斗争毕竟是虚弱的，离开批判武器的武器批判毕竟难以抵挡封建军阀的武装力量，自治运动的最终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在运动过程中，他已经意识到了仅仅靠理论宣传不能完全奏效，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仍然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中，他结合湖南自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指出：湖南自治运动必须要采取实际的运动。但是，毛泽东所说的实际运动是什么呢？他仍然不是从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继续坚持和平斗争、非暴力革命的主张，他所说的实际运动指的是两个方面：“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这两个方面都是在现存的制度框架下进行。但是，统治者能够允许吗？尤其是在当时军阀统治下，这种以现存制度为前提的和平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湖南自治最终不了了之，就是因为人民不能当家做主，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左右了政治运动。所以，在军阀统治下搞和平革命，搞点滴改良，是不可能最终胜利的。
在自治运动的关键阶段，毛泽东等人对合法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活动等无血革命、呼声革命，寄予了很大希望，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谭延闿等真正把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落到实处。但是，以不打破现有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合法斗争形式，对于拥有军事实力的封建军阀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其结果也只能是无奈的失败。到了10月21日，毛泽东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在封建军阀的破坏下宣告失败。
第四，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对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犹豫。
在准备启动湖南自治运动之际，毛泽东已经初步确立了对中国进行彻底改造的思想方向，他多次提出要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实现全国的总建设、总革命，从而把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放在全国革命的总框架下来思考。但是，如何实现全国性的总革命，也就是说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他尚未获得完全明确的答案，点滴改良的思维依然存在；虽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高度赞扬，但是在是否走俄国道路的选择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犹豫不决。
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目标设计上，虽然他已经把湖南自治同全国性的彻底革命、根本改造联系起来，但是在运动实践的过程中，局部性的、地区性的、零星的社会改良仍然占有很大的成分，对于彻底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性目标并不是非常明确。在自治运动发起之前，他同彭璜一起制订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只是从废除督军、湖南银行民办、税收改革、教育经费、普及义务教育、发展湖南交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具体问题和社会改良的枝节上思考问题，而没有谋求对社会制度的根本性改造；尤其是在自治目标方面，只是从县、镇、乡的具体机构设置上，而没有从根本制度上来规划。在他的思想中，民国以来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尚未散去。这样的目标在后来自治运动过程中有所改变，但是一开始的这种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运动方向。
在改造中国的方法步骤上，他的点滴改良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他的主要想法是通过一省一省的改良，在这种渐变式的改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地实现彻底的全国性的总革命。他在自治运动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总体情况非常糟糕，实现中国的总体改造，在短时间内没有希望，只能先从一个一个的地方，一个一个的省份进行改造，经过若干年后，这些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改造合起来就得到全国的总改造。他在《湖南人再进一步》中提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之后，他提出的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也是基于这种总革命和总建设不可能、没有希望而只能采取分省建设、分省改造的方式，待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发地实现全中国的根本改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突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过程中，他虽然对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大加赞扬，并试图把俄国工农民主专政的经验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推广，但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还没有完全接受，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游移不定。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他分析并高度赞扬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但又认为俄国式的彻底革命的方式不适合中国，在中国不能实行。他提出：“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他在这里没有详细分析中国之所以不能进行俄国式的彻底的总革命的原因，而只是提出了中国不能实行这种革命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他在用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问题上还处在犹豫过程当中，尽管高度赞扬，但是并不坚定选择。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改造中国的方法，仍然在探索和思考当中。
总的来讲，领导和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急遽转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他已经在理论上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开始发生方向引领的作用，对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目标确立、发展取向、策略制订、路径选择、力量依靠等方面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使这个运动在总体上呈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另一方面，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成分依然存在，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思想，虽然不处于主导地位，但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在某些实践环节上甚至还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思想上的两面性既是思想转变时期的必然现象，也是思想清算的对象。要彻底完成思想转变，就必须通过彻底的思想清算予以打破。这项工作马上就开始了。
三 一次全面彻底的自我思想清算
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以近乎拼命的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大量甚至是不加选择地充分吸收和接纳各种新的知识和信息，存储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当中；再通过理论上的梳理、思想上的沉淀，逐步形成自我的、独立的思想结构，但是这种思想结构中的各种知识信息从来不被他当作不可动摇的东西，而是一定要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加以运用和验证，凡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理论、主义等，他都不会轻易地固守或者放弃，而且对这些东西往往是要经过多次的实践检验才最终决定坚持或者放弃（当然，放弃并不是说彻底清除出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是说不把它作为主导思想要素，不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因此，他的每一次重要的社会实践中都会贯穿着他思想结构中的一些理论或主义，而每一次实践之后则又必然会静下来对自己所从事的实践以及实践中所贯穿的理论进行反思和审视。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是毛泽东在思想根本转变前夕准备充分、组织系统、目标明确、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社会政治实践，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运动失败后进行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清算更加全面彻底，成为他实现思想彻底转变最关键的一步。
（一）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失败后的冷静思考
从9月初到10月中下旬，毛泽东一方面进行紧张的理论创作和舆论宣传；另一方面积极领导组织各种会议、群众集会和游行请愿，但是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他的身体和思想都受到了极大冲击。于是，他从火热的社会政治实践中撤出身来，让疲惫的身体得以恢复，并进行冷静的理论思考。从10月下旬到11月底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毛泽东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事情，这几件事都同他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清算密切相关。
一是继续推进文化书社的创办和发展。10月22日，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起草并向会议提交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介绍文化书社创办两个多月以来的经营情况。为扩大文化书社的影响，他于11月7～9日，在长沙《大公报》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广告，阐明文化书社的目的是“经售新出版物”，并介绍书社主要经营的书刊如《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罗素的《政治理想》、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及《新青年》杂志等。
二是领导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1月中旬，他致信湖南一师的张文亮，托他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0份，此时毛泽东正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筹备成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21日，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并叮嘱他，不可操之过急，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与此同时，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开始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参加的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人。
以上两项活动，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更加深入，结合自己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运用，他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正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和对马克思主义日益坚定的信仰，他获得了展开理论反思的根本指针，思想上的自我清算也更加全面更加彻底。
三是现场听取罗素、杜威、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文化名人的学术讲座，并受《大公报》聘请，为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讲演作记录，记录稿随后在《大公报》陆续发表。[338]此前，毛泽东对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杜威的实验主义和政治改良思想都是通过阅读书籍或间接途径获得的，此次亲自听取他们的演讲，结合自己刚刚经历过的自治运动失败，他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清楚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不足。在不久后的书信中，他就结合这次罗素的演讲说道：“我于罗素演讲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339]显然，这次对罗素、杜威思想的面对面接触，对于他的思想清算有极大的帮助。
四是整理刊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将新民学会会员间的通信进行分类、整理、编辑，大约在11月底先行编好刊印了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两集共收录会员通信43封，其中毛泽东致会友信10封，另有毛泽东起草的启事、前言、序和评述共4篇。搜集、整理、编辑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整理自己两年多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毛泽东传》对此说道，这是他所做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340]其实，对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程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决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回顾。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他非常认真地阅读和分析了其中的每一封信，这一点从他给大部分的信件都写了简短的、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可以看出。通过重新阅读和整理这些书信，他详细地检视了自己以及朋友们两年多来的思想足迹，梳理了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吸收了哪些知识信息，学习了哪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接触了哪些学者和名流，发表了哪些论著，提出了哪些设想、论断和观点，经历了哪些事情和重大社会实践，对这些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评价和判断。应该说，这是一次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的深层过滤，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对各种存在于思想当中并在实践中经过检验的理论观点的回味、推敲和清理。过去人们在谈到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时，都会提到毛泽东所做的这项工作，但是极少分析这项工作在其思想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不足。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还要涉及这个问题。
五是到醴陵、萍乡做调查研究和短期休息，撰写了几封重要书信，系统清算自己的思想。11月下旬，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在此期间，他于11月25、26日，分别复信向警予、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对一年来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度清算。
（二）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新评价和彻底清理
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短时间内连续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罗学瓒等人写信，并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过程中，撰写了相关的启事、前言、序、评述、按语等，对一年来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对自己多年来的实践和思想做了一次总体性的全面彻底清算，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等思想表示了彻底绝望和最终放弃，主张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新的路子，创造新的环境，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大革命、大改造。也就是说，这些资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所做的自我思想剖析。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以这些文献资料为依据，分析毛泽东所做的自我思想清算。
在给向警予的信[341]中，他总结了一年来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改良主义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他写道：一年来他领导了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费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但知音绝少，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各种改良主义的设想提出来，但是都没有根本的大影响和大改变。由此，他认识到：当时的湖南和全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可以说是对道路和主义问题的深度清算，他清理了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和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道路，决定重新开辟新的道路；在清算改良主义思想和温和革命主张的同时，他还总结了自己领导自治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大多数民众觉悟不高，脑筋不清，犹在睡梦，没有积极参与，不能理解自治运动的目标，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关键就在于，他的做法和主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提出的对策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社会状况，因而不能唤起民众。
在给欧阳泽的信[342]中，他围绕新民学会未来发展的问题明确提出，不仅要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道义（实际上也就是“主义”）为中心，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把基础打好，要潜在下功夫，不能大肆张扬而不注重实行。这个主张，实际上也就是奋斗目标和发展视野上的清理和调整，就是要打破过去自己曾经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限于一省一地搞局部改良的目标，确立远大的、改造中国和世界、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为此目标，必须坚持联合全中国和全世界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不是如自治运动中所主张的封闭自守的、桃花源式的地方“门罗主义”。在此信中，他还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建成一个以道义为中心、团结和联络真同志、做好坚实基础的牢固团体，这实际上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主义为引领的政党组织，这个认识无疑是对自己在以往社会政治实践中，依靠学术组织、学生团体和民间组织，而不是通过政治组织来领导群众做法的一种反思和超越。
给罗章龙的信[343]比较清楚和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自我思想清算。一是明确提出了不赞同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他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这是他对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中所主张和尝试的改良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和彻底清算。二是明确提出了“主义”的至关重要性。他说“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不仅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同时也是他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验主义思想的彻底清理。三是明确提出通过彻底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他指出，他和新民学会的奋斗目标决不只是一种零碎的解决，而是一种根本的大改造，是要“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这种彻底革命的思想，无疑是对曾经主张的社会改良、温和革命的一种清理和扬弃。当然，毛泽东不是根本不要合法斗争和政治改良，而是把它们纳入到了新的主张当中，作为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一种策略手段而非根本手段。基于这种认识，他站在社会革命的角度对自己所领导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这“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四是明确提出要改革教育的内容，通过新思想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之达到思想觉悟和独立。他以激烈的口气说道：“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这虽则是对湖南教育界和思想界的批评，同时也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的反思和检讨，因为在那些没有给湖南学生供给过真正科学思想的人当中，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毕竟他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在湖南思想界是颇为活跃的明星。
在给李思安的信[344]中，他特别强调了“实际改造”即革命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放弃了温和革命、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思想，并再次明确提出必须要放弃改良主义，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而这种社会革命必须要有长远眼光和远大理想，要经过精心准备和长期努力，决不能渴望一蹴而就。1920年8月19日，在自治运动即将全面展开之际，李思安写信给毛泽东说：“望你在这时候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子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345]也就是说要毛泽东发表文章来推动湖南改造。毛泽东在领导自治运动期间也确实像李思安所建议的那样，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撰写了14篇文章，以求通过舆论宣传和理论斗争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是无情的事实让他彻底明白，仅仅靠理论斗争不能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而最终取得胜利，必须放弃改良主义的幻想，开辟新的道路，通过武器的革命即实践的斗争才能最终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346]毛泽东在这里也反思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在给张国基的信[347]中，他对自己曾经提倡的画地为牢、封闭自治的思想进行清理，明确提出必须要树立世界主义即国际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帮助和解放落后地区的劳苦大众，达到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大同”。他说，湖南人到南洋等落后地区，一定要采取世界主义的态度，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世界主义就是要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发展别人，达到世界共同解放共同发展的目的，而殖民主义政策则是损人利己的政策，是绝对不行的。“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树立这种国际主义态度去帮助南洋地区的人们，其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在给罗学瓒的信[348]中，他结合罗学瓒在1920年7月14日信中所提到的四种“迷”的问题作了答复，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对自己过去所坚持的某些唯心主义思想的清理，同时也触及到了他之所以推崇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思想的一个原因。罗学瓒在信中提到了中国人在思想上、认识上的四种病，一是“感情迷”，即“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好恶来判定事物之是非”；二是“部分迷”，即“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挪一部分推断全体”；三是“一时迷”，即“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四是“主观迷”，即“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349]应该说，罗学瓒的这四点概括是很有道理的，这四种迷中的第一点和第四点属于主观主义错误，第二点和第三点是缺乏普遍性和历史性的形而上学错误。毛泽东在复信中特别讲道，不可拿感情来论事，而他自己恰恰在这个方面“颇不能免”，常常以感情好恶来判断他人的思想，“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前文我们说过，毛泽东对实验主义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就同他对实验主义的倡导者胡适的个人感情有很大关系，而这里对自己这个缺点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对实验主义告别的一个体现。
就在毛泽东撰写上面这些书信进行思想清理的同时，他已经在整理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通信。除了在大多数信件前面作了提纲挈领式的内容提要外，他还写了出版通信集的启事、通信集发刊的意思及条例、通信集第二集的序，并第二集中易礼容给他和彭璜的信件后面写了很长一段的按语。[350]这些文献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清理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所写的这个按语，集中对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情况作了反思和总结，再次表明放弃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目标，选择“根本改造”的社会革命道路，同时也站在新的角度对合法斗争的意义和适用范围作了界定，并讲到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必须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文中讲到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时，明确说道：“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澈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其实，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毛泽东在领导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时候，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是“权宜之计”，而是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并抱有极大之希望的，而在这里却认为这两个运动都是同自己的“根本主张”不同的“权宜之计”，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这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他对自己先前不正确思想的清理，以及在实践中对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他在思想上的历史性飞跃。
（三）通过全面彻底的自我清算走向新的思想建构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1920年11月底，毛泽东以总结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契机，[351]深刻反思了自己长时间以来特别是两年多来的社会政治实践和思想发展历程，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自我清算。这个清算是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一个新旧思想结构转换的重要转折点，既是旧的思想结构结束的标志，也是新的思想结构形成的标志。
第一，毛泽东的思想清算具有扎实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基础。
毛泽东对各种思想理论都有深厚的知识积累。青年毛泽东有着惊人的学习精神，他以过人的毅力学习和吸收自己能够接触到的各种知识信息和思想理论。在大学读书和毕业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本着修身储能的态度先后学习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二元论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种思想理论，这使得他能够对这些不同的思想理论有全面的比较和选择。知识结构中的知识信息越是复杂多样，他就越有比较选择的基础和空间，并在实践经历和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就越有自我清算的愿望和条件。例如，在1920年3月，当驱张运动遭遇到曲折之后，他就急切希望“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352]而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失败之后，他就是在对这些思想理论比较选择的基础上，迅速实现了思想的自我清算。
在思想清算之前，他亲身经历了各种主义的实践。正是经过这些丰富的主义实践，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都充分显示出来，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不可靠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也鲜明地体现出来，被实践证明是最适合中国实际、最能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行动指南，这就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放弃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毫不动摇地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思想清算的前夕，他认真研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进行了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组织等实践。在经营文化书社的过程中，他引进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自己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在创办俄罗斯研究会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初步总结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坚定了选择俄国革命道路的决心。在创建党团组织的过程中，他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和社会革命规律的理论。这些深入的理论学习和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使他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更加深刻，理解更加透彻，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科学理论。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放弃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更加坚定不移。
第二，毛泽东的思想清算是全面彻底的自我清算。
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之前，毛泽东已经进行过多次规模不等的实验尝试和社会实践，诸如大学期间的游学活动、夜校教育活动、参加五四运动、问题研究会的规划和尝试、新村主义设计和实验、工读主义实践、驱张运动实践等。每一次活动都是一次思想的体验和检历，而每一次活动之后他都会有理论上的反思和审视。总的来说，上述这些实践都有特殊的局限性，或者是个人性的活动，或者是局部性的活动，或者是某种范围内的活动，或者是没有完成的活动，而不是全面性的、总体性的、群众性的社会政治活动，这些实践对他的思想检验也不是全面的而往往是某一方面的，思想上的检视和清理也往往是零星的和局部的。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是毛泽东“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所开展的全面性的社会政治活动，同时这也是他将思想结构中的各种主义、理论充分展示出来，在实践中广泛验证的一次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都在这个实践中有所体现。正因为如此，他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失败后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清算更加全面也更加彻底。
他以总结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为轴心，在哲学世界观上，清理了二元论哲学和圣贤救世历史观的影响，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主导思想上，深度清算了曾经占据思想结构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对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坚决否定。在奋斗目标上，清理了过去曾经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的目标，明确提出通过彻底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清理了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教育革命等的温和革命主张，明确提出要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在政治运动的组织领导上，打破了依靠学术组织、群众组织领导的思想，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主义为引领的政党组织。在问题和主义的关系上，对自己推崇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验主义问题论倾向彻底清理，明确提出“主义”的至关重要性。在斗争方式上，清理了过度依赖理论批判、集会游行、上书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的思想，坚定了根本改造、彻底革命的思想。在发展视野和实践空间上，清除了曾经提倡的画地为牢、封闭自治的思想，明确提出必须要树立国际主义、反对殖民主义。
这一切都表明，他的这次思想清算，不是零星的、单方面的、肤浅的、就事论事的清算，而是彻底的、全面的、深刻的、总体性的思想结构上的颠覆性清理。也正是因为对旧思想清理的彻底全面性，他对新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更加毫不动摇。
第三，毛泽东的思想清算是其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毛泽东在1920年11月底的这次思想清算，是他思想发展历程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彻底清理旧思想的同时，确立了新的思想发展的方向和选择。
哲学世界观方面，在放弃了二元论哲学和圣贤救世历史观同时，明确提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把唯物史观作为根本的依据。主导思想方面，在清算改良主义、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的同时，已经明确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奋斗目标方面，在清理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要通过彻底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革命道路方面，在清理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教育革命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对现存的中国和世界进行根本改造，做实际的斗争。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领导方面，在清理依靠学术组织、群众组织领导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组织[353]。问题和主义的关系方面，在彻底放弃实验主义问题论倾向的同时，明确提出要以主义为中心等。也就是说，全面彻底的思想清理，既标志着旧的思想结构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思想结构的开始，既是对旧的思想结构的解构，也是对新的思想结构的建构。
当然，在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自我清算和新的思想建构时，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思想清理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清理不正确的思想，并不是把这些思想要素从头脑中彻底抛开，完全丢掉，而是在新的思想结构中对它们进行重新定位，作为知识信息成为新的思想结构的组成部分，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沉淀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当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获得新的解释，并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合法斗争思想被清算之后并不是再也不要了，而是被整合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体系当中，作为一种必要的（虽然不是根本的）斗争方式而存在；“问题论”思想被清算之后，不是以后不再研究和关注问题了，而是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维的重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空想因素撤掉之后，留下了的批判精神和理想建构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诸如此类等。与此同时，随着思想结构重建的日益推进，其知识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新的主导思想为核心的知识信息不断增加，进一步支撑新的主导思想，而非主动性思想要素的知识信息依然存在，但是作用在下降，量的增加程度急遽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即因为长期不进入思想结构当中而被忘却，因而在知识存量上在减少。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建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思想结构的重新建构，是在主导思想发生根本转换之后，在新的主导思想的指导下，对各种思想要素进行重组，形成一种新的思想结构；新的思想、新的选择在思想清理之时，不一定非常明确，更不一定非常完善，有的方面已经很明确，有的只是一个萌芽，而有的则只是一个方向。只有当思想转换彻底完成，新的思想结构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全新的思想体系才会逐步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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