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思想界的裂变与新民学会的内部分化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既是个人社会实践和理论自觉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客观实践推动的结果，体现了个人思想发展的主观逻辑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的有机统一。研究毛泽东个人思想转变的实现，不能不对他亲身经历的五四后期中国社会思想裂变，以及他所直接领导的新民学会内部思想分化的情况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五四之后中国社会思想的裂变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发展的一个缩影。五四后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大裂变，这种思想大裂变乃是当时中国思想发展进程和社会历史实践的必然结果，构成了毛泽东个人思想转变的客观背景。
正如本书第四章已经介绍的，五四前期的中国思想界，在反封建这一共同的历史任务面前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从国外引进各种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新理论、新思想、新主义，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在这种共识下，改良主义、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等都并存于中国思想领域，中国思想界一时之间出现极其繁荣活跃又极其混杂无序的状态。但是，这种以反封建为核心的思想共识，本身就包含着分裂的种子。外来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虽然在反封建这一个目标上存在着共同性，但是在理论来源、社会基础、时代背景、理论属性、阶级实质、实践方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有的则是根本对立的，长时间的和谐共处是不可能的。当它们作为统一战线初步完成共同任务之后，相互之间的冲突必然会爆发出来，思想界的分裂难以避免。
从社会历史实践来看，五四运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运动，也是一个不完善的运动。运动的爆发是自发的，而不是在特定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运动的目标是具体的、微观的、短浅的，就是要推动参加巴黎和会的政府代表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拒绝签字，惩办曹、陆、章三个卖国贼；参与运动的主体力量是混杂的，虽然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但各种政治力量都参与到运动当中，只是到了“六·三”之后，工人阶级才参加进来，改变了运动的方向和性质，而这个时候同时也就是运动本身的分裂之时；指导运动的理论观点是混杂多元的，除了封建主义的保守思想外，激烈的和温和的、改良的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各种新思想理论几乎都在运动中有所体现。正因为如此，当运动的具体目标有了结果，即代表拒绝签字，政府罢免了曹、陆、章之后，运动中的统一战线迅速分裂，运动中的主体力量迅速分化。
思想界的分歧突出地体现在“改造中国”这个问题上。五四运动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历史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尽管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最终是失败的；在国内政治上，封建军阀势力并没有因为学生运动而受到打击，他们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权力，并用这种权力镇压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因为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思想觉悟不高，尽管知识分子们在大街上大声呼喊，但是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并没有被真正调动起来，工人阶级尽管在运动后期踏上了政治舞台，但是他们毕竟刚刚觉醒且数量仅占国民总量的极少数。
残酷的事实让中国知识界明白，封建主义文化必须清理，封建专制制度必须废除，军阀统治必须打倒，现实的中国社会必须改造。正是这样，在运动尚未结束之时，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就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口号。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之间，改造中国现状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7月1日，上海工界代表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周恩来在8月6日写的《黑暗势力》中提出要推翻安福系，推翻军阀政府，推翻外来势力。恽代英在7月1日写的《大家起来推翻安福系》中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更是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大喊“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提出要通过全国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把中华民族建成一个“黄金的世界”，一个“光华灿烂的世界”。
也就是说，经过五四运动，知识界反对封建主义、反抗军阀统治、改造中国现状的呼声是比较一致的。但是，确立什么样的改造方案，成为知识界分歧的焦点。这就出现了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改造到什么程度，即改造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改造，即改造的道路和方法是什么？靠谁来改造，即改造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是什么？改造方案选择就是寻求新的社会制度设计和思想理论支撑，核心就是根本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即“主义”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知识界，大家共同明白一个道理，靠中国自己的理论资源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必须依靠从国外引进的某种思想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针。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哲学和理论主张都摆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一股脑地涌现在中国思想界，不同主义、不同理论之间因为在理论来源、社会基础、时代背景、理论属性、阶级实质、实践方向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纷争由此展开。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对此讲得很准确，“当传统的中国思想制度出现动摇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西方观念，如民主主义、科学、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就都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竞赛。况且当时的中国问题极端复杂。新改革家们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非关心实际的政治和争端不可。当他们把注意力由对传统制度的共同敌视转移到寻求积极解答的时候，他们就面对如何选择各式各样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形式。因此，在1919年以后，新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和与日俱增，先是思想上的分歧，后来成为行动上的分裂，随后几年整个运动的方向就四分五裂了。”[354]
分裂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之间。应该说，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者是同盟军，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因此，他们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曾经密切结合，共同战斗，胡适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曾经是战友，即使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他们之间也是互相尊重的，而毛泽东之所以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一度倾向于胡适，也是因为他强烈的反封建思想。但是，二者在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争论，把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照中国和世界大势，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以及初步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变革中的思想结构，都必须在一种总体性的、彻底革命中进行“根本的改造”和重建，唯此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自存和复兴。李汉俊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谈话就体现了这样的主张。据芥川记载：“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李汉俊对芥川谈到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所表达的壮烈态度，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35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孙中山、邵力子、戴季陶、沈玄庐、朱执信等，比较接近于共产主义者，他们也主张通过革命方式推翻现存的封建制度、军阀统治。正因为如此，他们在20年代初期也曾经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同陈独秀等结成很好的战友关系，有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如邵力子、沈玄庐等，而戴季陶也差一点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中，胡适及其所主张的实验主义占有极大的分量，“紧随‘五四事件’之后，实验主义者实际上成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首脑”。[356]除了胡适，自由主义阵营中还有蔡元培、蒋百里、吴稚晖、高一涵、陶孟和以及严复、章士钊等，尽管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是大体上都属于那种追求制度化民主的人物，在行动上基本上都是主张渐进式的改良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激烈的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蓝公武等为代表的进步党人士，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大都是著名的学界人物和政界人物，有很强的学术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一派人物，大都接受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同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应该肯定的是，思想界当时争论的总动机都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共同的目的都在于寻找改造和发展中国的道路，寻找拯救中国的指导理论，而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分歧的主要点在于道路的选择，制度的选择，行动方案的选择，由此而出现了对主义选择、对政治方向选择上的分裂。一时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外来各种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各种资产阶级文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相互交织、交叉并存、相互冲突、相互交锋，构成了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图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等。在这种文化格局当中，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顽固守旧派、全盘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等各自摇旗呐喊，抢占地盘，形成山头，结成团体，在文化交锋的同时谋求占据引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地位，并走上了政治运动的第一线。
青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开始自己的思想结构转变。正因为思想界的分裂如此激烈，他同当时很多年轻的思想家们一样，要经历短时间内激烈的思想交锋和深刻的思想自我清算。在这种交锋和清算中，确定自己的思想方向和行动方向。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这种历程和特征，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发展的集中体现。思想交锋和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从一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之间的斗争中，逐步扩大影响、赢得群众的。
（二）新民学会内部的思想分化及组织的终结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同新民学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社会思想裂变，在新民学会内部得到了充分体现。随着思想界裂变的展开，新民学会内部的思想分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分化既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其思想转变的直接体现，因为这个分化首先就是在新民学会的领导核心，即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三个新民学会的缔造者之间展开的，他和蔡和森代表了这个分化的一个方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而萧子升则代表了另一个方向即社会改良主义的方向。分化完全公开之际，正是毛泽东思想转变彻底完成之时，新民学会也从此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终结。
1918年4月，新民学会在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领导下成立。成立之初，新民学会更多地注重个人品行的修为和学术思想的进步，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术团体，对于改造社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意向并不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的思想水平，同时也与毛泽东同萧子升之间的分歧有关。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章程是由毛泽东和邹鼎丞起草的，但是经过萧子升的大量删改，同毛泽东自己的实际想法有一定距离。对此，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357]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毛泽东起草的章程的原稿，但是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但是，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开始突破最初的宗旨，谋求新民学会新的发展方向。1918年7月26日，他就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组织活动等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和森在回信[358]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通信表明，毛泽东和蔡和森已经不满足于像杨昌济那样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他们开始谋求新民学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在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正是抱着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毛泽东在支持蔡、萧等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之后，独立领导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蔡、萧等人到法国之后，也大量研究各种新思想，认真思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
蔡和森刚到法国不久，就以惊人的毅力，学习和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思想。蔡畅曾回忆说：“和森一到蒙达尼，在稍事休息之后（他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埋头进行了马列主义著作的刻苦研究。……他是抱着明确的目的来法国的：即从第一手资料详细研究和认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新东西。”“和森在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立刻与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展开讨论（蒙达尼会议），随后又在工学世界社进行多次广泛的辩论，宣传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同时和森又多次写信给留在国内的毛泽东等同志，告诉他巴黎会友的思想动向，并提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359]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360]，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思想认识，信中谈到自己到法国之后，“求知欲切”，下功夫阅读法文报刊，尤其关注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计划在法国留学5年时间，“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个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番研究。”蔡和森在1918年到北京后，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问题有所了解并高度赞同[361]，因此他到法国之后，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学说弄个究竟。在这封信中，他已经初步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看到了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区别。
与此同时，萧子升在法国也大量阅读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相关资料，并在1920年3月致信毛泽东[362]，提出要到俄国留学的想法，但他更倾向的则是改良主义理论，而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开始对改良主义有所怀疑，但尚未最终放弃，他正在领导带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驱张运动，彼时二人的思想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思考不断深入，同时思想上的分歧也已经开始出现。在此情况下，需要坐下来进行严肃、深入的交流。于是，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会上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问题，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萧子升曾对此争论做了比较详细的回忆：“午饭后，我们各人在绿油油的斜坡上集合。现在讨论的主题是采行俄国共产主义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蔡和森坚持必须毫无保留的采行俄国共产主义。我说我虽然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我不赞成在中国采行俄式共产主义。会员的意见有所分歧，有些人附和蔡和森，另一些则站到我这边来。……晚饭后，一班人到我酒店房间，无拘无束的说东说西。十点钟，大多数人都走了，但蔡和森、向警予、陈劭修留下来继续研讨俄式共产主义究竟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谈至凌晨二时，还不曾得到结论。……翌日，整个会议都花在研讨上，但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最后，决定我返国后，同国内会员从长讨论，我又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开会二天的详情，这样他可以将信件先在会友之中传阅。后来，毛泽东把我的信刊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363]
于是，8月13日，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介绍了自己的主张；8月初，萧子升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长信，介绍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和自己的主张；8月28日，李维汉也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信，谈论自己的看法。这些信件清楚地展示了在法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分化。
蔡和森在8月13日的信[364]中，论述了世界大势和中国革命问题，特别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明确提出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一，关于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他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中心看待世界各地的情况，认为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四种形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流产的地方即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战败诸国；无产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即五大战胜国；无产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什维克上的地方，即各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第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键因素。他根据西方特别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要素和环节，做出了精练的概括：一是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它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二是工团，它在革命的过程中是有实力的革命军和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革命胜利后则为生产组织；三是合作社，它是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破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四是苏维埃，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第三，经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综合分析，以及对各种思潮、各种主义的比较选择，蔡和森明确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结合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明确提出：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而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第四，为了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要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形成中国革命的中枢神经。他在信中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共产党，并希望毛泽东开始着手准备建党工作。
在1920年9月16日的信[365]中，他再次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蔡和森明确指出，它是同有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桩大喜事”。他分析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方法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和无阶级社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则是修正派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其方法则是同帝国主义政府合作，最终结果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在详细介绍了共产国际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展的盛况之后，蔡和森明确提出，中国“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因此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这两封信清楚地表明，蔡和森已经彻底完成自己的思想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说，在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方面，蔡和森要比毛泽东更快更早一些。因为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初步实现了思想转型，正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快速发展，并正在进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实践，但在思想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依然在发生作用，影响他的实践活动。当然，他们两个实现思想转变的路径和机制是有差异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将会分析到。
萧子升在1920年8月初给毛泽东的信[366]中，表明了他同蔡和森的分歧，主张无政府主义，而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在信中说，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在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极力讨论”，也就是说争论非常激烈。他介绍道：“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子升谓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而和。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萧子升的主张，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时期的一些重要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毛泽东也竭力主张温和革命、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不主张十月革命式的激烈的流血革命。但是，经过深入的学习和丰富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已经摆脱了这些思想，而萧子升却依然停留在这种思想认识上，分化也就必然产生。1921年初，这两个当年最要好的朋友在长沙长谈之后，彼此感到，友谊已经无法弥合思想的分歧了，萧子升写道：“毛泽东和我，这时已发觉我们的意见是无法一致了。”[367]这就是说，当毛泽东实现了思想转变之后，他和萧子升之间虽然友谊仍在，但是，主义超越了感情，信仰超越了友谊。
显然，在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道路选择、组织步骤等关键问题上，新民学会内部以蔡、萧二人为代表，观点发生了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已经深入到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层面。在这两派之间，还有一些会员尚处于游移不定状态，正在进一步探索，李维汉是这一派的代表。
李维汉在1920年8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368]中，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同萧子升是大体一致的，不主张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他对这个主张也不那么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自己的选择。他说“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他对建立共产党的事情也不是十分赞同，“团体的组织，我觉得要建筑于多方面的同情，换言之，就是要先有了某种要求，然后借组织的力量去产生之。若是专靠组织去鼓荡出共同的要求，还嫌勉强，怕不彻底”。李维汉当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过程中，还不能清楚方向。一方面不赞同俄国革命模式；另一方面又觉得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所以他说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李维汉后来在回忆自己这个时期思想时说，“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之促，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时，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暴力革命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369]
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内部的这些争论，同毛泽东自己在自我清算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主导思想是什么，根本目标是什么，具体道路是什么，具体步骤是什么。这几个问题不是一般性的学术问题，也不是个人修养上的问题，而是关于根本理论、政治信仰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选择和回答，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讲，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和未来发展方向；从思想家个人来讲，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问题。
收到蔡、萧、李三人的8月信件（蔡和森9月信件是萧子升回国后转交毛泽东的）之时，正是毛泽东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失败之后进行理论反思和思想清理之时[370]，在法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思想分化无疑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同时也促进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很快，在完成自己思想转变之际，他就于12月1日给萧、蔡等写了一封长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像蔡和森一样，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正如在法新民学会会员思想分化一样，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出现了分化。1921年元旦，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大会，讨论蒙达尼会议的三个问题。会议上，毛泽东、何叔衡等大部分会员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另外少数人则选择了温和的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的道路。
如果说新民学会在成立的时候，更主要是个人的、感情的结合，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团体，那么随着成员们特别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政治思想的日益成熟，他们已经越来越引领学会朝着主义结合的政治组织的方向发展[371]。当主义成为学会存在的根本纽带之时，主义的分化也就意味着团体的分裂。就这样，随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思想转变的彻底完成，新民学会成员之间在根本指导思想即主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化，学会在组织上的最终分裂和解体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个分裂在好朋友之间固然有些惋惜，但对于这些已经在思想上成熟的青年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日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多次提到学会的分裂和解散。陈书农回忆道：“1921年夏季，新民学会自行解散，在解散之前，毛泽东同志同萧子升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毛泽东同志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萧子升不同意。”[372]李维汉也提到在毛泽东和何叔衡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373]罗章龙在回忆中说，“1921年，党的一大后，新民学会停止活动，不再存在了。一部分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年轻的会员转到共青团里面工作了。”[374]萧子升说：“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375]
当然，由于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进步的青年学术团体，会员们尽管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不同，但在爱国主义、个人修养等方面都是非常严格的，因此学会解体之后，绝大多数会员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新民学会会员介绍》记载，新民学会会员有31人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他们大多在革命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只有2人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成为反共分子（例如，熊梦飞在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坚决的反共分子，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判刑）。
（三）毛泽东思想转变完成的时间及其文献依据
关于毛泽东在何时彻底完成思想转变、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基本上都是沿用毛泽东自己在1936年的说法，即在1920年夏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进入学术界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目前，关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间。在学术界，大体说来，主要是两种看法，一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认为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就毫不动摇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二是根据文献资料，认为是在1920年冬天或1920年冬到1921年初。
毛泽东自己在1936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作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摇动。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〇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76]在这两段话中，毛泽东提供的信息是：第一，他在第一次赴京期间，在李大钊的引领下，开始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向；第二，在第二次赴京时期，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三，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应该说，毛泽东在自己的回忆中，相对来说讲了大致准确的情况。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而不是一个准确的界定，也没有明确的文献支撑，其中提到的几本书的时间并不准确。所以，毛泽东的回忆应该成为学术界探讨毛泽东彻底实现思想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确切时间的一个线索，而不应该成为一个根本的依据，根本的依据还应该从最原始的文献中寻找。
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个回忆，再加上政治宣传的需要和个人崇拜的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在谈到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时间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沿用毛泽东个人的说法，而且往往尽可能把时间往前提。萧三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因为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等都已牺牲，萧子升因坚持社会改良主义而同毛泽东等中断联系，因而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萧三就成为研究和介绍青年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权威，他撰写了一批介绍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和革命实践的著作，成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权威依据。他在自己的书中提出，毛泽东在第一次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就学习了很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学习，得以很快地、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77]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就“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1920年的夏天，毛泽东“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378]显然，萧三的这个说法是依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并把毛泽东的回忆加以提前，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带有很大政治宣传和个人崇拜因素的论断。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期间只是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谈不上“坚定地接受”，其实，萧三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的也不一致，他在另一个地方只是说毛泽东在第一次赴京时“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379]；二次赴京期间的确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说“完全的信仰”，显然不准确；说1920年夏就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根据毛泽东尚留有余地的回忆进行修饰和夸张。周世钊的回忆同萧三一样，也根据毛泽东的回忆而提前，他说毛泽东在1920年春“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80]
这些论断严格说来不是学术研究的范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把这种非学术的论断转为学术的观点。王兴国、李吉就在论文中明确认为，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就是毛泽东自己所说的1920年夏天。[381]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年之际，王兴国在《毛泽东世界观转变时间新探》中再次强调这一论断。张佶、杨柯、钟舟等人也是这样论述的，他们认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通过一系列实际阶级斗争的锻炼，毛泽东于1920年夏秋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1920年夏秋迈着坚定和踏实的步伐，走进了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382]
与此不同，另一些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把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确定为1920年冬到1921年初。汪澍白认为，毛泽东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两封信，是毛泽东“从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者，从历史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重要标志”。[383]黎永泰的看法同汪澍白相同，认为毛泽东确定对唯物史观的信仰，完成向唯物史观转变是在1920年11月～1921年1月份。[384]《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一书也这样认为：毛泽东在1920年冬至1921年初这段时间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论、阶级论、专政论、战略和策略论、政党论等5个方面有了基本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他得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结论，标志着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唯心主义转变到了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锐关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判断发生过变化，50年代时，他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认为是1920年夏季，到80年代时他作了调整，他认为，“要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标志，应当是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清算了自己各种非马克思思想。……因此，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是在一九二〇年秋冬之交”。[38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共党史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党史》，采纳了毛泽东思想转变彻底完成是在1920年冬的观点：“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86]
回忆录一类的东西，都是回忆者根据自己的记忆对先前事件的大致描述，并不是精确的历史本身还原；而且，任何回忆录都带有回忆者在回忆时的某种特殊考虑，把这些回忆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和特殊考虑附加到被回忆的那些事件上，就带有重塑历史的成分。毛泽东在1936年已经是一个国际上知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在谈话中往往把1936年时的一些因素注入所谈的早期经历当中。例如讲到自己家庭时，他就谈到家里的两个阵营，父亲是统治者阵营，他和母亲弟妹等是被压迫的阵营，而在后一个阵营中，他自己是坚决的反抗者，而母亲则有一些中间派的味道，这种说法明显的就是对当时国共两党关系以及某些中间派力量的一种比附。那么，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他在个人世界观转变等问题上虽然基本上尊重历史，但也有些不准确的地方。而萧三和周世钊等人的回忆录，都是在毛泽东已经成为共产党或共和国的伟大领袖的时候，难免要附着上一些赞誉的成分。因此，这些回忆录性质的材料，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但不能作为根据，更不能作为标准。如果把这些回忆录作为标准，在学术上至少是值得斟酌的。能够作为依据的，只能是历史事实和原始文献。
基于这种认识，我把毛泽东思想转变完成的时间，确定为1920年12月前后，其基本的文献依据就是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件，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的特殊处理方式，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会议的发言，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件，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件。在11月底的几封信中进行思想清算之后，毛泽东在12月1日的信中，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列宁的激烈的方法，彻底放弃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坚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确立通过社会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远大目标；把中国革命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完全赞同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1921年新民学会大会上，他把自己的这些观点完全公开，并表示必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推进建党工作，再次强调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他明确提出“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旗帜鲜明地捍卫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中的特殊处理方式，也充分表明他对自己的思想彻底转变是高度自觉的。他把自己世界观转变之前的通信都编在了第一集和第二集当中，而与他世界观转变密切相关的信件则编在第三集当中。在第三集的序言中，他专门提到了第三集的内容以讨论共产主义为重点，虽然信件不多，但是颇有精义。第三集中的7封信都涉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俄国道路、共产党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他确立的新世界观的核心。这一集编写的时间同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时间，虽然有一点差别，但是蔡和森5月、8月信件以及萧子升、李维汉的8月来信，实际上也是在第一集和第二集编写之前就已经收到。他给蔡和森的两封信是他在世界观完全转变之后写的。因此，他在整理编辑信件时，是经过认真斟酌的。第三集实际上也就是他彻底完成思想转变的一种体现和宣示。还有，他在第三集之前写的紧要启事，也反映了他对自己世界观转变以及新民学会分裂的思想自觉。《新民学会紧要启事》强调了新民学会的根本宗旨是“同人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但是，在编写第三集之时，会员之间的思想分化已经公开，“同人结合”“互助互勉”的根本基础即主义共识已经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学会的更新或者解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毛泽东在启事中，实际上明确指出了这个分裂，说有的会员对学会的精神“未能了解”，因此有五种人应该从学会中开除，这五种人是：“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自身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这里列举的种种情况，最关键、最核心的，乃是学会的精神，即学会所坚持的主义，而这个主义也就是他和大多数会员已经确立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二 青年毛泽东对几个关键问题的郑重选择
如果说，毛泽东在11月下旬的几封信更多是清算自己的旧思想、确立新思想的工作；那么他在1920年12月及次年1月的信件以及1921年新民学会大会的发言等[387]，就是他公开自己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明确主张把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根本方针和远大目标，这就是彻底革命的思想，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明确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特别是暴力革命的途径；明确提出要建立革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些标志着他在指导理论和政治信仰上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一）关于根本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引领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的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以及未来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
在回答萧子升和蔡和森等关于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时，毛泽东首先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这句话不是一句客套话，也不是信口说的，而是毛泽东个人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概括。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高度重视探讨“大本大源”问题，力求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思考问题，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大本大源的思考。那个时候的毛泽东着重从哲学理论上来思考问题，从“圣贤救世”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他和自己的好朋友们也都把谋求“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作为理想追求，新民学会最初的目标也就在这一点上。他的好朋友陈昌也曾讲过“不为我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求学问，而为学问求学问”。[388]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已经摆脱了“圣贤救世”的思维，而谋求更高的和更现实的改造中国的目标和道路。恰在此时，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也兴起了一股“根本改造”的思潮。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即提出要实现“根本之改造”。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问题。此后，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所谓根本解决，就是不仅要像五四运动那样解决罢免曹、陆、章和拒绝签约这样的具体目标，更要完成更大的目标，即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彻底的胜利。这就是要彻底地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即完成新的民主主义革命。7月1日，上海工界代表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周恩来在8月6日写的《黑暗势力》中提出要推翻安福系，推翻军阀政府，推翻外来势力。恽代英在7月1日写的《大家起来推翻安福系》中也提出同样的主张。[389]1920年2月，陈独秀刚刚出狱，就到武汉讲学，题目就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三种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天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390]
可以说，对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进行根本改造，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新民学会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同这样的思想氛围是分不开的。
在这场关于根本改造的思潮中，毛泽东当然也没有置身其外。他在继续自身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对改造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0年2月，在给陶斯咏的信中，对这个问题就作了多方面的分析。讲到当时正在热议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391]也就是说，讲改造是必需的，但是，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不能仅仅做空泛的议论，更不能只是在思想上、理论上作个人的“冥想”，而必须要明确改造的最终目标、具体道路和方法，否则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正因为有了这些思考，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后，毛泽东做出了积极响应，说这与自己平日的主张相符合。其实，他所领导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就是这种改造中国的具体实践。正因为他不仅在理论上思考，而且在实践上尝试，因此他关于根本改造的思想就更丰富和深刻。他不仅表示完全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方针和远大目标，并且对这个目标作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分析。
“改造中国与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是一个把新民学会统一起来，并改造成为一个先进的政治性组织的目标纲领。毛泽东高度重视一个组织、一个团体的共同纲领、统一方针和根本目标问题。他在12月1日的信中开始就说，“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蹋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蹋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这里所说的“明确的路数”，实际上也就是要有共同纲领、根本方针、远大理想，通过这个共同纲领、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先进性的、战斗性的政治团体。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通过社会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在毛泽东看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革命和改造，把人民从腐败的中国和不平等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过上好的生活，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这一理想不仅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进行革命，而且要推动和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12月1日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这些思想。他指出，新民学会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而不能为了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私利，“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更不能“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这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格局中来看待。12月1日的信件中，毛泽东就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国际主义，并对狭隘的爱国提出了批评，强调“不能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1921年新年大会上，针对彭璜和陈启民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欧洲的事情中国人不能代庖，而用“改造东亚”的主张，毛泽东再次申明，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最合适，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看待：“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发展不仅需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且能够和必须为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人不能仅仅考虑自己一个国家的事情，不能仅仅停留在狭义的爱国主义，不能单纯为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革命而妨碍世界，而应该着眼于并贡献于世界革命的整体发展。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中，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说明毛泽东已经初步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同列宁的思想相符合。在日后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中，毛泽东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远大理想同立足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要达到“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明确提出必须要脚踏实地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既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时也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停留在具体步骤和近期目标上而忽略了长期目标，就会陷于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和改良主义，只是抓住长远目标高喊口号而不脚踏实地地进行实际斗争，就会陷于不切实际的抽象主义和空想主义。对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积淀而又接受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毛泽东，既反对空泛的谈论改造而不找下手处，又反对只关注眼前的、中国的事情而忽略了长远目标和世界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把长远目标同近期下手处、把改造世界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12月1日的信中，他一方面强调要从近期的、眼前的、中国的实际事情入手做起，“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眼下的中国，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等。1921年新年大会上，再次明确了着眼世界同立足脚下、远大理想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
总之，通过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口号的分析和论述，毛泽东已经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方向和根本目标做出了回答，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远大理想同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二）关于指导思想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
主义的问题，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力图按照这些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发展，但是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思想理论缺乏深度的科学真理性，不能有效指引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社团组织，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部分都在短时间内解体或失去号召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指导它们的理论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毛泽东自己在领导新民学会，特别是在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其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把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作为指导理论。
选择一种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共同追求，但是究竟选择什么理论作为根本指针，思想界出现了严重分歧。例如，仅社会主义思潮方面就五花八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都一股脑地融入思想界：如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工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在讨论社会主义的人群中，更是复杂多样。有先进知识分子，有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有安福系的王揖唐，有广东军阀陈炯明等。例如，陈炯明就说：“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人类共同的理想”，“世界大革命是决不可免的”。[392]在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中，哪一个能够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瞿秋白对此说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都是如此。”[393]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对主义的选择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就渴望寻找大本大源，谋求一种对行动有根本指导意义的思想，并对社会改良主义情有独钟，长期信奉。第一次赴京期间，大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实验主义，于是在《湘江评论》时期，对无政府主义的“无血革命”“呼声运动”加以推崇，把实验主义看作是人类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并在主义与问题的争论中，又倾向于实验主义。但是，实践是无情的，在各种实验之后，他发现这些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正是在总结自己和同时代人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坚定地进行了深度的思想清算，放弃了各种不正确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个人理论信仰和政治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
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他明确提出了主义的特别重要性：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革命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领导进行，而这样的政治组织必须是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同一个主义的带领下的同志的凝聚，而不仅仅是感情的结合和人的聚集。他说：“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394]这样，他就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子。随后，在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阐述了主义的内涵，旗子的所指。他表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那些各色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斯的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在列举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之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开表决的时候，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公开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深入研究，并在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在涉及主义同各门具体学术的关系时，他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主义就存在于各门科学之中而不在其外，“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这种主义对于具体领域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坚定不移地提出“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旗帜鲜明地举起唯物史观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强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明确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决不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395]
毛泽东经过了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毛泽东之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来接受，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不是枝枝节节的具体方法，不是特殊领域的具体学问，而是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通过马克思主义这根指针，毛泽东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找到了分析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钥匙，从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行动就明朗起来了，成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的、有意识、有方向的革命，而不再是自发的、盲目的革命。在日后开展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三）关于道路选择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走俄国革命道路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如前所述，改良还是革命，是近代以来长期缠绕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一个大问题。五四运动后，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再次掀起高峰。一方面，社会改良的思想极其高涨，梁启超、张东荪、胡适等是代表。当时，杜威、罗素等知名学者来到中国，宣扬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社会改良的思潮弥漫中国思想界。例如，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杜威在华两年多时间，广为宣传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五大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风靡全国，包括陈独秀、毛泽东等对实验主义都高度赞赏。胡适在1919年6月15日后接手《每周评论》（26期），重点宣传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他在《新青年》6卷4号，发表《实验主义》一文，详细介绍了实验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观点，对实验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作了全面介绍。随后又发表著名文章《问题与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反对根本解决。另一方面，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思潮，高举根本改造的大旗，迅速影响中国思想界。
毛泽东同新民学会的成员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路径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对社会改良确实非常中意，他不仅提倡无血革命，呼声运动，而且亲自领导了颇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但是事实证明，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因此，他在1920年11月底，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396]那么，这种新的方法，新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呢？是什么道路呢？就在俄国，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思考得出的答案。
在12月1日的信中，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在列举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的两种方法之后，他明确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的方法，而反对改良主义的温和革命的方法。他指出，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同罗素的主张是一致的，“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为什么呢？这种方法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要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可是，现实世界的情况是，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儿童们经过资本主义教育长大之后，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这样，资本主义教育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延续的有效链条，幻想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仅仅从教育入手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资本主义对世界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境地，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统治。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治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在此情况下，试图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通过教育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的。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同样也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曾经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进行过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进行过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践，但是都失败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放弃了这些主张，他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再次对无政府主义表示不赞同，他指出，“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
在作了这些比较和分析之后，毛泽东明确而郑重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走俄国的道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蔡和森提出的采用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彻底改造中国和世界，解放全人类，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就首先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现实主义者，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是在其他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改良和改造问题进行论述，并对走俄国道路的选择加以分析。正如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萧蔡争论一样，关于改造和改良的问题，在新年大会上也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15人主张对中国和世界进行彻底的改造；李承德和周世钊2人不主张改造，而主张促使社会进化；邹蕴真认为，根本改造、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是做不到的，因此不主张改造而主张渐进的改良方法。[397]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也就是说，在中国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走“大规模改造”的社会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就是俄国革命的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社会改造、社会革命的方式方法，会员之间也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何叔衡、陶斯咏、易礼容等12人同意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邹蕴真和任培道2人赞同社会改良主义的方法，李承德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周世钊等3人未决定。何叔衡讲得非常直接和富于感情化，他说：“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398]毛泽东首先评述了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等几种改造社会的方法，揭示了它们的不科学、不合理、不实际的弊端：“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这些方法和道路，都是不完善和不可能实现的，都不能达到改造世界和中国的目的，只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是最科学、最具有实效性的，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因此最宜采用，他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把目光转向俄国，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当然也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在日后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俄国革命道路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四）关于具体步骤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树立了远大目标，确立了指导思想，选择了前进道路，都是基础性的前提性的工作，而要真正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就必须找到下手处，也就是要抓住最紧迫的工作，确立具体展开的步骤。
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就结合自己在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实践，针对当时思想界热烈讨论的改造社会议题，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这三个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目标，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和战略策略问题。在这里，寻找到下手处，已经成为萦绕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下手处就是要建立一个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团体。
1920年7月，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上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下手的问题，蔡和森把这个下手处的问题，概括为组建中国共产党。会后，他在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形成革命斗争的“神经中枢”。蔡和森的这个想法，同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思考不谋而合。
毛泽东在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的实践中，已经切实体会到了政治组织在革命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给陶毅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这样的团体，是一种“联军”“同盟军”式的团体，可以减少和避免“用力多而成功少”的“最不经济”的“各自为战”的“浪战”，而通过成员间“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最终形成合力，达到胜利，“操战胜攻取的左券”。[399]这样的组织显然不再是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之时所追求的个人道德、知识的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政党组织。1920年11月，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的过程中，他明确提出，从事社会改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其中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组织，“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00]。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在12月1日的复信中，对蔡和森所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意见，深表赞同。
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了这样的思考，而且已经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做着建立共产党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实际工作。当接到萧子升转来的蔡和森于9月16日详细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件后，他不仅明确表示赞同蔡和森的建党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而且告诉蔡和森，陈独秀正在组织中国共产党，“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正在进行组织”。毛泽东1月21日的回信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共产党的重要主张：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二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作为12个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在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而且形成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概括地说，在1920年12月到次年1月的信件和发言中，毛泽东结合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根本目标、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具体步骤等问题的看法，标志着他已经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确立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把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紧迫任务，在政治信仰上做出了重大的全新的选择。
三 思想转变的完成与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在上述几个重大问题上的郑重选择表明，毛泽东已经完成了思想结构上的彻底转变，从根本上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路先锋。从此以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
（一）思想结构的彻底转变与融合重构
青年毛泽东在根本目标、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具体步骤等几个重大问题上的郑重选择，是其政治信仰转变的显在标志，在这些显在性标志的背后，乃是其思想本身的结构性转变：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发生了根本调整，马克思主义成为决定思想方向的根本指针，思想结构从先前的多种思想并存冲突的混沌状态，进入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多种思想重新配置组合的有序状态。
前面相关章节的论述已经表明，基于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勇于打破现存规范的叛逆性格，不断超越自我的个性特点，强烈的求知欲望，特殊的自学者的知识获取方式，早年毛泽东的知识结构长期处于快速变换和量的激增过程中，庞杂而巨大的知识存量缺乏明确的知识逻辑和有序的条理。在湖南一师期间，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渐进改良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近代资产阶级各种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新知识新理论等，都并存在他的知识结构当中。五四运动前后，他又大量吸收了新引入中国的各种理论观点，使他的知识结构更加庞杂无序。这样的知识结构对其思想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是他的思想观念初步形成时期，他的思想结构始终处在一个多样杂处的状态。在世界观上，是以二元论哲学为基础而又内在矛盾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在历史观上，虽然看到了下层民众的重要性，但着重强调以圣贤救世、民质教化为核心的唯心史观；在政治思想上，是以改良主义为基础的大杂烩式的政治思想结构，“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401]；在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上，尽管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谋求改造中国现存状况，但是长期坚持温和革命的思想。
湖南一师毕业之后，毛泽东逐步从一个青年书生走向了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他的思想结构更加庞杂无序。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又急切在实践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几乎把当时所有进入中国的新思想都纳入自己的思想结构当中，并力求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不断变化，瞬间确立又瞬间转换，理论上和实际上的自我矛盾非常明显。五四运动前后，其思想上的混沌无序状态达到巅峰。
无序的巅峰乃是有序的开始。毛泽东接收任何思想理论，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人兴趣和学术目的，而是为了寻找实践的指导。当实践证明某种理论不能作为实践指南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种思想理论从指导地位中拿下，进行指导思想的迅速更换。正是在这种短时间内的主义实践中，他对各种新思想、新主义作了比较选择，最终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主导性的思想要素、唯一的理论指针和行动指南，实现了思想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这种思想结构转变的结果，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思想当中，也不是将先前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要素的完全排除，而是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融合重构。经过这种融合重构，思想结构从先前的多种思想并存冲突的混沌状态，进入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多种思想重新配置组合的有序状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性思想居于根本指导思想地位，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思想结构的发展方向和对不同思想文化的鉴别取舍。与此同时，其他的思想要素在新的思想结构中获得了新的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沉淀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当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获得新的解释，并成为他日后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例如，“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的道德价值理念和思想方法，但在知识分子和国民思想中有着深远影响，毛泽东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联系起来，赋之以新的思想内涵，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改良主义思想转变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种行动策略。例如，他在1920年11月底给罗章龙的信以及对易礼容信件的评语中，就对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做出新的评价定位，把它们看作是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实验主义的问题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维的重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空想因素撤掉之后，留下的批判精神和理想建构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从个体的主观世界来说，以世界观为核心的政治信仰和思想结构处于深层次的和决定性的地位。政治信仰和思想结构的彻底转变，不单单是思想本身的变化，同时也必然引发知识结构、价值判断、实践行动、情感认同等多方面的总体性转换。随着思想结构彻底转变的完成，青年毛泽东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要素和主导方向的思想结构，在这种思想结构的主导下，他在知识取向、价值判断、实践行动、情感认同等方面都相应地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成为主观世界的统领，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具体来说，毛泽东所实现的自身马克思主义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第一次进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关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料；1919年第二次赴京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搜寻当时能够找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认真阅读；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特别是在创办文化书社的过程中，他更是花大力气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相关文献。正是通过认真学习，他在知识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的知识结构中所占的分量日益加大，直接促进了其思想结构的转变。
第二，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经过自己认真深入的学习和基于实践的反思，并同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是泛泛地记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句，而是从本质上抓住它的理论精髓，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第三，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抽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而是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理论和行动指南，分析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目标、道路、方法。正是因为他能够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他在思想转变完成之时，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改造中国的根本目标是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方法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依靠力量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等等。
第四，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就讲到，唯物史观是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依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旗帜高高举起。1936年在回忆自己青年时期思想变化时，他明确讲到，自己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就毫不动摇地信仰它。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就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科学真理体系和根本指导思想，作为认识和分析社会的根本依据，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修养的根本依据，为此他不惜同多年的好朋友萧子升分道扬镳。
第五，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自从自己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就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新民学会的会员和广大进步青年的思想进步。他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就是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他还帮助郭亮、肖述凡、夏曦等人在湖南一师创立崇新学社，指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共产党》上的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扩大马克思主义在进步青年和广大群众中的影响。
第六，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毛泽东就逐步放弃了先前占据思想结构中重要地位的不正确思想。确立信仰之后，他就在通信或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清除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影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明确表示在主义问题上决不妥协让步，就是他说的“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他同萧子升的分裂，直接表明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
正是通过实现自身的完全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行为主体和理论创新主体。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历的共同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和根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中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它不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一个自觉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历史必然性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不是自然自发的，而是通过理论主体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主体性过程，没有主体的自觉结合，就不可能出现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不是大众性的生活常识体系和习惯性的话语体系，而是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真理体系。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402]；“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403]。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理论体系性，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404]。作为深邃的真理体系和科学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实践的高度理论抽象，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其深度意义并不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和长期学习才能够把握。这就需要拥有系统化的理论思维训练，具有理解和把握理论体系的能力和素质，关心并从事理论创造、阐发、传播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就开始见诸中国报刊书籍，一些知识分子以不同方式、动机、态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898年，胡颐谷就在其译著《泰西民法志》中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梁启超、朱执信等也介绍过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例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时就说过：“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405]另一方面，仅仅了解甚至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就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五四时期的文化主将胡适，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了解，但他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建党初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陈公博、周佛海、任卓宣（叶青）等，后来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精髓的人，例如党史上著名人物王明等，尽管曾经熟读马克思主义词句，但是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而不得精神实质，因而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呢？历史事实表明：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要有一个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必须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坚定信仰和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所谓真学，就是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敷衍潦草地、表面肤浅地、浮光掠影地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所谓真懂，就是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掌握并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仅仅记住马克思的个别话语和词句。所谓真信，就是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敢于捍卫马克思主义，乐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理解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是表里不一、三心二意、人格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真用，就是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真正运用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理论家的论断富有经典性。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406]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既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对理论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过程的高度概括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自身思想发展的一种理论总结。
（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上开拓前进
彻底完成思想结构转变和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之后，毛泽东大踏步走进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并成为其杰出代表，作为12个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自此之后，长期处于中央领导岗位。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而且成为最杰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上不断开拓前进，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并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经过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历，逐步完成了自我思想清算，实现了思想结构的根本转变，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同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等一道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路先锋。
建党初期，他担任湖南地区党组织领导职务，成功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他开始领导全国的工农革命运动，力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农民、领导权、革命道路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大革命时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状况和革命道路，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理论文章，同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起，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历史大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走向何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解决的紧迫问题。在“八七会议”上，他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斗争经验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抓住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核心问题，发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和实践创新点，提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论断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推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将武装斗争的理论自觉提升到政策和实践层面，并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独到见解和初步方案，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显示出他作为杰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基本素质和特有风格。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他围绕着“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顶着党内领导错误路线和敌人疯狂进攻两方面的压力，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武装斗争新实践，实现了土地革命政策新创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的领导等不同领域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成果，并不断把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推向深入，用于实践。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他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初步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坚决反对以唯心主义为根源和实质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重要论断，初步提出了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经典命题，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态度和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形成。
延安时期，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全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从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正式诞生。之后，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延安整风过程中，他在领导全党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全面开展理论创新，高度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写进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西柏坡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际，他领导党和人民，积极适应历史转变，科学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等重大历史课题，撰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政权建设理论、政党建设理论同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趋势有机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执政党建设和新政权建设的理论，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和建设道路，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高潮。他立足于中国政治和文化历史传统，科学把握当时世界的总体格局，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实践，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根本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理论著作，提出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形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理论准备。
正是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么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