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影响思想转变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影响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共性的因素，也有个性的因素，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也有主观个人的因素，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因素，既有思想理论的因素，也有社会实践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地位作用虽有所不同，但交互影响，共同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一）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中的客观性、共性化因素
表面上看，思想主体个人的思想转变完全是主观个人的事情，带有极大的个性化色彩。但是，任何个人都必须生活在客观共性的环境当中，因此个人的思想转变不能不受到客观共性因素的影响。就单个思想主体来说，影响其思想发展的客观共性因素，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环境、家庭出身环境等方面。其中，家庭背景对于个人来说虽然也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的因素，但是不同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因此基本上属于个性化的因素；而其他几个方面的因素则都是同时代人们共同拥有的共性化的因素。对于每一个思想主体来说，这些客观性的共性化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外在环境性因素，制约着人们思想发展的总体状况和大体方向，每一个思想主体思想发展在总体上不可能超出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客观性因素的变化也必然会在个人思想发展的历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第一，社会政治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影响。中国近代以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进程，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面对国家衰败民族危亡，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深感忧患，形成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和社会理想。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帝制复辟、军阀战争、五四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大量接触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基本思想，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反对帝制和军阀战争、五四运动等政治活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交织存在于他的头脑当中，使他长时间处于思想矛盾状态。随着改造中国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日益激烈，最终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二，民族文化传统和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从少年时期就通过私塾教育的途径成为毛泽东思想文化的基本因子，积淀在知识结构的深层成为一种知识硬核，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完全抛开这些文化积淀。传统文化中既追求“明德、新民、至善”形而上的终极目标，又重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而下的务实理性，对于毛泽东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传统亚文化中那些挑战权威的造反传统，也深化了他的叛逆性格和超越精神。毛泽东出生在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湖南省，特别是他进入湖南一师之后，浓厚的湖湘文化气息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湖湘文化富有特色，一方面奉程朱理学为正宗，注重内圣之道，倡导性理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外王之术，大力提倡实学。这种内外结合、理实两顾的风格，形成了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青年毛泽东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追求“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另一方面又高度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并以实践效果作为取舍思想理论的标准，同湖湘文化的深厚影响是分不开的。
第三，思想文化和教育环境的变动及其影响。在毛泽东成长的过程中，他所面临的思想文化和教育环境发生了多次变动，这些变动对他的思想转变颇有影响。毛泽东出生在封闭落后的山村，文化知识信息极其有限，教育方式是最传统的私塾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对于毛泽东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特定的知识结构、学习方式以及个性特点等，都有重要影响，不仅使他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形成了独立自主的自学习惯，而且推进了他独立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反叛精神的养成。进入湖南一师之后，教育环境的改变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湖南一师的教育理念、师资队伍、学生构成等，对毛泽东的个性发展、知识储备、思想结构、初步社会实践等影响深远，特别是他在这里结交了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一批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教师，直接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方向和思想结构的建构方式。后来他又来到思想文化发达和信息畅通的北京、上海等地，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那里的思想文化环境对于开阔他的理论视野，丰富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内涵，更是影响巨大。
第四，家庭环境的潜在影响。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个人性格特征、行为特点以及思想发展方向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毛泽东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父亲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山村农民，具有父权制社会的独裁性格，对家庭进行专制化管理。母亲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家庭妇女，对丈夫逆来顺受，对子女关怀慈爱，对相邻乐善好施。毛泽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存，形成勤劳俭朴务实的生活作风和特殊的性格特点。与毛泽东不同的是，蔡和森出身于大家庭，但是自幼随母亲同大家庭分裂，过着艰辛而独立的生活，因此他的隐忍和果断性格是非常鲜明的；萧子升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其“绅士”作风和温文尔雅的性格颇有特色。这些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他们的思想转变时期显示出特有的作用，潜在地影响到他们思想发展的具体方式和特点。
当然，外在环境只是提供了个人思想发展的条件，而每个人思想发展的具体方向、方式、途径和风格等，关键还在于主体个人的内在素质。上述这些因素除家庭背景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或者至少是同毛泽东一同求学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属于共性化的因素，虽然在总体上对每个人都发生着制约作用，能够影响所有人思想发展的总体状况，但是这些共性的东西如何转化为个性的思想积淀，对每个人的影响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则同个人的个性特征、学习方式、思想认知、社会实践、理想志向等个性化因素密切相关。
（二）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中的主观性、个性化因素
单个思想主体思想转变的具体方式、特殊路径和个体风格，是由主观性的个性化因素决定的。这些主观个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一个人的情感、性格、知识、思想、信仰、实践等方面的内容。在主观性的因素中，性格、情感、信仰属于非理性的因素，而知识、思想则属于理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性格影响着获取知识的方式，情感影响着理想信念的确定并进而影响着知识、思想的发展目标，思想结构受到知识结构的影响并反过来也对知识结构的发展变化有着导向和规范作用，信仰建立在知识和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引领思想知识的发展方向，实践是上述诸种因素的综合与外化。
个人情感因素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自己对此也曾有过深刻反思，“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408]这种情感决定的倾向，一方面，能够使他对自己坚持的东西相当坚定，当他在情感上认定某种思想之后，改变和调整起来相当困难，增加了思想转变的曲折性。例如，对梁启超的个人崇拜导致他长期坚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对杨昌济的个人感情导致他长期坚持二元论哲学和精神个人主义思想；对胡适的崇拜导致他对实验主义思想高度赞扬。另一方面，一旦他选择了自己的思想方向之后，就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从而在思想选择、理想信念方面有着超乎他人的坚定性。例如，他因为从少年时期对国家民族的衰败感到非常痛心，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情感，此后在救国救民和改造中国的理想信念上毫不动摇；再如，当他经过自己的实践验证和理论鉴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在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极其突出的。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是毛泽东一出生就面临的无法选择的客观因素，塑造了他特殊的性格特点：果敢的叛逆性与策略的妥协性、理想的超越性与现实的务实性、激烈的感性冲动与冷静的理性选择。一方面，父亲身上的那种强烈的专制性、顽强的奋斗精神和对子女的严酷管理，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强烈的叛逆个性，大胆地挑战权威、挑战约束、挑战现存体制；另一方面，母亲身上的那种逆来顺受，柔弱妥协，慈爱善良，对他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对外来强制性力量有着一种精明的策略性，在外在强制力和自我独立性之间寻找一种妥协的方法。果敢的叛逆性与策略的妥协性，看似矛盾的两种性格特征内在地统一于他的性格结构当中，成为其独特个性的核心因子。贫穷落后封闭僵化的生存条件，对于富于挑战性格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外在约束，冲破这种约束从小就成为毛泽东的心理愿望，超越环境、超越自我演变成为他性格结构中的重要方面；但是他的超越从来不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而是落实在行动上，通过自己的现实努力来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他性格中的又一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理想的超越性与现实的务实性又统一于他的性格结构当中。这些矛盾的性格因素，使他的行动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色，那就是把激烈的感性冲动与冷静的理性选择有机结合起来。这就使他在思想转变中呈现出很多与人不同的特点，对于很多思想观点一方面敢于挑战；另一方面又会长期留恋，在特定时期内的思想徘徊和冲突难以避免。例如对于改良主义思想，他从1916年就开始有所怀疑，有所反对，但是又长期坚守，直到思想转变彻底完成才最后清除。对于自己的思想结构，一方面勇于超越；另一方面又反复推敲和检验，使他的思想转变过程更加曲折，甚至在特定时期内出现反复，从而在时间上也更长一些。在这个方面他同蔡和森、萧子升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蔡和森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果断地抛开了先前的思想，坚定转向了新的思想方向，而毛泽东则是反复检视，多次实践，之后才实现思想转型。萧子升则相反，缺乏自我超越的性格和能力，一直坚守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方向，毛泽东在实现自己思想转变后，不仅超越了先前的思想状态，而且超越了他同萧子升之间建立在个人感情和友谊之上的长期亲密交往，最后二人分道扬镳。
个人知识结构对于思想转变的影响非常之大。知识结构同思想结构并不是等同的。知识是外在的，是主体从外界吸收的文化信息；思想则是内在的，是主体通过自身的独立思考而获得的个性化的思想成果。但是，知识结构同思想结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知识是思想的基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内化。在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思想主体必须要根据思想发展方向和思想结构建构的需要，对知识要素进行合理的调整，使它们以思想发展方向为依据，获得重新定位形成有序结构，并充分发挥对思想发展的支撑作用。尤其是，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并不就是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但是主导性思想要素必然同主导性知识要素发生内在关联，一方面必须要借助主导性知识要素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则必须要排除主导性知识要素中那些与主导性思想要素不协调的内容，实现主导性知识要素与主导性思想要素有机融合。正因为如此，知识结构对思想结构的形成和思想发展的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形成的国学主导、中西合璧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在其思想转变以及转变之后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思想鉴别更加复杂。因为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必须对这些既有的知识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和鉴别，以确定哪些要素符合思想发展的方向，哪些同自己的思想信仰不协调不一致，需要清理或调整，这就增加了思想鉴别的复杂性。其次，思想清算更加艰辛。因为其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都包含在他的知识当中，都不时浮出到思想表层，影响其思想发展方向和对重大问题的判断，成为其思想转变的阻碍性力量。为此，他要彻底完成思想清理，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因为他不可能简单地把先前的各种知识、各种思想放在一边，直接接纳一种被认为是合理的思想观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的思想转变并不是最快的。再次，思想冲突更加激烈。作为主导性知识要素的传统文化，既有优秀合理的内容，也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糟粕，它们同毛泽东在思想转变之时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既有可以融合的因素，同时也有很多冲突的内容，这就使得他的思想结构中这两种要素之间长期发生冲撞。例如，当时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圣贤救世历史观、变化民智的改良主义、大同社会的空想主义理想等，大都来自于传统文化，这些内容同他要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导致了他在选择上更加艰辛和复杂。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日后的思想建构中，更好地把这些思想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个人志向和理想信念建立在知识、思想之上，同时也同个人的性格终归相关，是影响个人思想转变的方向性因素。毛泽东在少年时期了解中国近代的衰落之后，就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进一步的知识学习和思想进步之后，确立了救亡图存、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理想。这些理想抱负作为一种意志性因素，超乎知识、思想之外，成为其知识吸收、思想发展和实践行动的一种根本方向，使他为探索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理论指导而不断吸收更多的知识信息和思想观点，并不断超越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个人的志向抱负和理想信念不同，引领走向不同的思想发展方向。毛泽东、蔡和森等因为很早就确立了改造中国的理想信念，他们最终选择了能够为改造中国指导方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们最好的朋友如周世钊、陶斯咏等，从年轻时就选择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为此他们走上了长期从事教育的道路；个别新民学会的会员则致力于谋求个人的飞黄腾达，最终选择了反动的思想并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三）客观共性要素同主观个性要素之间的结合互动
个人的思想变化离不开客观的、共性化因素的总体性影响，任何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个人思想变化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的，甚至会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的窠臼当中。但是，单纯的环境决定论，根本无法弄清楚个体思想发展的具体状况。因此，分析个人思想转变的历程，必须把客观共性要素同主观个性的要素综合起来分析，并特别要关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对思想主体的影响。
首先，客观共性的要素，必须要转化为主观个性的因素，才能对思想个体的思想转变发生影响。例如，毛泽东所处的近代以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发生在青年毛泽东时代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只有转换为毛泽东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才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起到了方向引领作用。一些人没有实现这个转变，而仅仅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社会政治实践，陷入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追求，不可能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再如，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领域中的共识与分裂、冲突与斗争，思想领域引进来的各种思想观点，只有转换为毛泽东个人的知识结构、思想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才成为毛泽东思想结构转变的对象。像萧子升不把马克思主义等纳入到自己的思想结构当中，从而也就不存在清除实验主义、新村主义的问题，当然也不存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问题。胡适尽管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而是坚守自己早已选择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他清除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社会改良主义。
其次，客观共性因素的变化，影响到主观个性因素的变化，并通过这种变化影响到个人思想的发展。例如，毛泽东在求学历程中，其知识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他的知识结构、思想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其思想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私塾时期，他所能够接受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知识；离开韶山之后，他进入了新的学校和更加开放的环境，知识结构中迅速增加了新学知识要素；进入湖南一师后，学校的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育理念、管理方式都同先前他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同，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良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都进入到他的知识和思想结构当中；赴京之后，他更是进入到了一个各种思想共存的文化环境，其思想结构的复杂性也因而达到巅峰状态。思想结构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个人思想转变的进程、路径，显现曲折性、复杂性。
最后，由于个人主观个性因素的不同，客观共性因素对个人思想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因而这些共性因素也就不能决定个人思想转变的具体方向、具体进程、特殊途径、特定方式，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主观个性化的因素。例如，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相同的，但是有的人致力于根本改造中国，有的人则致力于零星的改良，这就与个人对于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不同认知和判断相关；而在改造的路径上，有的人选择俄国革命的方式，有的人选择了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这与个人对于这些改造方式的研究深度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不同相关。又如，同样都是在湖南一师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但由于个人的性格特征、理想抱负、学习方法等不同，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三人思想转变的方向、方式、程度等则有很大的区别。
二 自我清算式的思想转变模式
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以思想主体为核心，客观社会条件、主观个性特征、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理论研究客体、理论发展条件等共性和个性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有效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包括理想引领机制、学习吸纳机制、实践动力机制、有机结合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交锋机制等，这些机制综合起来形成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特殊模式。
（一）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特色机制
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个性化因素的作用，也有共性化因素的作用，这两类因素通过思想主体的综合配置，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中实现良性互动，形成了思想转变的特色机制。
第一，理想引领机制。
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尽管思想上曾发生过激烈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他的一切思想进展都始终围绕着实现这个远大理想展开，都是在理想目标的牵引下进行的。在儿童时期，他的反叛和超越主要是个人的性格和个人的目的。当他接触了一些爱国主义材料后，了解了中国的落后和屈辱状况，开始谋求国家的兴旺发达，有了某种历史担当的责任感。进入湖南一师之后，随着眼界的开阔，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促使他的思想飞跃，开始从宏观上谋求改造整个中国和世界，确立了救国救民、解放全中国全世界的远大志向和社会理想。当时，国家的情况日益破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同人民的冲突，军阀之间的冲突，地主同农民的冲突，资本家同工人的冲突，顽固守旧同进步改革的冲突，民主科学同专制愚昧的冲突，都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中得到了反映，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民活不下去”，很多人当时都陷入悲观之中。但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则不是这样，他们从这种冲突中寻找救国的道路，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很大的信心和希望，谋求改造中国和世界。
在这种理想的引领下，他猛烈地学习吸收各种新思想新观点。从洋务派、维新派的改良主义，到严译名著中的进化论思想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主张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民主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贤救世思想到近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理论等，他都尽可能多地吸收到自己的知识系统当中，以求作为实现理想的理论指导。五四运动前后，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他又大量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新思想、新理论，并把这些思想观点付诸实践，以求进行比较鉴别和实践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
不仅在青年时期如此，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都始终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不屈不挠地奋斗，在曲折苦难时靠着理想信念渡过难关，在事业发展顺利时靠着理想信念而不骄不躁，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又在理想信念的引领下，探索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的道路上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但同时也为后人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这个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经验和法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成为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409]“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410]在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也遭遇了政治风波，一些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示怀疑，邓小平却毫不动摇地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11]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毫不动摇地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并把这种信仰和理想信念转化为理论探索的精神动力，坚持正确的理论发展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学习吸纳机制。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封闭的山村家庭，使他在早年接受知识信息的渠道特别有限，但他又极富追求知识的渴望和自我超越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对知识信息的高度敏感性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私塾期间，他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将它们深深地储存在知识结构的底层。随着眼界的开阔和环境的变迁，他不断吸收各种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思想。毛泽东在进入湖南一师之前，就大量接收了早期洋务派的知识、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民主主义思想。进入湖南一师之后，他更是猛烈地接收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论、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五四时期，他在北京又大量接收了刚刚引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实验主义等。
毛泽东接收知识信息的重要特点是，从来都不先入为主地加以限制，而是在改造中国这个大目标下把各种各样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都一股脑地先接收过来，形成丰富而庞杂的知识储备，而后再结合自己的实践来比较甄别选择，这就使他的思想结构在特定时期显得特别复杂，例如在五四时期达到了混杂无序的巅峰。但是，短时间内的混杂并不是坏事，只有有了丰富的知识信息的储备，他才能够更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最终的选择才更有深度，更加准确。相比之下，他的好朋友萧子升，曾经在知识、思想、方法和阅历上，都走在毛泽东的前面，1916年前后，毛泽东曾经多次写信同他讨论和请教学习问题。但是，萧子升在知识信息的吸收方面，过早地封闭了自己的选择领域，限制了自己的知识视野，并不善于随着时代步伐实现自我超越，因而在不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就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知识信息量上超越了他。
与此同时，毛泽东学习吸收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在学习中进行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随意接受他人的观点。早在少年时期阅读中国古代小说时，他就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疑问，并不断追寻问题的答案。他在回忆中讲道：“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以后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412]这种独立思考的特点，使他后来越是多接收知识信息，就越有思想的深度，其做出的最终选择也就更加坚定。
第三，实践动力机制。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道：“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413]毛泽东也是这样，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高度注重理论同实践的密切联系，把从书本上得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并决定取舍，同时又在实践中获得新的体验，通过对实践的反思来深化思想认识。在湖南一师时期，他就在深入学习各种知识和思想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反对帝制和封建军阀、广泛的社会调查、主持工人夜学、创建和组织学生社团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促进他的思想发展和早期思想结构的形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正是通过这些社会实践，他个人的主观世界和实践活动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现存社会的反叛和改造上，着力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前景上思考如何救亡图存，致力于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本大源”。
毕业之后，他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和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在第一次赴京期间，猛烈地吸收了当时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混杂矛盾的思想结构。他没有停留在这种混杂的思想状态当中，而是把自己接收的各种思想理论投入到实践当中，力求通过亲身实践来检验和判断这些理论是否能够对社会历史做出正确的解释，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需要，是否能够成为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南。经过对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的亲身体验，特别是经过驱张运动实践及其深刻的理论反思，逐步认清楚了这些理论的不足并在思想上进行清理，基本上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初步占据了思想结构的主导地位。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下来作为自己的实践指南，而是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番，用事实来验证其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可行性。1920年7月以后，他组织领导了文化书社，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组建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在实践中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特别是，他领导组织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把湖南的工人、农民等社会大众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这个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内，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进行直接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的社会政治实践。也正是通过这次运动，他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改良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了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改造中国、救亡图存的行动指南，从而牢牢地确定了自己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日后的社会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他把自己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这个思想发展机制，进一步推广和提升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机制，着眼于实践本身和客观形势的新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新的时代特征和矛盾变化的趋势，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的素材，捕捉新的理论生长点，破解和回答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四，有机结合机制。
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善于把理论与实际、新思想新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选择与解决重大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这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鲜明特点。
调查研究是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长期从事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其实，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就养成了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实践、提升认识并形成理论的习惯。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就明确提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要“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当时，湖南一师附近有造币厂、黑铅冶炼厂和电灯公司等，集中了许多工人、人力车夫、菜贩和其他劳动者，毛泽东经常同他们接触，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要求，他在接办工人夜学时，能够适应工人的文化水平，写出来他们听得懂、感兴趣的夜学广告，并能够在教学中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同工人群众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他还分别同萧子升、蔡和森等在湖南境内进行游学考察，详细了解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用自己当时掌握的思想文化来分析社会现实。在第一次赴京期间，又到长辛店的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工人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和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利于他更好地选择适合中国社会实践和人民需要的科学理论。
特别是，他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善于把自己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同中国的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和发展道路。当时，改造中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如何改造、改造到什么程度、从什么地方入手进行改造，成为当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及早思考，而且把自己已经选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俄国革命经验深入到这些思考当中。在改造的目标上，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同立足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远大的理想目标同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起来，对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口号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在指导思想问题上，他在提出主义重要性的同时，分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几种主要思想，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结合中国现实实际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积重难返的局面，明确提出选择俄国革命道路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在建立政党组织的问题上，他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结合十月革命的经验，深入分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实际，特别是自己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实践，明确提出必须组建同俄国共产党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在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第五，集体智慧机制。
毛泽东从儿童时期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重大问题上他向来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轻易地附和别人的观点。但是，在学习文化知识、追求思想进步的过程中，他又特别注重吸收他人智慧，在共同研究、共同进步中，实现智慧共享。
1920年2月，在给陶毅的信中，他反对那种只是一个人研究的“各自为战”的“浪战”，认为这种方法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的。为此，他主张“共同的讨论”，“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为了更好地做到共同研究，共同进步，他提出新民学会的会友应该分布到不同地方，对各个地方的事情都有所了解，然后大家相互交流沟通，实现信息共享，知识共享，智慧共享。“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的活动。”[414]这种主张也就是他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集体智慧机制。
在湖南一师时期，他就特别注意同其他人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吸收别人的智慧，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他同杨昌济、黎锦熙等先生交往频繁，从他们那里获得知识信息和智慧启迪。在给黎锦熙、萧子升等人的信中，多次谈到思想交流对他的好处。1915年7月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415]在1916年前后，他多次同萧子升通信，共同探讨学习方法和思想收获。为了更多地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追求进步，他曾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在长沙各学校征集朋友。他同蔡和森等人成立哲学研究小组，讨论学问，提升自己。1918年4月，他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新民学会，共同探讨个人及社会生活向上的途径。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交流，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同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交流是分不开的。
他不仅善于吸收师长朋友的智慧，而且还抓住一切机会同当时的思想界人士进行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最新的知识和思想。1917年春天，日本友人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他还同萧三一起致信渴望拜访交流。在赴京期间，他除了继续同杨昌济、黎锦熙深入切磋之外，还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陶孟和、周作人、章士钊、朱谦之、罗章龙、张国焘等一大批思想家或有志青年进行交流。这些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内涵，对他实现自身的思想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其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这种通过思想交流吸收集体智慧的机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同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之间的交流，极大地推动他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李大钊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李大钊的引领下，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1920年第二次到上海期间，他同已经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深入探讨了自己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陈独秀给他以极大的影响，他曾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转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416]蔡和森在1918年到北京后，就很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抱有极大的热情，到法国之后猛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迅速实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20年5月、8月、9月连续给毛泽东来了三封长信，畅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建议毛泽东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接到蔡和森信件之时，正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信件中介绍的理论及蔡本人的坚定信仰，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久他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中的这种集体智慧机制，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机制，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集中集体智慧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就是把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和全体党员的智慧集中起来，并加以归纳整合、系统提升的过程。不同层次的理论创新主体分别从自身的角度和层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思考、观点，这些创新成果通过有效的渠道和平台融合，经过核心主体的总结提升，成为符合科学规范的理论观点或思想体系。这个机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显得非常突出。例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初就是由学者提出的学术问题，经过有关领导支持和媒体宣传而转化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在集中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智慧的基础上，把它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它“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417]，“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18]，并进一步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六，思想交锋机制。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这个艰辛的历程是通过实践鉴别和理论鉴别的方式进行的。一旦他确定了自己的选择方向，他就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所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如上文已经强调过的，毛泽东在接收各种思想理论观点之时，并没有特殊的筛选和选择，没有一开始就把某种理论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而是把它们兼容并蓄过来，都作为实现理想的一种备选方案，首先储存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结构当中，但是这种庞杂的思想结构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否则其实现理想的实践就永远处于矛盾当中而无法展开。为此，他在接收不同的思想理论之后，就冷静下来进行深刻的实践验证和思想鉴别。这种比较鉴别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理论的交锋和思想的斗争。
一方面他以极大的热情把各种思想理论都纳入到实践当中，通过实践来判明它们是否适合中国，是否能够作为行动指南，发现不同理论的优劣；另一方面对它们做出理论上的分析鉴别，从中发现一些理论的局限性甚至反动性。他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件中和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根据自己的实践检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进行了理论对比和深入分析，指出社会改良主义只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不可能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论指导；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权力和组织，是永远都做不到的；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也不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途径。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向。
一旦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之后，他就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义无反顾地放弃自己曾经坚持而又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他带领大多数会员同无政府主义等不正确的思想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引导新民学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对无政府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种主张是“愚陋不明事理”。[419]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他特别强调，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和妥协，为了坚持主义就必须进行理论论争和思想交锋，强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他明确提出，“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420]正是出于这种对主义的坚决捍卫，他同萧子升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和深入的思想交锋，最终因为主义的分歧忍痛同这位当年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在编纂《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之时，他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为了捍卫主义的纯洁性和组织的纯洁性，他毫不犹豫地清除了一批人，对于5种人，“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421]
（二）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特殊模式
上述这些思想发展的机制，孤立地来看，似乎显示不出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个性特色，因为很多思想家在思想发展历程中都采用了这些机制中的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但是，综合起来看，能够把这些机制整合到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并且在某些机制上包含着特定的内涵，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模式，即以理想信念为方向引领、以社会政治实践为根本依据、独立自主进行自我清算的思想转变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世界观上的革命性变革，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始人，他们可以说是“自创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更多地可以说是一个接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基本上没有经历一个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当他开始确立世界观之时，就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直接从世界观的未确定状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就处于思想斗争的状态当中，在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化，越来越丰富，并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自我清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思想结构相当复杂，经过实践检验和比较，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有效性，清算了思想结构中的各种错误思想，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以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为方向引领的思想转变。
青年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这就是为实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寻找行动指南。在少年时期，他曾经为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大量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一些早期洋务派的著作。但是，到了湖南一师时期，他已经确立了远大抱负和社会理想，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读书活动、社会实践和思想改造，都是围绕着这个轴心来展开的，是一种理想信念引领下的目的明确的主体性活动。
他接受或者放弃某种思想理论观点，都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道德目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性，就看这种思想理论是否能够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指导理论。为此，他极少对各种理论观点做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而主要是把它放到实践当中进行验证，通过实践检验看它是否有效。正是通过实践经验，他发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不能担当起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导，有的是理论上说得通而实践上行不通，有的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有的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而牺牲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只有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能够正确解释历史，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在俄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此他才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毛泽东首先不是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来看待，不是看它在理论上是否具有逻辑系统性，是否符合学术的规范，而是首先看它是否能够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做出正确的解释，是否已经被实践验证是切实可行的，能否有效地指导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他就明确指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等，他之所以不赞同，就是因为这些主张都是“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之所以选择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方法，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比温和革命更好，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有效果，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22]。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他再次说明，他之所以选择俄国革命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比别的方法“所含的可能的性质为多”；“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23]
正是出于这样的选择标准，他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他接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否完整，他当时所做的工作也不是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做理论上的分析和阐述，而是集中在对这种理论进行广泛的宣传，以求扩大它的影响使之成为共同的行动指南。或者说，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般性的学术理论来看待，而是作为指导思想、理论信仰和行动指南来看待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时新民学会的会员们流行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424]
第二，以社会政治实践为根本依据的思想转变。
在思想转变方面，毛泽东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蔡和森等有着大体相同的思想经历，他们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着复杂的思想积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都对先前的思想进行了清算，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在自我清算的具体方式和具体过程上，他们又有着明显的差别。
李大钊、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明星，是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已经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过决断性的清理，朝着彻底革命的方向发展。一旦接触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迅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带动其他人实现这个转向。但是，他们先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积累非常深厚，因此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依然有着思想的徘徊阶段，仍然发表过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他们在1920年仍然对工读主义等热情支持，李大钊对人道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仍然没有彻底弄清楚，陈独秀对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他们的思想清算历程有些“拖泥带水”的性质。但是，也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他们后来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蔡和森、周恩来在赴法留学之时，通过自学方式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短时间内迅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方向，彻底清除先前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外在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自我清算的历程并不十分曲折，带有“一刀两断”的性质。
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总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获得独立性的认识，为探索整个世界宇宙、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本大源，为探寻改造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他不仅猛烈地吸收各种新的理论和主义，更要对这些理论和主义做一番实践考察，在亲身体验中比较鉴别、决定取舍。通过实践推动认识，提升认识，检验理论，纠正错误，清理思想，运用理论，深化理论，来确认自己的思想方向。
尤其是，不论李大钊、陈独秀，还是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在思想的自我清算方面，同毛泽东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都没有直接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的社会政治实践。尽管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直接参与并担当了一部分组织领导工作，但是五四运动毕竟不是真正的以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大众的社会政治实践，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当“六·三”工人参加运动之后，他们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运动的第一线。但是，毛泽东则不同，他不仅直接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直至运动被军阀干扰而中断，而且直接领导了湖南的驱张运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并从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他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局限性认识更加全面，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会也更加深刻，同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更加曲折，时间也更长。
第三，以独立自主的自我清算为关键环节的思想转变。
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突出特点就是通过独立自主的自我清算，实现世界观和思想结构、理论信仰的转变。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曾经形成庞杂的知识结构和混杂无序的思想结构，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都被他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当中。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鉴别之后，他逐步认识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局限性，为此他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对曾经坚持的不正确的理论主张进行深刻的、毫不留情地自我清算。经过了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各色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与这些思想告别，坚定地选择了新的道路，新的思想，新的世界观，新的信仰。1920年11月底的几封信就是这种自我清算的标志；1920年12月1日的信是新世界观确定的标志；1921年1月1日的发言和1月21日、28日的信，则是公开自己新世界观的标志。正是因为他是通过自我清算实现思想转变，因而一旦转变之后就毫不动摇。
毛泽东在自我清算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是非常突出的。他从小就形成的独立个性在思想转变中突出地显示出来，他从来不人云亦云，从来不随便地接受别人的劝说，即便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他也不会盲从。对于任何思想理论他都要经过自己的实践验证和理论鉴别才决定取舍。萧子升和蔡和森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是他们谁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当他们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分歧时，都致信毛泽东加以判别，并都对毛泽东进行劝说，毛泽东没有仓促表示意见，而是经过自己的理论反思和比较鉴别之后，独立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在第一次赴京期间，同李大钊朝夕相处，李大钊的观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思想方向问题上，他并没有直接接受李大钊所已经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而且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更倾向于李大钊的对立面即胡适的实验主义；到后来，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后，他才认识到实验主义的局限性，离开了胡适的方向而走向了同李大钊一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
在这个方面，他同刘少奇等人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刘少奇曾经到北京报考多所大学均被录取，但是缺乏经济支持而放弃。在不能赴法勤工俭学之后，刘少奇回到长沙，此时正赶上毛泽东等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帮助湖南青年赴俄留学，刘少奇在贺民范的介绍下，直接到上海学习，而后赴俄国留学。在俄国，他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几乎没有什么自我清算的过程，就直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可以说是一种灌输式的思想转变。后来的许多共产党人都与刘少奇的情况大体相似，如任弼时、萧劲光、王明、博古等，都是直接到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外在灌输的情况下实现思想的直接转向，没有自我清算的环节。他们的思想转变具有明显的“外在灌输”的性质。
这种外在灌输式的思想转变，在短时间内看是非常坚决和彻底的，但是也留着一定的隐患。因为毕竟没有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清算，思想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再次浮出来；而且因为是外在因素决定下的思想转变，不是自主性的思想建构，往往会留下一些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即不加鉴别地机械照搬外来的理论观点，在思想和实践上走向极端。后来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上述这些人都曾经在不同时期出现过程度不同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和做法，有的人如刘少奇、任弼时、博古等后来彻底改正了，而有的人如王明则一直没有改变。
总之，青年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即为救亡图存改造中国寻找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学术兴趣或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他密切联系实际进行了独立自主的自我思想清算，思想清算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虽然曲折缓慢，但是步子扎实、深刻全面。正因为如此，他一旦完成了思想转变，确定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就旗帜鲜明、毫不动摇。
三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拓者和杰出代表，研究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程，就是要从源头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之旅，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认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另外，历史分析的本身决不仅仅在于历史和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轨迹上，获得思想上的启迪，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更好地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一）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青年毛泽东在实现自身思想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一个极端重要的环节就是：认真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在1911年10月到次年3月当兵期间，他初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此时他接收的是以江亢虎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但是其中的某些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热烈地同人们进行讨论，在知识结构中注入了新的要素，而这个知识要素“对他后来自觉地研究和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无影响，也未始不是一个根源”。[425]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李大钊是我国自觉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第一次赴京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直接同李大钊朝夕相处，深受李大钊思想的感染，阅读了李大钊等人撰写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章，并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思想上开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倾向。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核心观点，特别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这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二次赴京期间，他以很大的精力从《晨报》副刊、《每周评论》等报纸杂志上，以及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那里，寻找当时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认真加以研读。在创办文化书社期间，他不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同彭璜、何叔衡、陈昌、熊瑾玎、易礼容、郭亮、夏曦、肖述凡等人一起，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日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毛泽东当时能够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非常有限。但是，他在学习中以高度的敏感性和深邃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建设等理论。这样，尽管因为历史条件限制，他没有能够系统完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主要原著，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是深刻的。当然，他在日后一有机会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延安时期，他在领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自己大量研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坚持把研读原著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存在，是经典作家思想最直接、最集中、最完整、最客观的记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都深刻地包含在这些经典著作当中，是学习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认真研读原著，是成为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前提。当时，蔡和森、邓中夏等就是因为比毛泽东研读原著早，他们的思想转变也比毛泽东要早要快。相反，当时同毛泽东一样对马克思主义颇感兴趣的学者，因为没有下功夫去寻找和阅读经典著作，最后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另外，阅读原著还必须善于从原著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而不是仅仅记住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词句，像王明等人就是这样，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比毛泽东要多得多，甚至对一些经典著作可以“背诵如流”，但是却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坑。
对于认真研读原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特别强调。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就告诫青年们：“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426]他还向青年们推荐《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列宁也曾多次要求人们扎实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他曾向人们推荐《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等著作，认为这些著作中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最好的理论指南。[427]毛泽东、邓小平等也多次强调要“系统地实际地”“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当前，我们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与精华，就要像列宁、恩格斯、毛泽东等所教诲的那样，下功夫研读原著，从原著中把握思想精义，在这个方面任何偷懒都是要不得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时下的中国有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发论倾向。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人们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这是因为，敷衍潦草地、表面肤浅地、浮光掠影地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常识，仅仅教条主义地记住马克思的个别词句，而不是下功夫阅读经典著作，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要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当代中国实践了。
（二）深入理解民族文化的思想精华，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毛泽东同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都是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底。在私塾读书期间，他比较扎实地学习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完成了对传统文化启蒙知识、基本经典的学习，初步接触了一些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掌握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为将来的思想文化发展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国学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国学文化成为知识结构中的主导因素。到长沙之后，尽管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文化，但是国学仍然是他的兴趣焦点，在柳潜老师的帮助下，认真阅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加深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政治的理解。进入湖南一师后，他始终重视国学文化学习，尤其是1916年之前，一直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知识吸收和思想发展的基础和重点，提出必须要通“国学大要”，制订了详细的国学知识学习计划，深入学习重要经典著作，力求掌握国学文化的精髓内容。在杨昌济等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他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都认真加以研读，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他不仅用心研读国学经典，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运用到进一步的学习研究过程中，以此为核心展开对新知识的选择和评价，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成为选择、吸收、评价其他各类知识要素的基础和标准。在对中西文化关系上，他并没有陷入当时全盘西化思潮当中，而是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劣，这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不无关系。
在接触并最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他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进行了融合重组，传统文化知识作为其思想结构中的深厚积淀，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当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获得新的解释，并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资源。正是因为有着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毛泽东在日后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同时推动民族文化的现代跃升，而不是离开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移植。相反，那些缺乏民族文化积累的人如王明、博古等，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机械照搬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苏联革命的做法，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封不动地硬性移植到中国文化和实践当中，并对敢于和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等人极力排斥，对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和理论大加批判和嘲讽，称之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等，结果造成了惨痛失败。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和民族形式、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28]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毕竟是两种产生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性质的文化体系，它们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二者之间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沟通和融合的历史，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依然存在。如果只是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离开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移植，就很难对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大众产生吸引力和说服力，也很难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即便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建构，也难以在实践上获得成功。
当年，针对党内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们不认真研究中国实际特点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29]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在当前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具有时效性。因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严重缺乏的。正因为如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体，不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把握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诸如无阶级社会的远景目标、形而上的至上性追求、形而下的务实性追求、对人的生命本身的注重等，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更加完善。
（三）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青年毛泽东在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中国作为自己的下手处。正是这个特点，使他的思想发展从来就不是停留在单纯的理论层面，陷入教条主义和思想停滞；而是抓住时代特征，紧随实践步伐，不断实现深刻的自我超越，最终实现彻底的思想转变，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
出国留学是当时青年学子的一个重要选择，对于正处于思想转变过程中的有志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就是在赴法留学之后，迅速完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国，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高度重视研究国内问题，注重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实际。在湖南一师期间，他深受杨昌济的影响，非常重视对中国国情实际和东方文明的研究。杨昌济曾经指出，不能盲目崇拜西学，学习外国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只有深通国学之人出国考察方有所成：“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大势。”[430]毛泽东在1920年给周世钊的信中，详细阐明了自己为什么不先出国的问题。他说当时中国出洋留学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有成效的人却很少，大多数都是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对国内情况不熟悉，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他之所以选择“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其重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在国内研究，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在较短的时间能够获得较多的知识。二是“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中国人要真正做出成就，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如果对中国实际不了解，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1]
确立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远大目标，是毛泽东完成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在对这个目标的理解上，也反映了他重视中国国情，立足中国实际的基本思路。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一方面强调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但是要完成这些事业必须要从近期的、眼前的、中国的实际事情入手做起，“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432]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要把着眼世界同立足中国、远大理想同从实际出发联系起来，“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433]既反对只关注眼前的、中国的事情而忽略了长远目标和世界大局，又反对空泛的谈论改造而不找下手处。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切实把握时代特征并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成为毛泽东思想转变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毛泽东就是在比较鉴别之后坚定地选择了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他并不是盲目地机械地照搬俄国道路，而是强调要把俄国经验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1920年9月，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他一方面总结了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的情况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决不能直接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能够像十月革命那样，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不可能那样，因此必须走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在这里，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待十月革命经验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他在日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历来强调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国家制度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设计上都富有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又根据中国国情创造了一条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制度和物质基础。
当今世界和中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2008年以来爆发的资本主义危机，发端于金融领域，已经蔓延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演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虽然还不是制度崩溃前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自我肯定性因素日益减少，自我否定因素不断增加，发展能力和包容空间日益萎缩，危机性社会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化存在。虽然如此，其制度认同力量、科技创新能力、榨取利益能力依然强大，体制性的自我调整努力仍在持续，其生命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终结，甚至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繁荣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发展，正在昭示并引领着人类下一步的制度选择和文明走向，但社会主义力量在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它需要在克服自身不足和吸收资本主义既有文明两个方面继续努力，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强东弱、资强社弱，两种制度在竞争与合作中并存，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总体态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来看，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中国正以其豪迈的姿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我国的改革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面对这样的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追随时代步伐，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必须追随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步伐，深入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和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发展道路。站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文明的最新走向，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具体变化，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分析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存在的重大问题，为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理论贡献。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回答和解决与群众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人们感受最深切、议论最热烈的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和对策思考，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效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切实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消除社会矛盾激化的隐患。在此基础上，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毫不动摇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坚决的理论斗争
青年毛泽东是在比较鉴别的过程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他先后接受过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并热心地进行实践体验，最后逐步认识到这些思想观点的局限性和危害，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实践指南。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就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觉信仰和自觉追求，并同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信仰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对某种偶像、理论、制度等的一种忠诚信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精神激励和维系力量。就个体信仰来说，信仰是关系到生死问题的终极判断。人在生命的取舍面前是最慎重的，生与不生、为什么生、怎么样生，死与不死、为什么选择死、死后怎么样，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越不过的重大问题。当一个人超越了个体存在和现存状态，把自己的生命与某种未来状态、某个群体存在联系起来之时，信仰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旦确立某种信仰，个人的生命就获得了信仰上的意义，个体生命就可以同某种群体生命联系在一起获得集体化存在，短暂生命就可以同某种不朽联系在一起，获得永恒化存在。有了信仰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信仰的坚定性和一致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特点，他们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人生奋斗的旗帜和方向，在信仰的旗帜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年的革命志士，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把个人的生命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把短暂的生存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在艰难困苦面前决不后退，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也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已经在信仰层面上获得了不朽的生命。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奋斗前进的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指导下，他历经坎坷，从不动摇，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成立新中国。邓小平在纪念刘伯承时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共同特性：“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434]
对于社会而言，信仰是整个社会群体对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共识，是一种共同意志和共同理想，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引导社会群体为共同的目标形成发展前进的合力。当一个社会确立了共同的信仰认同，获得了共同的精神维系，这个社会就会在这个信仰的维系下保持稳定和发展，而超出这个信仰的做法则遭到共同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科学最先进的思想体系，以此作为自己的信仰，作为中国人民前进发展的方向引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种信仰，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进行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一切敌人，获得了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遭遇重大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众志成城，力克时艰，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435]
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不妥协斗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436]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一方面，他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的结论绝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不是激愤的产物，而是建立在长期科学研究基础之上，饱含着学者的良心和科学的严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是一个真理的捍卫者，他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各种自私的、虚假的意识，同各种反动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既不能犹豫更不能怯懦，这就是一个战士的风范。正如列宁在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所说的，他们都是“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437]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有过关于“研究室与监狱”的精彩论述。1919年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的这段话，展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风格，即战士与学者的有机统一：所谓入研究室，就是要坚持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科学研究、探索真理；所谓入监狱，就是要敢于为捍卫真理同各种错误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实，思想交锋和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的。对此，列宁早已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43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冲击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干扰更是不绝如缕。对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自觉，在同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439]。
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思潮纷纷出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歧义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报刊媒体之中，影响着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更有甚者，打着解放思想的口号，反对社会主义，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否定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多党制和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打着思想多样化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思想理论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高度注意的问题。其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和主张时有表现。一些人曲解“尊重差异”，提出党的指导思想上要搞“异质性”，企图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塞进党的指导思想当中，这实际上就是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一些人曲解“包容多样”，把马克思主义调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一些人搞“庸俗包容”，对一些错误甚至反动的思潮作壁上观，不加限制，任其泛滥，严重冲击思想文化空间，扰乱人民思想。其二，在某些重大理论上，一些人的理解存在着明显错误和严重偏差。甚至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割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联系，一些人过度夸大改革开放攻坚阶段的矛盾和问题，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否定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进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地位；一些学者和媒体甚至一些高层次的主流媒体，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理解存在重大偏差，往往去掉“马克思主义”这个前提，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性化为一般性的“学习型党组织”，在涉及学习内容时，忽视学习的方向和重点，只强调学习专业知识或国际规则，而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的机构和个人恰恰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显然与中央精神是不符合的。其三，党内某些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有所欠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尚不高。我们党已经是拥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大多数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但是，真正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党员，并不占很大比例；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不下功夫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乏系统掌握，缺乏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素质，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坚定信仰，对假、非、反马克思主义缺乏实践和理论鉴别能力，甚至对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随声附和，造成很坏的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写进党章和宪法的，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在意识形态领域，决不能搞妥协，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用其他思想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440]针对各种错误思潮，我们必须善于进行理论斗争，对于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理论和做法，决不能放纵和“宽容”，否则就会给党的理论创新造成混乱。毛泽东之所以在50年代提出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邓小平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思想政治方面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根本就是要反对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以免其扰乱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一方面，必须承担起学者的责任，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理论研究，提出建立科学思想基础上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必须承担起战士的责任，正确处理原则捍卫同理论创新的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界限，揭穿各种假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真实面目，打退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其实质和危害。同时，坚决反对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学习借鉴等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偷换指导思想、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企图，在理论斗争中驳倒错误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前人思想开拓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前人创造的事业，为我们奠定了前进的基础。但是，历史毕竟是前人创造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思想界，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前人的步伐上。实践在不断开拓前进，思想也必须发展创新。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文化、当代中国实际、当今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并努力扩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世界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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