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半个世纪过去了，和平的氛围早已消弭了战火和硝烟，军旅文学也经历了春华秋实。作为军旅文学中重要的一族，军旅短篇小说以其不可取代的特质书写了自身的成长与变迁、光荣与梦想、平凡与失落。

    50年，本是一个量的概念，用来框定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文学史，总有些削足适履之感。如果追溯当代军旅短篇小说的起源，应以人民军队的建立和短篇小说的传统为依据，况且，到目前为止，军旅短篇小说仍然没有终结。但纵观当代军旅短篇小说的产生和变迁，当代50年，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文学现象——在解放的凯歌中苏醒，在建设的激情中勃发，在“文化大革命”中沉默蜕变，在80年代涅槃繁荣，在商业化时代走向边缘。50年的历程，汇聚了不同时代的短篇作家们丰富的创造力和生命感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旅文学总体的精神风貌，推进了富有特色的军旅文学的发展，并为其书写了光辉的篇章。依时间为序，可作如下分期：50年代到60年代，军旅短篇小说经过苏醒进入了勃发期。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军旅文学营造出良好的生长环境。作为一种文体，此时的短篇小说备受重视，在文学界出现了“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包括茹志鹃、王愿坚、峻青等都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他们创作的一批军旅短篇作品成为这个时期短篇领域中的经典。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界也给予了短篇小说充分的关注，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专题讨论会。而此起彼伏的批判运动，使宽松的文学大环境逐渐地被高度规范。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国家开始了一场罕见的文化浩劫，文学环境变得相当恶劣，文本的艺术性遭忽略，文体的功能性被强化，文艺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而军旅短篇小说一度步人了“光荣期”，所有的文艺杂志相继停刊，《解放军文艺》却一枝独秀。短篇小说短、平、快的优势和军旅属性使它获得了特殊的礼遇。但这样的荣耀也只是昙花一现，军旅短篇小说也出现了空白和断裂，作家们在运动中沉默、反思并寻找释放的机会。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思想的“拨乱反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获得新生，文学开始呼吸自由的空气。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评奖活动催化了创作，军旅短篇小说迎来了它的繁荣期。直到1987年全国性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结束，在此期间每年都有几篇军旅短篇小说榜上有名。而“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却不复存在，短篇似乎只是中、长篇小说的练笔和起步。荣誉的光环也像流星般易逝，获奖的作品大多难有持久的影响力。在80年代浩浩荡荡的文学浪潮中，军旅短篇小说的繁荣是飘浮其上的最朴素的花朵。短篇小说评奖停止之后，军旅短篇小说走向了它的归隐期。随着越来越频繁的“文学边缘化”的感叹，市场和读者正共同打造新时代的宠儿——畅销文学。虽然军旅短篇小说的个别篇什像零星小雨一样从某一片天空里飘过，甚至还戴着某种奖项的光环，引起的注意却再也不能与50年代和80年代同日而语。从辉煌中走出来的军旅短篇小说创作从此开始在个人化与军旅属性以及读者三者之间寻找新的交叉与平衡，其尴尬自不待言。值得欣慰的是，新生的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仍然具有相当的规模，说明落寞之余，新鲜的血液正在蜕变中涌动。

    第二节“前17年”：在现实与回忆交织中勃发

    正如当代军旅文学一样，当代军旅短篇小说也是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岁月中诞生的，对战争生活的反映以及有效地配合战争是它最初的使命。但它真正取得不容忽视的成绩并获得相当的地位却开始于战争结束的时候。当人们在凯歌声中油然而生对胜利的追问和对斗争的回忆，军旅短篇小说创作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作家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洗礼和艺术上探索性的铺垫，为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储备，记录历史的强烈愿望弥漫在空气中。朝鲜战争以及边疆剿匪等重大事件，使战争时期形成的文化心理惯性得到强化并凸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献礼文学”、“红军系列”、“边疆系列”、“训练文学”，还是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短篇作品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中军队举行的两次大型征文活动激发出的创作热情，为短篇小说的勃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文学界内部也是“战事”不断，在“前17年”（1949—1966）里，批判运动此起彼伏，文学力量不断受挫与淘汰，分化与合流，在动荡不安的氛围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模式和固定的文学规范，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文学”。大部分的军旅短篇小说汇进了文学的主流，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动，却仍然有挑剔与苛责的声音，区分出作品的细微差别，使其呈现出不同的流向。正是这些不同，使“前17年”的军旅短篇小说具有了丰富性与纵深感。

    一、溯源：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

    如果比较“前17年”的军旅短篇小说和“五四”启蒙时期的短篇小说，会发现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特质。军旅短篇小说里听不到批判、揭露与痛苦的呐喊声，代之而起的是乐观的颂歌与喜庆的赞美；渗透在日记里的诗一样的内心独自与思想的狂风平息了，转化成了纯粹地对革命的执著与对理想的坚持；找不到被同情被嘲笑的可悲的阿Q、祥林嫂的个体，浮现出来的是一座座高山一般崇高、无畏的英雄和典型群像……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差异？众所周知，二者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文化渊源，有不同的作家群体。除此之外，还可以找到更多的造成差异的因素。但历史是连续的，断裂与突变都会有轨迹；历史也是单向的，演化必有其逻辑。

    如果沿着历史的长河上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人民军队的建立已为当代军旅短篇小说的根基埋下了最原始的土壤。随着革命深入，40年代进入历史转折期。1942年是必须提及的年份，这一年像一道分水岭，划分并改变了文学史的流向。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这片特殊的领域立了“宪”，从此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文学自由行为将逐渐厘定权利与义务，这就像一段“法治”过程、这一过程中文学自由行为将不断受到冲击，文学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地位会被调整，文学的目的、审美取向、表现对象等因素都将明确，它是“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创作的圭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空穴来风。它要将三分天下的文学局面（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统一起来，把于革命不利的情绪与思想当作阴霾一样一扫而光，也就是将《陆康的歌声》这样的军旅短篇小说从文学史里剔除，而欣然迎出像《荷花淀》、《芦花荡》一样的作品。

    1945年，正在延安的孙犁写出了短篇《芦花荡》、《荷花淀》（收入《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动荡岁月里不可多得的军旅短篇小说的成熟佳作。这一年，抗日战争结束，人民军队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反映在孙犁的小说里，是轻松自如的对敌斗争、纯粹坚定的革命信心以及淳朴自在的人际关系。没有了“陆康式”沉重的使命负累与人际冷暖，更没有对革命终极目的不确定性的探讨，只有一派明丽淡雅、不温不火的生活和斗争画面。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农民群众是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争取解放的非常行动中，爆发出了“人性美的极致”（孙犁语），孙犁的小说无疑是最好的代言。《荷花淀》里的水生要跟大部队走了，水生的媳妇既难舍又支持。孙犁就在简短而精练的言语间将两人之间的依恋与理解表露出来。

    “你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最重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义自然地在言语间流淌，在革命岁月里，夫唱妇随的和谐与置生死于度外的关切是硝烟战火中最温情、最浪漫的诗篇，闪烁着人性至美的光泽。男人对女人起到的带头作用和女人对男人的关心体谅都是革命战争胜利最珍贵的源泉。荷花淀里一场伏击敌人的成功战斗正是最好的说明。这一次行动中青年媳妇们不过只是误打误撞，但她们很快就会真正进入革命角色。末尾，水生媳妇学会了打枪，“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人性美、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再加上积极的革命热情使《荷花淀》问世即获得好评。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已成为过往云烟，但“荷花淀”的人情故事仍历久弥新，它来自于孙犁那隽永雅致的笔调和对人间情感这一永恒主题的表现，开启了军旅短篇小说抒情一类的先河。孙犁的贡献已经逸出了军旅短篇领域，浓郁的乡土气息、谈笑间敌人灰飞烟灭的斗争场景、抒情性的人性表现感染了一大批后来者。在孙犁的影响下，“荷花淀派”曾是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派别，孙犁也当之无愧地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页。但在“前17年”，孙犁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从此，抒情性与刻画人性的道路变得曲折而蜿蜒。

    二、革命历史的阐释：王愿坚、峻青等人的短篇小说

    鲁迅曾预言：“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的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印证，至于说“吊亡文学”暂时仙踪难觅。诚如鲁迅所言，称颂革命、讴歌建设成为战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支文学主流。对于军旅短篇小说而言，阐释革命历史是最合情合理、势不可挡的主流之一。从文学创作的动因来看，“武装斗争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二者之间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跚起步的现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阅读的期待和讲述的迫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再加上文艺方针的指导和促进，一支高亢的颂歌旋律奏响了。以王愿坚、刘克、峻青为代表的作家因为专注于某一地域或阶段的斗争生活而写出了几大系列：“红军系列”、“西藏系列”、“胶东系列”等。这些“系列”很好地体现出作家和评论者们对表现对象的历史性眼光，同时“系列”的规模性也引起了评论界对文体的关注。那些执著于短篇体裁的作家被冠以了“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从而引发对短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理论探讨，深化了对文学形式的认识。这是“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的一大收获。囿于篇幅，即使是一个“系列”的短篇也不可能有长篇那样丰富的包容量和再现能力，却可以发挥“以小见大”的优势，对革命历史作一针见血的阐释。有一些单篇借助于其他一些传播方式的力量，如拍成了电影的《柳堡的故事》（石言）、《黎明的河边》（峻青）等，或是收入中学课本的《七根火柴》（王愿坚），或是发行量大的如《百合花》（茹志鹃）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

    以革命历史为主要题材的短篇小说作家主要可划分为两个梯次。第一梯次的作家多少经历过战争，他们是孙犁、石言、彭荆风、峻青、茹志鹃、刘真、徐光耀、柯岗、立高等人。第二梯次的作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入伍的小知识分子，以王愿坚、刘克等为代表。第一梯次的作家较第二梯次的作家接触更多的革命历史，有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写出了出色的革命战争作品。当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召大家拿出描写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后，预告了革命历史诉诸文字的时刻到了，就在这之后，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开始勃发。其数量占据了“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的绝大多数，发表时间集中在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作品量多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主要有王愿坚、峻青、柯岗、茹志鹃、白刃、立高、刘克等人。孙犁于1949年12月发表的《山地回忆》，无形中开启了军旅短篇小说书写革命历史的大门，但温情的回忆与激烈而高亢的意识形态基调似乎不能合拍。直到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结束，一批颇有影响力的短篇激起了“前17年”第一波的军旅短篇小说浪潮，主流的军旅短篇小说艺术特征才具体明确。其中峻青、王愿坚、刘克可称作这支队伍的典型性代表，他们分属两个梯次、三种创作背景。峻青在1942年即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马石山上》，是英雄主义史诗性作品的先锋。故事多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几乎与历史同步，是三个人中最早涉足革命战争题材的老将。王愿坚则是50年代才开始创作，小说素材多从采访中获得，主要集中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但一出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刘克是少数几位钟情于边疆历史的作家之一，作品主要反映边疆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相比，既同属于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独特内容。他们最急于要回答、最迫切要阐释的共同问题就是：革命的胜利从何而来？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什么？王愿坚说：“我们今天走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这几乎传达了所有作家的心声。每位作家都带着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和对前辈的感激与尊敬再现着那段烽火岁月，虽然篇幅短小，其群体的合力也具有了建构史诗的意义。

    峻青来自胶东半岛，20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1955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黎明的河边》引起了关注，被拍成电影。1959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上海文艺出版社），另有短篇小说集《海燕》（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1959年出版自选集《胶东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作品多取自胶东半岛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事件。《黎明的河边》影响最大，是峻青的代表作。峻青擅长表现紧张的人物关系、惊险的斗争场面、曲折的战斗经过，以突出革命胜利的传奇性。如《黎明的河边》、《烽火山上的英雄》、《马石山上》等等。《黎明的河边》讲述小陈一家掩护武工队员穿过敌占区的故事。在现实的困难面前——赶上暴风雨、与还乡团遭遇、小陈的母亲和弟弟被捉为人质、母亲与弟弟牺牲、渡河时被追击，小陈一家表现出了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英雄品格，终于将武工队员渡过河，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光荣使命，也为革命的顺利开展做出了贡献。作者以做报告为引子导出英雄的整个故事，暗合了民间说书艺术的文化心理，情节与叙述方式都透出浓重的民族风味。

    王愿坚也来自山东，和峻青一样算是部队的小知识分子，却有着不同的创作经历。在编辑《星火燎原》和帮助首长撰写回忆录的时候，王愿坚有机会采访到许多老红军、老干部，走访了革命根据地，积累了丰富的小说素材。“正是抱着为革命树碑立传的信念，王愿坚开始了他的短篇创作”。1954年，《党费》的发表使王愿坚一举成名。此后，他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党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亲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普通劳动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党费》讲述女共产党员黄新在艰苦的斗争生活条件下如何积攒党费（一堆咸菜），又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危险氛围中如何保全党费、交纳党费的故事。在这个短篇中，初步展现了王愿坚提炼主题纯粹度的能力。作者围绕艰苦斗争环境中交党费的过程，将既神圣又厚重的“党费”的内涵诠释出来。最能体现王愿坚以小见大、凝练简约风格的是《七根火柴》。在其中，作者将笔墨极度精简，采撷生活横断面，捕捉主人公的细微感受，在关键的一刹那升华出主人公的精神境界，是军旅短篇领域独树一帜的精品佳构。与竣青热衷于故事的情节性不同，王愿坚更注重故事意义的开掘，对短篇小说艺术也有更加独到的把握，他有大量谈短篇艺术的论文，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收入了《艺海荡桨》，1999年出版。二人也有一致之处：都有着很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在强调艰难险阻的时候，始终不离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并以英雄为唯一的表现对象。

    以边疆题材著名的刘克与王愿坚和竣青在这一点上有些不一样，他在创作上侧重于“革命现实主义”的一面，作品时时透出凝重而哀伤的主观情绪。正是因为峻青、王愿坚、刘克统一而各异的风格，使他们从大量作家群中凸显出来，进入了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他们几乎代表了军旅短篇小说革命历史题材阐释的主要取向。刘克的短篇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他于新中国成立后随军进藏，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进程，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西藏农奴生活与军事平叛的短篇作品，如《央金》、《吉祥如意》、《巴莎》、《古堡上的烽烟》、《丫丫》等，并汇编成短篇小说集《央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短篇小说《央金》足可以反映刘克创作特色，主要描述的是女奴央金解放前的苦难生活，表达了农奴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自发愿望。作者深藏起对央金的同情，用现实主义的笔调，讲述了她经过反抗却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语气平静而客观，表现出刘克纯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悲剧的根源是奴隶制度，多伦多老爷是制度的执行者及维护者，是悲剧的元凶。同样是奴隶的旺堆（央金的丈夫）无意识地充当了帮凶，因为他在争取自由与争取老爷赏地之间摇摆，最后选择了赏地。央金的情人扎西顿珠（后参军）鼓励她逃跑，去过自由生活，却没能助央金一臂之力，扎西顿珠的消失使央金本已苍白的情感生活变成真空。“金珠玛米”的到来结束了这沉重而黑暗的生活。农奴解放了，央金的女儿过上了新生活。虽然先进的制度取代了落后的制度，却无法冲淡以央金为主角的整个故事的悲剧色彩。在人物塑造上，刘克用以少总多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个性，以深化其命运的悲剧性。央金虽然“又笨又丑”，在眼睛里，却有着“一种寒冷的压抑和孤独”；扎西顿珠有着宽阔的胸膛和明朗的眼睛；而旺堆既没有宽阔的胸膛也没有明朗的眼睛，还喜欢殴打央金。在二元对立的维度上，央金、旺堆与多伦多老爷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两极；扎西顿珠、央金与旺堆是积极与消极的两方。虽然央金“没有了”，旺堆如愿以偿。最终，和平解放，农奴制崩溃，解放军实现了央金生前的愿望，悲剧的故事因制度的改变而终结。在悲与喜的二元转化中，刘克完成了对革命所具有的解放人权、获取自由的阐释。

    另外，石言的《柳堡的故事》（《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3期）曾拍成电影，在当时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柳堡的故事》讲述了一个“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是军旅短篇小说领域里为数不多涉及到恋爱的作品。主人公李进是新四军战士，随军进驻柳堡镇，二妹子的姐姐被当地恶霸虐待，二妹子又面临被恶霸欺侮的危险。李进在拯救二妹子的过程中，与二妹子产生恋情。但因为部队的纪律，两人没有结婚，而是深藏起感情，努力进步，继续革命。石言以接近于中篇的篇幅阐明了革命军人救民于水火、开辟幸福生活的道理。在淡雅而亲切的笔意里，描绘自然风景，设置故事悬念，将曲折的斗争过程与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娓娓道来，塑造了一个革命年代的经典爱情故事。

    纵览主流的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在作家的个性之外有着清晰的共性。第一，从建构革命历史的角度来看，短篇小说有明确的阐释性。它没有宏大的篇幅，不寻求史诗性的效果，却能做到“窥一斑见全豹”的效果，为阐释革命尽一分力。第二，短篇小说的线索更为单一，结构更加简化。在表现敌我斗争时，短篇小说不可能提供多维的角度和空间，一般都巧妙地选择一条主线，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来突出主题。这样，在革命历史题材里惯于看到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就更为隐蔽。作家们将珍贵的笔墨主要用于我方，对敌方的描述倾向于简单化、符号化。在《党费》里，与“白匪”的两次面对面的接触，是阐释党费传奇来历的重要情节，却没有关于任何一个“白鬼”的具体描述，有的只是他们的人数和破坏革命的群体行为。相对于投注在主人公黄新身上的笔力，对敌方的描述真是少之又少，或者说只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大义凛然与机智英勇形象的背景作用。石言在注重情节曲折性的《柳堡的故事》里，也只是从二妹子的口中道出恶霸的恶行。即使是善于操纵敌我斗争情势变化的峻青，对敌方的描写也同样有限。而在王愿坚的《七根火柴》里面，敌人这个符号已经虚化了，只有长征途中不怕苦不怕死的红军个体以及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渲染。这种对二元的选择性表现，保证了作者的我方立场，对主题的明晰性有很好的突出作用。第三，在人物塑造上，敌我双方的不同角色会承载作者爱憎分明的情绪。正面的、褒义的词汇只能用来形容我方，负面的、贬义的词汇用来描述敌方，甚至在提到敌方人物时，还会运用仇视性字眼，以强化作者的情感状态。作者将主观态度强加给文本角色，有助于表明作者的立场以及胜负注定的革命结果。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指导下，充分宣泄出浪漫的政治情绪。胜利来之不易，主人公也往往具有了超越常人的神性，他们专注于革命，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基本的情感生活，即使是天经地义的亲情，也要让位于革命。他们是《粮食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柳堡的故事》里的李进，是《党费》里的黄新，等等。第四，在情节的处理上，多数作品是在不断复制着革命陷入困难到战胜的情节模式。如果主人公牺牲了，革命遭到挫折，必然会有活着的革命者预示胜利的结局。这不仅有助于使整篇保持乐观的基调，还符合阐释革命历史之所以成功的基本要求。共性，可以用同一种逻辑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情串起来，保证了复杂的革命历史的统一性和经典性，对可能的消极和不和谐因素起到规范作用。

    三、现实主旋律的宣扬：任斌武、林雨等人的短篇小说

    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怀着强烈的政治激情投入到生产建设和维护和平中，文学理所当然地担负起讴歌现实政治的使命，而这并不是一件新生事物。早在战争期间，作者们还没有充裕的时间展开丰富的想像，发挥虚构的才能，就已经及时自觉地在记录着正进行着的战争。这些听着炮声在战马上写就的篇章，被誉为文学里的“轻骑兵”，少之又少的篇什零星地记载着战争的片段。相对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是这些军旅短篇小说的共同特点，因此和通讯纪实有着密切的胞连关系。1948年出版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编选的就是短篇小说和纪实通讯两种体裁。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的刘白羽有一段时间停止了创作，当他调整好状态，重新提笔的时候，捧出的也是一系列具有纪实色彩的短篇，如《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等等。从此，这种关系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如影随形地印在“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的主体上。尤其文学组织及时安排了种种创作活动（比如深入战地生活，《星火燎原》征文，60年代的“四好”、“五好”运动征文活动等等），保证了它的传承。统一行动有助于扩大写作队伍的声势和实力，使作家们能像冲锋陷阵一般占领政治活动的宣传阵地，充分发挥文学作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文字载体的功用。军旅作家作为有组织性的群体，更是责无旁贷地参与其中。这深刻影响着军旅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和审美规范，它使个人化的写作纳入到集体行为中，使个人的经验和表现对象融入社会性的历史事件，使文学的艺术个性受到牵制，而呈现出模式化的、相似性的特征，并形成相应的文学理论，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边疆剿匪，建军30周年，东西方冷战，“解放全人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重大主题和事件层出不穷，“前17年”的军旅短篇小说领域都有敏感而及时的反映。刘白羽、巴金、和谷岩、白刃、魏巍、林子、白桦、寒风、史超、李大我等都可算是这一队伍中的尖兵。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主要作品有刘白羽的《安玉姬》、《渡口》、《雪夜》等，和谷岩的《枫》，巴金的《团厕》，寒风的《射手》，李大我的《同心结》等等。其中巴金的《团圆》拍成了电影《英雄儿女》，和谷岩的《枫》曾入选1966年的中学课本，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反映边疆剿匪的有刘白羽的《早上六点钟》，史超的《擒匪记》，林予的《森林之歌》，白桦的《边疆的声音》等等。在这些作家中，动作最快、涉及主题最广泛的非刘白羽莫属。刘白羽是一位早年受到“五四”传统熏陶，经历过战争，并接受了马列主义改造的老作家，曾经写过大量与战争生活有关的短篇作品。《早上六点钟》讲述10月1日早晨6点钟在南方丛林中的一次成功剿匪战斗，寓意着新中国成立后将无往不胜的美好前景；《于金合》、《安玉姬》、《渡口》、《雪夜》等是一系列颂扬朝鲜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高尚精神的作品；《远方来信》则是借法国母亲之口鼓励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反对法西斯，树立“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在挖掘这样的重大主题时，刘白羽的笔调是抒情的，文体是散文化的，充满了浪漫而丰富的政治想像，艺术技巧也比较多样。比如《一个明朗的早晨》力图摆脱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将三个人各自的回忆与现实交织起来；《远方来信》则表现出刘白羽非同一般的想像力，他虚构了一封法国母亲写给中国抗美援朝前线炮兵部队的信。法国母亲共有3个儿子，大儿子死在希特勒的枪炮下，二儿子因拒绝卸运美国人的军火，被关进了监狱，一张小儿子的照片夹在信封里表达着反抗帝国主义的呼唤，这封信大大鼓舞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斗志。遗憾的是这些艺术技巧方面的创新没有凝聚成明确的艺术个性，相对削弱了作品的影响力，这大概是刘白羽的军旅短篇小说不及散文影响大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作者是浅尝辄止，他们或擅长于其他体裁偶尔涉足于短篇，或因为某种原因写过三两篇之后搁笔了，但累积的总数较大，展现出人们活跃的创作冲动，尽情地渲染着政治主题的缤纷色彩。这些短篇都带有明显的战时文化特征，作家笔下的现实政治主题，往往被演绎为一场必定胜利的战斗，二元对立的结构、敌我分明的斗争经过及英雄主义精神渗透其中。其次，就题材而言，朝鲜战争和边疆剿匪成为书写最多的内容。可见出人们战时形成的思维惯性对创作的深刻影响。

    随着战争的结束，一支和平之歌一直隐隐约约地在吟唱，虽然音量不如战争题材的高昂，但也是“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中不容忽略的主旋律。它逐渐将人们的注意力，投向军队和平时期的训练生活。在这里，没有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却有明确的先进与落后，成长与进步；没有英勇杀敌的紧张场面，却有克服现实困难与人性弱点的斗争。日常生活仿佛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透出剑拔弩张的气氛。这种氛围并没有引起精神的压抑和心理的恐慌，反而催化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高扬起乐观主义的旗帜，在绿色的地皮上站立起坚定自信“永远向着正前方”的身影。50年代初有周洁夫的《新的开始》（《解放军文艺》1952年第11期）等；中期有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北京文艺》1958年第7期），海默的《新帽子和班长的琵琶》（《北京文艺》1957年第7期）等。五六十年代之交，作品越来越丰富，出现了专门描绘战士生活的作家峭石和张勤，他们分别以短篇小说集《沸腾的军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和《军营晨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张勤的《民兵营长》、《静静的小屋》和峭石的《热血贝》都是较为清新活泼的短篇佳作。冯牧恰切的评语是对他们创作特色最好的注解：“这是一些用真正的战士情感和战士语言写成的作品：这是一些对于战士生活了若指掌般的熟悉和深切的理解而写成的作品”。在1963年的“征文”活动中，任斌武以《开顶风船的角色》（《人民文学》1963年7、8期合刊）、林雨以《五十大关》（《解放军文艺》1964年第2期）脱颖而出，在大赛中获奖。《开顶风船的角色》成为任斌武的代表作，林雨的锐利目光和思想锋芒在《五十大关》及以后的《刀尖》（《解放军文艺》1965年第1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征文活动的势头扩大了作品的影响面，并激发了人们对和平时期军人的光辉形象和军营生活的趣味，并冠以了“训练文学”的称谓。稍后，徐怀中以《四月花泛》、刘澍德以《目标——正前方》也汇入了这支和平之歌的旋律。徐怀中的《四月花泛》虽然不曾赢得荣誉，却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采取了侧面的角度、舒缓的笔调，读来亲切自然、韵味悠长。

    五六十年代军人颇受尊敬，军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代表了人们理想的生活状态。军人不是一种职业，而是社会的榜样，毛主席精神指引下的模范。而作为军人，能够立功受奖，甚至亲眼见到毛主席，这就是至高的荣耀和无上的肯定，是一切行为的动力。在《政治委员》里，李英儒是这样让主角姜政委出场的：“办公室里冷气飕飕空无一人，点着灯的桌面上摊着《毛泽东选集》，上面圈圈点点，一看就知是姜政委画的。”无独有偶，张勤的《民兵营长》里也有相似的描述。《开顶风船的角色》的普通士兵鲁牛子已经是射击高手，仍虚心进步，其动力就来自于将军的这番话：“有一点要记住：对一个射手来说，五发五中不是目标，而应当是起点。”将军高屋建瓴的点拨给鲁牛子指明了奋斗方向，加上他天生一股“开顶风船”的劲头，最终被选中参加海防射手比赛大会。同时，作者为了塑造感召人的典型形象，在作艺术打磨时，也是不遗余力的。任斌武在《开顶风船的角色》里将精神的着力点交给了“将军”，笔意的着力点则是鲁牛子的个性。正如作者比喻的那样，鲁牛子颇似《水浒》里的李逵，憨厚、倔犟、暴躁、不服输。为使鲁牛子的个性更为典型化，作者铺张地描写了鲁牛子如何争当神枪手，又一意孤行要做失败者，用绣花针补袜子等情节，使一个“开顶风船”的神枪手鲁牛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与其说鲁牛子高超的政治觉悟打动人，不如说他憨直可爱的性格更感染人。在这短小的篇幅里，任斌武处处设置悬念，不遗余力地调动各个角度，精心布置了跌宕多姿的情节。从传闻鲁牛子不再是神枪手开始，再历述鲁牛子种种怪异的举动，在鲁牛子落败的重重疑云中将悬念推到了高潮，最后由“我”亲自揭开谜底，解除疑惑，使一次短暂的选拔之旅充满了传奇色彩，从而反映出了多姿多彩的训练生活，是“训练文学”中的典范。张勤不像任斌武一样讲究故事性，他更喜欢自然地抒情，是“训练文学”里的另一种风景。

    1957年前后需要特别提及。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文学界注入了兴奋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形成的紧张空气有所松动，“干预现实”是此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主张，暴露与批判的文学开始抬头。虽然为时短暂，军旅短篇小说也出现了小心翼翼的尝试者，路野的《不好领导的人》（《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6期），李月润的《温床上的霉菌》（《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7期）就发表于这个时期。与当时文学界的短暂繁荣相比，其规模和突破性都微不足道，但也难逃棒喝。《温床上的霉菌》写一位偷奸耍滑，一心只想往高处爬的报社小编辑常祥高，不实事求是做工作，却处处精于算计表现，赢得了官僚主义领导的赏识和女朋友的好感，最终劣迹败露好梦成空的故事。同志队伍中的坏典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旅短篇小说中不曾有过，何况是直批当时日炽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这一点上作者表现出了可贵的勇气，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有趣的是，文中不失时机地埋伏着“部长”这一条线索，最终站出来批评了滋生“投机拐骗活动”的官僚主义温床，使坏事得到有效遏制。作者委婉地肯定了领导者的英明，揭露的同时不离颂扬的主调。这个简单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恶行最终会失败。实际上，这与被广泛表现的主题——“正义会胜利”是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由此看出，突破的底线并没有更改。

    四、引起争议的个性：茹志鹃、刘真等人的短篇小说

    军旅短篇小说遵循着某些主流的共性：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塑造了传奇式的英雄或典型性的模范人物，以理想主义的浪漫热情为政治唱赞歌，努力建构神圣的革命史诗。这些因素不仅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也是军旅短篇小说传承的依据。发挥共性就意味着排斥个性。在“前17年”里，个性不是褒义词，它意味着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它不是指作家的风格和文笔，而是与共性相冲突的某种个性。因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便不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在那个经历了战争洗礼正在拓荒的文学时代，即使是有限的探索也会被敏感地寻找出来，引起一番争议，被扣上某种大而无当的政治帽子，并牵累作家。今天看来，这些争议之处，为“前17年”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弥补了主流文学过分的单一性。代价却是昂贵的，一次争议将导致不同程度的遏制效应。文学界就像不断被捆紧的布袋，最终被勒得严严实实。正因为如此，作者探索的勇气与诚实的创作心态显得弥足珍贵。这些引起争议的作品也有着某些共同特征：一是作者都擅长于抒发个人情感。在追求传奇的时代里，不仅逸出了政治激情的范畴，还与乐观主义的基调不谐调，往往被认为情绪消极，色彩灰暗。王愿坚、茹志鹃、刘真、肖平等都曾因此受到过批判。二是作品多集中在“百花时代”，这与当时短暂的“解冻”政策有关。王愿坚的《亲人》（《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2期）、《妈妈》（《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4期），茹志鹃的《百合花》（《延河》1958年第3期），肖平的《三月雪》（《人民文学》1956年第8期）等作品都写于1957年前后。少数篇目游离外这个阶段，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则发表于《蜜蜂》1959年第29期，似乎正说明居于次流的文学的顽强品格。三是引起争议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主流的创作思路，并没有反叛主流的动机。它们基本上都是英雄主义的，也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对革命战争生活保有肯定与赞美的态度，而且表情达意更为精致细腻。相较于那些粗糙的战争场面描写，更动人，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

    孙犁在抒情性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刘白羽在军旅短篇小说主流叙事领域的地位一样，都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和意义。他们就像军旅短篇小说史上并峙的双峰，引导着两支不同的艺术流向。《荷花淀》、《芦花荡》是描述革命时期的情感状态和人性关系的经典。写于50年代的《山地回忆》传承了孙犁一贯的文风，却没有40年代那样大的号召力，也许是《山地回忆》那浅淡的抒情不能适应激昂的基调，也许是新的潮流正在孕育新的审美趣味。但受到孙犁影响的作家们顽强地坚持着唯美的个人化抒情，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肖平的《三月雪》、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刘真因《英雄的乐章》以“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反面教材”受到批判，并被迫暂时停止创作。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清纯的笔触创作了《长长的流水》，后转向儿童文学，有作品《核桃的秘密》、《我和小荣》。实际上，这些受到批判的作品塑造的都是英雄的主人公，作者仅仅是在他们普通一面有所探索，便招来各种责难。在“前17年”里个人情感失去了进入主流文学的权利，究其原因，主要是削弱了英雄纯粹的神性，与狂热的政治激情格格不入，从而显得另类。

    另类的探索会削弱主流短篇小说的模式特征，呈现出新的审美取向。从戴过“战争残酷论”帽子的《百合花》来看，题材的选取就与众不同。作者以一位女性卫生员的视角将全篇的人物活动聚焦于后方，正面战斗只作为背景。因为敌人的虚化和对我方生活的专注描写，整篇仿佛涤尽了怒火与仇恨，只有忙碌的准备场面和忙里偷闲的舒缓气氛。作者不遗余力地塑造一位拖毛竹的小青年对生活的热爱，运用细节将他淳朴、憨厚、羞涩的青春形象尽情展露。即使是小青年的英雄举动，作者也是通过旁人之口道出。在那个以塑造英雄形象为宗旨的文学语境中，对人性普通一面的关注表明了作者对书写个性的坚持和对当时主流创作观的某种突破。同时，作者放弃了“胜利大结局”，既没有直接陈述战争的结果，又没有用任何象征与隐喻暗示我方的胜利前景，而是以象征爱情的百合花祭奠年轻生命永久的遗憾，吟咏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作者怀着同情与悲悯表达对生命个体最诚挚的敬意与尊重，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的创作心理。这些与主流的革命历史小说不一样的个性，与周扬“重写历史”的号召并不冲突，而是作者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的产物。正是怀着这样的创作动机，在抒情的氛围中，茹志鹃表达着对人与人之间美好瞬间的追忆。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腻的描写与精致巧妙的结构使《百合花》在抒情一类的短篇小说中出类拔萃，还得到了茅盾的高度肯定：“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使得《百合花》的艺术成就被反复讨论研究，对短篇小说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虽然《百合花》受到过各种批评，却仍然在文学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第三节80年代：在继承与创新中繁荣

    “前17年”的军旅文学在欣欣向荣中时断时续地感受到了批判运动带来的震动，军旅短篇小说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牵连。短暂的“双百方针”后，从“反右”到“部队文艺工作纪要”的推出，一步步走向了风雨飘摇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由于肩负着配合军队宣传的责任，军旅短篇小说获得了残存的光荣，除了最紧张的1968—1972年期间一度出现空白，其他时候时断时续地有作品发表。就在这个政治动荡、文学界沉浮的时期，军旅短篇小说作家潜在地进行着新老交替，孕育出新生力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压抑的文学活力从不同的角度向各个方向释放出来，形成了作者和受众相互呼应交织的空前繁荣的局面。新老军旅短篇小说作家一起赛跑，在延续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在探索中创新，他们是军旅短篇小说繁荣的主力军，书写着光辉篇章的同时，也在交换接力棒。80年代末，热潮消退，文学走向边缘，军旅短篇小说生长出平常心，以坚韧的生命力沉入生活。

    一、断裂与延伸：“两代作家”并肩“作战”

    “精神文化尤其是文学作为广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体现，它也不得不受制于现代化或称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过程。”战争时期，延安整风有助于鼓舞斗志，把人们从低迷的情绪中拉出来，让文学也为战争的胜利出一分力。和平时期，家园需要重建，文学需要拓荒，一次次的批判运动不仅没有发挥文艺对建设的作用，反而失去了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能力。战争中形成的文化心理已经很难成功移植，但其难以遏制的惯性引导着社会一步步走向“文化大革命时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部分军旅短篇小说作家失去了写作资格，如王愿坚、刘真、茹志鹃、峻青、石言等，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批判运动中也停止写作，军旅短篇小说传统亦面临着被割断的危险。但令人惊奇的是，仍有一丝文气在顽强地坚持。作为军旅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解放军文艺》1966年的11月号上发表了林和生的《向外拐》。此时，所有的文艺刊物最晚于1966年7月已经停刊，唯有《解放军文艺》一枝独秀，享受了军队文艺喉舌难得的政治荣耀。为获得生存的机会，《解放军文艺》积极地配合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政治宣传内容激增，文艺作品的发表量锐减，发表的作品也内容空洞、形式粗糙，基本沦为运动的传声筒。1968年11月至1972年4月，《解放军文艺》也遭致停刊，在风雨飘摇中一度沉默。1992年5月复刊之后，《解放军文艺》逐渐恢复军旅短篇作品的发表。因老作家还没有恢复创作，一批入伍不久的新人表现活跃。作品的文学性不再重要，关键看作者是否具有发表作品的政治资格。在许多作家尚身处逆境，且背负着各种政治罪名的情况下，这是无与伦比的荣誉，它说明了作者取得的政治地位。发表的作品延续了停刊前的主流审美取向，革命历史题材减少，现实生活题材增加，并将狂热的政治激情推向极致，为政治神话火继薪传。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文学界进行了“拨乱反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新被提出。作家们被压抑已久的创作冲动释放出来，应和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记忆、对社会政治的反思以及情感的宣泄，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文学局面。文学思潮异彩纷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一浪接一浪席卷而过，作家群体也在潮流中自动进行新老交替。受到限制的军旅老作家恢复了创作的资格，他们的复出延续着“前17年”的文学传统。另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后入伍的新人幸运地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秉持着一股饱满的锐气，活跃在文坛上。有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开始发表作品，比如李存葆、朱苏进、朱秀海、刘兆林、李斌奎等。在80年代初直至中期，军旅短篇小说领域里基本是“两代作家”并肩耕耘的景象。其中于80年代初，李斌奎、方南江、李荃、简嘉等人已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着作家新老交替、各种新兴文艺思潮影响的深入，先锋文学对整个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军旅文学传统亦不断被突破和创新，军旅短篇小说甚至在80年代中期跻身于先锋文学的行列。“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是整个80年代军旅文学的概括，也是军旅短篇小说较为贴切的写照。新老作家们在和平生活、革命战争以及想像中的历史战争三个方面拓展空间，拉长军旅短篇小说战线的同时，也深化了军旅短篇小说的艺术革新。从而在“英雄”意识的继承与创新、职业伦理意义的探讨以及革命历史的崭新想像三个维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上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评奖活动，军旅短篇小说达到了最为繁荣的状态。评奖使一些作家一夜成名，却没有能让“短篇小说作家”的称号延续下去。80年代的作家们有了更丰富的学养和对艺术形式追求的热忱，使他们不再只专注于一种体裁。短篇似乎成为了创作中、长篇的预备式。短篇小说的篇幅也越来越长，终于为中篇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全国性的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停止之后，军旅短篇小说走出了获奖的光环，重新寻找自身的地位与价值。萌生于先锋意识下的“民间”倾向逐渐占据了创作思想的主流位置，向着“新写实”的状态过渡。在力求与当代文学大潮融合的同时，疏离也越来越明显，作家们在军旅属性与文学创新之间努力地寻找交汇点，虽然不断地在突破军旅短篇小说传统，而新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规范还不具备涌立潮头的独特性。好在探索的品质和相对自由的创作态度不断得到强化，在寂寞中生长出了安宁的气氛。

    二、英雄意识的继承与创新：徐怀中、石育等人的短篇小说

    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旅短篇小说领域已经出现了“两代作家”共同作战的景象。张勤、柳炳仁、王世阁等老一代作家仍有作品出手，与新人一起勉强支撑着军旅短篇小说的一方天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老作家更是同场竞技，老作家暂领风骚。曾经失去写作资格的作家陆续得到平反，并重返文坛。受到压抑的创作冲动爆发出来，王愿坚一连拿出了《足迹》、《标准》、《路标》、《草》、《歌》等多个短篇，在老一代短篇小说作家队伍里茕茕孑立。刘白羽、徐怀中、任斌武、石言、胡奇、管桦、和谷岩、黎汝清等也坚持创作，以“第二次解放”后的激情延续着“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传统的血脉。在前几届全国性的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他们成为军旅短篇领域里的领军人物。王愿坚、徐怀中分别在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一发中标。石言的《秋雪湖之恋》也于1983年获得了第五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无论是从创作思想还是艺术手法来看，“文化大革命”都没有阻断“前17年”的文学传统。第一、第二两届有六篇泛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奖，颂歌意识与英雄主义精神仍是主旋律，文学界在积极地呼唤并回应着传统的回归，以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断裂。但给自50年代以来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落实了政策”后，也就意味着“前17年”里的“次流”获得了与主流同等的待遇。而正因为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经过“拨乱反正”，“次流”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关注，在一种“第二次解放”的氛围中，受到过排斥的作家也就更加活跃。王愿坚、徐怀中、石言、彭荆风都曾经被排除出主流，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不同角度的反思，他们在80年代前后全国性评奖活动中先声夺人，先后获得全国性大奖，证明了他们文学生活中的梦魇已经结束，自由与人性的空气越来越浓厚。1980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以最高票数夺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被誉为“战争文学的换代之作”，从而标志着军旅短篇小说“新时期”的真正来临。

    徐怀中“不是一位以创作量的丰硕而骄人的作家，但他却是一位有着纯正的艺术感觉、扎实的文学修养和明确的美学追求的起点很高的作家。”“前17年”里有短篇作品《十五棵向日葵》、《卖酒女》、《雪松》、《阿田老哥》、《四月花泛》等，已显示出他的艺术追求与品位。80年代除《西线轶事》外，还有《阮氏丁香》、《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中篇，但都不如前者的影响大，198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昆仑出版社）。在军旅短篇小说史甚至是军旅文学史上，《西线轶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20世纪5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军旅老作家，徐怀中身上溶进了当时最基本的文学特质。首先，他以《西线轶事》再次证明了战争对军旅文学的催化作用，使军旅文学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轨道回到了军事轨道。《西线轶事》的成功号召着作家们以“集团冲锋”的方式深入南线战场，直接效果是为“自卫反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奉献出数量颇丰的作品，间接上促成了新作家的起步，也为军旅短篇小说开发出绵绵不绝的书写宝藏。其次，作者遵循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文学创作原则，突出塑造了刘毛妹这一典型人物，让他承载了相应的政治意义。同时，《西线轶事》体现出强烈的“英雄”意识。这群女通信兵虽然不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也同样在冒着生命危险保障战斗的胜利，她们身上充分地体现出置生死于度外的牺牲精神。这些方面代表了老一代作家的创作特色。另外，《西线轶事》还展示了徐怀中另辟蹊径的慧眼，在军旅短篇小说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是选材方面的独特，它以战争中的弱势群体——女性为主角，打破了一般以书写男性英雄为主的战争文学惯性，丰富了“英雄”的内涵。二是重点塑造了受到“文化大革命”创伤的士兵刘毛妹的乖张性格，表明作者正视悲剧的意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而转变了以颂歌为主旋律的基调。三是从人性的视角关怀每一个人物，使全篇弥漫着浓厚的人情味，并将人物的英雄壮举和人性美的光辉完美融合。

    再也没有比英雄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的了。当两军对垒，胜利是唯一需要争取的目标，人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战争就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人性的丰富与多向，又像一个放大镜，将人性细微的差别凸显出来。勇敢与怯懦、恐惧与无畏、自私与忘我、高贵与卑琐、关爱与仇恨等等二元对立的人性会凝聚成英雄与懦夫的品质。除了人性层面，“英雄”与“懦夫”还承载了政治意义。因为人性的多义与政治要求的确定，两个层面有时候重合，有时候会错位。“前17年”里以非常专制的方法解除了二者之间的错位，政治层面被设定为创作的旨归，所以，“英雄”的人性取向有单一、雷同的特征，否则，必引起争议。徐怀中就是因为对人性矛盾的探索招致了批判而隐身近20年。《西线轶事》令重出江湖的徐怀中撼动了文学界，它以生活“轶事”切入人性，显示出举重若轻的才能，军旅短篇小说传统从此发生偏移，英雄主义开始从神性的高度回到人性的平面。

    随着文学思潮的演进，老一代作家已经很难再有持久的创作势头，一方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消蚀了他们的文学激情，许多人的创作活动长时间停滞，创造力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内在的创作结构——从文学思想、艺术观念到创作手法已经很难适应眼花缭乱的文学盛宴。“文化大革命”前后入伍的新人因其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牵累，带着对军队生活的感激悄悄地包抄过来，迅速形成了强有力的阵势，撑起了老一代作家开拓出的局面。他们接受了军旅文学的传统，刚刚聆听过南疆的炮声，深谙军人的使命，也具有创新的活力与意识。其作品不以现代性与先锋性见长，而是在坚持重塑英雄和典型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自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于1980年获得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筒嘉、宋学武、王中才、刘兆林、海波、唐栋、周大新等人也都榜上有名，其中王中才、周大新曾两次登榜。他们不仅为军旅短篇小说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还为其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带动军旅短篇小说进入鼎盛时期。只是与“前17年”相比，这些作家不再专注于短篇体裁，而喜欢尝试多种文体，“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不复存在。从横向来看，这些作品产生的轰动效应远不如地方作家的作品，也难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更深刻的足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最主要的是，在那个文学对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并集中体现着对社会的认识作用的时候，这些作品尚不能达到相应的深度，也不能引起社会情绪的强烈共鸣。尽管如此，他们在军旅文学史上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

    英雄和典型仍然是80年代短篇小说里的主流人物，但他们多了人性，少了神性，人生基本的情感主题成为作家们普遍选择的突破口，以使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在“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里，“革命激情”是文学作品里压倒一切的情感内容，作者也很少溶入个人化的抒情，人性里最基本的情感内容几乎被遮蔽。新时期到来，作家们急切地开垦这一片处女地，一些作品带有了抒情色彩。如《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海波《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5期）、《三角梅》（王中才《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6期）、《敬礼，妈妈》（宋学武《小说选刊》1982年第11期）、《兵车行》（唐栋《人民文学》1983年第5期）、《轻轻地说》（朱苏进《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6期）等。因为不约而同地以情感的角度切入英雄的侧面，很快又形成“感情加理想”的新模式。一种是“恋爱加理想”，以《三角梅》、《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兵车行》、《天山深处的“大兵”》（李斌奎《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9期）等为代表。它们通常以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为线索，逐渐展现男主人公为国奉献的英雄主义理想，最终以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恋情的升华来肯定这一理想，实现情与理的结合。另一种则以亲情为引线，展现老一辈的英雄主义情怀对年青一代的影响，从而表达对英雄主义的追求。如《母亲与遗像》、《敬礼，妈妈》等。实际上，在“情感加理想”的模式中，情感的所指已经不再是情感本身，而巧妙地被置换成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尽管常常充满了诗情画意，也不过是将政治热情巧妙地转移到浪漫的生活中，以希望实现二者的结合。其中，朱苏进的《轻轻地说》却实现了对这一模式的超越，闪烁着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

    20世纪80年代的朱苏进以中篇小说见长，《轻轻地说》是朱苏进为数不多的短篇中的佳作，它将情感还原到本体，抒情意味浓厚。它以散文诗一般的笔调讲述了“女儿”的降生和陈伯家儿子的故事。作者以生（女儿）与死（丧钟）、喜（“我”和妻子）与悲（陈伯夫妇）、幸福（我们一家）与痛苦（陈伯一家）等鲜明的二元对立作为内在的逻辑线索，采取复调叙述的方式，将两个本无关联的事情糅合起来。作者不再对二元对立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也没有掺人任何情绪化的爱憎，更不打算激化对立以求结果，只是以一种人间情怀关注发生在两个家庭里的情感事实，并升华出余韵悠长的哲理意味。“女儿”的故事轻快，陈伯家的故事沉重，不管孰轻孰重，作者都以浓郁的温情“轻轻地说”，话家常一般地讲述着生命带给“我们”的喜悦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陈伯的悲哀，对“英雄主义”者的失落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似乎情感是作家唯一表明的立场。

    进入80年代中期，社会普遍经历过情绪的宣泄后，一股理性力量成长起来，引导了反思思潮。受其感应，一部分军旅作家反观长期以来绵延不绝的“英雄主义”主流，正视并思考其蜕变的痕迹和现实的意义。如《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1期）、《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刘亚洲《小说月报》1985年第5期）、《最后的堑壕》（王中才《小说选刊》1985年第1期）、《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李镜《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6期）、《半面阿波罗》（雷铎《小说选刊》1987年第6期）等等。在这些军旅短篇作品中，英雄失落的过程越来越清晰。张廷竹在《他在拂晓前死去》里，探讨了英雄“牺牲”的悲剧性意义。男主人公宋长庚快上战场前，想为家里留下后代，他与女朋友私自约会未成，却因违反纪律受到处分。在战场上他表现英勇，壮烈牺牲，他的愿望成为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在对“牺牲”冠以“光荣”的正面意义的习惯思维下，作者挑战性地提出了英雄的个人得失问题，并对无法挽回的遗憾表达了深深的悲哀。王中才在《最后的堑壕》中还提出并回答了“英雄”的价值判断问题。李小毛不顾危险，独自冲进敌人的阵地，但影响了我军的指挥与进攻，被团长赵恂打死。李小毛的死虽然博得了战友的同情，却遭到了赵恂、军长等人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最强烈的否定，李小毛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仅毫无价值，还有害于大局，从而对无条件地歌颂英雄提出了反面例证。什么样的英雄值得肯定呢？在刘亚洲（《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看来，英雄是男子汉的本性，他以天下为己任，铁骨铮铮，勇往直前，决不退缩。懦夫则会恋家怕死，在战场上苟且偷生，只能算是半个男人。他们的品格和人生观截然相反，在战场上水火不容，最终在战场上，作为“男子汉”的陈淮海以极端的方式维护了“英雄”的神圣地位，打死了懦弱的战友罗一明，从而失去了人们的理解和心爱女人的崇拜，成为了一位孤独者。英雄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因为对战友的超常举动引起人们的质疑，从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与价值影响力。李镜在英雄被遗忘与漠视的环境中，执著地为他们守墓（《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到了《半面阿波罗》，英雄的形象已经蜕变成了“半面阿波罗”，独自在热恋情侣出没的公园徘徊，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可，“英雄”已陷于尴尬处境。

    宋学武、何继青等人的“战争心态小说”已经完全卸下意识形态重负，不再关心“英雄”的壮绩，而是从心理的角度描述战场上的真实状态。《山上山下》（宋学武《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取自于南线战场。两军的一小撮力量僵持对垒，敌我关系紧张，作者却悠闲地在生活细节上扫描，微妙地表现双方的沟通与进退。胜败似乎并不产生强制性的精神力量，而是像两个棋手，劳心斗智，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敌方得逞的事实。作者将英雄主义观念和主观精神的目的性完全从战场真实中剥离，以冷淡的态度处理敌我关系，表现出突破传统的探索性。何继青的《遥远的黎明》（《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4期）讲述了一位前线战士与女大学生通信引发的情感故事。作者深入人物的内心，抓住心理稍纵即逝的幻觉，描写出前线猫耳洞中寂寞的生活以及对青春生活的无限渴望。最后因为为女大学生摘取花朵，战士意外地被炮击中，献出了生命。残酷的战争剥夺了一个人正常的情感需要，也毁灭了对浪漫的微薄希望，制造了一出情感悲剧。

    从这些具有探索性的短篇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创新与突破已经发生。它们产生于一批富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作家之手，这群人虽然只是短暂地接触甚至完全没有接触过战争，却仍然怀着英雄主义的理想，并清醒面对英雄主义者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生存尴尬，重新探讨“英雄”的内涵。他们在塑造英雄形象与典型人物时更愿意展现普通人的一面，依照常人的标准正视他们的价值所在与生存缺失，不时透露出人道主义的悲剧意识。这群作家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也较为多样，能够发掘不同的叙述角度和方式，以丰富的感性或冷静的思考寻找新的审美焦点，展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使得80年代的军旅短篇小说无论是从语言、结构还是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更为成熟与多样的特征，还出现了对形式创新较为先锋的尝试者。比如李镜的《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通篇以两个人的对话展开整个故事，在简洁精练中透出匠心独运。如果李镜是在做形式上的减法，那么海波则是在做加法。他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则采用复调叙述的方式，扫描人物的意识流动和内在感受。无独有偶，何继青在《遥远的黎明》里也引入了意识流，展示主人公稍纵即逝而复杂多变的内心状态。

    三、职业伦理意义的探讨：刘兆林、周大新等人的短篇小说

    军人为国家建立的功勋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有理由被歌颂被赞美。在“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军旅短篇小说里可以看到，军人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创造了奇迹，书写了神话，他们是战斗中的英雄，生活中的模范，是道德理想的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人仍然享有令人瞩目的政治地位。所以，即使是在“解冻”时期，军旅短篇小说里也没有太多负面典型或与规范冲突的形象。但军人受到的约束与人性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也是不争的事实。社会进入越来越稳定的和平生活，军人的职业特性显露出来。80年代来临，文学有了更自由的表达权利。一部分作品已经反映出作为军人这种特殊的职业面临的矛盾与困惑，并探讨军人本体的价值和意义。军人的职业伦理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军队的制度、规范与使命，社会道德规范。军人的职业伦理意义指这些规范的实现程度以及对军人形成的约束作用。

    在以英雄与正面典型为主流的军旅短篇小说传统里，军人的形象给予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他们通过各种媒介，被广泛阅读，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起到过良好的社会示范与道德教化作用。80年代以后，对军人关注的重心逐渐发生位移，开始有作品反映出道德规范与人性冲突的思考。80年代初，道德意义上的模范仍然是军旅短篇小说里主流的艺术形象，只是出现了较为生动的对立面，以起到反衬的作用。作家一般不以“神谕”式的话语来启发一般人或后进者，而是从行为和心理方面增强表现力，大大丰富了后进者的形象。如《最后一个军礼》（方南江、李荃《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11期）、《女炊事班长》（简嘉《小说选刊》1981年第10期）等。《最后一个军礼》讲述了一位参谋送老兵返家途中发生的故事。老兵们离开了军营，宛如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自私偷懒的本性暴露出来。与他们同行的已经转业的老指导员耿志却表现出了一名革命军人高尚的精神风范，处处严格自律，最后所有的老兵自发列队向耿志致以诚挚的军礼。毫无疑问作者肯定了耿志的表率作用，对其军人职业道德表达了尊敬与赞同。但是“我”和老兵们的个性与需要已经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生活真实，其意义不仅仅只是起到反衬作用，还反映出军队道德伦理实现过程中的阻碍与困难。简嘉的《女炊事班长》将跟光放在了军营内部，轻松幽默地讲述了女炊事班长薛钢对战士肖海的管理与教育。怀揣着一已私心的肖海时时忧虑个人得失，处处想投机取巧，暂时获得了信任，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在女炊事班长的教育下，转变了思想。实际上，这与“前17年”里常见的“先进感召落后”的模式如出一辙，只是以前的落后者没有太多人性自私一面的表露，他们有上进心，仅仅需要先进者以指导与带领（比如陆柱国的《一个炮手的经历》中的杨有才）。80年代的作家们已经在先进者与落后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参照关系，组成个人需求与道德约束之间交叉比较的坐标，确定道德模范的地位，反映出军人职业伦理性的意义。作家们仍然站在社会性的角度思考军人的伦理价值，流露出对军人的社会影响力无法割舍的情结。

    进入80年代中期，出现了关注军人本体的作品，它们将正反两种倾向置于同一个人物，从而消解了人物之间的精神距离与道德落差。如《雪国热闹镇》（刘兆林《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7期）、《将军的泪》（刘亚洲《小说月报》1985年第2期）、《汉家女》（周大新《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8期）、《小诊所》（周大新《河北文学》1987年第4期）等。这表明作家从浪漫的社会干预热情中挣脱出来，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直面军人面临的职业困境，关心选择时的两难和矛盾，探求人性的实现程度与意义。刘兆林以《雪国热闹镇》率先触及到人性与规范的冲突。主人公牛彝憨厚淳朴，心地善良，有雷锋一样乐于助人的品格。他和60年代的《开顶风船的角色》里的鲁牛子性格相似，都有一股“我行我素”的牛劲。只是二人的结局大为不同。鲁牛子是百里挑一的先进射手，牛彝则麻烦不断。先是好心给人介绍对象受到部队领导的“批评”，后是做好事引起误会，最后误会冰释，却因为疏忽违反了部队枪支管理规定招致处罚不得不劳教。善良的牛彝本应该成为道德楷模，成为人们尊崇和学习的对象，却与部队纪律常常相违，上演了一出情“法”之间难以取舍的悲情戏。作者一直不忘牵动群体评判的眼光，营造人性的氛围，使结局更加有震撼力。在这个故事中，人性与社会道德的价值大于军队规定的价值，产生了人道主义的悲剧色彩。这似乎充分体现出军队规范对军人而言超越一切的专制性。而它细致入微又毫无回旋余地，军人随时可能面临冲突而难以抉择，牛辑的人道主义举动使他成为了一位悲剧式的英雄。当社会道德与军队规范相一致，它们就会形成合力，加重对错误者的处罚。《将军的泪》（刘亚洲）就阐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故事。孙二勇战功赫赫，是将军的贴身侍卫，因长时间性压抑，在行军途中强奸了妇女。将军为严肃军纪，判处孙二勇死刑，但执行枪毙时，孙二勇侥幸没死，将军竟再一次将孙二勇活埋。刘亚洲选取的是“大义灭亲”的古老主题，在法与情两难选择时创造性地安排了和解的机会，使将军如钢似铁的坚决意志得到充分体现，体现出“胜利之师”的风范。同时又通过将军一系列试图安慰孙二勇的举动，刻画了将军人性的一面。将军的努力失败了，孙二勇带着生命的欲望与渴求遗憾地死去，渲染出军人牺牲基本人性要求的必然性。这一类作品多叙述冷静客观，对容易引起冲突的人性一面抱以理解与同情，但也保持了支持军人职业规范要求的立场。在以报告文学驰名的刘亚洲笔下，短篇小说艺术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树立了独特的风格。他简洁精辟的语言发散出刚劲的爆发力，更有力地适应了彰显军人风骨的主题，在小说中弥漫开一股阳刚之气。

    一种具有民间色彩的个人化立场在80年代中期以后萌芽。周大新的《汉家女》有意打破简单的道德定位，用平和的心态表现“汉家女”身上利己和利他的双重性，二者相生相克，也并行不悖。消解了伦理冲突产生的社会震动与个人损伤，只关注军人在同时满足职业要求与个人需要时的存在状态。周大新以富有乡土气息的朴实文风为“汉家女”的军旅生涯树碑立传，回避了以军队属性对个人时时处处的价值判断，通过“汉家女”的女性家本位观念彰显出民间的心态，暗示出军人与民间的根本关系与回到民间的愿望。从此，军旅短篇小说职业伦理意义的探讨越来越深化到民间这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四、新历史与民间情怀：莫言等人的短篇小说

    历史本无新旧，叙述者的认识和观念却在变化。80年代初，“归来者”“痛定思痛”，针对“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股反思潮。其中方之的《内奸》时代跨度近40年，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作者塑造了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在中国革命时期他是榆面商人，从开始警惕共产党到频繁出力相助，田玉堂以“同路人”的身份参与了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却讽刺性地被打成“内奸”。在革命历史人物画廊里田玉堂是一个崭新而独特的形象，作者选取他的个人命运为叙述角度，回避了正统的革命历史表述，体现出反思历史的民间眼光和态度，为认识革命历史提供了新标识。方之的民间立场没有立刻影响到军队作家，这一片领域还在等待更合适的表达契机。当作家们怀疑对“意义”的探询后，“寻根文学”向“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两条路上分化。此时，全国性的短篇小说评奖已进入尾声。短篇小说开始走出光环，沉人民间。军队作家受到策动，民间意识浮出水面，莫言和朱向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遗憾的是朱向前写出了《地牯的屋.树.河》之后便转向评论，停止了小说创作。莫言却以喷薄而出的气势在创作的质和量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跻身于先锋小说作家的行列，书写了当代文学史上精彩的一页。崭新的历史和民间的立场是他们对军旅短篇小说最突出的贡献。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突破了军旅短篇小说表现对象和艺术观念的局限，挑战业已形成的创作和阅读习惯，从民间立场出发全新观照革命历史，丰富了军旅短篇小说的内涵。

    莫言深受西方文学影响，有丰富的民间文化积淀，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在短、中、长篇领域都颇有建树，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爆炸》（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欢乐十三章》（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白棉花》（华艺出版社1993年再版）、《怀抱鲜花的女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宝刀.老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苍蝇.门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收入了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大风》、《秋水》、《枯河》、《老枪》、《白狗秋千架》、《人与兽》、《断手》、《黑沙滩》、《苍蝇.门牙》等篇目。除早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黑沙滩》外，其他的短篇都以高密县东北乡为背景，描绘了那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用极富想像力和超常感性的笔寄寓了对红高粱土地的深情与厚爱。其中《秋水》、《老枪》、《人与兽》等属于“新历史”题材。“新历史”小说选取的多是民国时期“爷爷”辈或抗日期间“父亲”辈的故事，人物都是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个体，通过对他们自由无羁、敢爱敢恨的生命力量与个性的张扬，传达出莫言的民间生活理想。首先，熔铸在人物身上的生命激情远远大于政治激情。在生命意识的支配下，人物都生气勃勃，有着顽强的生存意识和强悍个性。他们听命于生命本体力量的召唤，相形之下，身份观念、民族仇恨会显得狭隘。《人与兽》里的“父亲”在日本做劳工，备受折磨，好不容易逃离后，一直躲在山洞里多年，像野人一样生存了下来，心中滋生出强烈的复仇愿望。可机会到来时，因为日本女人身上的一个补丁勾起了对亲人的回忆，仇恨竟烟消云散。“补丁”是否具有使情绪发生瞬间转换的强大魔力，这已经是一个关于细节虚构性的技术问题，但它明确地传达出莫言的人类观和消解政治仇恨的愿望。其次，莫言对艺术审美的追求超越了思想意义的探询。似乎是有意避开党和军队的战斗历史，莫言都是以虚拟家族回忆的方式涉及抗日战争，并尽量回避大型的政治事件。对与错、好与坏、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微等等社会价值和道德体系里的概念和词汇完全失去了效力，只有以个体为中心的原生态生活的传奇般展现。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对自由的野性力量的迷醉，表明莫言继承了民间文化的审美趣味。“匪种寇族”是“我”对家族先辈的称呼，他们身上闪现着狂野烂漫的个性。《秋水》里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一个是土匪，一个是小姐，私奔到高密县东北乡，像原始人一样开荒种地。在“我奶奶”生孩子的前后两天，随着洪水漂来的三个人竟离奇地上演了一场生死仇杀。《老枪》里的“爹”教训过“柳公安”，“奶奶”杀死了豪赌不休的“爷爷”。民国与抗日的历史在民间社会中呈现的是乱世状态，人物完全任性而为，透出一股草莽气，显示了莫言地域文化传统的深厚根基。在此基础上，莫言成功地实现了外来艺术技巧的嫁接。超感性语言和意象被莫言发挥到了极致。“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枯河》）四个修饰语，从质感、颜色、大小、美感描绘出奇异的月亮的意象，并在诡秘的变化中嵌进整个故事，和其他的意象一起调动感觉神经，酿造复杂的氛围，构筑故事的丰富美感。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里，莫言仍然采用旁枝斜出的结构，在时空之间随意跳脱，散漫中不失凝聚的神韵，通常一种意象会隐约串起全文。如《枯河》里的“月亮”，《大风》中的“一根草”，《老枪》里的“老枪”，《白狗秋千架》里的“白狗”等，它们寄托着作者丰富的情感。从中国传统文学里的意象观来看，莫言已经超常发挥其审美价值。而有时又会在一部小说里，出现看似无关的多个意象或情节，它们之间的审美距离被离奇地抽去，逻辑常规被打破，使小说透出一种荒诞感，如《苍蝇.门牙》对农民军人形象的描述。当短篇小说快结尾的时候，莫言喜欢以急转的情节给全篇一个绝响。如《老枪》开篇便是“他”在打野鸭子，中间历诉他手中老枪的历史，最后，仍回到他在打野鸭子的现实中。此时，情况急转，“随随便便勾了一下”，老枪爆炸了！结束了它吞噬一家三代男性的血腥的历史。这偶然的一炸揭示出“老枪”嗜血的本质，也显示出莫言欧化的痕迹。

    朱向前的《地牯的屋.树.河》（《小说选刊》1987年第4期）被徐怀中认为是“一篇探索性的而显然又是深思熟虑的奇文”。它同样是以民间立场重新叙述抗日历史，但与莫言不同的是，他不挥舞西式刀斧雕琢文本的肌理，而是彻底扎根于民间，用纯正质朴的方言讲述地牯的生存状态和他的抗日故事，是军旅短篇小说领域中第一位方言写作者。如果说莫言是“寻根文学”的出走者，朱向前就是军旅短篇领域里“寻根文学”的吟唱者。作者沿着地牯的生命历程，不急不缓地从他受人歧视、可鄙可怜的生活状态娓娓道来，充分表现出在民间自然生活状态下地牯褊狭任性毫无正经的鲜明个性。而在危难时刻，地牯的“痞性”转化成生命力的表征，焕发出强大的战斗激情。他毫无畏惧，英勇退敌，壮烈牺牲，爆发出潜藏着的民族自觉性。地牯成为了民间英雄，人们开始编织“地牯”的神奇传说，那里的屋、树、河以及每一寸土地都有了关于地牯创造奇迹的记忆。通过地牯的故事，体现出作者的追求自然、率性的生命意识。鲜活生动的方言和民间传奇式的语调是该篇两个主要的叙述特色，它使得地牯的民间性更加纯粹可感。

    “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选择了非主流的军事题材，意图是除去凌驾在生活上的意识形态观念，还原被遮蔽的生活。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恋恋不舍的民间情怀。它预示着军旅短篇小说主流意识的蜕变，民间心态的萌生，文学观念内部发生了深刻的革命。这里找不到尴尬的战斗英雄，只有对豪情满怀的民间英雄的赞美，找不到个人价值的失落，只有对奔放个性的充分肯定，表达出作家对生命存在本相的认识，为反思军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提供了参照。“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不仅是题材选择上的创新者，还是追求艺术形式的先锋。从语言的采用、叙述的方式、西化或者民间文学式的结构到意象的运用等方面都体现了不凡的审美追求。

    第四节90年代：向生活里归隐

    经历近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政治意识淡化，商业意识逐渐增强，文学面临着从创作观念到组织方式以及出版等各方面的调整。文学界出现了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以精英意识为主导的文学思潮不再具有冲击社会的力量，开始向着自我反省的方向走，个人性的生存空间成为作家们关注的新对象。军旅短篇小说在“英雄”意识和伦理价值探讨的艰难处境中，生发出对民间立场的认同感，并从历史反思回到军旅和平现实，淡出宏大的主题叙事，向着平静的日常生活归隐。

    持续的和平生活消磨了老作家的激情，他们带着颂歌意识和英雄情结隐退江湖，经受过“文化大革命”正视过悲剧的中年作家在叱咤风云后开始休整，“新生代”就在这个空缺里无意间闯进了文坛，成为军旅短篇小说新的生力军。作家们将笔伸进烦琐的生活角落，描述着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从写典型、写英雄到走进民间再回到军营里的现实，军旅短篇小说就像打了一场迂回战，一步步甩掉了观念形态对历史和现实的层层遮蔽，褪去社会观念与宣传意识，关注军人作为人的生存需要和生存方式构成的生活现象，并冷静而客观地予以书写。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陆颖墨、陶纯、庞天舒、裘山山、王曼玲、衣向东、张慧敏、钟晶晶等加入了军旅生活“新写实”的大军。他们的青春与和平生活同步，也接受过“新时期”浪潮的重重洗礼，面对社会的转型，有一种淡定的平静与理智。“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手法也较为多样，审美趋向各不相同，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在对文学共性难以命名的形势下，对“农民军人”的关注成为了军旅短篇小说里较为重要的文学现象。

    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据了绝对多数，农民们都盼望着改变受歧视的身份，过上他们羡慕的城里人生活。参军是逃离土地的一条出路，农民军人构成了军队的主要力量。军营寄托了逃离者最直接的生活梦想，也承载了他们的满足与失落，喜悦与悲哀。来自农村的作家深深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不约而同地用笔抒发他们的感受与情绪，吟唱出一首响亮的“农家军歌”。反映了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有：《疏勒河故道的赶驼人》（陈怀国《人民文学》1991年第4期）、《荒原》（陈怀国《小说月报》1990年第6期）、《去服一次兵役吧》、《兵洞》、《农民军人》（阎连科《朝着东南走》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美丽家园》（陶纯《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2期）、《5182兵站》（石钟山《山花》1996年第11期）等等。其中阎连科、陈怀国、刘震云、衣向东、陶纯等人为主力军。从农民军人参军到服役再回到农村，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有某种共性。他们没有高尚的人生目标，只有卑微的现实要求。为了参军，他们要承担心理压力和物质负累以及人际冷暖。作者往往以近乎冷淡的笔调描绘一种灰色的人生状态，表达对他们摆脱过程的艰难的悲悯。参军了又怎样呢？他们或者是像《去服一次兵役吧》所讲的那样，在短暂的喜悦之后，重新失落，并很快平静地认清自己的位置，再回去做农民；或者在部队里度过自己的青春，以高度的韧性坚持下来，还要面临回去的结局。心态的失衡使作品中多弥漫着悲凉感，尤其是在描写边疆生活的短篇中。在《兵洞》里，服役了30年未得到升迁的中士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事实上，他守卫的洞穴已经看不出有任何用途，唯一的意义就是和那里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离开后，老鼠居然集体自杀。作者以这样一种超现实的结尾来深化悲哀的心理。《疏勒河故道的赶驼人》中的福山竞不敢告诉家里人他没有当上军官，死在了即将退役与妻子见面之际。死亡恰当地解除了福山的精神压力，也永久失去了释放的可能，使本已沉重的气氛变得凄凉。《荒原》也是相似的边疆生活写照。主人公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只有一条狗在荒原里与他相伴。不幸的是，连狗也死了。百无聊赖的边防哨所生活表现出农民军人本分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在逃离土地之后，他们体会更多的是失落。其间不仅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生存考验，还无法向对他们期望过高的父母与崇敬有加的乡亲交代。作家们不再对主人公的遭遇表现出主观的情感倾向和理性判断，而是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心态冷静地讲述着残酷的事实，透出对生存本相的悲哀。曾经在莫言的笔下令作者魂牵梦系、柔肠百结的土地，在这里已经是他们过上美好生活的阻碍。农民的身份成了他们怎么也甩不掉的包袱。这使得作品中的气氛沉重而压抑，还往往萦绕着一种“终点回到起点”的宿命气息，似乎现实的目标竟比以前人们心中的“理想”还要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作品中多凝重沉闷，也少有关于生命的快乐体验与巅峰感觉。

    石钟山、赵琪等也不断有关于“农民军人”的作品问世，但叙述中没有了与土地的丝丝牵绊，而是关于军营小人物的众生相。石钟山的《兵舍三味》（《上海文学》1990年第8期）、《新兵三事》（《萌芽》1991年第3期）、《半截子老炊》（《十月》1991年第3期）、《国旗手》（《长江文艺》1998年第2期）等讲述了与军营普通生活相关的人和事。作者擅长从平常小事折射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把玩他们的生活趣味、心理感受与卑微想法。如《兵舍三味》和《新兵三事》都是通过三件日常琐事，讲述兵们的乐趣与烦恼。《半截子老炊》、《国旗手》则以人物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平凡的内心愿望与军旅生活中的情感波折，以及波澜不惊的生活历程里的故事与人际关系。作者以趋于“零度”的情感关注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存在状态，使作品笼罩着一股绝不张扬炫目的灰色。

    80年代女性作家群体以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引起了广泛关注，军旅女作家与之呼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了90年代，因为流失和分化，留下的成员所剩无几，但裘山山、庞天舒、王曼玲等执著者已经创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庞天舒在80年代就有“少年作家”之称，曾出版过小说集《大海，我对你说》、《少女眼中的战争》等。90年代，裘山山有短篇小说集《白罂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多以西藏军人的生活为描写对象。王曼玲有作品《寻找太阳》（人选朱向前主编的《军旅人生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张慧敏有《红雨》（《解放军文艺》1902年第7期）、《蓝蝴蝶》（《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7期）等。女作家们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打破了男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军旅短篇小说世界。她们以“女性视角”观察军营生活，描绘女军人的方方面面，探视官兵们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和家庭生活，表达着女性对军旅生活特有的理解与感受。无论是对军营里温馨角落的发现还是悲情故事的演绎，女性作家都有她们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她们以细腻敏感的气质在作品中营造出温情和浪漫，如王曼玲在《寻找太阳》里对“英雄”的深情寻找，裘山山在《天天都有大月亮》（《人民文学》1992年第1期）里描写的一次意外的情感遭遇，等等。在对细节的把握上，她们能够精细地把握住纤毫入微的心灵震颤，以淡雅的工笔描绘出军人的种种情感状态，作品中普遍有一种散文化的抒情色彩。曾在军营的毕淑敏也写出了大量反映西藏军人生活的短篇作品，并多次获奖，在军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较为著名的有《补天石》、《转》、《君子于役》、《北飞北飞》，并出版了自选集《毕淑敏文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等。作者有着西藏军医生活的丰富体验，了解戍守边关的边防军人们的生活，深深同情他们的艰苦生活与现实困难。作品语言老到，思想锐利，有超越纤柔的大气象，同时也常常蕴涵着女性特有的仁慈与悲悯的情感。作者离开军队后再对军旅生活进行审视，拉开了作品与作家军旅生活之间的距离，相对于正在军旅的女作家们，也就多了些理性与犀利，少了委婉与回避。似乎正说明军旅文学在经过“向内转”与“向外转”多种方位的探索后，逐渐融入了文学的汪洋大海。

    转眼间，人类跨过了一个世纪。和平生活以它强大的消解能力，改变了军旅短篇小说不断形成的价值判断体系和审美规范。在文学无名的时代里，军旅作家渐渐失去“军人优先”式的心理依傍，军旅评论家的目光也在疏远这一领域，军旅短篇小说越来越沉寂。1995年，阿成的《赵一曼女士》获得首届“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为军旅作家提供了对革命历史重新认识和想像的新角度，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欣喜之余却让人感到文学评奖产生的轰动效应恍若隔世。可喜的是作者们仍然坚持对军人生活的观照与审视，在安宁的气氛中，默默沉入这片绿色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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