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一、“前17年”蓄势待发

    也许有—个当代文学现象长期为人们所习焉不察——在前30年（1949—1979年）、尤其是“前17年”（1949—1966年）里，作为一种文学体式，中篇小说与她的“姊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发展相比较，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当长篇蓬勃繁荣成为文学主流，当短篇佳作选出引领一时风骚，中篇小说却还在蹒跚学步，呈现出严重发育不良的衰势。就此一情形而言，军旅小说也不能例外甚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军旅中篇小说领域里，既少《红日》、《红岩》、《林海雪原》式的名著，更无王愿坚、茹志鹃式的名家，仅有几部有较大影响者，也都是因为改编了电影的缘故——但又因此造成了只知有电影（如《上甘岭》、《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而不知有中篇小说的尴尬。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往远里说，“前17年”军旅中篇小说这种特定题材的文学体式缺乏良好的承传与深厚的传统。“承传”一面指的是现代文学，“传统”一面指的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

    往近里说，新中国之初的军旅小说家们，多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小知识分子（中、小学文化者居多），战争经验丰富而文化（文学）修养欠缺为基本特点。战争结束之日正是战争文学的开始之时。他们对于战争的歌颂、咏叹、回忆、倾诉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两种形式（体裁）。一是长篇小说。带有相当浓郁的自传和纪实色彩，艺术上也许幼稚、粗糙，但以生活扎实、感情真挚胜出，成功者如《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等不乏其例。二是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小，易于学习和掌握乃至藏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毕其功于一役者如王愿坚、茹志鹃、刘真等亦不乏其人。如此一来，那不长不短、既需要生活（一定篇幅的容量）又需要技巧（如结构与语言）的中篇小说反而变得不易驾驭了。再加上整个当代文学对中篇小说艺术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基本阙如，可资借鉴的名家名作亦难寻觅，故而敢涉足中篇小说的军旅作家少之又少。这一“远”一“近”的多重原因，最终导致了“前17年”军旅小说长、中、短三种体裁之间严重失衡的奇特现象。

    “前17年”的军旅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主要作品有：《火光在前》（刘白羽）、《长空怒风》（魏巍、白艾）、《活人塘》（陈登科）、《上甘岭》（陆柱国）、《地上的长虹》（徐怀中）、《辛俊地》（管桦）、《九级风暴》（陆俊超）、《小兵张嘎》（徐光耀）等等。

    二、80年代“应时而兴”

    准确地说，20世纪中国中篇小说的大潮，启动于七八十年代之交。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春风吹拂文化的原野，坚冰解冻，万物复苏，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思考权和话语权，实现了从政治高压和文化桎梏下的“失语”状态向自由自主表达的“知识分子话语”转化。

    学者的“话语转换”成果“显露”为论文或专著，而小说家们的“成果”当然“显露”为小说了，而且尤其是中篇小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至1979年，已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名作面世。待到1980年，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蝴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宗璞的《三生石》，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蒋子龙的《开拓者》等优秀作品声威大震，使方兴未艾的中篇小说势头更加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初，中篇小说的产量已达到数百部之多，甚至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而且不断持续增长。到80年代中期，年产量已突破了干部大关，与此同时，中篇小说作家和中篇小说文体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共同走向成熟。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自1917年以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终于在80年代迎来了中篇小说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且以此修正了当代中国文学小说世界的长期的失重，真正奠定了短、中、长篇小说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中篇小说的热潮，伴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旗号呼啸前进，滚动发展，推出了一批批新人新作，直至如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热卷土重来，中篇小说的旺势始见弱化而趋于平缓。

    相比较当代文学，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有一点滞后，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先后有邓友梅、徐怀中等发表了《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阮氏丁香》等中篇名作，但毕竟还是单兵作战，形不成阵势。而且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全军乃至轰动全国。不仅宣告了新时期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面上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1986年莫言的著名中篇《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三条战线”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了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如果说，“前17年”军旅文学主要以长篇小说为标高，那么，80年代军旅文学（小说）的突出收获则以中篇小说为代表。尤其是80年代长篇小说的歉收，更加反衬与强调了这一现实。

    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地突破“左”的束缚，大胆地揭露现实主义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摸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17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实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而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述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80年代，在军旅中篇小说创作方面有上佳表现的主要作家有：徐怀中（《阮氏丁香》），邓友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克（《飞天》、《康巴阿公》），彭荆风（《师长在向士兵敬礼》、《云里雾里》），朱春雨（《沙海的绿荫》），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莫言（《红高粱》系列），朱苏进（《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乔良（《大冰河》、《远天的风》、《灵旗》），苗长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犁越芳冢》），周梅森（《军歌》、《大捷》、《国殇》），韩静霆（《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唐栋（《沉默的冰山》、《愤怒的冰山》），江奇涛（《雷场上的相思树》、《马蹄声碎》），张廷竹（《黑太阳》、《支那河》），雷锋（《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何继青（《横槊捣G城》），李镜（《冷的边山热的血》、《重山》），周大新（《走廊》、《铜戟》），王树增（《鸽哨》、《红鱼》），李本深（《沙漠蜃楼》、《吼狮》），崔京生（《一个军人和他的倒影》、《神岗四分队》、《第六部门》），简嘉（《没有翅膀的鹰》）等。而女性作家刘宏伟的《白云的微笑，和从前一样》，成平的《干杯，女兵们》，王海鸽的《尘旅》，丁小琦的《女儿楼》，常青的《白色高楼群》，肖于的《绵亘红土地》，毕淑敏的《昆仑殇》，张欣的《遗落在总谱外的乐章》，曹岩的《棕色雪天》等清丽、柔婉之作，也不失为80年代军旅中篇方阵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

    三、90年代“余波绵延”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比较看来，在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是陷入“低谷”，但“后先锋”与“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在80年代末逐渐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或煊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耗资甚巨的集群运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化的“写作活动”。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它牵涉到军旅作家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及相关策略。对此，作家们都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点和新的定位。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旅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旅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缩影罢了。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青年作家，经过10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遍地葵花》、《兵谣》、《走出硝烟的女神》、《仰角》、《突出重围》、《英雄无语》、《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了中篇小说成为了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初步实现了长篇军旅小说继“前17年”之后的再度繁荣，不过，在这支人到中年的成熟作家队伍中，依然还有不少执着于中篇的作者，譬如张卫明（《英雄圈》、《双兔傍地走》），何继青（《兵道》、《军营里的股民》），黄国荣（《履带》、《陌生的战友》）等人都写出了新的中篇代表作，而非军旅作家邓一光（《父亲是个兵》、《大妈》），尤风伟（《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等人的加盟，亦在另一侧面支撑了军旅中篇小说阵容。此外，一些女性军旅作家不断地超越自我，也在中篇创作上有所作为，譬如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裘山山的《结婚》等也都是90年代的可观之作。

    其次，是一批60年代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人了生机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人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进行在八九十年代之际的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反映军队生活的文学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盲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人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这批小说新人最初出道或成名之作基本上都是中篇小说，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9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其“首发阵容”是：阎连科（《和平雪》、《夏日落》、《大校》），陈怀国（《毛雪》、《农家军歌》），赵琪（《四海之内皆兄弟》、《苍茫组歌》、《穷阵》），徐贵祥（《潇洒行军》、《弹道无痕》、《决战》），张惠生（《旱舟》、《少小离家》），石钟山（《大风口》、《父母大人》），柳建伟（《王金栓上校的婚姻》），陆颖墨（《白色潮汐》、《战争寓言》），陶纯（《坐到天亮》、《营地之光》），刘静（《父母爱情》、《寻找大爷》），衣向东（《老营盘》）。

    就量而言，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比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像阎连科这样产量高达20余部的“中篇大户”，80年代就无人可比。但是，和整个军旅文学的声势和影响一样，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较之80年代又多有不及。当然，其中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文学的边缘化是其主要原因，但作品的冲击力（包括思想的锋芒、艺术的创新和作家的激情等因素）的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如艺术形式上缺乏更多新颖独特的创造，以至于共性多而个性少，作家之间的“靠色”和作家自我的重复几成趋势，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甚至还不易辨识，有“农家军歌”式的丘陵连绵，而无《高山下的花环》，《第三只眼》、《红高粱》式的奇峰兀立，如此等等。

    总观当代（军旅）中篇小说50年，不难望见，前30年（1949—1979年）沉寂蓄势，弯弓待发；新时期（80年代）繁华一季，尽得风流；转型期（90年代）高潮退后，余波绵延，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文学生态环境（时代）对一种文体兴衰的复杂影响，预示了中篇小说的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

    第二节“前17年”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长期的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军旅小说创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占据了新中国军旅小说家们全部的创作视野，具体体现之一就是中篇小说创作题材的单一性——这一时期屈指可数的中篇小说几乎都是以战争为背景或者直接表现某场战役的。

    新中国军旅小说的开山之作当属刘白羽的《火光在前》（《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这部写于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中篇小说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人民解放军某部在鄂西抢渡长江、追歼残敌的雄姿。无论是从表现战争的规模上还是在内容的丰富程度上，它都超过了作家以往的战争小说。作品生动具体地展现了宏大的战争场面，在遇到高山大河的阻挡，暴风雨的袭击，酷热的煎熬以及水土不服、饥饿、疲劳等种种困难时，战士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所表现出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使人昂扬振奋。小说丰富细腻的战地实感和更加丰满的人物性格有效地克服了此前此类小说由于通讯或报告文学手法所带来的粗疏化和概念化，从而使之更具小说的品位与特质。另外作品成功塑造了师长陈兴才、师政委梁宾等高级指挥员形象，开创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塑造高级干部艺术形象的先河。诸如此类，使《火光在前》成了当时军旅小说的或一标高。

    《活人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是陈登科在1948年写成的。小说以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敌后斗争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为基础，描写了薛陆氏一家救护解放军战士的事迹：战士刘根生（人物原型是作者非常熟悉的一个战士）在转移阵地的时候，率领一个班负责掩护任务，因受重伤，遭敌人俘虏，并被活埋。薛陆氏为了救他，将自己在敌机轰炸中受重伤的小女儿与之调包而将刘根生带回家养伤。小说具有这一时期作品普遍的特点，如浅显的功利性，简单的二元对立和“胜利大圆满”的结构模式。然而小说不回避斗争的残酷性，也不掩饰主要人物的思想矛盾和变化过程，因此更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

    陆俊超亦从解放战争当中掘取创作的素材。《九级风暴》（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叙述了1949年9月国民党商船“凯旋号”在大副彭涛和老海员李阿海的领导下，说服船长，在航行中冲破重重阻力，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勇敢地扯起义旗的事件。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述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并通过波澜起伏的情节，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有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彭涛、李阿海，粗鲁率直的鲁阿四，忠诚的刘虎，阴险狡诈的胡永谋，还有正直、动摇但仍回到祖国怀抱的林德厚。这些人物都各具声口，栩栩如生。小说的心理描写很成功，尤其是对林德厚内心世界的揭示充分展示了老知识分子面临抉择时的复杂心态。由于作者本身就是海员，对航海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海洋生活气息。

    陆柱国的《风雪东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以抗美援朝为背景，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连队在冰天雪地里穿插到敌后阻击敌人，最终炸毁敌人后退的桥梁，全歼被围困的美军。作品气势磅礴，通篇所洋溢的英雄主义精神撼人心魂。真正为陆柱国赢得声誉的是《上甘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第3—5期）。小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巧妙地避大抓小，“以管窥豹”——以一个英雄连队的战斗生活描写出了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凭借着对战斗生活深刻的观察与体会，作者以简练、概括的笔触，巧妙地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加以描写，通过人物本身的具体行动来展示人物心理，并准确地处理了正面描写战争的残酷与歌颂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所塑造的英勇顽强的英雄形象感人至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拍摄了同名电影，在观众中产生了更加广泛强烈的反响。

    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冀中白洋淀地区一个农村孩子在革命队伍的培养教育下，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要为亲人报仇到建立远大理想的成长过程，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小英雄张嘎的形象。在刻画人物时，作者没有回避张嘎成长过程中的缺点，这些缺点既符合一个孩子的性格，又和他的革命热情紧密相连，真实地表现了孩子的想像、情感、趣味和顽皮任性的特点。“枪”成为贯穿全篇的线索，以老钟叔送给嘎子一把木头枪开篇，以区队长奖给张嘎一支真枪作结，巧妙而有趣地写出了小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明快爽朗的基调，通篇洋溢浓郁的儿童情趣和战斗激情都成为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小说曾获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并被译成英、德、韩等多国文字。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故事影片，风靡一时。

    在整个军旅文学“前17年”中篇小说当中，管桦的《辛俊地》（《收获》1958年第1期）值得重视，小说摆脱了那种“高大全”的僵化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性鲜明、鲁莽却又不乏勇敢果断的鲜活形象。辛俊地是个年轻的游击队员，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抗日勇士，从他的身上，我们甚至能嗅到一丝草莽英雄的味道：他因立功心切，冒失地将我们的关系人当成了汉奸打死；受到批评之后他赌气跑回村里自己抗日；伏击战中队长三令五申地强调不要过早开检，他却在看到敌人指挥官时抑制不住冲动，先开了枪，使本来很有把握的伏击以失败告终；与地主的女儿桂香偷情；和张二嫂打情骂俏等等。然而他也勇敢异常：只身伏击敌人并像个连长一样处乱不惊，组织民兵打败进村抢粮的敌人；为了不连累张二嫂，他主动站出来，向敌人自首；为了能够继续抗日，他将计就计地假装答应向敌人投诚。对于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作者在小说结尾写道：“白虹游击队的同志们和村里的人们，对辛俊地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个中国北方普通的年轻农民，生前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可是，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这一切的时候，就死了。他使人愤怒，也使人怀念。”然而，可惜的是，这篇小说的价值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招致了许多不公正的批评。

    从总体上来看，“前17年”军旅中篇小说多从大处着眼，将故事置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是战争背景当中展开，并在这种大背景下完成对不同于常人的英雄人物的完美塑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表达什么”而轻“如何表达”。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总是能够感觉到为政治服务的创作主旨的影响，但值得指出的是，人们容易被作品中自然流露的那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精神所感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颂扬也因了这份乐观和真诚而容易使人接受。

    2.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农民军人，并且在小说的发展中陷入同一个模式：“苦大仇深参加革命，斗争中成长为英雄人物。”人物性格比较扁平，因而艺术成就不高。

    3.重集体轻个人，重共性轻个性。大都高扬集体主义的主旋律，个人没有太多的展示空间。个性的东西往往显得不合时宜。作品所展现的多是由个性走向共性的历史，人物性格的单一化影响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中，在错误的文艺方针指导之下，这些“先天不足”不但没有得到重视与改进，反而变本加厉、走向极致，除了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少数作品之外，基本乏善可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到了突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篇小说留下的这一“空白”，却正好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一个“爆发点”。

    第三节80年代：两代作家的创作与三条战线的开辟

    一、徐怀中等第一代作家老骥伏枥

    “文化大革命”结束，东方刚现一丝曙光的时候，一批成名于“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作家便破冰而出，携带着他们的作品，再次活跃在文坛上。令人欣喜的是，他们的作品并没有“落伍”——与“前17年”相比，无论是创作题材、创作手法还是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都有了突破，甚至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他们以自己新的创作成就为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中篇小说领域中的老作家主要包括徐怀中、邓友梅、刘克、苏策、彭荆风、朱春雨等。

    徐怀中是“一个情感型的、表现性的作家”，“一个以表现感情的流动见长的抒情诗人”，他的著作“颇为精致、隽永、丰实”。中篇代表作有《地上的长虹》、《一个没有战功的老军人》、《阮氏丁香》等。他总是以笔为触角，凭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来拨响时代的最强音。《地上的长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是徐怀中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篇歌颂进藏筑路部队的作品。为了修筑康藏公路，更好地建设西藏，我们的军人不畏艰苦的自然条件、繁重的建筑任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毅然爬上了“雀儿山”。战士杨小林在工程师冯捷和部队领导、同志的帮助支持下，园地制宜，终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性地用水和炸药混合灌人冻土中，将花岗岩般坚硬的冻土炸开，为建筑公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作品通过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题材，反映出我军战士创造性的劳动精神和积极乐观为巩固祖国边防而不懈奋斗的高贵品质。小说轻快、流畅，如高原上流淌的雪水，冰凉得沁人心脾，欢快得挑拨人兴奋的神经。

    《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收获》1984年第4期）是一篇散发着淡淡泥土芬芳的中篇小说。身体硬朗的老军人余清泉离休后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毅然决定回到自己故去妻子的家乡。余清泉在部队里一直从事着后勤管理工作，比起那些征战沙场的军人，他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没有战功的老军人。带着对妻子的怀念，他又回到和妻子太妹住过的房子，遇到了现在居住此屋的云先碧和她父母一家三口。云先碧是个曾经被当地一个“土皇帝”强娶过去的“皇帝娘子”，但终因政府发现而没有结成婚并且被判刑几年，她回来后依然被村里人敬称为“皇帝娘子”。在帮助当地老百姓建设家园的过程中，这位“大军余同志”越来越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喜爱与尊敬，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他也越来越发觉身边这位云姑娘像太妹，两人淡淡的感觉被周老师这位原来曾是他和太妹牵线人的“红娘”发现并最终又促成了他们的结合。故事是在余清泉现实和回忆里轻轻编织，把他对老百姓的爱和对活着的太妹——云先碧的感情描写得朴实、清淡，美如田园梦境。余清泉因为太怀念太妹，常常错把云先碧唤作“太妹”，小说最后以云先碧的回答这样结束：“我晓得的，你喊太妹，就是喊我。”平中见奇，诗意绵绵。

    作为《西线轶事》姊妹篇的《阮氏丁香》（《十月》1981年第1期）写的是一个与刘毛妹一样个性鲜明的角色——阮氏丁香。与刘毛妹不同的是，阮氏丁香是作为一个越俘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界中的。小说穿插运用倒叙与插叙手法，通过阮氏丁香在战俘营中由对抗到沟通的转变过程，不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活泼可爱、个性鲜明的女俘形象，真实地描写了阮氏丁香的命运及其心灵变化的历程，充满了人情味；而且这个独具匠心的角色设置，也使得读者与作者一起站在了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公正客观地审视这场发生在两个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曾经以兄弟相称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借此抨击了那些邪恶好战之徒，宣扬了和平友爱等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这样一篇有着极深的思想底蕴的小说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于整个当代文学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作家不竭的创作能力和深刻的洞察能力。合乎逻辑的人物性格发展轨迹使阮氏丁香超出了“前17年”人物片面、扁平的窠臼，“越南女俘”这一人物身份定位也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前17年”军旅文学中简单的“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模式，为军旅文学人物长廊提供了又一个丰满、生动、独特的人物形象。作为承前启后的军旅小说家，徐怀中以为数不多的作品，婉丽隽永的小说艺术风格，确立了他在当代军旅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

    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十月》1981年第2期）写的是1947年华东战场的一次战略转移中，新四军文工团的三位女兵克服种种艰辛，突破重重围困，追赶上了自己队伍的故事。作者摆脱了概念先行的旧有模式，试图在矛盾冲突里展示人物的性格发展，因而三个出身与性格都不同的人物形象刻画得细腻、丰满。小说采用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技法，按时序穿插情节，合而后分，分而后合，正叙、倒叙、回忆、联想交替运用，既增加了作品的容量，又在共同的追赶中表现出三个女兵不同的人生命运。山东方言被巧妙地融进作品中而没有一丝晦涩，对鲁南一带乡情民俗的描绘也真实生动，历历如画。对于一位被迫封笔21年的作家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小说获得当年全国中篇小说二等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女兵》。

    与前两位老作家的“中锋正笔”相比较，刘克的小说则更像是“带刺的玫瑰”——作家勇敢地以笔为刀，深刻反思藏在人民军队自身的某些污垢。在小说《飞天》（《十月》1979年第3期）中，作者就自己的目力所及，伤心动情地写了一幕人生悲剧。作品在70年代末，大胆揭露个别部队高级干部的腐败，表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胆识。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三年困难到十年浩劫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飞天这个人物形象中，作家融进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时代的、社会的内容，她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形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点和弱点，又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理想和苦难。对于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却并未完全摆脱其阴影的中国文学界来说，这样的形象无疑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作者也因此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刘克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康巴阿公》同样是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康巴阿公的悲剧是一个命运的悲剧：一个屡遭坎坷的硬汉子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坚强的毅力躲过了伤病、饥饿、虐杀，自以为已冲出了命运的层层包围却不知山外有山——自己的身份不被认可，远离了的社会不再容纳自己，连自己的亲人也都不再接受自己，掉队使他与自己的生活产生了错位，最后只有选择自杀。作者隐隐批评了军队组织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十月》1981年第3期）讲述了研究员唐天虚与研究所中仅有的三名女性在事业、爱情上发生联系的一系列故事。作品以道德的力量作为生活的开掘点，它所要显示的主要不是人物在政治、科研、爱情等方面的失败与成功，而是道德上的崇高与卑下。并不漂亮的沈巧正是以她高尚的情操、无私的品格达到了崇高的道德境地——为了帮助唐天虚突破难关，她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无私献出。作品总体上笼罩在象征的意味当中，沙海象征着荒芜动乱的年代，绿荫则蕴涵了动乱岁月中高尚美好的道德和情操。贯穿始终的绿荫具象，使作品充满了诗意。作品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与“前17年”相比，80年代初期军旅中篇小说的文体开始受到关注。老一代作家们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与长期的生活积累，厚积薄发，在人物塑造上突破了“假大空”、“高大全”之类的弊病，突破了“重‘表达什么’轻‘如何表达’”、“重集体轻个人”、“重共性轻个性”等五六十年代军事文学创作传统，作品由单一的对战争事件的关注，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并开始着力描画战争对个人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为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开拓了新的写作空间。

    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当代战争”战线的开辟

    紧随老作家之后，中青年作家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又分别以《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红高粱》开辟了“当代战争”、“和平军营”、“历史战争”新领域，使得军旅小说创作“三条战线”迅速形成。在新一代作家及作品的引领下，新时期军旅中篇小说创作高潮迭出，蔚为大观。加世纪70年代末南部边疆的局部战争对于战争学研究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却为军旅作家们提供了创作情境，无形中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策源地。

    《高山下的花环》（《十月》1982年第1期）就是李存葆深入南疆前线，写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它通过对1979年南线战斗中一支前线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文化大革命”）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不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粱三喜、靳开来、梁大娘、韩玉秀等闪光形象，而且以“调动风波”、“臭弹事件”为靶子，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具有强烈的悬念和可读性。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它以“欠账单”等著名细节真实地传达出了“人民一上帝”和“战士一万岁”的作者心声，博得了亿万群众感动的泪水，被时人称为“催泪弹”。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外文后，更扩大了它的轰动效应。虽然它在艺术上还存在着某些粗坯化的诸多缺憾，但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力量却使它为新时期之初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田小说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之后发表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昆仑》1984年第6期）延续了《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风格，在1984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再次荣登榜首，但其影响远不如《高山下的花环》。

    《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已经崛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山下的花环》既是句号，又是冒号，在它的感召之下，“当代战争”题材的军旅文学创作呈现了勃勃生机，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其中较出色的有雷锋（《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何继青（《横槊捣G城》）、韩静霆（《凯旋在子夜》、《太阳万岁》、《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奇涛（《雷场上的相思树》）、周大新（《走廊》）等。

    素有“潮州才子”之称的雷锋是在“南线”用情较长、用力颇勤的一位。《男儿女儿踏着硝烟》（《昆仑》1982年第3、4期）是战后急就章，以杨羚、侯筱聪、鲍啸三个人在战斗中短暂的感觉为视角，通过联想，将以往年代对他们心灵的创伤，将战争的残酷，将他们对祖国的忠贞和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小说虽重在写他们在战斗中英勇献身，却也不忘他们痛苦的过去，这样就使他们的升华有了更大的落差。小说对战场的描写是异常残酷的，炮火的余温可炙，透出一股高亢而单纯的热烈，不但写出了战争，而且写出了这一时代的风貌，写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心声。

    《横槊捣G城》（《昆仑》1984年第2期）是何继青的成名作。这是他依据1979年南线战争经历写成的一部作品。作为第一部正面描写南线战役全过程的作品，小说中的战争场面写得大气磅礴、动人心魄。下至警卫战士、参谋，上至师长，都成为了小说中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壮歌的一个音符：师首长警卫员李小龙，是带着未曾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遗憾走上战场的；师作训参谋季泓则背负着父亲30年“右派”冤案的政治包袱，带着赎罪的心理血洒疆场的；师长秦龙是作者塑造尤为成功的一个高级指挥员形象，作为跨越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年代的军人，他不仅有老一代军人刚毅、果断的人格魅力，他还有着当代优秀指挥官所必备的知识、素养、观念和意识。小说最后一幕，写秦龙专程路过烈士李小龙的家门口，并命令部队列队正步走过这位英雄母亲居住的草屋，更为他添上了重重一笔。

    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昆仑》1985年第2期）巧妙地将爱情与南线战争扭结在了一起——两个曾经热恋的人由于命运与时代的捉弄，劳燕分飞，最终却又在战场上相聚了。特殊时期特殊背景的情感纠缠有了特殊的味道，由此映衬出的英雄主义的赞歌更加高亢、响亮。与《凯旋在子夜》一样，《太阳万岁》（《北京文学》1986年第7期）写的同样是南线战争，同样是战争中的一群年轻人——以班长王长福与“我”为代表的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的个性张扬的一代人。小说运用第一人称视角，对战斗场面及战争中的人物心理做了极其细腻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在这残酷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王长福却为救被蛇咬伤的越南女俘而牺牲，对于越南女俘的描写，使得作品具有了些许反战意味。题目是《太阳万岁》，写的却是军人万岁，是人性万岁、正义万岁。韩静霆另一个中篇《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直接描写轰轰烈烈的战争场景，而是侧重于写军人家属，写女人在后方承受的战争重负丝毫不逊于前方的军人。此一角度既掩盖了作者对前线生活体验的不足，同时又打开了文学沟通军人与社会的一扇窗口。

    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昆仑》1985年第5期）以一个学生官——军校见习生的笔记内容为叙述依托，通过对一场战役全过程的描述，生动而逼真地刻画了一批8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青年军人形象：英俊潇洒的尹默涛、渊博多才的丛培民、活泼好动的季刚等等。作品择取了一些生动有趣的发生在前方后方的事件，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青年军人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作为一个人，作为人的本性，在英雄与生存之间，他们坦言选择生存，然而在责任与利益之间，他们却选择了责任。他们奉献了“生未尽兴，爱未尽情”的青春，用年轻的生命写出了“把那些残酷的记忆和想像全留给我们吧”的豪迈誓言。英雄主义的贯穿使得全篇飘荡着浓郁的阳刚雄壮的气息，读来使人荡气回肠。作品获得了1983—1984年全国中篇小说奖。他的另外两个中篇《杂货店》、《马蹄声碎》也在题材选择、写作方式上做出了一些探索，显示出了作家的创作实力。

    周大新也曾亲赴战争前线。然而，他却没有像何继青那样正面展现战斗场面，而是深入战争过程当中进行反思。《走廊》（《昆仑》1987年第3期）从一场败仗写起——某师一营把守的341高地失守了，为了夺回341高地，为了不被同学耻笑，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师长景凌耀竟不颐一营长曹大栓的建议阻拦，不惜牺牲战士的生命，越级下达命令指挥部队盲目冲锋，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而副团长富厚则贪功心切，为了让人们忘记那场败仗，他封锁消息，并让341高地保卫战中唯一的幸存者潘荪参加收复失地的战斗，意图灭口。与他们的猥琐形成对比的是营长曹大栓和战士潘荪两个人物：战场上营长曹大栓爱兵如子，为了不做无谓牺牲，他敢于违抗师长的命令，甚至要用自己的生命阻止师长的错误行为；而潘荪这个本不想当兵只想上大学的青年却偏偏走上了战场并成为了341高地保卫战的唯一幸存者。战争使他由懦弱变得坚强起来，最后他为了完成牺牲的战友们的遗愿，不顾自己的伤势和战友的劝阻，再一次返回高地，壮烈牺牲。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人物性格发展过程准确而真实地表现出来，并在这一过程当中生发出关于战争与人、战争与人性的深深思索。

    当代战争题材，由人物塑造到心理开掘，从前沿阵地到战地后方，从战争到爱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与表达，军旅作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然而南线战局的狭小和历史风云的远逝，都从客观上局限了作家们的微观感受与宏观把握，因而战争硝烟的消失使得这一题材渐渐地淡出作家们的视野，而和平军营生活渐渐成为中篇小说关注的重点。

    三、朱苏进的《射天狼》与“和平军营”战线的拓展

    1982年，《射天狼》和《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仅一举奠定了朱苏进在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地位，而且无形中开辟了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又一战线，它和“南线”交错展开，互为犄角，相映生辉。在这一战线上，朱苏进始终是一只高飞前行的“领头雁”。

    朱苏进的《射天狼》（《昆仑》1982年第1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故事。作者慧眼独具，着力于揭示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及价值。小说中塑造的袁翰正是摆脱了单一性走向立体和复杂的军人形象。作为一个平凡的军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一颗职业军人所特有的事业心；他有他的痛苦、烦恼、负担，但却不背包袱、不发牢骚，在痛苦中坚实前进。作品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作者从平凡的人物身上发现英雄的素质，开拓了塑造和平时期军队新人的路子。

    在其后陆续发表的《凝眸》（《昆仑》1984年第5期）、《第三只眼》（《青春丛刊》1986年第1期）、《绝望中诞生》（《钟山》1989年第3期）、《祭奠星座》（《时代文学》1992年第2期）等中篇小说，均以其角度新颖、立意深邃而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凝眸》以福建海防分属我方和国民党军队的两个隔海相望的岛屿为背景，展示了长久处于一级战备中的军人们的特殊生活和心理状态。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使所有的叙述和描写都带有了主人公古沉星的感情色彩。小说情节调动随意自然，我方与敌方、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像互相渗透，互相交错，构成一种复杂的民族情绪和广阔丰厚的艺术境界。“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中国历史加以压缩，拉到四十倍观察镜下，让人们于凝眸之间领略到了几十年来社会的巨大震荡和变迁，听到了时代前进的足音。而这一切，又主要是通过描写人物心态，传递人物内心感觉来实现的。”《凝眸》的发表标志着朱苏进的创作已趋成熟。《第三只眼》揭示的是“平时人们不敢自视和他视，只能用第三只眼睛才可发现人的深层心理矛盾，人的怯懦和人的刚强，人的心理困境和挣脱困境的努力，所有的人物都被推到无可遁形的灵魂‘审判’地位，每一个心灵的强韧度和承受力都经受最残酷的戏弄和考验。”《绝望中诞生》描述主人公孟中天在被军队冷藏期间构思出震惊全国学术界的地球大陆形成理论；《金色叶片》则揭露和批判了军队内部森严的等级秩序对普通官兵独立人格的无视与扼杀。《祭奠星座》描写的是被称作“星座”的卓蛮将军及南屈子、桑青等人在24小时战争中的命运、际遇，以及他们的感情世界和心灵历程。作品的叙述形态及传达方式拥有某种开创性质，属于严肃的“寓言小说”。它所涉及的一些人类生存课题，如威望与才能，现代爱情的选择，战争与人、人性，战争与政治等等都得到了体现或探索。作品中荒诞的笔法与对人物、事件的现实主义的描述、首尾相衔的叙事结构、扣人心弦的悬念以及在叙述过程中纯熟的技术处理都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手法的成功借鉴与运用，并为军旅文学的创新做出了示范。

    通观朱苏进的中篇小说，我们认同朱向前的如下判断：朱苏进“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正宗的军旅小说家。支撑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来自三个方面。其一，约20年来，朱苏进的目光始终牢牢盯住脚下这方绿色的土地，在其间掘一口‘深井’，为军人照‘正面像’，其题材选择的专一性和坚定性罕有其匹；其二，作为一名军人后裔，他始终把塑造理想的职业军人当作自己的不倦追求，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一系列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职业悖论的追问，最终逼近人的根本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进而超越军人和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开阔的人生和艺术的境界。从此一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位因执着或偏执于军人职业意识而最终实现了跨越与升华的‘职业军人代言人’；其三，先天的军人遗传与气质和后天的军旅生涯与体验，使他对真正的军人获得了一种灵犀相通的亲和力，一种彻骨的洞察力和把握力，他能感觉钢铁的体温和枪炮的呼吸，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风范，在当代小说界独标异帜。因此，他虽然所作不多，但几乎是一部一个台阶，把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中国军旅小说稳健地推向前进。他的局限在于：和中国军队的主体成分——农民（或曰农民军人）相对隔膜；由于作家个性的强悍和自恋而造成主要人物的类型化（或曰朱苏进化）等等。这多少妨碍了他的作品对中国军队的概括面和传播面，而广度的牺牲有时候也要以深度为代价。”

    紧随《射天狼》之后，一批以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迅疾出现。其中较出色的作家有刘兆林、唐栋、李本深、李镜、简嘉、王树增、崔京生等。

    在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画面中比较注意糅入地域文化色彩的军旅小说家有东北的刘兆林和西北的唐栋、李本深、李镜等。以自己的“雪国热闹镇”为创作根据地的刘兆林独辟蹊径，从军人关系中的人物心理摩擦与心理距离的微妙变化人手，“写‘军人’而不拘泥于写‘军事’”，“自觉地把军人真正当作血肉情感之躯来描写，既重视‘兵味’，又不失‘人黑’”。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8期）将北国风情的描绘和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探索作了一次巧妙的嫁接，真实地反映出和平时期部队生活的酸甜苦辣，塑造了一位和平时期的基层连队指导员的形象。冼文弓是一名在精简中从机关下放到连队的基层军官，他通晓“战士心理学”，懂得如何与战士联络感情。面对鸡毛连，面对工作中诸多兵与兵、官与兵的错综矛盾，他耐心细致地排解疏导，关心体恤下级，与兵打成一片，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基层指挥员形象。那个曾经声称“让我再去蹲监狱也行，要命也行，吃我狍子肉不行”的战士刘明天竟然亲手枪杀了狍子为指导员治病，这一情节设置不仅将作品题目的悬念解于枪响之处，同时也昭告了作者在主人公身上所寄寓的改革理想与新的政治思想工作观念在这一枪声中获得成功。小说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影片《索伦河谷的枪声》。加上《黄豆生北国》、《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等几个中篇，刘兆林与朱苏进南北呼应，成为了反映和平年代军营生活的一颗璀璨之星。

    “铁板铜琶唱大风”的唐栋是携带着他的“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冰雪大坂”进入军旅文学创作领域的。以“冰山”系列为代表的作品以巍巍昆仑和皑皑白雪为演出的宏大舞台和独特布景，着力表现了和平时期军人的恪尽职守和不惜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沉默的冰山》（《昆仑》198年第4期）以主人公杨福及四个女性的关系纠葛为主线，展示了在磨难中锤炼出的一位革命军人深沉炽热的感情和坚忍不拔的英雄性格。第一、第二人称的自如转换运用，使得读者似乎直面着一个沉默不语的孤独跋涉者。作为第一人称的“我”在小说结构中巧妙地跨越了时空，引领读者走人了主人公过去的世界，将主人公与四位女性的故事巧妙串联起来。人称的简化更使得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散文诗的味道，“从生活的莽林中走过来的跋涉者，身上都会有被荆棘划破的伤痕，倘是伤口不能愈合，生命便从那里溃烂；倘是愈合了，那伤斑便是一朵花。”

    李本深与李镜在大漠戈壁上编织他们的人物和故事。李本深的代表中篇是《沙漠蜃楼》和《吼狮》。其中《吼狮》（《昆仑》1984年第6期）是以代号“吼狮”的沙漠军事演习为背景展开故事的：负责此次演习的军长马斯炜在视察工作时发现了围绕演习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军代政委伍文江父子为代表的军人身上所沾染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裙带关系等等已经在部队中衍生并直接影响了战斗力，而以吕伯雄、郭二怀为代表的有能力的现代指挥人才却被打压和弃用。小说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细腻的描写，大胆地触及到了和平时期军队内部的尖锐矛盾，对于和平时期军营中新的问题作了发人深省的开掘。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昆仑》1986年第3期）用充满感情的笔触通过对一个驻守于铁舰山上观察哨的官兵的逐一点画，将戈壁与都市、苍凉与繁华、围与家、爱情与事业等等联结起来，在一取一舍之间，把驻守在大漠戈壁的官兵对于祖国、对于军队的热爱真实展现出来。他们身上所溢出的英雄气魄与宽阔胸怀令人荡气回肠。其比较出色的中篇还有《重山》等。

    《没有翅膀的鹰》和《鸽哨》都是1984年举办的“青年军人首都笔会”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简嘉谙熟基层连队生活，并擅长从中捕获趣人趣事提炼成简嘉式的“绿色幽默”。《没有翅膀的鹰》（《昆仑》1984年第4期）以“我”的眼睛作向导，以白描的手法，围绕着炮连的那匹叫做“大黑鹰”的马所发生的养马、护马、换马和卖马等一系列小事件，塑造出新时期军营中一个个性鲜明的军人形象：倔强、憨厚却又有着细腻深情的班长麻杈，软得仿佛没有个性却自成个性的副班长，老气横秋却又“油”得可爱的老兵张永红，还有贯穿全篇的第一人称的“我”，都有着各自的“声口”。行文的流畅及使人忍俊不禁的小幽默使得小说轻快却又不失凝重，淡雅却又有所蕴涵。王树增的《鸽哨》（《昆仑》1984年第4期）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将构成小说要素之一的故事叙述放在了客位，而将从头至尾一以贯之的父子深情推向了前排。小说从卢旭东与卢和平父子二人的两个叙述角度来结构。父亲这一视角主要是虚写——用卢旭东的时断时续的回忆片段突出父子之间的感人深情；儿子这一视角则主要是实写——用卢和平的口气将整篇小说串联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突出了作为战友的父子之间特殊的亲情。之后，王树增又分别于1985、1986年推出了《黑峡》、《红鱼》等中篇，在创作道路上逐渐走向成熟。

    崔京生具有不安分的艺术个性，这种“不安分”在他的中篇处女作《他就是他的倒影》（《收获》1981年第5期）中就有所表现。指导员田炜去烈士钱栓栓家里探望却意外知道了一件令他痛苦万分的事情：栓栓家收养的女孩子竟然是自己与夏晴偷尝禁果的结果，钱栓栓在生前却一直默默地在为自己承担着父亲的责任，而自己却因为嫉妒处处给他难看。钱栓栓的英雄形象完全是在田炜的探访与回忆中“倒映”出来，而钱栓栓的清澈却又让田炜映照出了自己的倒影——内心的猥琐、狭隘甚至是污浊。作品立意奇巧，曲折婉转，展示了较强的叙事才能。在《第Ⅵ部门》（《收获》1986年第3期）中，作者以放大的视角变形的感觉，以夸张的笔触写了发生在老鼠的世界——军舰上的“第六部门”与人类世界之间的战争，从中看出作者将外来叙述技巧融进自己故事所做出的尝试，然而分寸的把握有欠火候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平实手法写的《神岗四分队》（《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7期）被公认为代表作。小说写了驻守在神岗岛上的海军四分队官兵们平淡而不平凡的生活。5名看守灯塔的干部战士的工作毫不起眼——看护一座老旧的灯塔。一个偶然的误会将出席“双先”会议的通知错发到神岗四分队。代表田产新怕说出真相会伤害战友们的心，便自己默默吞咽苦果，精心编造了一封封来自会议的信。“误会、巧合与突变，造成作品的波澜曲折，凸现了普通军人那不容易被重视的心灵深处的热和光。在巧合的喜剧外衣下饱含着浓烈的悲慨”。然而在这一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兵们朴实、坦诚、“人不知亦不愠”的阔大胸怀与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却也让人由衷敬佩。

    四、莫言的《红高粱》与“历史战争”战线的发掘

    “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这场小说革命深入发展中一枚瓜熟蒂落的硕果。”《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描写的虽然是生活于高密县东北乡祖辈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然而，与以往同类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它没有把抗战生活当作一种孤立的内容来描绘，而是用独特的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转述、追忆了父辈的旧事，向我们展示了生长于这片“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土地上的自在自为的人生与人性，绘声绘色呈现出红高粱般质朴强悍的民族生命意识。

    正如朱向前所指出的，《红高粱》至少有三重意义。第一，它“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之光烛照历史，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第二，“从小说的纯技术角度看，《红高粱》找到了一个传奇故事、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式，莫言在这个范式中将他前此作品里已初露端倪的‘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随意开放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人的感觉方式’做了一次非常极端的集中展示。”第三，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等等，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营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

    乔良也是一位军旅先锋小说家。在和平军营战线上，他已有不俗表现：《雷，在峡谷中回响》、《大冰河》、《远天的风》分别以雷特、江雪、杨克虎、李泽、宗亦强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探索了80年代改革时期新一代军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将一个变革时代在有血性、有责任感的青年军人灵魂中引起的震荡，细腻而生动地展现出来。他善于运用自己敏锐的艺术知觉翻空出奇，因而作品时时呈现出独特面貌。以《大冰河》为例，一个屡见不鲜的军队抗灾救民题材，他写来却角度独特，意境深邃，文采飞扬：以直升机盘旋飞行的航线为线索来结构作品，角度既大胆新颖，又显得十分精巧，显示了强烈的形式探索意识和现代观念，但形式与观念的磨合多少还留有一点“两张皮”的痕迹。“真正给他带来文坛声誉的是他重走长征路所收获的中篇小说《灵旗》（《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期）。作品以半个世纪前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作为背景，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审察人性、道义、战争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企图获得一种新的接近或是诠释历史本质的途径。小说采用了复杂的立体结构，多重时空、多重叙述、多重人称的叠加与整一，体现了形式构成的张力与功能，使作品显得意境朦胧而主旨凝重强烈。”

    苗长水在经历了多年的摸索之后，1986年终于找到了自己，并将创作之根深深地扎在生他养他的“风水宝地”——沂蒙山。他以绵密细腻而新鲜灵动的体验与想像重现了几十年前老区人民在艰苦严峻的岁月里的斗争生活，着力展现美好的人性之花在残酷的生态环境中顽强绽放的真实过程。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4期）、《染房之子》（《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2期）、《非凡的大姨》（《时代文学》1989年创刊号）等“沂蒙山系列中篇”中，他回避战争场面，剑走偏锋，着意凸现人物自身的冲突，使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走向了心灵化、内在化和精神化一途。苗长水倾情于平凡普通的乡土儿女，他笔下的人物仁爱、坚忍，具有一种“带有独特魅力，像诗或歌一样耐人回味”的善良。在善良、深沉、厚道、幽默的农民李山，既刚强又柔弱的沂蒙山姑娘李兰芳，从污水中站起来的染布世家的女儿润儿等人身上，我们发现了平凡的历史当中潜藏着的人性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苗长水的叙述质朴而不平淡，从容而意味蕴藉，扎实而意境空灵，颇为行家称道。

    彭荆风是一个贴近现实又有着深刻反思人性意识的作家。他的《云里雾里》（《昆仑》1983年第4期）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云深雾重的云南边睡，某边防团前哨排战士高大壮被误认为同瑶家女娜娃有暖昧关系，参谋长派刘参谋和白洪、王小宝两名战士到前哨排所在地云爬坡欲将高大壮押解回团部处理。在押解高大壮回团部的路上，娜娃突然失踪。刘参谋和高大壮、白洪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境外敌人掳走了娜娃。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阻击敌人、营救娜娃。高大壮不顾自己的委屈，带领大家爬高山，钻密林，终于以少胜多，救下了娜娃，但高大壮却英勇地牺牲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边防军人的崇高敬意和对极“左”现实的强烈愤恨。作品将呆板的“左”的思想和戍边战士淳朴的爱国热情做对比，凸显了战士的朴实与可爱。作品从侧面表现了边境人民对军人的爱和军人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可贵奉献精神。

    小说《师长在向土兵敬礼！》（《中国作家》1990年第4期）中，师长丁贵不受经验和权力的约束，敢于突破传统战法进行创造性作战。在前指作战会议上，他推翻军长的作战方案，以新的作战思路说服大家，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他真诚、果敢，能将军长的儿子吴源放到战斗中打前阵的三营，当有人劝他：“你不能只注意战场忘了官场呀！”他却想：“大不了打完仗，回去扛锄头。”吴源在战斗中也得到了成长和锻炼，军长也因此改变了对他的偏见。可是，面对为了照顾领导面子而采取的一条佯攻路线上牺牲的士兵们，他的眼眶湿润了。他在烈士陵园里冲着士兵们那些新堆起的坟丘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小说除了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南线战场以外，还对军队中出现的诸如“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等不正之风给予了强烈的抨击，对战争本身的残酷和意义进行了深刻、严肃、触及灵魂的反思。小说激昂又不乏深沉，痛快又带着悲痛，是一部十分“沉重”的作品。

    张廷竹作为国民党人的后裔，经历坎坷，34岁被特招入伍。1987年开始确立“战史文学”的追求，创作了有一定史实依据的“国民党抗日系列中篇”，写了“父亲”所率领的一支赴缅抗日的国民党军队的几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先是“我父亲”带着他的团队在亲敦江畔伏击了日本人的汽车队，打掉了黑太阳，救出吉尔.梅塞维少校等10余名盟军飞行官之后，为了得到盟军的物质支援，“我父亲”又同意盟军的请求去攻打日军酋长营救出了盟军俘虏（《酋长营》，《解放军文艺》1987年第11期）。接着他又奉命配合皮特，里斯将军指挥下的第19英印师强渡伊洛瓦底江进行大反攻（《支那河》，《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7期）。在系列中篇小说里，作者运用夸张的意象及历史与当下穿插的手法追忆父辈的“战争”历程，塑造了既粗犷豪放而又匪气十足的父亲形象，并在其中寓含了深沉的历史思考。在创造兼具史料性与文学性的战争历史小说方面，张廷竹做出了可贵的开拓与尝试。

    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新苑》1982年第2期）是一部企图表达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的军旅中篇小说。故事讲述的是原黄伯韬兵团的中将军长申公秋在淮海战役受伤后，在凤凰庄农村妇女杜玉凤家养伤，与同是在他家养伤的解放军女兵苏岩遭遇，两人以枪相向，子弹被杜玉凤挡住。在农村妇女杜玉凤的人性魅力和人道精神的感召下，两人由一对仇敌而尽释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并双双醒悟到变仇恨为仁爱乃是做人的真谛的故事。作品引起一些评论家的争鸣，有人认为作者“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宣扬超阶级超历史的人性、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作品对“把我们的社会看成是异化的、非人性的、非人道的社会理论的图解”；有人认为小说违背了历史真实，人物形象不可信；有人指出作品失误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技巧上的原因，主要是哲学思想和创作思想上的问题”。作品采用申公秋在平反后回凤凰庄探望路上的回忆的方式结构全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品抒情性强，兼有哲理意味。

    《狼毒花》（《十月》1990年第3期）是权延赤极具传奇又相当有纪实性的一部作品，它主要写的是父亲警卫员常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以及解放初期，常发是军旅小说中经常能见到的“莽汉”型人物，但他有胆有识，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足智多谋。他做事粗中带细，常能挽救事情于危难：他忠心耿耿，愿为“我父亲”做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他粗而不愚，鲁而不呆，很多女人因为和他接触过便不愿再离开；他嗜酒如命，大大咧咧，一身胆气与豪气都在酒后显现，曾因酒量巨大而赢得苏联军官的赏识和敬佩，又数次因饮酒而建奇功又因饮酒而误事；他胆子大到敢关军分区副政委的禁闭，又浑身是胆地为他舍命拼敌，是一个个性鲜明、为革命屡建奇功的“莽汉”。以沙漠上的“消积、杀虫，但有大毒、宜慎用……”的“狼毒花”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的形象丰富了军旅人物画廊。《第三代开天人》（《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期）是一篇极有军事改革及探索意义的小说：军区一次军事考核宣告了有着光荣传统和无数金字招牌的“神鹰”师的失败。为了扭转这个老典型的被动局面，军区空军决定派邓剑泉担任新的“神鹰”师师长。邓剑泉临危受命，在“神鹰”师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品刻画人物手法细腻、功力深厚，善于调动多种不同表现手法把人物放到多种环境中去描绘。邓剑泉的果敢、正直、理性、从容以及他清晰的思维、科学的判断、强烈的进取心、优良的军政素质，与成风涛的吏道纯熟、精于世故、老谋深算、城府莫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性格代表了两种思想和势力，他们的斗争也为故事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情理基础。作品中那种军人特有的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不媚权势的精神令人神清气爽，读后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

    除此之外，还有苏策的《千言万语》、《寻找包璞丽》，孟伟哉的《一座雕像的诞生》，公刘的《头人》等等名家名篇都为此一时期军旅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对于8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的发展、繁荣和式微，朱向前曾作过认真分析，认为：“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80年代初期，形成并鼎盛于80年代中期，而在80年代末期开始瓦解，军旅中篇小说强劲的势头受到阻遏并逐渐走人低谷。“式微”的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大致可以归结于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

    1.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缥缈，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持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

    2.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

    3.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先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落差”；

    4.由于兵员成分发生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溃不成军”；

    5.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转”（写军营以外）和“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第四节90年代：第三代作家的崛起

    进入90年代后，军旅中篇小说形势大变，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的创作高峰过后，开始进入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经历过战争的第一代军旅作家大都因年事已高逐渐隐退，而崛起于踟年代初的中年作家，创作重心开始从中短篇向长篇转移。印年代前后出生的第三代军旅作家应时而出，崭露头角，登上了军旅文学创作的舞台，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视角贡献出了一批质量不俗的中篇佳作。“农民军人”主题在他们笔下又有了不同的景致，他们所合唱的“农家军歌”成了90年代前期军旅中篇小说乃至军旅小说创作一道醒目的风景，照亮了略显黯淡的军旅文学的天空。

    一、第二代作家承上启下

    作为80年代中篇主力军的第二代军旅小说家，进入90年代以后，失去集团冲锋依托的他们开始不倦地寻找与确立自己的新的小说世界，并以之衔接两个年代。唐栋、张卫明、黄国荣、周大新、何继青、张波等是其间的中坚。

    唐栋走下了他的“冰山”，《快速反应》（《人民文学》1993年第1期）借助一场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军队在选贤任能方面互相掣肘、迟缓滞后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情，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年轻英雄南雁双和正直公道的师长牟同，在文学创作“非英雄化”的潮流中，表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和独特的胆识。

    张卫明是以“演习小说”闻名于军旅文坛的。在《英雄圈》（《昆仑》1994年第3期）中，他运用他擅长的缀满“绿色幽默”的语言，在“虚拟的战争”中塑造了自己的“英雄圈”——由演习总指挥古副司令员、坦克三团团长欧阳峰等人组成的我军中高级指挥员形象。小说写得简洁而大气，在一片平庸声中呼唤英雄，作为少壮派军人优秀代表的欧阳峰身上所体现的现代军人意识思维与指挥能力展现了我军的新面貌新活力。在《双兔傍地走》（《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2期）中，他笔锋一转，进入女兵世界，导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木兰从军”——林晓雁们参加了80年代的南线战争，而战争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影响，她们变得粗野、狂放，“女人味打没了”，即使面对爱情和婚姻也都无动于衷，直到一个新生弃儿的看护过程中才唤醒了女性的情感，完成了战后心理的转换。作品触及了“战争后遗症”的问题，重点挖掘了从战场归来的人们从战争状态转向和平生活的艰难过程，这从或一侧面弥补了80年代“南线”战争小说的一个空白。

    黄国荣关注的是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军人职业意识的英雄。《履带》（《芙蓉》1996年第6期）“将这种人生思索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和人物心灵深处的激荡有机地结合起来，于平淡中见奇崛，于委婉中显力度，在平实的叙事中显出一种昂扬的精神气韵”。关天庆是一个优秀的士兵，自己带的炮手都考上了军校，自己却依然是一个普通车长，然而他却没有自怨自艾，一直兢兢业业，最后牺牲在运送坦克的途中。支撑他的世界的是简单的人生哲学：“一个人活在世上，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就好比坦克上的各种零部件，各种零部件处在不同位置，有着不同的作用，有的看起来重要，有的看起来不那么重要，有的作用容易被看到，有的作用不容易被看到，有的作用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其实呢，哪一个零件坦克都离不了。”因此，“坦克上的零件，他最欣赏的是履带，它坚强，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它负重，几十吨的重量全由它承担……它忍辱，无论泥沙污水还是沟坎障碍，它都默默地忍受一切，为坦克前进铺下自己的身子，让负重的轮碾轧着它的身子滚滚向前。”这种平凡军旅生活中所体现出的职业军人意识真实地反映出了新时代军人的新面貌，具有丝毫不逊色于战争时期英雄主义的魅力。《陌生的战友》（《上海文学》1997年第9期）通过“我”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的战友”的“寻访”，于现实矛盾的深刻揭示中塑造了一个具有崭新时代特色的军人形象。作品中的那个“陌生的战友”，既非五六十年代军旅小说中那种高大完美的军人形象，也非朱苏进笔下那种孤傲的超人，处于现实矛盾漩涡中的他并非没有痛苦，但对事业的热爱又使得他无暇顾及，他的超然并非躲避或者耽于冥思，而是职业军人意识所赋予的一种精神气韵。

    周大新除了在战争中塑造英雄（如前述的《走廊》）之外，更关注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中的无名英雄。80年代，他就创作了以大裁军为背景的《铜戟》，塑造了杜副营长这样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形象。进入90年代，在走过青藏线以后，他又创作了书写和平年代英雄形象的《碎片》（《当代》1997年第6期）。小说借助一份遗产清单，通过“现金与存折”、“艺术品书籍”、“照片”、“证件证书”、“信件”、“离婚协议书”等若干生活碎片将驻守在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输油泵站的上尉虞西鸣的形象“拼凑”起来，描写了经年累月地坚守在青藏高原上的军人的生活，表现了当代军人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后，面对边陲与内地、风雪高原与繁华都市的反差，所做出的选择和默默无闻的牺牲，真实地折射出了和平时期军人平凡而崇高的精神世界。

    与北方作家相呼应，身处南方特区的作家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周围，并扛起了“特区军旅文学”的大旗，对处于特区这样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中的当代军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灵历程，做出了深浅不同角度各异的全方位的快速跟踪反映，塑造了一度缺席的当代军人形象。

    张波一向善于写女兵男兵的日常生活，擅长于对普通军人的人情人性作细腻的发掘、描绘与把握。《白纸船》（《解放军文艺》1990年第1期）把特区生活作为军营生活的背景来写，通过看电影、涂指甲油、谈恋爱、跳舞等一系列小事件刻画了以范少珍和杨扬为代表的两代军人的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将对军营传统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审视与鲜活的个人的人生反思结合起来。通过“舞会”一节中范少珍和连军最终加入了难得的青春舞会这一情节含蓄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健全的、强有力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军人性格、军人灵魂的某种期待。另外他的《雨加雪》也是比较有影响的一部中篇。

    何继青侧重反映市场经济大潮对于特区军营的冲击影响。《军营里的股民》（《当代》1993年第2期）向我们展示了炒股风吹进军营后，南方某大都市驻军警备区政治部一批校级军官的众生相：历来“含蓄温和”的李文斌顾不上再用温和来掩饰心里的“劲道”，而是“抱着电话机不停地拨号，样子像拼命，眼睛里血红血红的，嘴唇里不停地骂着，用的词都挺狠”：吴社会、斯独白则互相钩心斗角，到地方上拉关系、找门路，使尽浑身解数，在炒股潮中大显身手，从而为自己捞取升迁的政治资本。在这个群落当中，何继青设计了一个颇有点理想化色彩的军官——不为股潮所动，一心执着于自己的文学世界的袁海韵，借此对那些在炒股风中暴露出来的共和国军官身上的弱点提出了批评。《兵道》（《莽原》1993年第4期）则通过隶属于部队的阳光集团总经理宋天明涉足房地产的故事来透视世态。宋天明是一个熟谙“兵道”的军人，在权力之争中败下阵来后，“兵家走商道”，迈入了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人的智慧”的生意场。围绕着地处南国海边的一块房地产的开发，银行老总、军界权要、商界精英等等为争取自己最大利益展开了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最终他明白了商场与战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交战双方在战场上取胜，凭借的是各自的力量、智慧、意志，对手是处在平等的竞争中。战争惩罚落后者、不努力者、软弱者！商场则不同，对手从根本上看是不平等的，取胜者凭借的是官道、投机、良心的毁灭！”因而放弃本可以通过投机得到的利益，从而成全了自己的兵道——“让灵魂行走在善良的宁静之中”。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入骨三分，节奏紧张，扣人心弦。

    范军昌的《明天从今夜开始》（《小说月报》1991年第4期）写的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作为中美军事交流的一部分，特区某师担任了为美方代表作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的任务，且任务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两天。可就在演习开始的前夜，师长的一次检查却暴露了演习部队中所存在的问题：战士刘松林为了一盒万宝路和五块钱竟然在集体看电影的时间跑到地方帮助老百姓割稻子；为了保证演习期间的电力供应，政委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补交了部队所欠供电局的电费；营房的“墙开裂得吓人，瓦烂得大雨小雨都漏水”……特区发达的经济条件与军营建设中捉襟见肘的局面形成了反差。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人依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演习任务。小说将军营中的各种矛盾放在了演习前夜集中展现，在紧张的氛围中将作品的主要人物凸显了出来。

    总体看来，正如朱向前所指出：广州军区的作家们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区军营生活描绘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近距离反映生活的“短、平、快”的效果。然而由于它与生活之间还缺乏一段审美的沉淀的时光，它对生活的评判也还来不及进行更加从容、审慎和深刻的把握等等使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以理性认识代替感性体验，多少有些从意念出发或图解某一主题（如“商场即战场”）的痕迹，艺术手法上则容易受制于报告文学的思维和行文，显得比较粗糙。二是以表层感受代替深层体验，更多地依赖于采访得来的素材或对外部大环境的主观印象，而较少融入带有个体生理与心理历程的生命体验，难免有些浮光掠影式的现象堆砌之感。因此，部分作品还停留在比较粗和浅的水平线上，还未能脱出一股浮躁之气和功利色彩，离比较纯粹艺术而又比较深沉阔大的境界尚有一定的差距。他们这个带有集体性质的文学只能是尖兵行动，最终未能产生“集团冲锋”的效应。

    二、第三代作家崭露头角

    第二代作家的相对沉寂和注意力（向长篇）转移，给了第三代军旅作家崭露头角的机会。缺少了集团冲锋的气势固然使得冲击力大减，然而这种“独唱”的机会也使得他们的才情能够更多地展露。“出生于60年代前后的一批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光芒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一股生气与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进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

    赵琪的小说取材驳杂，从古代战争到现代军营，可谓兼容并蓄。然而，处女作《琴师》中所体现出的独特创作风格——在优美的情境当中呈现出一种淡泊沉静的调子却是一直贯穿其创作的。以古代战争为题材的《穷阵》（《昆仑》1995年第4期）从具象与意蕴的结合上体现了道家文化的风范。小说以形而上的观念表达了他对于战争的理解。苏子在行军、杀伐的恐惧中长大，因而他讨厌战争。然而他却不能逃离战争，最终他把战争与人性融合起来思考，从不喜阵法到习研阵法最终到“穷阵”毁阵。在这个观阵、习阵、布阵、穷阵到最后挑起“替天行道，布示王化”的旗帜而毁灭阵法的复杂过程中，作者将战争中的“阵法”升华为一种精神文化，其中寓含了作者对于中国战争文化的一些思考，在“逸”的描写中凸显出了几分“玄”的色彩。《苍茫组歌》（《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0期）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用“出行”、“查询”、“争渡”、“肥瘦”、“滑落”、“抢粮”、“偷嘴”、“苍茫”、“崖上”、“尾声”、“余韵”等几个部分围绕年轻团长肖良率领红九团渡湘江、翻雪山、过草地等战争场景，写出了一曲慷慨苍凉的长征组歌。与以往此类题材不同的是，作者采用了“平静的口吻来讲述战场风云和生生死死，以淡淡的忧思叩开历史之门”，因而作品具有了举重若轻的灵动。

    陶纯和天宝的小说创作也有轻灵的特点。在他们的笔下，“‘平常心’取代了‘英雄气’，却又不曾陷入到种种人间俗务的困惑之中，经常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淡漠与超然，似乎在红尘之中，却又超乎红尘之上，‘执’与‘不执’之间，平平静静地诉说着没多少故事性、冲突性的军营风景。”陶纯的《坐到天亮》（《人民文学》1993年第4期）讲了团参谋赵子清的一些生活琐事。制式化的机关事务，与李军长女儿李云茹之间朦朦胧胧的情感纠葛、婚姻上的小小插曲，都通过作者叙述方式和语言的巧妙铺排，变成了细波微澜。小说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作者似乎不在意故事，而重在传达一种淡然和轻逸的情绪与氛围。《营地之光》（《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11期）则更像一篇优美的怀旧散文，以“我”的回忆为线索，写了童年的“我”随当兵的父亲住在牛头山营盘时的所见所闻，小说写得波澜不兴，清新含蓄，朴拙睿智，几乎没有一个贯穿全篇的故事，笼罩全篇的是一种淡淡的感伤和对往昔美好生活的怀恋，称得上是一篇相当不错的散文化小说。天宝的小说与陶纯的小说比起来更擅长于调侃和不动声色的嘲讽。《记住汤米》（《解放军文艺》1992年第7期）中的汤米利用，自己的小智慧乐于助人，时时为战友排忧解难，作者近乎漫画的笔法将人物点染得轻松诙谐；《副连级浪漫》（《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2期）中年轻军官杨纪元、苏格兰、宋疆们的乐此不疲的谈婚论嫁等琐细的军营生活碎片都在天宝机智、幽默的语言编织下，渐渐整合成了极具生活底蕴的军营“浮世绘”。

    石钟山最擅长的是在平淡中写出韵致，于无心处蕴藏精巧。他善于从一件最不惹眼的小事、一个平凡的场景、一种普通的现象之中捕捉和提炼出一种“兵们”的情愫、心绪和机趣，用淡淡的而又富于韵味的语言渲染出一种氛围，不露痕迹地结成一个“扣子”，到小说结束处再一下子抖动开，使读者怅然若有所思、若有所动、若有所失。《大风口》（《十月》1990年第2期）细腻地写出了一个由点长、老兵、新兵三个人组成的边防巡逻站的日常生活。一次突发事件使得故事波澜顿生：在一次例行巡逻中老兵被“烟泡”夺去性命。而这个意外事件又昭雪了一件冤案——10年前被“烟泡”吹人大风口而牺牲了的战士长贵却一直被认为是叛逃敌国，其父母也因此而活活气死。我们在欷歔慨叹的同时不能不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反思。另外，他的《父母大人》（《湖南文学》1997年第6期）、《父亲进城》（《小说月报》1998年第4期）等父亲系列中篇以父亲——一个戎马一生的老军人为主要临摹对象，回首历史，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据此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阎欣宁的《座子》（《昆仑》1992年第2期）通过一名退伍军人对往昔军营生活的回忆，表达了作家对于人性的深沉思考与追问，第一人称的运用更加深了这种反思的深度。另一个中篇《第一列兵》（《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1期）则别开生面地表现了部队的改革开放，一名被称为“刑头”（本名刑汉）的勤杂工竟用电脑做《中国士兵录》的输人工作，企图把民国以来的士兵凡见诸书籍史料的都收进去，从这一点切入军队的改革现实，展开了军队广阔的生活面。李良的《“臭弹事件”始末》（《昆仑》1994年第3期）通过一次事件之后领导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和宣传部门的巧妙遮掩，深刻地揭示了部队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对现实问题做了大胆而深刻的思考。

    三、阎连科、陈怀国与“农家军歌”

    进入90年代，以阎连科、陈怀国为骨干的一部分农家子弟，以他们敏感的笔触，从当代农民“逃离土地”的人生选择中，在社会结构的松动和社会利益调整的时代大背景下，抓住了“农民军人”这个“典型人物”来进行深入剖析，从中考察和吟唱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跋涉的“农家军歌”，使“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经由80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仰视观照”到80年代中期莫言式的“俯视观照”之后，进入到了90年代的“平视观照”，开发了与时代同步的新的思考层面和表现空间，实现了此一主题的深化与发展。

    追根溯源，“农民军人”主题在90年代的豁然展开和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密切相关。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它较早地体现了“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等一些“新写实”的基本美学特征。而这种种特征，给“农民军人”主题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种题材取向直接影响了陈怀国的《毛雪》（《人民文学》1990年第3期）。《毛雪》主人公“我”这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人心魄的，也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正如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见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这就是时至今日，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们最真实淳朴的入伍动机。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现实重负与历史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化的，而他们企望以此来“逃离土地”的梦想又多半是要落空的。这固然有历史根性的制约，也有物质贫困所造成的文化匮乏的现实条件的束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陈怀国恰恰把他那一群来自鄂西山区的农村“老粗”们置放在核基地之中——一方面是刚刚从土地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人群，一方面是最先进最尖端的现代化科学研究，这种遥远如天上星辰的反差已经决定了这群人难以进入这种事业的“腹地”，而只能在偏僻的“边缘”干一些诸如守场、烧砖、最好也不过是开车之类的工作。这样，他们黯淡的军旅生涯的结局就已经是先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无岸的海》（《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就成了一个多层象征。一是它象征了核基地戈壁大漠的茫无际涯；二是它象征农家子弟难以达到理想终点的军旅人生；三是具有更广阔的涵盖面及深刻的象征，即象征了当代中国农民军人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跋涉和痛苦寻觅。而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将难以找到他们的“锚地”和“彼岸”。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头是“岸”——重新回到土地。

    问题是回到土地以后的结局继续让人沮丧，《农家军歌》（《昆仑》1990年第4期）中的二哥、大哥相继退伍还乡，收获是“都从部队带回些习惯。二哥爱把那被叠得有棱有角。大哥乡音土语少了一些，的、地、得咬字清晰”，并“乘着还穿着军装先拾掇了个女人”，再则因了复员军人与党员的身份当上了生产队会计，但最终又因为男女关系和经济问题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一身军装的替换，几年军旅的历练，不仅没能把他们的肉体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也没能将他们的灵魂从土地中超度多少。假设大哥们一旦在部队提了干掌了权，他们又将如何导演他们的人生活剧呢？

    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恰恰从这里开始起步。如果说，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并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最终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陈怀国的“农家军歌”侧重唱出了一群农家子弟的肉体“逃离土地”的失败与悲哀的话，那么，阎连科的“农家军歌”集中咏叹的则是他们的精神“逃离土地”的失败与迷茫。

    阎连科笔下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和自己经历相仿佛的农民中的人尖子，不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狡狯提了干，而且一般都已当上了基层主官：连长或指导员。他们的目标是再往上“爬半职”，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彻底地“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黄河》1992年第6期）祁连长最大胆的一次想像就是站在阅兵台上触景生情想像自己当上了团长——“那个时刻何等灿烂，何等辉煌，妻子为自己荣升团长而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花城》1992年第4期）在阎连科看来，这已经有点想得太离谱了。实际上，从连队到营的半级对他们来说也总是高不可攀，似乎唾手可得而又遥不可及。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连长指导员们因它的诱惑和刺激而拼搏而跳跃，企图一举跃过“龙门”，而现实又常常使他们铩羽而归。在这个痛苦支撑的漫长过程中，土地的浓重阴影不仅压抑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更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

    在常态环境下，祁连长和杨指导员是一对“爬坎”的好搭档，为了争任务，评先进，各自调半级，他们绞尽脑汁上蹿下跳，送礼、游说、拉老乡、封官、许愿、搞平衡，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配合得天衣无缝，指挥得游刃有余，农民的智慧与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和平雪》）。与此形成反照的是，在非常态环境下，在一个战士盗枪自杀的突发灾难降临之际，赵连长和高指导员就成了一对“爬坎”的“敌人”，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瞬间反目成仇，相互推诿，栽赃乃至陷害，或者下跪求情，或者金钱收买，以恶对恶，以毒攻毒，虽然最后仍是良心发现，义气为重，但其间自私到极点的种种无赖行径也足够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夏日落》）。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他的主人公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护的理由，这就是一种“农民逻辑”——炊事班长给连长下跪为的是转志愿兵，转了志愿兵就可以吃商品粮，可以找到老婆，而他兄弟8个中6个打光棍；连长给团长下跪时说的是：你不是农民不知道农民心里想些啥，我做梦都想把老婆孩子户口弄出来……

    我们看到，阎连科一方面对于连长指导员出于土地的压力而做出的全部努力给予情感上的同情、理解、宽容和鼓励；而另一方面，来自土地的“引力”—来自深厚乡土中所孕育了数千年的善良、正义、亲情等等民族美德的引力，又迫使他不得不在道德上一次一次地回归土地，《中土还乡》和《寻找土地》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白无误地指示了这种倾向。中士旗旗为了同情一个“手骨关节粗大”像父亲一样的老农民，在关键时候放走了一个“贼”，同时也放走了立功入党提干——“逃离土地”梦想成真的宝贵机会，但沟口村父子的窘境和战友们无言的谴责又使他不得不皈依农民式的善良的道德规范。个人利益和集体（农民）道德的冲突，就造成了中士最终无功而返（乡）的悲剧。作品中中土的矛盾，其实是作家自身的矛盾。对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反叛与认同，就构成了阎连科农民军人主题全部创作的最大悖论。

    客观地说，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出现与努力，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农民军人形象经过80年代李存葆们的热情澎湃的“英雄化”与莫言们心理失落的“非英雄化”的两极描写之后，至此开始心平气和地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状态，开始贴近了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景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把关注的目光瞄准了农民军人与乡土中国这一主要症结，既注意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就在这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展开他们的艺术世界。他们的“农家军歌”从表层考察看，咏叹的是当今大陆中国一代农村青年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观测就不难发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给当前的军旅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军人形象，和如何重铸与军人品格相一致的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并以此给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精神的参照或引导。

    当然，既是“军歌”，则既应有委婉缠绵，更应有激越高亢，哪一个方面缺失，都构不成一首完整宏大的交响乐章。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农家军歌”刚刚唱了个开头，因此他们的创作中的稚嫩或缺憾也显而易见。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放松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太着力于丰满与真实而忽略了对其根源与背景的挖掘；自传体角度的切入常常导致自我陷入太深而不易超越，知之深、爱之切又往往影响了批判的力度与锋芒，理解与认同相混淆，同情与妥协相伴生；抓住了农民军人与土地复杂的背反关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入了一个新的困境之中；显见的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等等。这样的一种创作现实使得这支“农家军歌”唱得低徊有余，嘹亮不足。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或在别的一些作家笔下，“农家军歌”开始出现变调。

    在《大校》（《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2期）中，阎连科一举将他的主人公从“上尉”提升为“大校”，从而一扫往日“农家军歌”苦涩和晦暗的基调，为主人公大校汪海洋10余年的军旅生涯吹奏了一支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奋发与凯旋的胜利进行曲。所有与土地的纠葛和来自乡村的沉重的人生包袱，在这里都变成了汪海洋挑战自我、超越农民的正面驱动力。《大校》的定位，“在于完成了从穿着军装的农民向农民出身的当代军人的转化。这符合中国军队的发展走势和相当一部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表明了阎连科固执的理念的松动和转向，因此它引起了军内外广泛的关注。”

    徐贵祥是以凌厉豪放的风格立足文坛的，代表作品有《潇洒行军》（《昆仑》1991年第3期）、《决战》（《解放军文艺》1997年第9期）等。在《弹道无痕》（《解放军文艺》1992年第11期）中，徐贵祥又为我们贡献了石平阳这样一个独特角色。同样是一个来自农村想“穿四个兜的军服”“当炮兵团长”的军人，石平阳业务极其优秀，但从军之途多蹇，阴差阳错，入伍13年，最后还是一个“黑绒布四道黄杠”的上土。然而在他身上，我们全然看不到阎连科、陈怀国笔下的农民军人们的悲情，他似乎从来“不知什么叫愁，什么叫情绪”，一直兢兢业业，支撑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人的力气就像井水，舀了一瓢它还往外冒。舀得越多，冒得越欢。”徐贵祥笔下的农民军人不再戚戚哀哀，汲汲于“当兵、提干、家属随军”的农民军人三部曲，而是粗线条，大泼墨，粗犷豪放，因而在他们身上，作家少了批判，多了颂扬，开始了“农家军歌”与“英雄乐章”合奏的交响乐的前奏。

    同样是来自农村，衣向东笔下的树五斤《老营盘》，（《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9期）身上也没有了阎连科、陈怀国们笔下农民军人的狡诈与算计，而是一个老实、木讷，“有一些书生气，平时不善言词”，连礼都不会送的人。因而在机关里，“王主任为了推动某项工作，需要杀鸡给猴看”时，他就常被“提溜出来”，他一直是逆来顺受。然而当机关里的同事们都在为留军营分房子而想方设法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老婆为他争取来的留下的机会而毅然选择了转业，“想证实自己的能力”，甚至要放弃留京的机会而回自己的胶东老家。他眼里的故乡、土地充满了脉脉温情，而没有阎连科、陈怀国们心中那么可怕，因而他所选择的不是“逃离”而是回归。

    除此之外，张惠生、赵琪和李西岳等也在塑造农民军人形象方面做出了不同于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尝试。在同样以农民军人为表现对象的中篇小说《旱舟》（《昆仑》1995年第5期）中，张惠生以其一贯的清新自然的叙述风格，写了舟桥连长郑天丰在生活与事业上所遭遇到的矛盾与困惑，并借此凸显了当代军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处境的尴尬和无奈。然而让我们感动的是郑天丰并没有因此回避，而是以军人特有的坚强与韧性积极去面对矛盾，在郑天丰身上我们看到了农民军人身上坚韧的一面。赵琪《四海之内皆兄弟》（《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9期）中的姚建华也是来自农村的优秀一兵，“当兵当得特别投入”，然而与《中士还乡》中的旗旗一样，从军之旅波折多舛，最后亦是以中士的身份退伍还乡，独自一人放起了牛。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先前农民军人形象中的怨艾与牢骚，部队所给予他的人格的升华和精神的历练使他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个像“当过边防军班长的人”，“把山歌唱得像云彩一样亮丽”。可以说，赵琪用他的空灵轻逸的笔触挖掘出了潜隐于农民军人心中的诗意与美好。“农家军歌”摆脱了单调的重低音，始有“亮丽”的声部。李西岳的《农民父亲》（《清明》1999年第4期）更是着力将农民父亲身上的优点展露出来，其中所体现出父亲的朴与实、韧与忍让人顿生敬意。

    在阎连科、陈怀国们之后的军旅作家对“农家军歌”的吟唱中，他们关注的是“农民军人”的当下性——让人物生活在现在进行时中，而很少牵涉到过去时，有意弱化农民身份及其文化背景对于农家子弟的负面影响，更多地展现了农民军人身上坚忍、朴素与执着的特质，因而他们的创作为“农家军歌”注入了新的精神活力，使得“农家军歌”略显低沉的调子变得轻快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家军歌”主题的表现层面，使得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新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重建成为可能。

    第五节女性军旅作家和非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一、女性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在整个“前17年”当中，军旅小说家队伍几乎由清一色的男性组成。女性军旅小说家的匮缺，至少使人们对军人尤其是女兵世界的观察与反映失去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女性视角”。所幸此一态势到了新时期有所改观。尤其在80年代前半期，一批30岁上下的青年女作者纷纷拿起笔来，描写自己的军旅生涯和内心情感，出现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女兵中篇小说。刘宏伟的《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成平的《干杯，女兵们》、王海鸰的《尘旅》、丁小琦的《女儿楼》、肖于的《绵亘的红土地》、常青的《白色高楼群》，加上稍晚发表的曹岩的《棕色雪天》等，多从医院、通信连、气象站、宣传队等角度切人女兵王国乃至女性的心灵世界，在金戈铁马的雄壮乐曲中糅人了几段妙曼的小夜曲，构成了一道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景线，一时间，把军旅小说艺苑点缀得摇曳多姿、风情万种。

    刘宏伟的《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昆仑》1983年第1期）通过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展开一位老军人——导弹基地气象室主任齐振铎同一群女气象兵的故事。齐振铎对自己过去不曾努力学文化的悔恨和从头起步的决心，他的失败和让贤，他对女兵们由严厉的管束到父亲关怀女儿般的感情变化，他对亡妻的深切悼念和对老一辈军人的弱点的清醒认识——这一切都在他以钢铁般意志将一群自由散漫的女兵百炼成钢的锻造过程中，得到多侧面的立体表现。小说写得柔情似水，充满诗意。

    成平的《干杯，女兵们》（《昆仑》1983年第3期）通过女主人公薛烨在连队的表现和遭遇，写出军队绿色在他们身上所浇铸的力量、信心和勇气，所投身的富于诗意的纯洁、高尚和无私的友谊。在对女兵群的描写里也饱含着诗的激情和深沉的爱，从不同的人物的命运中开掘出迥然各异的性格、心理和感情世界。作者把纵的生活史和横的生活面严密而自然地结合起来，使现在和过去、军营和社会紧密联系，不但能使重点人物和次要人物纠葛在一起，而且反映的生活幅度宽、时间长，因而给人开阔而挺拔、丰富而俊逸、明朗而秀美等多方面的感受。缜密的构思、优美的艺术形象、准确而又洒脱自如的表现力和对于生活的透视力成为小说突出的艺术特色。

    王海鸰的《尘旅》（《昆仑》1983年第6期）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通过对老干部群像的多镜头摄取，在对比中塑造人物形象。狄易光和邹安同两个人的个性、灵魂和精神境界在这种对比下立见高下，泾渭分明：狄易光为人正直、眼光远大，富有进取精神；邹安同自私、浅薄，充满污垢的心理，处处令人生厌。丁小琦的《女儿楼》（《昆仑》1983年第6期）以部队白衣战士为描写对象，不落俗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女护士细腻的内心世界，描写她在爱情婚姻上所遭受的精神苦闷，从而提出了对部队乃至全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伦理问题。

    如果说以上几个中篇充盈着女性作家的阴柔美的话，那么肖于的《绵亘的红土地》（《昆仑》1983年第6期）则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异于前者的阳剐美。其行文很难令人相信是出自于女作者之手。小说成功刻画了一个性格丰富而复杂的当代军人——连长罗辛的真实感人的英雄形象。一幅幅雄奇、悲壮的画面与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性格、思想和感情的富于立体感的结合，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激荡在他胸腔之中的那种对祖国对人民真挚而深沉的赤子之情。作品的最后刻画了罗辛和通信员牺牲的生动雕像：通信员的手指僵硬地伸着，青石板上留下一排鲜血写的暗红色的字：“我回来了……”罗辛的“半截衣袖在风中抖动，他的手一半还插在衣兜里，他是在寻找那半截烟。他在生命的一刹那，还在喃喃向着那片熟悉的林子呼唤；‘阿会儿，阿会儿书’（越语：请抽烟）”，精巧的细节描写极具震撼力。

    常青的《白色高楼群》（《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3期）紧密关注部队现实。陆亦坚在调到陆军总医院当院长后，顶着重重压力，对总医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换不称职的医生，改而提拔有见解有能力却被偏见压制不被重用的人才，使总医院面貌一新。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领导能力一直不得施展，在爱人的“活动”下才意外得到升迁机会。小说引起我们对军队用人制度的深入反思。

    与上面几位女作家的作品相比，显得稍稍有些特别的是曹岩发表于80年代末的《棕色雪天》（《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12期）。作者不重讲故事，而重写感觉。她运用自己独有的敏感和细腻描绘了由棕色的军用水杯，棕色的军用腰带，棕色的长椅等组成的棕色的主观世界。从14岁懵懵懂懂地被父母送去参军到朦朦胧胧的恋爱再到婚后的生活，都在由“我”的颇有些独特的感觉意识的流动中交叉呈现。小说在故事的讲述方式上所作的一些尝试从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80年代后期军旅女性作家的创作倾向，即开始注重用女性独特细腻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小说人称切换自然流畅，语言格调清新优雅。

    然而，正如有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股创作势头未及深化和扩展就很快地被打住了，原因更多地来自女性作者自身，与文学大环境的弱化并无直接关系。因为早在80年代末文学热潮降温之前，这支人数本来就不多的小说家队伍已经开始了流失和分化。有的转业或出国（如丁小琦），有的改写影视、纪实文学或言情类的非军旅题材（如王海鸰、肖于等），有的则干脆搁笔不写了，如此等等，导致一度姹紫嫣红的女兵小说成厂昙花一现的短促景观而令人慨叹。”进入90年代以后，依然执着于中篇小说创作的女性军旅作家大概只剩下庞天舒、裘山山、姜安、刘静、王曼玲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了。

    庞天舒虽然从15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并以“少年作家”而成名，并在80年代出版了小说集《大海，我对你说》、《少女眼中的战争》等，但更多的还是以一种少女清澈的目光、一种“蔷薇般温柔的憧憬与幻想”去观察理解军人与战争，不免失之于单纯和稚嫩。90年代创作的中篇《蓝旗兵巴图鲁》（《昆仑》1990年第3期）注意从本民族（满族）文化、历史、精神中汲取灵感，将勇猛无敌的镶蓝旗先祖充满血雨腥风和英雄豪情的征战史重新复活，开始显示了从纤弱清浅向阳刚与成熟的过渡。《战争体验》（《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6期）则进一步显示了其小说阳刚与成熟风格的确立。作品围绕我军的一场现代化军事演习的前前后后的过程描述，塑造了红蓝军双方军、师高级干部形象，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气息，节奏紧凑明快，不足之处是她还不能完全打通中高级指挥员和基层官兵之间的联结，悬浮在半空之中，扎不进当下军营生活的实处和深处，对于人物的处理显得粗犷有余而细腻不足。

    姜安的《远去的骑士》（《昆仑》1994年第5期）讲的是高原骑兵连的故事。曾经辉煌的骑兵在缩编后只剩下了一个驻扎在青藏高原上的独立连的编制。协助地方拍电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然而，就在这样的一种尴尬处境之中，姜安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颇具“骑士”风度的官兵群像：“辕马”郑勇为了能与自己心爱的军马待在一起，放弃了到别的营当营长的机会，而继续留在骑兵连当连长；“栗公马”扎西顿珠始终洁身自好，保持着骑兵所特有的品格而不为外界所动；讨人喜欢的“小公马”王炜虽然来自城市，却对自己的军马也是情有独钟……在作者笔下，这里的军人充满阳刚气和令人敬重的骑士风度，在他们身上，我们“蓦然感到了生活不朽的壮美”。

    刘静从父辈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源泉。《父母爱情》（《解放军文艺》1994年第10期）讲述了父辈的爱情故事：农民出身的父亲娶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在那种特殊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爱情在年青一代人看来总是那么的“不般配”。出身不同导致两人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及处事方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时时擦出火花，佐以作者轻松幽默的笔调，更使得这段印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父母爱情”妙趣横生。接下来发表的《寻找大爷》（《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7期）除秉承了作者一贯的幽默笔触之外，还渗入了一丝悲情在里面：为了寻找因家境破败及战乱而失散的大爷，大蛆想方设法四处寻找。可最终因为她说了一句牢骚话而被检举后自杀导致寻找大爷的努力落空。20年后，“我”又踏上了寻找大爷之路，虽然最后大爷的下落仍然没有得到落实，但在寻访过程中，“我”却寻觅到了久违的亲情。小说语言幽默、机智、锋利，是军旅女性小说家中的别调。

    与刘静相比，裘山山笔下的“父母爱情”少了幽默诙谐，多了严肃庄重。她将自己的关注的重心放在了解放初期援藏军人的感情世界上。《男婚女嫁》（《中国作家》1995年第1期）中，她运用多重视角，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讲述了叶水根与林玉田两家父女两代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爱情纠缠及悲欢离合。《结婚》（《解放军文艺》1999年第7期）在前者的基础上，采用了倒叙的手法，通过一个母亲的视角和口吻展开叙述，带我们走人父母的感情世界，把“父母爱情”细化放大，将发生在解放初期援藏部队中团长欧战军和女兵白雪梅之间的一桩特别婚姻及围绕这桩婚姻所牵扯出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与《男婚女嫁》相比，《结婚》已慢慢摆脱了拘泥于个人情感纠葛的倾向，表面上写的是一桩婚姻，而实际上却是借此引领人们走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援藏运输队的高尚的精神世界，作品的境界也因此而变得阔大起来。

    王曼玲《如花似玉》（《昆仑》1996年第6期）写了“我”的伙伴和战友晏鸽——一个始终生活在梦想中的女兵形象。新兵训练时，她摸爬滚打，比男兵都刻苦；曾经因为得知陆军学院不招女兵而一直耿耿于怀；当医院撤销，别的战友都在找机会进条件较好的陆军总医院时，她却主动要求去条件较差的山沟医院。总之，她时时在寻找成为英雄的机会，即使结婚，她也是非英雄不嫁。这位“不让须眉”的巾帼身上所表现出的即使在男性军人身上也很少见的对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执着精神着实令人感动。此外，《太阳升起》（《西南军事文学》1996年第6期）也是一篇较出色的中篇小说。

    苛刻而言，批评家们对女性军旅小说家还不甚满意，“新时期女性军旅小说家的出现对‘前17年’是一个补充与发展，但所获成就有限，与全军数十万女性官兵绚烂多彩的火热生活不相称；与同时期男性军旅小说的辉煌战绩无法比肩；对不断深化女性意识几乎支撑了当代文坛半壁江山的当代女性小说家更不能望其项背。造成上述三个不平衡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有一条却是独特的和重要的，即部队女作者的生活阅历都相对比较单一和狭窄。她们大多出身军人家庭，少小从军，在远离基层的医院等机关环境中从事某种比较安定、安逸的工作。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艺术胸襟和文学气度。”

    二、非军旅作家的军旅中篇小说创作

    新时期以来，军旅题材领域所独具的魅力也吸引了众多非军旅作家关注的目光。许多行伍之外的作家进入到了这个领地“掘金”，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他们各具特色的创作成为了军旅题材中篇小说领域的独特风景。其中，毕淑敏、刘震云、乔瑜、邓一光、格非、周梅森、尤凤伟等人的创作成绩尤为引人注目。

    毕淑敏、刘震云和乔瑜都有过从军经历。毕淑敏于80年代初转业到地方工作。在西藏阿里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从军10年的经历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成为了她不竭的创作源泉。处女作《昆仑殇》（《昆仑》1987年第4期）即是以其军旅生涯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一个蕴涵着象征意义和严峻哲理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在杳无人烟的苍莽冰山上，一支队伍用近乎原始的方式进行长途“拉练”，以创造一种世界之“最”。小说虽然回溯的是一段非常时期的荒唐历史，但它却决不止于肤浅的反思或批判，而是以一种“美”的眼光来审视那曾经神圣而又不乏蒙昧的信仰，审视那段荒诞却又着实令人怀恋的时光。一个个人物就在这种温暖的回眸中从历史深处走来：憨厚而真诚的炊事员金喜蹦，温和而聪慧的作战参谋郑伟良，单纯而善良的女卫生员肖玉莲，散漫而技艺超群的老司号长李铁，乃至这场拉练的指挥者——顽强而又刚愎自用的老司令员，作者对他们的褒贬扬抑都掩饰不住对他们的爱，甚至在笔墨间增溢了他们的美，可谓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字里行间，作者作为女性的娇柔细嫩已经被打磨得差不多没有了，时时显示出一种追求气势的阳刚之美。《阿里》（《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8期）讲述了一出发生在阿里高原上的属于特殊时代的有些荒诞的悲剧。作为副司令员的女儿，游星不顾自己严重的关节炎，遵从父亲的建议，参军到驻扎在“神圣而又残酷的”阿里高原师里做了一名普通的卫生员。她活泼好动，坦率真诚，业务也很优秀。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中，这种充满活力的性格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因为和心爱的人夜里“想坐着车看看夜里的高空”，开车时忘了那是“国境方向”而被领导怀疑为叛国外逃，她被开除党籍。在父亲到达高原师的晚上，她投井自尽。游星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是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荒唐时代对于人性美的一种扼杀。作者细腻敏感的笔触为故事与人物都笼罩上了一层凄美的色彩，同时也令人感慨，引人深思。另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阔的境界和雄奇悲壮的格调是女性军旅作家中所罕见的。

    与毕淑敏一样，刘震云也是一个曾经身着戎装的军人。《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即是以此段从军经历为创作背景。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视角，通过新兵的集训生活，写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由刚穿上军装的农民组建起来的军事集体，在三个月的训练生活中所发生的战士之间钩心斗角的矛盾和争着往上爬的心态。作者通过近乎荒诞和滑稽但又平凡、惯常的新兵生活，写出了落后的农民心理在现代庸俗政治的培养下如何造成了人性的失落和人的异化，并将由此导致的一出出活剧真实地剖示出来：质朴和迂拙的“老肥”惨死，内向和心机颇深的“元首”为了一己之目的告密，善良、狭隘的李上进为追求上进最终却锒铛入狱。到了军营之后，在对功名的追求中，农民的善良、淳朴和真诚消失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漠，距离变得遥远，大家变得面和心不和，开始学会了虚伪和做作。小说通过一定环境中造成的人生悲剧，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带有深厚农民色彩的传统文化。被“追认”为“新写实”小说开山之作的《新兵连》不仅对地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它的“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等基本美学特征也直接诱导了“农家军歌”现象的产生。

    乔瑜的《少将》（《当代》1987年第5期）讲的也是一个农民军人的人生悲剧：18岁从山村入伍的王满山，怀揣着一个将军梦参军了。他想当少将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善良的虚荣”——像当了少将的叔叔一样能让饥饿的乡亲们“哟人哟”（一人一个）白馒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拉练中主动帮战友背枪并咬破舌头自戕、制造假失火案、假爆炸案以取得连干们的注意。然而最终他的善良而蹩脚的骗局都被拆穿，只能挑着满心的失落和两筐白馒头退伍还乡。小说的语言也极具个人特色，如敬礼叫做“甩五百”，打人叫做“整编”，为作品沉重的主题罩上了一种轻松而诙谐的调子。

    与前几位作家相比，邓一光没当过兵，但作为老红军之子，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革命历史题材一域安营扎寨，并最终凭借《父亲是个兵》（《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而一举成名。这部绝大部分情节真实的小说从父亲参加红军写起，历经抗日、解放战争、剿匪一直到年届80解甲归田，通过今昔的穿插描写，将作为农民之子的父亲英雄的一生淋漓展现，塑造了一个光鲜夺目的活脱脱的英雄父亲形象。其中违抗上司命令，拒绝撤退以8000之卒抗击3万之敌；返乡后“替他的大哥、替他的二哥、替老邓家所有的男人”给“老邓家的功臣”的嫂子下跪；策划指挥“像战斗一样”地抢化肥车；对那个“不成气候”不断编织各种理由骗他钱的侄孙有求必应等情节，将父亲的故土情结、慷慨好施，既仁义憨厚又暴烈叛逆的丰富性格令人折服地表现出来。《战将》（《青年文学》1995年第2期）塑造的也是一个张飞似的须发分明的草莽英雄形象。通过巧取倪家营子、释放逃兵、处决地主、为政委做媒、借用土匪的力量打破敌人铁桶合围等情节的刻画，一个有勇有谋、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充满个性魅力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难忘。《大妈》（《人民文学》1996年第11期）中的大妈范桑儿同样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与英雄不同的是，她被人记住完全是因为她不公的悲惨命运遭际：在嫁给当了红军的大伯之后的三天就成了寡妇。然而她却一直对公婆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为了保护公婆不被恶势力迫害，她忍辱嫁给了地主彭慎清家，用自己的贞节与名誉换取了公婆的安宁。改嫁之后，她依然利用自己作为地主家的媳妇的特别身份解救了白色恐怖中的18户红军家属。她的这番苦心却没人理解，并因为改嫁给地主而遭到了前夫家人的白眼与唾弃，解放后却又因地主婆的身份而在政治运动中一次次地受辱挨批斗，直到其死冤情也未得昭雪。小说的调子哀婉悲凉，使我们在悲叹大妈不幸人生遭际的同时，也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另一种模样。

    格非没有从军经历，他扬长避短，避生就熟，将注意力放在了小说叙述技巧的“炫耀”上。《迷舟》（《收获》1987年第6期）是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乍看起来与一般小说没有什么不同：背景、时间、地理环境、人物身份、故事进程等方面都交代得很清楚。然而这一切“清晰”又都笼罩在暮霭似的神秘朦胧之中，使整个故事成了布满了谜团的“迷舟”。萧与警卫员的关系始终是一条暗线，而明线则是萧与杏的关系。在叙述中，格非始终让明线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使读者将看似无关紧要的警卫员置于脑后，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这部小说在借鉴博尔赫斯小说技巧的基础之上，化有为无，以独具特色的语言，曲折多变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悬念设置，神秘莫测的人物命运，明晰优美的意象为军旅小说创作昭示了另一种可能。

    如果说格非以小说家身份退出历史，以冷漠的叙述口吻、置身事外的叙述态度来讲述故事的话，那么周梅森则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视角来叙述历史的。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历史脱去了古板的外衣，不再是历史教科书的知识补注，而是修正历史甚至是创造比已有史实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宏观地审视周梅森的战争题材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思路模式，即从他的战争观念出发，他总是无情地把战争中的人推向绝境”，关注“处于‘绝境’状态下的人的存在或人性存在的真实”。《大捷》（《收获》1989年第5期）中，卸甲甸的老百姓只训练了三个月便拿起了武器英勇抗敌，与日寇殊死搏斗，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在背后下毒手，对他们不屈的反抗进行逼杀；《军歌》（《钟山》1986年第6期）中，作者将人性置于特殊环境之中，生存成为人人必须面对的考验。于是以生存为中心，为了活下去，在彼此的竞争中，人变成了兽，抛却了良心、廉耻和尊严，人性被剥去了伪装，恶的本质得到了赤裸裸的展示。历史因人性的深入剖析而使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国殇》（《花城》1988年第2期）。小说叙述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某军陵城保卫战的失败过程及其内部矛盾。然而作者之意却不在于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更重在通过军官们在战火和鲜血中的不同选择展开了对历史的深沉思索。作者以白云森的死来暗示理想的历史模式的破灭，暗示了历史的铁血法则。小说在结构上分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中心人物，从杨梦征到白云森到杨皖育，都在生存与死亡、光荣与耻辱之间艰难地做出选择，这三个中心人物又都带来一段中心情节，并在情节中展示出他们性格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过程。周梅森试图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个光鲜如“大捷”、“军歌”、“国殇”的名词，而是一段充满了光明与阴暗、鲜花与鲜血的冷漠残酷的蜿蜒曲线。真正的历史不存在结果中，而是存在于过程里。

    与周梅森相似的是，尤凤伟创作的抗日小说系列也写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而与之不同的是，尤凤伟似乎更注重展现被放置于尖锐环境下丰厚复杂的人性内容。他“将对战争以及战争中人的命运与心灵的深刻揭示和对历史的冷峻深刻的反思有机地融为一体”，把人性和人类生存、民族大义交织在一起，写出了人的道德良心在面对战争时的痛苦、尴尬以及生存的艰难，写出了人物如何抗争自己的脆弱，呈现出悲壮的男子汉血气。《五月乡战》（《当代》1995年第1期）所表现的历史就与正史稍稍有别，它真切地表现了胶东乡间的自立自在的个体生命如何最终融人了历史的洪流当中。多种力量抗战的画面在作家的点染下栩栩如生。满怀家仇与国恨的地主之子高金豹、忍辱负重的地主高凤山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硬汉子气概令人惊心动魄，敬意油生。高金豹为了一己之欲望而活，当其父变卖家产组织军队援救被日本人围困的李县长时，他却收买土匪，包围攻打自己的父亲，并要毁掉自家的祠堂，然而当父亲陷入危机之时，他却又出人意料地英勇杀敌，流尽最后一滴血却依然屹立不倒，种种复杂矛盾集于一身也使这个人物变得丰富起来。《生存》（《当代》1996年第1期）中远离战争过着如世外桃源般生活的石沟村老少爷们进退维谷：村长赵五接受了游击队看押日军俘虏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不让俘虏饿死，千方百计到处找吃的，而当上面下达命令要求就地处决俘虏的时候，却因全村人中找不到一个人来执行而迟迟下不了手，在他们朴实的道德观念里面，战俘也是活生生的命，杀害生命是要遭报应的。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将历史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剥离开，从而将其还原，从人性角度来描摹审视战争和历史。《生命通道》（《当代》1994年第4期）中的主人公苏原医生也被迫卷入了类似的尴尬中：他是一个有着良知和爱国心的中国人，却被逼做了日本人的医生。从民族立场的角度而言，他应该奋起反抗，宁要牺牲自己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然而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治病救人又是一个医生的天职。最终苏原选择了表面上丧失“民族立场”做汉奸的屈辱，加入了“生命通道”计划，并不顾妻子的误解，拯救了一个又一个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最后死在自己的情报所造成的伏击战中。《生命通道》借助苏原这一人物形象，从一个新的角度完成了对于战争及战争中人性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深化了当代军旅文学对人性的探索。而构思“生命通道”计划的日本军医高田这一形象独具匠心的设计，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局限，使得人性这一主题带有了普泛色彩，作品的哲理性与表意空间也变得阔大起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约略可以看出，非军旅作家的旁观者的姿态使他们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们的军旅创作具有较军旅作家更为浓郁的反思倾向，特别是在历史题材的军旅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显著成绩，与军旅作家们一道，遥相呼应，互为补充，共同将军旅文学的发展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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