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纵观50年军旅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可以说，它同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指向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都经历了理性精神从缺失到发掘和自觉运用的过程，都走过了由文体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道路，都呈现出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而军旅报告文学的成就也足以在当代报告文学的总体框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某些具体的时间段来说，军旅报告文学甚至是中坚力量。与之相应，军旅报告文学的繁衍、壮大和浮沉，不但深刻地展现了时代进步的轨迹，而且也多角度、多侧面地标示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艰难历程。按照时间段，我们将当代军旅报告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前17年”：萌芽期

    1949—1966年，即“前17年”时期，是军旅报告文学的萌芽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对军队乃至整个社会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重大的影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也和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一样，自然把反映这种状况作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军营中的细微波动，人们精神上的变化，无不在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观照之中。驱动这种观照的是作家的责任、良心和义务，更是发自对新生国家的热爱。于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中，歌颂就成为作品的主色调，或者是歌颂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或者是歌颂和平时期的建设者，或者是歌颂军队里的新人、新事、新气象。这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对国内尚未结束的剿匪战斗和朝鲜战争的书写，一是对国内和平建设和军队现实的书写。而激昂、乐观的英雄主义则是这些作品普遍的基调和底色。和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相似，这一时期是军旅报告文学的萌芽期，文体尚处于不成熟阶段，或是简单的一人一事的报道（英雄或者是英雄集体的报道），或是具有新闻特征的纪实散文，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除了如刘白羽等人从小说家转入报告文学创作外，在报告文学领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作家群。尤其重要的是此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由于整合到了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中，文体本身所应有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几乎消失殆尽，留存下来的只能是对现实的拥护和欢呼。比如勇征、崔家骏、魏继昌、王中才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等，毛泽东的著作成了作品构成的基本元素和作家结构作品的方式，整个作品就是为了印证领袖言语的绝对真理性。随着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断演化，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为政治高呼、片面的图解现实政治的创作，一方面越来越多（从整体的创作意图来说）。一方面也越来越少（从创作的数量较前期来说），公式化、模式化的创作现象越来越严重，军旅报告文学也就逐渐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

    二、80年代：成熟期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也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是军旅报告文学的成熟期。所谓成熟既是从文体着眼的，也是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应具备的理性精神着眼的。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和起点，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大潮蓬勃而起。以思想启蒙为内核，要求正视现实，呼唤变革，成为这一时期的精神追求、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处在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转折点上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自然也不甘人后，频频出手，不但和同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打成平手，在整个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处于“领头羊”的地位。充分表现了文学尖兵的优势和作用。由此军旅报告文学进入全盛发展的时期。从“硬件”上来说，其一，和“前17年”相比，这一时期拥有了一批从事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如钱钢、李延国、江永红、刘亚洲、袁厚春等。这一大批军队新闻工作者长期练就的政治敏锐性、思想概括力、深入细致的采访手段和倚马千言的笔头功夫刹那间获得了用武之地。其二，创作发表的园地日益扩展，从《解放军文艺》、《昆仑》、《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等军队杂志到地方杂志，在任何一种文学报刊上，军旅报告文学都占有相当重要的版面。其三，在各种文学研讨会和文学评奖当中，军旅报告文学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从“软件”上来说，军旅报告文学的数量和质量都实现了飞跃，一批作品成了报告文学中的典范和代表之作。“全景式”、“卡片式”、“问题类”等多种类型的作品结构方式、叙述手段取代了早期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中比较单一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手段。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所必需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理性精神重新得到提倡和高扬。更重要的是，“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观”，成为和诗歌、小说、散文并驾齐驱的具有独立品格的文体样式。

    在整个除旧布新的时代氛围中，此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从精神上拥有了“笼天地与形内，挫万物与笔端”的豪情和魄力。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从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是空前的，在题材上呈现出了多向度的选择。他们不但观照现实，更加注重从历史中挖掘经验教训，不但细致描绘时代巨变在军营中的影响和渡动，更把笔触伸展到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变化上，显示出了新时期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宏阔的视野、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囊括一切的创作野心和笔力，这和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启蒙的精英角色有莫大的关系。不管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类的历史条文，还是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等现实类的观照，或是刘亚洲的国际军旅题材类的报告文学等，莫不是以作家个人的眼光为基准，更加注重从历史的宏阔和纵深来构思和评价事件、人物，作品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简单的“歌颂——暴露”的二元对立模式，推进到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人文关怀。它们以全景式、集合式等结构方式，口述实录等多样化的叙述手段，超越了过去报告文学片面单一的事件叙述和过于精雕细琢的人物特写，形成了全方位宏观描述、大规模信息汇聚以及时空延伸等特色，表达了作家反思历史、审视现实以及预测未来的个性化阐释。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短期的创作收获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创作本身符合了整个时代迫切需要从极“左”专制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从而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了某种一致性，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必需的自由空间和氛围。二是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了相当程度的改革开放，但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深刻的分化，还没有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中走出来，还没有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局面。由此知识分子的选择方向仍然非常单一，不存在大的物质和精神的落差。三是从这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构成上来说，他们要么是报纸的编辑、记者，要么是部队的新闻干事，长期练就的新闻眼光和政治敏锐性，既保证也符合了时代反思性的历史要求，使他们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尽领风骚。

    三、90年代：发展期

    90年代以来，军旅报告文学由兴盛逐渐回落到平稳发展。与前一时代相比，90年代的军旅报告文学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全方位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文体上传统的人物型、记事体与全景式、集合式结构的并存，描写对象的多样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再现，表现在“从宏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显示出作家把握生活的全新视野。

    在主题上，此一阶段仍然继续和深化了前一时期的思考。例如对于军人价值的探究，关于军队现代化的思考等等。但是它的批判性和尖锐程度大大减弱和降低。“这首先是出版物走向市场这个大趋势决定的，读者的胃口被市场竞争抬高了，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比起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又单调得多，对作者和读者的吸引力都大大减弱；另一点，是军事题材的创作确有局限，这局限包括政策方面的，宣传、保密纪律方面的，也有观念上的，作者在创作上会受到很多制约。”体现出军旅报告文学从“‘尖兵’到‘殿军’”的发展脉络。随着老一批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逐渐淡出，一批新人后来居上，他们从步履匆匆、紧随时代大潮到驻足沉思潜入深水作业，从赶时效抢新闻到回眸历史，取材的价值定位发生了变化，作品的思考力量和理性批判色彩大大减弱，同时相对于80年代，这一批新人各自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或生活根据地。80年代的作家或者转行，或者罢手，代之而起的新的军旅报告文学主将，如李鸣生、金辉、徐剑、王宗仁、徐志耕、江宛柳等则从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社会历史现象，转入对从前历史的发掘，或者是纯粹军人品格的赞扬，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领域。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徐剑的“二炮系列”、王宗仁的“青藏系列”等等。视野的转换和缩小不但体现了时代发展所具有的特点，而且表明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作现象本身应承担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前17年”：萌芽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创作，有论者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50至60年代是“硝烟颂歌”阶段，60年代以后是“和平转型”阶段。前一阶段是对朝鲜战争和国内逐渐转化为背景的战争中的英雄的赞美；后一阶段是指在和平建军的基本意向下，道德英雄及练兵主题的悄然展开。这种划分的依据是题材，当然也不乏对军旅报告文学文体的思考。

    一、硝烟中的颂歌

    同当时国内尚未完全结束的战斗相比，朝鲜战争显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中孕育出的作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文章为发轫，相继有一批颂扬我入朝官兵英勇无畏的动人事迹的篇章汇人这股洪流。《谁是最可爱的人》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之作。作家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糅合了浓重的抒情色彩，使叙事和抒情水乳交融，描写和议论相辅相成，突破了一般新闻报道的写作模式，从而上升到散文的境界。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宋之的的《信念》、李庄的《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陆柱国的《上甘岭》、刘白羽的《胜利者》、杨育才的《直捣白虎团部》、王玉章、石峰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黄继光》、戴煌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孙绍均的《向我开炮》、郑大着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等。这些作品，有的是以一支部队在战场上的经历作为描写对象；有的是在具体的战斗中展现英雄的风貌；有的把焦点对准一个典型人物，着力透视英雄人物的不平凡瞬间；有的则以作者的感受为线，抒发个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与此同时，国内战争仍在局部继续的现实，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魏风、纪希晨的《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黄幼衡的《大破双鼻洞》、丁芒的《英雄艇》、李拔的《炮击金门》、马中海的《在帕米尔高原上》、尉立青的《在唐古拉山上》、王愿坚的《东山岛》、彭荆风的《倮黑族的小民兵》等作品，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解放初期的边地战斗、剿匪反霸及与蒋军的对峙进行了描述，对于人物的英雄行为给予了深情的赞颂。

    二、和平里的热流

    越过1960年的大门，战争硝烟慢慢远去。和平建军、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成为军队面临的迫切需要。报告文学的重点也从战火硝烟中的英雄变成了和平军营里的典型人物和先进连队。甄为民、佟希文、雷润明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品。虽然作品中雷锋的道德内涵有具体的指向性——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实际上由于雷锋的精神文化价值在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获得了高度认同，他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军队的范畴，而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道德倾向。延续这一创作精神和思路的还有田成仁、赵志华的《“雷锋班”纪事》，勇征、崔家骏、魏继昌、王中才的《万物生长靠太阳》，高歌、郝斌、万岳的《张思德的战友》，赵骜的《英雄的脚步》，白岚等的《欧阳海》，新华社记者的《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济南军区报道组的《王杰的故事》，李天、王宗仁的《年四旺的故事》，林雨等的《李文忠》，孔军的《杜凤瑞》，胡奇的《英雄的翅膀折不断》。广川的《一代新人的凯歌》，周尝棕的《大陈岛进行曲》，王孟强、李士君的《太平山上》，杨旭的《在海洋上》，廖代谦等的《志在雪山云海间》，陆扬烈、任斌武的《在新的征途上》等。

    同样是宣扬典型的报告文学，连云山、甘耀稷、刘家驹的《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解放军文艺》1964年第3期）和吕兴臣的《南京路上好八连》（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则有点与众不同，它们除了赞颂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之外，更多的是从部队面临的具体问题人手。前者要解决和平条件下如何带兵和带出好兵的问题，后者则是探讨在新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问题。由此开头，相继延续和拓展这一创作思路的有贾晓晨的《硬骨头六连纪事》，马震的《种炮手戎金》，张谋厚的《姜春和他的“铁脚班”》，猛虎、江河的《硬骨头颂歌》，周大可的《攀登》，马国昌的《一颗闪亮的小螺丝钉》，周钢的《苗家三兄弟》，王照运的《神枪手四连》，李太松的《战地炊烟》，豁然的《炉火映丹心》，白振武的《风雪长白山》，黄牧、何龄的《飞行太行七百里》等。由于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突出政治因素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这一时期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旨。在貌似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感情因素和盲目追随破坏了作品的深度，失去的恰恰是报告文学所需要的理性之光。但是报告文学所要求的贴近生活却得到了坚持和发展，题材上也有了大的拓展。

    总体来说，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只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延伸和扩展，宽泛说来则只是广义散文的一个分支，大抵是一些通讯、回忆录、纪实类文字，所谓军旅报告文学也大抵如此。这一时期，对现实生活反映的迅速和广阔，取代了个人经验和经历的表达，成为创作的主方向。纪实性的通讯、报告、特写占有绝对的分量。这一路发展到新时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题材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闻性和纪实性，才最终成就了报告文学一片天地。因此报告文学真正独立发展是在新时期以后，严格来说，它是新时期的产物。正因为本时期还处于向报告文学演变的过程中，因而明显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一是缺乏文体自觉，文体形式单一，许多作品摆脱不了陈陈相因的范式。二是缺少理性眼光的烛照。许多作品只一味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缺少作者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判断。三是语言粗糙，缺少融合，还没能从小说、散文、诗歇等文体中借鉴、吸收有益的语言养分，还没能形成独立的、有特色的报告文学语言。

    第三节新时期：成熟期

    一、南线战争题材报告文学

    1979年2月17日到3月16日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有力地促使了军旅报告文学的转变。它使得此前创作中对人生、理想、英雄的政治式图解，和“假、大、空”等流弊，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得到了清洗，引导和诱发了新时期之初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一则这场战争的时间恰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冲击下，作家开始重新思考和观察英雄主义、军人的职业价值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二则这场战争是最近的一场战争，是新一代中国军人实实在在接触的战争。近在眼前的战争，迫使作家摈弃60年代以来形成的片面追求人物精神的创作模式，转而细腻地描绘人的思想情感、具体行为，进而深入思量人性、人的内心世界，人的丰富性由此逐渐出场。而战争中暴露的我军存在的种种问题，被作家慢慢地体会和了解，军队改革主题也就成了后来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重点。

    雷铎的《从悬崖到坦途》（《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6期）以它的社会丰富性和对英雄富有深度的追问成为此一时期的代表之作。作品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英雄的赞美和歌颂上，而是把笔触延伸到了历史的深处。由出了名的“打架大王”成长为战场上的英雄，历史的创痛和现实的比照，使人们不禁开始思考何谓“悬崖”，何谓“坦途”。“回头看看我这小半辈子，走了一条歪歪扭扭的路。‘四人帮’把我推到了悬崖边上，党和人民又把我挽救过来了。爸爸来信说得好：你刚刚走上正路，千万别让杯盖大的一个英雄奖章又把步子压歪了。”在主人公自己的追忆中，人生的意义、英雄的价值也就得到了有力的阐释和说明。此外，这一时期还收获了杨笑影的《赤子之歌》，黄浪华、任斌武的《奇穷河畔的日日夜夜》，赵骛的《代乃阻击战的英雄们》，李存葆的《将门虎子？战斗英雄兰方虎》、《“战争之神”的眼睛》，罗运凯的《勇往直前？记老英雄李培江》，袁厚春的《别有洞天》。理由的《威震峡谷七勇士》，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肖允康、王国庆的《他的爱？英雄莫尤给妻子留下的记忆》，艾蒲等的《爱情的凯歌，一位边防军未婚妻的话》等。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物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不管是战士还是普通百姓，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以战争为背景，追索人生的意义，赞美、歌颂英雄主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追求和表达主题。正如有论者所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界的这场民族战争，使中国军人血脉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基因达到了极度亢奋的状态。”总体来说，此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或者超越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不管是感情的宣泄角度、作品的结构技法还是语言表达，都沿袭了前代。而尤其关键的是作品依然徘徊在小制作里，缺乏相当的观照广度和深度，也少有文体上的自觉。

    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时代步伐的迈进，关于南线战争的创作视点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和70年代末的创作相比。80年代关于南线战争的书写，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从作品的基调来说。尽管此一时期的创作对前线将士英雄行为的赞扬和歌颂仍然是作品的底色，但是由于时代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关于南部边疆、关于战争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只是些遥遥或阐或见的声音或影子，前方、后方的对比反差，使得这种底色拥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容量。由此，作品不但染上了许多的英雄无奈和强自寻找精神平衡的悲壮，而且喊出了针对军人的“理解万岁”的口号。第二，从作品的题材广度来说。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军人的冲击，使得作家在创作时无法再把社会当作一个背景来处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突出了这个层面，由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自觉地把军人放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表现，更加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交融。第三，从军人品格的建构来说。这一时期的创作突破了对纯粹的战场英雄行为的赞扬，而是注重在社会大环境的变动中，探讨军人这一特殊职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把军人当人来写，深入挖掘军人的内心世界。建丰的《三十三座山峰和一寸土》（《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1期），同样是写军人对祖国、对亲人的爱，同样是表达对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敬仰、热爱之情，但作家却是从细部着手，通过对前线生活艰苦的描写，反映出前方将士对生活的热爱，展示了他们的爱恨情愁，他们的理想、才华、志向和抱负。随后发表的肖于的《战区札记》（《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8期）以一路的见闻为主，没有多少空泛的说教和议论，更多的是即时的体验。作品的涉及面也更广，当代青年和当代军人的沟通，战争中小镇、战地餐馆和前方将士的出生人死，战争前沿的除夕夜等，一一纳入笔端。作品由此也就突破了单纯的对英雄主义的歌颂，进入到更深的社会、历史层面。这两篇出白女性作家的作品和男性作家的作品不同，它们可能缺少了宏阔的、纵贯的气势，却多了细腻的、温柔的眼光，多了和自身生命贴近的情感。在她们眼中，军人的生活像一首残酷的诗，既充满血腥、悲壮，又不乏蔷薇般的温柔。由张卫明、金辉、张惠生共同创作的《中国大卫集群》（《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2期），虽然也是围绕猫耳洞的艰苦生活来写，“兵们说，洞中一年，把一辈子的苦吃完了”，却处处点染了老山人的乐，以“乐景写苦景”，苦中作乐，更显战士情怀的崇高。不写战士豪迈的保家卫国宣言。只是从最小、最贴近的地方去关注，以小见大，写出了真正的战地品格。

    二、钱钢、袁厚春等的报告文学

    80年代是改革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音响喻为一部宏伟的动人心魄的交响乐章，那么显然，它的主题不是‘田园’，不是‘月光’，而是‘命运’，‘英雄’和‘创世纪’，投身改革，表现改革，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已经成为我们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和责任。”伴之以百家期刊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起的以“改革”为主题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遂把文学反映改革之声势推向了高潮。改革所激起的对时代、社会的震动和冲击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而这种影响又深深触动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神经，促使他们不停地深入到历史的硬壳之中，寻找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军队现代化的动力。他们或者是凝眸历史，或者是聚焦现实，或者是以外军为背景突出我军的困境，其目的无非是思“变”、求“变”。这是对历史和现实深刻反思后的呼喊，是在国内、国外的尖锐对比中的凝虑，是一代军旅作家在深重的现实遭际下的痛切表白。

    以钱钢、江永红、袁厚春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牢牢地把目光锁定在改革这一新事物上，以他们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多方面、多角度地书写了改革在军营中引起的巨大反响，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改革独到的理解和深入的体察，其中钱钢堪称代表。80年代初，钱钢与江永红合作相继创作了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均以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军营现实为主要描述对象。作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富有深度地批判了军营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陋习，表达了对改革者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的肯定和赞颂。《“蓝军司令”》（《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8期）以主人公王聚生为线索，对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军事训练中存在的种种僵化陈腐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和嘲弄。《奔涌的潮头》（《昆仑》1984年第3期）以南京军区某师在新的条件下大胆改革部队干部任免制度为主要内容，肯定了新的用人观念。

    80年代中后期，钱钢为之一变，从直接呼唤改革转为着力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相继创作了《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3期）和《海葬》（《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1期）。这两部作品并非是平面的再现历史，而是把历史和现实相互交融，充满了浓烈的以古鉴今的现实意识。钱钢报告文学以宏观把握和哲理意味见长的特征也得到了最终确立和充分体现。

    《唐山大地震》是作者为纪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而作的20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是“一幅属于唐山人民也属于人类的‘7？28’劫难日的‘全息摄影’图”。总体构思上，作者仍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然灾害对人类施以毁灭性打击的悲剧画面。但作者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描述自然灾害和“抗震救灾”主题的创作模式，而是宏观和微观交织，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地震学等各个角度，写出了人在地震面前表现出的种种心态、行为，善与恶，美与丑，写出了大地震与当时政治环境的联系以及人类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勇气和生命力，发表了对于人和自然的深层次思考，出色地体现了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与这种宏阔性思维相适应，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叙事视角和线型结构模式，代之以“全景式”建构。叙事视角上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的转换，结构上的叙议结合的非线型方式，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了地震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使作者的主观评述和客观历史有机结合，有利于读者对整个事件做全方位的思考和审视。这部作品标志着钱钢的报告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它也作为新时期全景式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为中长篇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同样是祭文，在《海葬》一文中，钱钢把视野拓展和延伸到了历史的更深处。以历史之镜反观今日中国之现状，实现了昨天和今天的交融互通，从而深层次地传达出了另一种改革的呼声。这篇为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100周年所作的祭文，充分发掘历史的多个时空，全景式地提供了围绕北洋海军的背景关系。在纵览了北洋海军从建军到全军覆没的悲壮历史后，将目光紧紧投射到了现实改革上，两个相距百年的“八八年”的互为映照，使得呼唤改革、以改革而自强成为了作品的主旋律。文体上多种形式的融合，历史画面的频繁跳接，富于哲理意味和激情的句式的运用，都使作品充满了现代感和时代气息。在涉及李鸿章以及整个洋务运动的评价时，作者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把他们置于当时和现在整个的历史时空中评价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保持了相当的理性自觉和对历史的清醒认识。

    总体来说，钱钢的作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思想性见长。从早期《“蓝军司令”》的紧跟现实脚步，到《唐山大地震》的10年回望，再到《海葬》对于北洋舰队的百年回首，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呈现出“当下——历史——历史更深处”的发展轨迹。钱刚一步步走向历史的远方，他似乎从历史中寻找到了某种理性和激情，看到了历史和现实的交叉互换，在对现实的观照中看到了历史或远或近的背影，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第二，文体感强。钱钢的作品总是多方借鉴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叙事方法，多种文体形式融合运用，再加上叙事视角的讲究，使得作品构架宏阔，包容面广，且极富有现代气息。第三，语言特色鲜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钢融政论家和诗人为一体，由此他的语言充满思辨色彩义内含激情，洗练而又不乏沉重，流畅而又有节制，提高了作品的审美意味。

    和钱钢不同，江永红始终把现实军营作为自己的思考重心和内核。从80年代和钱钢的“双打”，到随后的“独斗”，《骄子》（《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0期）、《中国师》、《黑马》、《一军之长》（《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12期）、《看不见的回归线》（《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8期）、《好梦将圆时》（《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3期）、《不得不制造的“战争”》等一系列作品，始终给人以“前沿俯视”的强烈印象。在军旅报告文学世界中，他是最关注现实进程的，也是投入精力最多的作家之一。作为很有成就的军队新闻记者，江永红始终是带着新闻的眼光去触摸现实军营，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深深地烙上了思考意味和问题意识。如果说80年代的《“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中国师》等作品主要还在状写军队的改革进程，还在为军队的改革欢呼、摇旗呐喊的话，那么在90年代发表的《看不见的回归线》、《好梦将圆时》、《不得不制造的“战争”》等作品，则重点反映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矛盾。围绕作品展开的主线是90年代的军官与士兵的素质，与此相关的，是如何接受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在作家的全部的叙述情调和表情中，弥漫和蒸腾的是浓烈的焦灼与忧患。即当军队现代化建设迎面而来的时候，我们究竟拥有多少精神的或物质的准备？我们到底具有怎样的承受力？最终能否担当起涉及民族存亡的历史重任？虽然江永红前后期的作品在叙述视角和叙事内容上有差别，但呼吁改革的心声是一致的。江永红的作品并非完美无缺，但作品的敏锐、及时乃至独到、犀利，却是当代军旅报告文学中不多见的。

    相比而言，在对现实的追踪、描绘上，袁厚春也不甘人后。从和朱秀海合作《河那边升起一颗星》（《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12期）开始，袁厚春接连抛出了《省委第一书记》（《昆仑》1984年第4期）、《百万大裁军》（《昆仑》1987年第3期）等几部力作。作品以改革中的人和事为出发点，题材涵括了地方和军队两部分。《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写的是一个基层连队年轻的指导员李随国的事迹。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出名的“老后进”连队，一变而为震动全团、全师甚至全军的先进连队。随着作品的渐次展开，我们看到了一个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改革者的面貌。而李随国的“秘密”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作者正是从这里敏锐地、及时地传递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具有时代特点的改革的新信息和新面貌。同样是写改革中的人物，《省委第一书记》虽然把视点扩大到对一个省的改革现状的描写，但是改革中的人物，或者说改革的中坚力量仍然是串接作品的主线。通过对主人公高扬一连串生动丰富的细节描写，把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宏大的战略眼光与深入实际的质朴作风、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胆破旧与果断创新的品格融为一体，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出了改革者的气度和魄力，生动地传达了改革领导者的形象和境界。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和思考也就通过这一人物得到了具象化的说明。《百万丈裁军》则以恢弘的气势，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这一历史性事件。作品采用复合的叙述视角，由面到点，从集体到个人，以该事件为天平，一边称出了我军官兵在面临走和留、转业或复员的人生选择关口，坚守军人本色的高尚品质，一边称出了在这场划时代的巨变中，一些人丑恶卑鄙的灵魂，充分展示出这场改革给处在和平年代的部队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冲击。总体上来说，袁厚春的创作注重人物、事件的展示，善于通过细节表达主题，而思辨理性则相对较弱。

    循着这一思路，一批作品围绕改革展开了叙述。中夙的《侨乡步兵师》（《昆仑》1988年第3期）通过对驻扎石狮某部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的描写，反映出军营面对改革浪潮和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产生的落差和困惑。改革浪潮所至，不但打破了军队高居社会之上的地位，更突出了部队亟须解决的一系列的落后制度和思想观念，呼唤的是如何在新时期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问题。与此相似，大鹰的《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8期）尽管是站在未来的高度来思考现状，但是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则是一致的。作者“本来是要写中国征兵工作的改革，但却翻开了中国的兵役史，对中国人、中国兵作了一番新的审视”。通过这番审视，作者向读者发问，2000年的中国我们有大批的剩余人口，但是否有兵可征；是否有高素质的兵；是否有具有国家观念的兵；是否有献身国防的兵。于是改革现有的体制，改革传统的既有观念的呼声跃然纸上。同样是从加强部队现代化建设这一问题着手，杜守林的《瘦虎雄风》（《昆仑》1989年第2期）则从部队生产经营，自力更生这一角度出发，集中笔墨讲述了某集团军响应号召，大抓生产，解决部队经费不足的悲壮而无奈之举。作品有力地刻画了我军官兵背负历史重担的承受力和良好的军人素养，而深埋于字里行间的部队的尴尬处境和现实艰难更使人掩卷长思。顺着这一点，饶洪桥的《大炮与对虾》（《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4期）反映的面和思考的方向更多。作品从一个靶场被虾池侵占说起，反映了一个普遍而深刻的阅题，即在和平条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军队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作者没有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向我们展示了部队的现状，引起我们的思考，新时期的军人该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要建设怎样的一支军队？怎样建设？如果说以上的作品是展示矛盾、揭示问题的话，那么高建国的《本世纪无大战》（《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3期）就是某种程度的回答。作品首先把文章的基点归结到了邓小平提出的“二十年之内不会有大战”上，由此出发，在对军队现代化前景的忧虑和警醒中，通过对某集团军加强部队自动化作战水平和提高中高级指挥人员素质的描写，体现出当代中国军人渴望军队现代化、渴望中国军队尽快赶超世界水平的迫切心情。而作品对该集团军改革风云人物——杨南征被迫离去的事实描写，不但体现出作家的清醒，更说明了改革的艰难。

    三、刘亚洲的国际战争题材报告文学

    在新时期以至以后漫长的时间里，刘亚洲的创作仍然是个“异数”。这不但是说由他开始的国际战争题材类的报告文学后继无人，而且也是指他所采用的小说式的写作方法，后人难以仿效。刘亚洲的创作除了《将军的泪》、《黄植诚少校》、《海水下面是泥土》等少数篇目是瞄准国内和现实题材之外，最有成就的报告文学，都集中于国际军旅题材。《恶魔导演的战争》（《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5期）和《这就是马尔维纳斯》（《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0期）是其中的代表作。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以选材的独特和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见长，再加上小说笔法的运用，使他的作品不仅耐读、耐看，而且颇能引起人们对战争、对人性的深思。

    《恶魔导演的战争》写的是第五次中东战争，也就是1982年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那场著名战争。作者并没有单纯的把视点放在对战争进程的具体描绘上，而是把目光紧紧地聚焦在了“导演”这场战争的“恶魔”——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沙龙身上。和以前同类的军旅报告文学相比，作家没有因为“这是一场由以色列蓄意挑起的非正义的战争”这样一个道德价值判断一路写下去，而是把人物放在现实的战争条件下，还原为一个人来写。作品揭露沙龙的残暴冷酷，把憎恶之情埋藏得很深，在施之以严峻的历史审判、道德谴责时，绝不宽贷而又绝无“溢恶”之词。在表现其勇敢、智慧的素质时，则照样予以精彩的细致描绘，并大胆地给予了应有的赞赏和肯定，最后仍不讳言他成功地导演了若干次非正义侵略战争的胜利。以血淋淋的事实，促使人们反省和认识军队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盲目自信和盲目乐观的危险情绪，由此生发出正视现实、变革自身的强烈要求。可以说，作品对沙龙的描写，已经突破了在“左”的束缚下，自欺欺人地写敌人的局限，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允许的历史深度，使得我们对于“敌人”的认识、审美意义的理解都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作品告诉人们：“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在《这就是马尔维纳斯》中，英阿马岛之战的进程仍然只是作为背景出现，人物依然作为作品的主角。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铁女人”形象，挑起战争的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果敢而又优柔寡断、自负而又自怨自艾的性格，都通过具体的语言和行为得到了体现。作品依然没有按照传统的关于战争“正义——非正义”的价值判断来构思，而是紧紧围绕马岛这一事件展开来，把战争对于个人勇气、毅力和智慧的考量放在中心点上，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战争和敌人的认知模式。

    刘亚洲的报告文学是关于“人”的文学。他始终把“军人”放在“人”的位置上进行思考，力图恢复和重建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究深度。不管是前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恶魔导演的战争》中的沙龙、《这就是马尔维纳斯》中的撒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攻击、攻击、再攻击》中的内塔尼亚胡、《萨达特之死》中的萨达特，都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因而作品充满了现代感和时代性。而紧张的情节、丰富的想像力和传神的语言，都保证了刘亚洲作品的特殊魅力。

    总体来说，刘亚洲的创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题材特异。刘亚洲对国际性战争题材的书写，多少带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这不但开阔了报告文学的视野，而且使得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异彩纷呈，同时也是他的作品经久耐读的原因之一。第二是语言风格鲜明，道劲有力，简洁洗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冲击力。第三是文学性强。作为创作经验丰富的军旅小说家，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作品注重叙事节奏的控制、细节的把握、氛围的营造和复杂多变的人物心理开掘。从相当的程度来说，刘亚洲是把报告文学当作小说来写的，但是这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是这一文体之所以确立的第一要素，而刘亚洲报告文学中很多动人细节却并非原生态，大多带有想像和虚构色彩，这对于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带来了尖锐的挑战，也给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出了一个难题。

    第四节90年代：发展期

    一、李鸣生、王宗仁、金辉等人的报告文学

    随着80年代落下帷幕，钱钢、刘亚洲、袁厚春等一批当红作家逐渐淡出，李鸣生、徐剑、王宗仁、江宛柳、金辉等新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崛起。他们不再以快速反映军内外的改革风云和现实生活为能事，不再以敏锐性见长，而是把笔触或伸向历史，或遥及边疆，但写人、写军人、写默默无闻或是长期坚守的军人却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些人或许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人们眼光的凝眸，他们在平凡中生老病死，在简单中完成了人生的旅程，但他们却把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世界的认知刻在了时间前进的脚步中。新一批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也就是在对这些人的关注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而逐步拥有了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或生活根据地。

    李鸣生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他开创“航天文学”先河的“航天四部曲”以及《中国863》等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高科技计划的发展历程，艺术地诠释了这些先辈辉煌而又平凡的生命。作者立足现实放眼历史，以这几部作品很好地报告了这些行业的历史面貌，有论者称其为“史志性报告文学”。

    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完全可以看作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部形象化的史书。在这四部作品中，作者几乎把人类的飞天梦想从生成到实现以及在我国的发展实践过程作了最为具体真实、形象生动的报告。《飞向太空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全景式反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工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围绕发射，作品既歌颂了为祖国争得卫星发射权的工程领导者和怀着振兴中华之宏愿、以心血和智慧铺设通向太空之路的老总们及工程技术人员，又烘托出一个奋然而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而对于中、美航天技术工作者合作的描写，则使读者看到了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人是完全可能超越国家、民族等间隔，在科学的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寻找和建造人类的新家园。《走出地球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一部人类的飞天梦想史。作品借助“东方红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成功的描写。系统地追溯了人类的飞天梦及其反复实践的过程，描述了人类对这种梦想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而围绕“东方红卫星”研制发射过程中的欢喜与悲苦，尴尬与辉煌，作者不仅深刻地批判了那一时期历史所呈现出的荒唐。更使人认识到从现实到美梦成真的曲折和艰难。在《澳星风险发射》（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里，作者则通过对“澳星”发射的失败和成功的解剖，具体而深入地分析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面对失败和成功时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具有相当的形而上的价值。同样是写卫星发射，《远征三万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则把作品的重心落在了写人。通过对各个人物的描写，把一段段的历史有机地连接起来，中国航天的艰难历程便清晰地凸显出来。且作者追求的已不再是发射事件的轰动效应，而是更接近人生本质的哲学意味，因而作品表现得更为冷静、客观，也更为细腻。在状写中国高技术领域的人物及高技术本身的研究发展过程的《中国863》（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863”计划仅仅是作者的一个叙事依托，更重要或主要是一部写人的作品，是一部揭示中国科学家精神世界并从中感受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情感走向的报告文学作品。人、精神、情感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追求或无奈，才是作品全部叙述所追求的彼岸。李鸣生和那些仅仅靠采访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是一个有“根”的作家，就在于他生活和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他所报告的那块土地之中，他与他的报告对象之间具有一种“血缘”联系。他首先是一个航天人，他对航天人的那种理解，对航天事业的那份挚爱，以及为之积淀的那种生命体验，仅仅靠采访是得不到的。这不仅保证了他能敏锐及时地捕捉住每一次成功的机遇，而且还能投人感情，和他的报告对象同呼吸共命运。不足之处是由于他的作品追求敏锐与迅捷，不免略显行文粗疏，有欠精准。

    同样是树碑立传，徐剑则把目光对准了另一类人。《大国长剑》（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和《鸟瞰地球》（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献给用血肉之躯驱动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战车走向世界的战略导弹部队里的全体工兵将士”，是一篇祭文，“祭祀我的那些永远埋在了导弹阵地旁的年轻战友”。作品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和凝重悲凉的笔调，向读者娓娓诉说了在苍茫远山的岁月里，导弹部队为军队建设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人是作品的中心和主体。同传统的颂扬性报告文学所惯用的慷慨激昂的“高调”方式不同，悲壮感是两部作品的基调和底色。作家在素材的处理上，没有回避矛盾或回避灾难，也没有回避命运之于军人的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是始终贯穿着一种苦涩，一种悲怆，一种人的真实。因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就拥有了更广、更深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但是两部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不但有重复、拖沓之感，而且使作品本身的描写重点也漂移不定，缺乏稳固的基点。

    拥有自己的精神领地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不但是重要的，更是幸福的。青藏线就是王宗仁的精神家圊。由《青藏高原之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日出昆仑》、《源头桨声》（均见报告文学集《日出昆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组成的“青藏系列”围绕着青藏公路线上的将士以及与这条公路线有关的人们展开，讴歌了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作家的目的也无非是“发现这种美，享受这种美，传播这种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作者无须更多的修饰和夸张，只是把它描述出来，表现出来，已经深深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加之作家对细节、语言的讲究都增添了这种魅力。“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部系列作品是在‘我写我’。”除此之外，王宗仁还创作了以再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全过程的《历史，在北平拐弯》。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历史人物的独特风采加上作者散文诗般的语言，使枯燥的过去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动人画卷。

    作为一名军旅女性报告文学作家，江宛柳的报告文学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见长的。如果归类的话，她的报告文学无疑都属于讴歌类型。但她的“讴歌”却富有一种感人的力量。《授有掌声的征途》（下列作品均见报告文学集《没有掌声的征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中朝气蓬勃的坦克旅长的征途中，不仅没有鲜花。没有掌声，而且是一路坎坷，一路荆棘，这种讴歌恰恰和现实生活的平庸世俗、无所作为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和批判。而在对这种奋斗不息的军人精神颂扬的同时，也暴露出当下军营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在《我在寻找那颗星》中，为了更好地传达出主人公崇高的心灵美，作家适当地运用了双线推进的方式，即一是基于采访的事件过程的客观叙述，一是作为“自述”的妻子的回忆。这样的叙述方式使人情味和人物性格，都获得了真实可信的传达，倍增了作品感人的力量。以日记体形式发表的《我们远航赤道》同样是对军人牺牲奉献主题的弘扬，但它的粗糙和不事雕琢，却更好地还原了事件的原生态，读来如过电影般清晰可见。总体上来说，江宛柳的创作非常注重叙述的情调，她一般不用慷慨激昂的方式，注重分寸感的把握。

    90年代中期，金辉以一部《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赢得了读书界的喜爱。作品以作者的艰难跋涉为线索，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地处边陲绝域的墨脱风情，歌颂了那里的军人甘于寂寞、以苦为乐的精神。值得称道的是作品在形式的选择上独具匠心。“首先是‘淡淡的自然的调子’的确定。这种淡淡的调子，不仅衬托了‘严峻’，而且很吻合对象的状态（即那种富饶的贫困、繁荣的洪荒、丰富的单调、美丽的忧伤、田园诗般的沉重，以及那种悠长的深层的震撼）。其次是叙述中很恰当地运用了仓央嘉措的情歌。从仓央嘉措的情歌中进一步找到了或确认了自己对于墨脱的感觉，使情歌的表达成为墨脱景况的一种意象。于是，情歌的介入，不仅有节奏地强化了或舒展了叙述的那种‘自然的淡淡的调子’，而且极吻合描写对象的底蕴。特别是对‘多义性’的文学品位的提高。”而作品对于题材的地域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内涵的挖掘，则显示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超越军旅、超越现实，走向更加开阔辽远的创作时空的新的可能性。金辉另一部作品《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版）的别具一格，则在于真实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三个“备忘录”以翔实、准确的历史事实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极端的反动性和血腥本质。而作品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录”上，越过这些历史材料，在“一问苍冥”、“二问苍冥”以及“余篇度尽劫波”里，作者对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心态、观念作了人木三分的分析。使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一页惨痛的历史，也使我们看到了深埋于历史底层的积淀。

    此外，任真的《边关》，卢萍的《吾甫浪巡逻》，《神山无言》（和张方、陈伍国台著），张林的《感受寂寞》和《生存，在地球最孤寂的高地》，李广智的《阿里境界》，李荃的《中华之门》，江奇涛的《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杨景民的《黎鳌》等，或写边防军人的酸甜苦辣，或写军人在和平环境中对于国家安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或写军人的职业奉献，或从集体出发，或从个人着眼，但都不约而同地突出“寂寞”的主题。正如《神山无言》的题记所表述，这里“没有硝烟的呼唤，没有炮火的辉煌”，然而，他们奏响的旋律却又是那么“默默而又沉重”。从总体上看，都是和平时期军人这一特殊职业者的国防观念在具体职业献身中的体现。

    二、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到90年代，由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分别陆续组织推出了大型丛书《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国解放战争纪实丛书》以及《纪实文学精选系列》。这些丛书包括的作品多达近百卷，参与作家几十位，前后经营十几年，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也收获了一批力作，如《南京大屠杀》（徐志耕著）、《恸问苍冥》（金辉著）、《上海：1949——大崩溃》（于劲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黄济人著）、《志愿军战俘纪事》（大鹰著）、《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著）、《淮海之战》（江深、陈道阔著）、《鏖兵西北》（张俊彪著）、《历史，在北平拐弯》（王宗仁著）、《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柳建伟著）、《东方大审判》（郭晓晔著）等均引起了较大反响。考虑到丛书性质和题材的相似性，也为了叙述的方便和统一，对这些作品的介绍和评价一律都归到了90年代。

    推出这些丛书是因为“历史永远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总是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告诫”，是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用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树立振兴中华、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真实地记录和再现历史只是表象，目的是通过史实观照现在，观照今天，从历史中获得前进发展的动力。

    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是对国民党战俘转化的历史的真实书写。作品以战俘——邱行湘的经历和感受为线索，林林总总拉出了三四十位国民党战犯在被俘以后艰难新生的心路历程。作品在缓缓的时间流动中，借鉴了某些小说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从前的敌人如何在现实的真实中，通过自身的看、听、感觉和对比，比较出新旧两个社会的巨大差异，从而在这种差异中寻找到正义、真理，寻找到人生的第二次春天。作品的长处是把一个政治上的道理转换为文学上的问题，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和可读性。

    柳建伟的《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展示了8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关系。作者基本以时间发展为线索，通过对一系列真实历史事件的记述和描绘，使我们看到了纠结在历史背面的深深浅浅。其中可以看见历史巨人充满个性色彩的烙印，看见毛泽东与蒋介石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和行为举动，周恩来、叶剑英、林彪、潘汉年、张治中、张群、顾祝同等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风采，罗斯福、斯大林、日本天皇的或远或近的影子，可以听见战与和的奇异交响，可以触摸到历史重大转折点上刻下的深深印记，可以认识到顺民心则昌逆则亡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结语”中更是表达了中华民族统一是大势所趋。

    同样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以历史为镜，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是对侵华日军战犯的审判纪实。展示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谷寿夫、冈村宁次等等数千名大大小小的战犯，在战争的机器下，如何疯狂发泄人的兽性的一面。作者站在50年后的立场写作此书，一则为了警醒世人，历史事实不能忘；一则希望后人谨记历史教训，不要让前人的悲剧命运重演，要让中、日友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如果说，以上还是可说的历史，那么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昆仑》1987年第1期）和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都是对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发掘的尝试，是对我们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一次反叛。“战俘”这个名称，在中国人的心中和“英雄”是决然相对立的，而前者通过对在异国土地上度过漫长囚禁生活的志愿军被俘者的痛苦经历与屈辱中的战斗的描写，高度赞扬了战俘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气概和敌人的凶残、狡猾以及被俘变节者的暴戾和卑鄙。而作者基于客观事实的赞扬，本身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反叛和清洗，作者在作品中对所提出的问题的追问和反诘，也强化了作品的哲理色彩和思考深度。后者同样是对我们多年避而不谈的历史的一段回顾，作者通过扎实的采访和包含感情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珍贵的西路军女战士的斗争史。通过对她们的英雄主义的描写和不公正的现实遭遇的评析，作家正视的是这种难言的矛盾，反思的恰恰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军队积存的心史。

    同时期，在还原历史真实这个层面作最初尝试的还有王玉彬、王苏红的《中国大空战》（《昆仑》1988年第1期）。作品没有盲目地遵从历史教科书的规训，以阶级论观点作为支撑，把事件做想当然的处理，而是把人物放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加以展现，努力发掘历史的残缺碎片。作品以中苏美三国飞行员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为蓝本，客观书写了国民党飞行员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以及苏联、美国两国飞行员的高尚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作品的贡献或者说是吸引人之处恰恰在于打破了从前的一些禁忌，还原了历史的某些真实，给了历史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从而引发读者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和评价。

    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昆仑》1987年第11期）也为我们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历史和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基于历史责任感和作家的良知，面对历史，作者勇敢地涉足了当时极为森严的四个禁区。第一是勇敢地探讨了这场大悲剧的主要原因，推翻了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论断。第二是对“国际委员会”组织的重新如实的书写，矫正了过去的错误理解和判断。第三是对这场悲剧的自省和反思，告诉人们“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灾难”。第四是正视战争赔款问题。当然作者是立足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是站在中、日关系长久和平发展的立场上，书写历史正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其实，早在80年代，徐志耕就与程童一、陶正明合作创作了旨在立足于时代呼唤人才的高度，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角度反映中国军人在改革大潮中的观念变化的《“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而赢得了最初的名声。随后又以一部描写驻守青藏高原官兵的《莽昆仑》（《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7期）引起反响，该作品以广阔的背景、宏大的断面，全面展示了在这一特殊环境中坚守十数年、数十年的高原军人的精神风貌。作家没有着意于琐屑的生活体验的精细描绘，也没有追求所谓生命本能的刻意张扬，而是从大自然到现代科学，从沉重的历史到鲜活的现实，架构起了一部极富史实色彩又独具自然特色的作品，使读者感悟到“生存——因死亡而益加珍贵；因险恶而越发坚韧。人与自然的永恒母题，也园地势凌空而高拔雄奇，接近太阳而灿烂光辉”。

    第五节李延国、李存葆等的非军旅题材报告文学

    军旅报告文学作家首要的任务自然是创作关于军队、军人的作品。但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也有责任和义务书写社会中的人和事，这同样是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类作品，我们将其归入非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类。从80年代到90年代，先后有李延国、李存葆、邢军纪、黄传会等一批作家融入了这一创作流向，他们以一名军人的敏锐性和强烈的爱国、忧世情怀，充分地反映出时代变化的速度和频率，极大地拓展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题材领域，和同时期的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几乎打成了“平手”。

    李延国无疑是这一路向的先行者。李延国是个善于把握时代变化和社会前进脉搏的作家。从90年代早期的《敢立军令状》、《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泉城》1981年第8期），到后来的《在这片国土上》（《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0期）、《中国农民大趋势》（《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5期）以及《走出神农架》（《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期）无不表明了这一点。他总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挖掘为大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掌握生活发展变革的走向，多角度地写出时代前进的乐章。但他并不简单地停留在对时代的歌颂上，而是从历史的深层，对现实生活作审美的观照，恰如其分地对这一切做出充分的展示与反思，因而作品具有了某种深刻的历史剖析和文化反省意味。但真正奠定他在报告文学领域地位的，还是后面的这三篇。

    《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和《走出神农架》虽然题材各不相同，但在宏观把握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这一实质上则是相同的。《在这片国土上》是新时期较早出现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从古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构思中得到启发，对引滦入津工程做出了既有全局性、又有历史感的反映。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工程建设的具体技术细节，而是把笔触对准了人。作者写了40多个人物的命运，上至市长、将军，下到普通百姓、士兵。透过这些具体的人物形象，可以充分感受到凝结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激起读者对这片国土无尽的热爱和沉思。以胶东农村为背景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辐射面更为阔大。作品采用新旧对比的方式，每一章都以“褪色的画”作引子，来转换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作者深入人们的文化、心理、精神领域，通过改革前后反差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商品经济大潮对于农民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心灵的巨大冲击，也反映出了改革的艰难之路和必然前景。《走出神农架》则从历史、民族和文化等不同层面，深入探究了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艰难发展轨迹，发出了倡导民主与科学、“走出神农架”、实现民族腾飞的呐喊。全文共分100个小节，节节内容相对独立，长短不一，上下节之间也无必然联系，人称“卡片式报告文学”。这使作者获得了艺术表现上的充分的自由度，也让读者和作品之间产生了更强的共鸣。

    李延国的作品从总体上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选材以大取胜。他非常善于描写大时代、大环境中的大事件，从一个极其宏观的角度俯视今日之中国的沧桑巨变，所以作品显得大气磅礴，纵横捭阖。第二，文体创新能力强。他在近20年的中国报告文学界都以最强调或者说最注重文体感著称，他积极探索和实践了一系列的文体形式，如全景式、集合式、卡片式等等，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报告文学的文体样式。第三，诗意化的语言。李延国身上始终弥漫着一股诗人气质，而这种诗人气不但表现在他敏感而多情的心灵，同时也使他的语言充满激情，瑰丽而又富有想像力，语式铺排杂陈，具有动人心魄的美。不足之处是某些作品对人物或事件的取舍还不够精练。有重复之感。

    社会生活的丰富变化和改革在军营外的进程，同样吸引了更多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的眼光。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昆仑》1988年第2期）和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花城》1987年第6期—1988年第2期），都是部队作家状写地方改革题材的优秀作品。前者通过对江西这一革命老区，过去对中国革命成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及今依然贫困、落后的事实的对照、比较的描写，突出地反映了改革的艰难和势在必行。后者顾名思义是对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扫描。而作品的立意在于“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与其写一部体育史，不如写一部体育启示录”。作品从中国体育界的历史和现实的对照、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人手，详细剖析了原因，大力疾呼体育界的改革。而作家对于体育“美”的凝虑和探思，则升华了文章的品位，具备了更多、更强的艺术性和思辨力。

    作为新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李存葆发表的报告文学力作同样引人关注。80年代末期李存葆和王光明合作发表了《大王魂》（《人民文学》1988年第8期），作者把目光锁定在了山东，在对历史巨变的感受和描绘中，作者以事件为依托，注重深层魂魄的发掘，全篇以“幽魂”、“驱魂”、“换魂”、“正魂”四节结构文章，深刻地反映出大王人在改革开放前后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转换。和王光明再次台著的《沂蒙九章》（《人民文学》1991年第11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大王魂》创作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作品叙写了沂蒙山区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业绩。作品的用意并不在于浅层的两极对立的歌颂或是批判，而是注重于对沂蒙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是对沂蒙人人生况味的提取与凸显。在人、历史、现实的有机衔接中，将现实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用以实证今日沂蒙的巨变的根源就在于沂蒙精神的历史性积淀。正如编者所云“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

    邢军纪是一个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从80年代的创作开始，到90年代的《疯狂的盗墓者》（与曹岩合作）（《十月》1991年第3期）、《商战在郑州》（与曹岩合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北中国的太阳》（与曹岩合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锦州之恋》（与曹岩合作）（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等作品，作家始终及时地捕捉社会生活的脉息。《商战在郑州》记录下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化的时候，在河南郑州爆发的激烈的“商战”。在这里，“商战”只是一种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更深层次的是在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观念、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和改变。这是对一个时代转变期的深刻记录。在随后发表的《北中国的太阳》中，作者转而开始了对“三北”防护林的书写。在赞颂防护林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同时，作家更是凝重地道出了环境污染对中国的巨大的破坏力。作品以翔实而又丰富的资料，以大量生动而又具体的事例，毫无回避地揭示出当下中国存在的巨大的环境隐忧。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篇警醒世人的作品，更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具有前瞻性的回望。总体上说，邢军纪的创作是以敏锐力见长，但也许因为了这种敏锐，使得作品的思想深度不够，缺乏撞击心灵的力量。

    与80年代的反映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相比，黄传会的“反贫困三部曲”——《“希望工程”纪实》（《当代》1993年第1期）、《中国山村教师》（《当代》1994年第4期）、《贫困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反映面更加开阔，其视点由主要关注教师拓展到既关注教师更关注学生。而且作者将教育与贫困勾连相接，反映出中国社会存在的“另类”景象。作品以作家扎实、艰苦、细致的采访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原生态和丰富的真实性深深撼动了读者的心灵。《“希望工程”纪实》以极其质朴的笔墨叙写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工程情形。《中国山村教师》是“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的。山村教师们精神伟大而物质困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支付着社会的欠账，以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山村文明之光的传承。敬佩、感动之余，我们又不得不对作品所提供的若干与此相对的细节，引起深思和愤慨。《贫困警示录》里不是仅仅写贫困现状，更是要写贫困地区的人民为了摆脱贫困，一直与命运作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尽管“三部曲”没有对儿童失学、山村教师的艰辛以及贫困现象做出更深层次的揭示，但其现实意义却是沉重而多元的。黄传会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但他需要更进一步把这种责任感转化成理性思考的力量，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同样关注中国扶贫工程的庞泽云和孙晶岩，也先后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与贫困决战》和《山脊》，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倾听到了贫困中的底层百姓的呼声以及告别苦难的信心，见证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怎样步履艰辛地走出困境的。同时也从那种诚实朴素的描述中，领悟到了历史行进的坎坷与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耐心和代价。

    90年代，程童一等人先后推出了《鼓浪世界》、《开埠》两部力作。由程童一、陈光明、何光喜三人合著的《鼓浪世界》（《解放军文艺》1992年第3期），是“关于一个城市、一个小岛和一个连队”的书写。作品以凸显“鼓浪屿好八连”的精神为创作旨归，从鼓浪屿的历史铺排开来，注重作品的纵深感和历史感。如果说这部作品还只是一种尝试，试图在历史的整体背景中为“鼓浪屿好八连”的精神找到生成的理由的话，那么由程童一、江奇涛、江前明、何光喜、葛逊合作的《开埠》（《昆仑》1996年第3期），则更加注重历史的本来面貌，更加注重一系列真实的历史片段的实录。作品洋洋洒洒54万字，以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南京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马蹄踏成，直至今天150年来这片独特地域的历史变迁、精神文化走向为主要线索，生动形象、深人浅出地演示了一部以上海为舞台，包括李秀成、康有为、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毛泽东以及蒋介石、杜月笙、赛金花等众多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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