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与当代军旅文学创作相比较，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尽管新时期有徐怀中的“两只轮子”说，但更像是一种期待，或者借用朱向前的一句评判，军旅文学批评是“一只失衡的轮子”。综观当代军旅文学史，“前17年”的军旅文学批评乏善可陈，这是时代的政治背景及诸多原因所造成的，到了80年代军旅文学批评曾一度崛起与繁荣，与创作形成两只同时滚动的轮子，一起构造了军旅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蜜月期，但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伴随着文学语境的突变，军旅文学批评再度式微。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通过对50年来军旅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重要思潮、收获缺失以及重要军旅评论家展开论述，论述中对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批评有所侧重。

    一、发展脉络

    1.“前17年”：理论批评的缺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的国家的诞生也就意味着新的理论形态的诞生，它势必造成理论批评研究的规范与环境的改变。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于“前17年”的批评环境有过较为细致的清理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的职责。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在这种文学批评的文艺标准和政治标准出现严重偏差的历史环境下，我们读到的军旅文学理论文章大体有三类，一类是针对文艺作品而写的短评；另一类是作家的创作谈；第三类则是一些火药味浓重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今天大多已经不可卒读，许多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远远超越了文艺争鸣的范畴。

    徐怀中在一篇文章中曾对这个时期的军旅文学评论有过一段总结，“回想50年代至60年代初，军事文学创作有过一片郁郁葱葱的好风景。其中经过时间冲洗得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相当一部分出自军队作家之手，或者曾经是军人的作家之手。作为军内外相映成辉的一支军事文学创作队伍，我可以随手拉出一张长长的名单。而那个年代的文学评论和创作状况相比，则根本不能构成对应关系。那时，军内立得起来的评论家，真可说是屈指可数，你数到第二、第三个名字，便已经觉得勉强了……”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一段历史，不难发现为数不多的一些评论往往是出自于诸如丁玲、刘白羽、魏巍、王愿坚等作家之手，这与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历史的原因，部队文艺队伍的文化素质构成较低，理论素养更为匮乏。与批评队伍的缺乏一样严重的是理论批评阵地的缺乏，在“前17年”期间，全国仅有《文艺报》、《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等少数报刊可供发表军旅文学批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2.20世纪80年代：理论批评的崛起与高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思想解放大潮在中国的出现。思想的坚冰一旦瓦解则是波涛滚滚的激流，各种文艺思潮顿时成为时代最新的热点，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引进也为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正如一位理论家在回顾“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辉煌岁月时写下这样的文字：“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之中，‘新时期’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断代命名。这个名称刚刚出炉时的光泽和明亮风格，许多人记忆犹新。尽管文学史的分期依据不无歧见，但是，多数人都愿意承认某种意义重大的巨变，出现于1978年前后。这时开始，文学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文化气氛。人们置身于‘新时期文学’之中，亲历种种大大小小的文学事件，参与激烈的争辩，投入地阅读一系列成熟或者不成熟的作品。”批评家不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是大刀阔斧高歌猛进。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也顺应时代思想大潮，开始了自己新的历史征程。

    从1978年开始，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军旅文学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军旅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同时也相应地促动了军旅文学评论的发展。这些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促使一些批评家开始关注军旅文学的研究，并且写下了为数较多的研究文章，当时活跃全国的评论家几乎都曾经为军旅文学作品写下批评文章，甚至开始出现了一些不乏深入思考的理论文章，诸如关于英雄主义和人性问题等一些热点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军旅文学的重新崛起也为军旅文学批评家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势而生，脱颖而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80年代初，一批从高等院校毕业的专业研究人才补充到部队来，极大地促进和活跃了军旅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正如徐怀中所指出的：“……军内一批评论家，大多是全国各著名大学输送来的。他们受过系统化的良好教育，戴着硕士、博士头衔走进军营。其中一部分人，原来就是从部队考进大学的，他们重返军队，即刻就进入了状态。与此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部队作家，考进军内外高等学府深造。今天说来，这或许已经并不值得夸耀，却也未可等闲视之。作家评论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整体素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便保证了部队文学事业进一步走向良性循环。从某种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说，因此而为造就优秀人才，为推出精品大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呢？”看看活跃在80年代中国军旅文坛的批评家，诸如：韩瑞亭、范咏戈、黄国柱、张西南、王炳根、周政保、陆文虎、张志忠、朱向前、丁临一、叶鹏等等，就足以证明徐怀中所言不虚。

    1982年，大型军旅文学刊物《昆仑》杂志诞生，这份杂志致力于发表最具有时代感和探索性的军旅文学作品，使活跃的青年军旅作家和批评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家园。它与已经创刊多年的《解放军文艺》以及地方众多文学评论刊物一起为军旅文学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使得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能够呈现出较为繁盛的局面。

    3.20世纪90年代：理论批评走向式微

    进入90年代后，文学及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空间。市场经济浪潮使得文坛浮躁不堪，以“坐冷板凳”为职业的理论研究在这种大环境下急剧暗淡。刚刚结束的政治风波也使理论研究与探索的空间放置到一个很狭窄的地方。这种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双重夹击”也使得军旅文学批评研究出现式微的局面。对此，朱向前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这种双重的夹击造成了军旅文学的双重消解。表层的是经济的窘迫消解掉了80年代那种耗资甚巨的集体运作方式，呈现出孤掌难鸣或捉襟见肘的窘迫；深层的消解是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相比80年代文学主潮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暗合与联姻，军旅文学总能占有优势，但到了90年代后，伴随着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向商业化语境的转换，军旅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面临被销蚀和掏空的危险。这种由于双重夹击所造成的双重消解使得军旅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研究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

    首先是80年代所形成的批评队伍开始出现分流，一部分人员逐渐成为领导者，一部分转业到地方或者因为年龄等原因逐渐淡出了批评界；他们要么很少有时间顾及到军旅文学批评，要么视角已经开始投向其他的领域。最关键的是新的批评队伍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了评论队伍的青黄不接，活跃在9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评论家只有张鹰等寥寥几人。这种局面的造成正如朱向前当时所指出的，“军旅批评家队伍的青黄不接，成名者或改行或知识老化，后来者又几乎不见踪影，而从80年代跨越至今的活跃者也不过周政保、张志忠等三五人而已。与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回升的军旅文学创作势头形成了新的反差和更严重的失衡。”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批评家的名单，会发现远比朱向前说的更加糟糕，曾经活跃在80年代的批评家队伍已经风流云散，仅有朱向前、张志忠、周政保等人还在坚守，但到了90年代末期，作为一支队伍已基本流失了。

    90年代后，曾经以较大篇幅刊登理论批评文章的《昆仑》杂志逐渐缩减了版面，到了1997年《昆仑》杂志停刊，一个可供发表理论批评的重镇消失了，这对于军旅文学批评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昆仑》杂志的停刊是一个现象，一些地方理论批评报刊诸如《作家报》、《当代文艺思潮》、《批评家》等也相继停刊，这对于萎缩中的军旅文学批评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二、批评与研究的热点

    1.对于英雄人物塑造问题的跟踪研究

    英雄主义是新中国50年军旅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母题，因而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和如何表现英雄人物始终是军旅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对于英雄主义主题的热衷，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感召，一方面则离不开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引导与鼓动，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十分明显。陈荒煤在1951年发表的《创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典型》（《解放军文艺》1951年第1期）针对文学创作中光反映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过程，对于新的英雄典型塑造不够的问题进行分析与呼吁。胡耀邦在1952年发表《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解放军文艺》1952年第2期），文章强调作家要创作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英雄人物，同时还指出这样的作品应组织力量集中完成。张立云发表《关于写英雄人物和写“落后到转变”的问题》（《解放军文艺》1952年第6期）一文就从“落后到转变”这个思想主题的创作价值指出，写落后到先进的转变也是有意义的，但相比集中力量歌颂光明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写英雄、先进人物的东西创造的形象，是给予全体人员以方向，而写‘落后到转变’的东西所揭示的人物，往往只是部分人的奋斗目标”。刘白羽、魏巍等人也曾就如何写落后到转变以及暴露与歌颂，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论述过相同的观点。

    “前17年”，对于英雄主义人物以及主题的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入高潮，1963年《解放军文艺》举办“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可以说是对于英雄主义题材在行动上的一次集体深化。艾克思的《为革命英雄唱赞歌——喜读“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对征文中的作品给予了积极热烈的评价，但文章重点是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意识首先要明确，反映出部队英雄人物的闪光的精神亮点，为部队和社会主义建设“立标兵、树榜样”。时过境迁，30年后，针对“前17年”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赵效生在《论“17年”军事文学英雄形象的塑造》（《嘉应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中比较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前17年”文学创作的英雄人物典型问题，该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7年，取材于革命战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中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和高昂的旋律，主要给人们以教育和影响，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主要是把英雄人物理想化、浪漫化了，所塑造的英雄人物近于完美无缺，失去了常人的普通、平凡和亲切，以致从现实的土地上疏离。这种不足恰恰是“前17年”军事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通病。

    矫枉过正，在新时期的军旅文学创作中则逐渐摆脱了上述种种的不足，英雄人物的塑造体现出新的时代气息。王春元在《关于写英雄人物理论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缪俊杰在《努力塑造当代军人的英雄典型——浅谈军事题材文学中描写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昆仑》1982年第4期）中都曾指出，表现英雄主义人物应塑造出当代军人的独特个性与鲜明性格，同时要处理好表现“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即反对将两者割裂和对立起来以及可以使用多种艺术手法去探索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王炳根在《新时期军事文学英雄人物初探》（《昆仑》1984年第3期）中针对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中所涌现出的一批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指出军事文学在对英雄的观念、价值、内涵、气质和精神世界诸方面所进行的有益的探索，如英雄人物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情感，但又有一种强烈的克己精神；他们的奋斗道路艰辛沉重，却在其中获取升华；他们内心世界丰富，却在复杂丰富中寻求统一与完整。此后，王炳根又在这一问题上继续深入思考，将新时期英雄人物塑造问题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自我，道德，人道——我看近年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的描写》（《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11期）一文中分析，由于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给予英雄人物以“自我意识的追求”、“道德的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三重要素，从而成功地塑造了英雄人物。喻季欣在《新时期军事文学的“英雄情结”》一文中系统分析了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中关于英雄人物塑造中的五个变化，即“把英雄从神的交椅上置于人的生活中，充分展现他们首先是人的七情六欲和精神世界”，“偏重人物的外部行为展现，逐渐注重人物外部行为描写与人物内心世界揭示两者的互相融合”，“人们逐渐抛弃了那种基于某种现成观念而使英雄人物从出场到终场性格面貌始终‘一贯制’的格式，而在发展变化中表现英雄的成长”，“悲剧意识和悲剧机制被引进英雄人物的塑造中，从而加强了英雄的悲壮崇高生活内容和艺术审美魅力”，“意象和象征的广泛运用和丰富多样，这既增加了作品的审美内涵，也丰富了军事文学文化品格哲学层面的意蕴”（《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吴然在《论现代军人意识与现实军事文学创作》（《昆仑》1996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80年代小说创作中塑造英雄人物所存在的“济世”意识与“超人”情怀，肯定了9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中对于英雄人物塑造所处在生死临界点上升华与洗礼的探索。黄国柱在《英雄长在，崇高永存》（《昆仑》1997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英雄主义和崇高美作为军旅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这是军旅文学创作语境发生变化后批评家所及时作出的思考与呼吁。张鹰的《英雄神话的解构与重建——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一个现象的剖析》（《西北军事文学》1999年第5期）一文在分析了“英雄神话”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构造、解构与重建的流变后还进一步探讨了得与失，是对这一问题的总结之作。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前17年”对于英雄人物塑造问题的批评研究和争论，代表了新的意识形态建立下一种新的文学标准与理论形态的确立，这种确立在初期自然显得急切和紧张，尽管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在实质上追问得并不深入，达到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就达到了目的；等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理论研究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开始对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进行反思和向自身进行探索时，这一理论形态似乎已经不再具有“前17年”时代所具有的魅力。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军旅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同时进入到了一种“空白”状态，使得军旅文学的批评研究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断裂。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批评在现实中并不是真正的消失了，它以一种具有大批判性质的特征出现，批评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其真正在批评研究上的解冻还要等到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

    2.对人性问题的集中研究

    80年代随着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生存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社会上出现了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潮（1980—1984年）。刘再复将这一思潮归纳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之一，他在文章中写到，“新时期文学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与价值。”在军旅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人性问题的小说，这也同时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可以说，这种思潮的出现是理论带动创作，创作同时又促进了批评研究的掘进，这是一个互生的理论生态。理论家们纷纷重申文学的基本理念就是“文学也是人学”，那么军人也首先是人，军旅文学就必须要描写军人作为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抒写军人作为人的觉醒与解放，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军人高大全形象缺乏人自身意识的反拨，使军旅作品中获取一种自由、平等的思想，尊重人的个性、潜能与价值。

    顾骧的《军事题材文学的人性描写》（1983年5月31日《文汇报》）是最早关注到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人性描写问题，指出小说创作要真实地再现符合生活真实的人物的人性、人情，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思忖的《军人的美与美的军事文学》（《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从审美的角度来论述要表现军人的美与美的军事文学就必须着力去刻画军人作为人的性格中的人性之美；管卫中的《军事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换一种眼光看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发展及其意义》（《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全面分析和探究了军事文学中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研究，指出我国军旅文学发展由爱国主义到英雄主义再到人道主义的一个发展趋向，认为当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时才具有真正的美学风格；丁临一的《“军人是人”：一个永恒的创作命题——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发展走向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4期）呼吁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深化“军人是人”的理念，自觉地将作为“人”的军人性格和灵魂予以解放和觉醒。

    在这一研究领域，陆文虎、周政保、张鹰等批评家也有过论述，陆文虎在分析徐怀中、石言等作家的作品时发现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反映人性之中的美丽，他还指出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起构成了军旅文学写作的主题；张鹰在《世纪之交的军事文学的历史进路》（《昆仑》1997年第1期）分析90年代小说创作上的收获与成就，指出军旅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对于生活缺乏宏观的把握与理性的审视，“对人及人性的理性审视与观照仍然被不自觉的漠视了”，因而作为军旅文学的创作的历史任务就是对人性在更深层次上的挖掘；周政保则分析了小说创作中将人处于生死绝境中对于人性的审视以及所展现出来的扭曲或者高洁。

    3.“两类作家”论及“农家军歌”论的提出与争鸣

    朱向前最早发现了军旅作家中一个醒目但长期不被注意的现象，即在新时期军旅文坛上活跃着两类青年作家，一类是出生于军人家庭，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钱钢、简嘉等；一类出生于农民家庭，如李存葆、奠言、宋学武、唐栋、雷铎、周犬新、朱秀海、陈道阔等。根据这个军旅文坛现象，朱向前写成了论文《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文章试图通过从两类作家不同的身世经历人手，主要从社会心理与文化心理两个角度切进，力求客观公允地通过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来寻找他们各自的特点，以及对于当代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初步探讨。在文章中，朱向前发现两类作家在自我优势的前提下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他敏锐地指出，“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凸现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化光圈。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作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涨。”“与之相反的是，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还缺乏用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缺乏一种与现阶段民族进取风格相一致的军旅生活观念审视农民军人的自觉性。”根据这一特性，他指出军旅文学的发展前景应该是这两类青年作家寻找合点，即寻找军人与农人的合点，寻找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合点。可以说，这篇论文敏锐地从分析现象人手，在归纳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特点与缺失的同时还建设性地为军旅文学未来的发展寻找新的出口。

    90年代初，朱向前在《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农家军歌”的理论命题，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依据这一思路，朱向前又于1994年发表了《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该文堪称朱氏“农家军歌”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它在分析了李存葆、莫言、阎连科等人的创作之后指出了“农民军人”形象演变的三个阶段以及局限性，呼吁军旅作家和评论家们“必须大力加强对‘农民军人’这一文学主题的深度创作与研究，加强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证把握与理解。”循着这个论点，批评家先后对众多农家出身的军旅作家进行了作家本体研究，如《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一个军旅小说主题的发展与变奏》（1998年8月30日《文艺报》）等。

    针对朱向前的这一观点，文坛上产生了一些争鸣和交锋，吴然在1995年发表《选择中的“农家军歌”及其面临的挑战——对军事文学创作的一种现象的思考》（《昆仑》1995年第5期）一文中对于“农家军歌”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指出这种创作现象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诸如“主人公失落意识之于作品阳刚之气实现的障碍”、“狭隘的自我意识之于作品的大气风范实现的障碍”等。《文艺报》在1998年发表贺绍俊的质疑文章《“农家军歌”依然是军歌》后，1999年5月18日曾辟专栏发表廖建斌、郑颖、蒋泥等人的文章进行争论，1999年第5期的《西南军事文学》发表张志忠的争鸣文章《军事文学视野与“农家军歌”问题》，该文指出文学评论的倡导导致大量反映农民自私狭隘作品的出现，《文艺报》于2001年又发表张伟科、张乐林的《我不能苟同“农家军歌”的说法》，将这一争论引向高潮。

    4.对重要军旅作家的跟踪式研究

    批评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带动着文学评论，在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大环境下，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研究热点，产生了跟踪热潮，这类作家主要有魏巍、刘白羽、李瑛、王愿坚、徐怀中、黎汝清、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周涛、阎连科等。

    魏巍作为老一辈的作家，早期以战地散文和报告文学著称，主要评论有丁玲的《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4卷3期），吉悌的《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的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文艺报》1959年第11期），蔡葵《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文学知识》1959年第7期），冰心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读后》（《语文学习》1960年第3期），等等；70年代后，魏巍又创作出了具有史诗性的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等，对于魏巍小说创作的评论与研究先后有丁玲的《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文艺报》1979年第7期），张炯的《英雄的人民与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读长篇小说（东方）》（《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韩瑞亭的《战争烈焰里淬练诗情——魏巍论》（《昆仑》1986年第4期），指出在魏巍的小说中存在着美感、史诗和民族特色等共性的特征；马蓥伯在《魏巍创作谈》（《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中全面论述了魏巍在军旅文学创作上的艺术探索与特色，并研究和总结出作家在创作中所具有的基本规律，即“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等。

    王愿坚是我军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对于王愿坚的批评研究也是军旅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产生了许多比较有影响的批评文章，诸如叶圣陶的评论《（普通的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11期），马畏安的《回首向来萧瑟处——评王愿坚的十个短篇小说》（《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等。朱向前在《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期）一文中对王愿坚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专论，对其艺术特征进行了总结，“它们一般都主题单纯、明朗而集中，常常是撷取一个典型的生活片段、场景或细节，饱含激情而又凝练简约地勾画出人物性格的最闪光之处，‘都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结构精巧，篇幅精悍，文字精练，意境精美，是它们的艺术特色，说明作家已颇得短篇艺术之个中三昧。此外，这些作品在正视战争苦难，并在战争苦难中表现革命战士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探索。囿于作家缺乏相应的特定时期与地域的战争生活经验，影响了作品的丰满与厚重，有些篇什不免失之单薄，也限制了作家在创作数量上更大面积的收获。”王愿坚也先后发表过《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6期）、《军人？历史？诗情》（《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12期）等多篇创作谈，这些结合自身创作谈论短篇小说艺术技巧和特色的文章后来结集成《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

    刘白羽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都有重要作品并且都获得了评论家的关注。陈涌的《刘自羽近年的小说》（《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4期）系对刘白羽在解放战争中创作的《战火纷飞》、《火光在前》等小说集的评论，指出其塑造新人物形象具有的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但同时还指出存在概念化、单一化以及违背现实等诸多缺憾，以及在语言中存在“欧化”的瑕疵。朱兵的《命运交响曲》（《昆仑》1988年第1期）是众多关于刘白羽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评论中较重要的一篇，文章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人物在命运、情感和心灵世界等方面的艺术特色。马铁丁的《读（万炮震金门）》（《文艺报》1959年第5期）系对刘白羽报告文学进行肯定的较早的评论文章；易征的《激越的时代凯歌——谈刘白羽的报告文学》（1960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在分析了刘白羽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的同时指出其作品中“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韩瑞亭的《华彩流溢的心灵咏叹》（《文艺评论》1995年第5期）系对刘白羽的长篇散文《心灵的咏叹》的评论，指出其散文中带有自传的色彩，在艺术上吸纳了新闻特写和政论等文体的特征；杨闻宇的《灿烂的星辰——新中国五十年军旅散文漫谈》中对于刘白羽的散文进行了专论，概括其散文激烈火热与宁静淡雅两种相反的审美特点相交融，并称其为军旅散文作家代表。

    对李瑛的军旅诗歌评论具有代表性的有张光年的《李瑛的诗》（《文艺报》1963年第3期），该文系对李瑛的诗歌《红柳集》的序言。指出李瑛诗歌“细致而不流于纤巧”和“善于挑选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描绘、渲染各种不同的景致和形态”等艺术特征。宋垒的《谈诗意和李瑛的诗》（《解放军文艺》1962年第9期）详细地分析了李瑛诗歌作为抒情诗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及缺憾。姜耕玉的《中国新诗传统现代化的艺术道路》（《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系对李瑛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在艺术特征上的研究，论述了诗人在新时期诗歌中创作对象、诗歌结构、风格、美学境界的变化，指出李瑛的诗歌在“五四”新诗的基础上容纳了现代诗歌的艺术特征。朱向前在《中国军旅诗：1949—1994》（《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李瑛的军旅诗歌进行了专论并总结出了“李瑛模式”，即奇巧的构思、清新的想像，优雅的语言；四节至六节不等，每节四行，大致整齐押韵的道白调性；经由具象的描述与铺垫，最后进入哲理升华或情感爆发的思维逻辑。几方面特点的综合，大体就构成了所谓的‘李瑛模式’这可算对李瑛军旅诗歌特点的总结之论。

    徐怀中成名于50年代，以发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而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不久因为发表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而受到批判。新时期，他又发表《西线轶事》使得军旅文学创作风向为之一变。对于徐怀中的研究与评论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老作家叶圣陶在60年代初就曾发表《读（我们播种爱情）》，给予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肯定。到了80年代，先后有雷达、陈骏涛、范咏戈、陆文虎等著名批评家发表专论。陈骏涛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新突破——评（西线轶事）》（《文艺报》1980年第1期），在小说《西线轶事》发表后第一时间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小说的成功正是因为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束缚，表现了人性美与人情之美。范咏戈的《从地上长虹到西线轶事——谈徐怀中对当代军事题材小说艺术的探索》（1982年4月5日《光明日报》）是对作家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上的一个纵深的研究，指出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主题上的独到之处。骆飞在《论徐怀中小说的诗意美》（《昆仑》1984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徐怀中小说中在意境、画面和语言方面蕴涵的诗意美。雷达的《徐怀中风格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是一篇全面的作家论，指出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忠于现实化的心灵，忠于植根于生活的激情和敢于“越位”的叛逆与冒险精神，也分析了作家在艺术探索上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黎汝清擅长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且成绩斐然，蔡葵在《迷乱在历史的惯性中》（《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3期）对《皖南事变》的评论中指出其小说具有客观真实性、哲理思辨性等艺术特征以及在人物塑造上的丰厚与深邃等特点；叶鹏的《历史的纪实与悲剧的再现》（《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选择了黎汝清具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等进行论述，指出了小说中的悲剧意蕴，分析了历史悲剧、社会悲剧与人物性格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指出作品中所存在的“失衡的矛盾现象”。

    1982年第2期的《十月》杂志刊发了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随即引起了轰动，各种不同的赞扬与争议声音也相伴而生。最早给予积极肯定的是冯牧发表于《十月》杂志1982年第6期的《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之后，著名作家丁玲在《红旗》杂志1983年3月发表了《我读（高山下的花环）》；阎纲在1983年第8期的《鸭绿江》发表了《军事文学与（高山下的花环）》等，一时间对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几乎是铺天盖地；随后李存葆又接连发表了小说和报告文学，均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时期，军旅批评家才逐渐浮出水面，先后有张志忠的评论《花环与坟茔前的美学思考——论李存葆笔底的英雄悲剧》（见《天涯觅美》），思忖的《李存葆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等。王江在《致力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挖掘——简析李存葆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昆仑》1986年第2期）中详细地分析了李存葆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特征，即将人物置身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中，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展示人物心理迭变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且能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物个性同民族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物达到典型性格的概括力、时代精神的凝聚力与社会本质的穿透力三者的统一。

    莫言因1985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随后的“红高粱”系列一炮而红，此时的莫言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员。最早对莫言小说进行评论的是他的同学朱向前，因近水楼台之便，快速及时地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红高粱）穿透历史的悠长召唤》（198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奠言论——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点评》（《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张志忠几乎同时对莫言的小说给予了关注，连续发表评论，后来又写成专著《奠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地方著名批评家的评论，代表性的有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特性》（《昆仑》1987年第1期），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灵魂——莫言散论之一》（《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等。

    对于朱苏进的研究与评论在80年代与90年代都是军旅批评研究与追踪的热点。思忖的《“高倍望远镜”下的军人世界——朱苏进近作管窥》是较早关注朱苏进小说创作的评论文章。1990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专门开辟“朱苏进批评小辑”，发表三位批评家的文章《军事以外的文学的世界》、《非战争经验的叙事》、《战争之外》。金辉与韩宝章的《当代军人的爱和知——朱苏进论》（《昆仑》1985年第3期）是较为全面的作家论；朱向前批评小说《炮群》的文章《半部杰作的咏叹》（《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中指出小说前半部气势浩大而到后半部笔力衰减造成小说结构框架的严重倾斜，同时还指出作家作为一名体验型作家而造成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单一化。而朱向前的近4万字长文《新军旅文坛“三剑客”》则对朱苏进进行作家本体研究以及与莫言、周涛两位军旅作家进行交叉平行比较。有见地的评论还有王彬彬的《醉与笑——朱苏进论》（《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柳建伟的《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等。

    除了朱向前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比较论纲》（《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对于周涛评论的代表作还有周政保的《超越具象——论周涛的诗歌艺术》（《昆仑》1985年第4期）、黄国柱的《接近周涛》（《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等。另外朱苏进对于周涛的评论《自然之子的痴笑》（《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为周涛个人所爱，曾作为其文集的序言。军旅作家阎连科从80年代末期开始活跃于文坛，对于他的最早专论也来自他的老师朱向前，朱向前先后对其发表了数篇系统论述的文章如《农民之子与农家军人——阎连科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等（朱向前以老师身份还曾为陈怀国、柳建伟、李鸣生等一批青年军旅作家写过第一篇重要评论）。另外丁临一的《阎连科创作散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张志忠的《从“小河小村”到“瑶沟故事”——阎连科创作道路探踪》（见《天涯觅美》）都是较早关注到阎连科的创作的重要评论文章；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张西南对于阎连科创作批评的《仅仅仰仗这块土地还是不够的——关于长篇小说<；生死黄晶>；致阎连科》（《小说评论》1998年第5期），这是一篇尖锐批评作家创作的文章，在当代军旅文坛中这种推心置腹和凌厉的批评文章还是不多见的。

    对于军旅作家评论比较集中的还有周大新、朱秀海、乔良、黄国荣、柳建伟、石钟山等，在此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在新时期对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重新研究、对新一代作家的及时评介，军旅文学评论都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其收获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收获与缺失

    检阅50年来军旅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在种种的兴奋或遗憾中平静下来，发现军旅文学理论研究收获了许多积极与建设性的成果。

    首先是形成了对军旅文学及时跟踪研究与推介的局面。批评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带动着文学评论，在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大环境下，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出现了研究的热点，产生了跟踪式研究的热潮，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旦问世就会形成较大的反响。一方面由于及时的研究评论，使得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与批评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如朱向前提出的“两类作家”论以及“农家军歌”论对于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长篇小说《炮群》的批评《半部杰作的咏叹》也是对作家创作缺失的指认。另一方面，批评家对于军旅文学的热情关注与评论，使得一些青年军旅作家的作品能够及时得到关注和重视，一些有潜质的作家迅速脱颖而出，很快在文坛甚至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其次是总结和归纳出了军旅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有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方面，甚至有一部分还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军旅文学研究的深化，先后形成了对于军旅文学创作中的“英雄人物塑造问题”、“人性问题”、作家本体研究以及“农家军歌”、爱国主义、战争文学等集中研究的热点，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与深化很有建设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版的主要史论专著有《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陈辽、方全林）、《新时期的军事文学》（范咏戈）、《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上》（蔡桂林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军旅文学史论》（朱向前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等。与此同时，朱向前还先后应邀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书的撰写工作，承担军旅文学部分，使当代军旅文学的研究开始被当代中国文学史界所接纳。

    第三是初步建立和规范了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体系。军旅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初见雏形，这是军旅文学研究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凭借一些具有远见的评论家和学者的推动，军旅文学研究由原先的零敲碎打到现在初见学科体系，并且已经收获了一系列的成果，如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持完成的“新中国军旅文艺大系”，即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对整个50年以来的军旅文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与遴选；再如朱向前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军旅文学50年研究》，也是首次对当代军旅文学的全面回顾、梳理与总结；另外还有诸如对于50年来军旅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作为全军乃至全国唯一一所进行研究和培养军旅文学创作和研究人才的院校，培养出一批军旅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相比军旅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收获，我们发现在这块还没有被完全开垦的领域里，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是缺乏形而上的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在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中，对于作家或者作品甚至是文学现象的研究，感悟式或鉴赏式的研究多，深入的探讨与思辨式的文章少。由于没有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批评也就只能止于批评，无法在更深层次上为理论研究发掘出新的领域和成果；没有形成形而上的归纳与总结。就无法对整个军旅文学研究与创作进行宏观把握与深入探究。

    其次是理论批评的研究方法单一。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大多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和审美批评，而对于一些新的理论批评方法的运用则很少见。这种单一的批评方法妨碍了在军旅文学批评中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而使军旅文学研究缺少更多的参照。

    最后是批评和研究对象的过于集中。在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于军旅小说的研究与批评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研究与批评比较集中，而对于散文、诗歌或者报告文学等其他体裁的研究则比较弱，有的门类几乎呈现为空白状态。各种文学体裁的批评研究不平衡也成为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缺憾。

    第二节刘白羽、徐怀中等军旅作家的文学批评

    军旅文学的研究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老一辈作家和理论家的热情关注，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新时期，他们对于军旅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无论是撰写批评文章还是引导批评工作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茅盾、丁玲、冯雪峰、陈荒煤、魏巍、刘白羽、冯牧、徐怀中、陈涌、李希凡等都写过相关的批评文章。身在军营的魏巍、刘白羽、冯牧、王愿坚、徐怀中、石言等老一辈军旅作家的批评文章的影响尤大；新时期以来作家周涛、朱苏进、柳建伟等人在创作的同时也兼顾评论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此节专门就他们的批评特色进行简论。

    刘白羽曾长期担任军队和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因此他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多是站在宏观视角上来发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对于军旅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在很长时间里具有很大影响。早在1951年他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长篇理论文章《将部队文艺工作提高一步》（《解放军文艺》1951年第1期），高屋建瓴地分析了部队文艺创作的形势，指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塑造解放军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即那些“能够广泛教育战士、教育人民，能提高阶级觉悟，提高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提高他们的战斗意志，坚定他们永远做战斗队的思想的作品”。他同时重点分析了该不该反映部队中的落后面的问题，指出这些作家是因为没有深入生活的原因。刘白羽的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它过分夸大了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而降低了其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的探索与追求。由于他的个人地位以及其影响力，他的文章常常以讲话和指示的形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作家在创作上的一种局限。到了新时期。他的思想有所转变。《努力建设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1982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系刘白羽在军事题材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除了指出要进一步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提高作品的思想境界和作家要深人生活之外。他还指出创作要反映矛盾，构思真实感人的情节的要求，这无疑是对部队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创作启示，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刚刚开始解冻时期；在文章中，他还指出要积极发出军旅文艺评论的声音，矫正在文艺创作中的不健康和不高尚的写作格调。《奔涌的浪潮——三中全会以来的军事题材文学鸟瞰》（1984年9月1日《光明日报》）则对于新时期刚刚涌现的有争议的小说创作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具有推渡助澜的作用，使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为之一振。《创作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军事文学》（《昆仑》1985年第1期）系作者对于军事文学创作的一次深思熟虑之作，也是对于作者所倡导下的军旅作家奔赴南线战争体验生活创作进行的总结。也反映了作者对于新时期以来部队文艺创作的新要求的尝试，即表现中华民族的雄伟神魄、塑造丰富饱满的英雄形象、创作具有史诗和悲剧意义的大作品以及使人心灵获得巨大震撼的好作品。

    冯牧对军旅文学批评的贡献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以褒奖文学新人为宗旨，专门设立了文学新人奖、军旅文学贡献奖和青年批评家奖。作为成就显赫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文章注重自己的艺术直觉，强调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语言朴实真挚，注重对于作家创作特色的归纳和提炼。尽管冯牧对于军旅文学的专门论述并不是特别丰厚，但他对于军旅文学的实际关心及其贡献是非常显著的。《有声有色的共产党员形象》（《文艺报》1959年第1期）对王愿坚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归纳，特别是对人物塑造的分析颇为精确。《战士作家张勤和他的创作》（《文艺报》1963年第6期）系冯牧在昆明军区工作期间所写的关于战士作家张勤的一篇文章，在充分肯定其小说创作的特点的同时诚恳地指出其创作上的不足。冯牧在昆明军区文化部担任领导期间提携了不少军旅文学人才，不少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如公刘、白桦、徐怀中、彭荆风等。1982年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引起争议，冯牧第一个发表评论文章《最瑰丽和最宝贵的》（《十月》1982年第6期）对其给予积极热情的肯定评价，称赞其“确实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充溢着崇高的革命情愫、能够提高和净化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品，一部真实地挖掘和再现了我们英雄战士身上所赋有的那种瑰丽而又宝贵的精神品质的作品。”特别是针对那些批评小说给部队抹黑的观点予以反驳，并给予作家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它描写了我们生活当中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了我们部队生活中的不同人物之间的不同性格和不同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我以为这种尊重客观实际和尊重生活真实的描写，不但没有给我们的革命军队生活涂上不谐调的色彩，反而使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显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加真实可信。当然，作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对我们的革命军队所怀有的那种诚挚的、由衷的真情实感，离不开他对于所反映的部队生活的全面而不是局部的、深刻而不是浮泛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对于部队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惟其出在一位年轻的战士作家身上，就格外使人感到高兴。”这样的理解与鼓励对于一位成长中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综观冯牧的军旅文学批评，不难发现其强调对新人的爱护培养，尤其对于具有探索和创新的作家的偏爱与保护。

    作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开路人，徐怀中在军旅文学批评上的贡献值得我们关注。早在20世纪中叶，徐怀中因为《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粗暴的文学批评让这位作家深知健康的文学评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4年，徐怀中组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邀请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来授课指导，并热情为学员的作品进行鼓与呼，先后为李存葆、莫言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透明的红萝卜》召开了研讨会。在开学伊始的座谈会上，他发现朱向前的发言很具有思辨性与逻辑性，鼓励其整理成文，并推荐到《文学评论》发表，这对于朱向前从此走上理论批评之路可以说至关重要。从军艺调到总政文化部担任领导后，他更是文学批评的热心推动者，先后多次就军旅文学的现象与突出的作品组织研讨，有规模和影响的是1985年他在《昆仑》杂志社所组织的“书库：军旅文学论坛”，邀请首都活跃的青年批评家、作家畅所欲言。他早就提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应该是两个轮子一起转动的观点，最早最积极地肯定新时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大作用，将其和军旅文学创作并称为“两个轮子”，直到90年代还为此写下专文作为鼓励和纪念；他先后为数十位军旅作家、评论家的作品撰写序言，每一篇都是言之有物的精彩评论文章。《虽然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系其对李存葆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评论，洋溢着对于军旅文学新人热情的鼓励与欣赏，文章分析了小说在审美上具有气势美和悲壮美的成功之处，同时还指出小说在创作中存在的过于强调戏剧化结构冲突而有造作之嫌的创作缺憾。《无须等待托尔斯泰——关于战争文学的自言自语》（《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4期）更是激励人心之作，在文坛影响甚广，他指出军事文学创作应该放开束缚，生活体验有直接经验也有间接的经验，军事文学创作通过间接的生活体验也可以完成优秀的作品；同时还指出军事文学创作要脱离原有的战场和营区的具象描写，要“善于在并非永恒的军人生活中发现永恒的因素，力求有限的篇章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石言长期从事军旅文学的创作，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等作品影响广泛，鲜为人知的是他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对军旅文学的发展同样提出了独到见解。《“中子星”——关于发展和深化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的对话》（《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9期）就是其代表作，这篇文章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来揭示军旅文学创作中的几个疑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具有的理论探寻和横贯中西的学术胸怀。该文想像力丰富，在批评的方式上很有创新思想，采用对话形式就战争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阐发，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的观点，例如在针对中国人好战的说法时指出，“胜利、进步、翻身、解放！我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战争是一种劳动，革命战争更是一种崇高的劳动。这是一种流血的、代价极高的劳动，一种高强度的、要求参战者在各方面都发挥到极致的劳动。军事劳动有的破坏极大，有的在破坏之后成果极大。中国的革命战争为人民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的新中国！为这样的战争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的人怎能不自豪！享受到胜利成果的人怎能不欢唱！”在谈到关于中国作家耍创作出具有史诗风范的军事文学作品时，作者指出必须将革命真正与人的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能诞生史诗性的军事文学巨著等。

    以诗歌和散文闻名的周涛无意于批评文章的写作，不过他的创作谈、问答访谈和序跋文章倒是具有理论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且其不拘一格、潇洒恣意的行文和理念常常引起文坛的注目。在周涛的批评理念中没有权威，“权威也是人。旧的权威在剥落，新的权威正待产生，人皆可以为权威。此时此刻，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妨把自己就当作权威”（《〈游牧长城〉答问》（《昆仑》1994年第2期）。他时而嬉笑怒骂，说那些无视自己的人“实在是文坛上的一些似懂非懂之徒，割据版面，自认领袖，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把他们当领袖，自以为是罢了”（同上）。周涛的文字既有猖狂疯癫的一面，也有其真诚与勇气的一面，他给众多未曾成名的作家撰写序盲，文章多洋溢激赏之情也不乏评论的佳作。同样是以胆气见长的军旅作家还有李存葆，他在介入批评时一如他在写作小说时那般笔锋雄健。在早期的批评文章《努力描绘新一代英雄的风采》（《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8期）中，他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潮流，将自身对于现实的思考以理性的文字加以表述；当他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传遍大江南北之时，他又以一篇《（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十月》1982年第6期）对自己的创作道路作出了回顾与展望。此后，他在创作的同时及时将自己的心得形诸文字，先后写下了《文学不会给历史留下空白》（《小说选刊》1985年第2期）、《在变化中寻找自己》（《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2期）等创作谈，为我们留下了一位著名军旅作家成长与蜕变的记录。与周涛和李存葆的大气豪迈不同，军旅小说家朱苏进在介入批评领域时好用“第三只眼”对文本作出精细的洞察。朱苏进常常将自己“铁蒺藜”式的小说写作风格带人他的批评文字当中，异常犀利的目光，职业军人的视角，作家灵动的思维，这些都使朱苏进在进行文学批评时笔触圆转、出语不凡。朱苏进的批评文字中有军人气概，他总是把感性作为自己批评的出发点，同时辩证地对事物进行解读，他的审美判断往往产生于优美与崇高的融合：“最危险的东西往往最优美，最优美的东西也往往最危险。危险与优美，互相暗藏着对方，如同一柄剑的双刃。生命一旦诞生，就奔着美与险那路子去了，理智挡不住生命，生命大于理智。正如你的直觉永远强于你的冥思苦想”（《最优美的最危险》，《钟山》1994年第5期）。朱苏进的批评文字中还有机警贴切的比喻，如他在评说某篇小品时写道：“犹如端来一小碟佳肴，让你吃得口滑，还要再吃时，却没了”（《小品难得》，《解放军文艺》1987年第2期）。他对周涛的《稀世之鸟》的评论《自然之子的痴笑》（《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是一篇显示其卓越的才华与锐利眼光的文章，认为此书意味着周涛创作的转折，在分析了其散文的艺术特色之后，他敏锐地指出周涛散文中存在的自赏与包装痕迹的缺憾。柳建伟向文坛进军的号角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他短暂的批评历程引起时任军艺文学系老师朱向前的注意并主动写信动员其报考文学系，成为文学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佳话。柳建伟后以创作名世，但他为数不多的批评文章常常能够独辟蹊径，言他人所不能言，文章气势与才气交相辉映。《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评朱苏进兼与朱向前商榷》（《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是对朱苏进一片赞扬声中的一次反弹琵琶，《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朱向前论》（《西南军事文学》1996年第6期）则被文坛称作为一篇奇文，借评论朱向前的同时对军旅文坛的走向与发展进行了一次个性化的判断与解读。

    汪守德作为军旅散文家，在文学评论方面也卓有成绩。他的批评文章流畅优美，能够兼顾理论上的宏观研究与作品和作家的微观批评两个方面。前者以《文学应给战争中的智性描写一席之地》（《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9期）、《对战争与和平生活的拥抱求索》（《昆仑》1995年第1期）等为代表，这些文章在分析军旅文学的基本特征时往往能够给作家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后者以《悲与喜交织出的青春之歌——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绿血）》（《解放军文艺》1987年第10期）、《女儿有才便是诗——王秋燕小说创作析》（《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等作品论为代表。这些文章均以分析作品中的艺术特色为主且较为恰切。

    第三节韩瑞亭、黄国柱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军旅文学批评家的队伍里，有这样一处独特的方阵：身处其中的批评家大多接受过大学正规教育和专业批评训练，同时，这些批评家都曾有过基层文化工作的经历，最后到了编辑岗位上，又都情不自禁地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开始了军旅文学批评的生涯。人生阅历中的许多相同（如都是编辑出身）使他们拥有了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诸多相似：首先，他们都有着开阔的批评视野；其次，他们的眼光和思想都极具穿透力；再次，他们都能对文本做出即时的跟踪；最后，他们的批评语言都具有平直明快的特点。划入这一类别的批评家主要包括思忖、黄柯、韩瑞亭、范咏戈、黄国柱、丁临一、叶鹏、张西南等人。

    20世纪末，军旅文学经历了相对曲折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对应，军旅文学批评也在军旅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承担着反思的使命与整合的责任。新时期之初，思忖、黄柯等人较早地发出了军旅文学批评的声音。身为《解放军文艺》理论编辑的思忖做出了统一美感与意念的努力，他为自己的理论批评集取名《军人的美和美的军事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强调了将“审美”作为批评标准的文艺主张。思忖用审美的目光关注着军旅作家的创作动态，对军旅文学中“美感”的开掘和阐释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递进式的深化：“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是文学赖以征服读者心灵的神箭。不美的文学是不能称作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以美为目标，我们的任务就在发现而且表现这种美。’”《军人的美和美的军事文学》（《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通过对军旅文学作品中动人美感的层层过滤，思忖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文学追求。思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不断从文本中剥离出美感，并逐渐将批评视线向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领域延伸。他是较早关注电影文学的军旅批评家之一。他在《阐其已发，扩其未发》一文中写道：“读了一部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后，再去读据此改编的电影文学作品，常常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随着对影视文学理解的不断深入，思忖的批评视域得到了扩展，其锐气直指的批评风格也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平静与和谐：在思忖后来的批评文字中，峥嵘气象被表现得洒脱而随意，崇高美被融化在一片优雅的意境之中。

    与思忖同属一代的批评家是《昆仑》的理论编辑黄柯，他与思忖分别在《解放军文艺》与《昆仑》两块阵地上共同完成了军旅文学转型期的批评责任。身为《昆仑》的理论编辑，站在军旅文学战线最前沿的批评家黄柯坐拥地利之便，资深佑家的新近之作，文学青年的投石之篇，军旅文学的前行态势，艺术思潮的隐隐涛声，黄柯总是较早地报道出军旅文学打动人心的消息。与思忖不同的是，黄柯的思维方式更显缜密，他认为“哲学的思维对文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文学家的思想需有深刻的哲学做指导。没有哲学素养的文学家是遗憾的”（《哲学的命运》，《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8期）。在《中国战争戏剧一瞥》（《昆仑》1990年第3期）一文中，黄柯用极短的篇幅对新中国战争戏剧的发展阶段、当代戏剧与传统戏剧在审美特征上的联系、当前战争戏剧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做出了系统的梳理和透彻的分析，足见批评家思维的严密与手笔的开阔。黄柯的军旅文学批评还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身为编辑，对文章的动态把握是必需的职业素质，而跟踪阅读则是实现对文章动态把握的有效手段。与跟踪阅读的及时性相比，它的即时性更具动态特征：在作品发表的现在进行时段对其做出准确而细致的平行扫描，这对批评家来说无疑更加具有挑战性，诚如黄柯所言“一个作家的心，始终跳在历史的最前面；而他的笔，却笑在历史的最后面”（《跳在最前的心和笑在最后的笔》，《昆仑》1984年第1期），正是这种敏于发现、善于思考的批评精神，为黄柯的文学批评灌注了动力与活力。

    在20世纪80年代军旅文学批评的转型期和成熟期，韩瑞亭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过渡者，他的批评实践联结起军旅文学批评史的两个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军旅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辉煌。历史文化批评、心理学批评以及对长篇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关注，构成了韩瑞亭军旅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质。韩瑞亭开始批评实践时正是“百花齐故，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自由期，因而他得以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和思想流派之间相对自主地做出取舍与选择；从地方大学直接进人军队文化机构使他的经历中缺省了基层军旅的生命体验，导致了他的劣势——感性的生活阅历不足，同时也成就了他的优势与特性：他得以处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冷静而深刻地对间接生命历程进行察看与评说。进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后，韩瑞亭获得了一个恰当的批评位置，他的文思开始酝酿，他的书写开始自觉。此后韩瑞亭先后出版了《艺廊探胜》、《长篇的辉煌》、《大叙事品格论》、《躁动与蝉蜕》等文学评论集，其批评风格由早期的轻盈多思变为深沉浑厚。从韩瑞亭为自己的批评文集所取的名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求索的道路上历经了一次次的蜕变，这其间有过怀疑、有过挑战，但作者在追寻的终点上为自己找到了两处栖居之地：一是久远的历史，一是切近的灵魂（《灵魂褶皱镌刻的历史》，《昆仑》1985年第6期）。从历史来反观当下，韩瑞亭获得了洞若观火的深刻，表现在他的批评文字中，便是字句之间充塞着的开阔大气；以灵魂来烛照历史，韩瑞亭获得了格物推类的智慧，他总是从零散的现象切人，将理论的品格从驳杂的叙述中剥离开来。韩瑞亭的批评文字是丰满的、生动的，其中有色彩、有音律，其背后则深藏着一颗美丽的心灵（《淳厚质朴的统帅形象》，《昆仑》1984年第4期）。由于客观的工作需要，由于主观的批评习惯，收入韩瑞亭批评选集中的文本多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的直接对话，他总是透过切近的个案来俯瞰整个军旅文学阵地的前沿。韩瑞亭或是从军旅文学的历史写起，把大的写作背景笼罩在名作名篇之上，让我们感受到“一览众山小”的阅读愉悦（《〈东方〉在军事题材创作中的地位》，《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或是以诗一般的语言单刀直入、开篇显义，让我们在批评家独有美感的引领下，去体味军旅作家在创作之路上不倦跋涉的辛苦与执着（《既出艰窘，送出新奇》，《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无论韩瑞亭选取何种批评策略，他都牢牢地将自己进行军旅文学批评的根基扎在灵魂与历史这两片沃土之中，从《华彩流溢的心灵咏叹——读刘白羽的（心灵的咏叹）》，到《家族小说的新变——读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韩瑞亭的批评实践纵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正是批评家韩瑞亭在军旅文学批评舞台上拥有长久生命力的有力明证，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对韩瑞亭军旅文学批评进行历史定位的主要依据。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军旅文学批评界，范咏戈大致也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一方面，特定的历史际遇使他与老一代军旅文学批评家们拥有共同的话语背景；另一方面，独特的个体经历又使他在价值取向、学识储备上与新一代军旅文学批评家彼此相通。军人所特有的英雄情结沉淀为范咏戈独特的主体性格。同时，范咏戈在进行批评实践时注重文采，进而形成了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时那温文尔雅的写作风格。范咏戈最先予以关注的是《西线轶事》、《天山深处的大兵》、《高山下的花环》、《在这片国土上》、《女炊事班长》等作品，文本中的历史观、崇高感，都在某种程度上给批评家以感召与启示。他一方面对军旅文学做出最具时效性的跟踪，但更为看重的是透过一个个散点所窥见的全面，他善于从全局出发来观照军旅文学的走向，以严密的逻辑思维编织出蕴涵激情的文字。在范咏戈的批评理念中，逻辑与美感是并存并生、并行不悖的：“文艺评论本身也应当是一件艺术品，应当给深刻独到的见地也尽可能披上美的盛装：美的文字、美的结构、多样的视角、独特的风格；逻辑要尽可能严谨，行文要尽可能轻松”、“人云亦云固然不能算文艺评论，板滞寡趣，只会以三段式的不变去应万变，也会令读者同文艺评论疏远。一个评论作者，也应像一个创作者一样，多有几副笔墨”（《当我穿上文艺评论这双“红舞鞋”》，《在戎谈文》代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范咏戈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新时期的军事文学》是较早勾勒新时期军旅文学总体轮廓的著作。

    黄国柱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开始对军旅文学进行跟踪阅读和即时批评，而敏锐的感悟和理性的思考又赋予了他独特的批评视角，使他对作家论、作品论式的批评文字驾轻就熟。同时，批评家强悍的个性和真挚的情感又使他选择了“英雄主义”作为自己的文学主张。在文学批评的初期，黄国柱笔下的文字表现出一种冲撞的激情，文字中所有的力量都呈现出放射的状态，让人感到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阅读此一时期黄国柱写就的文字，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一股山雨欲来的气势。但年轻的批评家对思想与文字的控制力显然还存在不足，他笔下的文字还不够晓畅圆熟，思想也缺乏深度，偶尔的批评实践呈现出零星散乱的状态（《探求自己的创作个性》，《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1期）。伴随着军旅文学的发展，黄国柱的批评也开始逐渐成熟。新时期以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伤痕中的反思，军旅文学也开始有意识地在过程中寻找意义，一些军旅文学作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对传统军旅文学观念的突破。对于这种变化，黄国柱是了然于心的，他不时地跟踪批评，荐举新人新作，但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黄国柱的批评话语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军旅文学焕然一新的景致中，黄国柱适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军旅文学观，并对“英雄主义”在新时期的含义进行了递进式的阐释。在一个以娱乐和消费为特征的年代，如何回视革命历史，如何回归传统文化，如何把握批评标尺，如何重铸国民精神，进而保持与强化军旅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在黄国柱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英雄主义的复兴中寻得明确的答案。在思维的探索与文字的实践中，黄国柱运化着自身的才学，积蓄着爆发的力量（《革命英雄主义内蕴的丰富和深化》，《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期）。随着批评实践的逐次展开，经过长期的批评写作，黄国柱以“英雄主义”的文学观为基础，确立起自己“崇高美”的批评标准（《英雄长在，崇高永存》，《昆仑》1997年第5期）。在《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挑战》、《北国的辉煌》、《苍凉的历史》、《圣土并不遥远》、《寂寥长天唱大风》等几部批评文集中，英雄主义的文学观与崇高美的批评指向已经进入了批评家批评性格的深层——即便不是信笔直书，我们也总是可以从黄国柱批评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出英雄主义的纵横文气和崇高严正的审美取向。

    继思忖之后，丁临一成为《解放军文艺》的理论编辑。丁临一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将“文本批评”与“现象批评”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军人是人”的创作命题和“宏观取势”的批评理念。“军人是人”，从这一视角出发，批评家更容易进入作品的深层表意结构；“宏观取势”，对于整体的透彻理解必然关联着对于局部的精微探寻。从《阎连科小说创作散论》到《周大新——“军界道德”的评说者》再到《毕竟东流去》、《大时代的音响，建设者的丰碑》，丁临一对作品的关注始终基于他对作品文本的关注。在对一部部作品进行批评与解读时，丁临一尽可能地去体会作家创作的甘苦，他所持有的批评态度是谨慎的，他对理论方法的运用建立在尊重文本实际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丁临一开始由“文本批评”向“现象批评”转型，在《今人修身之我见》、《“军人是人”：一个永恒的创作命题》等文章中，对军旅文学的宏观思考逐渐代替了对作家作品的单元式点击。“操千剑而后识器，闻千曲而后晓声”，在目光与文字的摩擦中，在昂首与低眉的思绪里，编辑出身的丁临一拓展了批评视野，延伸了艺术触角。著有评论集《踏波推澜》等。

    叶鹏继黄柯之后出任《昆仑》理论编辑，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军旅文学批评沟通了批评话语的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从大处着眼，他写作了《新潮中的军旅诗》（1987年9月26日《文艺报》）、《穿国防绿的缪斯，请注意》（《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3期）、《艺术感觉浸润着的中国军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9期）等篇章，其批评视界铺展到了军旅文学的边缘；从细处切人，他又分别对作家刘亚洲、乔良、苗长水、刘兆林、毕淑敏等人一一评介，其批评触角探入了文学与美学的深层。叶鹏的评论意韵隽永，可读性强。他将作家作品、创作思潮加以有机整合，并善于从中发掘美学价值，启发读者对文本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在批评文集《切割艺术空问》的文字之中，叶鹏对于真与美的敏感已经超离了意念的表象，进入到本能的深层。并且十分注意作品形式的完美与作品整体美感效果的客观联系，将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作了较好的结合。思想和艺术、内容与形式，这些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构成了叶鹏的艺术空间。

    从农民、战士到大学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张西南的批评文字与众不同。具体而言，张西南的批评文字平易简洁、晓畅明快，他把深刻的理念化作平直的语言，然后用恰当的语速娓娓道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点，除了批评家举重若轻、造艰难于平易的美学追求之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契合接受者的阅读习惯。作为一名军旅批评家，张西南首先要面对的读者是基层的广大官兵，因此他选择了切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思维角度。这种写作取向扩展了文本的横向影响力，同时扩展了语言的张力和思维的空间，使得张西南总能对军旅文学的走向做出宏观思考和全局把握，在《我们一同走过从前》一文中，张西南对战略导弹部队30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回顾，对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缺憾与不足做出了分析，并最终提出了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建议。这篇万字长文立意高远、言文并茂，颇能代表张西南的批评风格。与作家推心置腹、严肃探讨的《仅仅仰仗这块土地还是不够的——关于长篇小说（生死晶黄）致阎连科》一文，则反映了批评家的锐利和责任感。

    第四节周政保、张志忠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

    在军旅文学批评界，一度活跃着一批带有浓厚学院风采的批评家，诸如周政保、张志忠、陆文虎、王彬彬、张鹰等人。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地方大学读书，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专业训练，并且不少人还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一进入军旅文学批评界就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批评风格，呈现出视野开阔、思辨性和学理性强等特征，在开掘军旅文学批评的广度与深度上呈现出了较高的水平，一度为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带来了繁荣的局面。但他们由于自身经历和研究兴趣等原因，也大多呈现出“脚踩两只船”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他们在军旅文学批评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周政保于1980年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在新疆军区创作室专职从事理论批评工作。80年代初，周政保以一批重头文章引起文坛关注，诸如《为严峻生活奏起深沉有力的乐章》（《十月》1983年第3期）、《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长进与开拓》（《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走向开放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等，这些声音来自遥远的边疆却视野开阔和雄浑有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周政保曾一度相当活跃，这一时期也是他对军旅文学批评深情而执着的时期。结集出版有《独特的精神家园》、《战争目光》等多部军旅文学批评集。

    周政保的批评特点就是能够敏锐地发掘与跟踪作家作品，呈现出很好的文学感觉。他的文章出击快，文采好，有激情，大多是对于作品或作家的直接评判，但往往能够直指核心。《超越具象——论周涛的诗歌艺术》系对周涛诗歌较早进行研究的理论文章，该文分析了周涛诗歌中的几种代表性的具象，以及这一具象更为广阔的审美意境。他的《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是早期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杨牧、周涛、章德益的诗歌创作纳人“新边塞诗”的概念之下，分析诗人在审美追求上的共性特征。在《战争挤压下的“人的真实”》一文中，周政保则分析了周梅森的抗战小说往往将战争中的人推向绝境，从而揭示人性在战争中的具体处境，同时他还发现周梅森的小说中的形态，一是人或人性的“显影”，二是人或人性的扭曲。《中国当代军旅诗的新生界》（《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6期）一文系他对新时期之初军旅诗歌繁盛局面的及时命名和总结，他在将这些集中出现的军旅诗歌的新面孔命名为“新生界”的同时，总结出其在高度、力度、深度和厚度上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展示了批评家对文学现象良好的把握与分析判断能力。周政保对于报告文学也有较为密切的跟踪研究，曾发表过一系列评论文章并有相关专著出版。

    周政保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对军旅文学理论思考的深度不断提升。但他的这些理论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评与论相结合，加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寓意超越意识的滋长与强化——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的一种判断》（《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指出了新时期军旅文学在审美特征上由战场到对战场上的人性冲突抒写的寓意超越、在主题开掘上由对战场的描写到对民族意识以及整个社会意识的审查与理解的趋势，这种大视野对于军旅文学创作思潮的观察与回顾，体现了批评家良好而敏锐的感悟能力与专业思辨的理论研究归纳能力。

    张志忠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80年代初，他与黄子平、季红真一起师从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也许是学术渊源的缘故，张志忠的军旅文学批评常常能散发出一种自由与真诚的气息。张志忠对于军旅文学批评的主要贡献是论文集《执剑的维纳斯——军事文学纵横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天涯觅美》（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等。

    张志忠的军旅文学批评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上的思索与探询，一是作家作品的评论与研究。他在军旅批评界引起注意的则是发表于80年代《昆仑》杂志的那一组关于战争文学的系列文章（《战争观念的演变与战争文学的发展》、《战争、思维定式、文体》、《艺术视角、历史感、当代性》、《战争观与观战争》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对军旅作家进行研究，又对战争文学的本质进行探讨，显示了理论批评上的建设性与创新性。《道德力量与现实感的二律背反——谈战争文学的一种新倾向》（《昆仑》1988年第2期）、《强化与超越——略论九十年代战争文学的新趋向》（《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等，也体现了张志忠对于战争文学领域独特的理解与执着的关注。

    张志忠对于新时期军旅作家及作品的评论，往往是连续发出声音，诸如对于朱苏进、莫言、周大新、庞天舒、李存葆、袁厚春、王中才等作家作品的论述，以独特视角进入，以优美笔调写出。《花环与坟茔前的美学思考》一文指出李存葆创作中的英雄悲剧意识，以及由此采取的古典的、封闭式的戏剧结构；文章对作家的英雄悲剧进行追寻，发现其“中心是建立在对十年内乱的沉重而又庄严的反思上”，认识到军旅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内在相一致。《在限定中掘取纵深——评朱苏进的小说创作》较早指出朱苏进小说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职业军人在战争中获取成功的生命价值与期待和平的历史使命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巨大张力。《单纯而蕴藉的美学追求——再论朱苏进》指出作家在应用素材、人物以及结构和语言上单纯而蕴藉的美学追求；在结构上采取了三点支撑的方式，“一点是通向自己的战友、自己的同类，显示出性格上不同的层次，在同中见异；一点是通向人物的对手和敌人，在彼此的较量中显示出性格的强度和力度；一点则指向高出自己的领导。”在语言上则拥有一种分析性，以及在语言上所存在的超越性与象征性的倾向。《一个人的诞生——（兵谣）简评》（《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指出近年来军旅文学创作上过于宣泄和描写农民军人如何摆脱自身命运的人生积郁，过多地张扬了农村文化的影响力。而恰恰忘却了部队文化对于人的改造的积极意义，这个论点与作者对于“农家军歌”创作现象的反思与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张志忠作为军旅批评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于军旅诗歌以及军旅诗人的关注与研究，他先后发表过对贺东久、峭岩、刘毅然、王久辛等活跃的军旅诗人的评论，这些文章锐角尖利，洋溢激情与浪漫色彩，对薄弱的军旅诗歌评论是一个很难得的补充。

    在批评界，对于陆文虎的认识可能更多地与钱钟书相关联，他的“钱学”著作《围城内外》、《（管锥篇）（谈艺录）索引》在“钱学”研究中有一定影响。其实，“钱学”研究只是他问学的一个分支，另一个分支则是军旅文学研究与批评。可能由于“钱学”研究的滋养，陆文虎往往旁征博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还由于他多年部队基层工作和文艺事业管理工作的实际体验，使他的批评文章大多问题意识浓厚，针对性强，指导性强，曾结集出版有《荷戈顾曲集》等。

    陆文虎的军旅文学批评，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强调作家综合素质的提高。在《提高军事文学创作质量》一文中指出，军旅文学缺少大作品的同时还“脱离军队实际，缺乏军事常识，作品中鲜有战争智慧”。其次是倡导军旅文学的阳刚之美。在《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所引起的思考》中指出，“军事文学，一般来说，其主题是严肃的，风格是崇高的，内容是朴实的，多数可以归入史诗的范畴；军事文学，就主流来说，是表现一种雄伟、豪迈、壮丽、慷慨、磅礴、劲健的阳刚之美，它能使人惊心动魄、鼓舞奋发，能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第三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军旅文学往往强调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永恒的主题，陆文虎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当代军事文艺的思想特质》中还大力张扬一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指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就是当代军事题材文艺创作的思想特质”。在《论破除战争文学的八股气》中则指出，“战争文学中最感动人、最能引起广泛共鸣、最富有生命力的，便是那些人道主义的内容。”“战争是摧残人的，但战争文学却是最适合于表现人道主义的。”而在论述徐怀中的创作时，就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主旨来细致地分析了小说成功之处就在于始终贯穿了人道主义精神，类似的观点还见于石言的创作论中。

    陆文虎的军旅文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于宏观，有指导性、建设性、针对性；同时能够站在中西文化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展开，富有条理与逻辑，不足的是文采不够丰沛，有的文章带有一定的公文色彩与模式。

    早期的王炳根曾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准的军旅文学研究文章，诸如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新时期军事文学英雄人物特征初探》、《更新战争描写的艺术观念》、《浅谈军事文学的现状与未来》等。这些文章都能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以中西军事文学的横向比较为参照，对于军旅文学创作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与归纳。均显示出批评家较好的理论修养。诸如《更新战争描写的艺术观念——对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以中西文学进行横向比较的方式来揭示军旅文学创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浅谈军事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一文对于军旅文学创作第二次浪潮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三点建议，分别是以兵的美学规范去创作艺术，突出军事文学的主旋律，致力于战场生活的开拓等。另外他对于一些军旅作家的评论也是才气与见识交相辉映，在《诗情与力度的律动——谈王中才的艺术个性》（《昆仑》1985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王中才创作艺术的精彩分析就可见一斑。

    吴然曾工作于西北，他在调到北京之前曾紧密跟踪过军旅文学的发展并写过不少文章，其中以宏观把握军旅文学现象和对西北军旅作家的评论文章引起关注。吴然的评论文章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能较为深入地追究问题的所在。他的《回顾与反思：再度振兴军事文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解放军文艺》1990年第7期）一文在90年代初就能敏锐地认识到军旅文学面临的冲击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地域特色》（《解放军文艺》1990年第12期）在分析了西北军旅作家地域性的创作特色之后，指出由于军旅文学创作对象高度集中而造成了地域色彩格外突出的内在特质。《世纪目标：军事文学的智慧与精品战略》（《昆仑》1997年第4期）指出军事文学必须吸纳中国传统军旅文学中的智慧美学，同时认为军旅作家需要有面向未来的眼光。《选择中的“农家军歌”及其面临的挑战——对军事文学创作的一种现象的思考》（《昆仑》1995年第5期）一文是“农家军歌”讨论中不多见的具有较高批评价值的文章，是他对“农家军歌”现象进行认真研究反思的结果，文章详细分析了这种创作现象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蔡桂林对于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贡献是他历经3年准备的发愤之作，《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中国军事文学走向深化的理论构想》（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新时期较为系统的军事文学理论专著。论著首先以较大的篇幅对中国军事文学和外国军事文学分别作纵与横的扫描，可以作为军事文学史的纲要来参考，其最见勇气的是在这两部分的基础上探讨和回答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如何走向深化”的问题。有他对于传统积弊的批判，也有对于理想境界中的军事文学的高扬，还有对新时期军事文学的期待，均闪烁着思考的建设性、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光彩。但作为一本系统的研究专著，因其抒情热烈的书写风格以及阅读视野的狭窄造成的不完全归纳的研究方式等影响，使其观点留下了粗疏、片面、偏激等诸多缺憾，加上过少的出版数量使其在军旅批评界的影响仅限于同行之间。

    王彬彬更多的关注点是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在军旅文学批评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醉与笑——朱苏进论》（《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这篇文章在论述朱苏进创作道路的同时将作家的创作用“醉与笑”进行了归纳与概括，在具有哲思和诗意的语言中阐述了他对于这个归结的理解，这种高度浓缩的概括是在审美和哲理的高层次的挥发。文章并没有就此停留，而是更进一步提出朱苏进小说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既“非道德化和‘唯美’倾向”，并将其追溯到尼采，认为朱苏进与尼采相通和一脉相传，可惜的是他没有就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

    张鹰毕业于南京大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她的《反思中国当代军事小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对当代军事体裁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专著，因不在本书的研究时段以内，故从略。张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昆仑鹰”的笔名在《昆仑》杂志连续发表了数篇理论批评文章，在军旅文学批评之声寥落之时甚为引人注目。张鹰能够对于宏观的军旅文学现象做出分析判断，并常常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其敏锐的理论触角和新颖的批评方法。在《关于军事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思考》（《昆仑》1996年第4期）中呼吁军事文学必须确立新的审美风格，即哲理化的审美；另外还提出军事文学创作必须耍借鉴形式多样的创作手法，作家必须具有担当使命的意识等等。在《世纪之交的军事文学进路》（《昆仑》1997年第1期）中指出，军事文学创作的出路关键还在于人性的深层次挖掘上。由此可见，张鹰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而且往往能够根据问题开出自己的药方。她的这些文章视野开阔，功底扎实，显示了较好的理论素养与研究意识，是近年来不多见的青年军旅文学批评家。

    第五节朱向前和其他批评家的军旅文学批评

    纵观文学史，一个批评家的名字之所以能够为历史所记取，得力于其对于以下五个客观标准的自觉完成：审美判断力、抽象思辨力、理论综合力、文本结构力、现实影响力。这五个标准既相互平行又逐次递进，共同为批评家在批评史中的定位提供出立体的参照。历史的评判是平实而公允的，传统的延续与时间的流转会证明批评家价值的所在。以此标准来回看军旅文学批评在20世纪末的发展，我们注意到朱向前的名字。

    在20世纪末的军旅文学队伍中，朱向前还兼具了作家和老师双重身份。在开始文学批评之前的70年代，朱向前最初是以战士诗人的姿态涉足文坛的，其后又先后从事过散文和小说创作。其短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来信》、《地牯的屋.树.河》、《一个将军的遗嘱》都出手不凡，引起过相当反响或争鸣。一定的创作经验和纯正的艺术感觉使他熟知作家并深得作家之心，也因此，当1985年莫言横空出世之时，朱向前以同学之便成为了莫言最早的评论者之一，并借此迅速完成了从创作者到批评家的角色转换。此后，朱向前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执教多年，又有缘成为许多青年军旅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的第一读者、评论者，序跋者，预测作品和荐举作家也因此成为他批评的另一种形式。

    准确的审美判断力和敏锐的艺术直觉，使朱向前得以对军旅文学的发展动态做出适时的抽象思考，他善于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本质，进而对军旅文学的历史做出理论综合。恰如王蒙所言：“他对于军旅文学整体态势的快速扫描和敏锐把握，对青年军旅作家群体的带有本体性质的研究与分析等等，都触及到了一些颇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课题，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朱向前较早地实践了“作家本体论研究”，他的近四万字长文《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曾引来徐怀中先生的击节赞叹：“似乎还少有哪位批评家作这样正面强攻式的大刀阔斧的比较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既深入剖析了各位作家的优势和创作个性，也尖锐指出了他们各自的局限性。称颂作家的成就和艺术才华，唯恐遣词不够重量。触及其病症，又出语激烈，不留余地。所持论点是否有当，大可讨论。但如是坦诚相见，直言不讳，足以显示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他把美感作为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同时把汉语文字的灵动优美融人到批评文本的典雅庄重之中，其动辄数万字的批评文本开创了军旅文学“大批评”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旅文学全面辉煌的时候，他最早提出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作战”的概括与架构（《新时期中国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并对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进行了“两类划分”与“互参观照”（《寻找“台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相观照》），从而提出了军旅文学发展必须重视民族文化背景与农民心理积淀的理论命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他又结合农家军歌现象，率先提出了“农家军歌”的理论命题；并进一步阐释与强调了“农民军人”主题的深刻意义。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理论发现都或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了军旅文学的前行步履，或深或浅地启示和影响了一代青年军旅作家的创作取向。最后，朱向前的这些理论成果经由他的整合与提升，又先后汇人《中华文学通史》等文学史著作，标志着当代军旅文学史论研究与当代中国文学史界的接轨。

    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军旅文学创作兴起而评论落后，一些地方批评家对军旅文学投来关注的目光，从而弥补了此一时段军旅文学批评的空缺。雷达即为代表人物之一，他先后出版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灵性激活历史》、《传统的创化》、《民族灵魂的重铸》、《文学活着》、《思想与文体——二十世纪末小说观察》等多部文论集。虽然他不以批评军旅文学为主业，但纵观起来，我们自然可以清晰地望见，雷达总是以热情的目光关注着绿色群落，雷达在观察与评价军旅文学的过程中既能人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他凭借的是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准确的批评判断；出乎其外，他凭借的是恰当的审美距离和开阔的批评视阈。在新时期军旅文学最初的辉煌阶段，在军旅批评家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身在军旅之外的雷达总是能够及时地对军旅作家作品进行追踪批评。他的批评文字时而如散文般优美，如他在《徐怀中风格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2期）中写道：“我朦胧看见，在开满鲜花布满荆蔓的高原上，白云悠悠，一只鹰隼扇动着翅膀缓缓远去；在洒满月光的坪坝上，夜雾四起，隐约传来藏女合唱仓央嘉措情歌的声音；在人头攒动的贸易集市，一对无情的情人不期而遇，闲动着火辣的、敌视的眼光，旋即展开了一场中世纪式的情与仇的戏剧；在弥漫着硝烟的战场后面，似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士兵心灵的战场，当代青年男女军人正仰起沉思的醒悟的面容”。时而如史诗般深沉，如他在评价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昆仑》1987年第1期）中写道：“历史有没有呼吸、有没有体温、有没有灵魂？历史是一堆渐渐冷却的死物，还是一群活生生的灵物？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还是流注和绵延到现代人的心头？它是抽象的教义或是枯燥语言堆积的结论，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不断温热着、吸纳着因而不断变幻着、更新着的形象？人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人是外来的观摩者、虔诚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历史和现实又是什么关系？是隔着时空的断层，还是无法切割的联结？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承继’，还是精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连串的叩问中包蕴了无限的哲思。在《传统的创化——从苗长水的创作探讨一个理论问题》等评论中，雷达的批评文字表现出舒阔坦荡的中正之美：既有写照，又有旁观；既有生趣，又见高致。

    同是身在军旅之外的批评家陈骏涛、曾镇南，也都通过与军旅作家的沟通，搭建起了军地互动的批评平台。陈骏涛将自己的批评位置确定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之上，关注军旅作品的当代性和思想锋芒，他对徐怀中、朱苏进等军旅作家的批评公允而客观；曾镇南始终实践着作家本体研究与作品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批评方法，从李存葆、朱苏进到乔良、刘亚洲，军旅作家作品一直吸引着曾镇南的批评视线。此外张炯、陈辽、阎纲、管卫中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也都特色鲜明，各有独到之处，他们的批评文字下笔动情、析理透彻、文思缜密、意境优美，其中题涉军旅作家作品的文章都是可圈可点的批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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