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大约1.2万年前，赤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这便是考古学上命名的上窑人。上窑人如同中华大地上其他的古老人类一样，凭借着极其简陋的生产工具，征服着自然，也改变着自己，漫漫长夜，步履维艰，终于在距今近一万年时，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曙光。
新石器时代，是赤峰古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在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古人类生活的炊烟。从约9000年前结束了穴居野外的荒蛮时代并开始构筑房屋、定居生活、进行原始农业生产的小河西人，到约8000年前手握笨拙石器却打造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人，到约7000多年前赵宝沟人以卓越的才华制造出精美的陶器，到红山人创造的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世人昭示赤峰也是5000年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再到约6000年前开辟了农牧结合、以牧为主、问卜鬼神的富河人，直到约5000年前使用符号记事的小河沿先民吹响了文明的号角，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终结，北方中国的历史跋涉了4000余年。4000年，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只是匆匆一瞬，但是对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来说，那该是怎样一种艰难的岁月。我们不得不感叹先民的伟大，正是他们的不懈探索，将我们引入了文明之门。
先民们创造的这几种文化——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因其历史内涵相似，被称为红山诸文化。
1“华夏第一村”
兴隆洼村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是当年闯关东的人兴建的小村落，田姓大户世居于此。这个村子曾几易其名，旧名黑喇嘛洞，“文革”时称火炬村。这里有红砖厂，地下有优质煤炭资源，但这些都没有让兴隆洼蜚声世界，直到20世纪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将其命名为兴隆洼遗址，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兴隆洼遗址由于具备了“全面发掘、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这三个条件，故考古学家称之为“华夏第一村”，从此，兴隆洼这个小村子，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者就几乎无人不晓。
兴隆洼文化广泛分布于西拉沐沦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包括整个赤峰市和通辽市的西南部以及医巫闾山到北京之间的辽西、冀东北地区，其存在时间大约处在距今8150 ～7350年。塞外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干燥、多风，地表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俗话说“千年的大道走成河”，近万年的时空变幻中，一场暴雨或大风就可能使这个后来惊天出世的文化遗址瞬间崩塌、支离破碎。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它被保存下来了，并最终得见天日。
8000年来，太阳东升西落，空间的面貌虽并未有多大改变，但气候环境却经历了无数次更迭。随着末次冰期（最近一次冰川消融期）的结束，气温开始回升，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之赤峰地区的山川众多，山地、丘陵、河谷平原构成地貌主体，河湖遍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兴隆洼文化便产生了典型的原始农业、狩猎和采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这在遗址中出土的石锄、石铲、石锛、石斧等石制工具以及刀、匕形器、鱼镖等复合工具里得到了印证。兴隆洼文化的骨石复合工具，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为久远的骨石复合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工具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了划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并随之带动社会形态的变革。兴隆洼文化石器工具的进步以及复合工具的出现和遗址中发现了经过人工栽培的粟，这些都说明在小河西时期（距今约9000年）出现的原始农业到了兴隆洼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当然，此处发掘的动物骨骼其数量之多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居于首位，显示了采集和渔猎仍在这一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生产工具的变革也改善着人类的生活环境，先人们不仅有了固定居住的房屋，而且这些房屋聚成村落，秩序井然，布局严整，房屋建筑和村落规划可以说是兴隆洼文化最耀眼的成就之一。“华夏第一村”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整个聚落由一个近椭圆形的围壕环绕，既可以防御野兽的侵袭，又能抵挡异族的进攻。这是我国最早的“城池”结合的实物资料，也是后来中国城池的滥觞。环壕的某处有“城门”式设置，这样，一个原始的村落就形成了。
进入“华夏第一村”，环顾周围掩映的绿树青山，在精神的穿越中与古人相会，8000年前的景象即刻浮现在眼前。远古洪荒中，兴隆洼先民从高山洞穴里走出来，看中了丘陵、台地的向阳缓坡，这里既不至于让河水和雨水冲蚀房屋，又靠近水源，植被茂盛，适合居住。他们过着集体的生活。房屋是经过周密规划、布局，统一营建的，排列得整齐有序，为长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屋中间设灶，能够取暖做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会有一些剩余的食物或物品，就在屋内或两房之间挖出窖穴来贮藏东西。兴隆洼遗址的房址面积一般在50～80平方米，而遗址中央较大的房址面积甚至能达到140平方米。
从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形态我们能够得知当时的社会结构情况。聚落中心的大房子显然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是领导者或组织者的居所。所有房屋的排列均能充分体现出成排分布的格局，每一个聚落遗址实际就是一个氏族，在氏族之下每一排房子所居住的人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而居住在有灶房屋的就是一个个体家庭，构成了氏族内最小的单位。这样，在一个聚落中大体形成了氏族、大家庭、个体家庭的三级组织结构。
随着兴隆洼人生产力的提高，上层建筑也随之建立。人们开始有了审美观念，有了艺术品，当然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玉器。兴隆洼遗址中出现了以玦为典型的玉器群，数量较少。玉玦，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两耳旁边，呈圆环形状，边侧有一道窄缺口，可以夹在耳垂上使用，是墓主人的耳饰品。然而，对于处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兴隆洼人来说，这时期的玉并不是起单纯的装饰作用，而是被赋予了社会内涵，成为与神沟通的媒介，承载了当时的人们的精神寄托及文化理念。兴隆洼文化中玉器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有学者指出，兴隆洼文化的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它将我国琢磨和使用玉器的年代推进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开先河之地位。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开创了中国玉器的华美篇章，并为此后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的史前北方玉器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明显宗教祭祀意义的居室墓葬，具有图腾崇拜意义的人猪合葬，中国年代最早的磨光真玉器，中国史前时期最完整的服饰蚌裙，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乐器骨笛，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动物骨骼，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个最完整的原始村落中精彩上演。兴隆洼文化不但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而且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 日出红山
在兴隆洼文化行将衰落之时，代之而起的是赵宝沟文化，部分兴隆洼文化仅在西拉沐沦河以北的边远地区得以残存，并发展成为富河文化。赵宝沟人过着定居的生活，原始农业十分发达。经济的进步促进了艺术的繁荣。赵宝沟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陶器艺术，构思奇巧，刻画精细，其中最著名的一件陶器就是有“中华第一凤”之称的陶凤杯，印证了赤峰与远古文化、中华文明的渊源关系。在经过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数千年发展之后，红山文化在此基础上，代表了一种新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赤峰市红山区东北隅的英金河畔，矗立着一座花岗岩山峰，因其钾长石含量高达55%，故而呈现赭红色，红岩似火，山岚如霞，怪石耸立，蔚为壮观。不知从何时起，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红山”，山脚下的城市也因此得名“赤峰”。从地质学的角度看，灿若丹霞的红山因其别具一格，令人向往；而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红山更因其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声名显赫。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先生发表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正式将这种以彩陶和细石器伴生为特点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与小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
红山文化遗址前，看着历经岁月洗染的文物，在以千年为时间单位的计量中，5000年的时光只是一瞬间，先民们留下的足迹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深地留在赤峰的文明史册中，记录下辉煌。
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获得了第一次繁荣。红山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兴隆洼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大体相当，但是文化遗存的密度要远远高于兴隆洼文化，表明红山文化的人口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红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比兴隆洼时期要差一些，但单位面积土地上承载的人口数量却在增加，这与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红山文化遗址中，用于整地、翻土、收割和加工的农具经常配套出土，可见这一时期耜耕农业已经发展到较高的阶段。耜耕农业的发达，直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它同耜耕农业一起构成了红山文化社会经济形态最主要的成分。狩猎和采集虽然还是当地居民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但已不居于重要地位。农业革命对于以后西辽河流域人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的物质生产出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人类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这场食物获得方式的变革，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辽河的先民们开始了从被动依附和适应自然到主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历史性转折。
农业革命使红山文化先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缓解了人口增长造成的生存压力，进而使得制陶、玉雕、泥塑等手工业从农业、畜牧业中分离出来，一批人走上了专业化生产的道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基本完成，人类社会开始迈向一个文明时代。
陶器是原始人类的伟大发明。人类在石器、木器和骨器制作方面，只是改变了自然物的形状，而制陶则第一次改变了自然物的性质。陶器为人类提供了当时最先进、最实用、最重要的生活用具。人们根据器皿的不同用途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或是仔细筛选，去掉沙粒和杂质，烧成泥质陶；或是在陶土里加入适当比例的沙粒烧成夹砂陶；或是用天然矿物颜料描绘出各种纹样，入窑焙烧，形成具有固定的美丽图案的彩陶。陶土较玉石具有资源丰富、易于加工、可塑性强等优势。随着红山先民制陶技术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用陶、泥来塑造心目中的神、祖先加以供奉和崇拜。雕塑细腻娴熟，形象逼真，凝结着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高度的美感意识。
玉器也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甚至可以被视作上古时代的高端技术产业。红山文化的玉器质朴、凝重，题材和造型广泛而又富于创造力和艺术性，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某些造型还有深刻的寓意。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专门的匠人在制玉。无论是装饰类、工具类还是礼仪类玉器，匠人在选料、雕琢直至最后的成形过程中，展示出高超的技艺，逐渐融汇成清新、简练、旷达、传神的时代风格。尤其是作为礼器出现的中国最早的玉制龙、凤和玉制的兵器等等，标志着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并使该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环太湖流域并列成为中国史前时期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中心。
农业革命还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定居是农业生活的产物，因为农业需要相对稳定的耕地，即使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式的农业也不例外。红山文化以小型房址居多，虽为半地穴式建筑，但在建造技术及建筑材料的使用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在房屋排列方面，红山文化彻底突破了以往成排分布的格局，这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具有密切关系，家庭已经作为独立性的社会单元而存在。
若干家庭构成一个家族，若干家族构成一个宗族，几个宗族构成一个氏族，几个氏族构成一个聚落。“聚落”，是我国史前考古学中常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场所。红山文化中聚落的规模大小不一，考古调查中发现的许多聚落明显小于兴隆洼文化，甚至比赵宝沟文化时期也小一些，这种看似倒退的现象却恰恰说明了历史的进步：社会基本单元变小，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了。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力较以前相比有空前的发展，这为农耕部落打破平均主义提供了温床，进而出现了中心聚落，并在其周围形成了卫星聚落环绕，这标志着城乡分化的开始，先民们已经向不平等的分层社会迈进，也意味着国家这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已经首先在中国北方萌芽。
3 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出现了质的飞跃，红山文化先民以其特有的文化现象叩开了文明的大门，昭示着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为何文明的出现如此令人欣喜？这源于文明之于文化的进步意义。考古学中，“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文化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而“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物质及精神方面的表现，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结出文明之果，而任何文明都有文化的背景和基础。文化可以决定文明的命运，文明的程度可以影响文化的改变。
能够有力地体现文明的，便是“礼”。“礼”是中国古老而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国家出现后，“礼”便成为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工具。中华礼制文明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在已经发现和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坛、冢、庙等大型建筑群，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筒形器及泥塑女神像，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红山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
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特有的墓葬形制。墓葬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以及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寡。墓葬的位置、墓室规格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是衡量当时社会是否存在等级差别、地位尊卑、贫富分化现象的最重要和最具说服力的实证资料。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形制，称为积石冢。所谓积石冢，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先把山顶进行修整，之后垒砌石块，中心部位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石棺墓，边缘部位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之后在石棺墓的上边再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般的气势。这是推崇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一种表现，完美再现了积石冢中心墓主人的“王者”身份及“一人独尊”的地位。
积石冢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与“天圆地方”的观念相契合。古人认为圆是天的符号，是太阳的形状。祭“圆”，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天空怀有神秘感、迷惘及崇拜。他们把天地未分、混沌初起之状称为太极，太极生两仪，就划出了阴阳，分出了天地；把由众多星体组成的茫茫宇宙称为“天”，把立足其间赖以生存的田土称为“地”。日、月等天体都是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而大地却静悄悄地在那里承载着我们，恰如一个方形的物体静止稳定，于是“天圆地方”的概念便由此产生。不仅如此，红山文化墓葬大多坐落在山冈或山丘之上，体现了先民视死如生的观念。灵魂不灭，先民们希望死后能够更接近天，以便升天更容易些。
红山文化墓葬为一冢多墓，每冢都有中心大墓。中心大墓一般为考究气派的石棺墓和石椁墓，墓内随葬有精美的玉器，而中心大墓的周围分布着数量不等的小型石棺墓。中心大墓往往是“唯玉为葬”。即便是玉器也并不是所有墓中都有，红山文化墓葬中埋葬的只是少数氏族首领、巫师、贵族等，因其等级不同，随葬的玉器规格和数量也会不同。这种贫富分化的现象，正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源。从规模巨大的墓葬和数量有限的随葬玉器的对比可以看出，玉器在当时社会的重要作用和特殊用途，它已经脱离了装饰性的实用功能，成为敬天祭祖的礼器和沟通神灵的法器，也就是通神的媒介物。红山文化依据等级来使用和随葬玉器的制度，就是“礼”的雏形。
红山文化墓葬大多是积石冢和祭坛相结合。积石冢是一种特殊的埋葬制度，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埋葬死者，还具有祭祀的功能，本身就可以做祭坛。内蒙古敖汉旗草帽山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群位于四家子镇东郊草帽山后的山梁上，这里群山起伏，在南北走向约2.5公里长的山梁上分布着3处红山文化积石冢，其中的第二地点就是冢坛结合的结构。这是一处保存完整、层次清晰、方圆结合的金字塔式建筑。墓地面积达600平方米，石砌建筑十分规整，建筑形式为前坛后冢，用方形巨石砌筑的祭坛，层层叠起，有方有圆，匀称有序地筑成3层台阶，此墓距今5500年左右，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地上建筑之一。尤其是出土的神像，特征鲜明，逼真而神化，被誉为中国第一石雕人像。这种大规模的祭祀场所，不是一家一户甚或一个氏族、一个部落能够完成的，而是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共同建造并作为朝拜的圣地，也就是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和相应的高级首领式的人物。1994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上，提出了我国国家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到帝国”。在50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勤劳、勇敢的红山先民们已经具备了文明的要素，其生活和思想状态正体现了中华礼制文明产生之初的情景。私有制和阶级已经出现，带有国家雏形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古国日臻成熟。
历史的发展总是会出人意料，红山文化在晚期达到文化鼎盛阶段后，突然消逝了。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论，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红山文化没有最终形成文明，但其文明因素的积累是厚重的。红山文化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继红山文化之后兴起的小河沿文化，因发现于敖汉旗小河沿乡而得名。小河沿文化以农耕为主，兼有渔猎，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继承和发展了红山文化，并对以后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中原文化、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石器时代经历了数万年终于在小河沿先民那里落下帷幕，夏家店先民以自己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迎接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4 龙祖玉源
1986年，《人民画报》第8期，刊登了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玉雕龙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这幅照片上的玉雕龙便是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现称赛沁塔拉）出土的大型红山文化碧玉龙。此龙由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通身碧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C”的形状，因此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双眼突起，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方格网状纹，脊背有长鬃，飘然上卷。龙脊有对穿的单孔，可系绳悬挂，古人在给玉龙钻孔时，极好地把握了它的重心平衡。用绳子悬挂玉龙，它的头尾恰好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这条龙无足、爪、角、鳞、鳍，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让人惊奇的是，如果把这条玉龙的四周外缘用两组相互平行垂直的直线连接起来，恰好构成一个正方形。玉龙的头颈和躯干的比例又恰好符合现代审美学中的黄金分割理论，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5000年前的远古艺术家鬼斧神工的技艺与超凡脱俗的审美。这种实体玉制龙形器在国内首次发现，且体型最大、制作最精、年代最久远，所以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从此，这件形状像英文字母“C”的玉雕龙，成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中华第一龙”后，赤峰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其他玉雕龙，使得“龙的起源”这个讨论已久的话题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玉雕龙的形象比现在的龙的形象简洁许多，可以想象在其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将更多的动物特征赋予了龙，逐渐地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龙的形象，并且龙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代表。
龙从起源开始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因而成为红山先民心中最高的神。红山文化时期，人类正处于由蒙昧向文明的过渡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虽然农业已占主导地位，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制约，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旱涝都直接影响着收成和年景。于是，先民们经常性地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祈求天神保佑丰收，赐福于人间。龙能呼风唤雨，又是沟通天与地、天与人关系的灵物，因而成为崇拜的对象，进而产生龙的图腾崇拜。
图腾（Totem），原为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词汇，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等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龙与麒麟、凤、龟一起被古人称为“四灵”。《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必然成为红山先民崇拜的图腾。
“中华第一龙”不仅开启了中华龙文化的源头，它的发现也引领了人们对玉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碧玉龙以龙为表现内容，以玉为载体，将玉文化与龙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是古玉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它的引领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大量的红山文化玉器，确认了赤峰地区是我国古代两大用玉文化区之一，是玉文化的源头之一。
玉乃“石之美者”（《说文解字》），是一种温润而美丽的石头。玉，因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变得神秘而美丽，因其温润如水的特质，汲取天地精华，成为传说中仙力、神力的来源，神秘莫测又灵动非凡。它是历史天空中的一颗星辰，闪耀着永恒但不刺目的光芒。由于玉的外表及色泽，人们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因此，玉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玉的背后有着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它的产地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丰富的玉矿产。然而唯独在中国，玉文化从史前就一直传承不衰。红山文化时期，古代玉文化迎来了第一次高峰，把史前玉文化带到了一个辉煌的年代。这一时期玉器通体均为素面，制作手法简练，但雕琢却出神入化，工艺极为复杂而精美。
在石器时代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人们无法抗拒自然的强大威力，对自然现象的恐惧与无奈化为神秘虚幻的解释，在长期不断地祭祀、祈求祖先及自然神灵给自己带来“保护及恩赐”的仪式过程中，氏族部落壮大了，专业化的巫师队伍也渐渐出现了。红山文化晚期，已达到神本社会较为发达的阶段。红山先民的神灵信仰观念得到普遍发展，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笼罩在神灵的光环之下，被涂上了浓重的原始宗教色彩。在先民们看来，玉的身上蕴藏着神秘的通灵神性。巫为玉注入了神性，玉也就成为巫与神之间沟通的桥梁，巫不是神灵，但巫通过玉就可以听见并转达神的指示，从而帮助人们避免灾祸，获得幸福。
古人最初把通过祭祀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为“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上所提到的6种玉器大概反映了作为礼器和法器的玉的基本种类。礼器是“礼”的体现形式，玉礼器就成了物化的“礼”。可以说，红山玉文化是中国礼制文化的发端，为后世以玉礼制为纽带和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构建，进行了必要的礼仪文化铺垫和积累。
5 史前岩画
在辽阔的赤峰大地，上古以来，虽无文字，却有一个记录先民生产、生活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便是岩画。这些远古岩画是祖先记录在岩石上的史书，是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历程的生动图解。古事卷卷，在风雨中凝固。千万年时空，人类就是以这样固态的形式出现在带有灵性的岩石上，凿进历史的记忆里，使后代们寻到了人类文明的一处隐蔽家园。
先民们以他们特有的才华、丰富的想象力，选择了经得起风侵气蚀、日晒雨淋之处凿上岩画，表达他们对世界、对星空、对环境、对生命的认知。千百年来，岩画就在这岩壁上，无声地恪守着先民们赋予的内涵，默默守望着这个世界。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幅幅岩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正是先民们的高妙之处所在。
在内蒙古地区，赤峰岩画与阴山岩画齐名，各自为刻画本地的历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赤峰先民除了用尖利的青石，还用玛瑙等，采用磨刻、磨痕（研磨）、钻錾（暗刻）、凿刻、划刻、彩绘等方式，进行岩画创作。岩画遍布赤峰各地，在哪里发现岩画，就意味着这里有人类早期文明的痕迹。其中以克什克腾岩画群、阴河岩画和翁牛特岩画等最具代表性。
克什克腾岩画群，属石刻类，由百岔河流域岩画、砧子山岩画、西拉沐沦流域岩画、土城子岩画（又称苇塘河岩画）四部分构成，共23处90组400余个单体图像。岩画群具有作画时代久远、跨越时间绵长、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广泛等特点。其年代上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历经青铜时代，直至南北朝时期，绵延6000年之久。岩画内容涉及图腾崇拜、萨满崇拜、生殖崇拜、祭祀、舞蹈、狩猎和放牧等，题材种类有动物、人物、人面、符号和天体星相等。岩画图像大小不一，画境古拙，形象生动，人物粗犷有力，动物栩栩如生，生动再现了克什克腾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环境变迁的历史画面。百岔河岩画，分布在以雄奇险怪而著称的克什克腾旗南部大峡谷，表现题材最多的是动物类岩画，包括野马、骆驼、虎、狼、獾、野猪、鸟、鹿等，其中以表现鹿群为题材的岩画占总数的80%以上。画面上，数十头形态各异的群鹿在奔驰，头鹿在前面，昂首奔驰，鹿群尾随其后，画面充满动感和活力。作为古代重要生产活动的狩猎，也是百岔河岩画最具魂魄的题材，猎人们纵马持缰，将鹿群紧紧包围起来，鹿群的惊恐万状和猎人们追逐群鹿、弯弓射箭的雄姿，无不惟妙惟肖地跃上画面，场面跌宕起伏，雄浑壮烈。百岔河岩画画面有的构图精巧，线条流畅，造型逼真；有的以古拙见长；有的则抽象得难以捉摸。这些岩画为研究我国北方民族生产史、生活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阴河岩画分布在赤峰市松山区绵延百里的区段上，共有100余幅岩画。阴河岩画的题材大体可以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几何纹图案4类，其中人面岩画是最具特色的景观，占总数的3/4。出于偶像崇拜而创作的人面岩画构思精巧，造型古拙、粗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赤峰岩画的人面造型突出表现的是眼睛，其次是口鼻，然后是耳朵。这些人面肖像品类繁多。有的浓眉大眼，络腮胡须，目光炯炯有神，威猛中透着神威；有的在头廓的周围、面部或口鼻之下、前额上方都刻有曲线纹或直线纹，借以非常夸张地表示人物的面部表情；有的画面由多种形态各异的形象叠印在一起，神态有喜有忧，奇形怪状；还有的肖像岩画，将面部轮廓舍去，眼眉鼻嘴任意夸张取舍，形成了一幅幅变幻无穷的脸谱世界。
远古以来，特别是红山文化时期及后红山文化时期，翁牛特旗境内，先民在白庙子山、牦牛海山、大黑山、毛瑙海山、勃隆克山等地，创作了大量岩画，据不完全统计，有300余幅。岩石有面相图、叙事作态图、狩猎记事、图徽印记符号、日月星辰标记、植物走兽体态、初始文字符号、后期文字书法等类。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在赤峰地区首屈一指。
林林总总的岩画，是赤峰先人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不用反复琢磨，不用刻意欣赏，只需几眼，心就会被这种古朴的艺术掠夺和攫取了。岩画有简洁明快的线条，神似中透着简单与深刻，深邃中写满从容。雨打风吹，千年过去，无声无息中静静的岩画，是无声的歌、凝固的舞，更是无字的诗。它将远古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风俗与人情、向往与崇拜，深深地凿进岩石的心里，凿进历史的记忆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