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的兴衰，特别是农业文化的兴衰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越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特点表现得越强烈。西辽河流域处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是从半干旱向干旱过渡的地区，属于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的生态系统过渡带。在距今35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气候发生了变化，由暖湿而变得干冷，大暖期结束，干冷期出现，年均气温下降3 ～5摄氏度，降水量明显减少。不要小看这3 ～5摄氏度，它足以让夏家店下层发达的农业文化被夏家店上层的畜牧业文化所取代。此时的松漠大地，已经打破了公有制的安宁，高一级国家代替了氏族部落，各民族纷纷追寻自己的利益，一场场检阅、一场场拼争、一场场风起云涌、一场场烟尘肆虐，轮番在广袤的草原上上演。当然，也会有天蓝雨止后的一丝安宁，让人们在纷争的间隙来冷静思索，建立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向君主制过渡，从而走向更加进步的形态。
1 走近方国
夏家店是隶属于赤峰市东部松山区王家店乡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到赤峰挖掘，对包括夏家店文化在内的青铜器时代的遗存提出了“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第一期文化为红山文化）。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流行了许多年。然而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深入和全面开展，考古学家发现“赤峰第二期文化”包含着两种内涵不同的青铜文化。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两种文化的面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于1960年春对夏家店进行考古挖掘。考古埋藏有一个基本特征，年代越近埋藏越浅，处于上层的器物一定比下层的先进，因为下层文化的年代比较早，生产力水平落后。然而夏家店遗址无情地推翻了这一结论。考古工作者挖掘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后，继续向下挖掘，进入新的文化层，即夏家店下层文化。新发现却令考古工作者目瞪口呆：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无论是建筑水平还是生产工具、制陶技术等，要比夏家店上层文化先进得多，这似乎证明赤峰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倒退！这种违背历史规律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自此之后，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把精力放在赤峰，时间长达40多年。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200～36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以赤峰为中心，东至辽宁省西部，南达京津地区，西到张家口以东，北抵西拉沐沦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用土坯、石料、烧土和有草的泥土，甚至使用白灰，来修建房屋，尤其是发明了“三七错缝”砌墙法，极大地增加了房屋的坚固度。他们不断改进房屋建设式样，早期多为筒形地穴式，中期改进为半地穴式，最后则发展成结构复杂、完全建于地表之上的、用土坯和石块垒砌的地上房屋。从丘陵顶部到河川阶地，从黄土高台到低矮平地，到处都是夏家店下层先民们生活的聚落。无论是其分布的密度还是建筑的规模，在史前西辽河流域诸考古文化中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特点。遗址分布的密度很大，几乎超过了现代居民点的密度，以赤峰地区为例，共发现2700多处遗址，其中2000多处在敖汉旗，密度之大，可见一斑。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口剧增，农业生产和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极盛时期。
二道井子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它坐落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打粮沟门自然村北部的山坡之上，占地约3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达5200平方米，至今城墙仍高6米，房屋仍高2米多，用泥土夯成。二道井子城四周为环壕，城内建筑有院落、房屋、窖穴、广场、小巷、散水等，这些是城内居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也可称作本城最大的亮点。遗址中房屋数量众多，今人粗略发现的便达149处。房屋建于地面之上，结构独特，并且在同一位置重复建筑，多层叠压，最多叠压7层。居住面一般抹有草拌泥，中部有地面灶，墙体多用土坯层层错砌。回廊内用土坯砌筑短墙，将回廊分隔成数量不等的小隔间，个别隔间之间有门道或门洞相连，门道多向西南，外侧有门槛，两侧置有门墩。建设得最为特殊的房屋是位于古城中部偏东的F8号中心房屋，呈圆角方形，面积近110平方米，经过不少于3次的翻修加固，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二道井子遗址保存相当完整，出土陶、石、骨、铜、玉器及毛、草编织物等1200余件，让我们看到了距今4200 ～36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先民生活的图景，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小村子700年间的变迁史。二道井子遗址文化内涵如此单纯，文化堆积如此深厚，建筑遗迹保存得如此完整，如古罗马的庞贝古城一样，为人们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被誉为“东方庞贝城”（庞贝城是古罗马人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一座城池，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由于被火山灰掩埋，街道房屋保存比较完整，它反映了古罗马时代城邦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一座世界少有的天然历史博物馆）。二道井子遗址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又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6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以石、骨材料制作的农业生产工具依然是夏家店下层先民们干农活使用的主要工具，农业不断进步，除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外，还出现了余粮，先民们就将其储藏到窖穴中。为了更好地生活，畜牧业、饲养业、狩猎业还是农业的补充，先民们饲养一些牛、羊、猪、狗等家畜，鸡作为家禽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
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的时候，夏家店的先民也已经开始尝试制造和使用青铜器了。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以小型器物最为常见，不过冶炼和浇铸的技术尚显粗糙，但陶范、铜刀、铜屑、铜耳环、铜杖首、礼器、铜鼎、铜甗等，也能造得有模有样了，特别是运用合范浇铸技术制作的器物，工艺水平还很高。在赤峰敖汉旗大甸子村，考古工作者挖掘出800余座墓葬，出土了数千件陶器和玉饰件、青铜器等，其时代属于中原地区的夏代，距今大约3600年。尤为重要的是，200多件彩绘陶器上的多种彩绘图案，与中原商代青铜器的花纹相似。考古学者认为中原商代青铜器的图案，直接受到北方草原艺术的影响，早在商代以前，中原青铜器上某些花纹的“母体”，已在北方草原上使用。
手工业也在不断发展。先民们仍然在大量地制作陶器。陶器绝大部分是手制，以灰色陶为主。陶质有砂质陶、夹砂陶、泥质陶等，器壁均匀，陶质坚硬。器表除素面外，多饰绳纹，篮纹和附加堆纹也占相当比重。陶器中的筒形鬲极富特色，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为此时的夏家店人所独创。有的豆、筒形鬲等泥质陶器被施一层褐色或黄色陶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与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相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在器型上以三足器为主体，特别是袋足三足器，制造工艺复杂，是三足器中的先进形态。
彩绘陶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工艺之一。彩绘陶器在夏家店文化晚期尤为发达，多为随葬品。彩绘图案是在烧制后的陶器表面绘制的，以黑灰色陶器表面为底色，绘以白、红两色花纹，不具备实用性。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陶器生产的专业化就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日用生活品和祭祀随葬礼器有了明显区别，有复杂饕餮纹的随葬彩绘陶器是非专业制陶者所不能生产的。墓圹的大小不同，随葬的彩绘陶器的数量便不同，墓圹大，随葬陶器数量多，彩绘陶器出现的频率就高，可见当时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随葬彩绘陶器就成为丧葬礼仪中的一种礼遇。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先民们的用玉习惯依然没有改变，继承了红山文化的制玉传统，雕琢工艺进一步提高，部分玉器仍作为礼器使用，但是红山文化时期形成的玉礼制系统至此已经消失。以出土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典型遗址即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群为代表，墓内随葬的玉器种类、数量的多寡与该墓等级、规格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玉珠、玉玦、玉环等具有装饰作用的玉器在这一时期，无论从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占有突出地位，标志着玉的使用进入一个以装饰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是西辽河流域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不但结束了自兴隆洼以来以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为代表的文化传统，而且结束了西辽河流域多种文化交错分布的局面，多元文化因素趋向统一，礼制制度已经确立。这时期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即苏秉琦先生所论述的“方国”（苏秉琦先生认为“方国”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北方的夏家店文化是方国最典型的实例）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独霸一方的北方重要方国，它与中原夏王朝并行发展、相互交流。
距今3600多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悄然消失。关于它消失的原因，可能是环境发生剧烈变迁，也可能是自然灾害侵袭，或因外族入侵而整体迁移，或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而消失。经过族属推断，我们约略知道，夏家店人的后裔南迁了，形成了商文化的前身之一，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赤峰地区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经过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几个发展阶段之后，高度发达的西辽河流域的农业文明随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失，在赤峰地区也不复存在。
2 青铜时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消失多年后，又有一拨人开始栖息在夏家店，他们可能从西辽河北部地区，向东南一路迁徙而来，征服并控制此地后居住下来。为了与垂直出现、年代稍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区别，这一时期的文化被命名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3000～2500年，其年代相当于中原的西周至春秋时期。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房址一般是圆形，有的是不挖地基，直接盖房；有的是挖地基，建成地穴式；有的是干脆利用灰坑或窖穴居住。其建筑材料多为自然石块、石板，有的还用土坯，地面正中和部分房址四周留有柱洞，由此推断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房子多为圆锥形顶。夏家店上层的房址无论是数量还是建筑水平，都要远逊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大规模的聚落遗址则一直没有发现。这与夏家店下层高密度、大规模的聚落遗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这一时期的石质生产工具要简陋粗糙许多，尤其是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种类较少，夏家店下层文化富有特色的农用工具，如扁平有肩石铲、打制的亚腰形石锄等，则全部消失了。没有发现石质掘土工具，就说明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农业不是很发达，农业在经济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在遗址中发现有大量野生动物的骨骼，比如鹿、野马、野牛、狐狸、熊等，这突出了狩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先民的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知，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形态经历了由农牧猎兼营到以牧业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的经济形态。
这一时期的制陶技艺，更是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陶器大都是夹砂陶，质地疏松，制作亦显粗糙。各种器皿均为手制，不见轮旋整修的痕迹，器壁常常厚薄不匀，一些器物各部分的接合处易于断裂，陶器以红褐色为主。陶器的类型也比较少，一般为鼎、鬲、豆、罐、盆、钵数种。从制作工艺上看，陶坯的进一步加工只是粗略地打磨器表。除了主要起加固作用的附加堆纹和少量刻画纹外，这一时期的陶器几乎没有别的装饰。
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却十分发达，硕果累累。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繁多，制作工艺先进，代表了这一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其中，有显示文化特征的大件容器，如环耳圆底鼎、犬形耳球腹鬲及豆形器等；有显示游牧经济特点的青铜兵器，如曲刃短剑、铜镞等；有富有草原特色的马具，如衔、铃、銮铃等；还有具有中原特点的青铜礼器和兵器。这些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也独具特色，以动物题材最为突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涉猎食肉、纵马奔腾的生活场景。同时，这也反映出游牧民族在青铜制造方面的进取精神和艺术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造型艺术相继具有了崇拜天地神灵的文化含义并涵括了风土民情等内容。这些别具一格的青铜器在文化与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向外传播，同时先民们也汲取其他游牧部族草原青铜文化的精华，加以改进，最终使得塞北赤峰成为中国北方青铜器重要的发源地和中心区之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具有中原特色的礼器，有的礼器中还带有铭文，比如许季姜簋、邢姜簋等，充分说明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与中原接触密切。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赤峰林西县大井发现的一座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铜矿遗址，意义重大。大井铜矿遗址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青铜器制作水平和规模相当高，同时也说明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本地制造的。大井古铜矿遗址位于赤峰市林西县官地镇大井自然村北1公里处的南山坡上。古铜矿遗址发现露天开采矿坑道遗址多达40余条，石质采矿工具有1500余件，发现炼炉多处，文化层内遍布坩埚残片，坩埚都用红褐色草拌泥烧成，从坩埚壁炼结程度分析，炼炉温度可达千摄氏度以上，同时还发现有鼓风管、范。陶范上刻画的符号与中原商周时期的陶范符号相同；而他们使用的陶质兽首形鼓风管，中原地区则没有了。大井矿的冶炼技术已进入成熟时期，全国首屈一指。
大井古铜矿遗址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采、炼硫化铜矿石的遗址，也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利用共生矿直接冶炼青铜合金的遗址，同时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冶炼含砷青铜的遗址。大井铜矿石含共生的锡石，以及在林西县附近发现埋藏锡矿砂的事实，为破解我国商周时期制造锡青铜所必需的锡矿来源这一千古之谜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大井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证实了先民们在二三千年以前用粗糙的石质工具来采矿，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为研究古代矿山的开发、勘探、冶炼以及铸造等技术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至此，我们了解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看似倒退的历史真相：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在创造了历史辉煌、引领赤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突然遭遇了气候环境的恶化，不得不南移中原。气候的变冷、变干逐渐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取而代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先民不再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转而经营能够相对适应干冷气候的畜牧业，以畜牧、狩猎为主而兼营农业。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流动性强，先民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落后，陶器质地粗劣。然而它的青铜技术却非常发达，从大型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不难看出，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西辽河上游的赤峰地区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夏家店上层先民既吸收了中原文化，又不断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创造了独具一格、丰富多彩的青铜器文化，从而成为中国北方青铜文明的代表。
3 石城探秘
英金河是紧挨赤峰城区的一条河流，在我国众多的河流中，它根本不值一提，上游为属于老哈河水系的阴河。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小不点儿”周围却散布了一个经过统一规划东西向延伸的石城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沿河流分布，依河谷、断崖、高台而建。先民们在群山的主峰上修筑长宽百米的大城塞，并选择有利于防卫的若干小山头修造小城堡，构成一个众星捧月的“卫星城”。城墙有多种筑法，有的砌成叠涩护坡，有的环绕山头筑一围墙，有的土筑、石砌，或土筑与石砌相结合，高大坚固，规模壮观。城内有房屋基址和其他设施，城外是大片墓地，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军事防御等功能。这些排列有序、疏密得当的石城顺河形成了一条条锁链似的城堡防线，苏秉琦先生形象地比喻这些山城具有“原始长城”的性质，并对后来的长城产生了影响。
三座店石城位于赤峰市松山区阴河岸边的洞子沟山上，是大、小两座并列的石城，大城在西，小城在东，总揭露面积9000多平方米，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城”。这里的建筑均为石砌圆形基址，就连城墙和马面（即墩台、墙台，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功能是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也是石砌，而且规模巨大、十分壮观，这至少在史前的城垣建设史上，尚属首次。
三座店石城的大城占地面积约7500平方米，小城占地面积约1585平方米，墙体均用石块砌筑，直接从地面起建，不设基槽。室内建筑时，都留出泥土筑就的使用面（个别为白灰面），为的是其上用火，陶鬲、罐等器物也一并放置在那里，在石墙外侧，皆附着上半圆形建筑，形式类似城墙上的马面。多数圆形建筑的近旁，建上石砌的圆形直壁窖坑。先民们一般将上述三类建筑物，作为一个固定的组合，从而形成更高一级的建筑单元——院落，并用石墙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各院落之间，以纵横曲折的通道相连。城墙也用石砌，而且要高高地砌筑（现存高3.5 ～4米），外侧砌筑的半圆形马面，更为密集而高大，使城墙十分壮观。4000年来，这处遗址基本未被后世扰动损毁，遗迹间也不存在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因而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它的初始状态，以至于今天的考古专家称其为“塞北古城的完整重现”。虽然遗物较少，但遗留下来的石磬、人面纹岩画等器物都很精美。物不在多而在精，特别是发现了两枚刻有类似文字符号的陶片，每片一个字符，呈上下结构，具有典型的表意特征，它们无疑为成熟的文字类符号。
三座店石城是比较典型的石城遗址，除了英金河、阴河流域以外，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存，在西拉沐沦河以南的老哈河水系、大凌河水系均有发现。其他地区的石城遗址同阴河中下游石城遗址特征一致，年代也大体相当，可以视为同一类型的石城遗址，可以说，阴河中下游的石城具有普遍意义。关于石城的功能，许多研究者认为是与防御和战争有关。石城在选址上一般都是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便于防守。英金河、阴河沿岸的石城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成组（群）出现的，一组石城遗址群中，又有一两座大的石城址，每组石城址群间，有相当远的间隔。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每组石城址群可能是一种社会单位的联合体，而每组（群）中大的石城可能是联合体的中心。频繁的战争，使联合体的人们有必要建筑这样工程巨大的石城，并使石城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以抵御外来侵略。
石城还具有祭祀功能。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特别是中型以上的石城，都有依附于城墙的特殊建筑——夯土平台。这种平台大都呈圆形或椭圆形，位于城的最高处，是城的中心。这种夯土平台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大体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社”或“坛”。应劭在《风俗通义·祀典》中说：“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后世称祭天地的地方为天坛、地坛，最初都应是封土而起的台。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墙与壕沟体现了“戎”，而平台则体现了“祀”。商周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以“用礼治天下”相标榜，而祭祀活动是礼的重要内容。这种祭祀活动有一定的等级，所以城内设平台作为祭祀之所，表明该石城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政治单元。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是我国古代“方国”政治的体现，表明中国进入文明之初也经历过“城邦”时代。
4 逐鹿北方
大约距今3500年左右，松漠大地气候转凉，湖泊减少，森林萎缩，草原面积扩大。气候的变化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类型发生了变化，由农耕经济形态向游牧经济形态转变。山戎是我国北方最早发育起来的一支半农半牧民族。中原民族当时统称北方的民族为戎，因为他们山行山居，又在山中生活，所以叫山戎。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是山戎青铜文化的最突出特征，这种剑在赤峰地区、冀东北、辽西都有发现。随着历史的变迁，山戎人伴随游牧，逐渐开始了农耕。山戎曾栽种冬葱（大葱）和戎菽，享誉塞北。《钦定热河志》载：“戎菽又名胡豆，种出山戎，北土甚多，百谷之中最为先熟。”
史书上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曾经共同出现在赤峰地区，“燕北有东胡、山戎”（《史记·匈奴列传》）。山戎南临燕国，东近齐国，西接赵国，时常掳掠和骚扰燕、齐、赵的边境，在古代文献中“山戎越燕伐齐”“山戎病燕”等记载屡见不鲜。山戎强大后，更是挺进齐国，迫使齐桓公北伐山戎，而山戎因此溃败，消失了。没有山戎的阻挡，东胡顺势南下，成了燕国的新威胁。
战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逐渐强大，伺机入侵中原，对与其相邻的秦、赵、燕等国形成威胁，各诸侯国为应对纷纷训练骑兵，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主力。赵武灵王号召穿胡人的短衣与长裤服式、挽弓骑马练习射箭的“胡服骑射”就发生在此时。东胡奴隶主贵族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对邻近各族发动战争。燕国地处北境，偏于一隅，在七雄中是一个地小人少、国力薄弱的诸侯国。燕昭王时，屡被东胡所败，无奈便把秦开作为“人质”留在东胡，换取暂时的和平。秦开是燕国名将，是同荆轲一起刺杀秦始皇的秦舞阳的祖父。后来，秦开逃回燕国，由于他熟识东胡内情，于公元前300年被任命为大将，率兵大败东胡，迫使东胡北退千余里，退至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地区的老哈河、西拉沐沦河流域，从而解除了燕国北部的军事威胁。虽然东胡已经北走，但是燕国仍视东胡为重大威胁，于是在北边修筑长城，起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迄于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用以防止东胡南下，并设立辽东（辽宁省东部和南部）、辽西（今辽宁义县西）、渔阳（北京密云县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右北平（今宁城县甸子乡黑城）五郡。这是我国北方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设立的郡，在中国行政建制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燕北长城的行经路线，自西向东，分布在北纬42～43度，恰恰是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圈的中间地带。燕北长城由河北围场进入赤峰喀喇沁旗娄子店、山前乡、元宝山区美丽河，在黑山头附近越过老哈河进入建平县外贸场（种羊场）、建平老官地、热水、烧锅营子、二十家子，越过蹦河，进入敖汉新惠镇、扎兰营子，过孟克河至新地、倒格郎（丰收）、克里代红山嘴，过教来河至贝子府、王家营子等地，在发来甸子附近进入辽宁省，长约300公里。长城的建设往往就地取材，山地为石筑，坡地和台地为土筑。赤峰及其附近的燕北长城沿线，保留了许多台、嶂、城建筑，为我们研究古长城防御体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燕北长城开创了我国修筑长城的营造格局，为我国后来长城的修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燕北长城的修筑证明赤峰在古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战国到金代，这里先后修筑了燕、秦、汉、金长城，2006年赤峰境内的战国至明长城被归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合并项目。
当东胡人盘踞松漠草原的时候，游牧于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的匈奴人日渐强大起来。匈奴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南与中原相峙，东与东胡为邻，最初东胡强于匈奴，直到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开始强大，成为东胡与汉朝的最大威胁。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当时东胡强盛，听说冒顿杀父自立，一方面自恃实力强大，另一方面考虑到冒顿刚刚自立可能立足未稳，便趁机勒索。第一次，东胡王提出要头曼的千里马。冒顿征询群臣的意见，群臣一致认为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不能给。冒顿说：“邻国要喜欢的马，怎么能不给呢？”于是他便把千里马送给了东胡王。第二次，东胡王提出了一个更为过分的要求：“欲得单于一阏氏。”“阏氏”是匈奴人对于妻子的称呼。群臣都怒气冲冲地说东胡王太傲慢了，要求冒顿单于出兵讨伐东胡。冒顿说：“邻国要喜欢的女人，怎么能不给呢？”于是他把自己所喜爱的阏氏给了东胡王。东胡王在相继得到了宝马、美人之后，认为匈奴不足为惧，愈发地傲慢，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的缓冲空地，我们想占有它。”面对东胡王索要一片荒地的要求，冒顿这次给出的答案依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冒顿愤怒地说：“土地，是国家的根基也，怎么能给他！”于是，冒顿杀掉了那些同意把土地给东胡王的大臣，并且下令对有这种想法的人杀无赦，以举国之兵突袭东胡。傲慢的东胡王没有预料到一向唯唯诺诺的匈奴会向自己开战，初期的轻视，导致了东胡防备的不足。东胡王大败，部族被击散，人民、牲畜及财产被掳掠，匈奴因此强大起来。
被击败的东胡部落，一支迁居乌桓山，即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一支迁居鲜卑山，即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西。随后两支部落各自称为乌桓族和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在历史上消失。
东胡分裂后，赤峰大部分地区被匈奴控制。汉武帝在位时，在东部地区加强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防御力量，五郡成为抗击匈奴的重要军事中心。唐代诗人卢纶写过一组以《塞下曲》为题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夜引弓”的将军即李广，这首诗是对“李广射虎”的描写。汉武帝时，李广为右北平郡太守，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当地百姓闻听“李广射虎”一事更加敬慕。匈奴也闻风丧胆，多年不敢入侵。右北平是抗击匈奴的重要通道。汉武帝发动的几次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都有兵马自右北平出击，足见当时右北平郡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平冈，西汉时为右北平郡治所，位于今赤峰市宁城县甸子镇黑城村。平冈城位于黄土梁子河与黑里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原上，周围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南扼卢龙古道，北通大漠，为兵家必争之地。平冈城自战国时期始建，秦汉两代沿袭使用，至西汉末年废弃，延续使用了400余年。1404年，北平行都使司和大宁卫内迁，该城也随之废弃。考古专家在右北平郡城内发现过许多汉代文物：有“渔阳太守章”“白狼之丞”“卫多”等封泥和“部曲将印”“假司马印”“韩贵私印”等铜印及“宜官”石印等印章；有大量新莽始建国元年铭款的钱范；有“千秋万岁”瓦当及卷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
南支东胡退守乌桓山（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山区），以山为名，自称为乌桓。乌桓，史书上又称“乌丸”，即现代蒙古语中的“乌兰”（红色），史书又称乌桓山为“赤山”。乌桓族从兴起到为曹操所灭，其历史恰与中国西汉、东汉王朝相始终，活跃于北方的历史舞台长达四五百年之久。乌桓曾一度生活在匈奴的高压之下，直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乌桓从此摆脱了匈奴的压迫。汉武帝把乌桓人由西拉沐沦河以北南迁到松漠南缘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居住，并置护乌桓校尉予以统辖，这是乌桓人历史上的第一次南迁，从此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密切。
汉武帝的反击之战，使得匈奴这样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了数百年的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一个让大汉王朝“谈匈奴而色变、窥胡马而远遁”的民族，再也无力与汉王朝抗争，只剩下匈奴退出祁连山脉时唱的那首古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此歌一咏三叹，苍凉哀婉，令人怆然涕泣。此时的乌桓，一方面与汉朝具有松弛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又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处于汉朝和匈奴的夹缝中，左右摇摆，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东汉光武帝时，允许乌桓迁入边塞十郡内居住，这是乌桓的又一次南迁。一部分赤山乌桓人仍留居塞外，随即投附鲜卑，一部分迁入塞内与汉族融合。沿塞乌桓于2世纪中叶以后分为四部，后来，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的乌桓族在发展中结成政治联盟，也就是“三郡乌桓”。190年，蹋顿成为三郡乌桓的首领，并直接参与了东汉末年北方军阀的混战。建安十一年（206）夏，曹操亲率大军东攻乌桓，乌桓仓促应对，全军溃败，三郡乌桓被曹操所灭。曹操挑选健壮的乌桓人编为骑兵，随同曹军到各地作战。这些被誉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桓骑兵，为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做出了贡献。魏晋以后，乌桓与其他诸族杂居，渐渐“乌桓”就变为杂夷的泛称，还有一部分乌桓与匈奴或鲜卑融合，一部分被汉族同化，乌桓这一民族逐渐消失于史册。
5 鲜卑兴衰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东胡被匈奴击破后，一支北逃到内蒙古哈古勒河附近的鲜卑山上，并因山得名为鲜卑；还有一部分东胡人向更远的东北方逃避，直入大兴安岭之内。“鲜卑”一词是东胡语，即“祥瑞”“神”之义。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大部分乌桓人被迁于上谷等五郡塞外驻牧时，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人随之向西南迁至乌桓故地饶乐水，即今西拉沐沦河流域。鲜卑人也从匈奴的压迫下解脱出来，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时机。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北匈奴为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成扇形大规模南迁西徙，进至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10万余户匈奴余众，亦自号鲜卑，于是鲜卑诸部崛起于我国北方，成为匈奴之后中国北方的又一强大的游牧民族。鲜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民族共同体，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北部鲜卑和西部鲜卑，总人口达200多万。同赤峰关系较为密切的鲜卑人，主要是东部鲜卑。
2世纪中叶，鲜卑部落出现了一位著名首领——檀石槐。他身形健硕，既勇敢又富有谋略。檀石槐制定法令，审理诉讼，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于是被推举为部落首领。他在弹汉山（商都县附近）设牙帐，依靠武力，东征西讨，建立起一个东西达万余里、南北达7000余里且控地辽阔、空前强大的鲜卑军事大联盟。鲜卑多次侵犯东汉边界，东汉朝廷对鲜卑的长期侵犯感到忧虑，但又无法控制，于是派使者带着印绶，打算封檀石槐为王，并且与他和亲。然而檀石槐不但不肯接受，反而更为频繁地侵犯和劫掠东汉边境要塞。檀石槐把辽阔的占领区分东、中、西三部：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上谷西至敦煌为西部。赤峰一带地区当时属鲜卑东部大人统辖。
檀石槐统治时期，用汉人谋议、制订法律，冶炼兵器和工具，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然而，这个靠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联盟，由于没有统一的基础，随着檀石槐的死亡而土崩瓦解，分为许多互不相属的分支。
鲜卑大部落联盟瓦解后，鲜卑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鲜卑包括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宇文鲜卑，其族源自匈奴。1世纪末，北匈奴西迁后，留在漠北的匈奴人10万余户，东迁至辽东与鲜卑人杂居，并逐渐鲜卑化，史书称其为宇文鲜卑。根据《周书》所述，宇文部的形成要追溯到一位叫葛乌菟的首领，他“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葛乌菟的后代有位叫普回的，在一次打猎时拾得3个玉玺，上有“皇帝玺”的字样，普回认为是上天授予。当时该族习称天为“宇”，称君为“文”，所以自称宇文国，并以其为姓氏，《周书》认为此为该部名称之由来，不过，后世亦有史学家认为这纯粹是附会之说。普回之子宇文莫那，自阴山南迁至辽西，统治中心在紫蒙川（今赤峰市宁城县境内老哈河一带），宇文莫那被后来南北朝的北周尊为献侯，并奉为始祖。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其劲敌前燕首领慕容皝击败，慕容皝占领了紫蒙川。宇文部残部越过西拉沐沦河，藏匿于松漠之间（今克什克腾旗西北部），他们就是后来的契丹和库莫奚部的先祖。
段部的民族成分复杂，主体是鲜卑，在此基础上，该部还聚集了乌桓、匈奴和中原的汉人，逐渐扩大而形成独立的部落集团。4世纪初，段部占据辽西之地，西接渔阳，东界辽水，成为三部中最强盛者。它不断与其北面的宇文部及东面的慕容部互相争战，同时，还常与中原方面混战，长期的战争严重削弱了它的力量，于东晋咸康四年（338）为慕容部打败吞并。
慕容部为东胡的后裔，它的祖先是从退居鲜卑山的东胡人中分化而来，最初分布在西拉沐沦河上游一带。它的首领曾在檀石槐所建立的部落大联盟中担任中部大人。曹魏初年，慕容部首领莫护跋率领部众，从原游牧地向东南移动，入居辽西。此后，慕容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转向农耕。慕容部南移后，与中原接近，加之西晋末年，中原战乱，黄河以北各郡百姓为逃避战乱，纷纷逃奔辽东。当时慕容部首领慕容廆为安置流民设立侨郡，并网罗大批汉族士人，所以，其力量迅速强大。慕容廆死后，其子慕容皝继立，并于公元337年建立政权，史称前燕，都城设在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前燕建立后，西灭段部，北并宇文部，扩展地域3000里。当时赤峰地区处于前燕统治之下。
西部鲜卑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和最后归于蒙古名下的室韦，以及柔然、吐谷浑等部，都曾先后在中国西北部建立政权或汗国，盛极一时。
在中国的历史上，鲜卑的迁徙是备受瞩目的。这种迁徙的主流是居于今蒙古草原、东北地区的鲜卑一批批向南、向西迁入内地，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到淮河、长江，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赤峰地区的老哈河、西拉沐沦河流域，自西汉初年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共600余年，一直是东部鲜卑游牧、生息和繁衍之地，也是西部鲜卑西行的中转站。鲜卑遗存在赤峰多有发现，其中翁牛特旗大泡子鲜卑墓和精致的鲜卑铜牌，是鲜卑族留下的最为珍贵的文化瑰宝。巴林左旗乌尔吉沐沦河流域的杨家营子聚落遗址属东部鲜卑典型的文化遗存，出土有鲜卑陶罐等文物。鲜卑的不断内迁，使得他们与汉族迅速地融合，甚至可以说融合得很彻底，直至最后鲜卑民族逐渐消失。鲜卑所创造的丰富而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后来的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竞争为时已久，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的掳掠征伐也是经年累月。从夏、商、周三代的北方逐鹿，到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到先秦、两汉的金戈铁马，一次次的较量和拼杀曾给这片土地带来过深重苦难，却也带来了勃勃生机。天下大势，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北方草原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烽火硝烟之后，一个强大的民族崛起了，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草原帝国，这个民族就是本属东胡族系的鲜卑的一支——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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