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本意“镔铁”，即为很坚硬的铁。这个如搏击长空的鹰一样的民族在塞北草原上扶摇而起，以风驰电掣之速，创建了显赫一时的草原帝国。辽全盛时，疆域东至今日本海、黑龙江口，北至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到山西北部雁门关、河北中部霸县（今霸州市）一带与北宋接壤，疆域面积为宋朝的两倍之多。这个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略为陌生的民族，其实拥有着广博的胸怀和独特的文明形态，在对于其他文化的兼收并蓄方面，那种包容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在中华民族古代的南北融汇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为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这个在北中国草原上纵横驰骋了200多年的民族，在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之后，却神秘地消失了，自明王朝以后再也未见于史端。今天，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还矗立着辽上京的残垣断壁，在执着地向人们诉说着千年前的古老故事。
1 松漠传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契丹也不例外，这个从神话中走出来的民族，创造了近乎“神话”般的奇迹。相传，古时候，有一青年男子骑白马沿土河（今赤峰境内老哈河）而上，又有一女子乘小车驾青牛溯潢水（今赤峰境内西拉沐沦河）而下，两人相遇于木叶山，后结为夫妇，生有八子。八子各领一部，最后发展成八部，这就是契丹初始的八个部落。契丹古八部世居在松漠之间，生息繁衍。古代的松漠就是以今天的赤峰市为核心的地理区域。契丹人对于自己民族起源的传说深信不疑，后来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在翁牛特旗的木叶山给白马仙人和青牛仙女建始祖庙，尊称白马仙人为奇首可汗，凡是遇到行军打仗之类的事情，都要到始祖庙祭祀，平时也在春、秋两季定期予以祭祀。
奇首可汗后，契丹民族又出现过三位精明能干的首领，其中一位是长成骷髅形的首领，在毡帐中盖着毡片不让人看见。每有大事，族民就杀青牛、白马祭祀，骷髅便化成人形决策大事，事毕又回到帐中变回骷髅。后来因为有人窥视，他就消失了。其后是一位头戴野猪头、身披野猪皮的首领，他住在毡帐中，有大事就出来决断，处理完事务后就又回到帐中。后来因为他的妻子偷了他的猪皮，他也消失了。第三位首领仅养了20只羊，每天吃19只，留1只，可是第二天还是会有20只，天天如此。这便是《契丹国志》中记载的契丹人口耳相传的历史，看似荒诞，却印证了契丹民族早期一步步发展的脚印，由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到产生了原始的畜牧业，发展出了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
经历了这三位杰出的首领之后，契丹八部开始了漫长的氏族发展历程，并通过与周围弱小部落及氏族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兼并，使部落组织逐渐发展壮大。6世纪末，部落组织内部成立了以大贺氏家族为核心的联盟组织，正式确立了大贺氏家族对于契丹部落整体的统一领导权力，这是契丹部落组织发展过程中家族统治的历史开端。这个时期，联盟首领每三年进行一次选举，任满更换，也就是世选制。大贺氏部落联盟存在了100多年后，开元八年（720）契丹首领可突于发动了反唐战争，此次战争导致了契丹部落社会原有的组织形态发生很大改变，大贺氏家族的统治地位也被遥辇氏家族所取代。8世纪50年代，“安史之乱”爆发后，遥辇氏家族完全取得了世选契丹可汗（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的特殊权力，世里氏（即辽朝耶律氏皇族）家族则获得了世选契丹部落夷离堇（独掌联盟军事大权）的特权。遥辇氏家族确立的家族世选制度，实行家族内部公平推选部落长官的习惯，将社会的公共权力平均分配给了部落社会内部的各级贵族家庭，游牧封建制因素已然显现。9世纪末期的契丹社会风雨飘摇，直到一个非凡的人物诞生，将这种世选的统治方式演变为君主专制统治，摧枯拉朽，把契丹社会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他就是草原雄鹰——耶律阿保机。
2 契丹建国
872年，耶律阿保机出生在契丹迭剌部一个显赫的家族。迭剌部在契丹八个部落中是最强大的，耶律阿保机的家族有世选本部落军事长官夷离堇的特权。大凡帝王出世，总有一些奇特现象，耶律阿保机自然也不例外。据说某日一道金光从天而降，正好击中耶律阿保机母亲的腹部，此后耶律阿保机的母亲便怀孕了。耶律阿保机出生的时候竟然满屋生辉，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耶律阿保机一出生就能爬行，身体像个三岁的孩子，三个月能走路，百日能说话。其实，耶律阿保机出生时，迭剌部争夺夷离堇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祖母担心他被政敌杀害，就把他的脸蛋涂黑，藏匿在别的帐篷里，才保住了他的性命。长大后的耶律阿保机身材魁伟，善于骑射，能拉开300斤的大弓。901年，耶律阿保机当上了迭剌部的夷离堇，掌握了联盟的兵马大权。从此，耶律阿保机开始统率兵马，四处征讨，先后征服室韦、乌古、女真和奚人，抢掠汉地，使契丹的土地、人口、财富急剧增加，耶律阿保机的声望大大提高。907年，耶律阿保机担任了可汗，成为契丹八部的联盟首领。
随着耶律阿保机登上汗位、变世选制为一家一姓世袭制的时候，他与兄弟之间的权力斗争随之拉开了帷幕。911 ～913年，以诸弟（耶律阿保机的四个同胞弟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和安端）为首的贵族集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叛，《辽史》中称之为“诸弟之乱”。“诸弟之乱”是耶律阿保机统治初期集团内部爆发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耶律阿保机机智勇猛，三次平息了叛乱，后又在皇后述律平的计策下借盐池之会将其他七个部落的酋长尽数毒杀，使各部再也没有力量与自己抗衡。时机终于成熟，916年2月，耶律阿保机听从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石破天惊地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轰轰烈烈的一幕：效法中原正式称帝，国号为“契丹”，后改为“大辽”，建元神册。耶律阿保机建立了以契丹贵族为核心的政权，确立了皇位世袭制度。契丹国的建立，是契丹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契丹民族开始从氏族社会逐渐进入封建社会，有里程碑式的意义。918年，契丹国都上京落成，这是少数民族在北方草原上首次建置了都城，是空前的创举。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由于战火和历史的更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上京城如今已是废墟一片，残垣断壁，荒烟蔓草。然而在1000多年前，它却是一处名副其实的繁华之地，是我国古代漠北地区的第一座都城。上京城分南北二城，北面是皇城，是契丹统治者居住的区域；南面是汉城，是汉、渤海、回鹘等民族居住区域，两城相连呈“日”字形。两城建筑与布局是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制度的反映。上京城内街道纵横，市肆排列有序，驿馆林立，反映了当时上京商贾昌盛的状况。
辽上京的建立，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辽王朝统一中国北方的标志，是草原上的商业中心，更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有着独特的功绩。辽上京的存在，客观上引发了中原文化的大规模北移运动，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原传统文化通过战争或和平交往等渠道，不断地传播到契丹首都，进而普及到北方广大草原，又通过草原通道传播到欧亚大陆各地。因此，当时的辽上京，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中转站。
其实，不仅是都城的建立，从耶律阿保机效仿中原称帝开始，辽国许多制度就承袭了唐、五代的制度，深受中原文明影响，如州县制、科举制、佛教制度等等。其中以“儒教治国”尤其深刻地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契丹的影响。皇帝及重臣大都追求“以佛养心、以儒治国”，将“尊孔崇儒”作为统治汉人、渤海人的基本策略，并将儒家文化的一系列观念“化用”过来，形成了具有辽国特点的制度。汉族儒士群体在统治阶层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汉族人士身居要职。帝师、王友、私学都在灌输儒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入社会各个方面，这也是儒学第一次大规模北进的具体体现。
总之，契丹建国，耶律阿保机称帝，这是辽朝第一次统一了北中国，密切了北方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为日后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3 断腕太后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苏木石房子村西北，有一座陵墓。墓地周围古木参天，小溪潺潺，是一处清幽静谧的所在，这便是埋葬着耶律阿保机及皇后述律平的辽祖陵。928年，由于常年征战积劳成疾，壮志未酬的耶律阿保机病死在了战胜渤海国率军回师的途中。辽太祖陵由陵区和奉陵邑祖州两部分组成，陵区的山门巧妙地借用了天然的山谷，构思奇巧，十分独特。原先的地面建筑宏伟壮观，后被毁，现陵墓仅存一些砖瓦碑石等。从其残存的石雕上，可以看出辽国契丹文化的特点，即古朴拙致、秀丽自然。耶律阿保机的陵寝选择在这里，除了风水上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里相传为契丹始祖发祥之地，耶律阿保机的四代先人都出生并生活在这里。
耶律阿保机去世的第二天，应天皇后述律平就把契丹国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为什么述律平能执掌国家大权？这跟契丹“帝后共治”的特色是分不开的。在辽代，国家的统治是由皇帝家族与皇后家族共同实施的。皇权与后权并立，皇后参政、议政，甚至颇具独立性的后族势力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皇后的思维和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皇帝的执政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辽代历史发展的进程。
述律平，小字月里朵，“平”是其成为皇后之后另取的汉名。述律平文可治国，武可安邦。耶律阿保机驾崩后，理应由太子耶律倍即位，但是述律皇后坚决反对，她要将次子耶律德光送上皇位。为了达到废长立幼的目的，述律皇后不顾群臣反对，临朝称制，独揽大权。为了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想出了一个心狠手辣的计策。一天，述律平将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召集起来议事。述律平问：“你们思念先帝吗？”大臣们回答：“受先帝之恩，岂能不思！”述律平说：“既然思念，为何不随先帝去呢？”于是，100多名跟随耶律阿保机出生入死的文武重臣先后被拉去殉葬。述律平的果断残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述律平没有料到，有一位在幽州战役中投诚的汉族官员赵思温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这一天，当述律平要赵思温去陪先帝时，赵思温不慌不忙地说：“先帝亲近之人莫过于太后，太后为何不以身殉葬。我等臣子前去侍奉，哪能如先帝之意？”述律平顿时哑口无言，但她很快就找出了理由，说道：“儿女幼弱，国家无主，我暂时不能去。”说完，她毫不犹豫地用镔铁刀砍断自己一只手，代替自己去陪葬。耶律德光对母亲的断腕举动十分敬佩和感激，即帝位后在辽上京城专门为母亲建造了断腕楼，并立碑纪念此事。述律平自断手腕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从此，皇亲国戚、满朝文武对她唯命是从。
4 盛世王朝
辽自建国到1125年被金所灭，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209年，历经9位皇帝，共有22个年号。辽圣宗耶律隆绪，是一位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杰出帝王，他以非凡的雄才和智慧，与母亲萧太后一起将辽王朝推向鼎盛。
1004年9月，大漠草原战马嘶鸣，20万契丹大军，直指中原的大宋王朝。率领这支大军的是辽国第6位皇帝耶律隆绪，但真正的指挥者却是他的母亲萧太后。萧太后大名萧绰，小名燕燕，为辽代第五代帝王辽景宗的皇后。982年9月，辽景宗病逝，12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继承了皇位，30岁的萧绰奉遗诏摄政，尊号为承天皇太后。辽圣宗继位后，由于年龄尚幼，只是个挂名的皇帝，军国大事全都由萧绰做主。雄才大略的萧绰，稳定了辽国内部统治后，开始把目光瞄向中原，着手解决来自宋朝的军事压力。于是，萧绰倾举国之兵讨伐宋朝。辽军势如破竹，两个月的功夫，就一直攻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距北宋都城开封仅一河之隔。
此时，宋朝执政的是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在宋太宗二次北伐失败后，赵恒继承了“守内虚外”的理念，对辽有了深深的恐惧，面对20万辽军，一筹莫展。北宋朝廷此时也是一片混乱，很多大臣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纷纷主和。只有宰相寇准等少数臣僚坚持请求宋真宗御驾亲征，以激励士气。果然，当宋真宗的车驾出现在澶州前线时，士兵高呼“万岁”，绵延不绝，声震数十里，人人同仇敌忾，个个视死如归，很快就集结起数十万之多的援军与辽军对抗。在辽一方，先锋萧挞凛侦察地形时误中宋军床子弩而死。萧太后非常悲痛，辍朝5日，辽兵锐气大伤，军心涣散。萧绰意识到继续进攻已很难获得进展，而孤军深入中原，补给既有困难，又有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于是她决定议和，并获取必要的经济利益。虽然亲征澶州，但宋真宗并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一举歼敌，他始终难以克服惧怕辽朝的心理，因此，也希望抓住和谈的机会结束战争。
从1005年1月起，经过几番交涉，两国最终签订了城下之盟，宋朝每年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双方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宋为南朝，辽为北朝，依据年龄，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长，两国以白沟河为界，互不侵犯，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宋辽间断断续续长达26年的征战画上了句号。澶渊之盟使中国历史上正式形成了宋、辽南北对峙的局面，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幽云十六州属于辽国，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和平时期，利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第一次形成了由中原王朝持续地向北方少数民族王朝朝贡的局面。
澶渊之盟后，宋再也无心北伐，辽也放弃了南下中原的念头，开始致力于本土建设，契丹社会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辽王朝在立法、施政等方面更加注意模仿宋朝。两国的贸易也随着南北通好得到了发展，不但丰富和满足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的需要，双方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大宗税收，契丹人和汉人在贸易中都得到了实惠。
任何事物都有发展壮大直至衰落的过程，圣明之主可安邦兴国，昏聩之主也会使国家走向衰落。穆宗耶律璟昏庸残暴、杀戮任情，人称“睡王”，终被近侍、庖人送上了黄泉路。道宗耶律洪基轻信谗言，忠奸不辨，杀妻灭子，使得大辽日趋衰落。天祚帝耶律延禧穷奢极侈，游猎享乐，不理朝政，最终将辽朝送进了坟墓。天祚帝喜欢打猎，经常派使臣到东北女真各部索要海东青，而这种叫海东青的猎鹰，最终成为摧毁契丹辽王朝的导火索。1112年春季，天祚帝在吉林省鸭子河泊钓到一条大鱼，然后兴致勃勃地举行了头鱼宴，并让朝见的部落首领歌舞为乐。当轮到女真族的首领完颜阿骨打时，他端立正视，辞以不能，这让天祚帝很为难，头鱼宴闹得不欢而散。散宴后，天祚帝并没有杀掉完颜阿骨打，而是放虎归山，因为他没料到，正是阿骨打，会将大辽的百年基业摧毁。1125年正月，在宋与金的夹击下，众叛亲离的天祚帝成了金兵的俘虏，辽灭亡了。
有辽一代，契丹统治达209年之久，说明其统治方式得当，控御手段有效。自古以来，中原民族就有“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治不会超过100年，而耶律氏统治下的契丹王朝，却打破了这一说法，不但能统治大半个中国长达200年之久，而且为中国近现代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辽朝不仅使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第一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融合，稳定了祖国的疆域，其创立的一系列制度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5 因俗而治
辽王朝统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因俗而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自古以来就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尴尬：或是取法中原，被汉族同化；或是不思改变，继续用落后的方式统治广大先进地区，也终不会成功。因此，少数民族学不学汉族，都不会改变失败的结局。然而，契丹却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走出了第三条道路，使得它能存在200年之久，那就是“因俗而治”，也有学者称它为“一国两制”。
辽王朝建立初期，境内民族众多，经济发展情况复杂，政治、文化背景迥异，既有以农耕为主、过定居生活的汉人和渤海人，又有以游牧为主、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奚人等少数民族。特别是幽云十六州的割入，使辽王朝获得了一块面积数倍于松漠的整片农耕区域。为了适应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稳定社会，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早在建辽之初就推行了“汉自汉，蕃自蕃”的模式，汉人与游牧民族各依自己的习惯进行统治，并利用汉人贵族对汉族经济文化区进行管理，首开分治先河。太宗、世宗两朝对这一模式逐步完善，最终确立了“因俗而治”这一基本国策。
在中央，辽朝建立了北南面官制，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辽的北南面官制是以北南“双轨制”为基本特点，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优势和基本特征。官员分成北面官和南面官。契丹建辽后，仍然保持着四时游牧的生活方式，称为“四时捺钵”。四时捺钵时，皇帝的宫帐都坐西朝东，而文武百官的毡帐分列在宫帐两旁。这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皇帝宫帐左边就是北面毡帐里的官员，称为北面官；宫殿右边也就是南面毡帐里的官员，称南面官。北面官采用传统的契丹部族官制，并吸收中原王朝的官制，治宫帐、部族、属国等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事务，一般由契丹贵族担任。北枢密院是北面官的最高机构，几乎事无不统。北面官系统是辽政权重心所在。南面官采用唐代官制，沿袭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官制系统，而有所变革，治汉人州县及租赋、军马事务。南枢密院是南面官的最高机构，主管五京各州县汉人、渤海人的事务。北南面官制，为广大汉族、渤海地主和知识分子搭建了一个进入辽国上层社会、参政议政的平台，使得汉人的影响不断扩大。
在地方行政区划中，辽推行州、县与部族并行制度。地方官制分为两套，既有同唐制一样的州县长官制，也有在契丹和少数民族中推行的特殊部族制度——房、帐、宫卫制，特权阶层继续沿袭传统合法拥有自己的私有领地。帝后都拥有自己的私庄，叫斡鲁朵，也叫宫分。宗室、外戚、大臣和部族首领立有战功的话，就以获得或分得的人口设置自己的私人领地——头下军州，规模再小的就设头下县、城、堡。设置头下军州虽然是契丹贵族勋臣的一种特权，但对于辽初大规模军事扩张和频繁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
对流亡人口的安置，辽朝也因俗而治。连年的对外征战，使得外来流亡人口和俘掠人口大量增加，这必然对契丹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和不稳定因素，对他们的合理安置和审慎治理，将直接影响到契丹社会的进步和辽朝政权的稳固。辽朝对外来人口的安置视情况而定：对俘掠或逃亡而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多划为头下军州户；原燕云地区人口，仍以州、县编户对待；对辽东渤海地区人口，则采取分散徙居的办法。汉人多安置于可植五谷的川厚壤沃之地，游牧民族多安置于水草丰美的宜牧之所。为了使背井离乡的汉族人在陌生的草原上找到家乡的感觉，辽国统治者便将同一地区迁入塞外的汉人集中安置，所设立的州县都沿用他们故乡的名称，“汉人安之，不复思归”。一系列安置政策的推行，既保护了契丹社会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正常进行和发展，又防止了汉人先进生产方式的停滞倒退，从而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辽王朝的统治秩序。
在法律法规及生活习俗中，法分蕃汉，服分南北。辽初期的法律分为蕃律和汉律，以蕃法治契丹人，以汉法治汉人，契丹人和汉人即使犯了相同的罪，刑罚却是不同的。日常生活和礼俗文化方面也体现出契丹因俗而治的理念。契丹族髡发左衽，鞍马骑射，又不排斥汉族文化礼仪舆服之制，对儒、释、道均采取尊崇态度。官员的着装分官服和汉服。辽太宗甚至学习后晋的舆服之制，正式场合中，辽帝和南面汉官穿汉服，太后和北面契丹臣僚穿契丹民族服装。辽代执政者洞悉汉民族不愿意像契丹人那样留髡发和穿胡服的心理，对定居草原的汉人，在服饰、发式等方面没有作强行改易的规定。
游牧民族的特点在于游，行踪不定，逐水草而居。因此，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大多数是排斥农业的。匈奴、东胡、突厥、回鹘是这样，后来的蒙古、女真、满族在其进入中原以前也是这样。然而契丹族摒弃了其他游牧民族这一偏见，积极接受中原农耕文化，诚心诚意向中原文化学习，并在其腹地推广农业经济。农业生产与畜牧、狩猎相比，更能提供可靠的生活资料，因而日益受到契丹权贵的重视。从辽朝的历史发展来看，“因俗而治”无疑是成功的，既可以使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又避免了划一的制度可能带来的碰撞和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依据不同民族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在辽朝以前的汉族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都曾经实行过，但是，就其规模和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辽朝的“因俗而治”制度都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这一套凝聚着高度智慧的治理模式使契丹人受益匪浅，也使后来的满族人深受启发，就是今天的我们，也还在借鉴这一思想。
6 游牧本色
契丹，是马背上的民族，尽管建立了统一的草原帝国，接受了中原文明，但是，骨子里的游牧畋猎、铁骨雄风是抹不掉的，斡鲁朵和四时捺钵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组织和活动方式，就鲜明地体现了草原游牧文明的特征。
斡鲁朵是突厥语“ordo”的音译，是匈奴、契丹、蒙古等北方草原民族特有的一种传统制度，意思是“宫殿”“宫帐”。《辽史》称之为“宫”“行宫”，契丹人俗称“宫分”“宫卫”，也就是部落组织的最高首领（可汗）的私属领地，也可以理解为可汗个人的私份子或私庄（包括划归可汗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口、牲畜等的所有权及支配权）。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并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州县，构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斡鲁朵领有的奴隶和财产，为皇帝个人私有，死后由家族后代所继承。
斡鲁朵就属性而言，类似于汉族的地产和农奴、佃客；在政治生活中，类似于最高统治者的直属领地或直属武装；经济上，属最高统治者个人私有。然而它又与部落组织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密不可分，从而具备了“国中之国”的特点。在北方民族相对单一的政体中，斡鲁朵形同国家的心脏，事实上承担着中原地区皇都的功能。
斡鲁朵是一个独立的游牧集团，四时游牧，以适应辽帝四时捺钵活动的需要，并长期保护、共同拱卫皇帝的行宫。斡鲁朵是家国不分、政教合一的组织形态，是典型的、高度完善的北方游牧文化的浓缩。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汗国政权时代，在部族联盟中建立起来的以可汗为中心的斡鲁朵，不仅是本部族的权力机构，也是整个汗国的中枢。可汗王位的传承揭示了每个斡鲁朵的兴衰。每个契丹皇帝即位都会重新组建自己的斡鲁朵，是因为他们在即位前都有自己所属的部落，他们虽然可能出于一个祖先，但却不一定属于一个部族。每一个新皇帝都会把本部族及其领地视为根本。这一点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不同于中原汉族王朝宫卫的突出特点。斡鲁朵这种特殊的建置，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时代的痕迹，随着契丹族汉化的推进，它的职能在不断地弱化，最后从国家职能中剥离出来，只限于处理宫卫和家族事务。尽管如此，辽朝皇帝们还是保留了这种游牧民族的传统。
契丹建辽以后，定都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后经不断发展，辽又设立了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南京（今北京市西南郊）和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五京是各地区的统治中心。辽朝五京中，上京和中京都在今赤峰市境内，显示了辽时赤峰地区作为政权核心区的地位。辽朝虽有五京，但是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时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是辽朝实际的政治中心。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的地方，这是契丹族立国后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
“捺钵”是契丹语，汉语意为“行营”“行在”，是契丹统治者的行宫。契丹皇帝与中原皇帝不同，他们随着季节、气候和水草的变换，四时游徙，进行“春水”“夏凉”“秋山”“坐冬”的活动，因此便产生了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四时捺钵制度。辽朝初期，四时捺钵的地点并不固定，辽圣宗以后，地点逐渐固定，其中秋捺钵和冬捺钵多在今赤峰地区进行。
秋捺钵之地通称秋山，秋捺钵活动被称为“如秋山”。秋山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山名，而是指辽庆州一带的群山，有黑山、赤山、馒头山等。每年八月中旬，皇帝在此射鹿、猎虎。辽帝秋山涉猎，具有浓重的政治典礼色彩。从驾人员一律穿着特制的秋山礼服，饰以熊、鹿、山林等图案。行猎前，要祭祀麋鹿神，猎获后，要举行宴会，饮菊花酒。
冬捺钵地点比较固定，通常选在广平淀（在今赤峰境内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契丹由于地处北方，冬季寒冷，需要避寒取暖，故有“坐冬”之制。冬捺钵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四个月，是四时捺钵中皇帝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其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是狩猎讲武，训练军队；二是与南北大臣商议国事；三是接受宋朝及诸国礼贡。
进行四时捺钵是因为牧场广阔、交通不畅、无法确定固定居住地点，对管理者来说就造成了不便，故皇帝按时节到不同地点就近处理政务，就成为最经济便捷的管理方式。四时捺钵的创新与特色在于，契丹人把这一做法上升为国家形态，上升为皇家制度，在200多年的时间内几乎一以贯之，在中原文明及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仍予以保留。四时捺钵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始于辽，在辽得以理论化、系统化、法制化，这是空前的，也是辽之后的任何朝代都未出其右的，代表了北方少数民族所能达到的高度。
四时捺钵是契丹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中原王朝皇帝巡守制结合的产物，这种制度保持和发扬了本民族固有的经济文化传统，强化了民族意识，在巩固政权、维系部民人心等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契丹不像同样是少数民族的鲜卑和女真，由于汉化而趋于文弱，四时捺钵让他们保持了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辽灭亡以后，捺钵制度被后来崛起的女真、蒙古、满族继承下来，并得到改进和发展。
7 独特魅力
契丹族经过漫长的磨砺，终于成就了历史的辉煌，统治时间达200多年，这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契丹人不像女真人和后来的蒙古人，建立国家后，在中原站不住脚时还能退回故地，保留一个民族生存聚合的基础。契丹人在女真人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了。一部分在耶律大石的带领下，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路，最后消逝在西亚的民族中；一部分远走北方大漠，据说今天的达斡尔人就是当年契丹人的后裔；一部分在天祚皇帝八弟阿育的带领下南下四川、贵州、云南一带，改为阿姓隐居起来；而更多的契丹人则在女真人的铁蹄下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了下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就这样消逝了，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档案以及那些文物中来感受他们。
草原丝绸之路 辽朝地处北部草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加强了其与西方诸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辽代草原丝绸之路起于辽上京，向西分为两条支线，一支往西北至可敦城（今乌兰巴托），另一支往西南行至阴山一带的丰州城（今呼和浩特）。两线在敦煌汇合，向西行，越过葱岭，进入中亚、西亚地区。
早在辽建国前，西方国家和契丹诸部就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频繁的物质交流。辽建立后，耶律阿保机深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为了打通和西域的交通线，亲率大军两次西征，占领了河西走廊以东的全部地区，迫使分布在新疆和河西走廊的回鹘政权俯首称臣，使通往辽境的草原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成为内地与中亚、西亚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佛教与佛塔 契丹的佛教来源于中原汉族地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前后的东征西讨之际，曾俘掠了大批深受佛教影响的中原汉人，这些汉人便把佛教带入了契丹。随着契丹汉化程度的加深，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佛教的传播更加广泛。到了圣宗、兴宗、道宗时期，辽代皇室的崇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辽朝皇帝没有从中原“三武灭佛”中获得启示，反而对佛教大肆崇佞，常给寺院施舍大片土地、园林、钱财诸物，导致辽朝政府财税歉收、粮食储备与劳动力匮乏，尤其是辽朝后期出现了国家财政危机、民力凋敝的局面，从而为辽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不能说崇佛、佞佛是辽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是导致辽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故元人谓“辽以释废”。
皇室对佛教的笃信，使佛寺和佛塔遍及辽朝各地。坐落在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桃石山中的真寂之寺，是全国现存的唯一一座辽代石窟寺古迹。最负盛名的是因朝代而得名的“辽塔”。保存在内蒙古赤峰境内的辽代佛塔共有9座，这些佛塔造型各异，雕刻精细，装饰华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赤峰境内现存的佛塔中，辽中京大明塔和庆州白塔尤为塔中之首。
辽塔以砖塔居多，分实心塔和空心塔两类，实心塔不能入内攀登，辽中京大明塔就是典型的实心塔。大明塔矗立于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故城内东南角，为八角形、13层密檐式砖塔，高80.22米，塔基底径48.6米，塔体直径34米。在高度上，该塔仅次于陕西泾阳的崇文塔和河北定县的料敌塔，为全国第三高塔，体积则全国第一。塔身八面均有各具特色的菩萨浮雕，每两面相交的棱面上写着佛经上的警句和神像各自的尊名。佛像姿势各不相同，显示了辽代佛文化的发达和高超的塑像水平，是辽代雕塑艺术中的佳作。
庆州白塔 坐落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力嘎苏木辽代庆州故城内，为八角空心楼阁式白色砖塔，高71米，造型玲珑秀美，浮雕精湛细腻，色彩洁白高雅。1989年国家文物局对白塔进行维修时，在塔刹相轮樘处发现了一批辽代手写经卷、大批雕版印制的佛经、108座柏木质彩绘鎏金法舍利塔、1座银鎏金舍利塔、276卷刺绣品和檀香、豆蔻等药材及其他佛教文物，这是对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史学界、文博界称庆州白塔的浮雕为“辽代塔寺艺术的精华”，是“契丹民族建筑之瑰宝”。
文学艺术 契丹族作为辽朝的主体民族，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文学艺术不仅有游牧民族自身的风格特点，而且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及西域、东北等周边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同样体现了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风格。
文字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用来交流的符号系统，是记录思想和事件的书写形式。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小字。契丹大字是由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布参考汉字形制，增减笔画而成。契丹大字是表意文字，在表达黏着性的契丹语时多有不便，于是太祖弟耶律迭剌参照回鹘（今维吾尔族祖先）文的拼音法、以汉字笔画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契丹文字不仅在辽朝使用，还一直沿用到了金朝前期，直到金章宗时废止。契丹文字的创制对后来西夏、女真文字的创制具有重要的影响。不过，契丹文字并没有沿用至今，最终随着西辽帝国的灭亡，湮没于历史长河。
辽代的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在绘画艺术方面成就最突出的为辽墓壁画。一幅幅辽墓壁画，极其生动地再现了契丹的社会生活。代表性的壁画如庆陵壁画，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各有特色，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及其爱好。表现马球运动的辽代壁画在赤峰地区发现了两幅，展现了契丹民族对于马球运动的喜爱。其他题材的壁画还有《侍吏图》《贵妃教鹦鹉图》《苏若兰织寄回文锦》等。辽代壁画在吸收中原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又注重自身文化的建设，向我们展示了契丹社会的风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契丹社会的珍贵图像资料。
古朴辽瓷 辽瓷在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瓷系中颇富民族特色。其中的仿定瓷、辽白瓷、辽三彩器、单色釉器等造型和装饰工艺独特，自成体系，被誉为辽瓷，是我国古代制瓷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辽瓷中大量带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长颈瓶、凤首瓶、鸡冠壶、牛腿瓶等，造型独特，精彩绝伦。辽三彩是辽代独有品种。辽早期重殓厚葬，贵族、富人死后随葬大量金银珠宝，大量社会财富埋于地下，造成极大浪费。到辽中期圣宗、兴宗决心改变这种做法，于是大量烧制辽三彩作为随葬品。辽代烧制瓷器的窑厂很多，在松山州境内的官窑（地址在今赤峰市松山区猴头沟乡缸瓦窑村），窑史很长，是当时辽代规模最大的窑厂，有北方“瓷都”之美誉。
随着越来越多的辽代古墓葬、古窑址的发掘，越来越多的辽瓷脱去尘埃，仿佛跨越千年的时空，向我们述说辽朝昔日的兴盛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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