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贡王革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激荡，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之中。赤峰地区虽然偏居塞外，但时代的潮流也波及此地，社会风貌与从前相比大有变化。提及赤峰地区的变化，就不能不提到贡桑诺尔布和他的一系列革新。
贡桑诺尔布出自乌梁海氏，字乐亭，号夔盦，其本名是藏语，汉语意为“洁净的宝贝”。贡桑诺尔布在20岁时就受命以喀喇沁头等塔布囊（喀喇沁部贵旗封爵之一，爵秩排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塔布囊）多罗额驸（清代对驸马的称呼）身份在御前行走，22岁时被清廷赏加辅国公衔，27岁时就任喀喇沁右旗第14任札萨克、第12代多罗杜棱郡王、卓索图盟协理盟长之职。此后他又先后任清廷资政院议员、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卓索图盟盟长、北平蒙藏学校校长等职。国民党初创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央9位理事之一。
贡桑诺尔布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又充满变革的历史时代，为谋求民族的振兴和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进行了一系列革新，给塞北赤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政治上，贡桑诺尔布革除暴政，解放奴婢，遣散“梨园子弟”，公布了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训令。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作为一位出身高贵的王公，他强调人人平等的人权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经济上，在纳税方面，贡桑诺尔布改革财税，建立度支局。蒙旗地区按照旧历，按丁纳税，再加上封建王公贵族不纳赋税、不出差徭，所有赋税差徭都按丁落到了仅占有少量土地的普通蒙古民众身上，民不聊生。贡桑诺尔布进行税制改革，实行按各户所占有的土地亩数纳税，把税收的无限制改为定额制。为统一全旗财政收入和支出，他建立度支局，统一计划和核算，还对腐败行为和贪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在农业方面，贡桑诺尔布改变粗放落后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多种经营。他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耕作方式和耕作技术，号召民众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广种粮食、瓜果、蔬菜，从而丰富了食品的种类。他在全旗推广桑苗栽培技术，在福会寺庙前和王府后花园内择地数百亩，广栽桑苗。同时，他还大力推广养蚕技术，喀喇沁养蚕之风大盛，赤峰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出现了较早的养蚕业。这些措施促进了喀喇沁的经济从单一的牧业经济向农牧结合、多种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喀喇沁右旗逐渐成为卓索图盟比较富裕的一个旗。
在工业方面，贡桑诺尔布大力兴办民族工业。1904年，贡桑诺尔布选派恩和布林、特木格图等人去天津北洋工厂实习，学习织布、染色、制蜡烛、制粉笔以及电镀、照相等技术，并以这些人为骨干办起了名叫“兴业公司”的工厂，生产日用产品。后来，他又从天津高薪聘请了一位织地毯的师傅，教工人造绒毡、织地毯，同时积极发展本地区手工业经济。一时间，喀喇沁部分地区的烧锅业（酿酒）、烧炭业、采石业、石灰窑、砖瓦窑、小煤矿、火硝生产、金银矿等手工业经济兴盛起来。
贡桑诺尔布也开始发展商业。他从北京俄国道胜银行借了3万两白银，开设了一家名叫“三义洋行”的官办百货商店，除了销售旗内工厂生产的产品外，还从北京、天津等地批发来大量人民所需的生活用品。王府一带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使当时的喀喇沁右旗王府有了“小北京”之称。
贡桑诺尔布还兴办邮电业。喀喇沁旗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山区，为了及时接收和传递信息，1904年，贡桑诺尔布派人专程赴围场县接洽。双方协议，由王府出资架设从喀喇沁旗到围场县县衙所在地克勒沟的有线电报线路，王府设电报收理处。届时，喀喇沁人就可以把电报从王府拍发至全国各地。在创办电报收理处的同时，贡桑诺尔布还设立了邮政代办所。近代邮电事业的发展，使喀喇沁右旗古老的驿传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思想沟通、文化交流、便利人民生活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化教育上，贡桑诺尔布创建了两所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学堂。1902年他开办崇正学堂，即现在喀喇沁王府蒙古族中学的前身。崇正学堂是赤峰地区第一个官办新式学校。1903年，他创办毓正女子学堂。毓正女子学堂不仅是内蒙古地区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创办较早的女子学堂之一。贡桑诺尔布于1905年、1906年先后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学习，这是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派遣蒙古族学生出国留学。
贡桑诺尔布创办《婴报》，建图书馆。1905年，《婴报》在崇正学堂内正式创办，为4开隔日刊，石印。该报是内蒙古地区由旗札萨克王府官办的第一份报纸，除刊登国内外新闻、科学知识、各盟旗动态和针对时局的短评外，还动员官员、学生写稿，使报纸更具地方特色。该报在辛亥革命时期终刊。《婴报》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份报纸，也是国内的第一份蒙古文报纸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使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被称为“蒙古族新闻传播百年之源”。它是当时内蒙古地区传播新知识、启蒙新思想的重要渠道，对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民族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贡桑诺尔布从北京购进了《钦定佩文韵府》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连同王府原有藏书，在王府的西跨院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名“夔盦图书馆”，对学校师生和旗衙门的行政官员开放。
军事上，贡桑诺尔布建立内蒙古第一个军事学校，创建新式军队。1903年7月，贡桑诺尔布在位于大西沟门其叔父的官邸中，创办了内蒙古地区第一所军事学校——守正武学堂。守正武学堂先后培养了100多名优秀的军官和士兵，对维护本地区的社会安定起了重要作用。贡桑诺尔布还在旗内选拔青年和王府卫兵整编为正规军队，采用北洋新军的教范与操典进行正规训练。这是蒙古族第一支正规训练的新军，后来这支新军在保卫蒙旗治安、剿灭地方土匪的行动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贡桑诺尔布训练新军的同时，他的福晋善坤也开始召集侍女成立娘子军并进行训练，这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支正规训练的女子新军。
现在的喀喇沁旗亲王府的院内，贡桑诺尔布从江南引进栽植的桑树，已经长成十几米高的大树，亭亭如盖。贡桑诺尔布，这位蒙古族最后的王爷，为喀喇沁右翼旗培养了大批先进人才。他在喀喇沁大力推行旗政新举措，创造了清代蒙古族经济、文化的10项“第一”，为喀喇沁旗、赤峰市、蒙古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蒙地放垦
赤峰近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蒙地放垦密切相关。放垦，也称出荒，即把旗地报效地面，招徕外地人买地耕种。1840年以前的赤峰，仍然处于以牧为主的封建经济形态，畜牧业在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清初，满族统治者在不触动蒙古原有制度的前提下，根据蒙古族的游牧特点，依照“满洲八旗”制度，创建“蒙古八旗”，并确立了清朝皇帝对蒙古族旗地的所有权。清朝统治者不希望其姻亲——骁勇善战的蒙古勇士在经济上过于强大，为了巩固统治，防止蒙古族与汉族联合，因此推行民族隔离和封禁政策，发布许多禁令，维护畜牧业在蒙古族地区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内地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加之以喀喇沁王为首的蒙古族王公为获取地租，进行招垦，容留内地汉人开垦蒙地，致使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不得不在事实上逐步放宽。等到康熙末年，敖汉一带就已经呈现出“禾黍近来耕稼满，烟锄云锸遍新畲”的景象。雍正年间，“放垦”政策具体体现为“借地养民”。当时山东、直隶一带闹大饥荒，灾民涌至边口，要求到关外耕种。政府令靠近长城边外的蒙古王公收留，准许王公吃租，朝廷免征田赋，双方均有实惠，此之谓“一地养二民”。养民地区主要是喀喇沁三旗、敖汉旗、翁牛特右旗和克什克腾旗。然而从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间，朝廷却推行禁垦政策，严格限制农业人口的增加。
清末，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长期以来的封禁政策已经没有维持的条件。一方面，列强入侵，局势动荡，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国势日衰，已经不能凭借强大的武力来用愚化、弱化的政策继续以前的统治；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对蒙古这块肥美之地早已虎视眈眈，尤其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日、俄两大列强角逐的重点。为了巩固边防，确保北方不被其他国家侵占，清朝也不得不转变政策。另外，边疆财政历来靠中央和内地支持，且不说清廷此时面临经济衰落与人口压力，就是战争所造成的巨额赔款，就足以使其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若使蒙地全面开禁，则不但能够聚财敛财，减少中央对当地的投入，还可以让清政府从中获利。因此，清廷中不断有边疆大吏进献开放蒙地之策，朝廷迫于情势和舆论的压力，决定放垦蒙地，允许内地汉族人民到内蒙古地区垦荒定居。同时，清政府晓谕蒙古封建王公报效部分土地，放荒招垦。
赤峰地区的放垦，呈由南向北逐渐推移之势。光绪三十二年（1906）敖汉放垦250顷。光绪三十三年（1907），巴林两旗开始放垦，到宣统元年（1909）共放垦土地8181顷，东至阿归他拉及查干沐沦，南至西拉沐沦巴林桥，西至克什克腾界，北至西乌珠穆沁旗界全部报效完毕。
赤峰的蒙地放垦，客观上促进了赤峰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单一的畜牧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过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牧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对粮食及饲料产品的需求催生了农业经济在牧区的发展。内地的农民到赤峰的蒙地寻求生计，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农业经营方法，从而出现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形成了许多半农半牧区甚至是纯农区，加速了赤峰土地农业化的进程。移民的到来也改变了当地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蒙古族与汉族杂居的局面。多数蒙古族人民由游牧改为定居，甚至生活习惯也逐渐汉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与进步。另外，汉族移民进入蒙地，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人口大量增加，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来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牧业产品已越来越多地被卷入贸易市场，进而导致商业城镇的发展和新兴商业集镇的成批出现，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
然而，放垦蒙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清廷推行放垦蒙地的实质就是用所得“押荒银”填补财政不足，增辟财源以挽救清政府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清政府在放垦中与蒙古王公争夺财富，不管是对当地的蒙民还是对垦荒的汉民来说无疑都是一次大掠夺。为此，清政府一方面规定，放垦后所收入的“押荒银”由清政府与蒙古王公平分，以此引诱蒙古王公放垦；另一方面在内蒙古各地设置垦务局，强行放垦。垦务人员在武力护卫之下，以官府名义，将大片蒙古族人民多年赖以为生的牧场和汉族人民早已垦殖的农田霸占，然后逼迫种地的农民向垦务局缴纳高额的“押荒银”后，重新领凭耕种。清廷在蒙地放垦一定程度上属于欺骗性掠夺，将已开垦的土地再次划为荒地，使许多农民佃户既要交银于蒙古王公，又需要交银给官吏，缴纳不出“押荒银”的贫苦农民只好弃地逃亡，农民的经济负担加重，激化了社会矛盾；蒙地放垦也使大批世世代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牧民失去了牧场。清末放垦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各旗水草丰美、地势平缓的沿河流域，是蒙古族经营畜牧业的优良牧场。清政府强行放垦这些牧场之后，牧民们只好赶着牲畜，走向偏僻、贫瘠的沙漠、荒原，失去了生计，造成了社会动荡，又激化了民族矛盾。
蒙地放垦所付出的生态成本是巨大的，对后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赤峰地处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三面环山，中部开阔，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长期以来，赤峰地区以畜牧业为主，放牧是对地表生态的自然利用，破坏性小，加之牧场宽广，回转余地大，避免了对草场的过度啮食，从而有利于长期维持这种脆弱的生态平衡。清政府为了达到“速放则利速厚”的经济目的，不仅将适宜耕种的肥沃之地垦辟殆尽，甚至连一些根本没有条件经营农业的滩地、沙地也强行放垦，从而造成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掠夺式的粗放垦种，破坏了原本疏松的沙地土壤表层结构，使之更加松散，土壤肥力下降，又不能迅速恢复，如此往复，土地风沙侵蚀、沙化情况开始越来越严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赤峰降雨量减少，井水干涸，风沙增多，“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清政府的蒙地放垦难辞其咎。
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清朝末年以来的放垦政策，从清初到1945年，除翁牛特旗南部、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克什克腾旗西部仍以牧业为主、尚未连片开垦外，其余地区已成为农牧交错的半农半牧地区或纯农业区。至此，赤峰地区畜牧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完全被农业经济所取代。
3 工商兴衰
农业的发展，汉族移民的迁入，促进了赤峰地区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近代的赤峰经历了一个由农耕中心到政治中心再到经济中心的转变过程。清初汉族移民的迁入，使赤峰的土地得到开发，农耕区不断扩大，原先零星散布的农家逐步形成相对集中的村落。由于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互补性以及汉族商人的积极开拓，农耕区的商品交易日益频繁和活跃，从而使赤峰成为商品贸易的集散地。内蒙古地区农业区域的扩大，使清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管理农耕区域和妥善处理农耕与游牧之间各种矛盾的重要性，逐渐将内地的行政建制推广到内蒙古的农业区域，他们将治所设在人烟稠密、初具规模的农耕中心。乌兰哈达（清朝前期称赤峰为乌兰哈达，汉译为红色的山峰）成为翁牛特右翼旗境内新设建制的首选之地。最初只是由八沟厅派驻乌兰哈达巡检一员，设乌兰哈达巡检司，后升为乌兰哈达理事通判厅，又由厅改为赤峰县，至1908年，由县升为赤峰直隶州。从这些行政体制变化中可以看出，赤峰已经成为昭乌达盟的政治中心。政治地位的提高直接促进了赤峰各业的繁荣，尤其是商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广阔的商业市场。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使赤峰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并超越政治功能，最终使赤峰成为周围地区的经济中心。
清末民初，赤峰已经成为东蒙地区的商业重镇，陈祖善在其《东蒙古纪程》中曾这样描述：“赤峰县即哈达所改建，旧隶翁牛特旗，无城郭，有大街七道，百货略备，商务颇盛，为古北口外第一繁富之区，热河不及也。”清末民初是赤峰商业鼎盛时期，“赤峰街有商店、作坊不下千家。人烟稠密，房屋栉比，商店林立，货物山积，是北方四大贸易重镇之一”。
赤峰商业贸易的发展是由农业和游牧业经济的互为补充的特点所决定的。草原大漠，滚滚风尘，驼铃回响，一支支驼队从草原深处走来，一队队商旅赶着骆驼又走向大漠深处，这就是因边疆民族贸易需要而产生的旅蒙商。清朝中叶，赤峰属于昭、卓两盟，各盟旗蒙古王公所率各旗在清廷划定的疆界内，过着封闭的游牧生活。清廷在偌大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草场内，给蒙古族人民作了种种严苛的限制，如：不得越过清政府给各旗规定的旗界进行放牧和往来；禁止蒙古各部互相贸易和通婚；禁止蒙古人学习汉族文化和与汉人通婚；等等。然而，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单纯的游牧经济满足不了游牧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牧民们需要以牲畜、皮毛和土特产等来换取内地的粮食、布匹、食盐、烟酒、茶糖、铁器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商帮之一的旅蒙商应运而生。旅蒙商就是以挑担贩卖的形式在蒙地各处流动经商的商人。
旅蒙商的贸易形式，初期是以物易物，后来，汉人大量涌入蒙地，逐渐形成农业人口聚居区，旅蒙商的活动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形成了多种经商格局。商人是赤峰城镇最早的居民之一，他们在赤峰定居下来，在城镇市场开设店铺，以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人居多，这就是“坐贾”。而无论是大商铺还是小商铺，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要进入农村各集市和游牧区，进行流动交易，这便是“行商”。行商主要有两种，一种称为拨子商，另一种称为贩子。拨子商在牧区商业活动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拨子通常由四五个人组成，较大的达十余人，设掌柜一人，由精通蒙古语、通晓商业知识并为牧民所熟知的人担任。在牧区，信誉是经营的基础，所以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人无法胜任掌柜，不能招揽生意，这就很自然地促成了拥有较雄厚实力的大商号、大商帮对牧区商业的垄断。贩子是不携带货物，只身深入牧区购买牲畜和畜产品然后到城镇市场出售的人。因为贩子不携带货物而从牧民手中购买牲畜和产品，所以必须在牧民中有很高的信誉。贩子先将收购的牲畜皮毛运到市场出售再回牧区结账，一般一年一次，实际上他们是没有投入资金、只在市场和牧民之间起到传递作用的投机商人。
随着农耕区的扩大和商业的发展，清末赤峰周围逐渐形成了几个附属小城镇，发展为地方小市场，主要有乌丹、林西、经棚、公爷府等地，这些地方的小市场的商品主要来源于赤峰。从赤峰境外的大市场如锦州、天津、北京等地运进来的货物，基本上都经赤峰市场转入以上地方的小市场，从这些小市场再销售到周围的区域。同时，这些小市场上所聚集的农、畜产品也要经过赤峰市场转输到各境外大市场。这样，赤峰就具备了区域性市场的特征，它的商业范围广阔，北经开鲁可达乌珠穆沁旗，西经林西可达经棚，东连锦州、营口，南越过长城口可达北京、天津。
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正是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这些剩余粮食被农户出售到市场上以后，一部分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赤峰的农产品加工业以烧锅业和面粉加工业较为突出。烧锅业，即酿酒业，其传统做法是用锅蒸馏制作酒精度高的烧酒。赤峰烧锅业以高粱为原料的居多，因而烧酒也叫高粱酒。除高粱外，酿酒的原料还有糜子、大麦、荞麦等杂粮。清末民初，赤峰的烧锅业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占有很大优势。除粮栈、皮铺和杂货铺以外，烧锅商家在赤峰各行业中数量最多，资金和规模也居于前列，在内蒙古东部及邻近内地省份打开了广阔的市场。赤峰烧锅业较为出名的商家有乾源泰、复兴泉、裕德隆、泰晋福等。
面粉加工业早在清咸丰年间就出现在赤峰，以涌源隆面粉厂发展最为突出。涌源隆面粉厂创立于1908年，当时赤峰县已升为赤峰直隶州，所以又称直隶涌源隆面粉厂，创办人李宝源是税官衙门的税官。面粉厂的动力是一台五公斤压力的卧式锅炉，为英国产，从天津购进。由它来带动室内的面粉机器，此即为当时的“机器磨”。这是该面粉厂最鲜明的特点，面粉业成为赤峰最早使用机器加工的行业。此面粉厂开办之初，盈利颇丰，但是后来由于原料供应不足，再加上机器磨支出多，工厂亏损严重，创办人李宝源又调承德任职，面粉厂停业了。涌源隆面粉厂的出现，对于赤峰工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近代民族工业在赤峰的起步，是赤峰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迈进的一次尝试。
此外，赤峰还出现了畜产品加工业，如皮铺和毡（毯）子铺等。相当一部分手工业产品行销于牧区，有的产品更完全以牧民为对象，因此产品的品种和形制具有民族特色。有一些名牌手工业产品在当时远销外地，如乌丹的毡帽，工艺优良，远近闻名。电力、纺织业、中药业等也都有所发展。赤峰的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赤峰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金融业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赤峰商业功能逐渐完备，各种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在近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银行出现之前，在城镇经济中发挥汇兑、借贷功能的金融机构是票号、钱铺和当铺。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出现在中国。清末，京津两地财阀和官僚合资在赤峰兴办了官银号的分号，辛亥革命后被兴业银行吞并。1918年，热河省兴业银行在赤峰设立分行。1941年，锦热银行赤峰分行和志城银行赤峰分行设立，又都于1945年关闭。银行的设立，有利于新的金融秩序的确立，也为赤峰金融业增添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色彩。然而，银行自身带有初创时期的不足，因此造成了赤峰市场秩序混乱。特别是兴业银行设立后，其因势力较大，几乎垄断了赤峰的金融市场，滥发纸币致使大批商铺纷纷破产，这是赤峰商业走向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外国资本开始进入赤峰，改变了国内商人完全垄断赤峰商贸和市场的局面，赤峰成为列强掠夺土产品、畜产品和倾销其近代工业产品的基地。外国商人和外商代理店的出现，不仅使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经营性质也发生了改变。部分商人摇身一变而成为外商代理人，即买办商人。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使赤峰地区的金融业陷入崩溃，民族手工业也在夹缝中迅速发展又急速衰落。另外，赤峰区域中转、集散型经济贸易特点决定了其对周围市场的依赖性。1922 ～1925年，两次直奉战争使锦州、奉天、张家口、天津、北京等城市陷入混乱，殃及赤峰商业。这一时期，赤峰的经济腹地特别是广大农村，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军阀的压榨，经济也濒临崩溃，更加剧了赤峰经济贸易的萧条。
总之，近代以来赤峰由游牧经济一统天下发展为农业、农产品加工业、金融业、商业等多重并立，逐步向近代经济迈进。赤峰位于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的交界地带，因此成为通往各地的重要交通中心。它便利了京津、东北等地与内蒙古东部农村、游牧区的贸易往来，丰富了农牧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扩大了内蒙古地区农牧产品的输出。贸易往来在实现商品交换的同时，也有利于京津等地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对于促进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赤峰近代的经济发展却有先天的不足。“工者，商之本也”，工业部门相对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赤峰的主要工业部门还是农牧产品加工业，即传统的酿酒、粮油加工、制皮、制毡、制毯等。生产方式上，大多数行业还是传统的手工作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机器生产虽然出现，但终因无法与传统加工业抗衡而黯然落幕。赤峰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赤峰矿产资源丰富，但开采量很少，只有西元宝山煤矿和红花沟金矿的开采初具规模，但开采方式仍然为土法开采，效率低下。民国初年外资工业的入侵，进一步排挤了本地的民族工业，加之列强的疯狂掠夺，导致赤峰经济逐渐衰落。
4 革命洪流
18世纪中叶，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飞跃，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40倍。这个仅占世界人口2%的岛国所生产的工业品，由半个多世纪前的1.9%扶摇直上到50%以上，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对领土和市场的需求欲望无限扩大，有4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此时的中国，处于又一轮封建王朝的更迭之中。在西方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清朝统治者仍安逸自在、心满意足地注视着过去。1840年，以虎门销烟为契机，英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中，为了应战，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不断征调骑兵。其中，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出动3000名蒙古骑兵，听候调遣。这些骑兵后又被征调到天津、张家口等地驻防，参加抗英战争。除参加抗英战争的骑兵外，赤峰各阶层人民也捐献大量物品，积极支援前线，有人甚至拿起武器奔赴战场与英军一搏，表现了赤峰地区各族人民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决心。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在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驻守大沽的昭乌达盟、哲里木盟蒙古骑兵英勇抵抗，迫使侵略军败退。这次战役中，800多名昭乌达士兵英勇捐躯，这次战役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连英国报纸也承认：“中国人对抗欧洲军队取得了胜利。”来自赤峰地区的蒙古骑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显示了赤峰人民在抗击外国侵略中的英雄气概，他们奋勇杀敌、坚强不屈的精神，永远闪耀着光芒。
20世纪初，“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漂洋过海，来到被阴霾笼罩的睡狮身旁，用革命先驱者的奔走和呐喊向腐朽的封建王朝紧闭的大门里输送去一缕缕清新的空气，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为封建帝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诞生奏响时代的乐章。1911年，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轰然倒塌，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这一制度当时是那么脆弱和不完善，但毕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了人心，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了，赤峰地区就成为内蒙古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赤峰地区一部分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地读书的青年，接触到了社会新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想，韩麟符就是其中的代表。
韩麟符，原名韩致祥，字瑞五。“五四运动”期间，韩麟符在天津读书时，就同周恩来等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并先后组织建立进步团体“新生社”“向明学会”等。“新生社”后更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后改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使天津的团组织逐渐巩固和发展起来。1923年1月，韩麟符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李大钊为中共北方组织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他发展了云泽（乌兰夫）、奎璧、多松年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内蒙古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为内蒙古革命培养了第一代共产党人。1925年4月，韩麟符帮助多松年、云泽、奎璧等革命青年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韩麟符遵照会议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他协助李大钊建立起国民党京、津党部，接着，在热河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工作。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代表大会，会后在热、察、绥各地大力发展盟员，韩麟符亲自指导创办了刊物《农工兵》，号召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6年，韩麟符作为指挥者之一，组织了反对军阀卖国的示威游行并于次年参与和组织了“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底韩麟符北上到天津，着手恢复建立热、察、绥三特区中共党组织，首先在赤峰、建平、朝阳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韩麟符被任命为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1934年4月，他被特务杀害，年仅35岁。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在该党的领导人中，赤峰籍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与此同时，经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推荐，一大批赤峰儿女被送到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苏联和库伦（乌兰巴托）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后来革命的中坚力量。
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蒙古草原，整个赤峰沦陷，被划入伪满洲国的版图。日本侵略者对赤峰进行了12年的残暴殖民统治，他们无恶不作，挑拨民族关系，进行奴化教育，掠夺劳动力和资源，强迫种植鸦片，扶植汉奸、蒙奸并豢养特务，种种暴行罄竹难书，将赤峰地区的蒙汉民众推向水深火热的深渊。在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赤峰人民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打击日伪势力，建立了东蒙自治军、蒙汉联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抗日战争中，赤峰涌现出了许多烈士和英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抵抗侵略，捍卫了民族尊严，高桥就是其中的代表。
高桥，原名高明海，曾化名苏然、徐文良，共产党员。1942年夏，冀东地委和军分区派高桥、周嘉美（十二团参谋长）、杨思禄各带主力一部，共700多人，到承德、平泉、宁城地区活动，这一地区是敌伪统治最残酷的地区。1943年，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成立，高桥任第三区队队长、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委员，继续在承德、平泉、宁城一带开展工作。高桥率领的抗日武装三区队，连续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高桥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恼羞成怒的日寇，纠集重兵进行报复性围剿。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供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高桥仍率领战士们翻高山，钻密林，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1944年2月5～6日，高桥等领导人周密计划，率领三区队和地方干部袭击宁城县（今小城子）警察署、兴农合作社、村公所，俘虏伪警察、伪职员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大批布匹与鞋袜及10万多元伪币。3月1日，敌人以百倍的疯狂调集大批军警扫荡承德、平泉、宁城地区，三区队主力转移进关，高桥率领两个班留在宁城山区坚持。1944年3月28日，高桥率部队在宁城布日噶苏台老西沟休整时，敌人重兵包围了老西沟。高桥下令突围，当部分人翻过一道山梁，突围到七家大洼时，高桥不幸中弹。他重伤后仍向敌人射击，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而光荣牺牲，时年31岁。
高桥牺牲后，尸体被刘奇讨伐队运到八里罕。残虐的日本鬼子将英雄的头颅铡下，挂在八里罕街里示众。抗战胜利后，时任热河省副主席杨雨民（黄云）在群众的帮助下，在承德找到了高桥烈士的头颅，并派人运回宁城。1946年4月11日，高桥的头颅和躯体被合葬在八里罕。1956年，宁城县政府将烈士遗骨迁往天义，并修建了高桥烈士陵园，并把高桥牺牲的地方——老西沟，命名为高桥村，以使后人铭记他的功绩，缅怀这位为国捐躯的先烈。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8月17日，赤峰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热河省委、省政府等的领导下，赤峰地区开始建立县级人民政权。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赤峰地区的各族人民已经从日伪的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结束了亡国奴的生活，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新的革命洪流中去。
抗日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又起，国民党在假和平的掩盖之下，猛烈进攻冀热辽解放区。1946年5月中旬，冀热辽军区独立旅同国民党十三军五十四师一六二团，在今平庄镇、叶赤线铁路西侧，展开了古山战役。1946年5月13～19日，经过六天七夜的奋战，热辽纵队热河独立一旅共计击毙、击伤敌人400余人，俘虏700余人，打垮了号称国民党十三军主力美械装备的“铁团”，取得了古山战役的胜利。
在离赤峰市全面解放不到半个月时，即1947年5月，当时的中共冀察热辽军区在其临时驻地林西召开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表会议。5月14日，党代会胜利闭幕。5月17日，冀东代表团在随行警卫排和热河军区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返回冀东，20日下午4时，到达今赤峰市松山区的柴胡栏子村宿营休息。因柴胡栏子当时只有30多户人家，代表团及护送部队200余人住不下，于是就安排代表团及其随行人员分13户住柴胡栏子村，骑兵连驻扎在东距柴胡栏子5里远的彩凤营子，负责赤峰方向的警戒。5月21日5时，代表团正准备出发，却遭遇了从隆化方向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残部和地方土匪1000余人。起初，战火并不猛烈。当残敌发现代表团火力很差，便开始进攻。敌人控制了后山制高点和各个村口要道，在机枪、迫击炮掩护下向村里猛攻。代表团只有几个警卫员带着长枪，其余都是短枪，连手榴弹也很少，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了。战斗到7时，敌人已经攻进村子，进行逐屋争夺。苏林燕、王平民等先后牺牲，敌人开始在村里大肆烧杀抢掠，还分头追杀突围的代表团人员。这时，赤西县骑兵大队、热北骑兵团闻讯后赶到了，他们一面安置救护受伤的代表团人员和群众，一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见势不妙，分散向西南和西北方向逃窜而去。此次遭遇战中，冀东代表团副团长、冀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苏林燕，冀东行署财政厅厅长王克如，十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十五地委宣传部部长冀光（原名孟学田），十五军分区副政委王平民，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共22人牺牲。一次战斗中5名高级干部牺牲，在解放战争中这是仅有的一次，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然而，冀东代表团面对数量10倍于自己并配有轻重武器的匪徒，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烈士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宣告成立。同年6月，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侵占达8个月之久的赤峰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冀、察、热、辽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获得全面解放。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赤峰各族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并以自己的行动配合主力部队，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古老的松州大地万象更新，赤峰这个北方文明的开拓者，用坚强、用信念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此，赤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拓进取，谱写建设社会主义新赤峰的华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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