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
【一】
“作家，试试吗？”
“当啷啷”，苏五一把手铐掏出来了。怪不得他的裤兜儿老那么鼓鼓囊囊，原来揣的是这玩意儿。他的手背向上弓着，把这玩意儿拢在他的手指头中间。这手特白，还又瘦又长，就跟眼下酒桌上时髦的、被漂白过的凤爪一样。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位当钢琴家的朋友，那一位的手也是这样，修长的，白皙的，没事的时候，很悠闲地很绵软地待在袖管里，一旦搁到了琴键上，那白白的，突起的骨节，会泛出一片冷冷的辉光来，透着那么儒雅，那么自信。而现在，苏五一这只手，非但不亚于那位钢琴家，反而因为手指间有黄澄澄的手铐相映照，儒雅、自信之外，更平添了几分君临天下的高傲。对这只手欣赏得正入境，只见那上拱的手背慢慢地翻将过来，亮出了张开了嘴巴的铐子。他漫不经心地举起了小臂，手腕轻轻地向前一扣——这动作真他娘的潇洒透了，像什么？像河边柳下甜言蜜语哄着姑娘的小伙子，顺手捡起了一块石头子儿，朝水里那么一丢——“当！”一道黄光朝横在我们座位前的铁栏杆飞去。“咔”，手铐的一端一下子咬住了栏杆，另一端还扯在他的手里。他直直的拽着那铁链，顺着汽车的颠动，腰板儿挺挺儿地颤了两下，那神气，就跟这奔驰的警车是一匹狂荡的马，而他，正拽着马的缰绳，闯入了无人之境似的。
笑一笑，点点头。
其实昨天我就跟他声明过了，您就可劲儿跟我这儿“牛”吧，我愿意满足一切人的自尊心。
“怎么样？”人家还不依不饶，非得让你把“服气”那两个字明明白白地吐出来。
“挺棒的。”又点了点头，瞄了他一眼，我又说，“我敢说不棒吗？我敢那么说，您就敢把这玩意儿冲我扔过来。”
他嘻嘻地笑了起来。
正是黄昏，白花花的阳光变成了金灿灿的一抹，斜斜地照过来。小马路两旁是一排一排平房，平房的上空弥漫着纱一样的轻烟。一间一间自盖小厨房的窗口里，不断传出菜下油锅的“滋啦”声。一个老头儿，一耸一耸地努着嘴里的牙签儿，蹒跚地走出来，在路旁支他的帆布躺椅。一个女人，在院门口卸着自行车后架上的菠菜。几个孩子正在前面的马路中央“跳房子”……警车“呜呜”地嚎着，卷起一股一股烟尘，从老头儿和女人身边冲过去，从画着“房子”的路面轧过去，把一张张惊愕的面孔甩到后面。
警车里唯一穿便服的，就是我了。从车窗外看热闹的人的眼神里不难看出，他们都把我当成了被抓的杀人犯，至少也是个流氓小偷儿。这挺让人觉得开心。不过，更开心的，倒是我们这股子虚张声势的劲头儿——“快来人呀！快来人吧！出事儿啦！”报案的老太太在电话里说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架势就跟她家的铺底下发现了大卸八块的尸体。听了半天才算是听明白了，不过是有那么一个在公共厕所门口耍流氓的家伙，那小子的全部罪行，也就是他不该管不住自己，向异性亮出了男性公民应该敝帚自珍的东西。再说，老太太们也已经把他扭住了，即使民警们遛遛达达到了那儿，也能稳稳当当把兔崽子擒回来。老太太们这一惊一乍的当然可以理解，在首善之区，这种听见闹猫都恨不能扭送派出所的老太太多了去了，可我们，似乎不必这样：出动四个精壮汉子，又是揣警棍，又是揣手铐，一路警笛嘶嚎，闹得鸡飞狗跳的吧？
“您哪，至少，对敌人心慈手软！要不怎么您是作家呢！”苏五一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这当然是我预料中的。当我的心里升起这种滑稽感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心思瞒不过他了。当然，还把这当个事儿说，更是我的“修行”不到家的表现。只见他把目光从车窗外收了回来，头靠到靠背上，仰脸儿朝上望着。警笛仍旧在车顶上嘶叫。过了一会儿，苏五一又歪过了脑袋，高声对我说：“我告诉您，逮着途不着，那都另说，无所谓！这一趟，得让那些不安分的小子们，全他妈心惊肉跳三五天是真的！这叫什么？这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
我大概又笑了笑。
“啧，你看，你又不信。”
“信，信。”我说。
他斜眼看了我一眼。
“真的，挺棒。”我又补了一句。
……
警车急急地拐过一个弯儿，他的身子挤到了我的身上。
“要不，人家都说你们这号知识分子难对付呢……”他把身子往外挪了挪。
“怎么难对付了？”
“我能跟您说透吗？说透了不就不含蓄了？”他乐呵呵地晃了一下脑袋，不再说下去，把脸扭向窗外，稍顷，又扭脸瞥了我一眼，笑了笑，说：“您这‘挺棒’用得可够勤的啊。”
“真的挺棒。这两天净跟着您了，能不长进吗？”我说。
他不再理我，欠起身，撩开警服的前襟儿，从拴在裤腰带上的一串钥匙里，找出了一把，拽着它曲下腿挺过肚子往铁栏杆上的手铐那儿凑。车子一颠一簸，他的钥匙老是对不上，这姿势颇不雅观。终于，他把手铐打开了，坐了下来，把手铐又一次拢在那弓起的五指间。他也不说话，那捏着手铐的手，冲我的身前递了过来，我张开手掌，“啪”，他把它拍到了我的手里。
这玩意儿沉甸甸的，攥在手里满满一把，我把它哗啦哗啦地揉搓了几下，忽然想起北京的老头儿们喜欢揉搓的保定铁球。
我知道他这一拍是什么意思。
北京的老百姓们，对看热闹真是有无穷的兴致。新华里临街的公厕门前，居然围了密密层层的好几十号人，其中有那么几位的手里，还端着饭碗，嘴里甚至还吧唧吧唧地嚼着。简陋的公厕对他们来说，有那么点儿“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意思，而警察抓人，不敢说千载难逢百年不遇，到底透着新鲜。热闹送到了家门口，谁要不看那可就亏了。又有谁愿错过？警车就是在这众望所归中莅临的。当我们从警车里鱼贯而出的时候，周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我却觉出了四周的每一个瞳仁儿里都透着的快意，透着被焕发起的期待，而那一个个瞳仁儿又告诉我，他们对我更是情有独钟：身穿便服的我现在已经不再让他们误认为是罪犯，相反，还就因为这身便服，再加上我的年龄，再加上我的微凸的肚皮，我被人们看成了三个小伙儿的上司。当然，我知道，最有说服力的，是我手里攥着的黄澄澄的铐子。
“这当官儿的够派啊！”有人悄悄地说。
“至少也是个分局长！”北京的老百姓里，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的人多如牛毛。
“让开嘿，警察来啦！”有人高声嚷嚷。
人群闪开了一条通道，放我们走进去，随即又封死了，把我们围在中间。
那个“敝帚”不够自珍的家伙可怜巴巴地站在那儿，他的身边，是三五个臂戴“联防”红箍的老头儿、老太太们。那家伙的年龄和我相仿，是一位眉眼清秀、白白净净的中年汉子。说实在的，也就是这会儿我才仿佛突然明白，原来这耍流氓的人，并不见得全是满脸横肉。不过，不管怎么说，眉清目秀的流氓比起满脸横肉的流氓来，好像总是有那么点让人惺惺相惜似的。比如眼前的这位，一脸沮丧，下颌还有点儿微微发抖。这模样就让我这心里挺不落忍：这人就算不是有病，也可怜得可以，不然，得熬到什么份儿上，才色胆包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这等事？……想归想，脸上还是正气凛然的——我们干什么来啦？何况，苏五一岂止正气凛然，这会儿应该说威风八面。
“是你吗？耍流氓的？”挑出一根修长白皙的中指，戳了戳那位的肩膀。
实话跟您说，事后我偷偷试了半天：一会儿伸出食指，一会儿伸出中指，试了无数回，我觉得，伸食指要比伸中指方便得多，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苏五一为什么要舍易就难，偏偏要挑出根中指来？
“是他，就是他！”不等那可怜的家伙说话，老太太们先七嘴八舌地告发起来。
“冲谁耍流氓啦？事主在不在？”苏五一扬起下巴，目光在周围的人群里搜巡。
老太太们闪开了身子，从身后推出了一个面红耳赤的姑娘。
“他冲你耍流氓了？”
“啊，是，我……我刚从厕所出来，他就……就……”姑娘的目光游移着，支支吾吾。
“行啦，你也甭说啦，跟着上派出所走一趟。”苏五一说完了，回头看了看我，我知道，该我上了。
刚才把手铐拍过来，就是这意思。
在电影、电视里，是看见过警察给犯人铐手铐的，譬如美国的警察，往往抡起手铐那么一句，就跟肉店的伙计抡起大铁钩子，住整扇的猪肉上甩似的。中国的警察庄严一点，没这么随便，可也够利索的了：郑重的走到犯人面前，“啪”，“啪”，左一下，右一下，拍两下巴掌，那手铐也铐上了。这回轮到自己来一回了，美国警察那一手咱玩不了，咱就中国特色吧。板着脸，郑重其事地走过去，这会儿心里突然冒出一股子什么滋味？还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是不是有那么点儿发虚，好像老大对不起人似的？甭管怎么说，您铐的可是一个大活人哪，咱从来都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不是？再说，咱也没干过这活茬儿，不知怎么下手啊。那家伙倒挺自觉，看我拿着手铐过去，早早儿就把胳膊抬起来，把手并在一块儿，伸过来了。我把半月形的一半托在他的一只手腕上，把另一半扣过去。也邪了，电影里看民警“啪啪”那两下子，觉得那手铐挺松快的呀，轮到自己上去铐了，这才觉得这手铐的钢圈并不算大，真的也“啪啪”，弄不好就得把人家白生生的手腕子给夹了。我用一只手托着手铐的一半，另一只手的手指把那手腕上的皮肉往边儿上推，趁着有了那么一点儿空隙，将那手铐的另一半一压，只听“咔”的一声，算是把一只手给铐上了。我拎起手铐的另一头，找犯人的另一只手腕的时候，苏五一过来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插到我和犯人中间。我知趣地让开了地方。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提起了手铐，当它再被提起的时候，钢圈的两瓣已经张开了，像一位说快板书的，立起那两块竹板儿，马上就要击板开说一样。那“竹板儿”凑到犯人的手腕边，只见上边的那一瓣猛地向下一叩，“啪”，大功告成，一个黄澄澄的圆，把那白生生的手腕箍了进去……
警车依然呜呜地叫，拉着我们回派出所。
“戴手铐的旅客”，蹲在一进车门的空地儿上。
我在外地坐长途车旅行的时候，见过那些走亲戚的农民们带上车的鸡，它们被缚住双足，也是被扔在那个地方。
我坐在前排，他就蹲在我的膝盖前面。
“首长，首长，我……我错了，我认罪，您打我，骂我吧，罚钱也行……可我……我求您，甭告诉我爱人，行不？我求您……”他突然趴到了我的脚下，先是结结巴巴地说，一会儿竟呜呜地哭起来了。
“别，别价！”我赶紧把被他攥住的脚缩了回来，那会儿好像已经忘了这是你抓来的违法分子了，竟手足无措地喊了起来。
要命的是，他居然也把我当成了“首长”。
“去！”苏五一伸过他的脚，把脚尖往远处点了点，示意这位离远点儿。
乖乖儿的，退了回去。
“这人哪，老是处理不好‘老大’跟‘老二’的关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没辙，这‘老二’，就是调皮，一不当心，就给‘老大’找了麻烦了！”也不知道苏五一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言自语。听下去，才明白他是在教育蹲着的那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老大’管严点儿啊，净让‘老二’乱跑，也不讲个交通秩序，违章了吧？后悔了吧？……”
那位不再吱声。
苏五一也不再说什么，头靠到座席背上，闭目养神。
“我说‘首长’，”苏五一的眼睛仍然在闭着，“您对这些家伙挺仁义的啊……”
“谁？我？”我冲蹲着的那位瞟去一眼，扭脸看着苏五一，他的眼睛现在算是睁开了。
“可不，您没瞧您刚才铐手铐那架势哪。那哪是铐手铐啊，那是萨马兰奇给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发奖哪！”
……
【二】
早在六年前就想写这篇小说了，不信您可以查一查1987年年初的《光明日报》。那时候我刚刚写完了《鬈毛》，反应挺“火”，于是就来了个《光明日报》的女记者韩小蕙，说是想写写“作家动态”，请问下一步的打算。按说一个写家是不应该早早就为自己尚未出世的作品做广告的，不过，韩小蕙可是个老朋友了，甚至在我开始学着写小说的时候，和她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一起被《北京文学》约稿，凑到一块儿写小说。后来各行其道，却也离不开舞文弄墨。这么久的交情，是很难不从实招来的。这么着，《前科》也就早早儿地被预报出去了。
然而，到了今天才写。
或者说，到了今天，才算是有了一点写下去的把握。
我不知道别的写家是不是也会遇到和我类似的困难，唯独我一个人低能也未可知。
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对这位苏五一最初的心思，总是琢磨不透。
这位苏五一现今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时不时就过来看看我，有时候甚至是他夜里巡逻的时候，没什么事了，偷偷上楼来陪我喝二两。有时候专门给我带来一位有趣的人物，为我提供很多趣闻。当然，更实际的帮助也有：冬贮大白菜的时候，他率领他们所里的几位小民警，把一抱一抱的大白菜给我送上了楼。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在现场值勤中不知怎么逮着了一部“大哥大”，深更半夜给我打过来，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任务来了一次“现场直播”：“……我们在树丛里猫着哪，真他妈冷。您说，这叫人干的活儿吗？那家黑着灯，没动静……您说什么？……没事，我这用的不是执勤的电话，是一个小子借我的，大款的，没错儿，‘大哥大’……闷得慌啊，跟您聊聊啊，您不就想打听这玩意儿，写出来骗钱吗！……没错儿，这滋味儿真他妈不好受，一宿哪！……得，不能跟您说了，那边过来一个人影儿，保不齐兔崽子回来了……哦，不是，咱接着聊……我们派人去看了！派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去的，嗨，假装收救灾的捐款呗……说朝里屋看啦，没动静。我们估计这小子得……得，甭说了，这回是真的回来了……”
交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还是没好意思问他，您当初跟我这儿人模狗样的，是当真，还是装孙子哪？
中国这地面上的人物，有时候就是让人眼晕。往高了说，毛泽东见了斯大林，谈了一溜够，也没让伟大的斯大林明白他想的是什么，愣把伟大的导师急得眼儿绿。这毛泽东还是湖南人氏呢，要是北京人氏，不得气得导师把盒子炮拍出来？
北京人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时候连最地道的北京人听着都不把牢。
有一位上海来的编辑到我家，抱怨北京的某某作家不通情理。
“他怎么能说我是骂他？我怎么能骂他？我是诚心诚意地去约稿的呀！他可好，听我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倒跟我这儿板了脸，说：‘您这可是骂我。’我……我……说的真的全是好话，也全是真心话，我可没有半点讽刺的意思。再说，我又何必偏挑跟您求稿的时候讽刺您？……”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应该怎么说？在您说了一大堆好话以后。他说：‘谢谢’——THANK YOU？那说不定是个老外。他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俗了。北京人哪能俗啊，他不给您来个正话反说，怎么能透着幽默？”
有一位记者到我家，嘲笑王朔“放狂话”。
“狂得可以，狂得可以！敢说他那《爱你没商量》一不留神就写成了《红楼梦》，顶不济也是一本《飘》。你们北京的侃爷，可真敢吹！”
您瞧，王朔该怎么说才好？说我这剧比《红楼梦》差一大截哪，比《飘》也还有一段儿？傻不傻？耍耍小聪明，来个反话正说吧，还是有人没听明白，惹出一肚子气来。
北京人啊，难怪您老是让人摸不透，您又老是让人觉得挺有味儿。
我自认为这双贼眼还是能分得清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什么是正话，什么是反话，哪样儿是玩笑，哪样儿是认真的，毕竟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
可想想和苏五一开初认识的那几天，我还是一阵阵儿犯嘀咕：那会儿，他是在正儿八经地“教育”我哪，还是跟我开心打镲玩儿哪！
【三】
不要说在警察里了，搁哪儿，苏五一也够得上是个美男子。
小伙子身材挺拔，高鼻梁，低颧骨，下巴微翘，薄唇紧闭，满脸英武之气。他又属于那种注重仪容的人，坐定的时候，永远把大檐儿帽摘下来，露出一头柔软细密的黑发。起身的时候呢，几乎每一次都举起右手，叉开修长的五指，顺着发型，梳理一下，这才小心翼翼地戴上他的大檐儿帽。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相识那几天，他正搞着对象。有时候，我们正说着事儿，他忽然说：“哟，我有点儿事，您先待着！”一溜烟儿地走了。有时候，都到伙房买下各自的饭了，他却不吃了，不知干什么去了。
其实他去的地方不远，就在派出所旁边的一栋楼上，那是他的女友家。他结婚以后才告诉我：“那会儿我没少盯着她家窗台儿上那盆花！她妈不在家，我就偷空儿去会会。中午要是家里有好吃的呢，也有暗号通知我——她妈老说：‘哟，小苏子，你怎么那么有口福啊，老赶上我们家吃好的！’……”
苏五一的聪明，当然不是光用在搞对象上了。跟了他几天，我才知道“管片儿民警”有那么大的学问。他把管片儿里所有地痞流氓不良少年的外号背给我听——大龙小凤泥鳅狗蛋二刁四喜傻鹿楞青茄皮儿紫包儿酱瓜儿蛐蛐儿大肚儿小瘪儿……他记得滚瓜烂熟像是背绕口令。他还知道大龙和二刁争风，小凤和四喜吃醋，蛐蛐儿和茄皮儿“叫横”，大肚儿和小瘪儿“谁也不夹谁”……至于这帮小子谁专事偷鸡，谁专事摸狗，谁惯于溜门，谁长于劫道，甚至谁撬锁爱用改锥，谁撬锁喜用铁棍，谁习惯自上往下掰，谁习惯从下向上扛，他全都了如指掌。因此，哪儿出了案子，只要他到现场看看，说不定就能圈出自己管片儿里嫌疑分子的名单来。管片儿民警的差使，也不光是破案。就说苏五一，没少了给管片儿里的孤老户干活儿，甚至连在服刑的犯人的家属都得侍候。换煤气罐啦，买取暖的煤啦，虽然在那连连不绝的感激声中，他会骂骂咧咧地说：“得啦得啦，给您家那不争气的东西写封信，争取早点儿回来，让咱也少受这份累，比什么都强！”……
我们认识的当天办的第一桩案子，是传唤东华里的“黑子”。
东华里、新华里和我家那栋楼眼皮底下的兴华里，都是苏五一的“管片儿”。苏五一说，钢厂丢了300公斤铜锭，一卷电缆，他怀疑是黑子干的。
那天中午快吃饭的时候，黑子被传唤来了。
一看模样便知，这位是在地道的北京南城外贫民百姓的排房里、大杂院里滚大的。看这类小青年有两条：第一你看他的脸上、脑袋上是不是有疮疤伤痕。穷人家的孩子，养得不那么金贵，小时候满屋里乱爬乱滚，不定哪儿就磕个口子，长个秃疮。大了呢，精力过剩，阳气充盈，一脸的“青春美丽痘”，又没人告诉他怎么整；上房揭瓦，偷鸡摸狗，让事主打，让互不服气的半大小子们打，让喝多了酒的老爹打……几乎没有不留下痕迹的。第二你得看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没有多少光泽的眼睛，是一双永远不会正视别人的眼睛，可你又觉得，这双眼睛的后面，好像还有另一双眼睛，在窥视你，揣摸你，特别是当他走进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派出所的时候。
“苏叔……您……您找我？”挺热的天，穿着一件国防绿的军褂，敞着怀，里面露着个光板儿的胸脯子，那胸脯上好像还沾了点儿黑黑的油泥。
如果不是这一次来了这么个差使，我对派出所的了解，也就是大门口那个办户口的屋子而已。而这位黑子却显然是常来常往的了：到了派出所，直接就找到了宿舍，推开了门，张口就喊“苏叔”。其实，这位“苏叔”一点儿也不比他大，从面相看，说不定比他还小。有趣的是，“苏叔”对这称呼似乎习以为常。更有趣的是，“苏叔”并不像我们在无数的电影电视里所看到的那样：把他领到一间空屋子里，让他坐到一把方凳上，自己呢，威严地坐到桌子后面，神色严峻地开始讯问。
想到这儿立刻觉得自己特可笑。因为我也准备好了，也坐到那张桌子后面，人模狗样地板起脸子，努力从眼珠子里挤出两道凶光来。
“来啦？吃饭了没有？过来，坐这儿！”“苏叔”就那么随随便便地迎过去，用手拢住子黑子的肩膀，拉他一起坐到铺板搭成的床上。
宿舍里一共住十个人，除了我们，有两位民警正在他们自己的铺上睡觉，我知道他们昨晚出了一夜现场。还有一位躺床上看《参考消息》，一边看，一边吹口哨。他们对这边的事毫无兴趣，只有我，坐在苏五一和黑子的对面，看他们真的像叔侄一样扯闲篇。
“黑子，回来以后怎么样，都干什么啦？”苏五一漫不经心地问他。
“回来”，指的是“劳教”、“劳改”之类，这我听出来了。
“没干什么呀，我就是跟我哥修车来着……哪儿也没去呀！”黑子翻着眼皮，那神态好像努力在想，语气却是嘟嘟囔囔的，像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得嘞黑子，又跟我来这一套不是？……实话跟你说，就别打马虎眼啦。想不想回家呀？带衣裳来没有？不行咱们就奔分局？……我可告诉你，奔了分局我可帮不上你了，你说，咱哥儿们对你怎么样，咱哥儿们能害你吗？就这儿，说了，没事，该干吗干吗去，政府的政策也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我……我真的没干什么！真的，苏叔，我哪儿也没去，您说，我妈刚把我给盼回来，我敢再‘滋扭’吗？”还是一肚子委屈的样子。
苏五一没说话，斜着眼睛看了看他，那神情好像在运气。垂下眼睑想了想，说：“你妈在家干什么哪？”
“烙饼哪。”
“你看，我就猜出来了，你们家老吃烙馅饼。上回路过你们家，你妈还非给我吃了一个哪。是他妈好吃！……操，是你妈的馅儿饼好吃还是大牢里的窝窝头好吃啊，说！上回还他妈没吃够啊？……告诉你，你把我的中午饭可耽误了，一会儿，你可得领我回去吃馅儿饼去……”
“操，不就俩馅儿饼吗！”黑子进屋的时候，嘴角那块肌肉是紧绷着的，说到这会儿，好像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这不结了？说吧，说完了咱哥儿俩一块儿，吃你妈烙的馅儿饼去！什么也不耽误！”
“……”黑子嘴角的肌肉又绷起来了。
“我操，你可真他妈‘面’！我都他妈给你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还这儿给我玩‘深沉’！……黑子，说不说，不说，我他妈陪着你，咱不吃馅儿饼了，咱们呀，别慎着，一块儿，分局吧！”
“苏叔，您……您别火啊。我说，我说还不行？”黑子支支吾吾，眼珠子一劲儿地往苏五一脸上瞟。
“操，说啊！”苏五一吼起来。不过我看得出，他那嘴角一颤，闪过一丝得意，当然，黑子是不会发现的，因为随即苏五一急赤白脸，粗声大嗓地接着跟他吼，“你不能让我两头坐蜡不是？我他妈的在所长那儿一劲儿保你，这才没捕你，你可好，这儿一个劲儿给我撤劲……有种儿你丫的别说，死扛，你说你都是孙子！咱哥儿俩一块儿，你吃你的窝头去，我挨我的处分……”
再往下，结果就不消说了。黑子反倒磕磕巴巴地求起了“苏叔”，劝他甭生气，我说还不行吗，我不说对得起您吗苏叔，我要是再跟您斗心眼嘿，您就操我八辈儿祖宗。苏五一好像老大不情愿才“消了气”，起身到桌边取来纸笔，记录黑子的供述。
我不知道，苏五一后来或是时不时地用话“敲打”我几句，或是时不时让我在关键时刻上去“萨马兰奇”一回，和这时我“得罪”了他是不是有关系。不过天地良心，我绝没有一丝一毫小瞧他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刚才传讯黑子来的那一手儿，已经让我服了。可我非但没让他知道我的五体投地，反倒干了一桩让人误解的蠢事。
“我……我偷了铜厂的30米电缆。”黑子一开始就交待了。
苏五一往记录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着。他写得太慢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么简单的几个字何以磨蹭这么半天。当然，对此道一无所知的我，只有耐心地在一边熬着的份儿。再说，别看我是个写家，小伙子绝对没有起用我的意思。
“老陈，”他忽然抬起头来，“电缆的‘缆’字怎么写？”
我赶忙在一张废纸上把“缆”字给他写了出来。写完了，不由得瞥了那黑子一眼，好像倒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回想起来，全是他娘的多心。黑子这会儿哪有心思笑话别人，他自己的账还算不过来呢，再说，他不会觉得这事有什么不正常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也不会写，最后看他往笔录上签名时费的那个劲，你就不难明白。
“我还偷过……偷过几块钢锭……”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黑子接着供。
苏五一仍然沉住了气在写着。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了看黑子，又转脸儿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没等他开口，赶忙把“锭”字给他写了出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开始干那桩蠢事，其实在干那蠢事前我还着着实实把小伙子夸了一顿，当然我不会那么肉麻，我笑着说小苏子你小子可够毒的，让人家黑子进了套儿，把该“吐”的全“吐”了，到了儿还是把人家送进了分局。苏五一得意地嘿嘿一笑，说，我心眼够好的啦，谁让他偷的超了500块？我不是对他说啦，我倒想放他，可由不得我啦。再说，我算是对得起他，我不是还跑了他家一趟，给他妈报了信儿，还把他妈烙的馅儿饼给他捎来啦。我说，要不说你“毒”呢，到了儿还得让人家黑子感激你，下回还得上你的套地……这时我才很随便地说了一句，往后凡有不会写的字，只管空下来，反正我也在一旁听着呢，事后补上就是了，我说，咱哥儿们不能在兔崽子面前丢份儿不是？
他歪过脸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午饭以后，我们一起去东华里的居委会了解另一桩案子。太阳很猛，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晃得眼睛都有些难睁。骑着车，沿着曲曲弯弯的胡同统来绕去，不知怎么，苏五一好像忽然变得高兴起来。
“人家都说，你们这‘献身文艺’的，是‘卖身文艺’，是吗？”
“怎么个意思？”
“比如想演个电影电视的吧，这当女明星的，非得先跟导演睡了才行，是吗？”
“这我可不知道。我不认识女明星，认识，恐怕人家也不把这事告诉我。”
“噢，对了，你是写小说的。不是我说你啊，你们，闹不好更坏，写得那么花，不干那事写得出来吗？”
“别人花不花咱管不着，咱自己不花就成了。”
“你也一样，花了，恐怕也不把这事告诉我。”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跟你说，我和那帮小流氓小痞子打交道多了，你知道现在这犯罪率为什么这么高？我看，报上说的没错儿，全是你们这号的搞精神污染搞的！”
“是吗？”我忽然觉得特开心，我说，要那么着，倒简单啦，把作家全他娘的逮起来，世界就干净啦。
“逮不逮的再说，让你们来见识见识，受受教育是真的！”苏五一撇着嘴，看了看我，“啧，你看，你笑什么，你又不信！”
“我哪儿敢不信啊，挺棒，真的，你说得挺棒。”我是不加思索地嘿然一笑，把“挺棒”两个字说出来的。再也没有任何一句话更适合表达我这时的心态了。随后我很快为这两个字而越发洋洋得意起来。难怪苏五一后来说我“用得够勤的”。
“我知道这会儿你心里想什么。”苏五一说。
“说说看。”
他一笑，没往下说。
我相信我瞒不过他，就跟黑子瞒不过他一样。
“您甭老觉得冤得慌，您想啊，又不是您一个，比您有名的作家多啦，谁不得来啊？……再者说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算了，难听，不说了，我们就是工具，今儿让我们去给专列保卫，我们就得到铁路边儿上戳着去；明儿让我们‘严打’了，我们就得没白没夜地逮人……您呢，您比我们高，您有文化不是，会写字不是？可您也得想明白了，您也是工具，您不是工具，国家花钱养您干吗？让您写改革，您就得写改革，让您写整顿，您就得写整顿，让您下来跟我们转悠．您就得下来，甭老觉得冤。工具嘛，干他妈什么不是干？……”
“嘿，你这一套真他妈棒！就冲你这一套嘿，我没白来，我来得不冤！我今儿晚上就把铺盖卷儿搬过来，就跟你学着怎么当好这工具！……我明跟你说呗，你的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算是彻头彻尾服了您嘞！”我喊起来。
打这儿开始没几个星期，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可说老实的，至今我也没闹明白，是他把我给“教育”好了，还是我把他给“污染”了，或者根本就说不上谁把谁怎么样，我们哥儿俩本来就都是活得挺明白的人——不，不，还是他比我活得更明白，他棒，他把我给教育好了，我真的服了他，别看他不会写“缆”，也不会写“锭”。
【四】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地界就是这种哲学的故乡。
也是苏五一的功劳。因为他的引见，后来使我更多地结识了左近一带的居民们。一个在新华里街边儿遛鸟的老头儿告诉我，人哪，总得有几招儿，才能活得那么踏实。
“您得听听，您得记下来，保不齐什么时候您就用得上。”他说。
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家里出了事，譬如闹了耗子吧，可千万不能起急，也不用动气。您看看东家，再问问西家，看看他们是不是也闹耗子。没跑儿，一准儿也闹得欢着哪。那您生什么气啊，您哪，踏踏实实的，活吧。
还有呢？
还有，譬如物价涨了，您也别抱怨。您抱怨什么呀？又不只是您一家受着。别人能过，咱也能过，看谁熬得过谁。
还有呢？
还有，您老得想着，咱是草民。草民是什么意思？草！驴吃也行，马啃也行。受点子委屈，那叫委屈吗？咱有委屈吗？您有什么想不开的？活吧。
我信，因为那天我已经受过苏五一的启蒙了。
那天和苏五一分手后，满腔的郁闷一扫而光。
俗话说，退一步想，天高地阔。诚哉斯言。
一边骑着自行车往家走，一边想，刘厚明在哪个派出所哪？刘心武又在哪儿？还有理由、赵大年……这一回，全北京的作家们大概是一网打尽啦。都跟我似的，提着警棍，捏着手铐，跟在苏五一们的身后，去搜查、逮捕、审讯、取证、出现场，坐在警车里满北京嚎哪。
我有什么气不忿儿的？
想起了那哥儿几个可能是个啥模样，甚至忍不住想乐。
厚明会是什么模样？梗着硬化了的颈椎，也上前“萨马兰奇”一番？就他那双手？怕是连手铐怎么个铐法儿都掰扯不清吧！厚明是全国青联的副主席，虽说是虚职，这“官”还是不小的。没少了带着这个团，那个团，这回非洲，下回欧洲，替社会主义挣脸。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几次活动，在台底下看他主持全国青联的会，看他给人家发奖，看他给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就跟国家元首似的，还知道理理花圈上的挽带，人五人六的，像着呢。如果让他这样“萨马兰奇”一回，不知作何感想？
悲天悯人的刘心武呢？谦恭好礼的老北京赵大年呢？风度翩翩的报告文学家理由呢？
妻子不在家。我们的女儿还小，为了让我安心写作，她们都在姥姥家住。车子快骑到家的时候，想起来回去还没有饭吃，拐到一家干净点的小饭铺，胡乱吃了点东西，回了家，沏上一杯茶，躺到沙发上，继续胡思乱想。
最遗憾的，是让陈祖芬逃了，其实，最该“萨马兰奇”一回的，是陈祖芬。
“哎呀，我可去不了，真的，我就怕接触那些流氓小偷，我写的全是光明的东西，我接触不了阴暗面……”据说，当文联的领导把上级的指示告诉她的时候，她在电话里急赤白脸地嚷嚷起来。
据说，这情况又被反馈回了那位发指示的领导同志那儿，那位领导语重心长地说：“越是这样，越要锻炼锻炼嘛！”
没错儿，越不敢“萨马兰奇”的，就越得要她“萨马兰奇”一下！
可惜到了儿还是让陈祖芬逃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祖芬不是党员，所以他们不好再通缉她。
而刘厚明、刘心武和我，简直就跟被人押送去的差不多。
那几天我们正在友谊宾馆开全国青联委员会，一辆上海轿车拉来了我们文联的书记和作家协会的书记。
这次活动的意义，早已向我们宣布过一次了：“这是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这是一场比土改还要深刻的运动！”
下面的话同样在电话里给我们传达过了：“所有的作家，写长篇的，放下长篇；写剧本的，放下剧本；开会的，请假。限你们三天内到公安局报到。除了老得走不动的，病得下不来床的，谁也不能例外！”
两位领导就是专程到这儿来接我们来了。
真难为这两位，看得出，他们也想不通，可还得苦口婆心地来劝我们。
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士可杀不可辱”的我。
其实，早从苏五一那儿，或是从新华里老者那儿学上一招儿，我又何必口干舌燥七窍冒烟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了足足有三个小时？
那三个小时里我说我当然欢呼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当然欢呼这场比土改还要深刻的运动，就像我当然欢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欢呼“清除精神污染”，欢呼“五讲四美三热爱”，欢呼解决北京的公厕问题，欢呼“门前三包”，欢呼“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乱扔废弃物”一样。我说我对犯罪分子的仇恨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我刚买的一辆崭新的“凤凰18”就让他娘的这帮乌龟王八蛋给偷了；我老婆回家晚点儿，我就得为她提心吊胆；我家门口安了两把锁，出差三天右眼皮就开始跳。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兔崽子统统枪毙。可这事不是我能干的呀，我不会侦破不会擒拿不会审讯不会搜查，我不明白干吗偏偏要让我们去侦破去擒拿去审讯去搜查。受受教育？应该应该太应该了。可您不觉得这有点儿像以前说的，用枪杆子押着作家去深入生活的意思吗？再说您不担心我们都去写派出所、拘留所，写逮捕、判刑、枪毙，可能有损社会主义的光辉，反倒造成“精神污染”吗？再再说我正在写历史小说，写共工写颛顼写刑天写蚩尤，虽说这帮东西也闹腾得可以，可和“刑事犯罪”沾边儿吗？再再再说能不能容我写完了再去“补课”？哪怕容我写完了这一章？不然拎上个把月的手铐、警棍，我的情绪怕是找不回来啦……
同样“士可杀不可辱”，同样口干舌燥七窍冒烟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的，是刘厚明和刘心武。不过，我们的结局也都是同样的。谁也没能在那两位苦口婆心、左右为难不动员成功无法覆命的领导面前铁石心肠。最后，我们到底坐进了那辆“上海”轿车，让它拉着我们到了公安局，我们微笑着，和局长副局长分局长副分局长握手寒暄，我们说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锤炼锻炼磨练大开眼界的机会……然后我们又分别被送到了各自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和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副指导员握手寒暄，我们说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锤炼锻炼磨练大开眼界的机会……最后，我就到了苏五一的手下。
据说，一个多月以后，当我们圆满结束了这次活动的时候，领导同志根据下面的汇报，对我们的几位写家的表现是有个“说法儿”的，很不好意思，据说表现最好的，是我。我这消息的来源，是我早年写小说的入门恩师、《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周雁茹，一个最正统的共产党员。她是带着和我分享喜悦的心情跑来告诉我的：“听说只有你一个人是真正深入了！你的表现最让派出所的同志满意了！你抱着铺盖卷儿去和他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办案了！”
雁茹已经去世了，现在我觉得她那喜形于色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只是一笑，我没有跟她细说，我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我有结识苏五一的荣幸，他使我忽然活个明白，思路豁然开朗。
【五】
是的，当天晚上，我就用自行车驮着一个简单铺盖，到派出所去了。
那天正好轮到苏五一在门口的值班室值班，我去跟他一块儿。
派出所是很简陋的，据我所知，这是当时北京最艰苦的派出所之一。其实，波及北京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都已经过去7年了，北京的地震棚也基本消灭了，这个派出所却可以说是当年遍布京城的地震棚中硕果仅存的一个。
据说老派出所在地震时成了危房，只好到这块空地上盖了一圈“干打垒”来办公。现在，它的四围，已经盖起一圈崭新的家属楼了，而派出所，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更没有充足的资金。
“干打垒”围起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坐北朝南的一溜，主要是办公室、会议室，东边的两间，是伙房，东南角的一大间，因为是在院子一进门的地方，所以成为了接待来访、受理报案、办理户籍的值班室，剩下的南房和西房，就都是民警们的宿舍了。
院子里立了几根水泥柱，拉着两行铁丝，上面老是挂满了民警们的衣物。西北角有一个砖砌的盥洗池，从早到晚，不断地有民警在那边儿上刷牙洗脸，可见他们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睡觉，什么时候才起床。平常的日子，他们分成两班，每天都要有一班人在所里待命，以应付各种任务。可“严打”这些日子，已经没有待命这么一说了，警车没白没夜地出动，甚至连警车都不够使的了，从附近的单位又借来了一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公安分局的预审处也不够用的了，包下了一家很大的旅馆，各派出所逮来的罪犯，够条件的就“报捕”，分局长一批，警车就呜呜地往那儿送。别说民警们一个个熬成个什么样儿了，就连围在“干打垒”四周楼房里的住户，也都给熬得五脊六兽的。
我到了派出所的门外，从自行车后架上卸下驮来的铺盖的时候，警车正好也停在了门口，从车里下来了一个姑娘，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女民警。
那姑娘相貌平平，看那肤色有些像农村人。穿着一条深灰色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的确良长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装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毛巾、漱口杯、卫生纸之类。又逮来一个？卖淫还是偷盗？我愣愣地打量她。她往派出所的门里走的时候，歪过脑袋瞥了我一眼，我至今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眼，才给我带来了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和苏五一一道在值班室里待一会儿我就明白，我的铺盖带得实在是多余。值班室的一个角落里倒是立着两张钢丝折叠床，可什么时候能睡下且不必说了，什么时候这值班室里能消停一会儿，让我们有空闲打开这床，铺开那铺盖，都大成问题。
值班室简直是一个不断上演、交叉上演一幕幕小品的小舞台。
九点一刻的时候，送来了一个醉鬼，蹬三轮儿的“板儿爷”说，他说他到永定门，可永定门哪儿呀？到了永定门，这位呼呼睡个不醒，不管你怎么问，也问不出个屁来了。永定门大了去了，我横不能把他扔在永定门大街上吧？明儿您再在大街上见着个尸首，给我安个谋财害命的罪。得嘞，我不要车钱啦，把他给您搁派出所来吧！……板儿爷还没出门，又进来两位，河南驻马店来的，住在了什么什么旅馆，上街遛达，天一黑，找不回去了，只好找到派出所来了。那醉鬼倒不碍事，倒在一米高的柜台底下打上呼噜了，苏五一说，先甭理丫挺的，丫挺的且睡呢，今儿晚上不用咱把被子匀给他就不错。他坐到桌面上，详细询问那俩“驻马店”，还没问出个所以然，拉拉扯扯进来了五个人，一下子把值班室的门口挡了个密不透风，后面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黑咕隆冬的不知有多少位。
“民警同志，你给评评这个理，我的孩子，我让她回家，他凭什么拦着，凭什么？”那个50岁上下的女人说。
“我不拦，我不想拦，可我得找派出所说明白，不然你把孩子领走了，出了什么事，我担待不起！”另一方是个60开外的老爷子。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怕我妈打我，她肯定打我！”女孩儿倒没有哭，可她铁青着脸，躲闪着她的母亲，往老爷子身后藏。
“瞧见啦瞧见啦，是我拦她吗？您说，这么着出门，他们娘儿俩不得打起来？”
“那你别管，我家的孩子，我们做家长的，有找她回家的权利。”女人身后，一直没说话的一个男人开了腔，“你们家私自扣我们的孩子，这……这是违法的……”
“可孩子现在在我们家，我们家秋子又没在家，你们非拉她走，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交待？”一个30多岁的男人帮那老者，看那模样，是他的儿子。
“你别搭茬儿，我们孩子她舅还没说完呢，你们听听我们孩儿她舅的，她舅是科长……”原来说“权利”、“违法”之类的那位，是“孩子她舅”，原来又是个科长，怪不得比起那几位来，有那么点儿“端”。衣着也透着不同，不到50岁，肚子有那么点儿鼓，绷着一身的确良做的短袖猎装，还真有点儿“派”。
没想到，那女人对“孩儿她舅”职位的宣布，好像没有多少威慑力，那老者和他的儿子还是喋喋不休地声明，自己家绝无扣人之意，但必须到派出所来，当着民警的面交人，而且，还得要求她当面下保证，保证女孩的安全。
“老说这个，老说这个，我让你们听我们孩儿她舅说完行不行？她舅是科长！”女人又一次搬出自己的弟弟。
苏五一也不着急，就跟看小品似的看看这位，看看那位，有时候也不看，想起了什么，翻翻电话本，又打个电话，替“驻马店”问旅馆的事。问完了接着看。看一会儿，又找出一张小纸片，往上刷刷地写什么，看来是给那“驻马店”用的地址。写完了，又接着看，然后把纸片儿给了“驻马店”，让他们出门，打“的”，走人。
“行了！完了没有？”“驻马店”走了，苏五一好像也腾出精神来了，从桌面上跳下来，冲女人、老者、孩儿喊了起来，“一个一个说，瞎吵，想不想让我听明白？”
女人说：“对，一个一个说。民警同志，您先听我们孩子她舅的，她舅是科长！”
“是吗？”苏五一歪过脑袋瞥了“她舅”一眼。
“对，机械厂总务科的。”“她舅”递过来一张名片，嗽了一下嗓子。
苏五一捏着名片，懒洋洋地说：“我跟您说，您，先别说哪，别说哪……您先办这么一件事，就这会儿，也别远了，到永定门火车站，拿块砖头，朝那人多的地界来一下子。砸着的那位，您问问他，一准儿，是个处长！……您是科长不是？那就先甭说了，再过两年，继续进步了再说吧……”
除了女人和“她舅”，大伙儿都笑了。
“你多大啦？”苏五一也不笑，开始掉脸儿问那女孩儿。
“十五。”女孩儿的回答让我一愣，看她身段，说二十你也得信。
“十五？十五你不跟家待着，到人家家里干什么？”
“我妈老打我，骂我，我……我就到秋子家去了……”
“秋子是我那儿子，他俩搞对象哪。”老者说。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苏五一伸出了右手，张开个巴掌，在脸上一通胡噜，胡噜痛快了，看了看老者，说：“你可真敢干，想抱孙子也没有这么急的，鼓动着儿子搞15岁的，你还替你们家儿子看着，调教人家的闺女，不让她回家，你就不怕犯法？”
“……”
“你，更够呛！当妈的，别以为自己没事儿！这么大的闺女，看都看不住，拉也拉不回，这妈，还当个什么劲！我告诉你，当妈当不好，也犯法！有胆儿你把她接回去接着打，再打跑了，我跟你要人！”
“……”
都不说话了。
“说呀，怎么办？”苏五一高声问。
还是没人说话。
“不说，可就听我的了！……去，都到边儿上去，一人给我写篇保证书来……你，保证不打她，让她好好回家！你，保证不留她，不许她再到你家过夜。听明白啦？”
都说明白了，都到一边写去了。
……
就这样，一幕幕小品热热闹闹地在值班室里上演，直到凌晨3点，上演的频率才渐渐地放慢了。
那醉鬼还在柜台下瘫着，呼噜声越发惊天地泣鬼神。这呼噜打得人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苏五一就蹲到柜台下面去，捏捏他的鼻子，给他一个小耳光，让他调整一下高音低音轻重缓急。有一次刚刚让他给调教好，从柜台下直起腰来，所长老边就进值班室来了。
所长有事吗？苏五一问。
有事。你们兴华里那位，还没拿下来呢。
“拿下来了”，就是招供了。“没拿下来”，就是没招供。
哟，都他妈三点了。苏五一看了看表，想了想。说，别他妈抓错了吧？
就是，我也怕是抓错了，要不，快一宿了，怎么也得招啦。我说，你清理清理这儿，让事主在这儿辨认一下吧，我看这屋还亮堂点儿。所长说。
所长出去了，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事似的，回来把苏五一叫了出去。没多会儿，苏五一回来了，领来了两个同事，让他们把那醉鬼拉了出去。他招呼我帮他把墙根儿那儿的一把长条椅子搬到日光灯底下。
“这干嘛？”
“不是说啦，准备让她辨认嘛。”
苏五一告诉我，“兴华里那位”，不是他抓的。那是天津公安局转来的案子。事主在天津跳了海河，被救了上来，一问，原来那姑娘从河北农村到东北找她哥，到北京转车时，被一个小伙儿骗到家里强奸，又被抢了钱。她回了火车站，又被另一老流氓骗到了天津，玩够了甩掉，走投无路，才跳了河。事主已经被接来了，因为她说她记得在北京被骗强奸的那一片屋子，叫“兴华里”。刚才所里派民警领事主到兴华里转去了，还把那间屋找着了。那家还真住着一位年龄长相和事主说的一样的人，所以就“传”来啦。按说，不管是什么案子，只要是边所长亲自出马来问，如果真是罪犯的话，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就一准儿“拿下来了”。问到这会儿还没招，是不是抓错了还真是有点儿悬了。保不齐，那可保不齐，黑咕隆咚的，你敢说那姑娘记那房子就能记得那么准？事到如今，也只有让那姑娘出来认一认啦。
“你知道所长刚才把我叫去商量什么？辨认的人不够，没几个穿便衣的，所长问，你能不能算一个。我说啦，老陈没得说，别看是个作家，没有一点架子，就算一个吧！……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儿没错儿，我算一个！”我主动坐到了刚刚摆好的那张长椅上。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辨认，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是说把事主带来，指着嫌疑犯问：“是不是他？”事主说是，或不是，了事。辨认时得同时找上四五个人，让嫌疑犯夹在中间。然后让那事主躲在一个不被人发现的地方，认认真真看个遍，从中挑出罪犯来。是啊，这么晚了，让苏五一哪儿去找四五个穿便服的人。再说，这回咱又成了“嫌疑犯”了，让一个被强奸的姑娘上上下下认一认，这不是比当“萨马兰奇”“发奖牌”更够味儿的差使吗？
随后走进屋，和我一块儿坐到长椅上的，是三位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两位我认得，是附近单位为了支援“严打”，派来的两辆汽车的司机。另一位我想肯定就是那位真正的嫌疑犯了。这嫌疑犯留着寸头，长着一张胖胖的大脸，腮帮子被刮得铁青。看得出，是让这一夜的审讯给熬的，一副蔫头耷脑的丧气样儿。不过说实话，我想我的尊容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看那俩司机，让日光灯从头顶上一照，说他们是罪犯，也一样有人信。
“你们都听着，我还得给你们交待交待政府的政策，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比我可清楚……别低头，把头抬起来，好好听着！……”苏五一板着脸，站在我们的左侧。这我明白得很，他不能站在中间，中间正对着值班室的后窗户，他不能挡着黑魆魆的窗户外投过来的视线。
听他一声喝斥，我也下意识地抬起了头，一时间，我觉得自己还真的体会到了一点当犯人的滋味儿。
我不能不服气哥儿几个干这一行实在是天衣无缝，我瞪圆了双眼，使劲往黑魆魆的窗外看，愣是什么也没看见，可没过一会儿，边所长领着几位民警进来了，他拍拍苏五一的肩膀，苏五一很快结束了演讲，说：“……都去，再想想吧！”那三位在民警的陪同下，分别出去了。我知道，辨认已经结束。
“认出来没有？”苏五一问所长。
“认出来啦！你猜认出了谁了？”
“谁？”
所长用手指着我，呵呵地笑，说：“在这儿哪！”
后来我才知道，那姑娘，就是傍晚时和我在派出所门口照过一面的那位。没错儿，正因为照了那一面，我就成了她辨出的“强奸犯”！
三个人拿这事说笑了一会儿，忽然，所长不笑了，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就估摸着有点儿问题，不然怎么会那么难审！”所长的一只手按在办公桌上，中指和食指交替地弹着。
“怎么着，我去跟那边说说，放人？”苏五一问。
“跟司机说，开车送他回去，一宿了……瞧这事干的！”
“没事，所长，丫挺的有前科，不敢滋毛！”
“好啊，这位秦友亮，反正是你们管片儿的，交你办了。”所长边说着边往外走。
“我不管，又不是我传来的！”苏五一说。
“敢！”
所长走了，苏五一冲我嘻嘻乐。我知道到了没别人的时候，他是得拿我被认出的事开开心的。
“甭乐。请神容易送神难，还是先想想所长说的，怎么送人家回家吧。”我说。
“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难的？你以为我说不管，是怕丫挺的秦友亮啊？跟所长那儿尥尥蹶子，开开玩笑罢了！”
212吉普车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
苏五一从值班室走出去，站在汽车的门边。一个黑黝黝的身影从北边的排房那边走过来。借着屋里照出的灯光，看得出，就是他们说的那位秦友亮，腮帮子青青的那位。
“小秦子，今儿怎么样？”苏五一递给了他一颗烟。
“哟，谢谢……谢谢……”小秦子挺意外的样子，忙着从口袋里往外找打火机，替苏五一点上烟。
“听我说，小秦子。”
“哎，哎。”一口烟好像还没来得及往下咽，顺着鼻嘴，冉冉地往外冒。
“今天呢，叫你来，是为了帮助你，没别的意思。”
“是，是。”
“你呢，就得正确对待政府的帮助，不应该有什么想法。”
“哎哟，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这一晚上了，先是所长，陪我熬着，现在又是您……我能有什么想法呀，您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我吗？……”
“砰”，212的车门关上了，发动机又轰轰地响起来。
苏五一回到值班室里。
“怎么样？”问我。
我笑着说很受教育，很受启发，我真是得向这位小秦子学，他是“理解万岁”的典范，“娘打了儿子不恨娘”的标兵。这一晚上，我可没白跟着耗，我又大大地长进了。
苏五一像个哥们儿似的往我的肩膀后一拍，哈哈大笑，他说是那儿回事，人民群众的确就是那么好，别说有前科的了，就是浑身没有一点儿渣儿的，也没脾气。他又拍了我的膀子一下说，你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你真的长进了。
没过一个月，当我“下来”的日子快到期的时候，我更得到了一次向全社会宣布自己“长进了”的机会：上级派来了几位摄影记者，为我拍了几张“参加严打”的照片，有参观过军事博物馆的“严打展览”的朋友告诉我，在那儿看见了我的一张好大好大的照片，说明是：“作家陈建功在派出所和所长研究案情”。天哪，我哪有这水平和这资格？我只是遵了摄影家之命坐在了那儿，和所长凑着脑袋看了几秒钟的报纸，“咔嚓”被拍下一张。
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表示了对领导组织我们参加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这场“比土改还深刻的运动”的理解万岁。
不过，这机会给我带来的麻烦大概就无人知晓了：又一个月以后，文联一位管保卫的同志找我谈话，问我“在生活作风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检点和自持？”问话是很客气很委婉的，却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有人给公安局去了匿名的“检举信”，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说陈某人野蛮地强奸了她。
那信，据说不仅匿名，而且还是从报纸上剪下一个一个印刷体的字，拼贴成的。公安局连笔迹都无从查找。
当然是为了对我负责，他们把信转到了文联。
幸好我经过了几个月前的锻炼磨练锤炼，似乎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镇静。当时我好像又想起了那位“小秦子”，那楷模使我的回答愈发冷静。我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衷心地感谢组织，感谢公安局，我理解理解非常理解，不能说没有想法，这想法只是两个字：理解……我没有把这事告诉苏五一，我想，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出师了。
好像是说远了。我应该把话题拉回来，说说此后不久发生的，我和那位“小秦子”之间的故事。
【六】
第二天我们就逮住了那个真正的强奸犯。那个姑娘尽管指错了地方，让派出所抓错了人，但她的记忆应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她说她被强奸后立刻就被轰了出去，走出那条小胡同，她看见了一个公厕，不远又看见了钉有邮政编码的红牌牌，还有写着“兴华里”的白牌牌。她说的这些，后来都得到了证实。第一次的错误主要是因为天黑，也因为没有找管片儿民警苏五一跟着。她领着民警找到了一个公厕，又找到了它对着的胡同，她看一栋小破房子似曾相识，说就是这儿，结果害得“小秦子”在派出所里过了大半夜。第二天我们领着她再去时，才发现还有另一个公厕，顺着那胡同走几步，那姑娘指着一栋房子确认无疑。苏五一领我们走了进去，开门的那小子一见是民警，立马就筛糠，没费几句话，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们把兔崽子和有关案卷一起送到了公安分局，坐警车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昨晚那位“小秦子”，忍不住好奇，问苏五一，那位“小秦子”犯的是什么“前科”。
小秦子？秦友亮？苏五一沉吟片刻，说，他哥叫秦友光，跟他们兴华里的一个小妞儿好得要死要活，都快结婚了，那妞儿接他爸的班，进了合资饭店。要不怎么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本来在兴华里这儿活着，踏踏实实的，秦哥秦哥地叫，甜着呢，一进了“合资”，就他妈不是她了，也难怪，成天瞅着别人过好日子，不说也过那日子吧，至少，是不是跟秦友光过兴华里的日子，她得掂量掂量啦，没三月，要吹。秦友光倒有点儿爷们儿劲儿，不找她算帐，找她爸玩儿命。他说他知道，都是那老东西挑唆的，还专挑了个日子，趁那妞儿不在家，哥儿俩一块儿上，把妞儿她爸她哥打个满脸花。就这么着，折进去了，现在，他哥还在天堂河劳改哪。
真不值当的。我说。
要我说，势利眼，欠揍，要换上我，也得揍丫挺的。
你可是执法的，你说的可是“法盲”才说的话。许他拿我开涮，也兴我抄抄他苏五一的“拐子”。
是。可你不知道，“小秦子”那一家子，全他娘的指着那妞儿给他们作脸哪，那哪是秦友光搞对象啊，全家都围着那妞儿转！……这么跟你说吧，哥儿俩，老早死了爹，妈又扔下他们走了，不知哪儿去了。由他们那奶奶拉扯大，容易吗？他们那奶奶干什么的？过去天桥唱小曲儿的。是，天桥是出了侯宝林、新凤霞，可侯宝林、新凤霞不就一个吗，更多的是谁？小秦子奶奶这号的。解放了，翻身做主了，可天桥没了，平地抠饼的地方找不着了，靠什么过日子？再说，就是有天桥，那么大岁数也没法儿唱了呀。靠什么？靠卖破烂儿。就这么个人家，住那么窄巴的一间破房，兴华里谁不知道？这孙子竟然还能搞个妞儿，容易吗？到了儿到了儿还让人给甩了，他一家不找人玩儿命？
我没说话。
话又说回来，玩儿命有你个好？你是没赶上，秦友光被判的第二天，我给老太太送判决书去，老太太都有点儿神经了，不说，也不哭。接过了判决书，愣呆呆地像根木头。我心说，我甭这儿陪着啦，省得老勾人家的伤心事儿。可出了门，又不放心，回头万一这屋里真的出点事，算谁的？在门外转了一会儿，听见屋里竟然哼哼唧唧地唱起来了，给我吓得。
唱什么？
我回去啦。老太太您唱什么呢？她说了，小苏子，你来，正好，我给你唱唱《十二郎》，听完了你就明白了。别给你妈惹事。你妈养活你不容易。我心说，这哪儿和哪儿呀。可说实话，听着听着，觉得这老太太呀，这会儿可不就得唱这个？我记不住，真的记不住，大概意思是说，一个老太太，养了十二个儿子，老大在州里当捕快——老太太还给我解释说，捕快是什么？捕快就是警察呀！——老二在县里当衙役——老太太又说，衙役是什么？也是警察呀！一一老三开的煎饼铺，老四卖的是烤白薯。老五办的绸布庄，春夏秋冬给送衣服。老六撑船走通州，走亲串友我不愁……反正啊，五行八作，全让她儿子给占全了。十一郎开的是棺材铺。老太太连棺材都甭操心了，第十二郎更绝，出家当了和尚——老太太连念经放焰口的人都有了……你瞧，你得乐不是？我乍一听，也乐了，我差点儿说，甭说您家没有当捕快的当衙役的，就是有，这年头，该判也得判。转念一想，我这儿较个什么真儿啊，你是给这老太太送她孙子的判决书来啦，人家神经兮兮地唱，你有什么可笑的？
我也不笑了。
现在秦友亮靠什么养活他奶奶？
这么跟你说吧，你从你家的后窗户里看兴华里，没少看见鸽子吧？
是。我住五层。从后窗户看，整个兴华里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又是在北屋写作，常常有一群一群的鸽子，带着嗡嗡的鸽哨声，从我的窗外掠过。有时候，鸽子还落在我的窗台上，咕咕地叫。如果到了天黑，它们还乐不思蜀的话，我这儿还会招来几只砰叭作响的“二踢脚”，明摆着是它们的主人们在轰它们回家。
保不齐那“二踢脚”里，就有秦友亮的。苏五一说。
那干嘛？
他可养了不少鸽子，他就靠倒腾鸽子卖卖鱼虫儿什么的养活他奶奶呢。苏五一说。
这天傍晚，我回到了和兴华里仅一条小马路之隔的那栋六层楼上的家。一场雷阵雨刚刚下过，天空澄澈如洗。如果说，这一天的傍晚和其它的傍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对窗外飞过的鸽子有了更多的注意，因此我今天忽然觉得天上的鸽子变得格外多了起来。它们嗡嗡地，仿佛从很远的天外飘过来，嗖地，呼啸着从窗外掠过，俯冲下去，到了远远的地方，又轻盈地扬上高空。一会儿，掠过了灰色的一群，一会儿，又掠过了白色的一群。鸽哨的声音时而飘渺辽远，使人遐思悠悠，时而却轰然而至，给人一种钻心透骨的震撼。
那首《十二郎》究竟是什么调子的小曲？是“莲花落”？还是“单弦儿”？
站在窗前俯视兴华里，兴华里像一片刚刚被机耕过的黑色的土地。
一排一排灰色的屋顶，就像一道一道被卷起的土垄。这屋顶上间或有一两间自家加盖的阁楼突兀而起，我3岁的女儿偶尔来这儿住几天的时候，曾经指着那阁楼喊道：“拖拉机！拖拉机！拖拉机在耕地哪！”
我追踪着飞翔的鸽子，看看它们往哪一间房上落。
我想，那应该就是那位唱《十二郎》的老人的家，当然，那也就是秦友亮的家。
从这天开始，伏案之余，想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投向那鸽子，投向那一排一排简陋的房屋。最初那几天，我甚至总把进入眼帘的画面编进我从苏五一那儿听到的那个故事里去——一个身材高挑衣着入时的姑娘，推着深红色的自行车，沿着几乎被自盖的饭棚子堵死的小路，走进了兴华里。一个老太太，提着一个灰色的铁桶，蹒跚地走到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前，“哗……”自来水把铁桶砸得山响。她提起了它，一寸一寸地往自家的屋里挪。两户人家吵得天翻地覆，男人们在互相拉扯，女人们在互相訇骂，街道的老太太在中间拦。凌晨的薄雾中，传过来屋门的开启声、自行车的叮吟声、水桶的叮咚声，这是居民们又开始一天的生活了……然而，这里，却一次也没有真正出现那个秦友亮的身影。
我一点儿也不讳言我的期待里带有某种功利的目的。我们站到一起，接受了一次“辨认”，这作为一篇故事的开头，已经有足够的韵味，没有想到，我们的家竟又只有咫尺之遥，倘若能看到他的家，他的老奶奶，他的街坊邻居，当然，最重要的是看见他，那么，这故事该有一个多么有趣的发展！
可惜，没有。他一次也没有出现。
然而，几个月以后，时值深秋的一个傍晚，他却突然出现在我家的门口。
他当然不是找我来了。他对我一无所知。而我，虽不敢说对他了解得有多深，毕竟有过期待，也有过想象，对他的到来，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他是找他的鸽子来了。他敲开了门，嗫嚅地说：“……师傅，麻烦您一下，我……我的鸽子在您家窗台儿上，它……它老不下来，您……让我进去抓一下，行不？……”
我一看那张圆圆的、被刮得铁青的脸，笑了。甚至他这嗫嚅的神态都和那天晚上毫无二致。我让开身子，请他进来。他径直走进我的书房，打开了纱窗。我还真没留意，一只鸽子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我的窗台上。他伸出一只手，把鸽子搂了回来。他用另一只手替它捋了捋毛，它乖巧地待在他的手里，只是滴溜溜地闪着一对莹莹的眼珠子。
他一边谢我，一边往门外走。
我问他，是不是叫秦友亮。
他吃惊地停下来，瞪着我，您……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你也应该认出我的呀，你忘啦？
哎哟，真对不住您，真……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夏天的时候，你是不是让派出所传过一回？
是啊。眼神里还是一片惊疑。
后来让你进了派出所的值班室，和几个人一块儿，坐一张条椅上挨训。想起来没有？
有这回事。那您是……您是那民警？可那不是您，那是小苏子呀。
我没办法了。看来，这位当时就没敢放开眼神四面看看。我告诉他，我就坐在他的身边，和他一块儿听着小苏子的训话。
哥们儿，您……您那会儿也……也进去了？
我笑了，告诉他，没错儿。
那……那您，您犯的是什么事儿？
精神污染啊。我哈哈地笑起来。
笑够了，我当然把实情告诉了他。
怪不得您这儿有这么多书。原来您是干这个的。嘿，听说您干这行，可来钱啦！他递给我一颗烟，我挡了回去。我不会抽烟。
听他娘的瞎扯，明跟你说吧，幸亏我还不抽烟呢，有的写东西的，抽烟，一晚上写的，还不够烟钱呢。
他看着我嘿嘿地笑。
笑？真的，我没蒙你。
我是笑您，您也说“他娘的”？您可是……是作家，可以说您是作家吧？
作家？作家可不如你！不信你问问小苏子去，好嘛，那天夜里我跟你这儿可学了不少！……坐下，喝点儿什么？
不喝不喝，我这就走，省得打搅您……您净跟我逗，我有什么可学的？
好，学问大了！要是我，白白让人扣了一晚上，操，我冤不冤啊，我不玩儿命，也得骂两句出出气呀……你可好，态度好着哪，好说，没事儿，理解万岁，还没忘了给人家民警道辛苦呢。
什么时候来着？
小苏子在出车送你的时候啊。
噢……那会儿。怎么，您是不是以为我那是装孙子哪？嘿，您可真逗！我可没装，真的，咱天生就是孙子，咱装干嘛？认熊最好啦，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是！……再说，我有气，该找谁找谁，干嘛跟人家小苏子过不去？都是混饭吃的，谁跟谁啊。人家小苏子也没跟我过不去不是？我在农场劳教的时候，人家没少了去帮我奶奶。再说，我横？我找不自在呀！那会儿，我敢横吗？那是什么时候？我没事往枪口上撞！
要不说得拜你为师呢……得，咱哥儿俩认识，可是有缘。我说，我还没吃饭哪，要不，你陪陪我，咱找地方喝二两去？
哟，对不起，对不起，不敢当，不敢当，我这就走，这就走。
我说，我是实心实意地请你！跟你小哥儿们聊得开心，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也闷得慌。再说，你不觉得咱哥儿俩特有缘？
没错儿，甭管真的假的，一块儿受了小苏子一通训嘛。再说，您可没架子，真的，没架子，我跟您，是有缘。
临出门的时候，秦友亮说，咱也别远了去，就兴华里把角儿的小酒馆，喝二两，怎么样？那地方……您可别嫌弃，那地方就是惨点儿。
你别给我说这个，再惨的地界我也见过。我挖过十年煤呢。我在小酒馆喝过。我说。
陈哥，您可真痛快。咱奔派出所拐个弯儿，把小苏子也叫上吧，就是不知道他今儿是不是在那儿备班儿。秦友亮说。
是，是得叫上他，让兔崽子再教育教育咱们。我说。
【七】
下楼以后我们碰上了一群衣冠楚楚香气四溢的男女，他们好像在谈着一个什么开心的话题，嬉笑着从小轿车上下来。一辆是红色的“夏利”，一辆是灰色的“切诺基”，还有一辆是米黄色的“拉达”。他们潇洒地甩着轿车的车门，楼门口响起了一片优越的“砰砰”声。从“切诺基”上下来的那位，我知道他住我的楼上，602室的主人，他优雅地朝我点了点头，环顾了一下他的客人们，领着他们涌入了楼门。楼门外飘拂着他们留下的衣香。
嗬，你们楼真住着人物啊。秦友亮扭脸朝门里看了一眼。
我说，不是“人物”，是“人物”的儿子。
他告诉我，得先跟他回家一趟，跟老太太打声招呼。
我们一起顺着一条岔道，走进了兴华里。
我好像见过他们，特别是开“切诺基”的那位。秦友亮说。夏天的时候，他们在你们楼前面滑旱冰来着。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我相信，不光我，我们附近几栋楼的居民，只要他们那天在家，大概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秦友亮说起来，当然也毫不奇怪。我们这栋楼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水泥地，我想大概是这场地又勾起了602小伙儿的玩儿兴？夏天的一个傍晚，小伙子把他的哥儿们姐儿们招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几位，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来的姑娘一个个如花似玉，小伙儿一个个风度翩翩，他们每人蹬着一双旱冰鞋，拉扯着，笑闹着，把宁静的黄昏闹得沸沸扬扬。没多会儿，四周就围上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甚至连楼上不少住户，都被欢笑声招出了阳台，探着脑袋往下看，就像农村的场院来了一伙儿耍把戏的。天色渐黑时，开心的男女们一个个甩下了脚上的旱冰鞋，把它们扔进了小车的后备箱。然后又一个个钻进了车里，把一片空荡荡的水泥地，留给了眼巴巴的看客们。
那会儿我也站在阳台上朝下看着，面对那空荡荡的水泥地，说不上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
也整个儿一个空荡荡？
操，全他娘的白活了！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不少人都笑了起来，近观的，远看的。
不知道是在骂人家，还是在说自己。
我也听见这一嗓子了。人家活人家的，你活你的，甭比，人比人得气死，比个什么劲儿？再说，人家那么活，该着，天下都是人家老爷子打下来的，甭生这份气。秦友亮的脸色冷冷的，声音也冷冷的。
我不由得又瞥了他一眼，这感觉怎么跟当初认识苏五一时一样？他说的，是真心，是反话？天知道。
走过了两排房子，他领我从第三排房前面的一条路走进去。
我只见过他们一次，刚才是第二次。秦友亮说。
他们没在这边住。他们在城里有房。久不久的，过来玩玩儿。我说。
噢，我想起来了，有时候，你们楼上好像有人开舞会，特吵，是他们吧？
没错儿，一两个礼拜一次吧。
哦。
其实，关于他们，我或许还可以告诉他更多的一点什么，可我却又打消了这念头。
说了，他会不会又冷冷地来一句：人家活人家的，咱活咱的，比个什么劲？
不过，如果我想写一部新的《日下旧闻考》的话，是一定要把我和这家芳邻的故事写进去的。
我们这个楼至今还实行着轮流收房租水电费的制度。这制度当然不是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不过，不管是电业公司还是自来水公司，他们每个月都是只管查整个单元的总电表或总水表而已，那么，只好由住户们自己组织起来，挨家挨户地查分表，收钱，再到银行把该交的钱交上。这真是一桩苦不堪言的工作，且不说收来的钱每每和那总表对不上，你得挖空心思，把国家规定的水价电价一分一分地抬高，好把那差额凑齐，这就得劳多大的神了。一次一次地爬楼梯，一次一次地敲门：查表，一次；收钱，一次；收钱对不上数，又一次。遇上出差的，家里没人的，更得无数次。我们这栋楼里，“雷锋”是有的，一楼的小脚老太太，就是一个活“雷锋”，可是这位“雷锋”不识数，而识数的呢，又都忙得没工夫当“雷锋”，唯一的办法，就是轮流。
各家各户，谁收水电费，谁怕602。
他家没人，老是没人。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哪儿去找他们？不知道。
有一次又轮到我收水电费，我把602的房门擂得山响，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正要失望地走开的时候，忽然听到屋里传出了响动。
我又一次敲门，敲了好半天，里面那人就是不出来。我只好作罢。
那一次，602的房租水电费是我给垫付的。没有多少钱，垫付一下，并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明明有人，敲门不开，至少主人缺少起码的礼貌，即便你有所不便，等你方便时，下楼找我一趟，交上应该交的费用，也是可以的吧？我当时毕竟还留了一张字条，从门底下塞了进去。
我是在几周以后才找到那家的主人的，和以往一样，他们男男女女的来开“派对”，我敲门，这回开了，我觉得自己不像是来讨债的，却像是来要饭的。是的，那么高雅的“派对”，音乐柔美悦耳，男士风流倜傥，小姐暗香袭人，我却说，请给我28块3毛6！……28块3毛6掏给了我，我像干了什么亏心事，跟主人说有扰有扰，匆匆忙忙地退了出来。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鼓起勇气对主人说，以后若是听见没完没了的敲门，喊收水电费，请务必开一下门，省得老在您来客人的时候打扰，不好意思。
没有人啊，我们都不在这儿住，平常没有人啊。602诧异地瞧着我。
是吗，可前几周，我来敲门，可听见您屋里有动静——并不是成心和人家论是非，听他这么一说，倒为这家的安全担上了心。
602想了想，一拍额头，笑了起来，他努起嘴，吹了一声口哨，一条北京种的狮子狗摇摇晃晃地跑了过来。
就是它，莎莎。哦，还有贝贝，今儿没来。它们在这儿住哪，好多哥们儿想让它们给生儿子，我们让它们一块儿住几天，培养培养感情……它可没法儿给您开门，开了门，也没法儿给您钱。笑得更欢了。蹲下身，按住小狗的脑袋胡噜了两下，一拍它的屁股，它又摇摇晃晃地跑了。
我明白了，那几天，这儿成了狗的婚姻介绍所。
……
有必要把这些当个事说吗？是的，秦友亮说得没错儿，人家怎么活，咱都管他不着，人家的狗怎么活，咱更不用操心啦。
何况，已经到了秦友亮的家了。
站在他家的门前，算是知道了他家在这栉比鳞次的一片中的位置。如果说，我住的那栋楼像是戳在兴华里面前的一幅大屏幕的话，这一排排的平房就是观众席了。秦友亮的家，就在观众席第三排最靠西边的地方。它太偏了，站在我家的楼上，必须从后窗户里探出头来，才有可能看到这间房子，难怪我没有发现它。
这实在是一个简陋的家，不过我并不感到意外，和苏五一逮那个真的强奸犯的时候，我已经来过了兴华里，见识过这儿的住房了。而秦友亮的家，不仅房子简陋，家具也比其他人家简单、破旧得多。就一间房，面积不算小，里面却摆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这就把屋里挤得没多少地方了。秦友亮说，他哥在家的时候，哥儿俩睡双人床，奶奶睡单人床。这不奶奶瘫在床上了吗，他哥一时又回不来，就让奶奶睡在大床上了，这样翻个身不是方便吗。除了床，还有一张八仙桌，一个五斗橱，橱上放着一台黑白的电视机，还有一部录音机。我们进门的时候，老人家正仰靠在床上看电视。
秦友亮没有把老人家介绍给我，也没有把我介绍给老人家的意思。我主动和老人家打了一声招呼，她好像听也没听见。我想这一家人大概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者说，秦友亮的朋友们，从来也没有谁会把这躺着的老太太当一回事，而老太太呢，也不认为孙子的朋友和自己有什么相干。
瘦得像一具骷髅的她，正专心致志地看电视。京剧：《四进士》。
秦友亮让我坐下等他一会儿，说着就出了屋门，到了对面的饭棚子里。没过多一会儿，端过来了一碗糊糊状的东西，像是杏仁露，又像是炒面。他先把碗搁在八仙桌上，又从桌下拉出一个小小的炕桌，把炕桌架在老人的身前。老人伸出一只枯干的手，捉住碗里的铁勺，哆哆嗦嗦地把勺里的东西往嘴里送。一切都是那么默契，双方对同一程式，都早已烂熟，因此，谁也不说话，也无须说话。孙子看着奶奶，看她默默地吃，时而过去，帮她用炕桌上的毛巾，擦一擦嘴，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看她默默地吃。
如果没有那咿咿呀呀的《四进士》，这里还有什么可以显示一点生气？
你家干吗要弄这么高的一个门坎儿？我问。
哪光我家啊，兴华里家家都是高门坎儿。秦友亮说。
是吗，我还真没留意。
不把门坎儿弄高了，夏天就得发大水。
怎么会？
您可不知道，您没看见兴华里四周的高楼吗，连上您住的那栋也算上，一块儿，把我们围起来啦。严严实实。不透风就甭说了，地势也全高上去啦，夏天一下雨，整个儿一个水淹七军！
我愣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觉得挺惭愧，好像兴华里水淹七军，有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似的。
我们这个世界真逗，就我这号的，不知为什么，沾边不沾边，时不时就惭愧一下子。几天前作家协会开会，大伙儿还一起反省了“贵族化”的倾向呢。专业作家的专业，是不是就是专业的“反省”和专业的“惭愧”？
沉默了一会儿。
你的鸽子养在哪儿？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不至于再惭愧的话题。
房上有几个鸽子窝，还有几个哥儿们家，也替我搭了几个。一般的，弄来就到鸽子市卖啦，好的，才多养几天，等卖好价钱。
鱼虫呢，不是也捞鱼虫儿吗？
捞，天天早上骑车到南边，20里地吧，那儿有野坑子，到那儿捞鱼虫儿。
怎么样，来钱儿吗？
来钱！大街上卖鱼虫儿的您没见过？两毛钱一勺儿。哪天也得闹个两张儿三张儿的。说实在的，我不缺钱，我攒了好几万啦。您帮我出出主意，咱是买辆“大发”，干出租呢，咱还是奔广州，倒衣服去？
这话题倒不错，可是躺床上的老太太，却咿咿呀呀地嚷嚷起来了。
我哪儿也不去，挨家陪您！不学开车，也不出远门儿！秦友亮冲他奶奶喊。
老人不再嚷嚷，继续看她的《四进士》。
我哥要是不回来，我什么事也干不成。秦友亮的眼睛里闪着幽幽的光。
我们离开了他的家，一起往派出所去，去找苏五一。
月光挺好，整个天空清亮清亮的。
老太太不是怕你出门，而是怕你惹祸。我说。
没错儿。开车，闹不好就撞死一口子；跑买卖，闹不好就打一架，她就不知道，捞鱼虫儿也悬，哪天掉水塘里淹死了呢？秦友亮呵呵地笑起来。我看你是明白人，您给出个主意，是干出租，还是跑买卖？……我奶奶的话，甭听。
我哪儿懂得拿这个主意！
主意你自己拿。我说。不过，你要是想买车，我倒有个路子。你要是想下广州呢，那边我也有亲戚。帮忙，我还行。
嘿，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可踏实多啦……陈哥，我……我叫您陈哥行不行？您说，我……我得怎么谢您？
你要是能像刚才那哥儿几个似的，混出个人样儿来，就算是谢了我啦。
哪哥儿几个？
刚才，我们楼门口见过的。
操，那我可比不了，他爹一批条儿，钢材就跑他家去了。什么不是他们家的？国家都是他们家的！玩儿似的就把钱赚了！
那你就甭跟他们比了，跟自己比，把日子过好点儿。
那还用说吗，谁不想过好日子啊。我早想了，我要是发了财，先他娘的把我们家房给换了，就他妈这狗地方，是人住的吗！
还想干吗？
我娶三个媳妇！……您别笑，我是给气糊涂了，我知道，那犯法了不是？谁让那些妞儿净给我眼面前添堵呢，晃，晃，天天眼面前晃，就没一个是给我备的，我冤不冤啊，我都他妈27啦……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在那家小酒馆里都喝得晕晕乎乎。出门的时候，互相拉着手，就跟三个英雄共赴刑场似的。
这个画面，也是小酒馆的那位姑娘事后告诉我的，而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据说，站在他们酒馆的门口，我们哥仨为了排座次，竞争了好半天。
开始的时候，我是站到了他们俩人的中间，像一个老大哥，牵着俩小老弟。
“不行……不行……我……我的位置不……不对……五一，你，你站中间，你…你是我的老师，你带领我……带领我反精神污染，前……前进……”
我真想象不出，那时的我，是个什么样子。
据说苏五一更逗，咧着嘴，嘻嘻笑着，当仁不让地往中间站，抓着我们两位的手说：“对，对，这……这就对……对了！我……我说刚才怎么觉得……觉得有……有那么点儿……不对劲儿！……”
秦友亮却跟他急了：“扯臊！……你……你靠边，让……让我陈哥站中间，论……论学问，论……论年龄，没……没你的事……”
苏五一说：“我……我知道，知道你，你丫的不……不就想……想自己……自己当……当老大……吗？我让……让你，谁……谁让你丫……你丫就……就要发财……发财了呢……你……你来，行，他……他不行……连……连手铐都……都不会铐……能……能当……当大……大哥。”
我们就这么拉着，扯着，推着，让着，说着，笑着离开了那家小酒馆。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不知怎么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而那两位，躺在我家的地毯上，还在呼呼地睡着。
【八】
不能说从此我就成了那小酒馆的常客。不过，一个月去那么一两回，总是免不了的。
与其说是为了“喝”，不如说是为了“品”。
这小酒馆特有味儿。在此之前老是从这儿经过，可不知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门脸儿不大，一丈来宽、两丈来深的铺面，摆了两溜方桌。不管白天黑夜，老是开着门，还老是满满当当的人。也不管什么时辰，总有奔饭来的，也总有奔酒来的。就说早上八九点那会儿吧，你一准儿能从这里揪出俩“酒腻子”来；到了半夜11点呢，兴许就闯进来个没吃晚饭的。当初被秦友亮和苏五一领着一走进来我就明白，这是到了“引车卖浆者流”中间来了。
特别是晚上，进来的好像大多是熟脸儿，这哥那哥的，谁都得打几个招呼。喝着喝着，隔着桌子就扔开了烟，远远的就拼上了酒。我第一回进来那次，秦友亮就和隔桌的划上了拳，两人相隔足有半间屋，吆三喝四，唾沫星子乱飞，观战的人一边喊着“掌柜的，拿伞来吧！”一边又添油加醋，惟恐没有人出溜桌子。有时候不拼酒，幽幽地唱歌，一个人唱，全饭馆的人听。没人说话，只有顺着手指头，顺着鼻眼悠悠飘升的轻烟。有时候又不唱，三五一伙儿地侃，侃的净是哲学：“……这地球，这地球我盼着丫挺的爆炸！没劲，忒劳神！爆炸了，都清净！……什么什么？问我干吗还造儿子？没劲才造儿子呢，造儿子不劳神啊……造出来？造出来就后悔啊，造出来就明白啦，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更觉得没劲啦！连他妈造儿子都是个麻烦，这地球上还有什么劲？你说，有什么劲？”“……好人，坏人？扯淡吧。他下台，你上台，一个比一个操性。我？我也一样，兴许比别人还恶呢！有权不使，过期作废，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有什么招儿？有招儿啊，甭下台了，也甭上台了，上台一拨儿，喂肥了不是？您就踏踏实实待着吧，您肥了，就不那么咬了不是？可你想吧，这拨儿刚肥了，咱又换一拨儿，好嘛，这新来的饿得正瘪呢，上来了，咬吧！你能踏实了？……所以，依我，给中央提建议，甭什么二梯队三梯队的，一梯队，足够！”
你不能不来，听听他们的哲学，当然，也听听他们那幽幽的歌。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发现，秦友亮是这儿的歌王。
我知道旧北京的饭馆里有那么一家，可能是“致美楼”，那老板爱听，也爱唱，所以他准备了胡琴，供有同好者用餐之余一展清音。
我没有想到，这么一个衰颓拥挤的小酒馆，居然也可以边喝边唱。
这里准备的，是吉他。
那次和秦友亮、苏五一喝得微醺，秦友亮回头朝柜台那儿看了一眼，那小姑娘就心领神会，立刻递出一把吉他来。
秦友亮低下头，旁若无人地唱《橄榄树》。曲子和歌词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可是我从来也没听过有哪一位歌手这么唱《橄榄树》。
那是一头狼在悲凉地嚎。
我盯住了他那铁青色的两腮，我想他如果能到舞台上去唱，一定能风靡京城。当然，他未必会作曲，会作词，他只能唱人们耳熟能详的歌，可是，他能把所有的耳熟能详唱得陌生。
唱完了《橄榄树》，苏五一说，唱《十二郎》。
我知道，这首歌，是为我点的。
秦友亮唱这首小调的时候，我开始丢掉戒备，忘情地喝酒，一直喝到晃晃悠悠。
我发现，每次从这小酒馆回去，坐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我的心就像鼓满了风的帆。
秦友亮不光在酒馆里唱，有时又在酒馆外边的小树丛里唱。那时候，小树丛里坐着很多和他一样的年轻人，黑乎乎的看不清他们的眉眼，你只能听到从他们中间传出来一把吉他的弹拨声，继而听到一头狼在嚎，或者是一群狼一块儿嚎。我知道他们都来自兴华里，那个又窄又闷的屋子把他们逼出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大口地喘气的地方。
这使我激动不已的路边吉他队，后来被我写进了和赵大年一块儿合搞的室内剧《皇城根》，可惜拍摄时，这一段被删去。
来的时候多了，我发现，秦友亮来到小酒馆，不仅仅是为了唱，更为了那个老给他递琴的姑娘。
那姑娘不能说有多么漂亮。不过，一双善解人意的眼睛，饱满的成熟的身材，就已经足以使小伙子心驰神往了。在我的印象中，和秦友亮一起喝酒的时候，除了要吉他，他从来没有看过她一眼。然而我凭着直觉，一眼就认定，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场”。
“……‘场’？什么意思？”
“想娶人家当媳妇的意思。”我冲秦友亮笑着。
“没错儿，我想娶三个媳妇哪，这算一个！”他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等着，等我发了财……”
我只好作罢。
此后不久发生的事，至今使我怀着深深的歉疚，尽管秦友亮不知道我竟在这中间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我是无意的。不过我知道，这哥儿们后来受的伤害，皆因我的冒失。
不知道秦友亮有没有机会看到这部作品，虽然我写的时候，已经把他的真名隐去，但我相信，个中奥妙，他一看便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把兴华里的这家小酒馆介绍给了我的芳邻，602的那个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了，他也姓陈，和我同姓。
一天晚上，大概又是从城里开车过来开“派对”？那位“小陈”很突然地敲开了寒舍的门，说有一些朋友来他家玩，很偶然地说起您住在这里，其中有两位小姐是读过您的作品的，很想结识，唯不知是否在忙，能否给个面子，到楼上来坐坐。
人的弱点是不必讳言的。如果我听说对我感兴趣的是两位男士，或许也没有这么高的热情。虽然并不报任何非分之想，但觉得能让两位小姐有请，是很愉快的事。随后自然是随他上楼，到那套装修华美的屋子里去会那两位小姐。
屋子是来过的，来这里收过房租水电费。这屋子的别致之处是：除了沿墙而设的一圈没有扶手的沙发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家具。看得出，这是他们为了开舞会、办“派对”的方便。我在进来时，几个男士和几个小姐正坐在沙发上聊，一对舞伴在屋里转来转去，一会儿在这个屋，一会儿转到了那个屋。寒暄过后，我客气地请说得正上劲的男士继续聊，原来他在讲一个“荤故事”。
“……通讯员过来了：‘连长，首长命令：出击吧！’连长说：‘好！全连注意，越军上来了，全是女的，出击吧！’……”
小姐们在吃吃地笑。
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傻蛋，只好也笑笑。
小姐们开始把话题扯到了文学，问这个作家那个作家，问这桩离婚那桩离婚，敷衍来敷衍去，说到了流行音乐。
谁说的？“女人的肤浅会大大削弱她们的美貌？”哪儿啊，恰恰相反，女人的美貌会大大掩盖她们的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在明知她们肤浅以后，我还要和她们滔滔不绝的原因。女人的美貌岂止能遮掩自己的肤浅，她还会勾出男人的肤浅呢，我，便是这理论的最好注脚。我在鬓影衣香的包围下灵魂出窍，惹祸的根苗便在这滔滔不绝中种下。我告诉她们真正的好歌手或许在民间，不信你们不用走多远，就在兴华里的小酒馆，你就能听到从别的歌手的嘴里听不到的声音……回想起来，这纯粹是一种自以为高明的炫耀，或者说，是为了在小姐们肤浅的男友们面前，显示自己的深刻。
小姐们被说得意兴道飞，她们说要去听，要去唱，甚至要去一起喝。我心里暗暗地一笑。我知道她们不过是想换换口味。我说我很忙恕不奉陪。其实我在那一刹那觉得她们如果真的由我陪同踏进那酒馆，我会在所有熟悉的目光中读出惊诧。
我没去，却有人陪她们去。
这也罢了，去了不说，竟又把柜台后递琴的那姑娘勾了走。
我的罪过大了去了。
消息是苏五一告诉我的。这已经是第二年夏天的事了。那天夜里，他巡逻完了，没什么事，从兴华里过，看见了我屋里的灯光，上楼来和我聊天。
“你不知道吧，你们楼上，602那小子，把兴华里小酒馆那个妞儿，勾上啦！”
“什么？”
“您犯什么愣啊，净来您这楼上跟他们一块儿跳舞，您就没见过？”
我说，没有没有，我这写着东西呢，天天不出家，我哪儿就碰上了。
“好嘛，挺热乎的，我还见着她和他们一块儿坐车走呢。”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您楼上那哥儿们，带了男男女女的几个，去酒馆喝过一次。那次小秦子也在，一块儿唱歌儿来着。后来，他们又来了几次。再后来，就看见那妞儿和他们一块儿啦……”
我的话都到了嘴边了，最后还是没勇气告诉他，这事的罪魁祸首是谁。
“那……那小秦子怎么着了？”
“什么‘怎么着’？”
“嘿，小秦子没找他们玩儿命？”
“找谁玩儿命？”
我指了指楼上。
“嘿，瞧您说的，那妞儿和小秦子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是装傻还是真傻？小秦子跟我这儿都承认了，那是人家想娶的媳妇。
“您可真逗！他想娶，他想娶的妞儿多了，娶来了吗？他连说也没跟人家说呀！天天去那儿唱，就算你有那心，你倒说呀！再说，那妞儿跟602那位玩玩，谁管得着啊，咱知道人家怎么个玩儿法？民不举，官不究，我他娘的就是想帮他小秦子一把，都不知从哪儿下嘴！”
第二天晚上，鬼使神差一般，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到了那个小酒馆。
那个姑娘还在柜台后面忙碌着。
酒馆里没有秦友亮。我退了出去。
我到他家找到了他。
我说我请他去喝酒。
他说不去。
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你他妈的就那么熊？就没本事把自己喜欢的妞儿弄过来？
他说我压根儿就他妈的没喜欢过她。
我说那更好办啦，那就不耽误到小酒铺喝酒啦。
他说可我不想喝，我反胃。
我没办法。我回家了。
回到家，想趴到桌上写我的小说，却无论如何也进不去。站到窗前，望着灯光熠熠的兴华里愣神。忽听楼下传来汽车的刹车声，男男女女的喧哗声，随后又是带有几分优越的，砰砰地甩车门的声音。
又跳舞来了？
我走到自己的屋门口，差点开门出去。我想看着那酒馆的小妞儿是不是也跟了来。
想到自己全是多管闲事。我又回到了北屋的窗前。
“砰砰”的舞曲响起来了，天花板上，还传下来沙沙的脚步声。
忽然，隐隐地，听见楼下传来了一阵凄清沉重的哀乐声，那声音先是远远地飘过来，渐渐地，越来越响，响得人心里凄凄惶惶，没着没落。
楼上的舞曲也戛然而止。
我忙走到客厅，打开电视机。四个频道，没有任何一个频道在播哀乐。
我又回到了北屋的窗前，哀乐仍在继续。
楼上的舞曲也继续。
我把笔掷到桌上，回卧室睡觉。
忽然间我想到了这哀乐响起的因由。我下了楼，到了秦友亮的家门外。
哀乐确确实实是从他家里传出来的，在哀乐声里，还听得见他奶奶在咿咿呀呀地骂。
第二天中午，苏五一到我家来了。
“找小秦子来了……这小子，喜欢音乐，你喜欢什么不好，买了一盘《哀乐》，昨儿放了一宿。你这儿听见没有？嘿，今儿一大早，好几家找我去啦，说让这哀乐闹得，心里没抓没挠的！……我劝他，他小子还跟我贫，说他就喜欢哀乐。是黄色歌曲不是？不是。国家禁止不禁止？不禁止。完了，他倒有理了！”
【九】
电视台预报：今天晚上，有雷雨大风。
倘若我和秦友亮之间没交情，对兴华里又毫无了解的话，对夏季里一次雷雨大风的预报，是不会动什么心思的。鲁迅夫子说，煤油大王哪儿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的辛酸。有人说不定得给我上这个纲。可我不是煤油大王，不过“煤气罐”阶级而已，有了“罐儿”，对“拣煤渣儿”阶级的辛酸，的确是知之甚少了。不过，“拣煤渣儿的老婆子”，好像也不知道我这一天天爬格子的辛酸。邓小平讲话，都是劳动人民。说得对。那就谁也甭说谁了。老太太，您拣您的煤渣儿，我爬我的格子，都不容易，谁也甭说谁了。
谁也甭说谁了，咱们再一块儿说理解万岁。
我还真的对那项预报挺上心，上午写作的时候，往兴华里瞄了两眼，我想应该在下楼散步的时候到秦友亮家说一声，好让他有个准备。后来因为写得顺，就一直没动窝。等到要起身下楼时，看见兴华里不少人家都在苫屋顶哪。行，没跑，秦友亮也知道了。我也就不用去了。
大风是夜里11点左右起来的。乌云却早早地从西天压了过来。朝窗外看去，居民区的灯光好像都被一层迷迷蒙蒙的水汽罩着。远处的天空闪过几道闪，却听不见一点雷声。窗外的一株大叶杨也一动不动，阴沉着脸，等待着什么。渐渐地，它们像是有了灵性似的，各个深藏阴森，时不时哼唧几声。忽然，一阵狂风漫无边际地卷过，砰砰的窗响，哗哗的树声过后，又万籁俱寂了。“哗——”，又一阵狂风突兀而起，把大叶杨的树冠重重地往左往右一晃。“哗——哗——”，紧接着，狂风一阵紧似一阵，山呼海啸般扫过，大粒大粒的雨珠，被抛打到狂风所及的地方，夜幕中回荡着乒乒乓乓、叮叮咚咚的击打声。一道闪电“唰”地闪过，大叶杨湿漉漉的叶片反射出一片小镜子般细碎的光。一声炸雷轰然在当空爆响，仿佛要把天空崩塌。“哗——”雨水无遮无拦地倾泻下来了！
借着兴华里昏黄的灯光，可以看得见雨水砸在房顶上腾起的一片片水雾，那水雾不断腾起，不断被风吹散。就在这雷鸣电闪、风声雨声交织中，兴华里默默地忍受着。突然，好像不堪忍受了似的，雨声中传来一声喊叫，却立刻被风雨之声压了下去。然而，喊叫声越来越大了，循声望去，只见兴华里家家户户的屋门一扇一扇洞开了，原本灯光星星点点的一片，一下变得灯火通明。人们在喊着，叫着，喊叫声中又夹杂着铁锨、铁簸箕蹭到水泥地面的金属声。大敞的屋门里，明亮的灯光照耀下，是一个个弯腰弓背，端着簸箕，挥舞铁锹，往门外撮水的身影……
我想起了秦友亮家那高高的水泥门坎儿。看来，比屋顶漏雨更尴尬的事，终于发生了：可以想见，兴华里四周高地的泥水，是怎样千沟万壑般往这凹地流淌。到了家家户户原本都有的高门坎儿已经敌不住雨水的倾灌的时候，那里的水至少不会低于20公分了。嘈杂的喊声愈演愈烈，再往下看时，家家户户的门口，已经没有了往外撮水的身影，倒是看得出他们在搬动家里的家具。想必，他们已经放弃阻止水漫金山的妄想了。他们在把贵重值钱的东西往床上搬。
我抓起雨衣，跑下了楼。
谁也拦不住仍旧肆虐的风雨，不过，或许我可以帮助秦友亮照顾一下那位瘫痪的老人。
风，毫无减弱的迹象；雨，也没有休止的可能。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脚下，黄浊的水流早已淹没了楼前的小路，横着向兴华里涌动。我将手掌遮在眉头上，这才有可能睁开眼寻找道路。走下通往兴华里的土路时，只觉“嗵”的一声，水已经没到了我的膝盖，当即灌满了我的雨靴，从居民家中漂出的茄子、西红柿，在我的腿边碰来碰去。我一步一步往第三排挪，又一步一步往西走，好不容易到了秦友亮家。
“小秦子！……小秦子……”
没人应声，推门一看，秦友亮不在家。
屋里已经灌进了10公分的水了，幸好老人已经被安置好了，半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棉被。她的身边，堆放着面袋米袋之类。这架势，有点像被供品环绕的佛祖。
问她孙子哪儿去了，咿咿呀呀的说不清，还咿咿呀呀的老想说。
算了算了，您甭说了，甭说了，我自己找去吧。
出了门，忽然听见这排房子的西口外有人声喧闹。
怎么？竟然还有笑声、掌声！噢，更多的是嗷嗷声，听那意思，好像有一伙子人在起哄。
谁家？居然还有这种雅兴。
西口直通一条大马路。马路上也已经是一片汪洋了。一辆灰色的“切诺基”窝在水里，显然因为水太深而熄了火。五六个小伙子围着“切诺基”嗷嗷着，有人端着脸盆，舀起水来往那车身上淋，有人索性弓下身子，蹲在水里，将手掌一推一推，把水击向驾驶室，也有的用脚踢，“哗……哗……”水被掀出一个扇面，一下一下地冲到发动机舱里……与其说他们是破坏，不如说他们在找乐。
“让你兔崽子美美地喝上一壶吧！”“哗”，满盛的一盆水，连水带盆扣过去，撞到车身上，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给丫挺的再来一下子！”
这中间，为首的，当然就是秦友亮。
车里坐的是谁？602那伙子？不像，别看也是灰色的“切诺基”。
秦友亮是不是把这车当成那小子的啦？
我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过去制止，还是应该袖手旁观。
正犹豫着，只听“咔”一声，“切诺基”的车门被打开了，司机从驾驶室里钻了出来，与此同时，从后车门儿也钻出来一位。
“打丫挺的！”
“给丫挺的脖子里灌两壶！”
……
秦友亮们虚张声势地喊着，从车里钻出的两位不知就里，落荒而逃。
秦友亮们哈哈大笑，又故意追了两步，有一位还走了两下太空步。
没等他发现我，我回自己的家去了。
这事，叫我说什么好？兔崽子过去那点儿明白劲儿呢，都他娘的哪儿去啦！
我想秦友亮这一晚上一定睡了美美的一觉，虽然这瓢泼大雨下了一夜，他家里让水泡得跟花园口似的。
他不会想到自己惹下了什么祸。
当然，他惹下的祸，半个小时后他就知道了。
苏五一来了，他是被所长派人从东华里提溜回所里的。那会儿他也没闲着，正在东华里提醒一家危房户，当心大雨淋塌了房子。
所长的办公室里，坐着分局的两位处长，一位姓廖，一位姓张，就是刚刚让秦友亮们折腾个够的那两位。
“去兴华里给我查查，这事是谁干的！”所长差点儿冲苏五一吼起来。
这些，是苏五一到我家后告诉我的。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我家，他的身后，跟着秦友亮。
“您说，我该怎么处置他？”苏五一是真急了，那秀长的中指又挑了出来，指着秦友亮的脑袋，就像是指着一个什么东西。
“……”秦友亮倒老实了，铁青着脸，随你怎么说，也不张口。
我说：“他肯定不知道这是分局的警车，再说，廖处长他们也没穿警服。真知道是警察，打死他也没这胆儿啊！”
“甭说是警察了，不是警察，你也不能这么干！……大雨天的，人家廖处长干什么来了？人家是怕这儿的房子出事，专门提醒我们来啦！你倒好，倒知道孝敬，给人洗上车了……”
也是，这世界上净是误会。
“那怎么着，你们到我这儿来。什么意思？”我问。
“实话跟您说，直到现在，我也没敢跟我们所长说，查着这个人了呢……”苏五一瞟了秦友亮一眼，“……不说，我犯错误。说了，有他好儿吗？他可是有前科的主儿，干这么一档子，不逮进去才怪了！”
我说，逮不逮的我可替你拿不了主意，你说，我能干什么吧？
“我寻思着，还是算了，饶他一回吧，谁让他他妈还得养他奶奶呢！……不瞒您说，有点儿私心。他要是进去了，他奶奶不又得撂我身上？人民警察爱人民不是？……可我要是说，在我的管片儿里查不出这帮子人来，也他娘的太栽啦……”
“黑灯瞎火的，查不着也没辙。”我说。
“至少，我也得递份儿检讨……”苏五一说。
“写呗，有什么难的。”
“对您说，不难；对我说，不易。您看，我写了一早上了，就写成了这模样。今儿，就是请您帮助看看来啦。别……别让人看出破绽不是？”
原来这位的检讨都写好了，还跟我这儿兜圈子。
不过，他这检讨写的，也实在不敢恭维。
“怎么改改，您跟我说说。”
“算啦，有那工夫，我都替你写出来了……你们先一边儿待会儿去。”
十分钟后，我把那检讨写完了。“啪”，拍给他。
“怎么样？”
“挺棒。”苏五一说。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日
原载《中国作家》1993年第4期
点评
《前科》是陈建功“谈天说地”系列小说中独具特色而别开生面的一篇小说。小说以陈建功惯用的老北京人习以为常的娓娓而谈的讲故事方式，通过充满生活气息的生动细节，讲述了一位青年作家奉命到基层派出所体验生活而引发的一连串谐趣横生而令人掩卷沉思的故事。
作为集中展示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纠缠中市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小说，与之前同为以“谈天说地”为副标题的《找乐》、《放生》、《耍叉》侧重于反映社会变革时期北京“老年人心中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呈现出些许挽歌色彩不同；《前科》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着重展现是社会变革中城市的现实与阵痛，关注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青年人的希望与梦想、艰难与无奈、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焦虑感、困顿感和虚无感。小说最具魅力的是以欲扬先抑的手法，通过“我”——陈建功的眼所见所闻，刻画了一个傲气逼人而又精明干练、诡计多端而又忠于职守的另类民警苏五一形象。这个看起来玩世不恭、令人生畏的“片儿警”，在严峻傲气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细腻而又善解人意的同情心；而他机敏的办案、破案方法和对所管辖区各类人员的了如指掌，体现出人民警察机智、敬业与善良。
而秦友亮——这个有着“前科”的无业青年是作者重点塑造的另一个人物形象；小说取名为“前科”也主要源于此。秦友亮兄弟俩自幼父母双亡，由奶奶养大，虽然家境贫寒但心地善良不乏进取心，始终心怀梦想，哥哥入狱后靠养鸽子敬养终年卧床的奶奶，是一个不甘于贫穷、有孝心、有追求的城市底层青年。但因出于正义感和兄弟之情，与哥哥一起痛打哥哥女友势利父亲而被贴上了“前科”的标签，自此心生自卑、低人一等，只能默默爱恋心仪姑娘而不敢表白，委屈无助地面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说，在秦友亮身上寄予作者更多的同情、关爱与希望。通过秦友亮这一形象，小说不仅展现了城市底层小人物、普通人酸甜苦辣的现实生活和不同命运，揭示了平民百姓在生活差距迅速扩大的剧变中的困惑和无助，透露出一种苦涩而悲凉的人生悲剧意味；也触及到了在社会变革中滋生出的城市贫富差距现象和物质主义倾向，提出如何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这也许就是小说的主旨所在。
（佘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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