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另外一只眼睛”来展示一下对曹操的观察。为什么是“另一只眼睛”？第一，因为已经有很多眼睛看过曹操了，其中包括易中天先生最近看出来的曹操，很轰动，很精彩。但是，他所看到的曹操，是他的曹操，带上了易中天的色彩、易中天的价值观念。我眼中的曹操，和他眼中的曹操是不一样的。第二，为什么另外“一只眼”，而不是两只眼？这是因为，要看得清楚一点。君不见靶场上瞄准，两只眼全睁开，就休想打中靶心。一只眼闭起来，才能瞄得更准。第三，我声明，我跟易中天先生是朋友，我也很为他在《百家讲坛》创造了一个品牌，成为一个文化明星感到高兴，还很为他的智慧和他的感染力感到惊讶。原来他在我感觉中，并不见得多漂亮，在生活中，他有点老相，没有想到他上了电视，竟这么辉煌，老得很漂亮！（众大笑）

    他拥有很多“易迷”、粉丝，我很羡慕。不知不觉我自己也成为他的一个粉丝，这是令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粉丝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哪来我这么老的粉丝？（笑声）但是呢，反过来一想，能成为他的粉丝，就证明我还没老。（听众鼓掌）作为朋友，我分析他成功的原因，除了他的智慧、他的口才、他的幽默感以及学术造诣以外，还有个原因，就是他的勇气——他对权威性的、天经地义的说法表示质疑。这是科学的根本精神。

    《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定本以来，几百年，经过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各种读者的反复考验，在它产生以前和以后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减地淘汰了，可《三国演义》却仍然辉煌地存在。对这个经典历久弥新的现象，大家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但是易中天对之表示了怀疑，他说《三国演义》有问题，里面有许多混淆视听的地方，特别是对曹操的评价上。他认为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他就出来做一点“还原”的工作，“以正视听”。他认为曹操被《三国演义》丑化了，造成了他大花脸，奸贼，品质恶劣的印象，实际上呢，历史上的曹操是个英雄。有人认为他是英雄里的一个另类，叫奸雄。易中天说，即使是奸雄，也是个“可爱的奸雄”。

    我看，他这个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并不是很新鲜的。《三国演义》对历史的虚构早就引起学者的不满。清朝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杂记》中提出来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有七分是实在的，三分是虚构的。他说得比较客气，在我看来，起码是五分是实的、五分是虚的，实的是某种骨架而已，血肉呢，是虚构的。说它“五骨五肉”是不是更准确些？学者们感到，它造成了混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说它“虚词杂复，易滋混淆”，很容易产生混乱。就是五四时期把白话小说抬上正宗地位的胡适，对《三国演义》也没有太大的好感。1922年，他为《三国演义》作序，说它“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因为它“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这个说法和章学诚、鲁迅相反，嫌它“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那就是虚构得还不够。

    这三个大学者说法虽然有矛盾，但共同点是，并没有系统地去清理《三国演义》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如何系统地“歪曲”了《三国志》的。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比谁都先得到消息，就写了为曹操翻案的论文。那个翻案翻得很厉害。按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曹操最大的问题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郭沫若为他辩护，说是，他不是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而是把打散了的起义军的“精锐部分组织了起来”，本来这些农民军是破坏性很大的、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经他一收编，去屯田，安定了国家，实质上是把打散了的队伍组织起来了。郭沫若的说法，有点强词夺理。可他不满足，又写了“历史剧”《蔡文姬》对曹操采取了歌颂的态度，有些地方今天看起来可能有点骇世惊俗，如第一幕就把曹操剧中的生活写得很是艰苦朴素，一条被子让老婆补了又补，给人一种当时红色文学中的共产党员的感觉。（笑声）易中天最值得称赞的可能是，他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清理《三国志》作为正史、官方的、比较可靠的史料，跟《三国演义》的虚构之间的差异：曹操是在什么样一个广度上被《三国演义》“歪曲”了？这个可爱的奸雄是如何被《三国演义》歪曲成一个可恶、政治品质恶劣、十恶不赦的“奸贼”的？

    一、多疑是从美化转化为丑化的关键

    易中天从哪里讲起呢？从曹操刚刚出道不久，就杀了对他友好的吕伯奢一家开始讲起。

    易中天先生提出，历史上曹操杀吕伯奢这事是有争议的。《三国志》的原文是说，董卓专权，天下大乱。董卓看中了曹操，提拔他，给他封了官，叫“骁骑校尉”，但是曹操很清醒，拿准了董卓成不了气候，偏偏不买账，没有去就任，改了姓名，溜掉了，溜到一个地方，给人家抓住，有人认出就是曹操。出于对这个“天下雄俊”的尊敬，就把他给放了。把曹操当成“天下雄俊”是孙盛的《杂记》里的话，可能是太夸张，《三国志》把它省略了。《魏书》则说，曹操和几个死党到“故人”——老朋友吕伯奢家去。此人不在，五个儿子在家，想抓曹操。在马厩——大概是拉马，准备动手。曹操就先下手为强，在吕伯奢家里杀了几个人。易中天先生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记载的话，曹操干的事也不是太坏，至少是有防卫性质的。严格要求的话，那是“防卫过当”——误伤。魏国的史官对开国的“太祖”，对自家的老爷子的丑事难免要回护一番，打埋伏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如此，易中天并没有回避与之相矛盾的历史资料。在裴松之的注解里，还保留了一些与之不同的说法：《世语》里说，曹操逃出去了，经过吕伯奢家里，正好吕伯奢出行了，有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非常有礼貌，款待他。但是，曹操有点心虚，他想我是一个逃犯，你怎么这样来招待我，肯定有问题。所以说呢，他就先下手为强，把人家给杀了。这里就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了。这里，请大家注意，曹操这个人，当时还是个好人，但有一个毛病：多疑。人家还没动手，他就想“你太热情了、太可疑”。按曹操的逻辑，你太热情了就可疑了，相反，如果你不热情，就不可疑。这就显示出这本书的作者对曹操的批判了。碰到曹操这种人，真是好人做不得，越好越倒霉。这个批评是很严酷的。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坏人这么多，而好人这么少呢？就是因为曹操这样的家伙太多。

    另外一本书呢，《杂记》也说曹操杀人了。什么原因呢？吕伯奢的儿子好心招待他，他听到厨房里有食器声——锅碗瓢盆之类的响声。那易中天就解释了，锅碗瓢盆之类的响声之中，可能还有刀的声音，但是究竟有没有刀，我们就不去追究了。反正是曹操这个人多疑，以为是：这帮家伙要动手了，还不如我先下手。于是呢，就把人家给杀了。杀了以后发现搞错了，所以心里有点“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易中天解释说，曹操的意思是：现在我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了，别无选择。该出手时不出手，那等到你出手的时候，我就没命了。我没办法，那么宁可我先对不起你，我不能让你对不起我。易中天先生说，曹操还是有点自我排解、自我安慰、自我解脱：我实在没办法！曹操还是有点“凄怆”，还不是天良丧尽，不是恶心透顶，还是有一点心理不安的吧，还不是没有一点点善心，虽然那个善心不能洗刷他的罪恶。

    易中天说，到了《三国演义》曹操就不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而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事情就大了，“宁我负人，勿入负我”是非常具体的，针对的范围是很小的，我宁可对不起这人家里几口人，不能教这几个人对不起我。就事论事，没有说到其他的事。而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则针对的是事情的普遍化、不是这一件事，而所有的事情：这就是说这是他的人生观，生活的准则，从来如此，一贯如此，而且将来还如此，大言不惭，理直气壮。这事情就可怕得多了，这个人的品质就恶劣、歹毒多了，那就是个最大的奸贼了。

    易中天说《三国演义》把曹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抹黑了。

    易中天痛切地感到，文学艺术的力量是很大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历史著作的。用历史的题材、历史的人物写小说，虚构和真实混为一谈，造成“虚虚实实”，或者半真半假。本来有关曹操的历史记载，历史材料都不一致，有一点“扑朔迷离”。有了《三国演义》就更加的“暖味”了，更加稀里糊涂了。他感到更大的忧虑是什么呢？是人家都不是先看《三国志》，再看《三国演义》，有些人一辈子只看过《三国演义》，至死压根儿就没看过《三国志》，这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先人为主，到死也不知道曹操是个英雄，也不知道曹操是个可爱的奸雄。因而觉得这是一个很令有历史知识的人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当然承认，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虽然不是事实，它的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文学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也能给人教益，也有好处。但他要做的事情是，研究这种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民间形象、文学形象那么流行究竟是什么道理？这话是非常对的。为什么这个文学形象并不是真的，但活了几百年还很鲜活。他的动机非常好，一方面要还原曹操原来的形象，另一方面研究一下，不是真的又为什么动人？

    但是直到王见在为止，我看到的《品三国》，他前面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后面一件事，明明是假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为什么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这个道理他始终没有真正地研究过，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作为易中天的朋友，或者粉丝，应该帮助易中天先生做一点事情。我认为粉丝有两种，一种是一味地跟着崇拜对象跑，像追“超女”一样的疯个没有完。第二种是奋发有为的，像易中天先生怀疑《三国演义》一样，怀疑易中天先生的一些说法。怀疑和挑战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嘛！这是很古典的话了。《三国志》是历史，易中天是根据历史的精神来廓清《三国演义》中的虚构的。历史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真实。历史是不能虚构的，真的，才有历史的科学价值；假的，就是造谣的，骗人的，就没有价值。《三国演义》中那么多假的、虚构的情节，对历史来说，无价值。但是，生活价值准则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有历史科学求真的价值，虚构的文学艺术也有它独立的价值。这就是艺术价值，或者说得有学问一点是审美价值。《三国演义》虚构得特别有天才，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是天下第一的。

    此话怎讲？我从易中天谈到的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开始分析。

    易先生说，《三国演义》的虚构丑化了曹操。这个说法不完全对。《三国演义》的虚构，不仅仅是丑化曹操，同时也美化曹操。《三国演义》不但写曹操很清醒地拒绝了董卓的任命，还虚构了他在中央大员们一个个只是痛哭流涕，计无所出之时，他却哈哈大笑起来，主动提出自己去行刺董卓，借来一把宝刀，趁董卓在里面睡觉的时候去干掉他。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勇敢，一个人单干，搞恐怖活动，绝对是个热血青年哪！（笑声）很可惜，他事前踩点不到家，没考虑到董卓的床靠里面有面镜子，他一举刀，董卓就看到了，喝到：“你干吗？”曹操很机智，就说，他得了一把宝刀，正要送给您。董卓可能反应迟钝，比较傻瓜：“送给我？很好很好！”曹操就此得以脱身。可董卓事后一想，不对啊，他事前没有禀告，莫名其妙地送一把刀，他莫不是要杀我啊？和他的干儿子吕布一琢磨，醒悟过来了。在这之前董卓是非常相信曹操的，还送他一匹好马，曹操就骑上这匹马，溜出城门去了董卓再派人去追，哪里还追得到？再去抓他家属，曹操早就把他家里人全部转移了这里，《三国演义》不仅没有丑化曹操，而且对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下，这是一个有理想，奋不顾身的热血青年，是个大大的义士啊！（反应活跃）

    后来，曹操溜到陈留县给抓住了，县长叫陈宫，请记住这个名字。

    《三国演义》虚构了曹操在死亡面前，大义凛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宣言：姓曹的世食汉禄——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拿汉朝的薪水，现在国家如此危难，不想报国，与禽兽何异啊？也就是，不这样做，就不是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你们这帮小麻雀哪里知道我天鹅的志向啊！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是老天不帮忙，我有死而已！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语来说，就是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笑声）没有想到，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反而把人家给感动了。陈宫感动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虚构的，说：“我这官也不当了，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不要了，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从文学手法来说，这叫作侧面描写，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作烘云托月，也就是写曹操，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的效果来表现，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

    从艺术上来说呢？这样的虚构好在哪里？

    好在写曹操原来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却变成了坏人、小人、奸人。《三国演义》的了不起，就在于表现了其间转化的根源在于这个人物的特殊的心理。这个好人，义士，心理上有个毛病：多疑。原来素材里也说他多疑了，“以为屠己”，光凭食器用声，就把人家给杀了。那么《三国演义》虚构得为什么更精彩呢？他这个多疑不是一般的多疑，而是一种可怕的多疑，罪恶的多疑。人家热情招待我，我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他的动机，我跟他无亲无戚，他干吗要这么热情呢？《三国演义》的精致，就在于又加了一句话，听到里边在商量，要不要绑起来啊？这就增加了怀疑的程度。仍然不确定。绑什么呀？绑起来干什么啊？都不确定。而曹操却断定，肯定是要杀我了。这就揭示了曹操的心理特点，根据极其薄弱，而结论却十分、非常、绝对地肯定。然后告诉陈宫，陈宫这个时候也蛮崇拜曹操的，可能是曹操的“粉丝”——“曹迷”，（笑声）那就决定：干他娘的。两个人一下子杀了人家八口。杀到厨房里一看，糟糕！原来是绑了一头猪在那里。和曹操比陈宫这个人的神经比较正常：“糟糕！老曹啊，我们怀疑错了，杀错好人了、”两个人就赶快溜。

    以下的虚构就更为冷峻，更为深邃了。

    二人碰到吕伯奢骑着驴，驴鞍上有酒瓶，手里拿着素菜和水果问，贤侄啊，怎么不在我家里待着？我叫家里杀猪款待你啊！这就更加证明曹操当时怀疑好人的错误了。曹操搪塞了，我这避罪之人不敢在一个地方久留，赶快溜比较安全啊！吕伯奢走过去以后，曹操突然回过身来，说：“吕老伯啊，你看那边，来了个什么人哪？”吕伯奢一回头，曹操咔嚓一刀，把他给杀了。这时候陈宫就说了，刚才我们不知他是好人坏人，是误杀，现在知道自己杀错了人，杀人家好人，是“大不义也”！你要知道“义”在《三国演义》里是多么重要啊！为什么《三国演义》开头就是“桃园三结义”？一个人要是不又是要被人不齿的。曹操怎么回答？《三国演义》就把文献资料上的“宁我负人，勿入负我”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个虚构，在艺术上实在是太精彩了。

    一般评论说，曹操多疑，这是不准确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的“疑”有特别深刻的特点：

    1.罗贯中抓住了一个要害，曹操从一个舍生取义的志士，变成一个血腥的杀人狂，源于一个心理要素：多疑。这是推动曹操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杀人，从奋不顾身的义士，到血腥屠夫的转折点。后来每每作为情节发展的关键，成为曹操一生的性格核心，甚至最后就死在多疑上。

    2.对这个多疑，进行深入的发掘，一般的怀疑之为怀疑，其特点是不确定，就有多种可能性。原先肯定的善意招待，变为不确定，不一定是善意，但也不一定是恶意。怀疑，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就是不确定，怀疑别人的动机是不是良好，有两种可能：一是善良，一是安了坏心眼。但是，曹操听到的是碗具声，作为怀疑的动因，更带有不确定性。就根据人家锅碗瓢盆有响动之声，就断定这帮家伙肯定要杀我。《三国演义》揭露曹操怀疑的特点就是极端：其一，根据极端薄弱，结论极端确定。其二，确定对方有恶意，就不是一般的恶意（如告密之类），而是最极端的恶意。可以说，曹操的怀疑，是一种极恶疑。其三，一般的疑，是一种心理内在的活动，汉语里，有“犹疑”、“迟疑”、“狐疑不决”这类词汇，就说明了一般的疑，行动是迟缓的。但是，曹操的疑，带来了速动，以果断出手为特点。他的多疑逻辑是：由极疑变成极恶，由极恶变成了极凶，极血腥，所谓穷凶极恶，此之谓也。

    3.极恶的出手，就造成更恶的后果：明知是错杀了好人一家以后，不但不悔过，反而又将好心的家长吕伯奢本人也杀了。错杀了，野蛮了，血腥了，以更错，更野蛮，更血腥来保全自己。极端的多疑心理推动了连锁的罪行，构成了恶性循环逻辑。

    4.从误杀到有意杀人本来是极其丑恶的，是极其罪恶的，在原始素材中“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是自言自语，有点“凄怆”，而在这里，“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却成了公开的宣言，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坦然自得，罗贯中对曹操的批判，当然首先在不忠，但不忠不能引起后世读者的厌恶，而这样的不“义”，无耻，却令人战栗。

    5.可以想象，在《三国演义》的写作过程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完全是神来之笔，灵感的突发。这种情况，只有艺术达到高度成熟的时候才会出现，把一个复杂人物的性格逻辑集中到一句话，概括为一句格言，成为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的简明纲领，成为家喻户晓的日常话语，成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共同名称。这就是何其芳先牛所说的“典型共名”，是艺术高度成功的极致。

    6.《三国演义》的虚构的天才，重点不在于连续错杀了好人，而在于杀错了人怎么感觉。这个杀人犯，有什么样的情感，有什么想法，这是历史不一定要考究的，历史从理性的角度看，曹操无非就是一个杀人狂。但是，艺术要探索的是他杀人时的体验如果他是人，有起码的人性，起码的良知，起码应该感到后悔、痛苦，这是人性的及格水平，但是，他没有，如果是偷偷杀了人，没有忏悔，也就罢了。曹操却在自己的朋友陈宫面前，也不感到羞耻。

    但是，易中天引毛宗岗的点评说，曹操虽然是小人，但是心口如一易中天的结沦是：“大家都装作正人君子，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话，至少，曹操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一个‘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把内心的黑暗公开讲了出来，做个公开的小人，总比口头上不讲，做起事情来却和曹操一样，要好一点我想，公开讲出来是为了忏悔是一同事，而公开出来，引以为自豪，则是退化到动物性的本能上去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恶棍逻辑，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已经无耻了，不要脸了，我不承认我是人了，你把我当坏人，把我当禽兽好了，当狗好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听众大笑、鼓掌）

    《三国演义》虚构的曹操形象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揭示了他的性格逻辑：从极疑到极恶，从极恶、极耻到无耻，无耻到理直气壮它把无耻无畏的生命哲学做这样的概括，把它渗透在虚构的情节之中。

    对于文学来说，关键不在于杀了好人，而在内在感知。杀了人后非常难过、痛苦，忏悔，羞耻，痛不欲生，无面目见人，这是一种人。这种人，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看到过了。从拉斯科尔尼科夫来看，杀人当然是恶的，但是，还不一定是丑的，因为他有羞耻之心，他最后忍受不住良心的折磨，去自首了。这就是还有人的感觉。而另外一种人，曹操，杀了好人，没有痛苦，没有后悔，没有惭愧，怡然自得，公开夸耀，大言不惭。为自己的果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感到挺滋润的，怪不错的。这就说，无耻，就不是人了。这两种人，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于丹教授解读《论语》，认为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道德理性，是善恶的问题。善的就是好人，君子；恶的是坏人，小人。《论语》日：“无耻之耻，无耻矣。”孔子又说：“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无耻，不知耻，完全不是人。应该是十分可鄙的，可恨的。问题是，我们读《三国演义》，对这样一个人，寡廉鲜耻的人，恶人，坏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快感，赞叹这个艺术形象的精彩，一次阅读还可能留下终生的艺术享受的记忆。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只有真和假，善和恶。

    历史科学讲究的是，真和假，伦理讲的是，善和恶。而文学艺术讲的是，美和丑。

    从易中天的角度来说，曹操这个艺术形象，不是真人，而是假人，从于丹的伦理观念来说，曹操这个人物不是善人，而是恶人。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曹操这个人物，却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生命，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为什么呢？因为把丑恶人物的内心，他的生存状态，他隐秘的自我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人，不但是恶的，而且是丑的。我们说无私则无畏，在曹操那里则是无耻则无畏。读者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就是惊异于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丑得很自豪、恶得很滋润。丑恶得没有丑恶的感觉，恶心得没有恶心的感觉，这叫作审丑、审恶。这不是曹操一个人偶然的、孤立的精神病态，而是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人，这是人性中的一种黑暗。在《三国演义》以前，甚至以后，还没有一个作家把人性的这种邪恶表现得这样深邃。阅读曹操是集审美、审丑、审恶于一体的令人惊叹的一种精彩体验。

    《三国演义》通过曹操，把人类灵魂中最黑暗的东西暴露出来。但《三国演义》并不认为这样的黑暗是极恶的人物才可能具有的，作者对人物洞察的深邃在于，从一个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心灵深处，把这样的黑暗挖掘出来。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之所以变成一个血腥的小人，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都是由他心理毛病——多疑引发了他灵魂中最黑暗的东西，就是极恶、极丑、极耻，无耻无畏的大暴露。

    所以我看到，就感觉到，《三国演义》的虚构真是伟大！

    当然，并不是所有虚构的情节都是精彩的。伟大的虚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不伟大的虚构，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流传，多少戏剧家、说书人、小说家的反复修改，对虚构进行再虚构，经过多次脱胎换骨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伟大。

    在《三国演义》定型以前有过一些版本，在说书人中流传，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一种是《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个版本里有好多虚构，看来很幼稚。比如说，《全相三国志平话》里讲到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命令，到孙权和周瑜那里去说服孙权、周瑜和根本没什么部队的刘备（只有一两万人吧）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就在人家的会议厅里边，见到曹操的一个来使，带来曹操的一封信，叫孙权投降。当然这封信写得水平也是很低，根本没有曹操的水平。你拉拢人家投降也写得稍微客气一点，也要有点诱惑力嘛！这个曹操写的信怎么写呢？你赶快投降，孙权！你不投降，“无智无虑”，不管你有没有头脑，不管你是不是聪明，统统地悉皆斩首——你如果不投降，我一来就不客气，通通的，死啦死啦的。（听众笑）孙权看了这封信，身为江东一霸（他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明孝陵的边上，吴大帝墓），这样一个大帝啊，讨虏将军啊，看了这封水平很低的信，怎么样？居然吓得浑身流汗。汗流了多少呢？“衣湿数重”，把衣服都湿了几层，这要有多少汗啊！（听众笑）我看肯定还有些其他的排泄物了？（听众大笑）这时诸葛亮在场，要知道诸葛亮是个使者啊，一个高级代表，在人家的会议厅上，诸葛亮有什么权力？没有啊，他要等待人家的决定。诸葛亮居然来了一个果断的行动，怎么样呢？居然就“结袍挽衣，提剑就阶，杀了来使”。这哪里像诸葛亮嘛！这样的虚构，这个诸葛亮完全是个神经质了。（听众笑）哪里有《隆中对》中那样的战略眼光和在空城计中处变不惊的儒将风度？这样的虚构，后来《三国演义》写舌战群儒的时候，被淘汰得无影无踪，这一类的虚构是水平太低了。

    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虚构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它有个道理我们在座的有学文科的，文艺理论里面有讲究一些比较差劲的文艺理论讲，情节是什么呢？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是从前苏联的季莫菲叶犬的《文学作品的形式》中来的一种非常陈旧的“理论”，是非常“菜”的、陈腐的“理论”。其实，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早就说过，顺时问叙述，只是故事，而不是情节，只有在故事中包含着因果关系，才是情节。例如，国王死了，皇后不久以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皇后因为悲伤过度而死，这就是情节了，并不是所有的情节都有这四个部分，四个部分的齐备，以情节的连续为特点，而现代小说，以契诃犬和荧泊桑为代表，则以生活的横断面，以不连续为特点，契诃夫的《渴睡》、莫泊桑的《项链》就省略了结局，鲁迅的《故乡》就只是几个片断的组合，这已经成了常识，其实，福斯特的因果说，还不够深刻，关键在于这个因果有什么功能？什么样的开端、发展因果是好的？什么样的高潮因果是不精彩的？福斯特还是没有揭示，根据我的研究，好的情节因果，一般来说，是把主人公从正常的生活轨道里打出来，让他脱离正常的心理轨道，把埋藏在潜意识里的，连人物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暴露出来，好的情节的功能就是从生活的非常规发现心理的非常态，以曹操为例，原来被提拔，一般的常规是，感恩戴德，而他却去行刺提拔他的顶头上司，差一点暴露，赶紧溜号，这就是打出正常轨道的第一层次的心理然后他到朋友家里，怀疑人家可能要杀自己，又把人家给杀了，又一次打出常轨，又一层次的心理，多疑到了这种程度，把好人当作坏人，第三次打出生活轨道，在路上碰到好人的家长，然后他的心态的第三重不正常的心态冒出来，又把好人给杀了，杀完了，朋友怪他，第四重的超出常规，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讲出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是第四重的内心奥秘。

    能把连人物自己都不知道的心灵最深处的奥秘给暴露出来，这叫好的情节。坏的情节因果呢，那当然像《全相三国志平话》里的诸葛亮那样，稀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心理没有什么新的层次表露出来，这就是低水平的虚构而通过这里的情节，发现原来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却变成了极坏的人、极恶的人、极无耻的人、无耻而无畏的人，所以说，要会欣赏这个虚构，一般的虚构我们留不下什么印象，可这样的虚构，我们就被震撼了。我们看《两游记》，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西天取经，一路上，都是打出了生活的常规的妖怪很多，一个个妖怪都想吃唐僧肉，孙悟空顺利地把它打倒，打不倒、打不过，怎么办？很简单，找观世音，妖怪再胡闹，观世音就把它消灭了再往前进，又碰到一个，老叫观世音不好，就冉换一个人，如来佛，又把妖怪给消灭了（听众笑）可是读者却连妖怪的名字都忘掉了。因为，在打的过程当中，孙悟空、庸僧、猪八成、沙和尚的精神状态，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同心同德，一往无前。这就不是好的情节。但是，有一个妖怪我印象绝对深刻——白骨精。当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妖怪前排的女同学不要见怪，我对你们的印象比她还深（听众笑）这个女妖怪她一出现，人物的感觉不一样了，孙悟空一看，白骨精，一棒把她给打死了。他火眼金睛啊！唐僧一看，善良的女子我们往两天取大乘佛经就是要救人，让人们都长生不老，经还没有取到，你就把人杀了，这个问题可大了，而猪八戒一看，嘿，好漂亮，好精彩哦！（听众大笑，鼓掌）《西游记》的英雄平常都是无性的，唐僧是以无性为荣，孙悟空是不屑有性，他是石头里蹦出来的。猪八戒是唯一有性感觉的男英雄。（听众鼓掌）当然，沙和尚最差劲，他不但对女孩子没感觉，对男孩子也没感觉，（听众大笑，鼓掌）那四个人一起前进的时候，都是常规心态，都是和尚嘛，相安无事。但女人一出现就糟糕了，于是猪八戒的感觉就越出常规了。潜在的性意识就非常强烈地、非常坦率地就表露出来，于是戏就来了，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弄得孙悟空被开除掉，猪八戒自己差点老命都送掉。平时同心同德的人，内心那些差异就暴露出来了，人变得不一样了或者说心理错位了，就有个性了。这样的情节，就是精彩的情节。这就叫艺术，艺术的感染力、艺术的震撼力。

    所以说，《三国演义》最后的执笔者如果说是罗贯中的话，在曹操的虚构中是表现出了天才，他把英雄打出了常规，让他的心态超出常态，揭示了他的心理深层的缺陷会造成这么大的罪恶，而且把他的心理缺陷造成的极大罪恶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成为他的人生观，成为这个人的一种哲学。一读，就像钉子一样钉在脑袋里。因为它深邃地概括了一个人个性的密码。

    我查过《四库全书》，有24条与这句话相匹配的，都是形容人的行为和思想极端自私无耻的。这个坏人坏到这种程度，太可恶、太可恨、太可耻了。确实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另外一个人，比如周瑜也很成功，他也有一句话概括了他整个的生命，他的人生观。（听众齐说：“既生瑜，何生亮！”）这也是虚构的，没有历史根据的。这太深刻了。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比我强，我就不活了。这多精彩呀！这个周瑜死了已经近两千年了，可是，他的这种妒忌，近距离的妒忌，他的这种对白己战友的妒忌，还活在我们心里啊！罗贯中，早在几百年前，就看穿了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在艺术上达到这样高度生动又深邃的概括力，是成就的表现。如，京戏《大闹天宫》，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在《阿Q正传》中，“儿子打老子”；在西方文学中，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去死，这是个问题”等等。

    苏联戏剧大师，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斯基”，是俄国人名字中常见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捷尔任斯基，等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个很大的“斯基”。（听众大笑）他在导演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时，对演雅古的演员说戏。雅古是个坏人，他破坏了奥赛罗和黛斯特梦娜美好的爱情，导致奥赛罗把自己的爱人黛斯特梦娜杀死的悲剧。这个“斯基”，对这做过这样的阐释：

    扮演雅古的演员必须感到自己是个挑拨离间的艺术家，是挑拨这一部门中的伟大导演，他不但为自己的恶毒计划而动心，而且也为执行这一计划的方式而动心。

    《三国演义》在短短的故事中，就写出了这样一个人：明知错了，一错再错，不仅不忏悔，不难为情，还为自己的坚决而果断地不道德而“动心”，而自我欣赏，为自己的不要脸而感到了不起。《三国演义》，不但是让读者看到这样的丑恶，而且有一个潜在的眼睛，在引导着读者阅读这样的心理奇观，在字里行间，不动声色地让曹操的行为逻辑与读者的良知背道而驰，这在文艺心理学上叫作，“情感逆行”，就是一味和读者的情感作对，让读者的良知受到打击，感到诧异，感到愤怒、痛苦。这就转化为艺术的享受，洞察人性黑暗，是一种痛快，这种痛快，结合着痛感和快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叫作“净化”，或者用音译叫作“卡塔西斯”，有人把它翻译成“宣泄”，我看把它理解成洗礼也可以吧。

    懂得了这一点，才可能理解曹操形象的三昧。但是光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几百年来读者欣赏《三国演义》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者的虚构，不同于一般的虚构，不是诗的想象和虚构，而是小说的虚构。

    二、陈宫的眼睛在小说结构中的“错位”功能

    作者的创造，还在于他把一个本来与这个凶杀案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拉了进来，让陈宫原来非常崇拜曹操，说他和曹操生死与共，用陈宫的眼睛来看曹操，追随曹操，后来和曹操一起杀人，等到杀错人再杀人时，两个人分化了，“错位”了。这就更有戏了，更有性格了，就有小说了，就有艺术了。这艺术还不够，陈宫就想，这个家伙原以为他是好人，现在这么赖、这么菜，我怎么能和他在一起？夜里起来的时候想把他杀了，但是还没有杀。他转而一想，我当时跟他跑，是为了国家，现在我无缘无故把他给杀了，也是“不义”，我不干了。于是，陈宫溜掉了，跑掉再也不见曹操了。

    陈宫后来去辅佐吕布，很有谋略。吕布这个家伙，很有本事，打仗很行啊！刘关张三个人打他一个打个平手，但是他没有头脑，（听众：有勇无谋。）不但有勇无谋，而且言而无信，不讲信义。这在《三国演义》可是很严重的道德缺陷。陈宫很有谋，吕布却不能听从良谋。吕布还有一个毛病，相信老婆后来陈宫好多计策他都没听，都由于听了老婆，包括一个著名的小老婆貂蝉的话。陈宫后来被捕。曹操很得意：“你怎么样啊，那天跑掉了，现在又被抓住了！”陈宫大义凛然：“你明为汉相，实为汉贼！今天我被你抓住了，一死而已！”曹操抓住了陈宫的心理弱点，他是个孝子，说：“你死得倒轻松，那你老妈怎么办啊？”陈宫也抓住曹操的心理弱点，他说：“你现在提倡以孝治天下，你不会为难我的母亲，”曹操居然被他打动了，把陈宫杀了，却很好地款待他的母亲，给她养老。

    这里可以看出来，《三围演义》作者虚构的水平有多高啊！老是说人物要有个性，怎么才有呢？在这里告诉你，让原来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件事情上分化，情趣和感觉发生“错位”，势不两立。就像在一个美女面前，猪八成和孙悟空的感觉“错位”一样，就有个性了你知错不改，俺就不跟你干了，从此以后势不两立，死在你手里也无所渭。“错位”的幅度越大，艺术水平就越高。我觉得，我有责任来讲一讲陈宫这个人物在小说结构中的功能。

    首先，让读者用陈宫的眼睛来看曹操作恶。这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非常成熟的手法。一般的小说只是通过作者的眼光看人物，坏蛋，坏透了光是这样，就可能单调。除了作者鄙视他，又弄一个人来看他，构成双重视角的错位，这个视角，和作者不一样，原来非常尊敬他，情愿为他而放弃官职、身家性命逃亡，做他亡命天涯的战友。但是，看到他第二次把对他十分友善的人杀了以后，良心上就受不了这个人物的功能，就是从崇敬到厌恶曹操的凶残。对这样的人物，我无以名之，暂且名之曰“错位中介人物”，让这个人物和主角（一个或者多个）发生感觉的“错位”，发生冲突。这是《三国演义》作者驾驭得很熟练的艺术的法则（如在草船借箭中赤壁之战中让鲁肃夹在周瑜和诸葛亮当中），常常运用得出神入化。

    这种人物的“错位”结构，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想象、虚构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这种想象和虚构与古典诗歌的审美显示了极大的不同。在诗歌里，情人可以心心相印，生死不渝，而在小说作品中，情人、友人如果一直心心相印，牛死不渝，就只有诗意，却没有性格可言了，所以在成功的小说中，情人友人，不管原来多么情投意合，最后都是要发生分化，心心相“错”。两个人，各有各的感觉，即使是爱得昏天黑地，也要误会，闹矛盾，闹别扭，对同一事物拉开感觉的距离，才有性格可言。《西游记》如此，《红楼梦》亦如此。林黛玉和贾宝玉，如果感情知觉没有分化，没有错位，没有误解，没有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就没有《红楼梦》了。而在《西游记》里，一直没有自己的感觉，一直不和朋友的感觉“错位”，随大流到底的沙和尚，就一直没有生命。照此推理，如果陈宫眼看曹操一错再错，一杀再杀，陈宫的感觉如果没有什么分化，一直和曹操一样，这个人物就浪费了，就像《西游记》中的沙僧了。陈宫之所以有生命，就是因为他很快从情投意合到错位，拉开了情感的距离，陈宫从与曹操有了不同的逻辑起，就活起来了相比起来，曹操身边许多谋士，如程昱、郭嘉、荀或虽然有比陈宫更高的智慧，出过许多好主意，但是，艺术上并不见得有多精彩，原因是这些人和曹操的直觉、想象、思绪没有发生严重的分化、错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么多人都是跑龙套的，纸人纸马，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陈宫，当时的陈宫，是有血性的，他想过杀曹操，但是作者不让他杀成，为什么呢？是不是杀了曹操，就没法安排后面的情节了，这是可以设想的但是，我想，还有一个理由，是为了避免雷同，曹操多疑，一旦对人不满，就动刀子杀人；陈宫一旦厌恶曹操多疑，也杀人，就和他一样了，这样，是不是套路太简单了？《三国演义》里说，陈宫想，我追随他，是为了国家，如今如果杀了他，就不义了，这不但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很艺术的一在《三国演义》里，知识分子，也就是谋士，都是要依附一个政治人物的，最高的原则是从一而终要改变主子是非常痛苦的事，内心挣扎是很曲折的。这是当时的一般“老几”一下子做不出来的。他一走了之，不但和曹操拉开了距离，而且和其他谋士撇开了距离。不要以为这是一点小技巧，其实是大艺术我们当代不少的长篇小说（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的某些章节）至今还不懂这个几百年前就普及了的规律、在他们笔下，许多同道人物，在同一场景中，感觉知觉，行为逻辑常常是永不“错位”的。人物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一加一等于零，两人物还不如一个人物。

    陈宫对这一段小说的艺术结构十分关键，这表现了《三国演义》作者艺术虚构的精致。但是，《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价值长期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以致一直有一种否定的倾向。当然，否定的往往是大师，易中天可以说是那些大师的追随者。

    鲁迅就不太喜欢《三国演义》，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三国演义》里边主要人物写得不行，一个诸葛亮——“多智而近妖”，智慧太丰富了，太神奇了，连天气预报准确度都超过中央电视台，（听众笑）还会借东风啊，今天都很难做到，人工降雨，炮打上去也许根本下不了雨，借风？到哪儿借？问谁借呀？你说说看，哥们儿！（听众大笑）但是，诸葛亮借得到。所以鲁迅说他“多智而近妖”。不是人，根本就是妖怪一个、鲁迅还说，刘备写得也不好，老是强调他是忠厚长者，实际上很虚伪，“长厚而似伪”。我就觉得写一个军阀头子很虚伪，这是成功的啊，他完全是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嘛！他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又没有学过“三个代表”，他不如我们啊！（听众大笑）鲁迅就对它特别不感冒，但是鲁迅也不得不承认，《三国演义》里有一段特别精彩，是哪一段？“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三国演义》一共就三页：光是华容道就占一页，引文很长，几百字。华容道的情节也是虚构的，虚构得好，符合我刚才所讲的道理。诸葛亮原来安排各路人马去堵截曹操，去扩大战果的时候，所有人都分配了任务，就没有关公的关公就不服气了，为什么没有我的事？诸葛亮就说，你干不了的。关公说，我怎么完不成？诸葛亮说，你不能完成就按军法处置、什么事？你到华容道去等曹操，把他抓来。关公想：这小事一桩，残兵败将而已。诸葛亮说立下军令状。关公说没问题。什么叫军令状？保证书、军事保证书。完成任务奖赏；完不成任务，“咔嚓”杀头。

    结果你们都知道，等到曹操的残兵败将到了华容道，关公一声炮响带领部队出来：“我奉丞相将令，在此等候多时！”曹操的部队已经溃不成军了，人困马乏，在泥泞中滚爬，根本不成其队形了。关羽要催动三军杀过去，可能就如话本小说中所写的一样，“如砍瓜切菜一般”。曹操这个“汉贼”啊，就手到擒来了。但是，关公这个人内心深处有一个毛病，他自己，在诸葛亮那里夸口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一看到曹操以后，就突然冒出来了。曹操说，你放我一马吧。我当年俘虏你的时候，待你不薄啊——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请皇帝封你一个官，叫“汉寿亭侯”，也就是在寿亭那个地方，可以坐收捐税，拿干薪。关公说：“你对我的恩义，我已经报答过你了。白马坡前斩颜良、诛文丑，我就给你立功了，我们两清了。”曹操说：“固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你没报答我，你溜走的时候，过五关，斩了我六名大将，当时好多人要去追你，我让他们不要追，这点你没报。”关公听了以后，长叹一声，因为他有个信条，有恩不报，就是“不义”。关公不能忍受人家说他“不义”，哪怕造成杀头的后果也无所谓。这就是关公灵魂深处的毛病，这个毛病，是他个性的核心，和曹操的多疑一样，在艺术上异曲同工。他觉得与其做个为刘备立功的不义之将，还不如做个光明磊落的义士，就长叹一声，马头一拨，曹操的残兵败将就赶快溜，溜了一半，关公有点后悔，“嗯”的一声，吓得那些人屁滚尿流，感到糟糕了！关公看那些家伙一个个那个鸟样子，就算了，放走了。

    这就是最上乘的情节虚构。为什么呢？第一，把这个人物打出了常规；第二，把人物内心深处的奥秘，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让它自己暴露出来，关公就是这样一个只讲义气、没有原则的人，明明知道回去以后要杀头的，也还是要这么十；第三，让他和自己的战友，发生心理的“错位”。回去诸葛亮假装发怒，要推出去斩了，但是刘备不同意了，我们当时桃园三结义，不能同时生，要同日死，你斩了他，我也难活了，算了算了。这是“错位”，而不是对立，不是冲突得不可开交，而是有拉开距离的一面，又有互相重合的一面。这才叫作“错位”。

    话说回来，用这个来印证让陈宫看曹操杀吕伯奢这个情节的审美价值，虚构得好。

    三、不疑的背后：智慧优越感

    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演义》的这个开头很精彩，以后对曹操性格的理解离不开这一点。当然，这个易中天先生也说了，曹操这个人是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人。易中天讲了一段话，蛮对的，他说：“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忌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有好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郜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但是他讲的是历史上的曹操，他没有分析到《三国演义》里的艺术创造——虚构的情节的审美价值比历史上的曹操要高级得多了。

    审美形象是高级的，艺术的，它比日常的要高级，高在哪里？就是，历史虽然是丰富、复杂的，但是又可能是混沌的，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其统一性却可能是被淹没了的最明显的就是，就连易中天这样有学问的人，都觉得，好几张脸长在曹操一个人脖子上，一点不矛盾，简直是个奇迹。为什么一点不矛盾呢？这一点光看历史是不清楚的。分析一下曹操的形象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几张脸好像不是一个人的，但恰恰又是一个人的。

    不管曹操的心理多么复杂，但他又是单纯的，因为其间是有逻辑关联的，首先，作为个性的核心，起点，就是多疑（或者其衍生心理：奸诈）他的多疑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又是统一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他又是相当单纯的。但是，不管多么单纯，也没有陷入单调、单薄。因为，他的性格当中还有不疑的成分，这就使得他个性的统一变成了深刻的统一。最明显的就是——他对刘备就不疑。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备是他身边最大的定时炸弹，可以说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早期刘备打仗败得落花流水，几度老婆孩子都被俘虏，没地方安身，一会儿投靠袁绍，一会儿投靠曹操到了曹操手里，曹操知道他是个人物，把他养着，因为刘备是皇叔啊，可能他想做出一个胸怀宽广的样子但是刘备有野心，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的血统，中山靖王之后，按辈分说还是皇帝的远房叔叔辈这就是他时时夸张的、最大的政治资本，他接受了傀儡皇帝的衣带诏，要把曹操给灭了，可他表面上，伪装成胸无大志，庸庸碌碌的样子刘备装傻装得很成功，装成没有政治野心，成天在家里种菜啊、养花，麻痹曹操，让曹操对自己没有警惕，一警惕，杀掉他是小事一桩，有一次曹操把他请到家里的园子里喝酒，“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得意了：“你看，这个天下逐鹿问鼎的领袖，有哪几个是可以称为‘英雄’的啊？”刘备就说，袁绍是英雄，啊，不行。孙权是英雄，啊，那不行。吕布是英雄，那更差了。问来问去，那没有英雄啦？曹操说：“天下的英雄，只有我和使君耳！”天下就是我跟你啊！刘备一听，吓到什么程度啊？他没有像《三国志平话》里那个孙权一样吓得“衣湿数重”，而是筷子掉在地上，曹操说：“怎么你筷子掉了？”刘备说：“刚才打了一声雷，我一吓，筷子掉地上了。”曹操就更放心了，这个家伙原来胆子那么小啊，英雄居然怕打雷的啊！更放松了警惕，后来呢，刘备就更装傻、装笨，装土，这个也是功夫啊！一个笨人要想装聪明是不容易的，一个聪明人要装笨更是因难啊，终于机会来了，有一路人马需要去攻打，刘备说，派我去吧曹操这个多疑的人突然不疑了，给他五千兵马，命令一发出去，曹操身边的谋士程昱、郭嘉就说，不行啊，当年早就叫你杀了他，你不杀，现在还给他兵马，去了肯定不回来了。于是呢，赶快派五百人马去追。当然，刘备不会回来，谋士就跟曹操讲，这说明刘备心里有鬼，曹操怎么样？曹操觉得自己既然决意放他走，就只能是正确的，他不怀疑自己的才能，就说：“我既遣之，何可复悔？”所以说，曹操多疑的特点是深刻的，因为它和对自己才能的不疑是紧密相连的虽然多疑，但是他对自己的计谋、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水平、自己的雄才大略是不疑的。

    刚才讲到草船借箭，从诸葛亮那边说来，他的胜利是冒险主义的奇迹；从曹操这边说来，他的失败是什么原因呢？也跟他对自己的“不疑”有关曹操说：“这个诸葛亮平时做事情非常谨慎，今天居然大举进攻，而且江上大雾，肯定这个家伙有诡计埋伏，我早就看穿了，不要迎敌，我们就用箭射死他。”其实他如果不是那么自信，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只要稍稍和身边的谋士商量商量，结果就大不一样。赤壁之战前夕，蒋干到周瑜那儿去睡了一觉，周瑜故意弄了一封假的信，暗示曹操水军的将领蔡瑁、张允跟周瑜有勾结。蒋干把这封信拿给曹操看，曹操没有怀疑，一下子把这两个人的脑袋砍了，等脑袋砍下来以后捧上来，终于醒悟，糟糕、上当了！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他说：“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之。”

    曹操的多疑和不疑，是矛盾的，又是有机统一的，其中包含着相当精致的内在逻辑。他的多疑是疑别人，他的不疑是迷信自己，而且很顽固，不怀疑，就不怀疑到底，就是错了也错到底。很明显，曹操这个人，其不疑的实质就是绝对相信自己，矛盾而统一，高度的统一。历史上的曹操是没有提供这样丰富的统一性的，也没有这样深邃的矛盾统一性。曹操跟刘备、跟孙权有极大的不同。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军阀混战，三个方面力量对比，本来悬殊是很大的，刘备、孙权力量是不如曹操的。《三国演义》里写刘备之所以像个丧家之犬一样被赶来赶去，最后能够成事儿，跑到蜀州去称王称霸，就是因为用对了一个人——诸葛亮。而赤壁之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就是一连串地用对了人，用对了计策。先是一个“苦肉计”——黄盖，后来是一个“连环计”——庞统，然后当然是有诸葛亮的借东风，还有其他的等等。

    《三国演义》是一部军事小说，专门写打仗的。可是你看它写打仗写得很奇怪，有些不可信。大致有两种打法：第一种，两军对垒，有的三千人马，有的五千人马，去打仗好像几千人马都不打，都站着看热闹，让两个大将去打。大将打赢了，“哄”一下几千人马就过去了；大将打输了，几千人马呼啦啦的就退回去了。这个事是很奇怪的，蛮好玩的，完全是个人的武功决定一切，是不是这样？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三国演义》受了舞台戏曲的影响吧，第二种打法呢，全要靠计谋。不管兵力多么悬殊，完全看谁的计谋高，用对一个妙计就能打赢。把你粮草一断，你就完蛋；一个计谋失策，我就完蛋。所以我觉得《三国演义》显示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念，叫什么啊？“人才决定论”。小兵打仗没有用，会打仗的大将、会出主意的谋士，有了这样的人才就行了，三千人马、五千人马无所谓，八十万人马渡江，计谋上有失误，也还是全盘皆输。这里讲究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奇才，不是一般人才决定，而是“奇才决定论”，一般人没用。什么叫作“奇才”？他有奇谋。有时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奇谋，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哪怕此人后来就不见了，可是这个人物还是很突出，如徐庶、庞统。这里是不是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叫“奇谋决定论”，人才决定一切，奇谋决定胜负。

    曹操手下的人马是很强的，武将一大堆，谋士水平很高的有三个，荀或、程昱，还有一个郭嘉，这三个人是很有本事的，有洞察力，有预见，往往比曹操强。刘备那边有诸葛亮，孙权那边有周瑜、鲁肃，相比起来，曹操这边的谋士还比较多一点。但是孙权和刘备跟他们谋士的关系，跟曹操和苟或、程昱还有郭嘉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刘备对诸葛亮“以师视之”，把诸葛亮当老师，什么都听诸葛亮的，他自认不如，甚至于他临死之前跟诸葛亮讲，我这个儿子不行，你能辅佐就辅佐，不能辅佐就“取而代之”，这样的军阀、领导人是很少的。孙权呢，他用周瑜，他肯定不会想，我比他本事大，而是把周瑜当成自己的兄弟，有了美女，大乔、小乔，一人一个。（大笑声）《三国演义》上说：“瑜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这比有福同享更进了一步，叫作“有美共享”。（众大笑）

    曹操呢，不一样，曹操对待谋士，是非常爱才的，一听说这个人有才能，就千方百计把他弄来。特别是徐庶，原来是刘备的人，曹操说这人很行，弄到手就最好了。有人说，这个徐庶是个孝子，你把他的老母亲绑架来。当然，徐庶骗来了，人家很生气，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说明曹操爱才到不择手段，不讲信义，甚至不考虑后果的程度。又譬如说关公，这是个人才啊。关公投降的时候有个条件，我现在找不到我老哥了，我就投降你，如果发现老哥刘备出现了，我还要去找他的。答应、答应、答应。对人家这样不可靠的承诺，曹操居然就这样答应下来了。这很是宽厚啊，是吧？就是后来看出他要溜号了，大家说你不要让他立功啊，立功了他就要溜的啊。曹操还是让关公立功，曹操可能很自信，我这样尊重关公，关公还不感动吗？这里有曹操的自信啊，他迷信自己啊。可关公不给他面子，不为所动，还是溜，溜了一关又一关。报到他曹操那里，结果他说，人家去志已坚，各为其主，不要为难人家他这样讲了，他底下的部队还在挡着，还卡在那个地方，曹操就干脆发了一道文书，一个红头文件，“让他走”他对人才一是这么尊重的一个人啊，可是啊，虽然如此，他跟刘备还是不一样——他不会把他底下的人才当老师，他总是觉得，我是你们领袖，我这领袖的资格不是由于我的权力，而是由于我的智慧、我的远见、我的谋略，高于你们，高出一个档次，他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和刘备是不同的。刘备是典型的血统论，血统优越感，有了这个优越感，他就甘愿承认智慧不如诸葛亮，而曹操的优越，当然在行政权力，但是，他的兴奋点不在这方面，而在智慧方面，他最大的优越感，在智慧方面，能不能把它叫作“智慧优越感”？我看是可以的。他的这种优越感有时膨胀到非常可笑的程度，不但表现在胜利的时候，就是失败了，全军覆没，一败涂地，他还优越！——到了华容道，两面高山啊，路很狭窄啊，残兵败将，都累得走路都走不动，人困马乏，泥泞里酬滚啊，真是个惨败啊，连老命能否保住，也是很难说的啊！可他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笑什么啊？他说：“我笑诸葛亮用兵还是不行啊！如果是我的话，在这埋伏一支部队，我不是当俘虏了吗？”当然，他的笑，也就是几分钟，最多是五分钟吧，（听众笑）曹操在任何时候，都不缺乏一种智慧自豪感，就是惨败了，他的军事智慧也比诸葛亮强，比你们就不用说了，他的自信是和多疑是合二而一的，他自信到什么程度啊？自信到执迷不悟的程度，连环计献上来以后，他的谋士说：“不行啊，你把船连在一起，人家火攻怎么办？”他哈哈大笑，火攻怎么可能？现在这是冬天，只有西北风，没有东南风，它火攻只能烧到他自己，烧不到我，很自信到能够自圆其说的程度，他当然料不到诸葛亮会借东风。当然，我们也料不到。（听众笑）

    曹操多疑的，往往是别人的智慧，而不疑、自信的是自己的智慧，他绝对不怀疑自己，更不会怀疑自己多疑的正确性。曹操对自己的多疑和不疑，都很迷信，他总以为自己的见解高人一筹别人不疑，他多疑，是高人一筹：别人怀疑了，他有把握，也是高人一筹。他那种笑，说明什么呢？他的智慧优越感，智慧权威感，是他的生命，他必须让自己深刻感觉自己永远在众人之上。就是在败得很惨，老命都支掉半条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点小地方，让他感到自己的才能胜过对方，也比自己的部下高出一筹，他就会把失败不当一回事，反而乐不可支类似的事，不止一次地发生。曹操的笑，内涵是十分复杂的，以华容道的笑为例，既有自己比对方强上一点点的自豪，又有为了鼓舞士气高瞻远瞩的做作，可能还有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意味。就像谚语所说，断了脖子的鸭子，嘴巴还是硬的，这么复杂的笑，亏得罗贯中写得出来我小时候，听评书听说，说书人学曹操的笑，很难，一般的三个月都不一定能到位，这可能是真的。

    曹操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他自觉不但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军事统帅，而且文笔上，很有文采，引以为豪。你们看赤壁之战前夕，有没有感到奇怪？要打仗了，曹操日理万机，可是他居然抽空干了一件什么事啊？跑到江面上去吟诗——“横槊赋诗”。这不是有点混吗？打仗，那时是冷兵器交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去赋诗什么用啊？曹操的自豪感，智慧的自豪感、智慧的优越感，还不够，还要加上一感，叫作“文采优越感”，加上这一感，优越感就不一般了，这个优越感才完整。我不但会打仗，我的诗也很棒呢。文韬武略，雄才大略，我哪一样不行啊！所以跑到江面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大唱一番，那诗真是很精彩。在那个时代，早是五言诗的天下了，四言诗早被人忘掉了，他居然用四言诗的形式写了一首千古绝唱，这是曹操对自己的才能的自负和自迷，和他的多疑，构成了性格深层的张力。

    曹操迷信自己的才能，必然认定他的部下，或者敌人，不如他，因而，他的智慧优越感有时对即使十分讨厌的人也能比较宽容。其中就有一个祢衡，对曹操非常不礼貌，光着膀子——还光着屁股？（听众大笑）这是真的，在大庭广众之间，全身脱光。“裸体而立，浑身尽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裤。”就摆这么个架势——“击鼓骂曹”，曹操也没有杀他，把他送到黄祖那里去，让那个大草包把他祢衡杀了。但是，这可能不是全部理由。可能还有一点，因为曹操觉得，这个祢衡在智慧上不是自己的对手，不足以让他发火。有时，他的宽厚到令人惊讶的程度，有个人在他的敌人（袁绍）阵营里写檄文骂他，后来被抓住了，曹操也没杀他。这就是陈琳。陈琳不但骂他曹操，还骂到他的先人那里去了，是当太监的，也就是没有生殖能力的。曹操说，你怎么搞的？你骂我就骂我了，骂我先人干什么啊？可也没有杀陈琳。这是为什么？可能还是因为这个陈琳，虽然也是建安七子之一，是没有多少政治智慧的人物。可怜得很，和自己没有什么可比性，与其大开杀戒，不如把他放在一边，以显示我的宽宏大量。这也是智慧自信啊！这也是政治智慧高出一筹的证明啊！

    但是曹操这个人性格是非常多变的，有的时候他又很疯狂地杀文人。有一个名人——“孔融让梨”的主角，长大了命运不好，性子比较直。曹操南下打孙权和刘备的时候，孔融讲了个老实话，不要打，打不赢的，要失败。曹操不听他的。孔融背后又发了一个议论，“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这是背后发发的牢骚啊！有人打了小报告，曹操二话不讲，“杀头”。非常随意性的就杀人了，如果他一贯这样的话，他何必让祢衡来骂呢？何必再让陈琳再活下去呢？在他自信自己文韬武略，智慧文采，“冠甲天下”的时候，他随便你骂，他真的要做一件事情，对做这件事，他自信得有点糊涂的时候，你知识分子再来说三道四，我杀了你拉倒。哪怕是杀错了，也无所谓。要杀就杀到底，连孔融七八岁的两个孩子都斩草除根。你碰了他的自信心，他就变得凶残了，为了维护他的权威，绝对正确，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杨修的事。曹操不喜欢部下在智慧上超越他。他也妒忌，他和周瑜不一样，周瑜不妒忌自己的部下，只妒忌眼前的盟友，将来可能成为敌人的人，而曹操容不得智慧比他强的部下。在曹操的阵营里，思维最敏捷的就是杨修。曹操每有所暗示，往往都是被杨修猜出来。曹操是很恼火的。但是表面上不发作“曹虽称美，心甚忌之”。“操虽言笑，而心恶之。”一连两个“愈恶之”。有一个故事的原始素材是在《世说新语》上的，原意是：他和杨修从一个碑背上见题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他问杨修说，你懂吗？杨修说我懂了，他说，你可别讲，让我想想。走了三十里，他才想出来。让杨修另外记在纸上，原来两个人一样。杨修说，“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就是“绝妙好辞”也。曹操就叹气，我才不及你，差你三十里。罗贯中把曹操也猜中了取消，让他在杨修说出来之后，含糊其辞地说“正合孤意”。一些评点家就说，他根本没有猜出来。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像周瑜和诸葛亮那样把“火”字写在手心里呢？罗贯中艺术家的魄力还表现在，又加上了一些后续的情节，曹操打仗，打得上不上，下不下，就考虑退兵。有人问夜间口令，曹操随口说了“鸡肋”，杨修就知道曹操要退兵了。让人们打点回家。人问为什么？杨修说，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这事让曹操知道了就“愈恶之”了。曹操的智慧优越感，智慧权威感，屡屡受到杨修的打击，终于把杨修杀了。这是罗贯中对曹操这一性格逻辑的勇敢推演。其实，在历史上，杨修之死，是因介入了曹操接班人的斗争，他支持曹植，失败了，被曹操处死。一年以后，曹操也死了，曹植的对手曹丕当了皇帝。《续后汉书》上说，就是曹操不处死他，曹丕即位，他也是老命不保。但是，艺术上的曹操，比之历史上的奸雄，要可爱得多、好玩得多。当然，就是光从历史上来说，曹操这样的心态，也是一个缺点，一个局限性。所以在唐太宗那样心胸宽广的伟大人物看来，曹操这个人，虽然有些本事，但是，缺乏当皇帝的才能和心胸。唐太宗在经过邺对，为文祭曹操日：“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这样的人物，作为一个将军，绰绰有余，可当皇帝，万乘之君，囊括天下之人才，以为己用，这样的胸襟，曹操还差得很远。

    艺术上的曹操，非常复杂只是其一，非常统一，统一在多疑与不疑，爱才与智慧优越感的矛盾之中。历史上的曹操，就没有艺术上的心理这么有机。当然，这可能只是曹操心理的“常态”的一条主线，围绕着这条主线的曹操还有多侧面的心理“变态”。其丰富多彩就令人眼花缭乱了。往往是，他刚做了一件非常慷慨激昂光明磊落的事，马上做了一件阴险毒辣的事；他刚做了一件雍容大度的事，不久就做了一件心胸狭隘的事；他做了一件非常叫人肃然起敬的事，马上又做了一件让人“恨得人牙咬得痒痒的”的事。他有时是和蔼可亲的，有时是极其可怕的凶残。他是一个野蛮的家伙，但他讲仁政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假的。当他做出爱民的样子时候，他是非常认真的，当他残忍起来，是非常野蛮的。有一次他父亲要到他那儿去，半路上被一个县的强盗杀掉了，曹操就打过去，要把这个县的人，不管是谁，统统杀光他有的时候又非常“爱民”，爱民到什么程度啊？他颁布纪律，说军马不能踩老百姓的麦子，踩了麦子要怎么办？要杀头。结果呢，他自己的马不知道得了什么神经，跑到麦田里去了，他居然跑到“纪委书记”那儿去说，请以军法从事谁敢杀他啊？骗鬼的事，亏他做得出。

    曹操的个性固然有着规律性逻辑，但是，也有许多不一定合乎逻辑的东西，具有某种令人捉摸不定的随意性，他有时是和蔼可亲的大人物，有时又是恐怖的（吉平骂他，先打昏后令割其舌），有时又是公然不讲信义的（杀弱者，如刘琮投降时，答应永守荆州，结果让他到青州为吏，路上又差人把他母子杀了），台时是宽容的，不杀起草骂他祖宗三代的陈琳，有时义是心胸狭隘的（杀杨修），有时是可笑的（长坂坡被张飞大喊大叫吓得退兵），然而有时又是可怜的（明明权倾天下，把皇帝当成傀儡，当成招牌，当成玩具，但是，他就不称帝，很怕在历史上留下篡位的骂名，想学周朝的文王，作为臣子，不担造反夺权的骂名，让他的儿子周武王去消灭暴虐的皇帝。等到他儿子把傀儡皇帝扫地出门了，他就是文王，他儿子就是武王，却不料曹操死了以后，他儿子曹丕却尊他为魏武帝，自己当魏文帝。曹操真是白操心），有时甚至是可敬的（放了关公、成全了陈宫，养其父母）、可叹的（华容道上的大笑以为自己的才气胜过诸葛亮，就忘记了大败），有时简直是可杀的（借一管粮的小官的头来保守军事秘密）。在汉语中，以“可”为首的双音词组，是很丰富的，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可悲、可鄙、可怖、可贵、可欺、可气、可惜、可喜、可憎、可疑，可歌可泣，可杀可剐等等，把这些都加起来，都不能穷尽曹操性格的全部丰富复杂内涵。不是一个“可爱的”所能概括周全的，而《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四、中国传奇的权欲和西方传奇的性欲

    《三国演义》在中国小说史上在权力欲的人性刻㈣上达到了当时辉煌的顶点而在孙权、刘备，诸葛亮、司马懿身上，权力欲对人的歪曲方面，没有一个能像曹操这样，达到这样丰富和复杂，达到这样高度的艺术完整性、当然，稍后的《水浒传》中的宋江，可能有可比之处、这个人物也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县级基层官员，他一直支持、包庇朋友上梁山，可是他自己就是不上梁山后来受了连累，甚至被绑上杀场，差一点丢了脑袋，幸亏被众好汉救了出来，再退缩没有任何理由，加上当时的形势大好，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声势更大，“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一路上浩浩荡荡，可谓是义无反顾了。可是走到半路上，他又开溜了。他的动摇性和他策略上的远见性，他的仗义疏财的理想光辉和他的反复用送钱解决一切问题的狭隘性，形成多元的矛盾，有时，简直是不可思议如，他一方面不亲女色，另一方面，他又包二奶，（听众大笑）可是，在权力欲的深度上，特别是，在传奇性和平民性的多元交织上，远远不如曹操。要知道，《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产二牛于元末明初，最迟是15世纪左右，居然达到这样高的艺术水准，实在是令人惊叹，就是拿到世界文学史上去看，《三国演义》在莎士比亚以前，莎士比亚的创作高潮在1600年前后，叫16、17世纪之交。在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两方的小说最有名的是《十日谈》，全部是短篇，人物的精神线索很单纯，只有一条线索，就是男女之爱与《三国演义》差不多同时，欧洲文学史上，只有骑士小说，虽然也有长篇，而且风行一时，但是，却没有经典不外是重复着一条主要线索，就是情爱，为女人献身才高贵这些小说，写的是很公式化、概念化的，塞万提斯在《堂吉河德》这样批评过它的“千篇一律”，“荒诞不经”，“胡说八道”：

    我实在觉得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因为千篇一律，没多大出入。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和那种既有趣又有益的故事大不相同。尽管这种书的宗旨是解闷消闲，可是连篇的胡说八道，我不懂能有什么趣味。人要从实际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心赏神怡。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传奇，以《三国演义》为代表，把丰富复杂的人心以权力欲为焦点，集中起来，真正达到了塞万提斯所向往的“完美、和谐”，“心赏神怡”，而西方小说，则是以情欲为焦点，但是，至少在15世纪，还没有达到《三国演义》的丰富和深邃。值得注意的是，离开了情爱线索，那时候的西方人，可能就不知道小说怎么写了。当然，后来比《三国演义》晚了两个世纪左右，西方出现了《堂吉诃德》，也没有脱离情爱线索。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西方传奇小说的结构原则就是情爱一元化、一体化的原则，而我们的《三国演义》则恰恰相反，当然，不是爱情多元化的原则。（听众大笑）爱情就不能多元，是吧？我们在《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有点禁欲，并不禁食欲，而只禁情欲。我们离开情爱，玩别的多元，花样翻新，是吧！（听众大笑）《三国演义》就是离开了情欲去搞权欲，同样开拓出无限广阔的精神空间，创造了艺术奇迹。你看在“三顾茅庐”中，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主动登门，从新野跑到南阳，几百里，诸葛亮庄上，什么人没有见到啊！弟弟啊，丈人啊，朋友啊，家童啊，连周围的农夫啊，都见到了，可就不见诸葛亮的太太。没有情欲线索，一样能写出震撼人心的艺术来。为什么要“三顾”？因为实现政治权欲，需要这个超人的天才。如此礼贤下士，可还是反复找不到孔明，一个个又都像孔明，被误认为是孔明，这是一种手法，从自然环境和舆论环境，来渲染孔明的超脱权欲，这种氛围越是强调，刘备为权欲而来的目的越是难以达到，情节的悬念就越强。诸葛亮的环境越来越明确地显示，刘备的权欲心与诸葛亮的超隐居心是冲突的。这与其说是情节，不如说是情景的链锁，也就是环境的转移，阻碍诸葛亮出山的氛围越来越浓，而刘备的虔诚随之同步积累，又越来越显示出孔明可能的转化。这里有多少戏啊，多精彩啊！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不让诸葛亮太太出场，小说可能没有法儿写。设身处地想想，诸葛亮答应刘备出山，参加他的军事集团，一去几十年，是不是要和太太商量一下呢？是不是有点难舍难分呢？是不是要缠绵一番呢？（笑声）这些在骑士小说作家看来，不写这些，拿什么去吸引读者呢？没有情欲，他们可能就没有招儿了。而《三国演义》却不屑一顾，丢开这些情欲一元化，想象的空间大得很哪，那才叫作多元化呢！（大笑、鼓掌）不是有个电影吗？叫作什么？《战争让女人走开》！（听众大笑）我们的传奇美学是，为权力欲而奋斗的英雄才是英雄，没有性欲才是英雄，有了性欲就不是英雄了。曹操、关公、孙权、赵云、张飞、都是超越了爱情的一元化思路，开拓出多元的英雄的精神境界的。《三国演义》的美学，就是没有女人的美学。这不是说，《三国演义》无视女人的存在，相反，它是承认了女人在作出决策时候的重大作用的。曹操跟袁绍打仗，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坏了，没有粮食了，部队里头都知道了，军无斗志，都要饿死了，还打个什么劲啊？曹操就叫那个管军粮的人，叫王垕，我教你一个办法：发粮食时你把那个斗啊，弄小一点，搞个小号的，搞点短斤少两。后来部队就闹起来了，“怎么搞的，粮食为啥克扣啊，肯定是部队粮食不够了”。曹操又把王垕叫来，“你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王重说：“什么事啊？”“你借我个东西。”王垕说：“什么东西？”“把脑袋借给我。”脑袋要来干吗？“你把脑袋砍下来，我明天号令示众，说‘这个粮食克扣，都是王垕搞的。我把他就地正法了，我们的粮食很多。’你脑袋虽然掉了，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你的父母亲，我好好地奉养他们，给他们非常高的物质待遇。”王垕为什么同意把脑袋借给曹操呢？因为老婆有保障了。可见，老婆在他心目中比脑袋还重要一点。但是，《三国演义》作者正面突出的事，不是老婆死了丈夫的痛楚，而是，曹操把军心给稳定了，仗也打赢了。这就是曹操为权欲服务的权术，他的政治观就是这样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坏事都可以干。让西方骑士小说家来写，可能就要给他老婆一个场面了，一点缠绵了。

    我们的传奇英雄是无性的。不仅《三国演义》、《水浒传》如此，《西游记》更是如此。但是，艺术形象不是也一样不朽吗？这方面，很有些好玩的东西。以后在“笑眼看中国古典小说：美女难逃英雄关”你们就知道了。

    那么，这里又看出来，从世界文学史上来说，把人的政治权力欲刻画得这么丰富、这么复杂、这么深邃、这么伟大，充分表现了我们的民族独创，几百年来，代代相传，得到不同时代读者认同，得到韩国、日本和越南的读者欣赏，我们岂可以小觑啊？应该充分研究它的伟大成就，这一点，从阅读实践来说，大家都为曹操这个形象激动，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就不那么容易。因为大凡理论常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我们的阅读快感加以澄明，一种是把我的阅读快感加以摧毁。有同学在底下嘀咕了，有这样的事吗？有，有太多这样的理论，读起来很难懂，折磨你，学到手了，你可别指望它有多少用处以鲁迅之伟大，也未能免俗、在他的小说史里，有时澄明，有时摧毁摧毁阅读快感的例子很多。如他认为《三国演义》艺术水平不高一我们开头提到过，他说诸葛亮的形象“多智而近妖”，又说刘备的形象“长厚而似伪”。当然，鲁迅没有点到曹操，好像没有正面地说但是，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这样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并不属于“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而是又好又坏，亦善亦恶，又美又丑，集智慧、权术、意志、情感、文采多元价值交融的无限丰富的矛盾的统一体把人性中的权欲、野心的邪恶和民本的善良，自负、自信和政客的多疑猜忌，智慧和愚昧，伟大和渺小，凝聚在一个形象之中作者虚构、想象、概括之多元错综，比西方差不多同时的经典名著《十日谈》，那种单色的人物，一味拘守单线情节，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比起晚出两个世纪的《堂吉诃德》在人物的深邃性方面至少也是各有千秋，在线索多元和价复合交融上，可能还要略胜一筹。中国小说出现了这个多元的、多条线索结构起来的人物，实在应该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不应该加以任意性地轻薄的。以易中天这样的智者，过分强调了历史，就免不了忘记了艺术、有的时候，讲话也不免走火，他太推崇《三围志》了，对《三国演义》有时要憋不住要调侃一下，有时，用语就不免有点轻薄了譬如说，“舌战群儒”，诸葛亮到江东去说服周瑜、鲁肃以及孙权等等这些人联合起来对付曹操这是一场不亚于赤壁之战的心灵大战啊！周瑜呢，是孙权最器重的将领，在鄱阳湖练兵回来，那些武官来找他说：“不行啊，那些文官要我们投降啊，这怎么行呢？”周瑜说：“你们讲的对，我白有道理”然后文官也来了，说：“现在不能打啊，一打就输啊，自取灭亡啊！”周瑜说：“你们讲得对，我白有安排”这表现周瑜，不但是军事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而且也善于驾驭两派干部心理，心里是有数的，但是，表面上两面不马上得罪，深藏不露，不到时候不出手。然后由诸葛亮来说服周瑜，由诸葛亮来反照孙权、鲁肃、周瑜几个人的心理的多元化的“错位”，打破常规后的心理潜在的奥秘，心灵电波纵横交错。这是一曲心灵错位的交响乐啊！但是呢，由于是虚构的，仅仅从历史家求真的眼光来看，就觉得很可笑。易中天说，诸葛亮“智激周瑜”，“是一场滑稽戏”周瑜、诸葛亮、鲁肃“三个人形象都不好”“鲁肃迂腐迟钝到可笑的程度，周瑜和诸葛亮一个装腔作势，一个阴阳怪气”我觉得，只用历史家的一只眼睛看，是不够的，从另外一只眼来看看，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灵魂的错位啊，因此它才是不朽的啊，我的朋友！

    所以说，我们既要有易中天那种科学的、追求真的精神，又要有于丹女上追求善的人格理想，但满足于这些，就很可怕了！人没有感情了，既不爱家乡，也不爱祖国；既不爱父母，也不爱老婆，一个个都变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不但猪八成做不到，连孔夫子都做不到，所以说，要理解人、要理解人的内心，我们毕业出去，就是进入一个群体，一个团队，如果群体里面，都是机器人倒也好了，可惜只要是人，就没有像一个机器人那样正常的，一个个都是和你不一样的人，有点不正常，有点让人感到奇怪的人。我看过一本美国的关于人际交流的书，第一章就是，当你交流时，得有个自觉，你的对象，不管是父亲、母亲、老婆、孩子，还是你的同事，还是你上司一个个毫无例外，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一本美国的成功学里边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三十取决于他的才智和能耐，百分之七十取决于他的人际沟通能力，这叫“communication”。交流之难在于你周围的人，都是和你不一样的，有点怪的人。要知道，人类就是一种怪怪的动物，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遇到几个怪人，就不太像人了。生活中，真是充满了怪人，和曹操一样的，或是比曹操还要怪的人。最重要的并不完全是你个人的操作啊，发明啊，管理啊等等的，而是和怪人交流，和怪人打成一片，达到见怪不怪，水乳交融，怪怪相怜的程度。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将一事无成。能不能稍稍修改一下，大学生不和群体中的怪人协作，打成一片，将一事无成。一事无成的大学生毕业生，就是大学里的次品。

    我们学理科的、工科的同学，将来你们要有出息，不要满足做电脑的操作匠，或者做一个机器人的制造者——要做更有出息的人，做领导人、企业家、甚至于政治家、省委书记、中央常委，或者是国家主席，可能需要超越曹操的本事。这就要懂得点艺术，要懂得人。再说一次，人是一种怪怪的动物，曹操就是一怪。曹操摆在你面前，你都看不懂。人家罗贯中几百年前就洞若观火了。只用一只历史家的眼睛看曹操，是不够的，还要用艺术家的眼睛看他，才就可能让你的心灵升华，上升到一个崭新的档次。这就是我的结论。

    谢谢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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