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武松无疑是一个英雄，一提起这个名字，我们脑子里就呈现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可以说是某种民族精神的标志，而对宋江则有争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有不同意见。但武松是非常崇拜宋大哥的。不只武松，《水浒传》里所有的英雄都毫无例外地崇拜宋江，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宋江不是英雄，而是狗熊，那武松崇拜他什么呢？是不是臭味相投，两个英雄，都值得怀疑呢？

    一、仗义疏财的内在矛盾

    武松为什么是英雄？首先因为他参加了反对贪官污吏的武装集团，这个集团一般被认为是农民起义的集团。讲农民起义，讲了几十年，我50年代念大学的时候就讲了。可是仔细推敲一下，水泊梁山里的头领有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呢？据我了解，没有。领导集团里，肯定没有农民，第一把手宋江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押司是什么呢？顾名思义，政府文书的管理签署者，可能相当于县委办公室的主任，第二把手卢俊义，他是北京城的员外，很有权势很有钱的一个大财主。军师吴用好像跟农村有联系，但是他是农村小学校的老师，所以不能说他是农民。至于其他的一些领袖，如林冲，原来是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教头，相当于我们国家军事学院的教务长，相当高级的一个军官青面兽杨志也是军官，大刀关胜、霹雳火秦明、双枪将呼延灼都是军官，级别还相当高。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些出身中下层的，比如李逵、白胜、阮小二、阮小七、阮小五等，这些人都是来自下层社会的。李逵是贫农出身，但是这个家伙早就脱离了土地，混到城里面以后，到一个劳改农场去当了一个看管。白胜是什么身份呢？好像没有什么正常的职业，有点接近二流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渔民，阮小二娶了老婆，因此比较安分，阮小五比较好赌，不爱劳动，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劳动者。唯一比较像农村劳动人民的是谁呢？是两个猎户，叫解珍、解宝，这两个人射中了一头老虎，老虎滚到一个地主庄园去了，地主毛太公把这个老虎贪污了，不但贪污了，还闹了一场官司，把他们两个抓起来了。这两兄弟最接近农民了，但是，也还不能算是标准的农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参加水泊梁山军事斗争的这些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是没有的，最多是些有一点接近农村游民，大量的是脱离了农村土地的游民，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这些人属于流氓无产阶级。

    当然，凭这一点就判定他们不是农民起义，这有理论上的漏洞，为什么呢？根据经典理论，判定一个集团是不是农民起义，不能完全看领导集团和参加的人是不是农民，而要看施行的政策是不是对农民有利，能不能代表农民的理想，从理想意义上来说呢，好像有一点，但是这样笼统说，也有一点儿危险。《水浒传》核心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义”，所以有“聚义厅”。通过这个“聚义厅”的“义”达到替天行道的目的。什么叫“义”呢？这很难下一个定义，因为《水浒传》讲“义”，和《三国演义》有点相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好像都讲“义”。但是《三国演义》的“义”和《水浒传》的“义”根本上是不相同的。《三国演义》的“义”是从属于刘家工朝正统，刘关张三结义是为了打败篡夺汉室正统王位的曹操等等，而《水浒传》的“义”实际上是讲一种平等的观念，大家上了梁山以后，郜是兄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以兄弟相称，表示血缘关系。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最为可靠的人际关系，就是血缘关系。国民党最初在党内称同志，共产党把自己的追随者也叫同志，强调思想的认同。但是，那时血缘关系，比思想认同要紧密多了，素不相识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只要到达这里，就像亲骨肉一样平等。那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呢？因为社会上不平等、不义社会上为什么不义呢？因为社会上有等级，经济地位、政治权利不一样，行政权力和经济手段不平等，因而产生了很多不义的事情要让社会“义”，就要取消不平，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是法律规定的，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法制以外，迫害老百姓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一种特别有力量勇敢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个人的、强大的暴力，用生命去帮你拼所以才有一个英雄叫作拼命三郎石秀、这很有象征性能够路见不平，拔刀拼命的，就叫“义士”、这个“义”不但充满平等的社会理想，还渗透着人格理想这个“义”在《水浒传》中充满了反抗意识。但是为“义”拼命的英雄在《水浒传》中不是最高的义十，最高的义士是谁啊？最高的权威是谁？宋江他有没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能力呢？没有，这个家伙根本不会打架可所有的拔刀拼命的义士，见了他，莫不“纳头便拜”。他为什么受到这种无条件的崇拜，不管是强盗、土匪、英雄、豪杰，一听到宋江的名字，就磕头，为什么？他有一个品格，叫仗义疏财，只要一看到你有困难，不管认识不认识，马上就拿二两银子，十两金子给你，请你“笑纳”吧。这就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这个社会太坏，弱者为什么老是受欺侮？就是因为弱者没钱。梁山泊劫富济贫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团的斗争，一般的小百姓，都是孤单的，等不到你梁山部队开过来，都饿死了，而宋江的绰号叫作“及时雨”，因为那个大规模的雨，不及时。及时，就是一旦有需要，有钱的人马上主动奉献，我钱太多了，请你收下，你一定要笑纳，这样就有了两种义士：一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也就是《水浒传》电视剧里面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一种人，为了他人，哪怕是不认识的，甘冒生命危险。当然，不一定都要用刀，也包括，你被通缉了，我立刻通风报信，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在所不惜第二种就是仗义疏财，人人都拼命聚财，我则拼命散财，主动用钱来填平社会的不平。这两种义士里面，哪一个更难得呢？最高的义士，是什么人呢？是仗义疏财的。如果有钱的人都能够像宋江一样，把钱主动送出来，这个社会就平等了。这其实就是农民起义的理想，和宋江差不多同时代的农民领袖王小波，就提出过“均贫富”的口号，但，那是要用流血的办法，打很多的仗，才能像太平天国，正式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样的理想，当然是空想。全世界有这样理想的人挺多的。直到19世纪俄国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够得上宋江的水平，谁呢？托尔斯泰。他说，农奴这样惨就是因为地主占有了土地，我是贵族，我有这么多土地，又有这么多农奴，我太惭愧了，我要把土地送给农奴，他们就解放了。可他老婆不同意，吵得一塌糊涂，托尔斯泰八十多岁时，从家里出走死在了火车站。他老婆也不是坏老婆，是好老婆，很有文化的，老婆说：“你又不会劳动，把土地送出去，这一大家子，吃喝排场，还有儿子女儿怎么养？这一大帮人怎么过？”宋江比较幸运，没有正式结婚，没有老婆，没有人管他，就可以把钱不断地送出去。但还是产生一个问题，你钱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你合法工资能有多少？你有没有贪污？钱从天上掉下来，不过转手一下，就成了天下第一号义士！这说明什么？这种理想人格是空想的。

    另外一个大财主柴进，也是仗义疏财。柴进的祖先是柴荣，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在柴荣那里发动政变，夺了皇位，答应了条件，给予“誓书铁券”，你的后代我都保护，因而很有钱。但是他与宋江最大的区别在于：柴进的钱是有限的，宋江的钱是无限的。必然的推理就是：宋江应该是最大的财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最大的义士，却是最大的财主。其中隐藏很深刻的矛盾。第一个矛盾，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公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公平的目的是消灭财产的不平等，实现公平的前提却是，要有一个财富无穷无尽的大财主。目的和达到目的前提迎头相撞。第二个矛盾，水泊梁山光基层领导就有一百零八个人，加上小兵成千上万，他们的后勤如何保障？粮食哪里来？也不能老吃鱼啊！其次，兵器？有没有兵工厂啊？肯定没有，倒是军衣，可能的保障，有个天才的裁缝，通臂猿侯健。但是，他只会缝，不会种棉花，不会织布啊，还是不行啊！第三，梁山好汉们打运动战，打阵地战，要消耗多少钱啊？美国到伊拉克去打了一下，已经消耗好几千亿美元了，这么多钱哪里来？第四，英雄们在梁山很快活，大碗吃肉，大秤分金银。肉可以说是小喽啰们饲养有方，但是金银哪里来的？他们又不开金矿，《水浒传》露了一点马脚，经常抢劫，不完全是智取生辰纲，那是不义之财，而是抢劫过路客商。林冲要上梁山，当时梁山泊主，白衣秀士王伦，这个人心胸狭隘，狭隘到了跟周瑜差不多，只要有才能的人上梁山他就害怕，就故意刁难。他就说好啊，你要上可以，一个条件，就是你到山下去杀一个人上来，也就是过路客商，你把他杀了，把钱抢过来。林冲就只能答应再说。但是林冲这时比较倒霉。他碰到了杨志，杨志这个人力气大，又没有什么钱。这一条财路，是很不光彩的，也是《水浒传》比较讳言的：碰到过路客商，留下买路钱来，不然，就人头落地。这个强盗方法与他们声言要反对的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干脆攻打一个庄子，把钱粮抢过来，也是写得比较隐讳。从残忍性，破坏性来看，农民起义的黑暗面，是不是也有点土匪的味道呢？不过是以土匪反对恶霸罢了。这就走向自己的反面了，自己变成有组织的匪帮了。

    还有一种矛盾，《水浒传》里面虽然隐藏着崇高的理想，就是义、平等、人格平等、财富平等，但是，又碰到一个难题，这是军事斗争啊，大规模的啊，再平等，也不能将领和小兵一样啊！因而还是要把人分成档次，怎么分呢？第一档次，就是仗义疏财的；第二档次，是拔刀相助的。两个大档次中又分为若干小等级，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是上天规定的，命中注定的，不可更改的。

    这个理想表面上是辉煌的，但是是空想的，理想是义，实践的操作是匪，文雅一点，帮派团伙。何以见得呢？《水浒传》一味美化他们，但是从最大的英雄身上，可以分析出光辉里面的黑暗。

    水泊梁山所建立的，就是一个义的王国。不管是忠义堂还是聚义厅，都是以义为最高原则的。在江湖上，被无条件认同的这种义的原则是与官方不义的权力和财产的等级制相抗衡的。“替天行道”大旗下所建立的，就是这种义的理想国。在这种理想国中，人人在精神上都像兄弟一样平等，但也不是没有等级，不过不是以财产和政治权力，而是以义的程度来划分，让仗义疏财者占有最崇高的社会等级。这不仅是一种军事等级，而且是一种道德荣誉。它的道德自律性远远要超过军事的约束力。

    二、全面理解宋江

    前些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给广大观众留下了一个相当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在制作的精良上，可以说是古典名著改编的冠军，收视率高达40%，创造了空前纪录；一方面又在一个最主要的人物身上犯了一个在美学上低水平的错误，把这部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中的领袖宋江，表现得极其窝囊、猥琐，使人倒胃口，反感、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编导和演员们辛辛苦苦，难道就是为了获得如此煞风景的效果？报刊上已经有了许多解释，在我看来《羊城晚报·花地》（1998年3月16日第10版）上章明先生的文章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宋江是一个有错误的悲剧的人物”基于此，他提出：“对宋汀应当分析批判，但不能把一念之差铸成不可逆料的大错的悲剧英雄写成奸佞小丑”他暗示，这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怀旧”，说穿了，就是还没有从“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投降主义的阴影下走出来。

    在我看来，这里不仅有“批林批孔”的影子，而且也有与《水浒传》唱对台戏的《荡寇志》的味道。尽管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把宋江的形象加以尽情糟蹋方面却是一致的。《荡寇志》把宋江写得“假仁假义”，最后死于两个名叫“贾仁”、“贾义”的人之手，和电视剧《水浒传》在刻画宋江在仁义上的虚伪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我想电视剧的改编者，在思想上可能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即一百二十回本原著的悲壮投降的结局，只能拿宋江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来解释。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合理的解释，章明先生的文章，根据充分的史料和《水浒传》形象的分析非常雄辩地提出：这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受过招安，黄巢也为招安进行过讨价还价不受招安，最多也不过是像李逵幻想的那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当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当小宋皇帝”，大不了不过是像朱元璋那样重新建立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专制政权而已，更何况，以梁山当时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幻想。农民起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所能胜任的，向来都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地主阶级的在野派的统一战线。这种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但在思想上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在组织上具有妥协、投降的内在因素。稍有西方文论修养的读者都不难从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冯·济金根》（也是写农民起义失败的剧本）的评论中得到解释。恩格斯在那封著名的信中说济金根悲剧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全面理解宋江。为什么这个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之首，对于上梁山那么犹豫，那么动摇？这个人物，虽然是个县级基层官员，级别不高，但是，有一点，他是比较有理性的，深藏不露，他除了仗义疏财以外，他还有一点，是梁山英雄所不及的，就是政治上的远见，他比较有战略眼光。你看他一直支持、包庇朋友上梁山，可是他自己就是不上梁山。后来受了连累，甚至被绑上杀场，差一点丢了脑袋，幸亏被众好汉救了出来，再退缩没有任何理由，加上当时的形势大好，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声势更大，“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一路上浩浩荡荡，可谓是义无反顾了。可是走到半路上，他又开溜了。他的动摇性和他策略上的远见性，他的仗义疏财的理想光辉和他的反复用送钱解决一切问题的狭隘性，形成多元的矛盾，有时，简直是不可思议。

    所以受招安不但是宋江的理想，连林冲等人在上梁山前后，也有过“有朝一日，受了招安，到边庭上拼个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的想法。正是因为这样，受招安不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而且有组织基础。

    为了缓和起义与招安之间的矛盾，原本《水浒传》中提出了民族矛盾，招安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电视剧中所强调的征讨方腊农民起义军，而是胜利地抗击辽国的入侵。没有这个民族矛盾的缓冲，宋江的个人权威就会动摇，也就无法统一这支队伍去进行那样惨烈的战争。

    很可惜，电视剧的编导可能过分相信金圣叹加进去的晁盖与宋江的不同意见，又曾经历了“批林批孔”时期，目标在批周恩来的所谓“批投降派”思想路线，捕风捉影地将宋江和晁盖的某种不同，夸张为革命路线与投降路线的斗争，甚至发展到把征辽这个缓冲环节莫名其妙地取消。把宋江写成一个小丑，必然把梁山英雄写成了一群没有头脑的武打机器。

    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改编者如果用武打设计方面所花的1%的心思来思考这样关键、这样严肃的问题，我想，就不致在耗资上千万人民币的大制作上弄出这样的致命伤来了。

    这还是从一般农民起义的普遍规律来看问题的，就《水浒传》这个具体作品来看，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特点。在《水浒传》原著中，梁山英雄的投降不是像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那样，在军事上面临败亡之时，恰恰是在军事上获得节节胜利之时；不是在败亡前夕组织上发生分裂，而是保持了组织上的完整走向投降的。《水浒传》的作者特意安排了他们主动投降，让它戴上英雄主义的光圈、所有这些深刻的方面，都被电视剧的改编者忽略了，其结果是改编者把宋江肤浅化，不但把一切罪孽都归咎于他，而且把他写成一个猥琐的小丑（为他设计了一种小女人的脚步），这就太肤浅了。改编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他们缺乏对于人物历史深度的理解力。

    从艺术上来说，这种矛盾正增加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这本来不应该是难题，恰恰是为大手笔的改编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然而，可能是出于对传统历史教科书上对于农民起义的过分美化的教条的迷信，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复强调过的：农民不但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动的”。如果把他们的反抗的正义性和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性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理解宋江上梁山之前反复动摇为什么并不影响他在梁山英雄中的威望，上梁山以后的投降也没有破坏这支武装队伍的团结了。

    三、义的帮派性和纪律准则

    宋江这个人物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是梁山英雄平等理想的代表，而且是他们军事、行政规范的代表，除了宋江、卢俊义、柴进等人以外，绝大多数梁山英雄都不是仗义疏财的英雄，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后者的道德荣誉感，除了它积极的一面以外，还有它消极的、自发的、盲目的、破坏社会文明秩序的一面。

    不少观众和读者都十分欣赏李逵式的革命的彻底性：但是李逵式的彻底性，如果再加上武松、石秀、孙二娘等人的义的盲目性，危险的人身残害就会对社会文明产生颠覆性的作用。武松醉打蒋门神是痛快的，是大义凛然的义士，但是他所支持的施恩和蒋门神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他最先碰到的不是施恩，而是蒋门神，则倒在他拳头底下的，就可能不是蒋门神了，而是施恩了。

    有良好艺术感受力的读者谅必不会忽略，《水浒传》的定稿者，每逢写到李逵，并不是像对宋江那样烘托其正剧的崇高风格，相反，他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喜剧性的调侃。他任性而天真，常常白作聪明造成弄巧成拙的荒谬的结果这对于他的个性来说是美妙的，然而对于一支起义队伍来说，如果不加制止，却是具有毁灭性的。他第一次见宋江说谎，为了招待宋江，借钱去赌，想翻本，结果输了，就去抢张顺的鱼，完全没有道德观念。头脑简单，出于误会，不问情由就砍倒梁山的军旗（杏黄旗），后来劫法场乱杀人，都是一种破坏性的表现这种白发性与梁山的军事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不相容的，如果不加制约，只能导致梁山事业的崩溃。所以，《水浒传》作者总是让李逵在宋江的眼皮底下任性。与李逵荒谬性的后果相对应的是宋江理性的目光，这种目光是批判性的，同时又是充满人情味的。这一点与夏志清先生在评论《三国演义》时指出的关公老是在诸葛亮更为睿智的审视之下极其相似。而批林批孔思想的继承者，却把李逵当作革命性坚定不移的代表，这是很幼稚的。

    这不仅是一种思想的深度所在，而且是艺术的奥秘所在。同样是喜剧性人物的还有鲁智深。他大闹五台山的喜剧性，不但在于他对于佛门清规戒律的冲击，而且在于上有方丈的睿智眼光，下有金老的无可奈何、这双重的目光，使得鲁智深的喜剧性更显丰富。在鲁智深上梁山以后，失去了这两方面目光的交织，鲁智深的喜剧性就丧失了。而李逵的性格，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发展，就是因为每逢有冲突，常有宋江睿智的目光代表读者在审视着他鲁莽的行为。

    没有宋江人格权威作为理性规范，没有宋江绝对权威的纪律约束，英雄们在上梁山以后的打家劫舍与土匪、强盗是很难有根本区别的。没有宋江宽容的理解和批判性目光，李逵性格的喜剧性是不可能焕发出如此光彩的。

    从纯艺术上来说，即使宋江政治上是一个“投降派”的代表，也不能成为在艺术上丑化他的形象的充分理由。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一个政治上的“反面人物”，绝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猥琐的家伙。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属于实用理性评价，只能说明善与恶的区别，但是善与恶属于道德理性，它与审美价值既有统一的一面，同时又有错位的一面。政治上、道德上的恶，并不等于审美的丑。当实用理性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时候，作者是容易把握的，但是仅仅这样，文章比较好做，也就很难显示出作者的才华。在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里，对两种价值的错位关系（既非统一，又非分裂）的把握，就成为对作家才华和创造力的考验了。

    电视剧的编导，在美学上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种错误之所以不可原谅，是因为犯得很肤浅，大大地落后于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乃至电视文学已经普及的水平。在这方面，导演的肤浅比之编剧、演员更为触目惊心，居然为宋江设计了女人式的小碎步，在外部动作上把一个深刻的历史悲剧英雄丑化为一个精神上的武大郎，其艺术上的幼稚达到如此的程度，真是令人扼腕。

    改编者把政治的实用价值凌驾于艺术的审美价值之上的逻辑推行得很彻底：因为宋江是投降的罪魁祸首，所以他的形象就是猥琐的。这种简陋的类似政治标准第一的价值准则，是曾经导致我国几十年的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这种理论，我们已经从各方面清算了十几年，“反面人物”已经不像南霸天、胡汉三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但是从电视剧《水浒传》来看，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在这样严肃的古典名著改编中居然出现了美学上如此幼稚可笑的错误，实在令人深思。在创作中简单地把所谓的“反面人物”当作丑恶的符号，无异于艺术上的作茧自缚。

    四、四种不同的古典英雄

    二元对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框框，但是在框框之中，既可以有对立的关系，也可以有从属的关系，更可以有错位的关系。对于错位关系的忽略，严酷地束缚了我们的思想。

    对于艺术家来说，任何人物，首先不是正面或是反面的对立，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情绪互相做网络式的丰富的错位。即使有什么绝对的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感觉、情感、思绪也不一定是针锋相对的，除了绝对对立的一面以外，还有相互包容的一面，他和正面人物的意志、才智、想象、爱情的幻想以及他独特的行为逻辑是千头万绪地纠缠在一起的，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一句话，他的心灵也应该有立体空间，这种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相分裂的，而是互相错位、互相渗透的。如果单纯用政治上的反动和进步来划分人物，就意味着人物的关系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对立，结果就不能不导致人物心灵的平面化、单线化。持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作家，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才智实行自我蒙蔽和扼杀。

    想一想《三国演义》吧。从阶级分析来说，不管刘备、曹操、孙权，都是军阀，刘备和曹操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可是在《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中，特别是曹操，并不是一个精神上的空壳。曹操虽然有政治上乃至品质上的污点，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在他的可爱之处，有他的可恨之处。他的政治野心和军事才干，他的爱才和妒才，他的多疑和不疑，他的凶残和韬略结合得水乳交融。在复合的情感世界方面，他和宋江同样是立体的。他的凶残、卑劣一面是在在超过宋江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并没有把他丑化、矮化，相反，有时也给他以性格上的某种光辉。这一点我在《另眼看曹操》中已经讲过了。

    曹操仍然是个英雄，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英雄，多少年来被称之为“奸雄”，同样，刘备和孙权这两个军阀，则分别被称为“枭雄”和“英雄”。光是在《三国演义》中，就有了三种英雄。

    《水浒传》中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英雄，如果硬要给他命名的话，宋江也许是一个“义雄”。

    宋江以他的精神号召力，被当作一个精神的高峰，一面团结的旗帜。不仅《水浒传》中的所有头领，而且千百年来的读者，都是认同的。为什么《水浒传》的改编者却写出这样的败笔来呢？

    这是因为当审美价值与实用理性产生错位、矛盾时，作者的修养出了问题。

    我同意《文艺报》上一个评论家的说法，经典名著是大手笔，因而改编也需要大手笔。

    我们从电视剧《水浒传》对宋江的处理上，看到的不是大手笔，而是令人想起毛泽东所说的“小脚女人”。

    造成这种“小脚女人”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治实用价值压倒艺术价值：

    第二，是作者在修养上的缺陷，当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发生矛盾、错位时，忽略艺术的根本准则，以及缺乏对人的心灵的立体的、复合的理解。

    自然，电视剧《水浒传》总的来说，比当前一般电视连续剧，在水准上是要高出一筹的，如果不是在宋江这个关键人物上弄出了这样显眼的败笔的话，本来应该是更精彩的。但是，正如一些观众说的“一泡鸡屎坏了一缸酱”，这句话虽然刻薄了一些，但对电视编导来说，除了奋发提高文化修养、扩大知识面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回答观众的热切的期待呢？从观众方面来说，面对耗资数千万人民币而水准又是不俗的作品，对于它的败笔，难道能像对杨志脸上那碍眼的青痣一样，以礼貌的无视显示我们高雅的大度吗？

    五、武松的匪性

    前面提到金圣叹认为，从水浒理想人格来说，武松是水浒第一大英雄。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忽略了水浒理想的局限性，也在武松身上体现出来。

    武松是非常大的义士，我们说义士就是为了朋友或者为了受难的人，拔刀相助，以命相抵都无所谓的人。武松打虎，武松杀嫂我们都后面再讲。先讲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他怎么出手？帮的是什么人呢？武松去劳改，这是很卑贱，很痛苦的，还好当时有一个人对他比较尊重，就是劳改场场长的儿子，叫施恩，非常讨好他。武松感恩，就问他有什么事要求我，你好好跟我讲，施恩就讲了。这一段我念一下：

    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

    每天都有“闲钱”，这些钱哪里来？赌坊，典当，妓女，按我的理解，就是保护费吧，“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这就不简单了，当时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上百块钱人民币啊，好几万啊！不得了啊！施恩其实就是个地痞嘛！恶霸嘛！但是好景不长，来了一个张团练，他带来了自己的亲信，叫蒋门神，把施恩打伤了，赶跑了。施恩见武松的时候手上还吊了绷带，保护费被蒋门神收去了，施恩心里就不舒服，他为什么要对武松那么看得起呢？就是觉得武松是条汉子，有义，看不惯弱者被人欺负，施恩勾引他，和他结拜为兄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这样一来，武松就义无反顾了。武松说这人敢欺负我义弟，就是欺负我。这天喝醉了，施恩说喝醉了不能打架，第二天武松说要去打了，施恩说不能去啊，喝醉了，怎么打得过呢？武松说喝醉了才能打，谁也挡不住他，他就去了。过一个酒店喝三碗，施恩一算十几家酒店要喝三十几碗啊，武松说没关系，我就是喝了才有本事。于是施恩就派人跟着他，看他喝了三十几碗之后到了快活林，一看蒋门神正好坐在那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小女人，武松就买酒，先喝说不好，后来换了一种还说不行。那蒋门神的小老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武松说你再啰嗦，七八个酒保都过来打武松，都被武松打倒了。小女人，被武松扔进了酒缸。然后武松和蒋门神打了起来，蒋门神哪里是他的对手？武松本来就武艺高强，喝了酒武艺就更高强了。蒋门神被打得落花流水，磕头如捣蒜，于是武松就完成了一大义举。为了自己的义兄弟，打败了恶霸。而且武松宣布，要“打天下不明道理的人”，他如果路见不平，就要真正地拔刀相助。我们来分析一下，施恩和蒋门神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都是收保护费的恶霸嘛！蒋门神收保护费，是“不明道理”，但扶持施恩收保护费，就是明道理吗？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水浒传》的英雄概念里面最大的问题，我的概括就是：如果你是我的兄弟你就是义，我为了你打别人我就是英雄，你是不是英雄我不管，这种思想贯穿于《水浒传》全书。只要是我先认识的，恶霸也是英雄，后认识的，就是英雄也是恶霸。如果武松先认识蒋门神，那么倒霉的就是施恩，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活在我们心中，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就要帮你，要不就叫不仗义。

    所以我们说武松是英雄，是因为他有义的思想，这个思想确实是农业社会的很辉煌的理想，包括财产的平等、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但是这个理想是空想。除了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义的方面，武松讲义，但什么是义，不清楚。实践证明，他的原则就是：我先认识的人，我的兄弟，我为他的利益拼命就是义。如果这么分析的话，武松醉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到底是英雄的行为，还是盲目的团伙、恶霸的行为，值得研究。这是一点，当然，武松做了好事。读者不同情蒋门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蒋门神勾结官府张都监，施行恶毒伎俩，致武松于死地。

    张都监就用一种计策，表面上信任武松，让他当一个小官，麻痹他，突然，说家里被盗，让他来抓强盗。等武松一到，却把他绊倒，诬陷他是强盗，结果就把他流放，又用了高太尉对付林冲的办法，派了两个公差，想在路上把他给弄死。另外蒋门神又派了两个徒弟，带了家伙，要把武松置于死地，来个“双保险”。

    武松表面上好像大大咧咧，好像不在意，其实很机警。一个带着枷的人，居然把四个有武器的男人杀了。一般人这样也就走了，但是武松有他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一定要把他弄死，杀个痛快淋漓。武松就到孟州城张都监的家里去，楼上正在喝酒。武松躲在马房里面，一个养马的人进来了，看到武松就问他叫什么，武松一听火了，就把这个人头给割下来了，什么道理呢？没道理，武松讲了一句话“却也饶你不得”。然后呢，就杀上了楼去，先到楼上去看到两个丫鬟，在那埋怨这帮家伙喝酒喝到现在还不去睡觉，都烦死了，累死了。这不是很值得同情吗？不，留着你们会嚷嚷，于是咔嚓，把无辜的丫头给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正在那里喝酒，庆祝他们的胜利，武松先给蒋门神脸上一刀，然后给张都监头上一刀，都倒了。张团练虽是一个武官，但是哪里打得过武松呢？然后武松就把刀拿起来，咔咔咔，三个人头。中国古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武松不属于君子一类，但是，他是英雄，有人不杀不痛快。杀了这么多人以后武松很痛快了，要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武松不会写诗，干脆把张都监的衣服割下一块，蘸着地上的血，写了几个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时候该走了吧。武松兴犹未尽。正好两个管家上楼来，其中一个认得武松，跪下求饶，也是“却饶你不得”，一不做二不休。楼下老夫人听到了说吵什么，武松说吵什么？我来了！老夫人不认识武松，但是武松说“却也饶你不得”，想把脑袋割下来，结果割了几下，割不动，刀口都卷起来了，就到厨房拿了把菜刀，继续杀，然后武松往下走。看到唱歌的叫玉兰，还有两个小丫鬟，三个女孩子，这些个弱者，没有什么威胁，就算了吧。但武松把玉兰杀死之后把丫头也杀了，《水浒传》上，写这时候武松讲了一句话“如此我才心满意足”。杀了多少人？统计一下，加上前面的公差一共十六个。

    武松作为一个复仇之神，这样惨烈的反抗，惨烈的复仇，惨烈的杀人，引起文学理论家刘再复的忧虑。这个文学理论家在80年代非常有名，然后到了美国，现在在香港。有一次我看他的一个材料，他讲了一段话：

    武松血洗鸳鸯楼，他报仇最充分的理由顶多可以杀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三个人，那已经过分了，可是他杀了十八个人，其中十五个是无辜的，丫环、马夫、还有那些夫人，都是无辜的，问题还不止于此，问题是杀了人之后，他还理直气壮，在墙上写了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种以杀人为荣的态度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糟粕。

    他认为，有的作家给孩子的暑假读物竟然是《水浒传》。教育部给初中孩子的语文课本里面开的必读书单的书当中就有《水浒传》。“听说香港电视台从明天开始，又要播放《水浒传》了。可是我们应该注意《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确实是一个好作品，是很杰出的作品，但是，它的文化价值观念，却有很大的问题，它的妇女观念、英雄观念、凡造反干什么都合理的观念等，都很有问题。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课当中，专门讲了两讲，一讲是《三国演义》，一讲是《水浒传》，都是从文化上进行批评的。从文学上，比如它的战争描写、人物塑造、故事、语言，都有它的成就，但是从文化批评来说，也就是从它的文化价值观念上说，有大问题、”他又继续讲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讲义气，义气是什么？“它是‘组织原则’，就是：我们三个同生死，然后我们就去夺天下，这跟我们现今社会三个小伙子，他们抢银行之前先讲讲义气，差不了多少。这个义气变质了。”

    刘再复这个话我感觉到很多是对的，义气刚才不是讲了嘛，里面有矛盾，义气平等里面有很多帮派的黑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话他没有好好分析，没有讲清楚。他承认《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这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好在哪里呢？比如，第一英雄武松的文学形象好在哪里呢？他说人物、情节，都挺好，好在哪里呢？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陷入混乱。

    虽然他说武松这种义气，和三个小伙子抢银行差不多：因为武松的义气是帮派的，武松的义气是凶残的，他特别讲到一点，武松杀人太过分了，武松去鸳鸯楼报仇，他有充分的理由杀人，但是顶多杀三个人，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杀三个就已经很过分了、刘再复这个人比较天真，打仗的时候我杀两个留一个，这人就可能成为后患啊。十六个人当中可能有九个是无辜的，可是，江湖上有句话叫作斩草除根，留下一个？这人报信怎么办？最过分的是他杀人之后还写字，很自豪，很正派，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英雄就英雄在，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去冤枉别人，有本事找到我就是了，找不到？那就是你没有本事，拉倒。

    这里我们就能看到英雄气概，不觉得武松杀人过分，为什么？这就是艺术的成功，艺术的创造。古典文学的宝贵，就在于创造了这个刘再复觉得太野蛮的人物我感觉刘再复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凶残的人，杀了十六个人的人，杀了很多无辜者的人，我们还是喜欢，觉得他有英雄气概，李逵、宋江就没有这样的气概？所以要分析一下，为什么武松形象感动人？如果就一般说，武松就是英雄，我没有感觉，但是这个英雄非常具体，非常特殊，有特殊的感觉，那就不同。第一，他不是主动杀人的，他是被欺侮得走投无路，忍无可忍，身陷绝境了，才被迫杀人的，他是一个复仇的英雄。他不像李逵那样，乱杀人，劫法场，杀得起劲，连看客也排头砍去。第二，武松杀起人来，也不像李逵那样，不顾自身安危他是一个心细的人。他当过公安局长，尽情杀人的时候，有一个考虑，这个人去报告怎么办？故此他杀一些无辜者时，说了：“却也饶你不得。”饶了你，我可就没命了。第三，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像李逵那样，喊喊叫叫，不管多大的冤屈，他都闷在心里。叫作“憋着一口鸟气”。一旦，爆发出来，仍然很少用话语表达，只有连续不断的动作。这时，他是冷峻的、血腥的、不动声色的直到杀了一系列的人以后，才说了一句“我方才心满意足”。逃出城以后，又说了一句：“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臊。”英雄之所以感动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而是他做的时候，有人的感觉。这就是有条不紊，心满意足的感觉，具体来说，就是凶残得很满足，很冷峻，很平静，一点没有惊慌的感觉。且看，武松杀人以后，从城墙上跳下来，仍然是有条不紊的：

    把哨棒一拄，立在濠边。月明之下，看水时，只有一二尺深。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各处水泉皆涸。武松濠堑边，脱了鞋袜，解下腿绊，抓扎起衣服，从这城濠里走过对岸。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双八搭麻鞋，取出来穿在脚上。听城里更点时，已打四更三点。武松道：“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臊。”

    杀了这么多人，犯下了弥天大罪，逃出城了，如果是一般人物，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还不赶紧溜？可是武松，居然从容到在月光下看城濠里的水，只有一二尺深。看得这么细致，不愧当过公安局长，端的是，寓从容于紧迫之中。在这样的危机中，心思不乱，动作有层次：脱鞋袜，解腿绊，扎脱衣服，蹚水走过对岸。还顾得上，把湿鞋袜换了，还有闲心去想，干鞋是那个朋友送的。写武松过河的从容，就是写武松的平静。更精彩的是：“听城里更点时，已打四更三点。”充分写出了听觉的放松，从听觉的放松，暗示了心情的放松：“这口鸟气”终于出了。说明，在这以前，是憋着一口鸟气。憋气憋得这样深，这样冷峻，这样清醒，这样有余暇，余心？实乃水浒之大手笔也。

    一个人做了事情，小孩子往往问，是好人还是坏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道德的观点来看，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不道德的事，凶残的事，是被逼出来的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杀人解气的感觉呢？他为什么会这样酷呢？因为他被压抑得太厉害了，憋气憋得太厉害了。他为什么杀人一家？因为那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复仇就是家族的复仇，就是血缘的复仇，因为家，在当时，是一个社会生活单元，不仅是血缘，还是利益的共同体。所以封建社会往往满门抄斩，罪诛九族，因为家是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也是复仇的共同体，要杀就杀全家，李逵杀老虎也不是杀一只老虎，而是杀四只老虎，杀一家，这是当时的形势逼的。我们来看武松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不是一个随便侵犯别人的人，但是又是一个白认为是好汉的人，自认为自己不是一般人的人，瞧不起一般人，有好汉优越感的人。如果光这是这样，那武松的精神，就离我们太远了。但是，实际上，武松这样的英雄，又是和我们小百姓，离得很近的，和我们又是差不多的人。这一点，从武松打虎过程中，就可以充分显示出来。

    不管武松有多少局限性，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还是大英雄。

    《水浒传》的评点家金圣叹说，《水浒传》里面有一百单八英雄，所有的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比宋江强，比宋江有作为，比宋江神气，但是大家都崇拜宋江。论武艺，论人品，一百零八英雄，一百零六个，都没有武松那样“超群绝伦”、金圣叹说，“武松天人者”，“同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日第一人，不亦宜乎？”林冲可算是英雄了，可是赶不上武松。林冲本来是正派人，逆来顺受。顶头上司高太尉的儿子高衙内调戏他老婆，他都忍辱负重。遭到冤案，流放劳改。高太尉安排了两个公差要在野猪林把他谋害，幸好鲁智深救了他，可是他还是不选择造反，还自己跑去服劳役。他还想有朝一日回去，恢复他东京的户口，但是当他发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太尉还不饶过他，派了他朋友陆虞侯来烧草料场，想把他烧死，于是林冲把他背义的朋友杀死之后开始义无反顾，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非常“毒”的人，成了主动反抗，反对招安，革命到底的人物。“杨志之正”，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啊！是高干子弟，怎么会造反呢？没办法。“柴进之良”，柴进是皇帝的后代啊！是比较善良的。“阮七之快”，阮小七是很痛快的人，快人快语。“李逵之真”，李逵很直率的，没心没肺的。“吴用之捷”，吴用是智多星，脑子很快。“花荣之雅”，号称小李广，有文化修养的啊！“卢俊义之大”，卢俊义很大气啊！与小人是相对的。“石秀之警”，很机警啊！所有这些加起来，都不如武松。武松是第一大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不是绝对的呢？是不是在一切时刻，在一切条件下，都英雄盖世呢？具体来说，就是在他打死老虎的那个过程中，他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大英雄一身都是胆呢？好像不是：

    这是很值得重新思考的。

    六、武松的人性

    1.武松打虎可信吗

    武松既远在古代，又近在我们内心。要真正理解一个事物人物，越古，太遥远了，当然越难，但是，越近呢，也越难，就在自己心里，反而更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二人可以知道月球上，火星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对自己心里的活动，还是一个黑箱。正是冈为武松又远又近，要对武松有真正的理解，真正读懂武松，不是那么简单。不理解，读不懂的，大有人在。不但一般老百姓读不懂，就是很有水平的人物，也有读不懂的。话说到了晚清时代，就有一个学者，叫作夏曾佑，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有点重要性的思想家，又是最早的小说理论家，出版过一本《小说原理》，他突然发现武松打虎不可信。他说写小说很难，难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写假事非常难”。他引用《水浒传》的评点家金圣叹的话说，最难的是打老虎夏先生说，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蛮杀，不值一谈而武松打虎，就非常不真实。他说，《水浒传》上写武松用一只手把老虎的头捺到地下，另外一只手握紧拳头，猛捶，就把老虎捶死了这是不可信的。他解释说，老虎为食肉动物，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腰又长又软。你一只手把它的头按到地下，那它的四个爪子，都可以挣扎。不相信，怎么办？到动物园里去试试？当然不行。他又说，你家里有没有猫，如果有，可以“以猫为虎之代表”。我这里要替他补充解释一下，猫有什么资格代表老虎。因为老虎威武雄壮，猫虽然躯体的长度和体积都望尘莫及，但是，在动物学上，老虎却属于猫科猫是老虎的形象大使，（笑声）也许是远祖的形象缩影，总之是，当之无愧夏先生说，你用武松打虎的方法打猫，打得成打不成，一试，就一清二楚了。我就遵照他的教导去试了一下，那猫虽然不像他说的，四只脚都会挠动，但，它的后脚却是扭过身来，拼命捣乱。（笑声）

    这倒真的让我感到，武松打老虎的办法很不科学，因而很危险。（笑声）

    试想，武松一只手按着老虎的头，大概左手吧，另外一只就是右手，握起拳头来，砸老虎的脑袋。一般的哺乳动物，比如兔子，头被按住了，它的后脚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别忘了作为猫科的老虎，身量特别长，腰又柔软，把它的头按下去，它的前脚无所作为——《水浒传》上写它只能刨出一个坑来，这是可信的。但它后面那两个脚干什么的？它不会闲着，肯定会拼老命，千方百计地翻过来，垂死挣扎，去抓武松。在此情况下，武松别无选择，只能把另外一只手也按下去。一只手按头，一只手按屁股，就是这个样子，（做两手分别按老虎头腚形状，听众大笑）其结果当然是僵持。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对武松是极其危险的。老虎以逸待劳，我就这么趴着，你就看着办吧！（笑声）你还不敢不使劲，一松劲，就翻过来了。但老是这么使劲压着它的脑袋，也不是个事儿，因为劲是有限的，而时间是无限的，劲总有用得差不多的时候，总有精疲力竭的时候。到了没有劲可用的时候，吃亏的是谁呢？不言而喻。（大笑）

    夏曾佑先生提出的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就是艺术形象的真和假的问题。武松打虎的方法是不真实的，不真实，假的，还能动人吗？但是武松打虎艺术生命力特别强，成为经典文本，至今仍然有鲜活的感染力。一般读者并不那么死心眼，去计较武松打虎方法的可行性、真实性问题。

    武松作为英雄是神勇的，体力是超人的。如果就是超人，完全是个神人，那就是太无畏，太伟大了，我们除了崇拜，承认自己渺小，就没有别的可干的了、但是，艺术家和我们不一样，他可能觉得人并不那么简单，一个英雄，如果永远伟大，就有点近乎神，如果百分之百是神，一点人味都没有，就有点不够精彩，不够可亲，不够可爱了。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让他碰到一只老虎，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事，是超越常规的，超越了常规，他还会不会白始至终还是那么英勇无畏，那么伟大呢？会不会有不伟大的感觉冒出来呢？

    2.为什么不能让老虎把武松吃了？

    那就让武松碰到一只老虎，让老虎把他吃了，那也是可能的，但是他一死，他心里可能出现的那些不伟大的东西，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不够过瘾。如果、我说的“如果”，也就是“假定”，假定武松没有死，而是把老虎给打死了，这就超越常规了，看他的内心有没有超越常规的感觉，他还是每一秒钟都那么伟大吗？他有没有害怕过啊？他有没有紧张过啊？这是只有“假定”他没有被老虎吃掉才有可能探索一番的。这个办法，是一切小说情节构成的最基本的方法，那就把人打出生活的常规，折磨他，反反复复，逼得他的心理也越出常规，检验一下，他那个老样子有没有改变，看看他内心深处有什么奥秘。

    施耐庵把武松送到景阳冈，干什么？就是要看看他这个英雄，有什么超越常规的心态。正是为了这个，在遇见老虎以前，施耐庵先让武松喝酒，超越常规地喝。我们看到，这位武松老哥来到景阳冈下的酒店，门前的招旗就是“三碗不过冈”，意思说是，喝酒不能越过三碗。但是，武松就自以为不是普通人，往下一坐，“敲着桌子”要酒。一碗一碗地喝，连喝三碗，还要喝。店家说，不能喝了，我们这里是“三碗不过冈”。这酒叫作“出门倒”，一般人喝过三碗，一出门就要醉倒的。可武松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硬是要喝，说，喝醉的，“不算好汉”。要记住武松的这个字眼，“好汉”，好汉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武松觉得他不是普通人。店家好心相劝，他威胁说，你再啰嗦，老爷把你的屋子打个粉碎，连店子都给你翻倒过来。结果是真的让他一口气就喝了十八碗，又吃了好多斤牛肉，并没有醉。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十八碗酒，这么多，就是十八碗水，肚子也够胀的，弯腰也困难了二居然还没有醉。这可能有几种解释：

    第一，当时的酒，度数可能很低，是农家的那种米酒，我猜想，类似上海那种“酒酿酒”。在《智取生辰纲》中，白日鼠白胜卖的那种酒，可以大口大口地喝，是可以解渴的，有点像今天的啤酒吧。

    第二，这是一种假定，吃得多，力气大，在中国古典传奇小说中，是英雄气概的象征。孟子引告子的话说：“食、色，性也。”中国古典英雄，在这两方面很有特点。在农业社会，吃饱饭固然不容易，但是，食欲有个特点，就是很容易满足，有明显的限度，过度了，肚子就受不了，就痛苦了。但是，英雄不是普通人，在食量方面超越常人，体力才能超越常人，这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第三，这里下肚的，除了牛肉以外，主要是酒，酒这种饮料，和一般的饮料不一样。不是解渴的，它的特点，是刺激、麻醉神经的。饭吃过多了，人会痛苦，酒喝高了，醉了，不但不痛苦，还能把一切痛苦都忘记了。喝到神经都有点麻醉了，迷迷糊糊，打架还能打出威风来，就更加了不起。所以《水浒传》的理想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水浒传》的英雄观，在这方面颇有特点。大凡要让英雄搏击，往往就要让他喝酒。不是随便小酌，而是大喝，甚至喝得有点醉，不太清醒了，还能大发神威。

    第四，酒不但能麻醉神经，而且能解放人的神经。在《水浒传》里，酒是豪杰之气不受羁勒的象征。精神不清醒了，规矩啊，法律啊，礼貌啊，都滚一边去了，人就比较自由了。鲁智深醉打山门，因为不够清醒，才不管他佛门的清规戒律；武松醉打蒋门神，因为醉了，才显英雄本色。要不然清醒地想想，蒋门神固然是坏蛋，在快活林，收取商家的保护费，你的朋友施恩，不也是仗着自己父亲的权力，收取保护费吗？除了和你武松是哥们以外，在本质上，和蒋门神，是一路货。因为酒醉了，就不用费神多想了，英雄本色，也就是意气用事，或者叫作快意恩仇，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酒喝足了，平日里，社会性的约束就松弛了，人的潜在本性更能自然地显示出来。酒在中国英雄事业上，是很重要的，许多英雄的心声和酒联系在一起，不过意味稍有不同，宋江浔阳楼上醉题反诗，是酒醉把掩饰了多年潜在的豪情壮志，解放了出来：“他日若遂幸运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关公温酒斩华雄，酒放在桌子上，还没有变凉，华雄的脑袋已经割下来送到统帅的帐前。现代武术中有一种拳法叫作“醉拳”。为什么要“醉”？就是更精神更加自由，进入艺术的想象境界，是一种假定境界。

    这是不是可以称作中国的“酒神精神”？当然与西方的酒神精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梦幻的境界里，从人的心灵深处，从性灵里，升起的这种狂喜的陶醉，获得力量的和精神的自由，中国和西方，可能是一致的。

    3.从不怕老虎到害怕老虎

    武松歪歪倒倒就往店外走，店家告诉他，这不行。怎么不行？这酒是出门倒，透瓶香，三碗都过不了冈，如今你却喝了这么多。武松不买账，店家把官方的文书拿出来，山上有老虎。他还是不信，就是有，我跟普通人不一样，就是有老虎，“也不怕”。“怕什么鸟”！话说得很粗，还反咬人家一口，莫不是你想半夜三更，谋我财害我性命，就拿老虎来吓唬老子。这完全是狗咬吕洞宾，太自以为是了。后来证明，他犯了一个错误，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不相信群众”。（笑声）

    等到了冈子上，发现一棵大树上，树皮刮了，上面有文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有老虎。可是他实在太自负了，不相信，以为是店家为了招揽客人耍的诡计。直到在一个败落山神庙前看到了县政府的布告：“阳谷县示”，红头文件啊！景阳冈有大虫，伤害人命，行路客商人等，须于巳午未三时结伴过冈。“政和年×月×日”，下面还有县政府的大印。武松这才“方知端的有虎”，感到糟了，《水浒传》上这样写：

    武松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

    武松这时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回去，因为时间很紧迫，政府的布告上限定的时间是巳午未三时，也就是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还要大伙儿一起过冈。可当时是申时已过，快到酉时，也就是下午五六点钟了。真有老虎，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这样比较实用，明显的好处是，生命不至于有危险，但武松觉得，有一条坏处，“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须”就是一定，一定给人家笑话。怕被人家嘲笑：“我说嘛，你看这家伙，刚才是个小气鬼，舍不得几个住宿费，现在变成了胆小鬼、怕死鬼，溜回来了不是！”武松受不了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看成“不是好汉”，就做了一个决策：继续前进。这样，武松就犯了第二个错误，把好汉的面子看得比生命的安全还重要，这就是上海人讲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笑声）

    走了一段，哎！没有老虎，又乐观起来了，哪有什么老虎不老虎的，人就是会自己吓唬自己罢了。加上酒劲又冲上来了，看见一块光溜溜的青石板，不妨小睡片刻。（笑声）你看这个武松啊，又犯错误了，这是第三个，没有看见老虎，并不说明就真的没有老虎啊。后来证明，这个错误，说得轻一点，就是麻痹大意，没有看见的、没有感知的，并不等于不存在啊！说得重一点，就是唯心主义呀！（笑声）

    还没有来得及睡下，刮过一阵狂风，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出现在眼前。这时，武松怎么感觉呢：大叫一声“啊呀”！原来在酒店里宣称不怕什么“鸟大虫”的武松这么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原来，他也害怕了。怕得还不轻哪，都出了冷汗。（鼓掌）武松此时几乎面临绝境，只剩下和老虎拼命一条路。人和老虎搏斗，有什么优势呢？没有。牙齿不如老虎利嘛，指甲没有老虎的爪子尖嘛，连脸上的皮都不如老虎的厚！（大笑声）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有一点比动物厉害，就是能制造工具。武松有什么工具？一条哨棒。这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这一段的时候反复提醒，一共提了17次。可见其极端重要。工具的功能是什么？是手的延长。我打得到你，你够不着我。照理说，这是武松唯一可以克敌制胜的工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反击战应该怎么打？首先要“慎重初战”。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讲的。当然武松不可能精通这么高深的军事思想，至少他不应该“仓促应战”。但是，武松却用尽吃奶的力气举起哨棒，猛打下去，只听“咔嚓”一声，老虎没打着，却把松树枝打断了。松树枝断了，问题不大，只要哨棒在手，还可以继续打它个痛快。但是武松用力过猛，把哨棒给打断了。工具失去了长度，就没有手的延长的优越性了。这说明，武松在心理上是如何的紧张，如果要算错误，这是第几个？（听众笑答：第四个了）这个错误在心理上，可以定性为“惊惶失措”。这和他在酒店里，一再说“怕什么鸟”！和在山神庙里大大咧咧的武松相比，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下子，武松没有什么本钱了，横下一条心，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就用了前面被思想家夏曾佑先生怀疑的那种不科学的办法，把老虎给收拾了。这完全是偶然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说的“超常发挥”。（大笑声）《水浒传》上说，武松怎么把老虎打死的？花了多少时间？可以从《水浒传》所说“五七十拳”推算。现代中国人思想比当时精确，一般说五六十拳，或者是六七十拳。就算中间数，六十拳吧。每拳这么高地砸下去（作挥拳状，笑声），大约是1秒钟，一共是60秒，1分钟。但是收回来也是要花时间的，就算同样花1秒钟吧，60秒再加60秒，就是120秒，两分钟。两分钟，就把一只活生生的老虎搞完蛋了！（大笑声）这点时间，我看连打狗都不够。（鼓掌声）打猫怎么样？可能也不太充分。（笑声）但是，老虎被打得七窍流血了，头盖骨破裂了，武松去提老虎时，是在“血泊里”，那就说，砸得稀巴烂了。老虎骨头的质量怎么这么差呀！要知道它的骨头和你拳头里成分是一样的呀！基本上都是碳酸钙啊！（大笑声）而武松拳头不但骨头没有发生断裂，而且连皮肤，不管是表皮、真皮，都没有任何破损。可能是那头吊睛白额大虎，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症吧！（大笑声）这个，现在是没有办法考证了。但不管怎么说，两分钟打死一只老虎这太夸张了。

    这是可以谅解的。因为，艺术家反正是要让武松把老虎打死的。要让他超越常规嘛！表现出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超越常规的心态嘛！我们可以设想，为了可信度，那就把拳头的数额，扩大10倍，算他600拳，20分钟，再考虑到起初的拳头，挥得比较快，比较利索，后来的拳头，力量差一点，慢一点，还有老虎快死的时候，武松还可能要喘喘气，把这一切可能性都算进去，再加10分钟。充其量也就不超过半个小时。就是凭着这半小时，武松就成为民除害的英雄，成就了伟大的历史的功勋，半个小时的老本就使得他千古扬名。这就难怪金圣叹在评点这一回时说，武松是“神人”，至少在胆略和勇气上是如此。但是，有了老本以后，这时“神人”武松变得实际了，他想，这老虎浑身是宝——主要是，那时又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笑声）——把它拖下山卖出一点银子来，我想，至少可以作老哥武大郎的见面礼。《水浒传》这样写道：

    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还拖得动？原来使尽了力气，手脚都苏软了。

    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居然拖不动。倒是自己感到“苏软了”这不是怪事吗？这一笔很精彩。这是对英雄，也是对人的一种发现呀！这个“神人”，超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时，施耐庵写武松“在青石上坐了半歇”。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拖呢？可能是吧，但是，武松一边休息一边“寻思”：“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却怎地斗得他过？且挣扎下冈子去，明早却理会。”施耐庵对武松的心理又有了发现：还是趁早溜吧，如果再来一只老虎，可就危险了。他就一步步“挨下冈子去”了。注意这个“挨”，连走路都勉强了。哪知山脚下突然冒冉两只老虎。这时，我们神勇英雄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呢？《水浒传》写得明明白白，武松的想法有点煞风景：

    阿呀，我今番罢了。

    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这下子“完蛋了”！（大笑声）一向自以为是不同于寻常人，夸过海口“就有大虫，我也不怕”的武松，在读者心目中的英雄武松，竟然再看见老虎，还没有搏斗就认输了，悲观到绝望了。

    从这个过程中，读者当然关注武松打虎的过程的奇妙，但是，那个奇妙的过程却有点经不起推敲。除了前面已经说的以外，经不起推敲的还有，老虎向人进攻，只有三招，一招是，“一扑”，就是猛地向你扑过来。扑不着，就用屁股“一掀”。扑不着，就用尾巴“一剪”，也就是一扫。这有什么根据？老虎又没有进过少林寺，哪来这么规范的武术化的三个招数？（大笑）而且用过了这三个招数，就没有招了。把老虎写得这么死心眼，这么教条主义，（大笑）无非是方便武松取胜。读者如果要抬杠的话，小说就念不下去了。

    4.李逵杀四虎为什么不及武松打一虎？

    如果真要讲究杀死老虎的可信性的话，武松打虎远远不如李逵杀虎，李逵一下了杀了四只老虎，战果比武松辉煌得多了，可是在读者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很淡，许多读者都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李逵上得梁山，想到母亲在家乡受苦，就向宋江请了假，下山去搬母亲上梁山来享福，又碰到官府通缉他，只好背上母亲赶路。母亲口渴，李逵把她安顿在山岭上，自己盘过两三处山脚，到一座庙里拿了个石头香炉到山下溪里弄了一点水。回来却发现母亲不见了，只找到草地上一团血迹。等到寻到一个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着一条人腿，李逵才意识到自己的母亲被老虎吃了。这时李逵，“赤黄须早竖起来。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搠那两个小虎。”描写的重点是杀虎的特点各有不同，第一只是在进攻中被搠死的，第二只在逃走中被搠死的。那第三只，又不一样：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中，伏在里面，等到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把后半截身躯坐到洞时去。李逵“放下朴刀，跨边掣出腰刀”：

    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力气，舍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李逵拿了朴刀，就洞里赶将出来。那老虎负疼，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

    杀这第三只的情节，是很精彩的，李逵用力如此，把刀插到肛门里，居然连刀靶也给它带走了。李逵恰待要赶，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这时，又来了一只猛虎。这次的猛虎不像前三只那样。而是和武松打的那只一样采取一扑的攻势：

    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颔下，那大虫不曾再掀再剪，一者护那疼痛，二者伤着他那气管。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登时间死在岩下。

    李逵杀虎的可信性比较大，没有可疑之处，因为和武松不同，李逵用的是刀，自然比用拳头捶要容易得多。施耐庵很有心计地让李逵带了两把刀，一把朴刀，一把腰刀、腰刀，不难想象、朴刀，是个什么样子？辞书上说，是一种旧式武器，刀身窄长、刀柄比较短，有时双手使用、施耐庵是江淮一带人氏，在他家乡一带至今口语中还有“朴刀”这个词语，就是普通的菜刀，厨房里用的，刀柄也是很短的，和我们常见的一样，刀身并不长。施耐庵为什么要让李逵带两把刀？原因很显然，一把插进了老虎的屁股，让老虎带跑了：又来了一只老虎，如果只有这一把，就要像武松那样用拳头捶，那就和武松打虎差不多了一施耐庵显然是要避免这个重复，很有匠心地让他们杀虎的特点各不相同。李逵用刀割了老虎的脖子，老虎倒下来，“如倒半壁山”。

    金圣叹极口称赞李逵和武松打虎写得完全不一样。金圣叹在评这一回时说：“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谓极盛难继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写出一夜连杀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妙入神；笔墨之能，于斯竭矣。”金圣叹的确看出了作者的用心在于与写武松打虎求异，但是，他的称赞未免过分了一些。因为，在读者感觉中，李逵杀四虎绝对不如武松打一虎那样有动人的效果。为什么呢？虽然李逵杀虎比武松打虎更有可信度，但是，读者和作者要有默契，就是通过假定的想象，用超出常规的办法，体验英雄非常规的内心，关键是在杀虎的过程中，人物内心有什么超出常规的变动李逵一连杀四虎，他的内心只有杀母之仇。这种仇恨到了什么程度呢？李逵看到母亲的血迹，“一身肉发抖”，看到两只小老虎在舐着人的一条腿，“李逵把不住抖”。等到弄清就是这只老虎吃了自己母亲以后，李逵“心头火起，便不抖”，金圣叹在评点中说：“看李逵许多‘抖’字，妙绝。俗本失。”所谓“俗本”，就是金圣叹删改以前的本子，也就是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失”，就是没有的。而他删改、评点的这个本子，七十一回的本子，经过他重新包装过，在文字上加工过的，才有。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现在还存在，的确是没有“一身肉发抖”，“李逵把不住抖”，“心头火起，便不抖”。事情明摆着，三个“抖”法，都是金圣叹加上去的。这是他耍的花招。无疑是在自我表扬。但是那个时代传媒并不发达，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就是有人发现了，也不会炒成一个文化事件的。（笑声）

    问题是金圣叹为什么要加？就是因为原来的本子，功夫全花在不让它重复武松面前的老虎那一扑、一掀、一剪上，而李逵内心的感受是否超越常规，却大大忽略了。原来的本子，写到李逵看到地上母亲的血迹时，不是“一身肉发抖”而是“心里越疑惑”，看到两只小虎在舐一条人腿，他居然还是没有感觉，倒是让叙述者冒出来了一段“正是”：

    假黑旋风真捣鬼，生时欺心死烧腿。

    谁知娘腿亦遭伤，饿虎饿人皆为嘴。

    这就完全背离了李逵的内心痛苦加仇恨的感受。要知道李逵是个孝子呀！他回来就是为了把母亲接到梁山上去“快活”的。母亲被糟蹋得这么惨，“假黑旋风真捣鬼”，老虎吃他母亲，和“假黑旋风”一点关系都没有。“饿虎饿人皆为嘴”，这是旁观者的感受，近乎说风凉话，这完全是败笔。金圣叹把这煞风景的、不三不四的四句韵语删去了，谨慎地加了三个“抖”，应该说，是很艺术的。第一个，是意识到是自己母亲的鲜血，不由得发抖。第二个是看到母亲的一条腿，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第三个是，仇家相对，分外眼红，尽情砍杀，忘记了发抖。金圣叹加得是很有才气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改变艺术上的缺陷，李逵在发抖了以后，杀虎过程那么长，内心居然就没有什么变动了。最为奇怪的是，他本是为母亲杀虎的，杀完了四只老虎。他这个孝子应该想起母亲了吧，对死去的母亲有什么感觉？不管是原本还是金圣叹的本子都是：

    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还又到虎窝边将着刀复看了一遍，只恐还有大虫，已无踪迹。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

    这也许是想表现李逵杀得筋疲力尽了，毕竟是人嘛！武松打虎以后不是也浑身苏软吗？但是，武松是与老虎偶然遭遇，而李逵是为母亲讨还血债。母亲的鲜血未干，残腿还暴露在身边不远的地方。这个孝子，怎么能睡得着！还能“一枕安然，不知东方之既白”。像苏东坡那样呀！（笑声）刚才的失母之痛还使得他发抖，才半天不到，就忘得一干二净？其实，李逵是不会忘记的，而是作者忘记的，他为了刻画四只老虎，让它们死得各有特点，忙中有错，忙中有漏。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让他想起母亲的腿来，收拾起来，埋葬了。这是一笔交代，可以说是平庸的交代，对一部精致的经典作品来说，好像一架钢琴上，一个不响的琴键。煞风景的还在后面。李逵走下冈子去，下面的情节，几乎是武松打虎以后的低级重复。又是埋伏在那里的猎户，又是不相信，又是上了山，见了老虎，才相信，又是无限崇拜，又是热热闹闹把虎抬下山去。

    金圣叹是个艺术感觉极其敏锐的评论家。就是他也无力从根本上挽救原本李逵杀虎的败笔。金圣叹无限推崇李逵而贬抑宋江。另一个评点家李贽，更是把李逵称为“佛”。但是，就连金圣叹也对李逵在这一段内心活动的平淡，没有多少可以称赞的，金圣叹只好替他加上一些字眼，然后来个台里喝彩。而对武松呢？可以称赞的就多了：

    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出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来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板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

    金圣叹最为欣赏的这些部分，都是“极近人之笔”，也就是武松在心理上比较平凡渺小，不伟大的方面：和我最为欣赏的几乎一样，不过，我欣赏的还有一处，就是武松使尽平生力气，一棒子打下来，把哨棒和松树枝一起打断了，说明他有点惊惶失措。虽然有这么一点小差异，相隔百年以上，还有这么多共同点，虽然我们都不是英雄，但也所见略同。（笑声鼓掌）

    武松这些渺小的方面，在一般人的内心，并不是奇观，但他是英雄，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好汉”，在武松的心目中，可能没有用“英雄”这样堂皇的说法，而是说“好汉”。他在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的过程中，他的英勇，他的无畏，他的力量，都不能不使读者对他肃然起敬，五体投地，不能不同意金圣叹的说法，他是“神人”，这个神人，本来离读者是比较遥远的，谁能喝那么十八碗酒还不醉，还能把一头活老虎给打死呀！这武松的确是太厉害了，太伟大了。但，施耐庵让他和老虎遭遇一下，自以为英雄好汉的心理就越出了常规，体力上神化了，而在心理上却“近人”，也就是凡人化了越来越和凡人，越来越和读者贴近了。他上山打虎并非出于为民除害的崇高目的，而是由于犯了错误。一是，他不相信群众；二是，也会为面子所累；三是，麻痹大意；四是，惊惶失措。他的力量也有限，也会活老虎打死了而死老虎拖不动。他的心理也平常，打死一条老虎以后，并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是唯恐再有虎，趁早我先溜再见到老虎，心理上完全是悲观绝望这英雄的体力和勇气是超人的，但他的心理活动过程完全是凡人的，跟你我这样见了老虎就发抖的人差不多。（笑声）因而，你又不能不又同意金圣叹的回目总评，他是“神人”，但在心理上却是“近人”的，小小老百姓而已。

    经过打虎这样的假定，读者发现了伟大的武松的内心，还隐藏着一个渺小的武松，两武松互相矛盾，又水乳交融，这时的武松比原来的比武松更武松了。而经过杀虎这样的事变，当然也是假定，读者所看到的李逵基本上还是那个李逵。不但没有增加多少心灵的奥秘，反而有些缺损，例如，他对母亲的感情反而给人淡漠之感。又例如，他杀虎之前，和武松是不一样的。武松是喝酒，不是一般地喝，而是大喝，文雅的语言，叫作豪饮。豪饮是豪杰之气不可羁勒，而李逵上山之前，也吃了东西，什么呢？人肉。

    李逵回家接母亲，路遇一个小土匪，居然冒充他的名字打劫。他本要手起刀落，结果了土匪，可是，那假李逵，却说，他家有九十老娘，杀了他，她可也要饿死了。李逵是个孝子，就把土匪放了。走到村子里，肚子饿了，就在一家人家，给了些钱让做些饭吃。不想那就是假李逵的老婆、饭还没有吃，这个假李逵回来了，看到了李逵，就告诉他老婆，说这是江州劫法场的，官家通缉的黑旋风李逵。悬赏三千贯。三千贯，是多少钱？那时流通的，是硬通货，是铜钱，当中有个方洞。用绳子把它串起来。三千贯，就是三千串，而一串是多少呢？一千文，一文，为什么“文”？因为铜钱上有文字，一文，就是一个铜钱。这样算起来，一千文乘以三千，就是三百万个铜钱。这么一大笔钱，可能是一大车子，可真是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两口子就商量着如何把李逵绑了，去领钱。这些都给李逵听到了。李逵三下五除二，就把假李逵杀了。他肚内饥饿，自己盛锅里已经煮熟的饭来吃。李逵的这一顿饭吃得读者惊心动魄：

    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莱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不会！”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这样一个吃人肉的人物，又是在母亲血淋淋的现场和老虎搏斗，应该有多少和不吃人肉的武松甚为悬殊的内心活动啊！至少是应该把他打出心理的常规才是。可是，没有。

    为什么呢？第一，要怪施耐庵，他让李逵拿的刀太快了，三下五除二，就把四只老虎相当轻松地摆平了。（笑声）第二，要怪金圣叹，他只让李逵的肉跳了三下，就不跳了。（笑声）如果让他在老虎死了以后，还跳，那就可能有比吃人肉更惊心动魄的情节了。而现在呢？除了累一点，没有什么越出常规的心态。同样是在老虎面前，武松却被打出了心理的常规，把心理的纵深层次立体感就暴露出来了。

    这就是经典与非经典在艺术上的重大区别。

    并不是人人都有碰见老虎的运气和晦气的，但是，大英雄的小心眼，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拖不动，却引起我们许多切身的经验和回忆。这种回忆是一种无声的体验。本来我们已经把它忘记到无意识的黑暗深渊中去了，在读到武松如此这般的心理时，我们的记忆一闪，这就叫作感染，心头一动，又叫作感动。这种感动，就是一种享受，一种对自我，对人性，对心灵体验和发现的喜悦。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体验。

    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对人的英勇而且平凡光是从抽象的理论去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一种感性的体悟。读者在打虎英雄身上确证人类自己的丰富的生命，正是因为这样，这种审美享受作为一种心理体验有着和科学和道德理性同样的重要性。

    武松打虎比之李逵杀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要重要多了。以武松为代表的英雄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英雄传奇，对于英雄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英雄走向平民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在这以前的传奇小说，我们看到的英雄，大都是神化的，圣化的，很少有什么普通人的感觉的。比如，有个曹操的大将，眼睛里中了人家的箭，他就把它拔出来，连眼珠子都带出来了。都没有什么武松这样的，紧张、冷汗、惊惶失措、悲观等等的心理反应。关公中了人家的毒箭，骨头里中毒都发黑了。医生给他治疗。用刀在骨头上刮，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关公还是和人家下棋，谈笑自若。用当代的话来说，面不改色，心不跳。一点生理的痛苦表现都没有，这种《三国演义》式的英雄，在《水浒传》中也有，但不是最生动的。最生动的，是超人的、神化的英雄走向人化的英雄。武松，就是这样的代表。武松在平时，威风凛凛，一味是很酷的样子，只有在老虎面前，越出了常规，把那深邃的平民心性泄露了出来。

    《水浒传》设计武松打虎的情节，其妙处，就在于假定武松与老虎相遇而且不被老虎吃掉，显示了武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神人，天人；一方面是凡人，小人物。但，《水浒传》作者并不满足于此，又来一个假定，让武松这个非常英俊，非常帅，非常酷的英雄，碰上一个美女，而这个美女竟然对他非常有意思，主动投怀送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武松买不买单？

    但是，今天，时间已经不允许我讲下去了。好在，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叫作“笑眼看中国古典小说：美女难逃英雄关”，到时我们再细说。现在我们开始对话，你们可以向我挑战，质疑了，好吗？

    （众：好，掌声热烈）

    现场答问

    问：孙老师您好，您的演讲使武松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立体了，我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武松的结局就是上庙当了和尚，您对武松的这个结局有什么看法？谢谢！

    答：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为了逃避追捕，化装当个和尚，叫行者武松，当和尚是暂时的啊！等到他加入梁山的时候，还是头陀的样子，这说明作者的潜意识里认为英雄无性，这是理想中的英雄，他最后的辉煌就是当了和尚、当了头陀，不让他有任何可能再跟女性发生任何瓜葛，断了他的烦恼根。试请想想，一个好好的男子汉，一个英雄，身体很强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造反就造反，要杀人就杀人，又不想结婚，对女性没有“性”趣，这样一个人，就是结束了奔波，安定下来，你说把他往哪儿放？让他当和尚，是最高的褒奖了。符合这样条件的好汉，还有鲁智深，都是一流的好汉。当然，有这样的资格的，还有不少人，像宋江啊、吴用啊、林冲啊、花荣啊，可能都有过婚史，都与女人有过瓜葛，就是与女人无缘的，如李逵，也入了这一档，像李逵那样的，一旦宋江想起来，塞给他一个什么女人，他是会接受的。而武松，是经过考验的，过得硬的，不为女色所迷的好汉。在《水浒传》作者来看，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没有宋江、林冲那样的最后向往“到边庭上拼个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的愿望，因而也就可能造反到底。事实也正是这样，到了受招安的时候，武松和鲁智深反对得最激烈。

    问：孙教授您好，刚才听了您讲了武松以后，感觉这个作品在艺术方面算是成功的，但是在文化方面，多少有些凶残，现在中小学生年龄不大，辨别能力不是很强，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样才能帮助他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谢谢！

    答：你的忧虑跟有些人士是一样的，是很有道理的。对待这种情况有几种做法，一种是干脆不让中小学生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另一种，还是叫他们继续看，哪怕有毒也叫你吃，如果没有吃过一点点毒，就没有免疫力。我讲话的时候，空气里有好多细菌进入我的身体，但是，我并没有死啊、因为我从小就这样在空气中不断中毒，我才有抵抗力。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说明，我的肌体抵抗力超过了细菌的毒性。第三种做法就是1949年前，一些大家大师，包括茅盾、周振甫、宋云彬等，他们当时提出叫“洁本”《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当时就把它们改编一下，删掉了一些，把一些迷信的，涉及性事的东西删掉，当时茅盾就改写了《红楼梦》，连回目都改掉了，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有“探春理家”等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我曾经有一次在会上讲过，如果我们当代有志之士对经典著作，做这样的工作，对于青少年读者，应该说是功德无量的。

    问：孙教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杀人，描绘了武松是一个纯粹的感性主义者，而作者是希望人们在性情当中，得到一定的解放，可在对待性方面又很避讳，就像您刚才说的男性不应该对女性感兴趣，女人不应该红杏出墙。而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暴力方面可以解放，而在性的方面不能解放，我就想问一下，他们解放为什么是这样的不纯粹？他们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应该产生什么距离？谢谢！

    答：十年前左右吧，我看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夏志清在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头讲，中国白话传奇小说里有个倾向，一方面是非常禁欲的，一方面是非常纵欲的，禁的是性欲，纵的是食欲。当然法国的一部经典小说拉伯雷的《巨人传》里边也是大吃大喝，那大概是幻想。但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有经典著作，如《十日谈》，对性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调侃，对性的追求用幽默的语言加以赞美。中国长期的禁欲，可能跟孔夫子的那个理性主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有关，到了宋元以后，朱熹的那种扼制人性的思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也有关系，对人性压抑得太严酷了。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于丹把孔夫子和他思想完全地美化，民间文化，在一定时期，就走向反面，从禁欲走向纵欲。在《三言二拍》里有直接写性欲的章节。《金瓶梅》，有一个本子，全称叫作《金瓶梅词话》，就是特别标榜，用诗词来描写性交，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上个世纪60年代，我看过东德的一个短篇小说里讲，面包供应很紧张，面包房经常把质量差的面包拿出来卖，好面包留着，把其中一块最好的面包挂在门口，不卖，谁给他一本《金瓶梅》，他就把这块面包卖给谁。禁欲，物极必反，走向反面；纵欲，其放肆的程度，世界第一我想，这就说明，人性最好是去遵循它，去规范它，不要去压抑它，压抑的反而更糟，洪水泛滥。“文革”期间，大学的时候不让谈恋爱。有一次，我演讲，学生递一个条子给我：“你反对大学生谈恋爱吗？”我的回答是：“反对不反对，反正都一样，不过是地上和地下的区别。有时地下的更热火。”他们就给我热烈鼓掌。现在可以谈恋爱，不见得人人都去谈，你不让我谈，我非谈不可，你让我谈了，我还不一定。

    问：孙教授您好，我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讲法，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刘备、关羽、张飞他们三结义之前把各自的老婆都给杀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当初他们都已经有老婆了？他们是为了结义，我认为是成就大业而把自己的老婆杀掉，这样不会有后顾之忧。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了招待刘备，把自己的老婆杀掉的。在我们现在看来，肯定是非人性的，但是在当时的那种以英雄气概来成就一番大业的环境下，他们这种做法是英雄的还是狗熊的？谢谢！

    答：现在我要纠正一下，桃园三结义以前，刘备、关羽、张飞没有杀老婆，杀老婆的事是以后别人干的事情。有一次，刘备打了败仗，落魄得不得了，到了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农民崇拜刘备，因为刘备是正统的汉朝的后裔，又实行仁政，当时，饥荒，没东西吃，就把老婆杀了给他吃，刘备这个时候不知道。杀老婆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的，在中国的古典戏剧史上有个《斩经堂》，就把老婆在经堂里斩杀掉了。那是因为刘秀，要推翻王莽的政权。王莽的一个女婿经常在外边带兵，女儿在经堂里念经，希望丈夫早点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恰恰是丈夫接受了刘秀的任命，要起兵反王莽，为了获得刘秀的信任，以及自己的内心平安，那就是跟老婆讲清楚，你给我死吧！结果就在经堂里把老婆杀死了。这是中国文化里非常凶残的一面。女性是政治工具，四大美人都是政治工具，那么如果不能当政治工具，你就死吧。所以你看《三国演义》的孙夫人，老太太喜欢刘备，就把她嫁给年过半百的刘备，也不管他当时已经有两个老婆，有孩子了，他心里怎么想，没有交代。刘备被陆逊打败，死了，孙夫人投江自杀。这表明了一个观念，女人在政治斗争里就是工具，工具的主人死了，那就没有使用价值了，最好死掉。貂蝉是政治工具，当初要搞掉董卓和吕布的时候，分别和他们睡觉，让他们两个吃醋，完成了政治任务，以后怎么样？嫁给吕布，嫁给吕布以后感觉怎么样，不值得一提。最后，吕布快死的时候、快被打败的时候，谋士陈宫劝他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吕布听了小老婆貂蝉的话，不走，结果是被俘虏。这个貂蝉最后又发挥了一下工具的性能，让吕布死掉，这是对女性的偏见，但是非常艺术地表现出来。

    问：孙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刚刚的演讲里面一直讲到英雄，那么英雄是什么样的？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样的？您心目中的英雄又是怎么样的？我们青少年应该学习怎样的英雄形象？谢谢！

    答：我想最理想的英雄既能把老虎打死，又没有出冷汗，但是见了老虎一点没有怕的感觉，又不是人了，就谈不上英雄了。如果是英雄，首先得是人，是人就有矛盾，有缺点，那缺点很多，虽然不是英雄了，但是他还是人。比如说我的女儿，她不是英雄，她经常地乱任性，乱吵乱闹……如果没有这些，不管什么方面，都很标准，那就不可爱了。我觉得标准的、没有缺点的女英雄是很可怕的，而有缺点却是可爱的。在生活里如此，在艺术里就更是如此了。甚至，有一些恶，都不一定是丑的，恶的可能是美的。你们看过曹禺的《雷雨》没有？《雷雨》里边有个繁漪，知道吗？既是周朴园的老婆，又去跟周朴园的儿子私通，她不但不忏悔还要阻止周萍终止这种关系，利用自己对四凤感情，叫儿子去追求她，破坏她和周萍的恋爱，这个母亲像个母亲吗？这个妻子像个妻子吗？这个里面有恶，但是她不是丑。她是一个形象，她是个常人，她是有热情、有感情。她爱起来像一团火，她恨起来也像一团火，她爱起来像一团火把你燃烧死，恨起来，把自己烧死，这就是恶转化为美！叫作“恶之花”。如果繁漪她规规矩矩地做周朴园的老婆，规规矩矩，也没有跟周朴园的儿子发生关系，也没有跟四凤发生矛盾，很可能是没有灵魂的人物。从艺术创造来说，她的形象是不完美的，美的这个价值标准和真的价值标准、跟善的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美的形象，我上次讲曹操，他做了好多恶事，但是他是一个美的艺术形象。什么叫丑呢？从艺术上来说，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比如说沙和尚，可以说是不美的形象。而猪八戒很美，虽然他不是英雄，但他有男人的感觉，他是个真实的人，他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里边唯一的一个男人，是不是？他见到女孩子会激动的，多么直率啊！这是多么艺术！这么一个有丰富心灵的人，却被降职，他原来是天蓬元帅，在天宫里边，享有很高的职位，但是，调戏王母娘娘的宫女，然后玉皇大帝就把他下放、发配到人间，这是没有道理的，玉皇大帝自己有老婆，将军没有老婆，人家想找个老婆，就这样惩罚他，这没有道理嘛！这是第一。第二你惩罚他你就惩罚他，把他的脸搞得那么丑干什么？这个猪八戒美在哪里？就算你惩罚我，我还是爱女孩子，到处找对象，这就是美！

    问：孙老师您好，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挑战，就是关于宋江的观点，宋江的第一特点是仗义疏财，我的观点就是关于宋江他身上有一种领袖的超乎别人的潜质，他虽然各个方面，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比较猥琐，但是他知道怎么拿捏大局，他知道作为一群土匪，哨聚山林，不管多么红火，但终究要被皇帝灭掉，落下个江洋大盗的名声。所以他想绕过这个，转化为名垂青史。所以他用一切的手段，比如，在李逵看来是逛窑子，令人不齿的手段，他要做什么？他要招安，要忍受非人能忍受的委屈，避免现时的英雄成为历史上的狗熊。所以我想美学上是不是也有一种曲线的英雄。比如说一条路，最近的路是直线，但，也可以横向走，经过一个大的圆绕过来，最后回归，创造一种具有震撼力的美感。

    答：我觉得你提的非常的对，我讲的跟你的想法好像没有多大的矛盾。《水浒》中的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力的化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是，这种人，不能当领袖。另一种，则是像宋江那样，没有什么力气，但是，他代表更高的理想，那就是仗义疏财，也就是财富的平等，有钱人主动把钱拿出来，穷的就不穷了。这样的人，更有威信，加上更有文化，更有人格魅力，受到绝对的个人崇拜，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领袖。可以这么讲，是当时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把希望寄托在好汉、清官、好皇帝，或者一个好的领袖身上，对他绝对崇拜。为什么？作为土匪，他需要权威来领导着前进。第二，要执行纪律，没有权威就没有纪律，像李逵这样的人破坏性是很大的，只有像宋江那样的人，才能把李逵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制服。第三，他比较现实，当大家觉得造反没有问题反对招安时候，他觉得在梁山泊待下去，没有出路。我刚才讲了，政治、经济都不允许他长期打下去。

    一般地说如果农民起义，一般都是内部分化、被瓦解了以后才被粉碎。《水浒传》却写在宋江的领导下，在打了胜仗以后，主动地归顺朝廷，然后找了光荣的台阶，去攻打外族（辽）的入侵。打家劫舍，是不能持久的，越是人马众多，越是兴旺，越是不能持久，那怎么办呢？必须要找到一个现实的出路，出路是什么？就是归顺朝廷。但是名义上，又不是投降，而是“到边庭上，拼个一刀一枪”，然后博得个“封妻荫子”，就是，老婆继续能够当贵族夫人，儿子能够继续享受高级干部待遇，这一点是很现实的。现在我犯罪了，回不去了，怎么办？从现实的层面来说，宋江非常的有远见，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他主张招安，能下台阶就下台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