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个大节日。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数下地割麦。因为麦收正值盛暑，天气变化无常，不及时把熟透的麦子割下来，运上场，再脱好粒，收进仓，一旦连雨袭来，麦子就会倒伏在地里发芽，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一屯人就别想分麦子碾白面，怕是过年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了。
值得高兴的是，开镰那天，是个大晴天。蓝天分外高，几朵棉絮般的白云，悬在远远的天穹边，天底下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麦田如同整块的金色绸缎，偶有微风，就会抖个不停。
人们在麦田边一字排开，个个手里握着磨得锃亮的小镰刀。收麦的事，整个由民兵连长周复荣负责。
“开镰喽——”
随着周连长一声吆喝，人们煞下腰来，开始割麦。我没和知青们连在一排，却按住处，排在老华石和燕子头中间。
我知道这俩老头，暗里一直较着劲儿，白天都装没事，这回呀，总算有个公开较量的机会了，肯定是拼个你死我活。
果然，开镰没几刀，俩人就比试上了。我就夹在二人中间，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奇怪的是，俩人挥刀割麦的手法一模一样。只见他们弯腰马步，未曾下刀，左胳膊一伸，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钩住前面一绺立秆麦，右手就势拢住最靠近膝盖那绺立秆麦，手掌只那么一翻，镰刀紧随着一挥，“刷”地一下，一捆已经上好绕儿、捆得紧紧的麦子就立在身后了。根本用不着像别人那样，割两刀，停住手，抓一把麦草，打上草绕儿，再弯下腰，捆上麦秸，再束紧捆，拧上绕儿，再抓住麦捆，甩到身后。就这样，别人割三两捆，那俩老头都割出十几捆，远远抢到前头去了。
我当然连一般人也赶不上，费挺大劲儿，割下一铺麦草，却怎么也捆不紧，手忙脚乱，不一会儿就浑身是汗，却远远落在大帮人群后面。
我两侧都是割光的麦茬地，一捆捆麦子，直溜溜地立着，好像两排士兵看押着我。前面的俩老头几乎不见了踪影。
我正沮丧间，前面竟然一下子豁然开朗，刀前的麦子全被人割光了，只剩下长长的溜平地。不用说，准是老华石见我煞底，替我割了。我立马直起腰，拎着镰刀，朝前猛跑。你想，这一替我割，他不是非输给燕子头了么？这可不行！
赶到俩老头身后，我一看，自己差点没笑出声。两个对头，比试倒也讲公平，替我割麦的，不是老华石一个人，原来俩老头，一人一半，分着替我割哪。
就这么，我断断续续，勉强算是跟住了他们。
快歇头气儿时，我发现老华石明显顶不住了。虽然还跟燕子头拉着并肩齐头，可手脚有点乱，下刀也不那么轻飘有准，挥刀的幅度越来越宽了。
我开始担心，更加紧张地注视着二人。
突然，燕子头“哎呀”叫了一声，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
我上前一看，只见燕子头左腿，也就是靠近老华石这条腿，小腿中部绑腿布被割破了一道口子，殷红的鲜血“汩汩”往外冒。
“周连长，有人受伤啦，快来呀——”
我一紧张，就不管不顾地大叫起来。
周连长立刻从后面大帮人群处跑了过来：
“咋的啦？啊！咋的啦？”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燕子头双手捂住伤口，嗫嚅着说，但字字都听得清：
“没啥，没啥。我自己不小心，走了刀，割到小腿肚子上了……”
听了这话，我可吃惊不小。其实事情的经过，我在他们身后，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老华石挥刀太用力，越过我那半边麦地，刀尖毫不偏差地砍进了燕子头腿中。
“那还等啥？快打开绑腿，看看伤得咋样？”
我立刻弯腰把燕子头绑腿打开，抹去血渍，只见伤口有二寸长，一寸多深，血还一个劲儿往外冒。
“真他妈晦气！开镰头天，就碰这事！你说你，刚回屯，往后指着你做棒劳力干活呢。这要落了残废，还得满屯老少养活你！快，就用这绑腿替他包扎包扎，拴辆小马车，快送公社卫生所治治！”
“就把他交给你，办去吧。”
周连长冲着我说。
我瞅瞅老华石，他没说话，只点点头。
到了公社卫生所，大夫先给燕子头打了破伤风针儿，然后洗净刀口，缝了五针。
要说这家伙不愧胡子出身，大夫根本没给他打麻药，就那么用镊子蘸双氧水洗伤口，只见血水、泡沫，顺着腿肚子往下滴答，到后来穿针、缝线，老头子连眼眉都没抖一抖。
回程时，就不像来时那么紧张兮兮的了。我用一根小鞭子，不慌不忙地赶着拉车的小骟马，燕子头半伸伤腿，坐在车上。
暑日的太阳，当头照着，土道坑凹不平，小车颠颠簸簸。两旁的苞米地花穗高扬，把小马车和我们俩掩在绿海之中。
“我说……”
跟老华石住了些天，不知不觉，我也学会开口先用“发语词”了。只不过，不像他那么口齿含糊，把“我话说”说成“我华石”，而是挺清楚地用“我说”二字。我觉着，用上这俩字，显得怪沧桑的。
“我说，你俩割麦可是把好手，手起刀落，立马成捆，真神。”
“这叫‘立秆割麦’，这一带，除了我俩，还真没人会呢。”
“可是的，你俩的手法，咋那么像，简直是一模一样。奇怪呀！”
“没啥奇怪的，本来就是一个师傅教的嘛。”
“怎么回事？”
“你知道，我俩不光是屯亲，邻居，还是玩伴儿。自打十一二岁下地，就跟他老爹学庄稼把式。这一手，就是他老爹教的。那时候啊，凭这手，我俩没少吃香的，喝辣的。看出来没有？这‘立秆割麦’，不光是快，最可人的是，麦穗不沾地，割起来不丢穗不掉粒。我俩年轻那些年，左近十里八屯，麦收之前，都先到我们俩这儿报号，定日子眼儿，来晚了还轮不上呢。”
燕子头说着说着，有些动情。
“唉，那阵不管去哪家割麦，我俩都是一同出，一块归，说着，笑着，走着，心里痛快着。想想，直想掉泪……真是啊，时光一去不复返，过了年轻没年轻……”
我趁这当口，试探地问了句话：
“你俩咋闹成今天这样呢？”
“天不由人啊！其实，我虽曾对他下过辣手，可他对我，却是有恩的。道儿上没事，我说给你听听……”
于是，燕子头在颠簸的车上，晃动着讲起来：
1946年冬，各地剿匪到了最后阶段。松江军区大部队回到古洞。
老华石和古洞支队，领着松江部队进山，追了我半个月，弄得我和弟兄们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最后被包围，活捉回古洞村。
其他弟兄分别被押在老百姓家，我单独被关押在支队部，也就是你们吃饭的那个队房子。
看押我的，不是古洞支队，是军区警卫连。
我知道，我是活到头了。那时对土匪头目，不用解县细审，通常是在当地公审，就地枪决。
大概是知道明天我就要毙命，当天晚饭，警卫连特意给了我一大碗猪肉炖粉条子，一盖帘黏豆包，还有一大碗酒。我吃好喝好，又重新上了绑，手倒背着捆住，脚绑着半截粗木。
我正偎在北炕梢打盹，忽听有人“嘭嘭嘭”走进屋中。听声音我就猜出，这是冤家对头老华石。
来人果然是他，身后跟着警卫连看押我的那俩战士。
“啊哈，燕子头，你也有今天。忘没忘，你架火烤殃子，把我折磨成啥样？你个兔崽子，我今天要了你的命……”
说着，他“噌”地跳上北炕，扯脖领子，把我拽起，先是左右开弓俩大嘴巴子，接着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炕。
“支队长！支队长！别打啦，打死了，明天公审大会就没法开了……”
两个警卫战士，叫喊着阻拦着。
老华石停住手，跳下地，脱去上衣，让战士看他背后的伤痕。
“这家伙，这么狠！真该枪崩！”
两个战士一阵吁叹。
“告诉你们，这小子会轻功，身手了得，会穿房越脊，平地升空。看紧点，别让他跑啦！”
老华石嘱咐了一番，气哼哼地走了。
他走后不久，我突然发现，背后捆手的绳子不知何时松了结。我心一颤，连忙用身体死死压住双手，不让警卫战士发现。
熬过了半夜，两个看押战士在南炕头坐着，实在困倦不过，拄着大枪睡着了。
我活动活动双手，果然脱出了捆绳。我又弯腰解开绑脚绳，轻轻推了一下北窗户，竟然没上闸板。那时这一带的农家，为防冬寒，都在窗外装上木闸板，要是把闸板一关，再上上锁，谁也别想逃出屋去。可是那天，北窗户就没上闸板。
我也没顾得多想，轻手轻脚，跨上北窗台，一骨碌就翻身越出了屋子……
“怎么，你真的逃走啦？”
“不逃了，今天还能在这儿，跟你唠这八百年前的闲嗑呀！”
“那就这么漏网了？”
我奇怪，平时看小说，看电影，哪有一个大坏蛋，能这么轻松逃脱呀。
“漏网？”燕子头破例笑了笑，“没有啊！我这不是也蹲了二十年笆篱子么！”
“那又是咋回事呢？”
“很简单。我逃到下江，在码头当扛件的，混了五六年。新国家成立第二年，各地肃反，就把我肃了出来。幸运的是，抗霸剿匪的高潮已经过去啦，不再抓匪就崩。经过反复审讯，认定我没血债，再加上我坦白彻底，态度挺好，就判了二十年徒刑。”
隔了好一会儿，燕子头才又叹息了一声：
“唉——那回事啊，我心里再明白不过。那是我那老冤家对头，借揍我，替我打开了绑绳，又特意放着北窗没上闸板，给我留了条生路啊！你说，这不是恩情吗？”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麦地里发生的事，为啥燕子头不肯声张，又为啥半夜角力，他只招架，不出手。但我还有事弄不懂。
“那老华石为啥一直到现在，还那么恨你呢？”
“这我也闹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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