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始祖在何方

    几十年里，在非洲的四次发现如冲击波似地震动了人类学领域，因为它们向那些长期被认可的关于人类起源及进化历程的理论发起了挑战。

    第一次是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距今已有280多万年的人的头盖骨和骨骼；第二次是在南部非洲一个名叫边境洞穴的矿井中（位于斯威士兰和纳塔尔之间的边境上），发现了曾居住过的现代类型的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0万年；第三次是在坦桑尼亚，发现了一些类似人的牙齿和颚骨，据称已有375万年的历史；第四次发现是在埃塞俄比亚，一具名为“露西”的骨骼已被确定有将近400万年的历史，它的发现弥补了“进化史上断裂的链环”。这个人类和类人猿两者的共同祖先大约死于100万年之前。

    28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

    根据以往的进化学说，第一个可称之为人的灵长动物，直到100万年前才进化成“直立的人”。然而从肯尼亚的东鲁道夫·贝辛地下发掘出的那些骨骼，不仅被判定为是近300万年之前的，而且其形状之接近现代人，大大超过了人们过去的推测。

    在南部非洲边境洞穴的年代久远的骨骼旁还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具有发达的智力，早在很久以前便迈上了文明之路。这也超出了原先的估计。边境洞穴的居住者制造出了许多很精致的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加工得很漂亮的玛瑙刀子，其锐利的刀刃可以切开薄纸。

    他们也具有宗教信仰，并相信来生，因为一位幼儿的身体还残留着葬礼的痕迹。他们肯定使用着相当发达的语言，因为如“不朽”这类十分抽象的概念显然是不可能以咕哝声和手势来表达的。

    两位年轻的史前考古学家埃德里安·博希尔和彼得·博蒙特在探索热情的鼓舞下，领导了边境洞穴几次重要的发现。1970年12月，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30万件人工物品，同时还有一些碳化的兽骨，其中许多生物早已灭绝了。

    地面一堆灰烬覆盖中的木炭，它的年代比那块发现了一个儿童骨骼的地层的年代要短得多，经验表明已超过5万年。石工具和赭石地面下的基岩表明，这座大洞口于10万年前可能就已被占用了。

    这座洞穴的环境对于长期保存遗留物十分理想，甚至连那些作为床上用品的细树枝、树叶、青草以及羽毛都保存了下来。博希尔为此作了调查，并认为“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每样东西，都比书本上说的保存期限要长3倍”。石制箭头的发现表明，早在5万年前，就已发明了箭。而它在欧洲的出现，却仅仅是公元前15000年的事。

    凭着在爪哇和北京附近发现的有50万年历史的头盖骨的证据，许多科学家确信人类的始祖在亚洲，而后向西迁徙。在进化的蓝图上，非洲并没有担任角色。

    尽管雷蒙德·达特教授于1924年就在非洲发现了一个更古老的人骨，然而直到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和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的一次丰富发现，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和蒂莫西·怀特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发现之后，这一假设才得以确立。

    1959年，利基等人发现了一个近200万年前的头盖骨，它与达特发现的人属于同族，从而震惊了世界。1960年，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史前人的颅骨和下颚，同时还有一些显然是用来制作武器的凿过的石头工具。他们给这个人起名为“巴比利斯人”（意即具有灵巧双手的人）。

    若干年后，他们发现了更为进化的“直立的人”的碎片，这是第一个被确认会使用火的人。后来发现他和爪哇人和北京人属于相同的种类，但比后者要早50万年。

    1975年，玛丽·利基报道了有关坦桑尼亚史前人类的更进一步发现，即根据放射性探查，已确定他们有375万年的历史。

    南方古猿复原图1979年，约翰逊博士和怀特发现了一些历史久远的人骨，他们的脑袋很小，与猿猴的脑袋相差无几。发现者称这种亚科为南方古猿属，距今已有360万或370万年的历史。

    随后于1982年，杰·德斯蒙德·克拉克和蒂莫西·怀特公布了还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发现——一块股骨和一块前额骨的残片，它们看上去属于同样的种类。

    也许还需要若干年，人类学家才能对这些发现做出估计，但奇迹般的人类发展的源头，最有可能是在非洲，而不在亚洲。

    撒哈拉沙漠壁画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一大沙漠，那里气候炎热干燥。然而，令现代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极端干旱缺水、土地龟裂、植物稀少的旷地，竟然曾经有过高度繁荣昌盛的远古文明。沙漠上许多绚丽多姿的大型壁画，就是这远古文明的结晶。今天人们不仅对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难以稽考，而且对壁画中那些奇形怪状的现象也茫然无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谜。

    浩瀚的撒哈拉沙漠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中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1933年，法国骑兵队来到撒哈拉沙漠，偶然在沙漠中部塔西利台、恩阿哲尔高原上发现了长达数千米的壁画群，全绘在受水侵蚀而形成的岩石上，五颜六色，色彩雅致、调和，刻画出了远古人们生活的情景。此后，世人将注意力转到撒哈拉。欧美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纷至沓来。1956年，亨利·罗特率领法国探险队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1万件壁画。翌年，将总面积约1080平方米的壁画复制品及照片带回巴黎，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奇闻。

    在壁画中还有撒哈拉文字和提裴那古文字，说明当时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壁画的表现形式或手法相当复杂，内容丰富多彩。从笔画来看，较粗犷朴实，所用颜料是不同的岩石和泥土，如红色的氧化铁，白色的高岭土，赭色、绿色或蓝色的页岩等。它们是把台地上的红岩石磨成粉末，加水作颜料绘制而成的，由于颜料水分充分地渗入岩壁内，与岩壁的长久接触而引起了化学性变化，两者融为一体，因而画面的鲜明度能保持很长时间，几千年来，经过风吹日晒而颜色至今仍鲜艳夺目。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

    在壁画中有很多人是雄壮的武士，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武神态。他们有的手持长矛、圆盾，乘坐在战车上迅猛飞驰，表现出征场面；有的手持弓箭，表现狩猎场面；还有重叠的女像，表现嬉笑欢闹的场面。在壁画人像中，有些身缠腰布，头戴小帽；有些人不带武器，像是敲击乐器的样子；有些似作献物状，像是欢迎“天神”降临的样子，是祭神的象征性写照；有些人像均作翩翩起舞的姿势。从画面上看，舞蹈、狩猎、祭祀和宗教信仰是当时人们生活和风俗习惯的重要内容。很可能当时人们喜欢在战斗、狩猎、舞蹈和祭祀前后作画于岩壁上，借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或鼓舞情绪。

    撒哈拉壁画壁画群中动物形象颇多，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动物受惊后四蹄腾空、势若飞行、到处狂奔的紧张场面，形象栩栩如生，创作技艺非常卓越，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国家杰出的壁画艺术作品相媲美。从这些动物图像可以相当可靠地推想出古代撒哈拉地区的自然风貌。如一些壁画上有人划着独木舟捕猎河马，这说明撒哈拉曾有过水流不绝的江河。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上的动物在出现时间上有先有后，从最古老的水牛到鸵鸟、大象、羚羊、长颈鹿等草原动物，说明撒哈拉地区气候越来越干旱。

    那么，在今天极端干燥的撒哈拉沙漠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古代艺术品呢？有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个谜，就必须立足于考察非洲远古气候的变化。据考证，距今约3000—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湖泊和草原。约6000多年前，曾是高温和多雨期，多种植物在这里繁殖起来。只是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气候变异，昔日的大草原终于才变成沙漠。是谁在什么年代创造出这些硕大无比、气势磅礴的壁画群？刻制巨画又为了什么？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恩阿哲尔高原丁塔塞里夫特曾发现一幅壁画，画中人都戴着奇特的头盔？其外形很像现代宇航员的头盔。为什么头上要罩个圆圆的头盔，这些画中人为什么穿着那么厚重笨拙的服饰？

    说来也巧，美国宇航局对日本陶古的研究结果，竟然意外地披露了一些撒哈拉壁画的天机。

    日本陶古，是在日本发现的一种陶制小人雕像。陶古是蒙古服的意思。这些陶古曾被许多历史学家认定为古代日本妇女的雕像。可是经过美国宇航局科研人员鉴定，认为这些陶古是一些穿着宇航服的宇航员。这些宇航员不但有呼吸过滤器，而且有由于充气而膨胀起来的裤子。科学工作者的这个鉴定结果，除来自对陶古的认真研究外，还把一段神话传说作为参佐的依据。日本古代有个奇妙的关于“天子降临”的传说，有趣的是，恰恰在这个传说出现100年后，日本有了陶古。人们有理由认为，传说中的“天子”，也许正是外太空来的客人，而陶古恰恰是日本人民对这些“天子”——宇航员的肖像雕塑。假若日本陶古真的是宇航员，那么，撒哈拉壁画中那些十分相似的服饰，为什么不可能是天外来客的另一遗迹呢！

    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的国际歌中也写着“没有神仙和皇帝”。然而，上述垂手可及的种种证据，又确乎是我们地球人目前难以测知的实体。我们把超于人力的一切称之为神，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外太空的生命有可能曾经在我们地球上留驻过，正像我们在月亮和火星上曾留下地球人的标志一样。这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月球和火星上没有能够识别地球标志的生命而已。如果真有太空人的话，我们愿意把外太空生命留下的痕迹称之为神迹，那是因为这些痕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探究的课题，给人类留下难解之谜。

    狮身人面像之谜

    狮身人面像面向正东，每年在春分与秋分这两天，可从正面看着太阳升起。石像蹲踞的姿态，就好像它在沉睡好几千年以后终于决定要提起脚步向前的样子。在地点的选择上，想必当时人曾做过非常仔细的考察测量，才决定了在这个俯视尼罗河谷的位置就地取材，取比附近的山丘要高上9米的灰岩山头之石，雕成了狮身人面像的头和颈部分。山丘下侧的长方形石灰岩则被雕成身体，并为和周围的环境做成区隔，以凸显雕刻物，当时的建造者还特别在雕像的周遭挖了一条5.5米宽、7.6米深的鸿沟，使得狮身人面像能够傲然独立，自成一格。

    狮身人面像给人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古老，不止如一般相信的和第四王朝的法老王那般，有个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而是那种真正的、非常遥远的、无法探知的古老。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古埃及人，都是如此看待狮身人面像。他们相信狮身人面像会守护“肇始世界开始的吉祥地”，并认定它有“能够遍及全域的神力”，而对它加以崇拜。

    这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起“库存表石碑”时想要传达的讯息。至今仍然静静地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双爪之间的花岗岩制“库存表石碑”上记录道：在图特摩斯四世统治前，狮身人面像除了头以外，全部被埋没在沙土中，图特摩斯四世将沙土清除以后，便建立起这块石碑，以兹纪念。

    在过去5000年里，基沙高地上的风沙气候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些年来，狮身人面像和它的周围受到的风沙之害，应该不比图特摩斯四世的时代所遭受的更大。的确，从近代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狮身人面像只要稍有疏忽，便可能被沙土埋没。1818年，卡维格里亚上尉，为了他个人的挖掘计划，曾清除过一次狮身人面像上的沙土。到了1886年，玛斯佩罗为了挖掘遗迹，不得不再度清除。但是经过了39年后的1925年时，沙土再度将狮身人面像从颈部以下全部封住，迫使埃及考古厅出面，清除沙土，使它恢复原貌。

    图特摩斯四世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建造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与今天的埃及气候大不相同？如果建造成这么大的雕像，但过不多久就会被完全埋没于撒哈拉沙漠的沙土中的话，何必还要建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撒哈拉沙漠在地理上是个非常年轻的沙漠，基沙地域在11000—15000年前，土壤还相当肥沃。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推翻以前的假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狮身人面像在基沙一带油绿葱葱的古老时代便已雕刻完成？有没有可能，现在风沙满天的沙漠地带，也曾有过遍地草木、土质安定的好日子，就好像今天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一样？

    假设当时的环境如上面所述般青葱的话，那么在那样的风沙上建造成一个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石雕像，就不违背思考常识了。或许当时建造狮身人面像的人，并没有预料到基沙高地会日渐干燥，而有转化为沙漠地带的一天。

    然而，狮身人面像如果真的建造在一片青葱之上的话，那该是多么多么久远前的事！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

    现代的古埃及研究学者对这种想法憎恶有加。不过，连他们也必须承认：“没有任何直接的方法了解狮身人面像建造的日期，因为它们是从天然石中雕刻而成的。”在无法做进一步客观调查下，列那博士指出，现代考古学家只能从各种蛛丝马迹的前后对证来判断年代，而既然狮身人面像位于基沙古迹群，也就是最有名的第四王朝所在之地，因此一般学者便一口认定，狮身人面像属于第四王朝。

    但是对于这样的推理，至少19世纪的一些著名古埃及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曾一度提出狮身人面像在第四王朝出现很久很久以前便已建造完成的理论。

    那么，狮身人面像到底建造于什么年代呢？这仍然是一个谜，有待于去进一步探索、研究。

    有个观点认为，狮身人面像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建成，建造者是第四王朝的法老卡夫拉（其在位时间是公元前2520至公元前2494年；卡夫拉这个名字在后来的希腊文中读音也不同）。这是传统历史学观点，它出现在所有埃及学标准教科书、大百科全书、考古杂志和常见的科学文献中。这些文本都表示，狮身人面像的面部是照卡夫拉本人的模样来雕刻的——干脆说，狮身人面像的面孔就是卡夫拉国王的脸；这一点已被当成是历史事实了。

    惟一的问题是，除非使用时光机，否则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论定狮身人面像到底像不像卡夫拉，即使是最杰出的埃及学家也不能，因为卡夫拉法老的尸体从来就未曾找到过，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继续研究现存的一些雕像。在所有这些雕像之中有一件人尽皆知的、雕刻技艺达到登峰造极的佳品，那就是一尊黝黑的闪长岩雕像。这尊雕像现在正静静地躺在开罗博物馆底层的某个房间。学者正是以这尊惹眼而漂亮的雕像做参考，才信心十足地断言说狮身人面像像卡夫拉。

    美国享有盛誉的《国家地理杂志》在1991年4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特别明显地表露了这种信心。1992年4月的英国《剑桥考古杂志》也刊出了一篇内容相似的文章。以上两篇文章都出于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马克·莱纳教授之手。马克·莱纳利用“摄影光学数据和电脑图像”“证明”了伟大的狮身人面像就是对卡夫拉面孔的临摹。他写道：

    1978年担任基沙金字塔总指挥的扎希·哈瓦斯曾邀请我加入他们在狮身人面像周围一带进行的发掘工作，在那之后的4年里，我首次率领一班人有计划地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了详细测绘。我们用立体摄影技术，也就是摄影光学方法造出了狮身人面像的正面和侧面像……然而电脑的成绩更加可喜，测绘结果用数字输入电脑之后就出现了网状结构的3D立体模型（骨架）；再用260万个平面点就绘出了骨架图上的“皮肤”。我们绘制出的狮身人面像的模样可能恰似数千年前它的原样。为了获得面部造型，我把其他的狮身人面像和法老的雕像与绘制出来的狮身人面像做了比较。有了卡夫拉的面孔，狮身人面像便获得了新生……

    这听起来倒是很动人、很有说服力，起码在技术手段上是这样。说来说去，他们有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那基于“立体摄影技术”和“摄影光学”的“260万个平面点”到底能说服谁呢？

    抛开那些技术专业用语来看，事实并非那么吓人。细细研读莱纳的文章，我们发现，为了“重塑”狮身人面像的容貌，莱纳所做的无非就是用电脑给狮身人面像画一幅网状结构的3D立体骨架图，再用卡夫拉的面孔套在骨架模型上，这一点是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告诉我们的。这篇文章附有用闪长岩雕成的卡夫拉国王雕像的照片。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本文作者莱纳用此雕像的面孔在电脑上再造狮身人面像。”

    这样看来，马克·莱纳真正所做的就是凭自己的意愿在电脑上再造狮身人面像的面貌，他的这种作法无异于在他之前的古埃及人数度试图再造狮身人面像的做法。换句话说，狮身人面像今天的面貌特征不大像卡夫拉的面貌，而更像其他许多法老，例如，图特摩斯四世，或者安曼贺泰普四世、拉美西斯二世（正如莱纳承认的那样，这位拉美西斯约在公元前1279年“全面重建”了伟大的狮身人面像，他也是我们所知的最后一位重建狮身人面像的国王）。简单而明了的事实是这样的——在狮身人面像存在的几千年历史当中，时常只有头颅露出沙滩。这样，几乎什么人都可以随时在它的面部敲打两下。再者，莱纳的摄影光学分析结果至少也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他在文章中提到的，狮身人面像的头颅与其躯体相比“太小了”。这就使人想到狮身人面像曾被人大规模重塑过。莱纳解释说，现在的头是以前广为流传的甚成比例的狮身人面像造型的原型，他认为“第四王朝的人或许并未拟订出国王的头与伟大的狮身人面像头顶上的报应女神头饰之间恰当的比例尺寸”。可是，莱纳没有认知到狮身人面像的头颅曾经很大，甚至可能像真正的狮子的头，不过后来因为重雕而变小了，这种可能性不仅是有根据的，而且还很有吸引力。

    莱纳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可能是疏忽大意的。他说，“伟大的狮身人面像头颅的中心轴与其面部五官的中心轴之间”存在着“些微的偏差”，也就是说，头是正对东方，而五官则稍稍偏北。

    这里莱纳还是忽视了人们对一尊年深日久、严重腐蚀的雕像重新雕刻的可能性。在狮身人面像历史的问题上，莱纳又忽视了地质学的最新论点。撇开莱纳的缺点不说，让我们看看他的文章说明了什么。莱纳利用“高级研究逻辑电脑和自动成像”方法可以将卡夫拉的容貌移接到严重受损的狮身人面像的面部，这只能说明，只要有良好的电脑成像系统，谁都可以把一个人变得像另一个人。用一位心直口快的评论家的话说，“用同样的电脑技术可以‘证明’狮身人面像原来就是猫王……”

    1993年，一批独立的学者为了解开狮身人面像这个死结而出了一个绝招，他们带了一位侦探到埃及。这位侦探就是纽约警察局法医高手弗兰克·多明哥。此人20多年来一直在研制一种犯人肖像“鉴别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分析和研究各式各样的人脸。于是，人们要他详细研究狮身人面像和卡夫拉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数月之后，他从埃及回到纽约自己的工作室，仔细比较了这两种雕像的上千张照片。他最后汇报自己的分析结果说：

    透过反复分析研究我绘出的图形和测得的数据，我得出的结论与我最初的直觉不谋而合，也就是，这两种雕像各有所表。狮身人面像，从正面看的五官比例尺寸，特别是从不同的侧面看，其五官的角度和面部突出的尺寸，都使我坚信，狮身人面像不是卡夫拉……

    到此为止，我们一边有法医高手，弗兰克·多明哥，他告诉我们，狮身人面像的面孔不是卡夫拉的面孔；另一边则有埃及学电脑专家，马克·莱纳，他认为用卡夫拉的面孔就可以让狮身人面像“获得新生”。

    那么，狮身人面像面孔的原型到底是谁呢？这也是狮身人面像身上的一个大秘密。

    远古的石像是否曾被特大的洪水浸没过，这是揭示石像产生的重要依据。这场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一位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约翰·安东尼·韦斯特，正在着手研究杰出的法国数学家、象征主义者施瓦勒·德拉布里奇晦涩难懂的作品。施瓦勒以其对鲁尔苏尔庙的论著而著称。他在1961年发表的《神圣科学》一文中评论说，考古学发现暗示我们：“12000年以前很少有困扰着埃及的气候和洪水。”他写道：

    “在洗劫埃及大地的一次次特大洪水来临之前，一定有一段规模庞大的历史文明期。这一推测使我们确信，狮身人面像在那段文明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尊矗立在基沙西部高崖上的雕像，除头部之外，整个狮身都现出无可争辩的水浸迹象。”

    施瓦勒简单明了的结论以前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一结论明显抨击了埃及学领域广泛认为狮身人面像是由卡夫拉在公元前2500年建造的这一观点。韦斯特在读到施瓦勒的这段话之后便认识到施瓦勒从地质学角度提供了一条探索的途径。从这条途径出发就可以“真正地证实，早在古埃及王朝文明以及其他所有已知的人类文明的数千年以前，可能已经存在过另一个文明期，或许其规模比后来的都大”。

    韦斯特还说：“要是能证实狮身人面像受过水浸这一点，便会推翻所有世人已接受的人类文明编年史，也会迫使我们对支撑整个现代教育的‘历史过程’的种种假设重新定论，并迫使我们去面对由此而引起的激烈争论。然而，从石刻古迹上很难发现问题，就算是很简单的问题……”

    韦斯特对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结论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狮身人面像表面的一切变化部位能证明是水浸的结果，而不是像埃及学家们一直认为的是风沙吹蚀的结果，那么，已经建立起来的编年史就要面临被推翻的危险。要理解这种推断，只要牢记下面这两点就够了：首先要记住，远古的埃及的气候并非像今天这样始终都异常干燥；另外一点就是，比起莱纳和其他一些人认定的狮身人面像“背景建筑群”的理论，韦斯特和施瓦勒提出的狮身人面像侵蚀模式更加完善优秀。韦斯特和施瓦勒提出的狮身人面像的这个变化特征，是基沙遗址的某些古迹所不具备的。这种变化特征的提示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部分建筑是在同一时期建成的。

    但这是哪一个时期呢？

    韦斯特最初认为：理论上不排除狮身人面像受过侵蚀的可能。因为大家早就一致认为，过去埃及曾多次受到海水和尼罗河特大洪水的困扰。就在不那么遥远的古代还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洪灾，人们认为这是最近一次冰季冰川融化而造成的。一般人认为，最后一次冰季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500年前后，而尼罗河周期性的大洪水就发生在这之后。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发生的那次大洪水是最后一次。因此可以推断，如果狮身人面像受过水浸，那它一定是在洪水发生之前建成的……

    从“理论上”看，韦斯特的这种推断确实站得住脚。可是，正如韦斯特后来所承认的，实际上狮身人面像所受到的不同一般的腐蚀作用并非是“洪水”引起的。

    他后来认为，问题是狮身人面像的脖颈以下已经腐蚀得很厉害。如果这种腐蚀是由水引起的，那就是说，在整个尼罗河流域至少有18米深的洪水。很难想象发生这样大的洪水会是什么样的景象。这种假设如果成立则更糟，因为狮身人面像堤道的另一端，即所谓的丧葬庙里面的石灰质岩心石，也已经受到侵蚀。这就是说，洪水已爬到金字塔的底座，也就是，有49米高的洪水……

    埃及政府采纳了西方一些埃及学家的建议，自1993年开始禁止在狮身人面像周围一带进行任何地质学或地震学研究工作。这项决定实在不可思议，因为斯科克的研究结果已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不可思议的是，斯科克独创论点尚未遇到有凭有据的公开挑战。这位波士顿地质学家几年来顶住了来自同行的一次又一次抨击，多次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论点。斯科克坚持认为，狮身人面像表面以及壕坑内壁独特的侵蚀模式（狮身人面像壕坑内壁布满了很深的竖直裂缝和高高低低的平的坑凹），成了“石灰质古迹在历经数千年雨水之后会受到何等侵蚀程度的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例证……”斯科克进一步说，如果用我们已经了解的基沙一带的古代气候背景去分析雨水侵蚀的观点，那就可以充分证明“伟大的狮身人面像的历史要比传统认为的公元前2500年早得多……我只是跟着科学在走，科学告诉我这一结论：狮身人面像的历史比以前认为的要早得多。”

    斯科克自然尚未证明狮身人面像属于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之间，韦斯特尚未证明他认为的更早的历史时期，传统埃及学也尚未证明狮身人面像到底是否属于卡夫拉王朝和公元前2500年的那个时代。换句话说，目前尚无可能用任何合乎情理的标准来给这一独特古迹的确切归属和历史下最后的定论。狮身人面像之谜仍未解开。

    埃及金字塔之谜

    在古代世界有“七大奇迹”，埃及的金字塔被誉为“七大奇迹”之冠，其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叫胡夫金字塔，它建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高约146.5米，塔基每边长232米，绕一周约1千米，塔身用260万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2.5吨，时近5000年，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它仍傲视长空，巍峨壮观，令人赞叹！

    埃及共发现金字塔80座。这些大大小小的雄奇建筑，分布于尼罗河两岸，其中最高大最著名的就是胡夫大金字塔，它修筑于4500年以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个人工建筑物。

    埃及金字塔胡夫大金字塔耸立于开罗以西10千米外的吉萨高原。那儿荒砂遍地、碎石裸露，是一片不毛之地。在这种地方修筑这样一座显然并非出于实用目的的建筑，设计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据研究，这座金字塔可以在风沙弥漫中继续存在10万年而不会损坏，这个时间结束以前人类文明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批科学工作者来到埃及。他们以诧异的眼光望着这座庞然大物。古代埃及人如何把石块雕琢并砌成陵墓，陵墓内部的通道和墓室的布局宛如迷宫，古代埃及人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设计它的。陵墓的通风道倾斜深入多层地下，石壁光滑，刻以精美华丽的浮雕，令游人叹为观止，但谁也弄不清古埃及人何以掌握如此精湛的挖掘雕刻技巧，不知他们运用怎样精良的加工工具。要知道在4500年前，那时候人类尚未掌握铁器。

    令专家们更不可思议的是建造这座金字塔需要多少劳动力？据估计，建造金字塔时，埃及当时的居民必须是5000万人，否则难以维持工程所需的粮食和劳力。当专家翻开历史的册页时，便发现问题更难以让人理解了，公元前3000年全世界的人口只有2000万左右。

    进一步研究的情况还表明，众多的劳动力必须在农田上耕耘，以保证旷日持久的工地上要有足够的粮食。他们都要吃饭，而地势狭长的尼罗河流域所能提供的耕地，似乎不足以维持施工队伍的需求。这支施工队伍少在几十万人，最多时可达百万人之多，他们之中不仅要有工程人员、工人、石匠，还要有一支监护工程施工的军队、大批僧侣，以及法老们的家族。单靠尼罗河流域的农业收成，能维护工程的需求吗？

    令人惶惑之处还在于古埃及人用什么运载神殿所需的巨大石料。传统的看法认为，古埃及人利用滚木运输。这种最原始的办法，固然能将庞大的石料运抵工地，但滚木需要大树的树干才能做成，尼罗河流域树木稀少。在尼罗河岸分布最广、生长最多的是棕榈树，但古埃及人既不可能大片砍伐棕榈树，而且质地松软的棕榈树干是无法充当滚木的。因为棕榈树的果实是埃及人不可缺少的粮食来源，棕榈树叶又是炎热的沙漠中惟一可以遮阳的材料。大规模砍伐棕榈树，埃及人等于在做自杀的蠢事。

    那么，埃及人很可能从域外进口木材？提这样设想的人并没想到，从外地输入木材就意味着古埃及人拥有一个庞大的船队，渡海将木材运抵亚里山大港后，还得溯尼罗河而上、将木材转运到开罗，从开罗装上马车送到工地。且不说4500年前埃及人是否拥有庞大的船队，光说陆途运输的马车，还是在金字塔建成后的900年才出现在埃及的土地上。

    据测算，大金字塔是由260万块每块重约10吨的石块堆砌成的。塔身的石块之间没有任何水泥之类的黏着物，历经4500年的风风雨雨，其缝隙迄今仍相当严密，一把锋利的尖刀都难插入。如此精湛的工艺，出自4500年前古埃及的工匠或者奴隶之手，的确叫人难以置信。

    其次，认为金字塔仅仅是埃及法老陵墓也同样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暂且不说这260万块巨石如何采掘，单说把它们堆砌起来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如果每天筑砌10块巨石，那么，完成这个建筑所需的时间为26万天，即700年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加速工程的进程，如果每天筑砌100块巨石，那么，完成这个建筑所需的时间为26000天，即70年。如此简单的数字，相信埃及法老们是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个自己无法享用的陵墓呢？

    如果说是谁建造了金字塔令我们迷惑不解的话，那么，金字塔本身涵盖的科技知识的广博则更令我们赞叹不已！

    因为金字塔与天文学、数学有着一种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联系。建造大金字塔的目的在于为整个人类确定一种度量衡体系。

    大金字塔的长度单位是根据地球的旋转大轴线的一半长度而确定的，即大金字塔的底是地球旋转大轴线一半长度的百万分之十；这座大金字塔同时确定了法寸的长度与公亩的边长；人们可以从中找到1寸的长度，它与普鲁士的古尺相等；大金字塔的重量单位或容量单位是以上述的长度单位与地球的密度组合而成；大金字塔的热量单位是整个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时间的单位与一周7日的分法也在其中得到表现；大金字塔为希伯来人所建，希伯来人生活在受神灵启示的时期和古代父系制时代。

    另外，大金字塔内那间陈放法老灵柩的墓室，其尺寸为258和345，这个数字正好是座标三角形的公式。公式发明人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而毕达哥拉斯诞生时，金字塔早已建好2000年。

    金字塔内部还有，大金字塔的选址更颇有意味——子午线正好从金字塔中心穿过，也就是说它坐落在子午线的中间。这似乎可以窥见金字塔的建造者，为什么要选在沙漠中这块独特的岩石地带作为塔址。这片岩石地带有一道V字形的天然裂缝，正好利用它来建造巨大的陵墓。而且，金字塔坐落的地方，正好可以把陆地和海洋分成相等的两半。不是对地球构造、陆地和海洋分布了若指掌的人，是不可能选择这里作为塔址的，而古埃及法老们有这个能力吗？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金字塔有着挖掘不尽的科学含义。1949年一位德国学者提出，用金字塔的数学资料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算出地球的半径、体积、密度及各星球运行的时间，甚至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周期。当人们尚对此说瞠目结舌时，法国一位更前卫的学者在1951年提出了更加玄奥的问题：“大金字塔是否包含了原子弹的方程式？”

    最近，在埃及更有惊人的发现，考古学家称金字塔内藏有外星人或生物。保罗·加柏博士与其他考古专家，对埃及金字塔的内部设计技术进行研究时，偶然发现塔内密室中藏有一具冰封的物件，探测仪器显示该物件内有心跳频率及血压显示，相信它已存在5000年。专家们还认为，冰封底下是一具仍有生命力的生物。科学家们又据该塔内发现的一卷用象形文字记载的文献获知，约距今5000年前，有一辆被称为“飞天马车”的东西撞向开罗附近，并有一名生还者。该卷文献称“生还者”为设计师，考古学家相信这外太空人便是金字塔的设计及建造者，而金字塔是作为通知外太空的同类前往救援的记号。但令科学家们迷惑不解的是，那外太空人如何制造了一个如此稳固、不会溶解的冰格，并把自己藏身于内？

    在全世界研究金字塔的浪潮中，真是一谜未解，一谜又起。说法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离奇，被它吸引的人也日益增加。近30年来，忽然又冒出一项所谓“新发现”，这项“新发现”就是当前蜚声欧美各国的“金字塔能”。它说的是金字塔形的构造物，其内部产生着一种无形的、特殊的能量，故称之为“金字塔能”。据说，这种能量有着许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

    1970年，杜拜尔与他人合著的《在铁幕背后的惊人发现》一书问世。书中汇集了他多年来研究“金字塔能”的全部论文。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创了研究“金字塔能”的先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试验“金字塔能”的热潮。各种专业的学者和金字塔迷纷纷用马粪纸、塑料、木板、玻璃制作金字塔模型，对它的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些国家建立了“金字塔产品公司”，专门出售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模型，供试验用。有关“金字塔能”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地发表、出版。1973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成立了专门收集各国研究“金字塔能”成果的征集机构。在研究“金字塔能”的书籍中，比较出名的有《大金字塔的秘密》、《金字塔能》、《神秘的金字塔能》、《金字塔的心理动力》等。这些书大多介绍用金字塔及其他形状的模型进行各种实验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所谓的“金字塔能”究竟有没有？它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引出上述种种神奇的效果？为什么它正好聚集于胡夫殡室的位置上，即塔高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古人已掌握了这种能源？各国的金字塔信徒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求它的谜底。他们大多认为，“金字塔能”是当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有的认为金字塔形状等于一个大镜头或电容器，里面积聚着无名的能源；有的说金字塔形状能在其内部聚集着宇宙射线、磁性震荡和某些未知的射线；有的设想这种能源是由于某种宇宙的力量和地球引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推测金字塔形内部发生一种高频震荡，影响着人体的细胞和肌肉，使之处于最佳状态；有的解释说，不仅是金字塔形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造物都会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力场，一种能源。这种特殊的力场或与自然力场相互抵消，或增强或减弱自然力场。

    在胡夫金字塔的墓脚有一堆乱石。1954年，人们在清除这堆乱石时发现了石墙和用巨大的石灰岩石料砌胡夫金字塔成的封顶。拆除了部分石墙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个在基岩中凿出的硕大的坑。于是他们发掘了其中的一个坑。

    坑里埋藏的不是法老或他的妃子，也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只足尺寸的、被拆卸的古船。此船被拆成1224块，按船的形状有顺序和规律地堆放在一起。考古工作者历尽艰辛，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把这些零件组装成船。

    这条船船身细长，头尾高翘，有甲板室，长43米。船壳采取纵向缝合的方式，然后用铜箍加固，再用防水剂抹缝。船上使用的桨，酷似中国的梭镖，一点也不像中国江河里的木船使用的浆。

    胡夫是埃及第四朝的法老，距今已4600年。从胡夫的冢里发掘出来的这条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船。由于船冢密封良好，古船出土时不但没有腐烂，甚至能闻到木料的芳香。

    20世纪60年代，埃及在金字塔下建立了古船博物馆，将其置于密封的透明陈列室内。

    然而，这条古船当时到底有什么用途呢？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揭示其中的奥秘，为了研究古船与古埃及的历史和文化，埃及考古组织决定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帮助下，于1985年发掘第二个坑。

    这次又发现了一条三桅帆船，也是拆卸成许多船板或零件，按船形有条不紊地堆放在一起。

    在船冢墓室的西头，地上有一些木板、铜箍和从顶盖掉下来的抹缝的灰泥。

    第二个船冢中的古船，经对比研究，发现它和从第一个船冢出土的古船极其相似。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两条船的用途。

    金字塔下出土的古船多数学者认为，这两条船是姊妹船，都是灵船。胡夫死后，一条船载石棺，一条船载内棺和尸体，一前一后，向金字塔脚下的一座庙宇驶去。运到后，尸体和棺材被抬上岸，沿专门修建的道路抬进庙里。一生叱咤风云、享受荣华富贵的君王，便在这儿的地下安葬。

    然而这用得了偌大的两条船吗？因此，有人认为，这是胡夫生前朝圣用的两条船：一条船去开罗上游的圣城，一条船去开罗下游的圣城。然而，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专家，完全是猜测，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因此又有人认为，这是埃及法老胡夫的亡灵乘坐的日月之舟。据埃及的一个古老传说，太阳神乘着一只小舟，在天海向西航行，黄昏时为天神所吞食，可是到黎明时又获得新生。法老跟太阳神有关，他死后便乘船升天，在天海乘太阳船西行，到晚上便换乘月亮船。

    还有人持另外的见解。在胡夫时代，尼罗河平原上河流纵横，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交通工具。迄今发现的许多墓室壁画上面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船。古埃及人还乘船在沼泽地或芦苇荡打猎。古埃及人也造海船，跟地中海的其他国家进行海上贸易。船冢里埋的这两条船，便是供胡夫死后用的。可是，为什么这两条船都拆卸成一块一块的呢？真叫人困惑不解。

    关于胡夫金字塔旁两条三桅帆船的真正用途和埋藏方式，学者专家们仍众说纷纭。也许将来的发掘和研究能揭开这个谜，也许它永远笼罩在神秘的色彩里。

    津巴布韦的秘密

    提到非洲，人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坐落在非洲北部的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而假如你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古代文明的话，那么请不要忘记坐落在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那里的古代遗址同样也在悠远的古代闪耀着文明的辉煌。

    在津巴布韦，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班图语系的马绍纳人和马塔贝莱人。在班图语中，津巴布韦之所以叫做津巴布韦，因源于遍布于当地的200座大大小小的石头城，马绍纳人把其中的任何一座都叫做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这个名字之所以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原因在于它在当地的班图语中的意思是“可敬的石屋”、“石屋”；另外有些人认为津巴布韦是塞肖纳语“马津布韦”的谐音，它的意思应该是“酋长住宅”；也有的人认为它是恩戈尼语“津比万比韦”的变音，因而它的意思是“富饶的矿山”；如此等等，给津巴布韦这个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和其中的古代遗迹笼罩了迷人的色彩。

    津巴布韦的古代遗址1868年的一天，欧洲的一位探险家正在非洲这块神奇的古大陆上旅行，他正在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堡东南约30千米的密林丛莽中追逐一只野兽，偶然间发现了一座石头的残垣断壁，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大津巴布韦”。尽管当时这儿只不过是一大片石头城的废墟，却依然显得神秘而尊贵，因年代不明而显得高深莫测。在此之后的1871年，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莫赫曾说：“那是一大片聚在一起的石头建筑，没有屋顶，用灰色花岗岩石块以精巧的技术建成，有些还曾雕刻。山上那些高大的石墙分明是欧洲人的建筑。”这位高傲的欧洲学者之所以说是“欧洲人的建筑”，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在被白人蔑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腹地，古代文明之花居然开放得如此绚烂，它是自身固有的，绝非外人嫁接的。

    “大津巴布韦”虽然饱经世纪的桑田变化，大部分已沦为废墟，但仍然有一部分显示着宏伟的气象，并且一直遗存到了当今。

    作为主体建筑，“大津巴布韦”最辉煌的一处位于山下的平地上。因为它外围的城墙呈椭圆形，周长256米，内径长89米，宽67米，被称为椭圆形大围墙。该处围墙高近10米，厚约5米，所围的总面积约为4600平方米。在东、西、北三面城墙上开有3个门，门顶都有巨大的花岗岩石砌成的圆拱形。围墙的顶上，矗立着几根细长的质地坚硬的图案花纹，有的墙面顶端还雕刻着一只形状奇特的石鸟。在围墙的东南部，还有一道同围墙平行的、相隔1米左右的石墙，与围墙本体形成一条长达百米的狭窄通道，通道尽头是一个类似院子的半封闭区域。围城里面建有圆锥形石头高塔、石碑、地窖、水井和一些石崖的废基，像是古代宫廷的遗迹。围城附近还有许多小的房屋，这些低矮的颓垣残壁有可能是一般官员或仆人的住宅区。

    津巴布韦遗址的主体建筑在椭圆形大围墙的外面，有一连串形成堡垒的城墙。城墙内有错综复杂的通道、石级和走廊等等。沿着一条陡峭缝隙开凿出来的石梯拾级而上，就可以来到另一处主体建筑——卫城。

    卫城建在椭圆形大围墙旁边约90米高的悬崖上，居高临下，俯瞰着整个山谷。卫城的城墙随着岩石而起伏，自然地与大弧丘浑融一体。围城全部由花岗岩石砌成，构筑坚固，气势雄伟，可能是一座要塞，供防御之用。卫城的内部，又有许多残破的房屋和复杂交错的通道。在这处遗址上，有冶炼黄金的痕迹。另有一处形似祭坛的建筑，也许是古人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在整个大津巴布韦的建筑群中，最神秘莫测也最令人费解的是椭圆形大围墙内的圆锥塔。这是一座下粗上细的实心花岗岩建筑，高约20余米，没有任何文字标记。它主要是用雕琢成砖块的平整花岗石堆砌而成，按一定的图案线条规则地砌起。石砖之间没有任何使用灰浆或其他种类黏合剂接合的痕迹，然而石砖之间的连接极为严密，其缝隙竟连薄刃也难以插进去。圆锥塔的外观神秘新奇、精致美观，而且坚固异常，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风雨的磨砺。

    自从1868年以来，一批批的欧洲探险家和科学家兴趣盎然地来到非洲南部，在津巴布韦这块突然间变得神奇的土地上寻踪觅迹，反复考察，为的是想要弄清“大津巴布韦”的内在奥秘。神秘的圆锥塔是他们考察的首选。英格兰考古学家本特曾花费极大的财力和人力在圆锥塔的周围大规模挖掘了一条地道穿过圆锥塔，企图寻找一个入口。为此他搬开了许多石块，但发现塔是实心的，这个入口至今也没有找到——也许它根本就没有入口。这样一来，考古学家们不禁疑窦丛生：这座直刺蓝天的巨塔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人们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该塔的外表形状与当地的粮仓相似，也许是个巨大的粮仓。但由于证明整个塔是个实心的整体，根本就没有用来贮藏粮食的空间。也有人认为它是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物，是古代某种宗教仪式所用的，它代表某种蓬勃的部落精神或部落酋长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些说法最终因缺乏有力的证据，加上又没有史料记载而缺乏说服力。圆锥塔却依然故我，孤立站在那里缄默不言，笑看来客，保守着自己被岁月深藏的秘密。

    19世纪末，好事的欧洲人纷纷漂洋过海，竞相来看“津巴布韦”。由于无可考证，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测来解释“津巴布韦”之谜，但是他们总是用既有的观点来解释问题，竭力否定这个古文明遗址的非洲渊源说，生拉硬扯地将其文明内涵与已属文明联在一起。

    对于欧洲人来说，“大津巴布韦”应该是存在于神话中的黄金国度。他们认为石头城很像欧洲史书上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某些圣殿，很可能就是在《圣经·旧约》中提到的所罗门国王的金矿所在地。而卫城就是模仿所罗门王在摩利亚山上修建的耶和华殿建造的。那座椭圆形的大圆墙则是为了模仿古埃塞俄比亚女王示巴访问所罗门时在耶路撒冷住过的行宫而建筑的。

    这种主观臆测，一度激起了欧洲人到石头城寻找黄金的狂热。不少欧洲人来到石头城后，雇佣当地的马绍纳人，配以舶来的先进机械在宝贵的遗址上四处乱挖，掘地三尺，把珍贵的文物劫掠一空。除了坚硬的花岗岩石块，其他的一切能拿者尽被拿走，所有那些有可能说明历史真相的文物资料，在还没来得及真正展开研究之前，就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在后来的岁月里，人们在“津巴布韦”的周围发掘出大量的文物。其中有奇怪的生产工具、锋利的作战武器和精美的装饰品等，还有一些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的陶瓷碎片、阿拉伯地区的玻璃珠子、波斯的彩色瓷器以及印度的佛教念珠等。从这些出土文物至少可以看出，消失于遥远年代的石头城曾经与古代的华夏及阿拉伯、波斯和印度有过悠久的文化和贸易往来。而众所周知，在中国、阿拉伯和波斯的历史典籍中有关大津巴布韦的记载却极其鲜见。

    津巴布韦遗址出土的头部已残缺的石鸟也许，这些舶来品是从第三者手中转手贸易而得，那么这些第三者又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无从知晓。由壮观的大圆锥塔就可以看出，其建造垒砌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也就是说，圆锥塔的建筑技术足以用文明的字眼来形容。圆锥塔的建设者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掌握了建筑学、几何学、力学等方面的高深知识。

    让我们沿着前面已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这一座座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石头建筑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人们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直到现在所有的只是猜测：有些人认为这里可能是一个业已消失的古老王国的皇城，也有人认为它只是一个巨大的宗教场所。与其他文明遗址不同的是，所有这些石头建筑上都没有任何文字，也没有雕刻图案或壁画，在这方面与美洲的玛雅城或东南亚的吴哥窟上成片成片的浮雕迥然有异。而流传下来的世界文典中又没有任何记载，真可以说是无迹可寻。与此相关的问题只能是：何种人在何时运用何种工具和方法来营造了这座宏大瑰丽的石头城？石头城的建造者与当今生活在津巴布韦的马绍纳人和马塔贝莱人有什么样的渊源关系？如果它的建设者是外来人，为什么他们又在某一天突然遗弃了这个地方呢？

    由于1830年当地曾发生过著名的祖鲁战争，人们由此推测，居住在大津巴布韦的原居民都被全部赶走了，那么他们又迁居到何处去了呢？令人不解的是：现在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只不过是马绍纳族的一个分支——卡兰加人。他们大多数仍旧居住在非洲低矮、简陋的传统窝棚里，其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与这些大堆的石块毫无关系。

    20世纪初，关于上述问题，欧美国家的考古学家展开激烈的争论。英国考古学家麦基弗认为，大津巴布韦的建筑风格丝毫也没有古代东方或西方欧洲任何时期的痕迹，因此它只能是出自非洲黑人之手。而另一位英国考古学家霍尔却认为，自古以来非洲黑人就没有修建石头建筑的传统，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相同的例子，因此，大津巴布韦绝不可能是非洲黑人所建。两派学说都有支持者，但都苦于缺乏证据，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没有人统计过需要多少工人、多少工作时间，才能使这样一座伟大的文明古城屹立在非洲茂密的丛林中，也许他们是怀着对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力的崇拜。

    总之，大津巴布韦有可能是除埃及以外非洲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又一象征。它所留下的谜团不是单一的，这些无言的石头至今在揶揄着来人：你能解读我吗？你能解读多少？

    在非洲肯尼亚共和国北部，图尔卡纳湖以西，有一片广阔的荒原，在荒原上屹立着19根石柱，每根石柱的长短和大小各不相同，插入地下的角度也各不相同。石柱之间的间隔很小，一般距离不超过一米。石柱上刻有许多奇形怪状的花纹、左右对称的图案，其中有毒蛇和鳄鱼等动物形象，较多的是酷似字母“E”的图形，19根石柱全向北倾斜。

    当地居民图尔卡纳族人把荒原石柱称为“纳穆拉图恩加”。在图尔卡纳族的语言中，“纳穆拉图恩加”的原意是“变成了石头的人”。关于这个名称的来历，有一段古老的传说：相传在遥远的古代，有19个人因触犯了天条，因而受到天神的惩罚，使他们变成了19根石柱，永远站立在荒原上，仰望着天空，祈求天神的怜悯和恩赐。直到现在，图尔卡纳族人还在石柱顶上用小石块堆成小金字塔形的锥体物，向天神诚心祭拜。

    这19根石柱过去没有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直到1975年才引起考古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从此以后，10多年来，许多国家的学者纷纷前往考察。经长期调查研究，大家一致肯定：这19根石柱，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特意建造的一座石头天文台。用放射性碳的分析法测定，这座石头天文台的年龄为2285年（±165年）。由此可知，这19根石柱大约是公元前300年竖立起来的。

    石柱之间连接成的几何线条可以确定天空中一些星座的位置。西侧的第十五号和第十八号石柱，是观察天空中星座的基本石柱，观察者站在它们的背后，就能经过其他石柱的顶端划出一条条线指明星座出现的空间位置和这些星座在天空中移动的踪迹。这种观察，能达到精确的程度。

    在这19根石柱中，最高的是第十一号石柱，最短的是第十九号石柱，似乎没有任何一根线要通过这两根石柱的顶端向天空延伸，这两根石柱组成的线条不指向任何一个星座。究竟第十一号和第十九号石柱的作用是什么呢？至今考古学家还无法弄清。

    石柱上所刻的花纹图案究竟代表什么呢？例如：石柱上所刻酷似字母“E”的图形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据调查，在肯尼亚共和国的蒙特·包尔山山麓居住的莱恩基列族人自古至今盛行这样一种风俗习惯：人们爱用小刀或其他锋利的器具在自己的手上划三个“E”形的伤口，在伤口上往往搽上盐，待伤口愈合后，“E”形的伤疤就更加突出显眼，引人注目，永不消失，他们还爱在家畜身上盖上“E”形图案作为戳记。究竟石柱上所刻的“E”图形与莱恩基列族人在自己手上所划的和在家畜身上所盖的“E”图形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总之，这19根石柱有一些奥秘，至今还没有被考古学家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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