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历史经验，中国人民从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了一条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把这一点写进我们的宪法和党章中，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当我们需要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在四个现代化的实践中把它继续推向前进的时候，社会上却出现了一股怀疑、动摇、曲解，甚至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我们的敌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毫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我们一些同志中也出现了这种错误思潮，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这种错误思潮，在人民内部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有的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不灵了；有的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认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承认马列主义却又否认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的又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判断失误混为一谈，提出只承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反对所谓“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等等。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另一些人，从“本本”出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只知道背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却反对运用它的基本精神，反对根据它的基本精神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一种“左”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其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有这两种错误倾向的人，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较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文拟就怎样才能坚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和有以上两种错误倾向的同志共同探讨。
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保持常用常新的生命力。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所以永远不会过时，首先表现在它的科学性上。它是建立在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观察和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从来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基础，也不是以历史进程中某些“偶然事件”为基础，而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为基础。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在人类思想史上来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使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所以恩格斯又说：“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所以永远不会过时，还表现在它的实践性上。它来源于实践，又不断受着实践的检验而得到矫正和补充，不断从实践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而发展。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与把它变成僵死的教条，彻底地不相容。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任何把二者机械地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在实践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怀疑、动摇甚至否定它的科学性；更不能以对它的某种曲解来怀疑、动摇甚至否定它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历史的经验证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实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项艰巨而困难的任务。1919年，列宁曾对东方共产主义者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应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由于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不好，对革命曾经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因此而得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不灵了”的结论，而是在实践上找原因，在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上找原因，终于解决了这一艰巨而困难的任务，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历史的经验还证明：马列主义被机会主义者歪曲、篡改、践踏，把它弄得面目全非、荒谬绝伦，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带来失败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党的历史上，从陈独秀、王明到林彪、“四人帮”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因此得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不灵了”的结论，而是彻底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者的虚伪性、欺骗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坚持了马列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
有右的错误倾向的一些人，实际上割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一致性，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科学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运动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应地也不断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在这两个系列的平行发展过程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失去作用，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以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有右的倾向的一些人，也不懂得实践本身也是充满着矛盾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程。实践不仅具有确定性，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社会斗争中，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正确思想也不一定立即就会获得预期的成功。离开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离开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片面地以我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很落后为理由，来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只能表明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
二、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个别判断上的失误归咎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否则。就会导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否定，就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由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的。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新问题，概括了新经验，提出了新原理，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发展了马列主义，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在哲学领域，他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和认识辩证关系的理论；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革命首创精神的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相一致的理论，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更是丰富多彩。由于毛泽东同志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从而领导中国革命绕过一个个暗礁，越过重重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只是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解放，接着又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形势。就是在晚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并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时代，从而为世界反霸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列主义，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马列主义。不能设想，一个借口拥护马列主义而却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人，能够真正拥护马列主义。
诚然，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同任何人一样，他们也会犯错误，会有某些失误。但这些失误不是基本原理上的错误。比如，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一致的，是一个思想体系，并没有什么失误。一方面，他们重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把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等等的变革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归结为生产力的变革，才能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同历史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他们从来也不否认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从而同形而上学唯物论划清了界限。
马、恩时代，就有人歪曲马克思的学说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晚年曾经指出，由于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他自己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论，着重说明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对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没有予以应有的强调，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耻的空话。”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这里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观点十分明确。他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并不否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第二位的。那些歪曲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人，根本不懂得辩证法。他们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看不到原因和结果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原因作用于结果，结果又可以反作用于原因。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也反作用于经济，成为经济的原因。
与恩格斯上述观点相一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也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抱着机械唯物论见解的人们，认为有些矛盾的双方并不互相转化。“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矛盾的，过分夸大了反作用，为林彪、“四人帮”后来大搞“唯意志论”、“上层建筑决定论”开了方便之门。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第一，毛泽东同志是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讲反作用的；第二，他是在讲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可以互相转化时，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等才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第三，这个“一定条件”是指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它本身就体现着生产力、经济基础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因而它归根结底还是建筑在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主要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显然，这丝毫也未违反辩证唯物论关于在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的基本原理，而只不过是这个基本原理的特殊表现罢了。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违反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那么，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灌输到工人头脑中去的论点，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论点，等等，又该怎样去看待呢？至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为林彪、“四人帮”搞“唯意志论”、“上层建筑决定论”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毫无根据的。众所周知，林彪、“四人帮”叫嚣“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始终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这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两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怎么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呢！如果在这个基本原理上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对立起来，而却与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联系起来，这怎么能够谈得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呢？
革命导师不仅在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是一个思想体系，不应把它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也不应把他们的某些失误，归咎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
体系是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体系。就广义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它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是我们观察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而列宁、毛泽东同志后来坚持并发挥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列宁在谈到整个马克思的学说时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这个完整的世界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创立起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至于革命导师运用这个世界观针对具体问题所作出的某些判断，由于客观事物发展阶段和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则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些失误既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因而也就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真理光芒。懂得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明确了并不是革命导师的每一个判断都属于他们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所谓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糊涂观念也就不难澄清了。相反，如果把革命导师的个别的论断以至每一句话包括他们的某些失误都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势必导致不能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它的生命所在。只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革命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当作宗教教义来对待，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们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提出的这三条原则，实质就是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各个原理，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历史地，就是要求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原理要同产生它的具体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所谓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就是说客观事物本来就是互相联系的，而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原理也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了解这一个原理，就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辩证地去把握。“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一个观点，认为比起另一个观点来它是绝对的观点，或者，如果我们根据推理的一时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点，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所谓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就是说客观事物是充满矛盾的，各个矛盾都有自己的特殊本质，而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原理就是对社会现象的特殊本质进行分析作出的结论。同类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在同一历史时代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特点。因此，我们在理解每个原理时，就一定要同历史的具体特点联系起来观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各个不同的原理当中，共同地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实事求是地、唯物地、辩证地、实际紧密相连地去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各个原理，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
与马列的教导相反，教条主义者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生活完全隔离开来。他们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词句，而不懂得它的精神实质。他们不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不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他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必须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改变的”。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它必须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发展。这种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林彪、“四人帮”手里恶性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大搞“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一度弄得现代迷信盛极一时，极端愚蠢笼罩一切，政治空气沉闷，思想僵化半僵化，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使中国人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结束了这种局面，特别是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才恢复和发扬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才日益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但是，有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却把我们党中央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拘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看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偏离”。这是十分错误的。
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了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正是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遵循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搞现代化建设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搞唯物论，就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相反，就是脱离实际，就是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试问，怎么能说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不利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调动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去奋斗。为此，党中央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内，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就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对原工商业者政策、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就要根据阶级关系的变化，改变长期劳动、守法的地富分子的成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造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四化”建设。这一切正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怎么能说这样的方针政策“右”了呢？
为了实现“四化”，党中央还提出了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指出要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要看到我国有九亿多人口，而农民占绝大多数这个特点，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设法把我国本身内部所具有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目前又正在扎扎实实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力求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把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这一切，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列主义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风格和特点。试问，这又有什么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呢？
总之，从战略决策的提出，到基本方针的确定，到中国式“四化”道路的探索，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中央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来对待的，是根据实际情况对过去的一些方针政策进行补充、修改，使其更加完善，或者根据客观实际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这才是真正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为什么有的人怀疑、动摇以至认为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右”了、“偏”了呢？
首先，这些同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不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而科学是要发展的，是永远不能离开客观实际这个生长基地的。他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不自觉地用“句句照办”那把尺子来衡量今天的现实事物，来剪裁丰富的客观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这样，就很自然地把创造性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混为一谈。斯大林在批判季诺维也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指出：“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公式代替它们的都是修正主义。试问，为什么呢？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难道科学不是不断发展，不是用新鲜经验丰富自己、使旧公式更加完善的吗？原来他认为‘修正’就是‘修改’，而要使旧公式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就不能不把这些公式作某些修改，因此，凡是使旧公式更加精确，更加完善，凡是用新鲜经验和新公式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这一切当然是可笑的。”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那些认为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右”了的人，正是犯了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但性质却不相同）的错误。毫无疑问，这些同志，应该丢掉自己的错误观点，回到党的三中全会的立场上来，也就是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其次，这些同志的思想方法不正确，看问题主观、片面，因而对客观事物就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他们不是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因而看不到“四化”的实现与否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看不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最大的政治。这样就不可能把我们党所实行的其他具体方针政策同这样一个战略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往往孤立地看待党所采取的每个具体方针，又在看待这些具体方针时，往往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看成是这些方针政策本身的产物，因而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分析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实事”，对“实事”进行具体分析。为此，就要占有大量的材料，就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从中找出合乎规律性的东西来；决不能随便挑选几个例子作根据，抓住一点，代替一般。列宁说得好：“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我们在分析当前形势、分析我们的工作时，一定要从总体上去看，既要看到反面，又要看到正面，既要看到支流，又要看到主流，既要看到现象，又要抓住本质，还要特别注意识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本质性的东西，防止和克服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样才能抓住时代的脉搏，跟上形势的要求，满怀信心地做好工作，为“四化”贡献力量。
四、修正主义、教条主义二者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又反对来自“左”面的教条主义。
假马克思主义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就其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来看，主要的、基本的形态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主要特点的科学概括。
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来贩卖假马克思主义的货色，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修正主义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教条主义则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似乎前者是立场问题，后者是方法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共同抛弃的正是这个辩证法的精髓。不过他们是从对立的两极出发来抛弃的。修正主义抓住特殊性，否认普遍性，看不到普遍性是特殊性的本质；教条主义者则抓住普遍性，否认特殊性，看不到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而显现其自身，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是空虚的。他们都思维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之中。
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都违背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本质必然导致它们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和篡改。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教条主义者处处从“本本”出发，或者抓住马列主义的一些旧公式不放，把它捧为金科玉律，或者以马列主义的正统继承者、捍卫者自居，拿革命导师的名字和个别词句作为挡箭牌。所以很容易迷惑人，使人不容易看清它同修正主义的共同本质。林彪、“四人帮”所以能那样横行无忌，达十年之久，其症结就在这里。修正主义用部分代替整体，用偶然代替必然，直接否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教条主义则是用“躺”在马列主义身上、依附于马列主义的办法，采取剜心战术，来否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恩格斯曾说，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认为，“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教条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要害就在于它“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表面看，教条主义是完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拥护的是已经失去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是脱离实际生活的死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绝不可丧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警惕，更不能说它比修正主义似乎好一些。“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当前，在我们面前存在着“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这两种错误思潮，当然不能同历史上各次机会主义路线包括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危害相提并论，但就其思想路线的实质来说，“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不过是历史上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表现而已。它的危害是万万不可低估的。特别是来自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左”的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阻力，我们必须划清正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界限，提高识别能力，跟“左”的干扰进行不懈的斗争。否则，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方针就不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同实际生活血肉相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抬头，所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党肩负的光荣历史任务。它赢得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也赢得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们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是我们的一条根本历史经验。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排除一切干扰破坏，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的事业是壮丽的，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怀疑动摇是没有根据的，徘徊观望是不应该的。我们应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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