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论联合政府》

    1902年列宁在他所写的《怎么办？》这篇著作中指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论联合政府》就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体现政治家的全部艺术，找出历史链条中的特别环节，以解决中国之命运的伟大纲领，而最能保障掌握住这一特别环节的人，就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也已经迫近，我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当时的中国仍然不团结，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维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还是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根本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和我们党的面前。对这个问题，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主意是早就定了的。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伪造、涂改中国历史，宣扬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诬蔑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割据”、“新式军阀”，扬言要在两年之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同年6月，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又假借“民众团体”名义，致电延安，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与此同时，他命令胡宗南调集五十万军队，准备“闪击”延安，企图把中国人民重新抛入内战的血海。1944年9月，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为此和国民党政府多次进行谈判，但都遭到拒绝。国民党不但不愿成立联合政府，废止一党专政，而且对任何一点民主改革也都不愿实行。他们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积极准备内战。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反动方针，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他们企图通过蒋介石取代日本在华的统治地位，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美国这种扶蒋反共的政策，更加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坚持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坚决要求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党的这个主张，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并在解放区加以贯彻执行。为了争取在全国实现这个主张，争取中国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详尽地论证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基本要求。这个报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总结了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充分地论证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对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完成党的任务所应采取的十条具体纲领，强调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对完成党所面I临的任务的伟大意义，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政治纲领。

    《论联合政府》是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又一篇系统地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著作。它以系统的具体纲领和不同任务，补充、丰富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一般纲领，表明我们党不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上臻于完备，而且在具体的政策任务上也充分系统化了，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完成了迎接胜利的一切准备。这篇著作不仅是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且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它始终贯穿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于政治生活的光辉典范。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学习这篇著作，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情，进一步完善党在“四化”建设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出发阐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这个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不是出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一相情愿，而是从分析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特别是从分析抗战中我党和国民党由于采取两条不同路线、出现两种不同结果、因而国内存在着不团结和内战危机的客观情况提出的，是在当时已经具备了实现这种基本要求的条件的情况下提出的。

    从国际形势看，希特勒残军很快就要被消灭，打败日本侵略者也为时不远。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估计到，历史可能出现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要获得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还得进行艰巨的斗争。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这一点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当时的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形势是大不相同的。通过以上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从国内形势看，一方面，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是在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另一方面，战争锻炼了人民，促进了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中国有了强大的解放区，有了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一切斗争没有一次能比得上的。为了进一步揭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客观依据，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国内形势时，特别着重对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国共两党在八年抗战中的矛盾斗争情况，作了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阶级分析。

    毛泽东同志说，抗日战争中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两条不同路线的指导，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出现了解放区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两种不同的情况，出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种不同的情况。从两个战场的情况看，1938年3月武汉失守以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把主要的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解放区战场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而国民党战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争了。从这时候起到1943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国民党政府那时把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采取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不仅如此，从1939年起至1943年秋，他们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同时，他们还大搞所谓“曲线救国”，指使或支持大批国民党军官投敌叛变，组织伪军，配合日寇进攻革命根据地。从1942年春开始，国民党投敌将领就有六十七人之多，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大部分是由这些将领所部的投敌部队组成的。从两个区域的情况看，在我党的领导下，在将近八年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十九个包括九千九百五十万人口的解放区，组建了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在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使解放区成为民主中国的模范，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不仅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大部分丧失了战斗力，造成从黑龙江到武汉、贵州等大片国土沦为敌手，而且在国统区出现了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国民党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主要统治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他们把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

    毛泽东同志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比较后，明确指出，两条不同的抗日路线，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国民党尽管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但得到的却是失败的结果；我党虽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得到的却是胜利的结果。八年抗战的两种结果证明，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并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这是八年抗战的实践所证明的真理。中国人民正是从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两种结果的比较中，看到了关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所在，因而才刻不容缓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实行民主改革提供前提条件的这一基本要求。

    毛泽东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以后，又从整个形势出发，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看到在中国人民面前仍然存在着好坏两个可能性和好坏两个前途。一方面，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和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妄图发动内战，继续坚持其独裁统治，反对民主改革，将中国拖回到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状态里去。这种可能性和前途，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的增高和人民力量的发展而自然消失。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勇气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壮大人民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的。正是这种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

    通过以上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中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两个前途的分析，我们看到，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关键问题。实现这个要求，其他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及时提出这一切合实际的基本要求，又是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分不开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观察问题时，总是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出发，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对国民党和解放区两个战场的情况，对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方面的情况，都了解得非常具体，占有大量的材料，做到了知己知彼，因此对国际国内形势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结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总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坚持两点论。无论是对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的分析，总是既看到矛盾的这一面，又看到矛盾的另一面；既看到共产党一方，又看到国民党一方；既看到有利条件，又看到不利因素；既估计到好的可能性和光明的前途，又估计到坏的可能性和黑暗的前途等等。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又说：“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完全地体现了这个辩证法的实质和辩证认识的本质，因而能够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还坚持了重点论，善于把握形势发展的本质和主流。不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分子多么猖狂，但这毕竟是一股逆流，而人民民主革命的主流、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人民当时已经具备了实现自己的基本要求的充分有利条件。这种分析，充分揭露了事物的本质，使我们在可能出现的任何曲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致迷失前进的方向。总之，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这就保证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在科学的可靠的基础之上。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正确地认识形势，以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新胜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抗战末期的具体情况。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不同任务

    毛泽东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且还正确地提出了我们党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不同地区的不同任务。

    第一，根据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情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著作中，从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复阐明了我们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上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重申了这个一般纲领，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进一步作了发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已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这种国情，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说明，在抗日胜利之后，我们建立的国家制度，既不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恰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攻击的对象）；也不可能、不应该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而以中国共产党作为领袖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了自己的强大能力）；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这就是说，根据国情，这三种制度都是不适合的，而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制度，只能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其政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发展以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这个一般纲领，同我们党的最高纲领相比，它还只是一个最低纲领，而我们将来的纲领或最高纲领，则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都是由于违背了中国的国情，弄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才使革命遭致挫折。这从反面说明，只有在彻底搞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提出和确定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二，根据抗战末期的客观情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纲领。毛泽东同志重申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之后，着重阐述了我们党在同一阶段的具体纲领。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根本矛盾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这个大阶段中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具体纲领、具体政策就应该有所变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末期的客观情况：一是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团结起来，实现民主的改革，以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三是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提出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具体任务，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的要求。为此，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十条具体纲领。十条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反复证明，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独裁、一党专政，破坏了中国民族的团结，导致了国民党战场的失败，妨碍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动员和统一，使中国长期处于落后、贫穷、软弱的状况，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只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才能得救；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论述具体纲领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论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我们党的具体纲领的实质是反映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根据三种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实行具体纲领的不同任务。我们党提出的具体纲领，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任务，是带共性、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由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在不同地区就有互不相同的特殊情况，要求我们在实行具体纲领时必须分别对待。

    在国统区，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在那里我们的任务是：大力发展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还在统治着，人民沦为奴隶，处于被摧残、被掠夺、被侮辱的境地。在那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寇，收复失地。为此，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在那里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一切伪军、伪警、伪组织和汉奸提出警告和劝说，进行分化瓦解。

    在解放区，早已实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这里的主要任务则是巩固和发展抗日力量，在军事上发动广泛地进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政府、军事工作中继续同党外人士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进行很好的合作；大力提高工农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积极培养大批工作干部，特别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等等。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正确地提出这些纲领和任务，是由于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中，着重地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坚持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牢牢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分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革命过程之问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提出的。我们党在那个阶段的具体纲领，是在着重把握民主革命阶段的根本矛盾在其发展的现阶段即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这个阶段的具体特点，在一般纲领指导下提出的。至于对三类不同地区提出的三类不同任务，又是在着重把握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这个阶段上不同地区的矛盾的特殊性所提出的。总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抓住辩证法的精髓，一步又一步地、一层又一层地深入客观事物的内部，精细地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及其特点，这就保证了党的纲领和政策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要求。这种建筑在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上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和效法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其发展的长过程中，也必然会现出不同的阶段性来，要求我们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同一阶段内，也会有因地区的不同，如沿海与内地不同，城市与农村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而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区别对待，及时确定适合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的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济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因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顺利向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概括为十条。在此基础上，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十条方针。这两个十条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其中后十条是对前十条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丰富和发展，是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工作的纲领，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尽管这些方针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考验和完善，但由于它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它无疑标志着我们党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方面的确已经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深刻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继续前进，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善于总结，就一定会日益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制订出更加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建设的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使现有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三、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团结全党实现党的伟大任务的根本保证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了我们党的二十四年来的基本经验，在深入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时，精辟地概括和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强调掌握思想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对团结全党、实现党的任务的重大意义。

    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崭新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它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三大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二十四年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提出来的。我们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5年，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次伟大的革命斗争，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说明：什么时候我们党实际上坚持了三大作风，中国革命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实际上违背了三大作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倒退，就受损失。北伐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我们党的领导、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这个时期，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代，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认识很肤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而在这次革命的末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陈独秀等人既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因而根本不懂得中国的革命已经不足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因而根本不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同时，他们又在党内实行家长式领导，拒绝采纳一切正确的意见，而且在使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后也不愿作认真的自我批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了工农红军和一批革命根据地，革命事业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党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先后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任何实际革命斗争经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切照搬本本，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全面推行了“左”的一套。为了强制全党执行他们那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主张，他们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允许进行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了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的错误倾向，打击和阻挠了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抗日战争时期，王明仍然机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左”的极端又跳到右的极端。他根本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犯了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类似的错误，也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与陈独秀、王明等人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事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北伐战争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正确意见。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和一些同志一起，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实践中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独特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事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解决了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问的矛盾，系统地批判和克服了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使全党对于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在整风中，毛泽东同志还把党的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教育全党各级干部在工作中要善于摆正领导和群众的正确关系。由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长期革命的实践中，培育和发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尽管在前进的过程中曾经遭遇无数的艰难险阻，革命事业依然能够蓬勃发展。到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党已经成为拥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九十多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重心。

    三次革命斗争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对巩固和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完成党的任务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进步和发展是在同一切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我们党在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又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而党要纠正上述那些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又必须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

    我们党在长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在强敌的重压、“围剿”和屠杀面前，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战胜各种敌人，不断成长壮大，从根本上讲就是靠的三大作风。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我们面临着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任务，要想打败当时仍然十分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同样需要依靠党的三大作风。而我们党的一百二十多万党员中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不少人还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必须“更大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在这样情况下，毛泽东同志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把党的作风明确地概括为三大作风，这就大大提高了全党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增强了贯彻三大作风的自觉性。“七大”以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发扬了三大作风，中国革命的局面就得到迅猛异常的发展，不过三四年时间，党就领导人民建立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这充分说明，发扬三大作风，对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依靠发扬三大作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解放自己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需要发扬三大作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大力纠正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所造成的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目前我们发扬三大作风，首先要继续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要反对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唯书唯上，搞“两个凡是”的主观主义，也要反对那种固守自己的狭隘经验，一切照老框框办事，打不开局面的主观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曾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吃过不少苦头，至今还记忆犹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虽然在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对主观主义的影响绝不能低估，仍须提高警惕。其次，要反对和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引起群众很大的反感，是造成现在工作效率低、有些人对党和四化建设缺乏信心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们党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党的腐蚀。现在有的共产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走上犯罪道路。这种现象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必须同这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的肌体的健康，坚持党的无产阶级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彻底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争取党风有一个决定性的好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党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群众而前，把全体人民群众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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