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五十年了。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奴役，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同时又是积极支援和配合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国际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革命力量大大发展，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为不久以后取得三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铺平了道路，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况，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局势，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了摆脱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贫穷落后的命运，几代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抗日战争虽然历经艰难曲折、旷日持久，但是终归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同以往一切反侵略斗争和革命斗争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已经生长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奋斗了十七年，她已经成长为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论持久战》这部伟大著作就最好不过的证明了这点。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光辉典范。
二
《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认识来源于实践。《论持久战》，首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对抗战十个月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抗战初期，日寇来势汹汹，骄横拔扈，不可一世，狂叫“二至三月内就可解决问题”，幻想取得“闪电式胜利”，一举灭亡中国。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片面的抗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节节失利，日军长驱直进，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危机。面对这种形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内外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国民党方面，有两种代表性的论调：一种是“亡国论”，即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抗日爆发前就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叫嚣：“再战必亡”，为公开投敌制造舆论。另一种是“速胜论”，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被迫抗战后，幻想依赖外援迅速取胜。上海战争时，他们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速胜论叫得更响了，甚至有人说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日寇“只有静候末日审判”。可是徐州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又变成亡国论者。在共产党方面，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部分同志，由于轻敌思想和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也存在着依靠国民党取得速胜的幻想。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皆则明确主张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志同志同斯诺的谈话就论述了这一观点。后来在1937年8月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又写进了这一观点。然而，鱼目混珠，人们的思想却被“亡国论”和“速胜论”搅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争？就成为深受日寇蹂躏之苦、为中华民族生存而战的每一个中国人迫切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毛泽志同志的《论持久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只有到实践中去找答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当时我们党已经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第一，我们已经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提高了我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为我们正确地分析、解决中日战争问题提供了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第二，有了十个月的抗日经验。抗战初期，大多数人之所以受“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影响，对我党提出的持久战观点不甚理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抗日战争这个“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判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抗战十个月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中国必亡论和速胜论是不对的，而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是持久战的观点。《论持久战》就是正确总结十个月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经验，总结同亡国论、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斗争的经验，并使之升华，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对十个月来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
《论持久战》所以能够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给予科学回答，除了我党积累的经验以外，还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毛泽志同志在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了建党十七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于1937年7、8两月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什么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等重大问题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从而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党有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对革命实践提出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才能对抗日战争的经验作出科学的总结。所以，《论持久战》又是以《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是毛泽东同志运用“两论”思想总结抗战十个月来的经验，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成果。
三
《论持久战》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研究抗日战争的呢？其根本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分析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地位。
在抗战问题上，持久战同亡国论、速胜论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的斗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根源是唯心论和机械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所谓客观性、全面性，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而根据就是事物的本质或内因，是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内在的必然性因素，这是我们研究某一事物的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第一，他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揭示了战争的特殊本质。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任何战争都离不开具体时代而存在。要认识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就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时代的特征上去考察，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这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处于一个退步的时代。它为了挽救其帝国主义制度没落的命运，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其战争性质是退步性和野蛮性，必然激起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因此，日本在战争中是失道寡助。战争不仅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财政危机更加深化，结果必然加速其灭亡。中国却不同，正处在历史进步的时代，是如日东升的国家。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和觉醒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而且有百年来的反帝斗争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党领导的两次革命战争的经验。这些进步的因素是激励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基础。此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一切事物都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中日战争发生的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日本方面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反动战争；中国方面是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进步战争。
第二，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矛盾及其矛盾的特点和联系，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矛盾论》中指出：“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中日战争作为矛盾统一体，又是对立的统一，双方又都可以一分为二，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在日本方面，其长处是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
在中国方面，其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其长处则是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日本方面的上述四个特点，其中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最本质的特点，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这是日本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而中国的四个特点中，战争的进步性是最本质的特点，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得以持久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都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虚构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中日双方的各个方面和战争过程的各个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时有时无的。在这里，他完全坚持了观察的客观性，不附加任何主观的或臆造的与中日战争无关的因素，但也不遗漏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着的对战争有影响的因素。
在分析中日战争时毛泽志同志又坚持了全面的观点。他不仅分析了战争双方的四个基本特点，而且指出，这些特点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我们既要承认敌强我弱，又必须看到：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因素所减杀；我虽弱，但我之弱也为其他有利因素所补充。敌强我弱本来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同时，又由于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敌强我弱的相对形势。这是中国不会亡的主要原因。那中国为什么不能速胜呢？因为，我们的弱虽得到有利因素的补充，但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们处于劣势地位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速胜。
毛泽东同志在对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特点及其联系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又从总体上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深刻指出：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些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因此，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已为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所完全证实。
亡国论和速胜论者，他们或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面，或者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面；他们或者将敌强我弱夸大为问题的全部，或者将中国的进步性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他们或者只看见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而不注意事变发展的全体。总之，他们在观察抗日战争问题上，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只能在实践中遭到失败的结果。
第三，从发展中把握矛盾的变化和趋向，科学地推断抗日战争必然经过三个发展阶段而达到胜利。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因其内部矛盾的推动向前发展。事物向相反方向的转化，又是通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现的。在一个大的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由于矛盾的运动和变化而显现出阶段性来。因此，分析矛盾不仅要着眼于特点，而且要着眼于发展，注意研究它的运动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正是从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因素的消长、变化中，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并预示了这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变化的方向，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进程和趋势。他指出：
在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在这一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都有向下和向上两种变化：敌之向下的变化，主要是人员伤亡、武器弹药消耗、士气低落、人民不满；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扩大了土地、人口和资源。我之向下的变化，主要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缩减；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敌之向下的变化是必然的不断扩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质上；而向上的变化是暂时性和局部性的，主要表现在量上。我之向下的变化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变化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这是我们能够坚持抗战的主要基础和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
在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此阶段，敌我力量对比表现为相对平衡、势均力敌的状态。日本将继续向下变化，中国则将继续向上变化。这阶段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战争转变的枢纽。只要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敌我力量的变化将更加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即由平衡趋向新的不平衡，我将转弱为强，完成战略反攻准备。这一阶段的变化虽有局部的质变，但还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
第三阶段，是我强敌弱，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在此阶段，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由弱变强，敌由强变弱，我将依靠自己力量的增长和国际援助，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总之，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在其内部矛盾推动下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亡国论和速胜论者在思想方法上，不仅犯了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而且犯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僵化的错误。他们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否认对立面转化，因而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对抗日战争作出科学的预见。
第四，在充分尊重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阐明了实现抗战胜利的主观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论持久战》在对中日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对抗日战争发展过程进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说明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进一步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回答了在实践中变“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为现实的条件，从而指导抗日战争一步一步取得胜利。
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规律的自觉能动性，是变可能性为现实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日‘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里他深刻地揭示了自觉能动性的本质特征，就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接着他又对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特殊性质和重要作用作了详细论述，指出：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自觉能动性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这里所谓指导战争，就是以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指挥战争。所谓实行战争，就是如何把战略战术运用于战争之中。这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特殊表现，或者说是战争中自觉能动性有别于其他领域的自觉能动性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那末，怎样才能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呢？毛泽东同志说：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又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这就是说，自觉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条件是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强调要充分发挥的就是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能动性。我们既反对超越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去期求战争的胜利的唯心主义倾向，又反对在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面前无所作为，否认在这些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去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形而上学观点。毛泽东指出，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要求战争的指挥员不要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要变成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不但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自觉能动性不仅要体现在指挥员和军队身上，而且“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据此，毛泽东作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本条件。
要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首要问题是向人民进行战争的政治动员。《论持久战》反复强调政治动员的重要性。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而所谓政治动员，就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广大的军民，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懂得为什么要打日本，打日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调动人的自觉能动性。只有动员了人民群众，“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了，持久战必定能坚持，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坚持持久战的总方针，实行人民战争，除实行正确的政治方针外，还必须在军事方面制定实行持久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采取一系列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如在战略战术上，执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整个抗日战争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主要是运动战，在敌后战场主要是游击战，提倡在一切有利场合尽可能地实行歼灭战；在组织指挥上，要有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要“乘敌之隙”；在决战问题上，“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等等。这些相反相成、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和原则，都是辩证法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它保证了各个战役和战斗的胜利。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论持久战》通篇贯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是在实际运用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为生动的教科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指挥和组织战争的高超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论持久战》的胜利。
四
现在，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我们党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三部曲”的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描绘了光明的前景，规划了宏伟的蓝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重大战略决策贯彻和体现在各个方面、多项工作中，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探索规律性，增强预见性，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仍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首先，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一对永恒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得好，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解决得不好，就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毛泽东曾讲，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就是“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伟大事业。它虽然不同于战争实践，但面临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却是共同的。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样需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往往主观上想做好工作，懂得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懂得要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但实行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给党和人民造成一定的损失，这是为什么？应该从认识论上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切实改进自己的认识方法，提高认识能力。
一般来讲，人们所以容易犯片面性、主观性的错误，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同志掌握了一些事实，但没有掌握全面事实，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就下结论，这就不能不犯片面性、主观性的错误。这些同志不同于官僚主义者，他们曾到实地了解过情况，或者就生活其中。他们的一些建议、意见是根据一定事实提出来的，不是毫无依据。但关键在于，他了解的事实是“一点”、“一部分”，不是“全部”。而将这“一点”、“一部分”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必然导致主观性。所以，那些抓住“一点”事实就下结论的同志，在“全体”上说来，他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多方面组成、具有多种属性的。我们只有尽力抓住全面的事实，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毛泽东同志曾讲：“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既然“难免”，就越需要我们经常地、大力地推广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科学地全面地看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在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时，有的人虽然也注意了“几个”方面，但却忽略了“基本”方面，只抓住了一些枝节性的东西，这仍然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也容易犯片面性、主观性错误。就中日战争来说，敌我双方的特点（即不同之处）很多，但毛泽东只分析了四个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是战争的全部要素，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中的，战争过程的一切变化都将由这些特点的变化产生出来。这样的特点就是基本特点或叫基本要素。这四个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敌退步我进步这个矛盾是诸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而我进步又是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敌退步我进步，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的主要根据。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告诉我们认识事物必须要抓住规定事物质的那些基本要素，去进行分析，找出其内部的必然性，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
第三种情况是，一些同志只根据眼前的事实做结论，忽视事物的变化发展因素。他们把从实际出发仅仅理解为注重现存事实，而不注重研究变化趋势、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这样，他们提出的指导意见虽然符合一时的实际，但在实施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就很快过时。这时若不能及时调整指导思想、修订计划，原本正确的思想就会变成脱离新的实际而成为错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发展和对立面转化的观点，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指出了日本由强变弱、中国由弱变强的发展趋势，国际环境由没有大量的直接援助到有大量的直接援助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抗日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战略战术原则，同后来的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完全一致。这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匠心妙手，同时充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事物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够洞察事物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毫无疑问，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其次，关于主动和被动（或变被动为主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主动性就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主动和被动是同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分不开的，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被动和主动的客观基础。同时，主动和被动也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因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只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军事行动讲的，但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有指导意义。在工作中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得到如下启迪：
一是要增强自身的实力。主动地位和自由权不是天赐的神物，也不会空想而致，它是具体的、以物质为基础的。没有实力就没有主动。就一个国家而论，落后必然被动挨打，强国才能御敌，这是中国百多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当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横行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穷民弱。以强凌弱、欺软怕硬，是一切霸权主义的共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不受霸权主义的染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根本出路就是要搞好本国的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迎头赶上发达国家。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侵略战争，即使战争降临，也能立于主动而置敌于被动取得胜利。就一个企业、乃止个人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竞争中，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唯一办法也是要炼好“内功”，增强竞争实力。
二是要正确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主动性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存的东西。现存的物质条件只是为争得主动提供了客观基础，但它本身不等于主动，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获得事实上的主动，要“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实现主观上的正确指导的前提条件，是思想和行动要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这就要求充分发挥人的正确的能动性。主观指导正确，即使处于劣势，也可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争得自由权。相反，如果主观指导错误，优势也会丧失，也不会有主动。可见，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否变劣势为优势，争得主动，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三是要加强预见性。抗战刚刚进行了十个月，毛泽东就预见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八年抗战进程和最后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些预见的正确性。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和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的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绘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又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些都说明了预见的重要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预见性就是人们依据客观规律，对未来的认识和把握。未来是现实中未出现的东西。人们之所以能认识未来，是因为未来萌芽于现实之中，是现实发展的趋势。人们只有认识了现实的发展规律，才能科学地预见未来；同样，人们只在科学地预见了未来，也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头脑清醒，方向明确，作出科学决策，实施正确的主观指导，争得主动。现在我国社会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如果我们不研究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没有超前意识、竞争和创新意识，就会丧失发展机遇，陷于被动，以至被淘汰。商海茫茫，市场无情，商场如战场。只有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及其特点，把握这些特点的消长、变化和运动趋势，才能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关于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刻论述。他把那种认为战争的胜负只取决于军力和经济力的思想观点称作“唯武器论”，认为这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片面地看待战争问题。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战争不是自然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它不仅需要人的参与，而且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认识战争的特点、掌握战争的规律，还是组织指挥战争、士兵参加战斗、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援，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武器来说，从研究、制造到使用，也都离不开人的能动作用。人如果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武器就制造不出来；即使有了好的武器，也不能形成现实战斗力。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武器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再说，人之所以在战争中是决定性因素，首先就在于人本身是物质实体，不过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有别于其他物体的特殊物质。然而，同样的人，由于武器的优劣不同，在战争中显现出来的作用就会不同；人离开了武器，也形成不了强大的战斗力。这又表现了武器的重要性，因此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毛泽东一贯非常重视武器的作用。他说：“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又说：“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和掌握包括核子、导弹在内的现代化武器。他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落后是要被动挨打的。这些思想对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既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又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重视对人的教育，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然战争的性质决定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决定战争的胜负；既然对人民的政治动员是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同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与，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们必须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人、武装人、培养一代“四有”新人，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人与物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