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较才有鉴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将二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依据之一。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进行两种社会制度比较时，总是极力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大肆鼓吹中国的希望在于“全盘西化”。这固然由他们的反动目的和立场所决定，但也与他们比较方法之谬误紧密相关。因此在进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时，必须明确比较的目的、原则，掌握比较的客观标准，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这样才能有力地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首先，必须明确比较的目的。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目的是通过比较得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科学结论，使人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从而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有的人拿中国和美国比，比收入高低，比汽车多少，仅仅看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暂时高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这显然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持错误的比较目的所得出的错误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主要不是出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痛恨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它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方面，一是指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它在根本制度上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符合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二是指在构成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的对比上，社会主义明显优于资本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不优越，它就没有资格代替资本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正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要明确比较的原则。比较的基本原则是对象的等同化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比较时，必须要求比较的对象具备大体相等的条件，即具有可比性。这是科学地进行两种社会制度比较的前提和基础。比如，中国和印度是大体相等条件下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比因素很多，相比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众多和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两国资源接近，地理条件大体一致，曾经分别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于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印度独立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略高于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0年中国仅70美元，印度为150美元，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和17％，亚洲平均数的39％和104％；产业结构方面，中国当时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5％，而印度占30％；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印度大都明显超过中国，其中钢为中国的4倍，原煤为1．18倍，发电量为1．7倍，原油为2倍，水泥为2．7倍，棉布为2．5倍；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除粮食、棉花中国略高于印度外，油料、甘蔗、茶叶、烟叶等，印度均高于中国；从教育和科技水平看，印度当时也高于中国，1949年印度已拥有科技人员19万人，中国却不足5万人；国际环境，印度独立后，英国、美国、苏联都先后给它提供过不少援助，环境比当时的中国有利。然而，40年后，两个条件基本相同的大国，由于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结果却很不一样：1950—198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9％，印度为3．6％；中国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8．35％，印度为3．5％。进入80qF代以后，两国发展速度进一步拉开，1981一198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1％，印度为5％；中国国民收入年增长9．9％，印度为5％。在主要产品人均产量方面，1988年中国的粮食为印度的1．6倍（40年里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提高了150多公斤，而印度只提高了约60公斤），钢为3倍，煤为3．5倍，发电量为1．8倍，水泥为3．6倍，棉布为1．3倍。至于主要产品的绝对产量，中国更是遥遥领先，大都超过了印度。
但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情况则有很大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步基础、发展时限、发展途径、基本国情等方面与中国根本不能相比。从起步基础看，当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工业发达国家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英、法、美等国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我国只能在1953年提出工业化的奋斗目标，这就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多年。从发展时限看，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已有350多年的历史，美国200多年，日本也有100多年了。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才搞了40多年。从发展途径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和疯狂掠夺殖民地国家为基础的。仅以中国为例，鸦片战争以后，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勒索战争赔款达12亿两白银，其中八国联军1901年勒索白银4．5亿两；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掠走的银元相当于当时中国银币总量的1／5；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掠走的白银达2．3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半的财政收入。这无疑是穷了中国，富了西方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经济，既不能靠剥削，更不能靠掠夺，只能靠党的路线正确，靠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实现现代化。从基本国情看，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是，中国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负荷等客观条件同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比。就以最发达的美国来说，它有2．4亿人，人均耕地14．5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的3倍多。而我国有11亿多人口，人均耕地不到1．5亩，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3。近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均计算，却排在100多位。1988年，我国谷物、棉花、肉类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占有量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庞大的分母效应，使我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在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重大差距。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只能是可比因素的比较，而不应是不可比因素的比较。不能不管比较的对象之间有无相同或相似的条件，去随心所欲地进行比较，去随意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三，要掌握比较的客观标准。这些标准是：（1）生产力发展速度。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腐朽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比别的制度更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推动社会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不是看当时己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当然，进行两种制度的比较，最终还是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社会发展史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生产力水平并不比当时一些封建主义强国高，但经过长期的发展，资本主义终于创造了比封建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所以，比较的标准应该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而不是某个特定时期（尤其不是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比如，1953年～1980年，美国和英国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7％和2．2％，而我国是11．1％，在同一时期，美、英的农业生产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7％和2．4％，而我国是3．5％。1981一1988年，美、日、英、法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3％、3．7％、2％、1．6％。而我国是9．8％。可见，从发展速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2）经济发展效果。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判定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按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现实水平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水平，一个是社会制度。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会逐步提高，这是人类发展的总趋势。但是，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能不能享受到自己创造的财富，能享受到多大的比例，这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它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所以，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在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享用上，差距必然会越来越大。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群众占用社会财富的绝对量可能增大了，但所占比例却缩小了，受剥削的程度加重了。比如在生活消费的绝对量上，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折算，美国劳动人民只能消费自己创造的纯收入25％，其余的都被资本家剥削去了。而我国劳动人民连工资、奖金、各种补贴在内，却能享受自己创造的纯收入的70％，其余的作为积累用于实现自己的长远利益。中国在仅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了约占世界总量的20％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3％的人口，被外国人士称之为奇迹。而这种奇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出来。可见，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社会，根本不可能做到按照生产力达到的现实水平去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只有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在扣除必要的积累后，将全部财富用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有的人仅仅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比较的标准，其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出社会制度这一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现在国际上比较普遍采用的是“生活质量指数”的指标体系，大体包括人均每日摄取的热量，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预期寿命，平均每名医生负担的社会人口，等等。这个指标体系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两种社会制度性质的优劣，根据这个指标体系，我国11亿多人口的生活质量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85年我国每人每天食物热值为2620大卡，高于发展中国家2460大卡的平均水平，接近2694大卡的世界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为10．6公斤，高于发展中国家3．8公斤的平均水平；1988年我国每百人拥有电视机13．2台，洗衣机6．2台，电冰箱1．8台，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80年代中期，我国的成人识字率已达72．1％，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888年我国拥有医生162万人，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676人，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个医生服务4940人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我国为69岁，高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64岁的水平；婴儿死亡率，我国为32‰，低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56‰的水平。（3）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整体。从纵向看，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从横向看，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判断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它的生产力发展速度、经济制度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影响，还要看它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是否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是否得到全面提高，决不能单纯用经济指标或其他某个单一的指标去作判断。只有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组成社会指标体系，进行全面比较和综合评估，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排位次序总的处第6位。其中资源力居世界第5位；经济力居世界第8位，其中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第8位，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5位，农业总产值居第1位；科技力居第9位；教育力居第10位；文化力居第8位；国防力居美苏两国之后，居世界第3位；外交力居第8位。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决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则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千百倍。
第四、要掌握科学的比较方法。一是要本质地看问题。就是要从社会制度的性质上比，比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及其对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比政权的性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等。看哪种制度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最能反映和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最能为大多数人所拥护和支持。二是要全面系统地看问题。对两种社会制度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既要进行纵向比较，又要进行横向比较；既要比今天，又要比昨天和前天，还要比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三是要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问题，把两种社会制度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进行比较，绝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来提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只能在前代人获得的生产力基础上前进。新中国是在近代中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的，而它短短的40年就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150年的路程，这已经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了。如果还要求它在几十年里超过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有人得出“结论”，在今天这种国内外环境下退回去搞资本主义，会比搞社会主义更有希望。这是对历史的嘲弄，更是对现实的歪曲。应当看到，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之所以与旧中国截然不同，正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中国就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退回去的可能性了。因为：第一，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具备大量的有人身自由但失去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今天中国的人口比旧中国人口的一倍还要多，要创立这个条件，就意味着有几亿人口要被生活所抛弃。然而已经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是决不会接受这个现实的，他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以生命为代价，去让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若此，他们便会揭竿而起，重新革命。第二，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必备条件，是大量货币资本积累在少数人手中。但在中国，是不可能靠殖民掠夺和对农民的直接剥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是走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让小生产者自发分化的道路。这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对于已经实现温饱、正在向小康过渡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是决不会同意的。第三，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技术、生产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资金短缺。如果搞资本主义，势必有许多产品要完全依赖进口。资金不足只好借外债，借债不仅要付息，还要接受对债权国有利的经济、政治以至军事条件。这样，中国在经济上难免要成为外国的“加工厂”和原料供应地，在政治上就会重新丧失独立，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大国的附庸，中国人民只能再度沦为外国资本的奴隶。这更是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第四，在中国重新搞资本主义，不仅不会给中国带来像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那种“高点起飞”的有利条件，而且还要放弃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有的优势和闯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是从一个比别人低得多的起点从头开始，沿着别人早已走过的而现在已经走不通的道路，艰难而缓慢地前进。这注定了要永远被别人抛在后面，并且越抛越远。
总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的正确历史选择。既然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破产和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既然这一历史性的真理已被广大人民所确认，那末，我们有什么必要让旧中国的“资本”这个毫无希望的遗骸起死回生呢？又有什么必要走回头路呢？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的希望不在过去的老路上，而在现实的大道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中国各族人民才能在自己的国家有地位。舍此之外，其它种种幻想都是注定要破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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