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恩格斯讲，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犹如两把锐利的解剖刀，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特殊规律，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及其依次更替，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而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判断社会历史进步的最高标准。两大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伟大革命，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本义，它所追求的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而无产阶级只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才能解放全人类。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必须使社会生产力有极大的发展，物质产品有极大的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有极大的提高，真正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阶级冲突和对抗普遍存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严酷的统治，资产阶级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这个专政来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在那个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能不从一般地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转而重点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问题。因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著作中，给科学社会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而所谓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在当时就是指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革命，只有在西欧比较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成功。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什么样子，马、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及其主要矛盾出发，作了天才的预测，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这个预测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前提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解放始终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他们不可能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在他们逝世后一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实现无产阶级第一步解放的任务，始终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现实任务，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就一直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看法，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不全面。这种认识，曾影响了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期，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左”的错误，都与这种不全面的认识有关。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统治，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是第一个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同时在西欧几个国家胜利的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在一国也可以取得胜利。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当时的现实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不甘心失败，勾结国外帝国主义进行疯狂反扑，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仍然陷于阶级斗争的困扰之中，而建设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成了一种遥远的事情。所以，列宁当时思考的焦点问题，仍然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后来随着俄国国内战争的结束，14国武装干涉的被粉碎，国际环境有所好转，列宁思考问题的重点开始发生了变化，经济问题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的份量明显加大。他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又说：“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甚至作出了“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主要的东西”这样一个新论断，提出要改进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1921年，列宁针对当时俄国的实际，果断地提出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俄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然而，列宁当时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根本国策，只是当作“暂时的退却”来看待，加之他逝世过早，他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也随之中断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有他的功劳，但把阶级斗争无限地夸大了，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他放弃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搞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后来逐步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他还把列宁主义的精髓概括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是很片面的。这种概括曾经被第三国际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奉为最高原则，造成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始终表现出不唯书、不唯上，不守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领导我们党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毕竟是民主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还不可能涉及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国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开始了工业化建设。这说明我们党对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在这一段时期内是重视的。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许多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多次讲到斯大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原因是他的认识落后于苏联变化了的实际，没有看到苏联的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国内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社会已由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已经到了由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了。1956年4月，他还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在总结我国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并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同年8月，他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有个“七点意见”的发言，第七点就是“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同年12月4日他给黄炎培的信中再次肯定：“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一直到1957年3月19日，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还说：“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可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某些急剧变化和国内发生了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使我们党也犯了夸大阶级斗争的“左”的错误，使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还没有真正贯彻就夭折了。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就陷入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困扰之中。60年代前期在所谓反修斗争中形成的“九评”，仍然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马列主义的核心。“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向极端，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荒谬地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期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是失误多于成功，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因而使我们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一次大好机遇，也丧失了探索、形成新的建设理论的一次大好机遇。
通过以上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在各自的时代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没有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自然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学习邓小平的著作，特别是通读第三卷，我们深切地感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经常思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从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出发，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突出的、根本性的问题来考虑。1984年6月他在同日本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5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987年10月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他再次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质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当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焦点来思索的。这说明他把握时代脉搏和契机，立足国情、着眼大局，既继承前人，又敢于突破陈规，通过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在看法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并由此展开，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厦。
那么，这个理论大厦的结构是什么呢？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个理论大厦的精髓。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从“左”的或传统的僵化观念中摆脱出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而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因为客观实际总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地、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因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得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最欣赏两个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毛泽东，认为他们都具有创造性。他喜欢听“新话”，讲“新话”。正是由于坚持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才从“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回到了实践标准；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中解放出来，学会了“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从坐而论道和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懂得了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对不对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从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懂得了只有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并在创新路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了，就赶快改正，使我们的主观认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所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贯穿这一理论全部的精髓。其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这一理论大厦的核心（或基石）。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任务、优越性、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等方面，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核心问题。
依据这个理论大厦的精髓和核心，邓小平同志多层次、多方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确切地说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他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出发，特别是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破除了追求“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定性问题和国情问题，因而也就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这个首要问题，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根据。第二，他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国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扭曲和误解，正确地回答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中国怎样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又制定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分阶段、有步骤地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第三，他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角度，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突破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只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看不到还要解放生产力的传统观念，正确地回答了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唯一出路。“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破除了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如同毛泽东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样，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架起了一座通向胜利的大桥。第四，他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性这个角度，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体现社会主义特点和本质的一个东西。第五，他还从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政治保证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出发，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建设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六，他又从发展生产力，中国离不开世界，因而需要有外部条件这个角度出发，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界定，一以贯之的都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方向所体现的那些基本原则，如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等，历来都是十分重视并经常强调的。而这些原则都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从指导原则和主题，到根本任务、战略步骤、战略重点、战略目标、战略布局、对外关系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进行了总体设计，规划了宏伟的蓝图，从而顺理成章地回答了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重大课题。联系我们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再联系苏联、东欧的剧变，可以说这一课题能否得到回答，的确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共产党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垮台，归根到底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国所以稳如泰山，就是因为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挽救了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光辉的里程碑。
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
在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上，有过两次理论飞跃，两次社会腾飞。第一次伟大革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35年的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最伟大的革命。然而，中国的革命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3月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受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的这个预言是很正确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又开始走上了新的伟大革命的征程，这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次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必要准备，并为第二次革命奠定了基础；第二次革命则是第一次革命的必然趋势，是整个中国革命这幕长剧的高潮。两次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两次革命的内容、性质、对象又是不相同的。第二次革命在于要从根本上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对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也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而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种“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
通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可以看到把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同志的独创，他对此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1982年1月13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他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984年10月6日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到：“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并指出：“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1985年3月28日，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986年4月9日，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又一次说道，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这里小平同志把改革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明确地提出来，不仅说明了它同第一次革命的联系，而且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我们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1992年初在南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里，他把革命和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连贯起来，赋予了“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以更加严整、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涵。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如果说第一次革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在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前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从而指导第一次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那么指导第二次革命取得胜利靠什么呢？靠邓小平继承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即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党的十四大确立了这一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必将指导我们党夺取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则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指导。它是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它同指导中国第一次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迈向21世纪的政治交代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则直接反映了这个过程。特别是作为第三卷的终卷篇南巡谈话，是这10多年来邓小平同志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全部理论思考的总结、发挥、深人和升华，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科学思想体系。可以说，它是1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经验的集大成者。
通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特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这是这一理论诞生前的酝酿阶段。最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已经反映了这个历史情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几次说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那时的全面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他还说，说到改革，其实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用的名称是整顿，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这次试验因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而夭折了。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这一直到十二大，进行的都是总结历史的拨乱反正。所以，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小平说，我们做的两件主要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所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主要的历史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当然改革开放也已迈出重要步伐。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这个理论开始进入产生、形成主题阶段。主题就是十二大开幕词提出的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就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阶段，十二大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涵盖的10年，主要的历史内容就是全面改革。如果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是改革起步阶段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那么十二大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则是改革全面展开阶段在理论上的两大突破，其标志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十三大。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并列举了12个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第四阶段，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一定体系。所以说是成熟，是因为这个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结合中国实际说清楚了；是因为这个理论经受了国内风云和国际变局的严峻考验，并指导我国改革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和威力；是因为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把这个理论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并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进入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是因为党的十四大以南巡谈话为灵魂，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新的科学的概括，使之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决定以这个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通过对10多年历史的回顾和特色理论形成的过程，（酝酿阶段、产生和形成主题阶段、形成理论轮廓阶段、走向成熟形成体系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整个小平的著作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这里，社会主义特色理论形成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其中三个阶段集中在第三卷中；邓小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23个）也集中在第三卷中；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深层次上的三大理论突破（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些都集中在第三卷中。而邓小平同志对第三卷书稿的审阅所以表现出那么高的兴致，原因就在这里。
5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写出新的著作，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自己面临的新问题。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做了才取得成功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任务，终于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完成了。而这个完成的代表作就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5年，用了24年，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又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1992年，用了36年时间形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说明新的理论的创立真是来之不易。
了解了以上情况和过程，我们完全可以说，第三卷是小平同志晚年奉献给我们党和国家的最珍贵的财富，是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乃至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政治交代。这个交代在小平南巡谈话和与之相连贯的《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等6篇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在南巡谈话和同中央负责同志的6篇谈话中我们看到，这个交代不仅是职务的交班，更重要的是理论和路线的交班。而路线交班，既包括思想路线，又包括政治路线。小平反复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他突出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变不变要看对不对，而对不对要有客观标准，不能以个人主观意志为标准。他把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尊重实践同尊重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坚持真理和维护人民利益统一起来（任何真理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以是否能满足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绳，论述了不能变、不能动摇的道理。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说，“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他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那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他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从以上这些列举不难看出，人民在小平的心目中占有何等份量。他把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的立党宗旨同治国方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第三卷报告会上所说的，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多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邓小平的价值观。二是看人。他指出：“现在就是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而“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指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说“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否则难以为继”。总之，在人的问题上，他讲了“三个关键”：关键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关键是把共产党内部搞好，关键在人。一个路线，一个执行路线的人，这两个都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所以，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进一步确立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科学信心；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胜利迈向21世纪，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我们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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