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尔博姆、李梅将军等人的鼎力支持下，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工程的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它存在的意义是：一个永久性维持科技领域研发和制造工作的新生智囊机构，旨在为美军空中作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究，并为空军提供战略战术的分析。在兰德公司智囊团中，汇聚了诸多的明星科学家，但是二战中的空袭事件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争议。他们将二战中的“运筹学研究”又重新带到了兰德公司研究中，这种方法成功地推动了兰德公司的发展。然而尽管兰德公司聚集了众多的科学家，却有一个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难题无法解决，为此，他们不得不找到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利奥·罗斯顿。
1.战术天才，五星上校——亨利·阿诺德
亨利·阿诺德于1886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早先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原陆军军官学校）。在军校里，亨利·阿诺德只能算是中等生，他生性顽皮，在校期间还用炸药制造过恶作剧，被军校关禁闭处罚过。1907年，亨利·阿诺德从军校顺利毕业后，在驻菲律宾的美军中服役。在服役期间，他与乔治·马歇尔一见如故，畅谈之中，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而乔治·马歇尔后来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和国务卿。
1911年，亨利·阿诺德役毕回到美国，随后跟随被誉为“飞机之父”的莱特兄弟学习飞行技术，并获得了飞行员执照，这使他成为美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飞行员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即1918年，他进入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门任参谋一职。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亨利·阿诺德就肯定地说“决定未来战争命运的将是空军”。为此，他伏案疾书，一口气写了5本书，他的观点很鲜明，那就是强烈建议航空兵独立起来，并极力主张创建一支与陆、海军齐头并进的“大空军”。但是，亨利·阿诺德的上级是有着众多挂满勋章、思想僵化的陆、海军将领，而当时的航空兵又仅仅只是作为陆、海军的配属存在，因此，当时他的建议几乎被所有陆、海军的将领们认为是“异议”，无人采纳。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亨利·阿诺德紧随着美国陆军航空兵快速成长，先后被任命为陆军航空兵联队队长、圣迭戈罗克韦尔航空兵基地司令。在任圣迭戈罗克韦尔航空兵基地司令期间，亨利·阿诺德结识了“飞行天才”詹姆斯·杜立特尔，两人相谈甚欢，并且在亨利·阿诺德一心力争航空兵独立一事上，詹姆斯·杜立特尔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两人都视对方为知己。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意大利军事理论家的朱利奥·杜黑推出的“轰炸机至上论”风行全球，而战斗机也被迫从战争舞台中逐渐退出。亨利·阿诺德早就对此深以为然，而他在美国军界早就提出建议：重点发展引擎重型轰炸机。
1938年，一直力争航空兵独立发展的亨利·阿诺德，居然被授予陆军上将的军衔。1939年夏，亨利·阿诺德再次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增加飞机”的建议。如同上次一样，美国国会议员们依旧对他冷嘲热讽地说：“你告诉我们，我们打算跟谁打仗？”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们一直把亨利·阿诺德视为“空军义务宣传员”，对其一再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
1939年9月1日，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尖峰时刻。德军的62个师、2800辆坦克在德国空军机群遮天盖日的掩护下，犹如一场狂风暴雨对波兰进行了闪电般的袭击，德军成功地闪击，并获得了成功。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很快被卷入战争。随后，德军又连续发动闪击，在短短2个多月内，德军入侵了丹麦、挪威（北欧）后，又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号称全球陆军第一的法国进行了袭击，并狂轰了军史上以“大不列颠之战”而著名的英伦。1941年6月，德军依旧在庞大机群的掩护下，成功闪击前苏联。德军此番连续的闪电攻势，极大程度地震撼了美国军界，令所有美国人瞠目结舌。而德军飞机的俯冲轰炸声更是深深地冲进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耳朵，整个欧洲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层层密布。此后，美国政府终于开始对空中力量逐渐重视。
1940年，亨利·阿诺德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主要负责提高军用飞机的生产效率和训练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并负责美国陆军航空兵的一切作战事务。上任后，亨利·阿诺德立即向德国空军宣战。在他的极力要求下，数以万计的飞机和飞行员跃上天空。1941年12月7日凌晨，珍珠港战争爆发，美国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被日军袭击，导致停靠在港内的舰队主力全军覆没，美国也因此被卷入了亚洲战场。当月，亨利·阿诺德又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中将。然而此时，美国陆军航空兵所有人员加起来还不足3万，有作战能力的飞机也不足1500架。对此，亨利·阿诺德认为，无论是从眼下局势还是长远观察，扩大空军力量和提高空军作战能力都是至关重要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于B-17这种有“空中堡垒”美誉之称的美国第一代战略轰炸机，要加快速度批量生产，从而尽快形成空中的战斗力。于是，亨利·阿诺德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复建议和请求。终于在1942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同意了亨利·阿诺德的请求，并在咨文中要求美国国会支持亨利·阿诺德所列的军需生产指标。
在亨利·阿诺德列举的生产指标上，他把建设空中力量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各种服役人员已经超过了230万人，而作战飞机高达7万多架。1942年1月23日，鉴于美英联合作战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组建了英美参谋长委员会，以便能更密切地调动英美联合军事行动。美方成员主要由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陆军中将亨利·阿诺德等人组成，英方成员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陆、海、空三军各主帅等组成。同年2月，美国陆、海军在原来的联合委员会基础上又设立了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由参加英美参谋长委员会的亨利·阿诺德等人组成，它是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主要协调机构，且直属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因此声望极高，对美国军界的影响颇大。为了使亨利·阿诺德真正代表并掌握美国空军力量，罗斯福总统在参谋长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授予亨利·阿诺德美国国际军航空兵（后来美国空军）司令头衔，从此，亨利·阿诺德拥有了全盘建设美国空中力量的大权。
作为英美联合委员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主要成员，身居要职的亨利·阿诺德多次参与英美空中作战等重大战略研究计划，在组织指挥二战中以纳粹德国为首结成的法西斯同盟国的轰炸战术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2年春天，美国高层为了打击日本在太平洋珍珠港嚣张跋扈的声势，决定对日本东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但这是一项及其艰巨的任务，其原因是，在当时美国的太平洋上没有足以袭击日本的空中军事基地，而美国最远程的轰炸机也根本无法直接飞抵日本。如果用半径很小的舰载飞机作战，负责接应轰炸机的航空母舰必须抵达日本本土才能成功，但这样做势必会把航空母舰置于日本轰炸机的攻击范围，航空母舰因此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这对当时仅有几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抉择。况且当时的航空母舰已经成为美国海军的支柱力量，损失了它们就等于丢掉了太平洋。
也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亨利·阿诺德展现出了自己在空军战略“天才”的一面——亨利·阿诺德认为，美国陆军中的轰炸机的续航力远比海军舰载飞机高得多，如果陆军中的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完成对日本的轰炸后就降落到中国机场。如此一来，既达到了突击日本的目的，又能使接应的航空母舰远离日本的轰炸范围。
无疑，这种奇思妙想把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力量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一旦成功，不仅振奋了美国的军威，还有效地震慑了其他国家。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谁能担任并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呢？沉思片刻，亨利·阿诺德想到了负责飞行技术难题的“飞行天才”詹姆斯·杜立特尔中校。两人面谈时，亨利·阿诺德直截了当地说：“詹姆斯·杜立特尔中校，我已经决定派一支载着陆军轰炸机的海军特混舰队突袭日本的重要城市，在轰炸任务完成后，迅速飞至中国机场着陆。现在，你立即去选拔人员，并监督飞机的改装。这次计划以B-25新型轰炸机为主，那么，这项任务的准备工作就叫B-25工种吧！”
于是，1942年4月16日，在詹姆斯·杜立特尔的带领下，从东京以东400海里的“大黄蜂”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直奔日本本土。其中，13架飞机以轰炸首都东京为目标，其余3架分别轰炸神户、大阪和名古屋。
这次美国海、空二军联合对日本的轰炸，成为太平洋战争上一个出色的成功突袭战例。1942年4月22日，詹姆斯·杜立特尔接到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的贺电。1942年6月27日，詹姆斯·杜立特尔被授予美国国会勋章（美国最高荣誉），并被破格晋升为陆军准将。亨利·阿诺德还下令，给所有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授予代表着优异的飞行员称号的飞行十字勋章。日本遭轰炸后，日本天皇大怒，而发动珍珠港轰炸事件的罪魁祸首惶恐不安，多次向日本天皇请求责罚。
亨利·阿诺德在被问及为何会选派詹姆斯·杜立特尔时，他说：“这次轰炸日本可以说是一次‘自杀性’的任务，而詹姆斯·杜立特尔飞行技术出众，更重要的是他无所畏惧，可以说他在接受这次任务时，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决心，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精神传递给队员。”
亨利·阿诺德策划的这次成功突袭，虽然只摧毁了90座日本建筑物，日本经济价值损失也不大，但对于一向自以为是铜墙铁壁的日本帝国民族而言，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特别是对日本帝国陆、海、空参谋本部的冲击。羞怒之下，日本加快了既定的战略步骤，分别向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发动了进攻，然而这种过激的行为为日本埋下了再次失败的恶果。1942年5月，日本贸然进攻珊瑚海，这一战使日军进攻的锋芒首次遭到重创；同年6月，美日中途岛海域战役令日军损失惨重，此战是太平洋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海、空力量严重受损的日军转为防御工事，而美军则开始进入了反攻阶段；两个月后，美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大血战中，美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完全赢得了太平洋的制空权与制海权，而航空兵在此战中充分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在日美攻防易位的战争过程中，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1943年3月，亨利·阿诺德由于战绩显赫，被总统罗斯福晋升为美国陆军上将。同年6月，美英联军轰炸了德国的空军基地及航空工业，令德国的空中力量损失惨重。一个多月后，美英联军登上了西西里岛。此后，从1943年8月起，亨利·阿诺德的空军战略开始血染德国，强大的空中力量令狂妄自大的德国赫尔曼·戈林元帅和德军开始领略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可怕。
同时，亨利·阿诺德下令对德国原子研制基地和工厂进行猛烈的轰炸，迫使德国延缓了梅-262喷气式飞机和V-Ⅱ导弹的研发和制造的进度。1943年9月，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德国原子弹原料工厂重新开工。同年11月16日，亨利·阿诺德又下令对该工厂进行剧烈轰炸，迫使德国疏散相关研发和制造地点，研制工作几乎停滞。直到1944年6月、7月，德国的V-Ⅱ导弹的和梅-262喷气式飞机才分别正式用于战争中，妄想利用这两项尖端技术装备阻击美英联合大军登陆的企图落空。
1944年12月，亨利·阿诺德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在美国历史上被授予五星上将的将领只有九人，而亨利·阿诺德是唯一的一位空军五星上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美国第34任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如果德国能提前一个多月将梅-262喷气式飞机和V-Ⅱ导弹用于实战，美英盟军作战将会受到重大的阻碍，甚至无法登陆。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亨利·阿诺德将军不仅挽救了众多英美联军将士的生命，还拯救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
2.兰德公司工程的规划与形成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引爆了首枚原子弹，熊熊烈焰带着巨大的能量冲天而起，它标志着曼哈顿计划（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炸开了核能时代的大门。同年8月，美军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分别投下一枚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刺眼的强光闪电般划过，随即而来的是天崩地裂的场面。二枚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几乎毁掉了两座城市，日本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在二战中，美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空中强大的作战能力，美国一举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攻击力量的国家。而在战后的和平形势下，商人急于谋利，科学家一心想着研究，大多数士兵也不甘忍受军队的种种繁规和廉薄收入。实际上，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亨利·阿诺德上将，他担心的是，世界重归和平后，每个人都朝着学术与工业上发展，对政事抱以稀薄的态度，那么美国的敌对势力将有机可乘，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势必又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此时美国最大的潜在敌人就是二战时期的盟友——前苏联。事实上，在对抗法西斯同盟国的战争中，联盟国的关系一直都不太稳定，当横穿欧洲大陆的铁幕被拉下后，联盟的力量就已经土崩瓦解。前苏联便首先打破了昔日盟友的关系，军队的铁蹄牢牢地踩在东欧和中欧的领地上，并不断向法国和意大利施压，似乎随时准备开始又一场争夺战，此后，美苏关系也开始不断恶化。1945年10月1日，二战结束不到两个月，美国空军上将亨利·阿诺
德从华盛顿飞抵旧金山，他此行有着比曼哈顿计划还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他希望云集美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从而研制出前所未有的新型武器，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早在一年前的二战时期，亨利·阿诺德就曾经要求西奥多·冯·卡门构思这一计划。在二战时期，西奥多·冯·卡门是亨利·阿诺德的首席科学顾问。卡门向亨利·阿诺德提出了一份名为《走向新地平线》的报告，报告建议把二战期间提供参谋和协助指挥的科学家与军事家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科学机构，争取在和平时期继续为国家效力，而这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雏形。换言之，就是兰德公司工程最初的形式。当时，亨利·阿诺德很欣赏这种构思，但碍于战事紧迫，也只能将这个计划暂时搁置。因此这也是亨利·阿诺德飞往旧金山的主要目的。就在二战结束后还不足一个月，即1945年9月的一天，当前试飞员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出现在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时，这个计划又被重新启动了。事实上，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认识，两人对军队有着同等深厚的感情，并且在当时的航空兵独立一事上有着相同的见解。当亨利·阿诺德在军队中极力主张航空兵独立时，科尔博姆则在知识分子中呼吁鼎力支持空军，两人的行为可以说是交相呼应。而当时为陆军航空兵研发新生雷达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是科尔博姆亲手促成的。
和亨利·阿诺德的想法一样，科尔博姆也担心军队中的科学家在战争后会各奔前程，为此他多次向美国一些政府官员提交建议，试图寻求一种方式挽留科学家，让他们继续为政府效力，但都未能得到有效的答复。于是，他想到了亨利·阿诺德。幸运的是，当科尔博姆来到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还未将心中的想法完整地和盘托出时，亨利·阿诺德就一拍桌子，一跃而起，握住科尔博姆的手兴奋不已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想法是不谋而合啊！”于是，亨利·阿诺德建议科尔博姆立即去拜访道格拉斯，力争得到他的支持。两人一拍即合，并约定两天后在汉密尔顿空军基地再次会面，届时，科尔博姆将列举出实现这项计划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质清单。
随后，科尔博姆乘坐最早的一班飞机从华盛顿飞往道格拉斯的工厂，他立刻召集了需要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乘坐当时唯一的一架可供使用的C-54飞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往汉密尔顿，他们比亨利·阿诺德早一个小时抵达汉密尔顿。当亨利·阿诺德的飞机降落时，科尔博姆与道格拉斯及亚瑟·雷蒙德等人早已等在外面迎接。与亨利·阿诺德一同前来的还有爱德华·鲍尔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曾在1944年与科尔博姆合作设立了B-29特种轰炸工程。
午餐期间，与会人员很快便进入了主题。会议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一种新型机构，从事远程导弹技术的研发。亨利·阿诺德表示，这项技术非常有前景，是未来主导战争命运的控制塔。并且，亨利·阿诺德及其与会人员一致坚持，拥有这项技术控制权的只能是航空兵，其他军队则无权过问。亨利·阿诺德当即表态，从战争中未使用完的研究经费中抽出1000万美元，用于这项新机构的初期建设和运营。雷蒙德提议，将此项目命名为“兰德公司工程”。兰德公司即是研制与发展的意思（RAND：researchanddevelopment）。工程组长由自告奋勇的科尔博姆暂时担任，一方面他也在寻觅可以担此重任的真正领导人。
事实上，兰德公司工程在初期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汉密而顿会议也只是起草了一个大致的概要——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民间技术资源研制出新生武器。但是，如何研发？除导弹之外还需要研发哪些武器？数量多少？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等人就兰德公司工程的发展频频交换意见，却一直未能取得有效的结论。直到三个月后，即1945年12月，一个名叫末柯蒂斯·李梅的人加入兰德公司工程后，才使兰德公司工程计划有了明确的定义和目标。
李梅似乎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好战分子，他嘴里经常叼着一支烟，提倡对敌军采取猛烈的进攻，坚决不让敌人有反击的时间。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那部《我应该如何学会停止恐惧爱上炸弹》的经典电影中几个将军的原型——天生好战、鲁莽而又苛刻的男人。因此有不少士兵和政治官员认为，他渴望战争基至崇拜战争，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好战者。然而尽管如此，很多人却又不得不佩服他那种“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
李梅进入兰德公司工程后，被任命为兰德公司工程的副参谋长，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新建小组的研制工作。而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超强的外交能力，使得他一跃成为管理兰德公司工程的绝佳人选。为人行事一向果敢机智的他，把所有批准空军军需预算的官员们邀请到一个房间里，想尽各种办法和他们周旋，直到他们在明确的兰德公司计划书上签字后才准许他们离开。在李梅及其机构成员的努力下，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在兰德公司工程的章程中明确地写道：“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永久性维持科技领域研发和制造工作的新生机构，旨在为美军空中作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发，并为空军提供战略分析及战术设备。”
章程中还特别强调，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介于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新生机构，它不需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任何报告，机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将由李梅监管和指挥。对于空军提出的研发建议，李梅有权决定兰德公司工程是否接受，而兰德公司也可以单独进行研发项目以便维持总体平衡。但对于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相关智能技术和项目信息，以及兰德公司的决策管理，空军总部都有权过问，从而对其研究价值进行优化组合。换言之，在研究什么及怎样研究的重大决策问题上，兰德公司工程还是得服从空军总部的决定，并未完全独立。
但是，李梅则很有预见性地说：“和平时期，政府仍需要独立的民间科学机构的支持，但用不了几年，政府体制中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理念——面对国防安全的种种威胁，科技才是应对之道，而非外交。”
3.空袭：留给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争议
如果说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人是兰德公司工程的发起者，那么毫无疑问，李梅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教父”。事实上，李梅不同于其他家境显赫的同行，他没有读过西点军校，出身卑微的他是从预备军官训练营开始起步的。第一次看到飞机，是在李梅五岁那年，从此，他便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自由翱翔在天空中的“神奇家伙”。他立志无论如何也要加入航空队，争取成为一名神圣的飞行员。他始终不渝地认为“飞行是一项与军人使命同等神圣的事情”。
在1937年的一次军事演练中，由于“犹他号战舰”的坐标信息有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迷宫般复杂的情形下，李梅凭借敏锐的战斗嗅觉和自身丰富的实战经验，终于在浩瀚的大海中找到了准确的战舰目标位置，并对其隐匿在深水下的目标投下的炸弹。随后，他又带领B-17分队赶赴南美洲进行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出了自己远航作战的能力。二战爆发时，李梅正担任第八航空分队的指挥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凭借自己果敢机智的作战方针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从中校晋升为少将；因其优异的组织作战能力和对待俘虏绝不留情的战斗理念，他又被晋升为航空队的指军官军师。战斗期间，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军官们的极力赏识。在当时，亨利·阿诺德正准备使用一种杀伤力极强的B-29新型轰炸机。他注意到了极具战斗天赋的李梅，于是指派他把这种新型战斗机护送到当时最急需的中国去。回到美国后，亨利·阿诺德任命李梅为马里亚纳群岛第21轰炸司令部部长，他在美军1945年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马里亚纳群岛任职期间，李梅第一次与正在研究和改进B-29轰炸机的科尔博姆、鲍尔斯及雷蒙德等人共事。他们准备采用一种名为“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将B-29轰炸机的大部分装甲拆除后，使B-29轰炸机可以飞得更远、更稳，也更安全。然而，这个研究结论一出，就引起了众多飞行员的质疑，因为这与飞行员的直观理念截然不同，飞行员一致反对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顶着被日军袭击的危险，去执行这种等于是自杀性的战斗任务。但事实证明，一经改良过后的B-29轰炸机，战斗效率和成绩出奇得好。李梅在记录中写道：“B-29轰炸机在科尔博姆等人实施改良后，总能够一举击中目标，其精准的定位功能是任何武器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
二战期间，这种“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最早被英国提出。它是在充分了解和分析新型武器的运行系统上，为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把相关的运行系统进行模拟评估和实战实验，然后进行逻辑分析和比对，合理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求得系统运行的最佳方案。在马里亚纳群岛，这种“运筹学研究”主要是针对如轰炸机、雷达、远程火箭等新型武器的系统功效进行评估和提炼的。
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如此先进实用的研究方法，在二战之前居然鲜少被军队采用过。而B-29的成功轰炸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B-29轰炸机日以继夜的低空飞行，所喷发出的熊熊烈火，将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无情地吞噬，不计其数的商铺和房屋等建筑物瞬间被夷为平地。而在此之前，美英联军已经在德国采用过这种战略，战争历史上备受争议之一的德雷斯顿轰炸，相关学家对此做了较为客观的估计，德雷斯顿轰炸导致135000人死亡，摧毁建筑物35470座——虽然在这之前，美国极不情愿祸及无辜，也从未使用过这种战术，但由于对日本的战事迫切需要，为了消除所有的隐患，只得把无辜的生命也列入军事攻击范围。
尽管这样的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但有关德雷斯顿轰炸、B-29地毯式空袭的争议却时落时起，始终不曾平息。这些空袭背后的功过是非，正如轰炸本身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备受人们争议。
种族灭绝观察组织的人指出：“大屠杀的行为是历史上种族灭绝的邪恶行径之一。亦如美英盟军在德累斯顿轰炸和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这些都是战争罪行。”然而，另一些人却认为：“种族灭绝的定义应该是排除空袭给参战国造成的平民伤亡数量。就此而论，我们和上诉的观点不尽相同。”
而历史学家则对空袭持肯定态度：“把战略性轰炸指控为‘战争罪行’是不对的，从道德层面上来讲，这样的空袭造成了无辜人员的伤亡，但却也挽救了整个欧洲大陆无数人的生命。”
但诸多社会人士坚持这样认为：“战争没有道德可言，就如二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在道德上相去无几。”伯纳德·布罗迪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和战略理论的先驱，他在美国对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的几个月里，经过对国际现实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此前，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放在怎样赢得战争的策略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应该也必须是避免战争。”
面对社会诸多的舆论，兰德公司“教父”李梅则坚持个人的观点，他认为：“战争本来就不道德，如果人们因此而困扰，只会深陷其中，不得其解。”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的：空袭给参与了B-29项目的兰德公司创始者，以及同样参与了B-29轰炸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美国后来的国防部长）留下了磨灭不掉的烙印，同时也留下了为达目的放弃道义的恶名。兰德公司创始者们这种数据至上的观念，无形之中把道义和工作全然分开，历史的骂名最终在兰德公司形成了一种教义：科学研究者的本质仅是为了促进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武器，科学研究者也不是独立的裁判员。
4.智慧的光环：著名的兰德公司计划
在二战期间，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们把“运筹学研究”有效地运用到战略中去，还在飞机抵挡潜艇深水炸弹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改进，致使德军方面误认为盟军采用了某种新型的武器。战后，他们又将“运筹学研究”带到了科技研究领域。他们一直深信，网罗不同领域的精英科学家，才能打造“混合团队”的价值。
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正式签署了运营执照。兰德公司创始者们出于安全考虑，商量后决定把工作地点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并把工作地点用厚重的玻璃门四面封锁。在兰德公司的薪水名册上，正式职员只有四个，他们分别是：科尔博姆、科尔博姆长期合作伙伴J·理查德·戈尔兹坦、L·E·鲁特（道格拉式工厂飞机主导工程师）、詹姆士·E·厉卜（导弹部部长）。而兰德公司的顾问却有一大堆。雷蒙德任兰德公司总监，但依旧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工作。
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刚进入工作岗位，李梅就给他们布置了第一项任务：研究运用太空船发射轨道卫星的可能性。由于海军航空署方面正与俘获的德国科学家们一起开展类似的火箭研究，为了确保空军对太空领域的独有控制权，李梅要求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尽快进入最佳的研究状态。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兰德公司的四位科学家在诸多兰德公司顾问的鼎力协助下，写出了一份远见性与细节性兼容的调查报告。在报告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可以挣脱地球的束缚，在太空、月球、火星和金星等任意星球上自由翱翔，有谁不为这个可能性感到喜悦和自豪呢！虽然上述这些想法和观点像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总要有无极限的追求，抱着对梦想的满腔热忱，超越梦想才能体现人类本身真正的价值。我们相信，只要迈出了第一步，让人造卫星挣脱大气层的链铐，环绕着整个地球航行，人类就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和令人振奋的全新时期，而不久之后的我们也会踏上人类在起源之时就梦想有一天到能够到达的高处，且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这份报告具有很高的预示性及倡导性，在多级火箭的运用方面制定了最大的加速度，并推荐研究乙醇液态氧和液态氢作为催化剂。报告还一并指出人造卫星在未来的通讯、侦察、天气预报特别是媒体传播方面的多元化用途。这份激情洋溢、充满信心的科学报告流露出的智慧让人们震惊不已，它被兰德公司命名为《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它是兰德公司的初步计划，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有关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
对此，万尼瓦尔·布什（杜鲁门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发表过一篇名为《科学，永无止境》的激情四射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并倡导美国政府应为科学事业不断加大资金。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李梅坚持要保证兰德公司的独立。也就是说兰德公司不负责任何短期性的应急工作，而是将全部的人力、物力用在国家长远的目标上，对此，国家要给予最大的支持。
兰德公司科学家的调查结果可谓是劲头十足，海军航空署方面因此无奈地将类似的火箭项目搁置下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为了避免军界各机构间出现更多的争端，随后出台了一份明确的协议，协议规定，洲际弹道导弹“战略”的研究由空军负责，陆军则负责发展战场的“战术”研究。
实际上，此前几十年间，军队内部各个机构和组织之间，在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改进等技术方面，一直都是明争暗斗的局面。军队各个机构的参谋长都希望不断拓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并希望从美国国防部处争得更多的军需预算，因此，国防部长就充当了各纷争机构之间的政治协调人。
这种现象在当时虽已不足为奇，但权威人士伯纳德·布罗迪曾肯定地说道：“美国国防部长和海、陆、空各部长之间，他们在执行自己的政治职能时，通常眼光狭窄、观念陈腐且以自我为中心，全无胸怀大局之心。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履行繁文缛节的政治职能，然而现实却总不能如愿，在所谓的‘严格的军事决策’面前，唯有谦逊才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佳选择，不然，他们的高官职位很难维持下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1年，即罗伯特·麦克纳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经过他严肃的整顿后，各机构组织间的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
5.推动兰德公司智囊团扩张的第五位职员
在激烈的竞争中，兰德公司作为空军的智慧之师，一举一动都举足轻重，为此，兰德公司创始者们不得不为兰德公司补充新的正式职员。
约翰·戴维斯·威廉姆斯是兰德公司的第五位正式职员。威廉姆斯是一位和善亲切、体型肥胖、性格古怪的数学家。他被任命为新创立的数学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科尔博姆的主要助手之一。
他曾冷静地分析出：抢先对前苏联发动核攻击必定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死亡；同时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完全策略大师》的博弈论，并将之定义为“所有消极情感的催眠剂”。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是，每一种行为都将借助数字逻辑推理和分析得出结论。
威廉姆斯在兰德公司最得意的项目之一便是援引爱因斯坦的“物理大统一”的理论，进而钻研出一种战争统一论。为此，他还聘请了约翰·冯·诺伊曼（当时最负盛名的数学家之一）协助他研究，然而他的想法正如这个项目本身一样，最后证明只是一种未被证实的理论。
由于威廉姆斯出身富裕，因此也就促成了他古怪的性格特征。他对摔跤有着疯狂的执着，同时也有喜欢打台球的爱好；他总是喜欢在黑暗中把目标快速地移动，比如经常在午夜极速飙车。不但如此，他买回一辆新车时，总是换成巨型发动机，同时为了谨慎考虑，他还在车内安装最先进的雷达装置，并在午夜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狂奔在太平洋的海岸道路上。
威廉姆斯尤其喜欢参加和举办各种大型宴会，为此，他不惜重金在太平洋的高级居民区置购了一幢大型豪宅。很多时候，他和宾客们喝得酩酊大醉，毫不顾忌地在地上任意翻滚，他们一致认为，酒精具有超强的“治疗性效果”。
威廉姆斯这种热爱物质享受、抽象思维及绝对的自以为是的性格，在后来的日子里逐渐演变成了兰德公司成员的特性之一。尽管如此，但威廉姆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努力为兰德公司选拔新职员，推动了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扩张，加大了其影响力，并把兰德公司的研究事业拓宽至各种领域上去，还为兰德公司营造出一种成功的学术氛围。
另一方面，威廉姆斯带领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对“运筹学研究”的理念进行了优化，并成功地创立出了一套鉴别政治策略的分析系统。这个系统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评估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决策人及机构以目标为根本做出理性和准确的抉择。这种被称为“系统分析”的先进理论，是兰德公司对决策层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同时也备受争议。基于这种“系统分析”，兰德公司又领先进入了核领域，开始致力于为拓展核武器的应用范围做贡献。
与此同时，科尔博姆同时还雇佣了诸多工业商承包研究项目，比如研究辐射的高强度与远距离传输能力。因此在兰德公司创立的前两年，兰德公司很大一部分的应用科学项目都承包给了各个工业商，比如波音飞机、贝尔电话等，由于承包给工业商的空军研究经费太多，后来，兰德公司渐渐把应用性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体系构造和科学理论上来。
1946年4月30日，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表示说：“军队在武器生产与军事战略方面都需要民间机构的协助……必须绝对支持民间科学机构和工业商自由扩张市场……如果充分降低各种烦琐的限制，那他们将极有可能在军队的发展上作出意想不到的贡献……”
此后，由于空军向兰德公司委派的建议和任务日益增多，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成员也越来越多，兰德公司也因此不得不调整机构，使之成为一个类似于大学中学科目繁多的跨领域机构。
1947年，在威廉姆斯的努力拓展下，兰德公司智囊团的人员又增加了不少。它们都是来自于各个学科的权威人士，诸如来自哈佛大学物理和化学研究的权威乔治·B·基斯塔科夫斯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刘易·W·阿尔瓦雷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等。他们的职责是兰德公司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兰德公司的科学家研制出被视为美国最高机密的氢弹，如果研制成功，其能量比长崎和广岛20000吨爆炸当量还要高出数千倍，杀伤力、毁灭性极强，被称为“秘密武器”。
6.一直困扰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难题
尽管兰德公司里聚集了众多学科的学者和权威专家，但有一个领域是他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人类心理学——任何一个机构如果缺乏了这门知识或对之抱以淡漠的态度，终将会变得岌岌可危，因此兰德公司决定吸收一位心理学家。
利奥·罗斯顿是一位著名的编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心理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科的专家。他出生在波兰，早先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战争时期，他一度在罗斯福总统的副官身边任职助手，还制作过一系列军队方面的影片，这些影片汇集了众多天才导演。
1946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接到了斯坦福大学经济教授艾伦·沃利斯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与从事高级机密工作的威廉姆斯见面。当时，他正在好莱坞从事改编剧本的职业，拥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年幼可爱的孩子，全家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他已经退出政界，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答应与威廉姆斯会面。
大约几个小时后，威廉姆斯打电话询问罗斯顿，见面时可否带上他的同事科尔博姆，罗斯顿表示随意。当罗斯顿见到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时，他对眼前这一对奇怪的组合感到吃惊。威廉姆斯体型肥胖、嗓门大且不修边幅。与之相反，科尔博姆则身型消瘦、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坚毅。待两人进门后，罗斯顿立即关上客厅的大门，将他们带到会客室，不让妻儿干扰到他们的谈话。
威廉姆斯开门见山地说：“罗斯顿，我们刚才已经对你进行了测试，觉得你很适合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今天的谈话内容会涉及几件机密的事，我们是得到了批准才向你透露的，希望你能对今天的谈话绝对保密。”
在罗斯顿点头后，科尔博姆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有关兰德公司的起源与意义，但是他没有提及高级机密——洲际弹道导弹的研究。等科尔博姆讲完后，罗斯顿直截了当地问：“那么请告诉我，你们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威廉姆斯说：“近几个月，我们认为兰德公司的职员结构仍不够完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些兰德公司现有职员无法解决的难题。”
“比如？”罗斯福关注地问。“虽然我们自认为是飞机及航空装备方面的专家，但有一个层面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一个重量在160-185之间、长度在5.8-6.0英尺之间的飞行员。”科尔博姆插话说。
……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罗斯顿才真正了解了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的意思。事实上，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直被人类行为的问题而困扰。原来，兰德公司科学家在对广义战争论的研究过程中和测试飞行员在遭遇敌军攻击时的反应，以及怎样打造兰德公司全副武装的防御工程时，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们骤然发现人类心理学对这些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顾问已经习惯了数据至上的思维理念，乃至于他们在人类心理学科的相关问题上束手无策。
于是，他们找到了善于心理学研究的罗斯顿，肯定了他的智慧，想要通过他了解如何提升军队在重重压力之下的自身士气、从哪些方面去揣测敌人的真正意图，以及军队人员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和感染个人的行为。
谈话中，罗斯顿说道：“社会科学分为很多种，与人类行为这一术语同等的是社会心理学，它主要侧重于研究个人性格、神态及内心活动受不同环境的影响所起的变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科学。如今，自然科学发展尤其突出，已经深入到了自然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同时也应该深入发展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并且这两个方面仍要不断地渗透及融合。”
在交谈过程中，科尔博姆由始至终都显得极为深沉。在听到罗斯顿讲解心理学的一些相关概念时，他时而摇头，时而点头，给人一副高深莫测的感觉，以至于罗斯顿这位心理学家也揣摩不透他心中对心理学的肯定程度。恰恰相反，威廉姆斯则处处流露出对新事物的激情和乐于接受的明朗态度。
此次谈话后，他们又陆续见面会谈了几次，兰德公司的其他几位主要职员也有参加，他们商讨的重心是：如何将社会科学这一门广泛的学科引入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的艰难项目中。
几个月之后，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告诉罗斯顿，兰德公司已经决定设立社会科学部门，并诚邀他作为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是罗斯顿以热衷文学创作为由婉拒了他们的邀请，承诺只担任兰德公司的顾问。他建议兰德公司在美国纽约召开一场学术研讨会，既可以招募一些社会科学人士，也是一次与外界交流学术的大好机会。罗斯顿还特别提醒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兰德公司的办公场所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这会影响兰德公司招才纳贤，因为很多社会科学人士都不太愿意屈就在一家飞机制造工厂内工作。另外，兰德公司（RAND）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些社会圈子里，是某些好战团体的首个字母的缩写，这样也极有可能影响兰德公司的声誉。
1947年9月14日，由罗斯顿建议的学术研讨会在纽约经济协会顺利召开。由于罗斯顿忙于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式，因此在会议接近尾声前先行离开。沃伦·韦弗主持了整个会议，他所致的会议开幕词可以被看做是兰德公司的信念：“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向往和追求着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理想生活，阅历丰富、洞悉世事、知性明理的生活态度比盲目迷信、随波逐流更重要……我们深深地相信，没有人渴望战争，也同样没有人不崇尚和平，我们都在致力为建设自由和平的民族而努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各司其职，尽量改善自己和社会上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你追求的理想生活才会显而易见。”
这次学术研讨会，起到了向外界推广兰德公司机构的作用。由罗斯顿负责公开征集研究项目，兰德公司共收到了100多份研究报告。报告的话题包括美苏经济战争的可能性、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等。参与者有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汉斯·施派尔、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希奇等。
7.对兰德公司有深远影响的两位职员
在1947年那个烟雾弥漫的9月，在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几十位学者和专家中，威廉姆斯只聘请了两位杰出人物——希奇和施派尔，他们分别担任兰德公司经济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的主管。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余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员也都陆续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
出生于亚利桑那州的希奇，曾获得过罗兹奖学金，是哈佛研究生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于1943年参军，期满后被分配到战略情报局（现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任职期间，曾为“第八实验部”做过分析运筹。他采用逆向分析评估英国空袭德国的最大效率，得出结论：英国炸弹能击中不到一半预定目标，而击中目标的炸弹仅能对德国造成轻损。可以说，希奇是第一手获得并掌握了运用经济测量法和统计法协助政府做出战略决策的人。
尽管希奇与家人过着舒坦幸福的生活，但是否加入兰德公司却成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然而他仍然被兰德公司的要求所吸引，最终正式加入兰德公司，成为其正式的职员，并从牛津的家中搬至兰德公司在圣塔莫尼卡的办公地点。希奇的加入，对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研究项目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兰德公司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等人对他非常重视。
另一位新职员施派尔，他的性格内向而又谦逊，曾是德国的流亡学者，于1933年从纳粹逃离至美国，后加入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这所学院里还有一些是从奥地利逃亡过来的学者。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他主攻政治，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学两方面的权威人士。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政治发展和军事战争中尤其重要的因素，并且恰好是兰德公司现在正在进行的艰难研究项目。
施派尔接管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门的工作后，由于很难说服国际政治学专家脱离华盛顿东海岸的研究基地，出于工作需要，兰德公司把社会科学设立了两个研究基地：设在华盛顿的以政治分析为中心，设在圣塔莫尼卡的以研究人类行为为重心；由于一个学科的研究重心被一分为二，且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使得威廉姆斯很无奈，他原计划把所招募的社会科学家的才华全部集中在兰德公司，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点与人文主义理念渗透到数据至上的“刻板”的科学家心里，并将他们有效地融合，弥补缺陷，平衡兰德公司数据第一的分析趋势。
在一段时期里，由于政治科学方面的人士都集中在了华盛顿的政治分析中心，兰德公司总部因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致使其核战略项目的研究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数字化测定的研究层面，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位于华盛顿政治分析中心的政治科学家才从东海岸迁移到兰德公司总部。而施派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为兰德公司提议开展学术研讨会的罗斯顿已经很少参与兰德公司的事务，但仍旧是兰德公司的顾问。直到1954年，罗斯顿和家人迁居到纽约后就彻底退出了兰德公司。但在他任职兰德公司顾问期间，做了两件对兰德公司有着深远意义的事：一是说服了施派尔从耶鲁大学把著名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兼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挖进兰德公司。虽然布罗迪在耶鲁大学的工作被看做是无足轻重，但他在进入兰德公司后，成为兰德公司高级研究顾问，在其所着的《绝对武器》一书中，所阐述的相互威慑的原理，对美国战略决策有巨大的影响，曾一度作为美国核战略的标准原则。二是建议H·诺曼·盖茨克尔（负责兰德公司组建条款起草的律师）与福特基金会联系，争取得到福特基金会的鼎力赞助。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认为，罗斯顿在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拓展中起到了桥梁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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