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兰德公司重组之路，走向真正的独立
1948年11月，兰德公司工程正式成立为兰德公司。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只要兰德公司的办公地点还在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工厂里，它就会被大家看做是道格拉斯工厂的附属机构。况且，承包兰德公司研究项目的工业商们对兰德公司提供的机密性信息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害怕这些信息会被泄露给竞争对手。另外，兰德公司招募的一批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也极不情愿兰德公司与道格拉斯的公司有牵连，他们认为，只要兰德公司还在道格拉斯的赞助下运营一天，兰德公司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研究。
正如威廉姆斯所讲述的那样，兰德公司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对兰德公司来说一直是一个艰难的考验，科学家们不按规律作息的习惯时常发生，对于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他们从不自觉遵守。有一个科学家经常是下午两点半已经过去很久了才在办公室出现，而另外一个科学家几乎是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不回家。但是关键问题是，兰德公司所在的道格拉斯工厂的大门规定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关闭，次日早晨八点左右打开。由于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工作时间极不稳定，因此，道格拉斯工厂不得不为兰德公司改变了关门的时间，如此一来，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作息时间就更加不稳定了。另一方面，道格拉斯工厂对兰德公司办公地点的黑板没有规定，每个办公室都可以配置一块黑板，但每块黑板却只能提供两到三根粉笔，而兰德公司科学家却要求提供四根粉笔，且是不同颜色的。因此，在这两个方面，兰德公司和道格拉斯工厂闹得相当不愉快。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但事实就是如此。然而，道格拉斯的管理层则认为，道格拉斯工厂与兰德公司联系在一起，阻碍了道格拉斯公司有利可图的项目开展，相对而言，兰德公司的发展又对母体形成了阻碍。
空军对兰德公司的项目投入了近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但是由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存在与加剧，致使这些项目的成果收效甚微，对此，空军方面感到无奈和沮丧。但为了避免让人产生空军有意偏袒任意一方的感觉，所以空军对此选择撒手不管。因此兰德公司难以再从空军方面获得有效的项目信息，进而不能有效地开展空中领域的研发工作。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阻碍兰德公司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科尔博姆委托盖茨克尔，拟定了几份方案不一的计划书，为兰德公司从道格拉斯公司里脱离出来作参考。事实上，科尔博姆在此前就已经委托盖茨克尔为兰德公司的独立寻求一条可行之道。
盖茨克尔的方案包括建议兰德公司并入著名学府，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将兰德公司转型成为一所盈利机构。但是最终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科尔博姆认为，兰德公司想要实现独立，最好的办法就是转型成为一所非盈利性质的研究和咨询服务公司。为此，兰德公司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思想库”，只要在不妨碍与空军之间的基本义务的基础上，就可以自由从事项目研究，为其他的客户服务。这同时也反映出科尔博姆极度忠于空军（重组前的雇主）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私人业务可以断，空军义务不能缓。”
兰德公司重组之后的规定是：兰德公司是一个没有股份也没有股东的服务公司，所有的收入都归兰德公司所有，不以赢利的形式分给任何人。在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中如果有利润产生，除去本部门必需的运营资金，余下的钱将全部投入到其他的研究项目中去。此外，兰德公司还将从基金会、研究室、通信领域、金融业等社会各界挑选出精英人士担任兰德公司理事，他们将成为兰德公司的所有者，负责对兰德公司的监管责任，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学者都是为他们而服务。
科尔博姆和雷蒙德在与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兹签署兰德公司重组文件时，斯帕兹赞赏地说：“大家都对成立一个新公司感到满意，而兰德公司也可以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就如同道格拉斯公司一样。”
经过预算，盖茨克尔告诉科尔博姆，兰德公司重组的启动资金预计需要100万美元。借助盖茨克尔在社会上的关系，兰德公司争取到了富国银行60万美元的贷款，富国银行还答应继续向兰德公司提供余下的40万美元。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反复强调，重组后的兰德公司主要是推动和促成科学、教育及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美国公众的利益和国防建设的安全。
值得欣喜的是，重组后的兰德公司的新宗旨与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当时，在慈善机构中，规模最大的福特基金会也正在进行重组——为科学研究事业和世界和平提供资助。盖茨克尔不仅在福特基金会为兰德公司争取到了急需的50万美元的资助，还顺利地成为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因此，兰德公司和福特基金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影响美国的两大民间机构。
盖茨克尔在上任福特基金会主席不久，便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了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统治社会的观点。盖茨克尔认为：“慈善机构的义务不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团体或个人，更有责任向制定策略的政府官员们提出建议，倡导他们用现实存在的事实代替主观思想的争论不休。”
盖茨克尔这种对待事物保持中立性和客观性的理念，为福特基金会注入了积极而又强大的力量，这在美国实现自由民主化的目标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尽管这种理念艰难曲折而又时常充满争议。
在盖茨克尔与兰德公司的共同努力下，重组后的兰德公司得到飞速的发展。它不仅赞助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和研究活动，还与众多的工业承包和转包商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加入到了兰德公司的顾问队伍中来。不但如此，兰德公司在与转包商的一项合作中，还发现了钛的新用途。钛作为一种轻型金属，对超音速飞行器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意义。
为了吸引更多领域的学者，使兰德公司迅速地腾飞起来，兰德公司的工作人员决定将兰德公司变成一所特殊的大学。于是，科尔博姆等人决定改变兰德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比如他们把兰德公司机构中原本命名为“分队”的小组改作“部门”，因为“分队”带有强烈的军队意味。随后不久，兰德公司又招募了许多工程师和数学家，同时还聘请了天文学家、历史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化学家、逻辑学家等，甚至还有计算机学科的专家。兰德公司内部囊括了众多学科和领域，因此得以迅速扩展。
随着兰德公司智囊团人员的不断扩充，在兰德公司内部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团队精神。不只是对冷战持有共同信念，把兰德公司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还有诸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的重要关系（兰德公司作为核武器的研制者，而空军则作为核武器的守护和操控者，况且核武器本身也是军队的超级宝贝）；华盛顿对兰德公司方面的政治压力鞭长莫及；此外，兰德公司的学者们相对都很年轻。
另一方面，在兰德公司里面有这样一条基本定律：参与机密研究的学者只能对同样接受过审查的学者探讨工作，他们就像是地下的秘密工作者一样，甚至于对自己的亲人都要绝对保密。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拥有国内顶级学科的高学历，其中一部分学者在二战时期还任职过低阶军官。他们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不但如此，他们还确信他们的非凡之处能被社会看到和肯定，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官僚主义风气，因此他们之间也常常发生激烈的唇枪舌剑，甚至于时常争论不休，就算在时隔五十多年后，他们这种居高自傲的态度在今天依旧健在的学者身上，仍然是有迹可寻。
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总希望在各个方面都高人一等。他们总是把工作手稿和论文互相流传，这些文章囊括的内容非常宽广，且往往都是一些极具争论性的主题。对此，他们通常都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对一些没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进行强烈的批评。在各部门的定期会议上，对于所有不切实际的提案，他们总是乐于否决。对此，科尔博姆、威廉姆斯及兰德公司理事会的成员们则一致深信，兰德公司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是激励其创造性思想的良方。
2.兰德公司成功推动美苏军备行动
兰德公司的确是一个倡导自由的地方，在这里，胡思乱想的想法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对前苏联性质进行定位，也没有在美国对待前苏联这一问题上做出的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讨论。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似乎一致肯定和坚信，美国本身就是正义的。直到一批具有怀疑精神的新学者成为兰德公司的主力军，以及越南战争爆发后，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对美国政策的正义性才开始动摇，直到破灭。
在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师撰写的内部文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在面临前苏联的威胁时，美国曾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这曾是美国人的不幸。因此我们深信，核武器是抑制前苏联势力的最佳武器，同时也是必备的理想武器。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主张抢先发起核攻击，这将是拉开美国主导世界的帷幕。”
在兰德公司里，学者们一直坚信并声称莫斯科正在筹划吞并整个世界的野心。内森·莱特作为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在他所着的《政治局运作法则》一书中写下：“前苏联在其所谓的教义的驱使下，想要征服全世界的人们和领地，对于这种行为，只有采取强制性的武器（意指核武器）才能打消其嚣张的气焰和扩张的声势。”这些内容在当时成为兰德公司所渲染和推崇的军事信条。
二战结束后，莫斯科（当时的前苏联核心）的势力开始渗透到东欧，1946年，美国驻前苏联前大使凯南给杜鲁门总统发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中，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凯南建议，美国只需要提高警惕、加强警戒即可。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大国，美国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最佳的选择是采取遏制战略——在他看来，美国军事武器的威胁已经足够打消前苏联的不轨意图。接下来，凯南又在外交杂志上匿名发表了一些有关于前苏联行为根源的长篇大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的观点和建议曾一度作为美国对前苏联政治行为的原则。
直到1949年9月23日，前苏联宣布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怀疑是潜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把原子弹的关键技术泄露给了前苏联政府，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对共产主义恐慌的狂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美国嫌疑共产主义分子和拥护者举办了听证会，无名小卒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声称，联邦政府隐藏着共产主义的惊天阴谋。随后，美国政府开始针对共产主义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迫害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受害者之一竟然有原子弹最高策划负责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理由是怀疑他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甚至极有可能是隐藏得最深的共产主义间谍。因此，他被剥夺了政治安全审查的权力，且不可再参加政府机密工作。
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对整个美国震动很大。为此，美国改变了凯南提倡的对前苏联采取遏制的政策，转变成莱特所推崇的军事力量打击。而对这一转变政策起到催化作用的正是保罗·尼采。尼采是兰德公司著名的非正式职员，是前华尔街有名的银行家。二战期间，他曾担任轰炸研究组的副主席。工作中，他与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和李梅相识。他写过一份名为NSC-68（被美国命名为第68号文件）的文件给政府安全委员会，NSC-68文件以莱特的战争理念为根本，预见性地提示美国政府警惕“前苏联政府吞噬世界的野心”，以及对美国造成的持续性威胁。前苏联野心勃勃的思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一种全新的信仰给前苏联政府注入了无限活力，这种信仰与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在这种信仰的驱使下，前苏联想让全世界都臣服在自己的绝对权威下，从而成就自己的宏图霸业。为此，前苏联政府就必须要彻底推翻非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机构，进而重新建立起屈服于前苏联政府的国家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前苏联正在竭力策划征服整个欧洲大陆，这与法西斯同盟的行为相差无几。而美国将被视为反苏维埃势力的核心，而前苏联实现霸业的第一步，必须也必定会将美国列入首个军事摧毁目标中。在NSC-68文件中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府，随着前苏联核能力的不断增长，前苏联或许正在筹划一次突击性的军事进攻。报告还预测性地说，1954年将会是最危险的一年。除非美国从即刻起，加强国防巩固能力，并采取实质的军事行动，否则将无法避免受到突击性军事攻击的可能。
直到前苏联支持北朝鲜对南越发动军事侵略时，NSC-68文件才被呈报给总统杜鲁门。尼采关于前苏联霸权主义的预言由此应验。此时，作为南越盟友的美国对国防预算增加了近400亿美元，同时还将NSC-68文件列为国防政策。
到1950年时，美国已经拥有了近298颗原子弹，虽然美国知道前苏联当时只拥有少量的原子弹，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之下，美国还是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前苏联政府已经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兵工厂，它的空军随时都有可能受命把炸弹运到美国。对此，兰德公司持肯定态度，这源于尼采的《政治局运作法则》和尼采的NSC-68文件，而这也正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倾向妄想与多疑。
3.对抗前苏联的新学说——理性选择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上也存在着争斗。二战末期，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再适应国家的趋势，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专家约瑟夫·琼彼特肯定地说：“我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末端。”苏维埃共产主义们则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走向”。苏维埃所信奉的黑格尔历史趋势论便是马克思工人阶级心中的天堂。苏维埃共产主义这样认为，尽管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通过个体得以展现，但是集团的思想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个体的价值也是体现在其所遵守和服从集体思想与意志的程度上。但是这与美国的个人主义、独立意志等理念截然不同。
为了与共产主义的信条相抗衡，二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企图构筑一种新的学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共产主义的教条、取代极具压迫性且声称全知全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1950年，兰德公司经过精心思考后推出了一种名为“理性选择”的新学说，理性选择这一新体系的宗旨是“个人享有一切自由选择的权力”，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力也包括自由犯罪。作为兰德公司经济学专家的年仅21岁的肯尼思·阿罗，便是这一新理念的主要拥护和研究者。
阿罗在兰德公司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一直被列为兰德公司的绝密研究，对于阿罗的个人资料和研究项目外界却知之甚少。兰德公司的一位学者透露，1948年，阿罗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兰德公司，当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的研究生。阿罗进入兰德公司后不久，就接受并通过了机密忠诚度的审查，并参与了有关前苏联建立集体“效用函数”的研究项目中。效用函数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行为建立起的一套固定的可选择的参数，也就是指用什么样的选择会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他们是否决定进军波兰或其他国家，他们又将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展开什么样攻势等。尽管这看似太难，但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极其需要这样一个函数，以便兰德公司模拟出美国在和最大的对手前苏联的核冲突战争中前苏联领导者的行为——正如捉摸不透的前苏联缔造者约瑟夫·斯大林。当时有关斯大林领导体系的信息几乎是密封的，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只能用近乎于猜测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工作。
阿罗在工作中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建立起一个有关于前苏联的效用函数，为此他假定了一个检验集团效用函数的条件，也就是说，分析一个集体团队如何选择一组参数，并且能使每一个成员都感到同样的赞成和满足。阿罗分析认为，这一组函数的集体选择假定可以进行公理化排序，即特定预期的函数条件1、2、3等，那么经过综合分析就可以得出这个集体最终的一组函数。对于这样的结论，阿罗感到有些意外，他认为，如果参与者在两个人以上，那至少将面临着三种以上的不同结果。对于这种情况，除非是参与者中有一个“独裁者”或者是某个参与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外的参与者，否则，这个集体的意愿便无法达成一致。
因此，阿罗和其他的“效用函数”战略分析师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假定生活是具备确定性的。这种假定性的研究是调查人们特定行为的数学预测法，并按照这种预测推理的选择顺序录入表格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人的选择方向。如此一来，“效用函数”的研究工作在阿罗的定论下就成了数字化的游戏，其逻辑思维往往是可笑至极的谬论——凡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选择一概置之不理。数学预测化和表格的排列可以采用保险精算和支出展开分析。但个体心理和集体思想却是变幻无常的，因此阿罗的数字化分析对此根本不适用。尽管这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误导性的选择倾向，但1950年时期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却痴迷于阿罗的用数字计算方式来解读人类行为的方法。让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在数字生活研究过程中有了一种新的发现，从而使得西方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阿罗的新发现即“集体理性决议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是行不通的”。虽然阿罗的这个新发现被称之为逆论——不可能的定理。但他却提出了人们难以推翻的数学论据，多种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也为之动摇。并且阿罗还用这种新的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而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意志观念。对此，阿罗借用了大量的实证哲学理念，例如科学真理、公理化方法及个体互动的哲学原理。
阿罗假定个体都是具备理性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倾向——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倾向与国家文明无关（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个人的选择相对依赖于文明条件），认为这是整个人类都具有的共性；另外，阿罗假定科学是具备客观性的，生活中科学规律普遍适用于生活；比如在二战之前一些经济学的专家们便提出，选择体系是不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区分的；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是集休决定的最终裁判员，用“消费者自由选取”这个说法可以体现个体选择是构筑任何经济学说的基石。
被多数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阿罗学说为“理由选择”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它推崇个人主义与科学的客观性，同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及集体统治理论。换句话说，阿罗用科学的客观性告诉我们：“集体说明不了什么，最终的裁定者还是个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阿罗的“理性选择”论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的理论支柱。20世纪60年代，兰德公司大部分的学者们都去了联邦政府任职，因此阿罗“理性选择”论中的假定自我利益决定人类行为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从而使西方政治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比如利他思想、宗教主义及爱国主义在经过现实的历练之后，也不过是利己的变体。
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企业，则企业的一切社会责任都被豁免，企业仅仅只需要向各股东负责，整个企业就好像处在社会的真空层。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政府官员和政治机构，所有大公无私等品质将被否定，他们追求一己私欲和预算扩大化，并将自我扩张的“勤奋”和带有弊端的政府结合起来。就此而论，阿罗的“理性选择”在基本意思上与罗纳德·里根总统曾说过的“政府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的名言相一统。
4.博弈游戏——著名的“囚徒困境”
与阿罗“理性选择”这种革新理论相类似的是兰德公司的成员威廉姆斯领头掀起的“博弈论”。博弈论是指研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1950年，威廉姆斯迷上了博弈论。于是他聘请了兰德公司顾问约翰·冯·诺伊曼作为兰德公司的全职职员。诺伊曼是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数学专家，也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他穿着守旧、态度谦和，会说七个国家的语言，同时他还是一个酷爱儿童游戏和嗜酒如狂的人。不但如此，他还拥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是他浏览过的书就可以整本背下来，还可以一字不漏地朗诵50多行的计算机程序语言。另外，他和威廉姆斯一样，在前苏联问题上都持一样的观点，强烈支持先发制人，对前苏联发动战争。
大部分数学家一致认为诺伊曼在代数学和点阵理论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事实上，在冷战时期，诺伊曼最大的成就却在于“博弈论”。他还和经济学家奥斯卡·莫根施特恩合写了一本名为《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书，此书的观点与理论为博弈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书中，诺伊曼和莫根施特恩两人设定的游戏参与者都是具备理性思维的，而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形都有一种特定的解决方案及一个理性的成果。诺伊曼还设立了一种名为“零和博弈”的专业术语，它的意思是说在某些情形下，游戏中任意一方的得与失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的损害。为此，他还创造了首例“极大极小”的定理，意思是指假定参与游戏双方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每一组特定的“零和博弈”双人参与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博弈论的核心地方，并且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博弈论专家，诸如后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约翰·纳什、著名的经济学专家苏埃德·夏普利、梅里尔·弗勒德等。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中，几乎所有博弈论的代表人物都和兰德公司有着某些方面的联系。在当时，兰德公司有关博弈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经济学、计算机、商业及生物科学等方面。
值得提到的是，博弈论最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极具显著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体的最佳选择而不是团体的最佳选择。“囚徒困境”正是兰德公司博弈论战略分析师们研究成果中最著名的一项，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历史中，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对人们影响颇深。因为在现实中，类似于这样的“囚徒”很多，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当时，兰德公司的博弈战略分析师们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警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逮捕了两名嫌疑犯，并控告他们犯了偷窃罪，被偷的是一串价值连城的珍珠，而失窃的珍珠却未能找到。于是警察将两名嫌疑犯隔离审讯，在他们绝对无法互通消息的情况下，警察分别对他们承诺，只要一方愿意透露珍珠的藏匿地点，警方则会从轻发落，仅在监狱服刑6个月。而不坦诚交待的一方则需要承担所有的罪责，在监狱服刑10年。当然，如果双方都说出了珍珠藏匿的地点，那么他们将分别在监狱服刑2年。任何一方在做出选择后都不可以撤消或更改自己的供词，也无权得知另一方的选择。然而两名“囚徒”都很明白，只要他们彼此保持绝对沉默，也就是说坚决否认偷了珍珠，在警察找不到珍珠、又拿不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么两名“囚徒”将双双被释放。
兰德公司博弈论的战略分析师向参与“囚徒困境”实验的人员提出问题：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保持自己所坚信的绝对沉默，并且希望自己的同伙也守口如瓶，从而让警方对你们无可奈何，进而双双逍遥法外？或者选择供出实情以求自己得以减轻罪行，背叛自己的同伙，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实际上，所谓的“囚徒”之间的合作与背叛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因为支持背叛的人认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双方同时进行的，况且任何一方的选择都无法影响另一方的选择，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明哲保身，尽量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公众的利益源自于个人利益的集合，正如亚当·史密斯等支持背叛的人，他们相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引导着另一方，因此他们可以不惜代价将最大的困境抛给他人。
支持合作的一方则认为对方都很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彼此都只字不吐，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会是获得自由的同时还拥有了价值连城的珍珠。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对方就会做出跟你同样的选择呢？谁能担保对方不做出自利利己的举动呢？所以，选择合作的双方就必须要保持一种绝对的信任，而信任的回报也的确是及其有利的。
因此，合作才是博弈论研究的根本追求，研究彼此间的冲突是为了双方更好的合作，因为，无论在社会的各种领域来说，合作都是社会最基本的形式特征。随着博弈论陆续扩展到了社会各个研究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的学科。然而，个人的理性选择只是个体的主观思想，博弈论没有对之做深层的分析，因为它不是博弈论的研究主流。博弈论的研究核心是根据拥有决策权的领导者人相互间稳定的、互动的行为，找到与之往来的决策群之间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占优策略均衡。
其实，在普遍的自然状态下，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所研究得出的均衡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对参与者都不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困境；对参与人员有利，但对其他人员不利；对其中一部分的参与人员有利，而对其他参与人员不利，这也就是一种社会公平问题的体现；对参与人员都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利。由此可以看出，博弈论的价值不仅是对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解释和预测，其核心也在于为永远都可以存在的合作提供科学依据，使之发展得更稳定。
尽管真正精通博弈论对于人生的选择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博弈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怎么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人们博弈所处的尴尬状态，例如两败俱伤，从而有利于更好的社会合作，追求长远利益，达到国家民族的和谐状态，这就是博弈兴邦的理念。
很多人认为，“囚徒困境”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要表达的观点简化下来就只有一点，那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冲突。把“囚徒困境”用于社会和政治中，将对整个国家起到重要的影响——选择武力？战争？合作？和平？
核弹的创始人兼原子能总顾问奥本海默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要研究氢弹，从而为人类消除恐惧，遏制全面战争的爆发。换言之就是，美国政府告之前苏联领导人说：“我们美国不会制造氢弹，所以你们也不要研究氢弹。”美国政府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观点回答说：“‘以身作则’去要求一个极端的对手放下武器是及其不理性的行为。”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在1950年开始研制氢弹。
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研究发现，不同的测试人员对“囚徒困境”所体现出的反应，可以即刻反映出被测试人员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比如奥本海默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选择合作相信同伙。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他们这种人愿意以身试验。比如他们希望政府提高税收，从而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维护好公共利益，进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同时，他们还向往不同的国家之间能通过联盟和谈判的方式维系整个世界的和谐共存。
“囚徒困境”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问题。当时，美国及前苏联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矛盾：为了避免其中一方先发制人地采取军备行动，而另一方的武器又不足以抵挡的局面，美苏两国都声称彼此解除核武器。尽管如此，但双方都不愿主动解除核武器，而是小心翼翼的提防——用博弈论来解释就是，美苏都对彼此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他们都担心对方会做出背叛的行为，这种相互猜疑一直维持了很多年，直到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才彻底消除前苏联的安全隐患。
其实，在博弈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就已经得出结论：“囚徒困境”本身就没有一个最终的、真正的答案。通过被测试者的情绪倾向断定，无论是选择合作还是背叛，都属于一种理性的行为。换言之，那种情况下，无论是选择合作或背叛都一样艰难，需要及其理性的判断。可见，把这样一套博弈规律和定论作为巩固国家国防的打算是不可行的。对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大失所望。
1953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过世以后，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断然放弃前苏联过去的全封闭式主义，积极寻找机会与西方进行接触，争取“和平共处”。兰德公司博弈论的研究家们原本试图用博弈论来预测前苏联无法预知的战争行为的目的也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
5.系统分析——战争科学大统一论
国际关系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使得兰德公司的焦点由博弈论转变成了威慑政策——一种在兰德公司中被称为典型的工作流程，即“系统分析”法，这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在威慑政策领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则是源于美国对前苏联先发制人的军事作战方案。
“系统分析”这个概念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爱德·帕克森在1947年提出的，当时的兰德公司依旧附属在道格拉斯公司的名下，帕克森在威廉姆斯的授意下负责军事评价部门的工作。帕克森曾任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顾问，在1945～1946年间，还担任过战略调查委员会的顾问。帕克森性格粗鲁，并且吸烟成瘾，他乐于否决其他兰德公司同仁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报告，曾经在一次“谋杀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会上，因为他严厉的评论导致一些战略分析师当场晕厥。
系统分析的理念源于二战时期的“运筹学研究”，然而，二战期间，运筹学研究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始终要依赖于数据统计学，也就是，如果没有真实的数据作为前提，运筹学研究也就无法进行，又或者根本起不到作用，而仅仅局限于系统本身就存在的信息里。比如在研究轰炸机阵形时，运筹学研究可能会提出：已经拥有的轰炸机能够摧毁对方多少间工厂？在什么样的飞行速度和高度下，轰炸机才可以有效地实施大规模轰炸，并且能够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系统分析研究时则会提出：我们想要摧毁的敌人工厂目标是什么类型？数量是多少？这些工厂配备有哪些安全防护措施？为了我们的轰炸计划彻底成功，最佳轰炸机的类型和需要飞行的路线是什么？哪一种载弹量最能支撑轰炸机作战能力及载弹负荷？
“运筹学研究”与“系统分析”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后者则是涉及系统本身需要改变的问题，并争取从多种尚未进行具体设计和操作而又可供选择的系统本身进行选择。系统分析的特点在于研究中不稳定性因素和自由度非常大，当然也有其一定的难点，那就是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
虽然系统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不同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在假设某些事实的存在，但是像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这样相信且愿意去挖掘的实则太少。帕克森和兰德公司的其他同仁们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简明的观点——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在于明确的目标。在假定某些系统存在的基础上，努力寻求最佳的分析结果。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系统分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方式——适应某种假定存在的环境。另外，系统分析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典型的西方国家精神——拒绝现实的束缚。同时，系统分析本身还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前还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将这些因素创造出来有何种难度？怎样去创造？多少时间能够完成？
可以说，系统分析是一个超越了平凡的概念，它摒弃了现实有限选择的思维模式，力争用自己的思维和意愿去改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对人类本身无极限的创造力充满着信心，体现出了一种“是的，我们能”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国精神，也是全人类的梦想，更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认可现实、坚忍不拔、对未来充满希望。另外，它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使人们领悟到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事，只要你有克服障碍的决心。
尽管理论上是如此，但系统分析也有其独特的难点——详尽并精确地分析所有假定的条件，从而为提出所谓的正确的方案做准备。这也是当时系统分析研究项目上存在的最大隐患，假定或未经证实的标准将会形成误导研究结果的因素。因为，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需要将一个具体问题的所有细节都进行拆分量化，比如轰炸中飞机的类型、飞行高度、载量负荷等。从广义来说，如果一种个体无法进行拆分量化，那么该个体就是非理性的，在系统中也就显得无足轻重。“数据决定一切”，然而，遗憾就在这里，对于这种非同小可的研究项目，当时大部分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在的缺陷。
在1949年9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兰德公司李梅等人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先发制人。于是，在得到空军的授意下，科尔博姆让帕克森设计出一种利于作战的“最强”轰炸机，以便和前苏联对抗。为此，帕克森拟订出了一个军事作战方案，在方案中就阐明了系统分析的利与弊。
帕克森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在和敌军大部队作战时，双方之间的冲突可定义为战场策略，比如士兵人数、轰炸机及武器等因素，而飞行的方式、速度及飞行器的射程等每一个细节的操作也会进一步分化到各个系统，进而牵动整个战场或战场中某个特定的战役，因此帕克森认为，只要自己把战争中所有的作战因素拆分量化，就可以得出正确的战争科学论。
于是，帕克森集中精力，从空投炸弹开始研究，他选择了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作为分析对象，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是以涡轮螺旋桨为驱动，相较于音速半涡轮喷气式飞机而言，成本要低得多。接下来，他从预期伤亡、保护性歼灭及目标覆盖率等方面集中分析了飞机的成本和性能，同时也包括人力、平民、食物、医药及维修器材等作战系统所需的一切基本因素。因为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变量关系需要展开大量的计算，所以兰德公司自己研制出了尚未成熟的计算机。
另外，在兰德公司总部的地下室里，帕克森还设立了空中作战机密研究室，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模拟作战实验——飞行员可以在室内操作飞行器，在投影出来的“真实战场”中迎战敌军的飞机。历经两年的分析研究，帕克森将模拟演练的作战情形与二战时期真实的战争数据进行了比对，却发现从模拟战场所得出来的战争理论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反差。因为，在空战模拟演练中，飞行员所袭击的目标可以达到60%的杀伤率，而真实战争数据反映出的飞行员目标命中率仅仅只有2%。
帕克森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没有顾及到无法预测的人类反应（因为在真实残酷的战争中，不排除飞行员有可能避免以身试除的行为），而是固执地进行着轰炸机的研究，他和成员们考虑到了诸多变量，比如优先轰炸路径、范围、预期的敌军情况，并设计出了40多万种轰炸机的类型。终于在1950年，帕克森和成员们发表了一篇名为《战略性轰炸的飞机系统比较》的报告，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军事作战过程中严密的科学规划过程。兰德公司对此份报告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料，空军方面却严厉地否定了这份报告，接连几周内，空军仍不断批评兰德公司在研究轰炸机的项目中犯了一叶障目的致命错误，无疑，这给了兰德公司重重的一击。
帕克森在袭击前苏联的策划中，计划用推进器已经过时的空载轰炸机袭击前苏联，此种作战规划引起了空军的强烈不满，空军高官们强烈指责兰德公司这种无视新型武器的做法。自1944年起，空军在新式武器的研制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名为“B-52平流层堡垒式”的喷气轰炸机，而现在却听到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建议采用效果甚微的空载轰炸机作战，这种想法严重忽略了空军此前的所有努力，为此，空军断然不肯接受这样的结果。尽管帕克森和成员们对此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比对，但是空军却没有放弃成本顾虑，导致创新技术未能显现，报告无疾而终。
帕克森在轰炸机的研究过程中还犯了一些基础性的错误，这也严重破坏了他精心构筑战争科学大统一的理论。比如他计划将战争集合待命区设在纽芬兰，这和空军把轰炸机运到海外，从前锋位置发起攻击的方案不相符合。而帕克森也没有考虑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可用的裂变性材料紧缺，不足以生产出大量的轰炸机。同时，研究报告对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程度置之不理（在追求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分析”已经抛弃了个人主观情感，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类似于数学结构的东西而存在，武器与人员的毁灭，在战争中看来也再自然不过了）。空军认为，帕克森这种把飞行员的伤亡看做是轰炸机受损或毁灭的观念，让他们惊骇不已。帕克森制作出的成本分析透析图，也是战争的焦点，完全无视了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
未经检验的标准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为了挽救这份研究报告，兰德公司将之转交到了一个名为E·J·巴洛的工程师的手中，巴洛接手后，清除了原来报告中自命不凡的观点，最后，原本长达百页的报告只剩下了十六页。巴洛说：“系统分析方法的本身是可行的，只是我们从未想过仔细去研究其拆分量化的趋势，它们也因而被我们排除在精心考虑之外，尽管有些因素是可以拆分量化的，但由于其结构过于烦琐，我们也只是有心无力，这是系统分析法报告内在的最大隐患。此外，系统分析方法有着及其严格的要求，往往需要提前六个月确定空军提出的问题，但通常是在我们完成问题分析的时候，原定的问题却又发生更改或已经不存在了。为此，我们感到很无奈。”
1951年，兰德公司又将修订后的系统分析报告呈交给空军，但仍旧未能得到空军高官们的肯定——如果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真如报告所示，那么空军对此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然而系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它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研究中需要用到的量化技术逻辑思维，却给空军和飞行器制造工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些量化技术与实际研究结果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帕克森及兰德公司成员未能理解到这项研究中蕴含的空军的真正意图——借兰德公司理性的系统研究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争取让固执的国会采取更新、更好的军事装备，从而为空军争取到更多的军需预算。但是当兰德公司的领导人们看到此项研究已经没有再挽回的意义时，开始将战争科学统一论的研究转向范围较小，并且更为具体的研究项目上，因此技术也相对简单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研究中，其中有一项研究使兰德公司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民间咨询机构。与该项目一起闻名于世的是一位逻辑数学权威专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同时他也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沃尔斯泰特在帕克森的系统分析基础上，将全部精力集中用于简单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并将自己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科学技术融会贯通，创造出了令兰德公司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国防科学——核战略。如此一来，沃尔斯泰特让兰德公司独领风骚的同时，也成为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一时之间，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世界是否会被令人悚然的核武器摧毁成为人们大为关注的话题。兰德公司核战略研究组的科学家们也因此登上了救世主的位置，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左右整个人类的命运，而沃尔斯泰特也成为核战略专家组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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