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艾伯特·沃尔斯泰特——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仅是逻辑数学专家和核战略专家，还是一位美学家。他早在少年时期就被艺术深深地吸引。沃尔斯泰特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唱片公司，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然而，在沃尔斯泰特刚满四岁时，他的父亲就逝世了。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又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因此他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生活。年少的沃尔斯泰特对歌剧情有独钟，他频频去大都会歌剧院，几乎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沃尔斯泰特早年还加入了现代歌舞剧团，是一位颇有艺术细胞的音乐家和画家，还曾担任过梅耶·夏匹罗（著名艺术史专家）的个人助理。但沃尔斯泰特最终还是选择了朝科学技术领域发展。
沃尔斯泰特有着魁梧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同时他又及其自信甚至于到了自负的地步，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尊贵气派。他对新生事物特别关注，无论是艺术还是国防，只要是最新、最前沿的概念他都愿意留心关注，并且会对这些新型概念进行谨慎的测验，从而将它们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沃尔斯泰特和妻子罗伯塔·摩根有很多相同的爱好，结婚时，他们选择在墨西哥共度蜜月，主要是为了去欣赏墨西哥著名壁画家的众多作品和古老的金字塔。二战中，沃尔斯泰特在国家住房与生产局就职，但他依旧时时关注着艺术家们的作品，还为一些艺术家们做担保，帮助他们赢得美国居住证。他交友广泛，所结交的朋友中，各种领域的艺术家都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当时担任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他置购了一幢二层楼的大房子，房子出自著名的建筑大师约瑟夫·凡德卡的妙手，它坐落在好莱坞的一片山区中，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英尺，虽然房子周围是大片的森林，但室内光线明亮、环境优雅怡人，木式的地板、保真的音响系统及可滑动式门窗，美轮美奂的房子处处散发出现代主义风格。不仅如此，沃尔特斯泰还聘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园艺设计师勒特·埃里博为房子精心设计了一个后花园，在后花园的圆形水池里，还种有极具异域风情的青竹。
沃尔斯泰特从家里驱车去兰德公司总部只需要半小时，每天清晨，沃尔斯泰特或摩根把女儿送到韦斯特学校（韦斯特学校是沃尔斯泰特与朋友合资建立的、位于圣塔莫尼卡的一所先进学校）后就开始去上班。就这样，他们一家人在近乎于森林般的天堂里，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然而这种诗意般的幸福生活却被一场政治迫害运动破坏了。20世纪50年代中，约瑟夫·麦卡锡等参议员极力主张发起政治迫害运动，目的是要彻底清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及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联”者。
当时，沃尔斯泰特的朋友查理·卓别林已经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追查，理由是怀疑卓别林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沃尔斯泰特劝卓别林退休，参加韦斯特学校举办的《城市之光》放映会，卓别林歉意地婉拒了，因为他的确太不愿意参与类似的活动，尽管他的孩子正就读于韦斯特学校。另外，因为政治追查，卓别林害怕在放映会上被众人排斥。但是在沃尔斯泰特的一再坚持下，卓别林最终还是答应出席《城市之光》的商业放映会。在放映会上，卓别林夫妇不愿引起公众的注意，便选择在一处不显眼的位置坐下，但是作为《城市之光》导演之一的沃尔斯泰特特意上前挽起卓别林夫妇的手，带他们坐到了放映室的最前排，此举旨在告诉大家：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所有的政治观念差异根本不值一提。
沃尔斯泰特的邻居施沃伦全家也遭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迫害，自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办了听证会及好莱坞出现了红色恐慌事件以后，施沃伦全家一直遭受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和审查。
那段时间，施沃伦夫妇迫于压力，借宿在沃尔斯泰特家里。这天，他们正在聊天的时候，沃尔斯泰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沃尔斯泰特接起电话说：“您好！”电话那端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我们现在要求和施沃尔夫妇谈话。”
沃尔斯泰特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没法接听您的电话！”然而对方坚持要求施沃尔夫妇接听电话，沃尔斯泰特说：“请先表明你们的身份，我可以替你们转告施沃尔夫妇。”
电话里的男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想要向施沃尔夫妇咨询一些问题。”
沃尔斯泰特听后依旧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况且，他们回答你们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了，我想，他们和我的想法一样，没必要再回答你们所谓的问题。请不要再来打扰了，谢谢！”
沃尔斯泰特挂断电话，施沃尔夫妇和他的妻子罗伯塔都瞠目结舌地盯着沃尔斯泰特——一个顶级的核能分析专家，一个深谙国家核战略绝密的人，竟然丝毫不避讳地拒绝协助联邦调查委员会的追查。
沃尔斯泰特轻松一笑道：“我想，他们这些人应该不会再来烦扰施沃尔夫妇了。噢，罗伯塔，我们得出去了，迟到可不是你我的行事作风。”于是，温柔的罗伯塔优雅地挽着沃尔斯泰特的胳膊一同去参加宴会。
此后，在施沃尔夫妇借宿沃尔斯泰特家期间，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可以想象，沃尔斯泰特轻松淡定的心态背后，怀着一颗正义坦荡之心，当然，不可排除的还有他本身的权威。
沃尔斯泰特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且对待朋友真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就及其引人注目，而且他曾经是共产主义基层成员。
对于沃尔斯泰特这样一段过去，大多数人们很难不去设想——沃尔斯泰特作为核威慑战略的发起者，并决定着核武器的使用地点、时间及方法，如果他曾经那一段激进的过去被披露，很难想象美国会发生什么变动。当然，如果被披露，首先沃尔斯泰特极有可能立即被免职，而他费尽心血的核轰炸机布局和基地这两项至关重要的研究计划也可能无从谈起。当时，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对前苏联的核攻击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如果没有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或者说这份报告是另一位兰德公司分析所撰写，那么前苏联发动毁灭性的核攻击极有可能就不只是一种设想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科学家的报告能与沃尔斯泰特的相媲美。可以说，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不仅遏制了前苏联可能发起的核攻略，也给兰德公司带来了好运和威望，同时也促成了沃尔斯泰特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成为空军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席顾问。
关键是，沃尔斯泰特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把自己年轻时那一段激进的过去成功地隐匿起来，从而使他的政治生涯和基地研究报告得以顺利地发展呢？况且那一段政治迫害运动也波及了整个兰德公司——联邦调查委员会要求所有从事国家机密研作，尤其是参与核战略研究的科学家们都必须接受最高级别的安全忠诚度调查。如果其或其亲属关系人员被怀疑曾有过左派倾向或经历，联邦调查局就有足够的理由将其列入左翼分子的追查名单。
沃尔斯泰特的同事兼朋友J·C·C·麦肯锡未也幸免。麦肯锡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当联邦调查委员会以他的性取向会使他遭受共产主义分子的要挟为理由，怀疑他是左翼危险分子，从而给他贴上了随时听候调查的标签。为此，麦肯锡及其无奈地找到沃尔斯泰特，表示自己有多么无辜：“我的性取向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怎么可能有人用泄漏这件事来威胁我呢，这一点也不符合逻辑。”尽管如此，科尔博姆依旧解雇了麦肯锡，科尔博姆说：“我为麦肯锡感到惋惜，这令我们感到很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被兰德公司解雇后不久，麦肯锡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余生，同时他的死也给美国人留下了一个问号。
作为沃尔斯泰特前朋友和同事的丹尼尔·艾斯伯格解释说，之所以沃尔斯泰特过去那段激进的岁月未被曝光，是因为美国自发生经济大萧条以来，就形成了激烈的意识斗争形态，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个理由听上去牵强得有些出人意料。在20世纪30年代时，由于经济衰败和普遍反犹太主义的偏见思想相融合，掀起了一股理论反思的浪潮，从而促成了纽约派的诞生。纽约派是由一群贫困的、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社会，打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纽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是文化界和科学领域的名流、巨擘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界的巨子，其代表人物有丹尼尔·贝尔、内森·格拉泽及沃尔斯泰特等著名人物，这些知识名流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大多数居住在纽约，因此，故称“纽约知识人”或“纽约帮”。
从19世纪开始，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被社会主义深深地吸引，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变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变体包括前苏联布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斯泰特的哥哥进入到免学费学校上学时，崇尚共产主义的他们就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成立了几个小饭厅，除了一些单纯只是去用餐的学员外，各个班级的年轻学员们经常趁三餐时聚拢在一起，对彼此不甚明确的观点侃侃而谈。他们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争论不休，并且总会将彼此不同的观点记录在小本子上，有些学员甚至把这种事情当做是一种业前训练，为以后进入科学领域、军事领域及媒体和法律界做铺垫。克里斯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与格雷泽、贝尔三人合作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该杂志最初被定义为一本左翼刊物，自发行开始就不断地反映出创刊者们的政治思想，最终该杂志演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者们的“代言人”，不仅如此，该杂志还改变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面貌。
在20世纪3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也进入了被称为“培育激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温床”的学校中，不同的是，沃尔斯泰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活动并不太热衷，而是潜心钻研数学领域，十七岁时，他在《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命题与论据的结构》论文，当时这篇论文的反响相当热烈，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极力赞赏，爱因斯坦声称这是他所读过的论文中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最清晰、最强的一篇。当时爱因斯坦还邀请了沃尔斯泰特去他家中做客，一起喝茶探讨这篇论文。
后来，沃尔斯泰特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在那里，沃尔斯泰特开始步入他的激进主义活动生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沃尔斯泰特深刻地感受到逻辑学这门学科很难维持现实的生活，当时美国的现实状况促使他有了从事政治工作的想法，经历过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沃尔斯泰特始终相信国家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此，他申请了奖学金，转到晨边高地研究院攻读法律专业。他还研究了当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着作，并把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用正规的数学公式体现出来，以此综合比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同时为兰德公司后来把信条简化为数字或等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据历史学家艾伦·沃德声称，沃尔斯泰特还曾经加入了革命工人联盟——一个从共产主义团队分裂出来的独立小组，由新托洛茨基主认者建造。官方共产主义指责革命工人联盟严重违背了列宁主义思想和基本理念，而革命工人联盟的创始人B·J·菲尔德在1932年被逐出共产党后，在1934年菲尔德领带工人联盟参与了纽约饭店罢工活动，一万多名服务员集体罢工，在支持革命工人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就有沃尔斯泰特和即将成为他妻子的罗伯塔在内。
虽然沃尔斯泰特偶尔也会间接地触及那段激进的岁月，然而不同的是，他从来都不会袒露自己曾是革命工人联盟的一员。沃尔斯泰特认为，既然革命工人联盟的所有文件都已经变成纸屑，不知被风吹去了哪里，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提及那段过去。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琼斯承认父亲的交际圈确实存在着某些激进知识分子，但父亲却没怎么参与他们的活动；沃尔斯泰特的朋友雅各布曾表示说：“或许沃尔斯泰特是某个激进派的成员，但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属于哪个激进组织。”而沃尔斯泰特的朋友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沃尔斯泰特曾经邀请我加入革命工人联盟组织，当时他透露该组织的总部设在联合广场北边一幢毫无掩饰的两层建筑物中，该组织的成员们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讲座。”
沃尔斯泰特这段激进的过往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沃尔斯泰特认为，前苏联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大国，而沃尔斯泰特的核战略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一种被兰德公司同仁们普遍赞同并支持的观点。沃尔斯泰特也始终不渝地坚信，往后的事实会证明这一点——前苏联的意图变幻莫测，但挑起核攻略的意图是其征服世界的巨大体现。
沃尔斯泰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律师领域的发展，选择进入了美国政治研究局工作。在后来的二战期间，他接管了哥哥的发电机工厂。战后，沃尔斯泰特任职副总裁的通用面板住宅公司开始没落，因此沃尔斯泰特也从副总裁的职位上降了下来。一个傍晚，沃尔斯泰特与妻子罗伯塔在圣塔莫尼卡街上散步时，遇见了昔日的同事麦卡锡及两位数学领域的专家。麦卡锡对沃尔斯泰特说，他们现在正就职于一所名为兰德公司的新机构中，工作地点也正在圣塔莫尼卡，他们想劝说沃尔斯泰特也加入到这个新机构中来，并向沃尔斯泰特保证，加入兰德公司后，沃尔斯泰特会和他们一样，生活得开心和自由。尽管通用面板公司日益衰败，尽管沃尔斯泰特一直想回到以往的数学类研究工作领域中去，但因为对通和面板公司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此一开始他婉拒了麦卡锡的诚心邀请。他还表示，打算为通用面板公司贷款，要帮其渡过经济上的难关。
虽然如此，麦卡锡却说服了沃尔斯泰特的妻子罗伯塔加入了兰德公司，在社会科学部门汉斯·施派尔部长的邀请下，罗伯塔进入兰德公司，但几个月后，由于罗伯塔在预算工作上出了一点问题，故此被兰德公司解雇了，但她不愿就此放弃兰德公司有趣的工作，因此她装扮成另外一个人，应聘成为兰德公司的一名战略分析师，最后兰德公司终于看到了她出色的工作表现，她才得以表明真实身份。
当通用面板公司彻底倒闭后，麦卡锡及罗伯塔都极力要求沃尔斯泰特加入兰德公司。罗伯塔则认为沃尔斯泰特去兰德公司工作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为此，沃尔斯泰特终于同意并申请加入兰德公司。在1951年，沃尔斯泰特成为兰德公司数学科学部门的顾问。在兰德公司，他编写了一系列关于研究方法论的报告，但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对数学逻辑分析感到乏味了，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处理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问题。5月的时候，兰德公司经济研究部部长查尔斯·希奇找到了他，在述说了自己一系列的想法后，希奇问：“艾伯特，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部署战略空军基地？”
当时，希奇的职权主要是用定量技术维持和供应空军基地后勤和采购部的运作，以及对各种国防项目的研究经费和效益的分析。由于沃尔蒂特具有统计学研究背景，又在二战期间有过军备物资方面的工作经验，这使得他成为战略空军基地研究任务的主要人选。但是沃尔斯泰特认为希奇的提议不过只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后勤问题，因此尽管希奇向他详尽地介绍了任务的全部流程，但沃尔斯泰特依旧对此提不起兴趣。
希奇对此感到很失望，却又不便再多说什么，随后便无奈地离开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周末里，沃尔斯泰特开始对希奇的提议产生了兴趣——他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经意中开始思索基地研究的种种可行性。沃尔斯泰特认为，出于考虑到便于袭击和降低成本，一些空军战略专家决定把基地设在目标附近。而另一些空军战略专家则希望基地离目标越远越好，丝毫不去考虑由此而来的高成本。沃尔斯泰特想，如果基地离敌人越近，那么这也正好是敌人靠近和袭击你的绝佳机会。沃尔斯泰特突然意识到，既要充分利用基地袭击敌军，又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几乎是行不通的。
于是，周末刚过，礼拜一的早晨，沃尔斯泰特便找到希奇说：“我想我已经改变了主意，并且非常乐意接受你的研究任务。”接下来，沃尔斯泰特日以继夜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在这项任务的具体研究工作中，沃尔斯泰特获得了许多关于核战争的知识，也产生了许多想法。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让沃尔斯泰特心有余悸，他认为用投放毁灭性武器来彻底结束战争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做法理应受到强烈的谴责。因此，他试图寻找出一种新的方法，遏制所有针对城市的核袭击。而这种观念却与空军部长李梅将军的理念相违背。
李梅所倡导的“杀手锏”全盘反击战略，也是美国军方和美国欧洲盟友在前苏联问题上一致的官方态度。而沃尔斯泰特在研究中很少顾及军方战略决策。在当时，他对兰德公司而言还只是一个新职员，但是他那种实事求是、用事实推理作出结论的工作态度却已经成为兰德公司的一种工作作风。
在基地的研究项目中，由于沃尔斯泰特自身拥有政府部门和制造工业的经验，所以他深谙这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便于他理解和分析不同基地系统的运行，为此，他收集了大量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几乎堆满了兰德公司的走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都在想，沃尔斯泰特能否在这一片知识的海洋中获得他想要的研究结果。而沃尔斯泰特依旧专注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自己掏腰包聘请了一名秘书和两名年轻的助手，将传统的战略轰炸分析任务派给助手，对比得出现有轰炸机袭击和防御的战术，力争找出最佳的航线，并分析出每一条航行可能发生的损失率。当希奇得知此事后深为感动，坚持要让兰德公司来支付所有的研究经费和人力成本。
在沃尔斯泰特全力投入基地的研究项目中时，他的妻子罗伯塔也正在研究“珍珠港事件”，该研究是以日本突袭珍珠港前的已知信息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罗伯塔花了七年的时间得出的研究成果《珍珠港：征候与抉择》被空军列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保险库中，而空军则以罗伯塔不具备最高忠诚度级别为由，不授予其绝密研究成果的保存和使用权。直到几年之后，兰德公司智囊团的多数成员升迁到政府部门就职，罗伯塔才设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罗伯塔的研究成果的核心就是关于致命袭击的警报信号。这跟沃尔斯泰特的想法恰好不谋而合，沃尔斯泰特深信，前苏联一旦抓住时机就会先发制人。想到此，沃尔斯泰特再对比自己的基地研究战略位置时，才赫然发现危机四伏。
美国战略空军在欧洲和亚洲总共建有32个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的防护措施漏洞百出，在对抗前苏联突袭时简直就一无是处。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预测到，前苏联只需用4万顿当量的核弹就可以将美国战略空军驻守在欧洲际导85%的轰炸机摧毁。况且，沃尔斯泰特推断，前苏联完全有理由先下手为强——前苏联当时的情形类似于二战时期的日本。对日本而言，美军舰遏制着日军抢占太平洋的野心；对前苏联而言，美军随时准备蓄意待发的趋势，使前苏联准备驶入西欧的坦克受到了威胁。
这些分析研究结果让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心惊肉跳，为了确保这些研究结果不被列为兰德公司的一般发行物，或者避免被某些爱慕虚荣的国会议员和愚昧的人士披露于世，他们把研究结果列为代号“S”的文件——兰德公司最高机密。由于时间仓促，研究结果未能整理成报告文件，在会议过程中，沃尔斯泰特甚至没有发表任何演讲，因此，当时参与会议的兰德公司学者们全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四伏的国家局势。
沃尔斯泰特给战略空军司令部提议，认为其在防御系统上存在着诸多不足，然而这种类似于警告的提议并没有引起空军的重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沃尔斯泰特的警告很快就应验了，空军防御系统上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在美国一场龙卷风的事件中——1952年9月1日，一场风速高达125英里/小时的风暴袭击了卡斯威尔空军基地，不仅破坏了许多电路，还摧毁了许多机棚和轰炸机，并使81架轰炸机陷入了瘫痪状态，卡斯威尔空军基地随时都有发生火灾的可能。
于是，沃尔斯泰特在研究报告中援引了这场风暴，他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前苏联4万顿当量的炸弹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任何一处爆发，即便是导弹偏离目标9000英尺，也足以带来类似于此次风暴灾难的毁坏程度，炸弹爆炸散发的热量与辐射将会使人员伤亡惨重。沃尔斯泰特还在报告中提出了诸多广泛的建议，如建议美国将空军基地周围构筑起足够坚固的轰炸机保护棚，最好是能经得起核弹的袭击。
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对所有的空军军官都做了报告，总共有92份，但是收效甚微，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说服空军的想法。在1952年底，他们带着研究报告和数据分析奔往华盛顿，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唯一能够拯救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人，然而还是失败了。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阻碍这份报告实施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从1948以来就开始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长的李梅将军。李梅用一句“亵渎美国空军轰炸机保护棚”表明了自己对这份研究报告的态度。
李梅反对在空军轰炸机基本保护之外再额外增加防护措施，他认为即便轰炸机被炸毁了，空军方面还会增派更多、更新的轰炸机接替其作战；另外，一旦前苏联对美国发动大规模军备行动，李梅将支持美国对前苏联采取预备性战略。对于李梅的固执己见，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深感绝望，在绝望之余，他们毅然决定放弃与李梅毫无希望的纠缠。在1953年8月，他们利用兰德公司的关系网，直接向托马斯·D·怀特（当时空军代理参谋长）讲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计划，怀特承诺将努力敦促空军方面考虑他们的建议，并做出有效的改变。
然而，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仍旧未能得到空军肯定的答复，直到一个月后，即1953年9月，前苏联公布自主研发的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美国，而沃尔斯泰特小组的基地研究报告很快便成为空军的焦点。1953年10月，战略空军司令部采纳了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的大量提议。1954年4月，沃尔斯泰特在研究报告的定位和实施上进一步做出了详尽的描述。
另一方面，李梅一直在争取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应对他不愿意承认的空军防御系统漏洞的问题。而空军策划者埃德·琼斯给李梅提了一个建议。对于这个既能解决空军防御系统漏洞问题，又不必屈服于外界操控的两全齐美的方案，李梅欣然接受。于是这个名为“满堂红计划”的方案诞生了，它的目的在于为了降低空军海外基地作战和飞行燃料补给的重要性，并突出海外基地主要用于作战后休整的作用。
尽管受到了冷落，但沃尔斯泰特却丝毫不气馁，而是进一步深入基地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个永远刻录在美国历史中的定论：失效安全。沃尔斯泰特常常自问，如果被派出去的轰炸机所要执行的任务由于各种原因而取消了，那么将用什么样的方法将已经派出去的轰炸机召回呢？鉴于诸多的生命安全都取决于轰炸目标的确定性，沃尔斯泰特觉得如果设立一系列检查站，轰炸机通过检查站接收轰炸任务，如果轰炸机没有接收到检查站的确认信息，那么就代表轰炸任务已经取消或者轰炸目标有变，轰炸机将快速返回，这样就可以避免资源的损耗。
在失效安全报告中，沃尔斯泰特这样写道：“在轰炸机接收到一些紧急信息但目标不够明确的情况下，轰炸机应该立即返回基地，得到明确指示后方能继续执行任务；在检查站出现警报失误或失效的情况下，轰炸机也要立即返回基地。”
空军采纳了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的理念。此后，1979年发生的一件事更有效地证实了失效安全的可行性。由于一名话务员操作上的失误，导致检查系统发送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信息中说美国正在遭受核袭击，于是，同时接到信息的不同基地的十架轰炸机急速起飞，但是这个错误的信息很快就被发现并更正了过来，于是十架已经起飞的战斗机很快又被召唤了回来。同样，一年后的1980年，由于操作系统的一个芯片出现失误，引发系统传输了美国正在被前苏联核攻击的错误信息，幸好被及时地更正了，否则，不仅近百架轰炸机迅速起飞，还会惊动美国总统，而如果信息一旦输送到操作洲际弹道导弹员手里，情况就更严重了。
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报告大获成功，这使他受到了兰德公司学者普遍的钦佩和尊敬，不但如此，他还被邀请进入美国政府高层，而很少有科学家能享受到这种荣誉。事实上，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就是一个很简单位的理论——生活中，计划总不如变化来得快。这同时也是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的灵感来源。
沃尔斯泰特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战略、尤其是空军作战方面找出了致命的弱点，并为空军挽回了几十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几年之后，沃尔斯泰特又发行了修正版R-290，在国防部大楼里，只有他的报告无须通过92道高官官卡，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陈述研究报告内容。
出自沃尔斯泰特之手的R-290于兰德公司而言，无疑是及其成功的一项研究成果。R-290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洲际导弹在战场上可行性的应用方法。而提出洲际导弹在战场上具有可行性这一理论的是兰德公司最卓越的物理学专家布鲁诺·奥根斯坦，奥根斯坦还对制造氢弹的过程提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有效地减轻了氢弹的重量，从而改变了当时洲际弹道导弹头部不足的缺陷，进而增加了氢弹的精确性，同时氢弹能量也增加了不少。R-290实现了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初衷——成功研究出让世界为之赞叹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使兰德公司成为一所研发新型尖端武器的战争学院。
沃尔斯泰特的重要成就及他特有的人格魅力，使得他成为一名权威的核战略专家和兰德公司机构的领军人物。此外，他的爱好与兴趣相当广泛。比如他早年时期崇拜艺术，经常邀请艺术界的著名人士，在他那栋散发着现代主义风格的豪宅里举办大型古典音乐会；他还要尝尽世界上所有的美味佳肴，甚至每次的会议，他都定在最好、最贵的餐厅里。
沃尔斯泰特总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常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因为他这种过于乐观的心态，有些兰德公司学者认为他是一个自大、傲慢的人。尽管如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却开始争相效信沃尔斯泰特高品质的生活模式，模仿他自命不凡的高调姿势，这让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绝世无双。也因此，自大一直都是兰德公司学者们的最大弱点，这在沃尔斯泰特时期显得更加突出。
在将近十年间，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兰德公司创始者计划把兰德公司打造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智囊机构，在众多的学者尤其是沃尔斯泰特参与进来后，毫无疑问，他们的伟大梦想更接近成功了。自从曼哈顿计划以后，兰德公司智囊团聚集了一大批高科技的人才，其中以沃尔斯泰特最负盛名，在国家战略中至关重要的核战略领域中，他是公认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2.赫尔曼·卡恩——科学胆识与道德冷漠的典型
在核研究的圈子中，还有一位与沃尔斯泰特持不同观点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他的理念虽然与沃尔斯泰特算不上是背道而驰，但是至少在研究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他被看做是兰德公司学者中集科学胆识和道德冷漠于一身的典型化身——赫尔曼·卡恩。
赫尔曼·卡恩同许多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样，拥有强烈的自命不凡和优越感——他们从来都不会轻易低头承认错误。卡恩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行事理论。他总喜欢这样问：“如果用1.8亿人的死亡来惩罚前苏联，这样的代价还显得高吗？试问我们又愿意或应该为此付出多大程度上的代价？”“如果在核战争中真的有人生还的话，那么活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在核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或者说羡慕死亡？”不仅如此，卡恩还把发生战争的可能定义为偶然或次偶然、主区域或次区域，并画出了战争冲突升级梯形图，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预测着难以置信的大规模死亡。因为卡恩，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在美国民众的眼里便成了一群喜欢拿死亡开玩笑的人，甚至于异想天开。
卡恩与沃尔斯泰特、布纳德·布罗迪一样，都是犹太人，卡恩出生在新泽西州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狂热的教徒，但卡恩却从未加入任何一种教会。卡恩的父母在他十岁那年就离异了，母亲带着卡恩和两个弟弟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他们在洛杉矶一片犹太人居住区里安生，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卡恩的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曾向政府申请过两次救助。作为犹太人的卡恩，又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段困苦的岁月，因此，卡恩一生都强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各种活动。1940年，从费尔法克斯高中毕业的卡恩，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学，1943年，学校军队预备团要求卡恩参加一项智商测试，卡恩上场后在半个小时之内便完成了整个测试过程。后来，测试结果公布以后，卡恩相当满意自己的成绩——该测试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
卡恩曾经在太平洋歌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他又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后不久，卡恩的母亲却突然辞逝，之后，卡恩陷入了痛苦、穷困的生活境地，身无分文的他还要承担起抚养两个年轻弟弟的责任，为此，他还努力获取了房地产经纪人许可证。
当时，萨姆·科恩是卡恩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后来中子弹的研发者。科恩在兰德公司工作，于是他向兰德公司领导者们推荐了卡恩，此后，卡恩便进入了兰德公司工作。
当兰德公司学者们看到身高足有6英尺、体重约300磅、又高又大的卡恩时，他们都一致认为，在这一点上，卡恩与威廉姆斯简直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卡恩有一个显着的特征，那就是拥有一个庞大的腰围和能言善辩的口才。
卡恩刚进入兰德公司的时候，被分配到核动力飞机的研究项目中工作，但后来兰德公司学者普遍认为这个项目不切实际，因此被终止了。紧接着，卡恩又被分派到兰德公司“超级武器”研究室工作，该实验室直属加利福尼亚大学，地处旧金山。“超级武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新建的苏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中进行操作。卡恩每天都需要在旧金山地区来回奔走，这对于尤其喜欢社交活动的他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卡恩频繁而又活跃的社交活动，使得兰德公司同仁们都对他是如何获得兰德公司最高忠诚度调查的事而感到好奇。
“超级武器”也就是国家最高机密的氢弹的设计与研制，由于工作本身的绝对机密性，“超级武器”研究室的四面是厚重的玻璃门，这就像以前设立在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工厂内的兰德公司研究室一样——用厚实的玻璃门将研究室与其他区域隔离开来。然而，如此严密的工作环境与方式，对于喜好社会活动和能言善辩的卡恩而言，简直是受罪。为此，他时常忍不住溜出研究室，在走廊上来回走动，碰到熟人的时候，他就缠住他们发表自己的演讲和评论，对于陌生人，他便极力自我介绍。
卡恩在走廊上闲逛的时候，有时还会遇见沃尔斯泰特，当时沃尔斯泰特正忙于大量预测、论据的工作中，研究工作几乎占用了兰德公司大部分的时间，而且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参与其中，协助他进行高深的研究工作。
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卡恩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安德鲁·马歇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相识源于相互所热衷的博弈论，他们两人还合着了一本有关于“蒙特卡洛方法”（蒙特卡洛方法是一种以“随机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因此又称“计算机随机模拟法”。）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数学概念分析学，此后被应用在抵御前苏联袭击的战场中。
在“超级武器”研究之余，卡恩还会参与几个新项目的研究工作，他还会写一些文章发表。当时，卡恩刚刚与罗莎莉·简·海尔纳结婚，海尔纳曾是卡恩的工作助手，因为传闻说海尔纳的两个亲姐姐是共产组织成员，因此，卡恩曾把海尔纳的政治倾向描述成“约翰·伯奇协会右派”（成立于1958年的一个极端右派的协会组织）。
在卡恩与海尔纳正式结婚之后不久，一个被联邦调查局追查的人公开声称，卡恩是共产主义组织内部成员、美国民众自由组织成员、移民保护委员会成员，尽管这件公开指责他的事很快就被澄清了——证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可以继续参加“超级武器”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之后联邦调查委员会展开进一步的追查工作期间，卡恩最高级的忠诚合格审查证书被暂时停止使用，而这个证书是他从事“超级武器”项目研究的首要条件。
直到卡恩被派到空军中做“国防中系统分析作用”的讲座时，卡恩才真正发现自己最适合做的工作。
卡恩有着热情洋溢的活泼性格及能言善道的绝佳口才，这样的人似乎天生就是一副做演讲的料。卡恩的天赋就是口齿伶俐，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甚至可以与众多滑稽的演员相媲美。卡恩在空军中关于系统分析的演讲，充分调动了空军官兵的热情与积极性，他巧妙地运用双关法、类推法、臆测法，并时而敏感地澎湃一番：“你想，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想要和你们取得合作，用你们的轰炸机飞往前苏联，看看有多少轰炸机被彻底摧毁，又有多少轰炸机安全返回。关键是，我们很难和别人取得合作的机会。”
卡恩在演讲中，还运用了曾经沃尔斯泰特也借用过的布罗迪的核后备力量概念，沃尔斯泰特还将之命名为“第二次打击能力”。此外，卡恩还大量借用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内容和提议方案，比如分散军事人员和飞行轰炸机、加固保护棚和核弹发射井等。卡恩极力向空军推崇“民防系统和核战略”才是抵抗前苏联核攻击的策略，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美国现有2亿人口，按照现在的防御系统，如果在核战争中有3000万人丧生，那么幸存下来的就只有1.7亿人！假如在各个防守战略据点方面加固保护棚，那么伤亡人数相对可以减少2000万。”
卡恩认为，民防系统保护棚不但保护了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还是遏制前苏联核攻击的有效武器，如果前苏联政府知道美国的民众一点也不畏惧核战争，况且在核战后依然可以实施人力反击，那么前苏联就不敢轻易对美国动武。于是，他极力主张并催促美国政府在国内大量构筑保护棚。卡恩在美国国会上激情澎湃地说：“我们只需要投入2000亿美元，那么就算前苏联对我们发动了核攻击，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大量的幸存者依然会高舞国旗。况且，有了保护棚，前苏联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卡恩的提议并不重视，只是让卡恩建立一个研究委员会，但是对于大规模建设民防系统保护棚的问题，却一直未曾走出过卡恩的演讲黑板，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落到实处。政府的官方政策是保留大量的反击军事能力，但总统艾森豪威尔更加倾向于以美国和前苏联同时裁军为主。因为艾森豪威尔渐渐相信美国和前苏联都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幸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前苏联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协议——同时削减彼此的核武器规模。
1959年，卡恩向兰德公司申请离职。之后，他进入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在那里供职了1年多。他仍然执着地宣扬他的民防系统分析观念，为此，他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在全国各种场合、大学及外交机构演讲自己的民防系统。他对自己最热衷的主题“民防系统与核战略”可以进行长达数小时的即兴演讲，而且整个过程中他都是一副津津乐道的表情。不仅如此，卡恩还运用大量的图形、图表和幻灯片及投影来充分论述和证明他的观点，并用曲线图将各种战争情形中的伤亡数量勾勒出来，并在旁边标有文字加以注明，比如“核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死亡？”或“同样悲惨却又有着根本区别的战后情形”等。
社会各界人士都说，他演讲时的模样看起来极像一家食品公司的卡通形象标志——皮尔斯伯利面团宝宝，全身上下肉鼓鼓的，可爱而又滑稽。虽然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听众们总是忘我地笑着，似乎对卡思的演讲不太重视，但往往他们在演讲结束后，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在兰德公司，沃尔斯泰特把卡恩比作是一枚“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的炸弹”。
对于卡恩的演讲，很多军事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的讲座是冻结核战略的最佳论据——虽然这不是卡恩的根本用意。卡恩一再支持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对于他而言，发动战争应该以事实为标准，而不是基于道德的慈悲之心。卡恩的形象就像是著名电影《奇爱博士》中的主角——精力永远那么旺盛且劲头十足。据说，《奇爱博士》的塑造者斯坦利·库布里克抄袭了诸多卡恩的演讲资料，因此卡恩极力向库布里克要求分得版税。
卡恩对写作不太擅长，因此，他找朋友帮助编写演讲稿，并且把演讲稿装订成册，看起来就像一本一本的书。卡恩将这些演讲稿命名为《论热核战争》，这也体现了他对军事经典名著《论战争》的崇拜之意。对于卡恩这种大肆曝光研究资料的行为，兰德公司的核战略分析师们流露出了轻蔑的态度，因为他们始终以及其理性、谨慎的行为对待和使用研究资料，而卡恩的做法与他们大相径庭。况且，兰德公司的许多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不只抄袭了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成果，还抄袭了兰德公司每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且不曾感谢任何人。
当卡恩把《论热核战争》交给昔日导师沃尔斯泰特帮忙审阅时，不料沃尔斯泰特却对《论热核战争》中的内容火冒三丈。原来《论热核战争》中的道德观念及其冷漠和明显，简直可以说是非道德的观点，让人看了不免有些恐惧。
卡恩想要尽快知道沃尔斯泰特对书中观点的看法，于是他悄悄地走入沃尔斯泰特纯白质朴的办公室里，当时，布鲁诺·奥根斯坦也在场，沃尔斯泰特把《论热核战争》扔向卡恩，只说了一句：“赫尔曼，对于此书我只有一种建议，立即毁了它。”
卡恩当然不可能照做。并且，他还极力主张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批准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起初，科尔博姆对此书所持的意见与沃尔斯泰特的一样，因为它不仅删改了兰德公司学者们多年以来精心研究的成果，而且有损战略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的威严与利益。但在卡恩一再的坚持要求下，科尔博姆最终以书中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机密和并非是兰德公司的官方文件为由，同意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对此，卡恩对科尔博姆表示深深的感激。
卡恩和布罗迪一样，都支持发动有限的战争，不赞同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就可以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这一理论，虽然这在卡恩看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卡恩在《论热核战争》中，构想了一种绝妙的战斗终极武器——如果前苏联铤而走险抢先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战斗终极武器将会自发性地发射核弹，其杀伤力足可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他还把这种终极武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作战方案相比，并认为空军的作战方案都是不理性的，并且在进攻方面毫无灵性。在《论热核战争》的最后，卡恩把自己的观点融合在兰德公司所提出的反击力的概念中——核导弹首先要瞄准的是具体明确的军事目标，而非针对城市。
在《论热核战争》中，卡恩把民防系统描绘得绘形绘影，他及其丰富而又大胆地构想了核战争期间和战后人们的生活情形——核战争期间，人们都躲入已经加固过的深洞和矿井等保护棚中，这样就再也不用惧怕前苏联的核攻击，美国经济和民众都可以避开此劫，如此一来，核战争中的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就不会太大。如果核战争一旦爆发，将会引起人体基因变异。此外，核辐射物质还会导致辐射病，卡恩建议大家广泛使用核辐射测定仪，如此一来，任何人一旦出现不好的状况，大家都有机会及时地避免被传染。
另一方面，卡恩还特别提议所有的食品都应该标明被污染的级别，受污染程度被卡恩根据毒性轻重为分五个等级——A类食品孕妇和儿童禁用；价格较高的B类食品和价格较低的C类食品，请大家放心食用；D类食品禁止40岁以上的人食用；E类食品只能动物食用。
卡恩的《论热核战争》足足长达652页，1960年，这本又大又厚的书终于出版，为此，卡恩不禁热泪盈眶。此书发行后，随即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响，并引来了普遍的争议。出版发行仅两个月，就卖出了14000本之多，可以说是销量火爆。然而，随着《论热核战争》一书发行的越来越好，国内民众对书中冷酷无情的观点的指责也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国内大多数民众对此持轻蔑和谴责的态度，甚至将该书与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作为数学专家的詹姆士·纽曼还将此书称之为“借用道义作大屠杀宣扬的传单”。
看到这些悲观的论调，可以想象，当时的世界充满了怎样一种深层的绝望——大部分民众都认为一旦发生核战争，一切都被会毁灭，世界上不再有“人类”二字可言。尽管如此，卡恩那种注重实效的观念竟然出乎意料地鼓舞了一些人士的心，使他们即时顿悟。这些明亮的支持呼声来自倡导裁军者与自由和平主义者，他们其中就有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说：“卡恩所着的《论热核战争》一书在不经意间证明了想要利用核武器实现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或许这一点是连卡恩都未曾预料到的。”与拉塞尔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诺曼·托马斯。托马斯是美国社会党候选人，他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对于崇尚和平与拥护裁军的人而言，卡恩的观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是美国人民光明正大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科尔博姆曾几次试图说服卡恩重回兰德公司工作，但卡恩最终拒绝了他的邀请。他沾沾自喜于自己卓越的成绩，携带妻儿迁居纽约，并且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0万赞助资金，创立了一个名为“哈得逊学院”的智囊团，从此与兰德公司机构划清了界线，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在哈得逊学院里，卡恩独创了一套“未来学”理论——旨在认为资本主义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永无止境且前途不可限量，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将会移民太空。
此后，卡恩还陆续创作出了各种不同领域的书籍，但这些书籍都无法与《论热核战争》相提并论。卡恩在1983年逝世，当时他还在极力汇编新版的《论热核战争》，他坚信兰德公司最初的信条是正确的——人类只有从容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核时代中生存。卡恩作为一个名声鼎盛的另类思想家，令他无法预料的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将他和他曾经狂热的《论热核战争》搁置在一旁，而当时在兰德公司与他同行的朋友，也都为了迎合新的技术潮流，在他们创造的无情世界里大获成功。
3.伯纳德·布罗迪——核武器威慑论的先驱
以放射性爆炸物作为核能时代的开端——这将预示着开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枚原子弹后，其中最为关注的人之一便是兰德公司军事战略分析师伯纳德·布罗迪。在报纸上看到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事件后，他发出一声无奈的惊呼：“我一直深信的核武器威慑论全都是废话。”经过深刻的反思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迄今为止，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都放在怎样赢得战争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此外，再没有其他目的。”
1951年，布罗迪进入兰德公司工作，在此之前，他一直游荡在各个研究机构不同的学科之间，似乎极力在寻找一处象牙塔——避开正统观念的洪水猛兽，但他始终都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种机构，于是，他效仿沃尔斯泰特和卡恩等科学家，加入了兰德公司。
布罗迪和卡恩一样，都是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不同的是，布罗迪一出生就很贫穷。布罗迪身材矮小又眼睛近视，但他非常迷恋骑马和军队生活，16岁的他居然谎报年龄进入了国民警卫预备队，只因为当时的预备队有专业的骑马训练。1939年，布罗迪从芝加哥大学毕业，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师，也正是在这里，布罗迪认识了内森·莱特，莱特后来成为兰德公司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
布罗迪之后又转到常春藤联盟大学，但不久便被那里的院长婉辞了。当时，院长对布罗迪这样说道：“你所学的专业太出色了，我们学院任何一项计划对你来说都是大材小用了，相信，你会找到一处比这更适合你的研究院。”
战争期间，布罗迪在美国海军情报处任职，主要负责编写宣传资料，并试图说服德国U型潜艇队员们投降。在美国对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前五天，布罗迪正式被耶鲁大学的政治系聘请。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布罗迪的毕业论文《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美国海军立即就购买了1600套，使得《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成为当时学术类出版物的畅销书。由于此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于是，出版社再次与布罗迪合作，编写了《海军战略入门指南》，此书一出，美国海军预备训练营立即抢购了15000套之多。欧洲的战火使得布罗迪的着作销量倍增，布罗迪的身价也因此倍涨。自从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后，便改变了诸多国家之间的战争规则，也包括政治原则。当然，对此有所察觉的不只是布罗迪，许多的科学家也意识到了。西方各国普遍呼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可见战争是残酷的，一旦点燃战争的烽火，世界上的生灵将会受到严重的摧残。于是，各个国家的民众都渴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机构，以遏制战争，并能够引领人类进入一个真正和平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多的人极力倡导建立这样的一个联合机构，主张将极端性、毁灭性的核武器的使用权交付给这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管理。
为了实现这种愿望，一些崇尚自由和平主义者东奔西走，为和平而努力，其中就有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到各个机构游说议员们，试图说服他们。当时，美国著名杂志《星期六评论》的出版商诺曼·库辛也和拉塞尔的观点一样，库辛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我们不需要为建立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有多难而讨论，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便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承担得起少了它的后果。”就连策划核武器的最高指挥官奥本海默也极力支持建立起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并托付其约束核武器的使用。但是，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持反对意见，并倡导美国对前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通过出其不意的核攻击，遏制前苏联或一切敌人的侵略战争。还有少数美国国会议会提议，即刻彻底摧毁前苏联。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前苏联现在的军事力量还不是很强，美国应该趁机一举铲除前苏联，消除前苏联永久性的威胁。拥护这种先发制人战争观的还有海军秘书长弗朗西·马修斯。他甚至公然宣称：“想要消除永久性的威胁，必须发起先发制人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和平。正是因为这种公开的言论，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刻将马修斯罢职。杜鲁门总统还公开批评这种先发制人的战争是一种非美国政府能够做出的行为。事实上，多年以后，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防止前苏联侵略西欧，预防性核攻击战略的计划确实曾经筹备过。”
对于布罗迪而言，先发制人的战争在理论上来讲也不是不可行，但是其代价却过于惨重。那时，布罗迪认为，出其不意地发动战争，这与美国自由公平的原则和不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传统背道而驰。布罗迪认为，在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家势必会在政治中落败——这是在1949年前苏联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布罗迪得出的结论。布罗迪同时还认为，美国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与前苏联的轰炸机和核弹相对抗，更不用说彻底摧毁前苏联这样的设想了。因此想要实现永久性的和平，双方首先必须放弃对核武器的使用。
后来，布罗迪和耶鲁大学合作出版了《终级武器》一书，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分析研究了核武器的控制之道。在《终级武器》一书中，有两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它们分别是《原子能时代的战争》和《军事政策的影响》，这两篇文章都是出自布罗迪之手。当时布罗迪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能更好地将原子弹的物理性质与结构了解透彻，确认研制原子弹需要的关键性原料——铀矿是否充足，布罗迪研读了许多关于原子弹方面的科学论文和相关书籍。他得出的结论是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全世界战争的性质与规则，而海军领域在未来所有的战争中都将处于辅助地位。
布罗迪在《终级武器》一书中指出，原子弹数量的多少或将先进的原子弹投送轰炸机已经不能确保战争获得最终的胜利。由于制造原子弹的原料稀少紧缺，因此每一颗原子弹的最佳用途应该是用来轰炸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而非狂轰滥炸一番。况且，仅用一颗原子弹就足以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大灾难，所以，在国家原子弹的政策上，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怎样赢得战争，而是怎样阻止战争的发生。只有拥有了遭受核攻击以后的军事反击能力，才能有效地阻止战争。因为，战争双方都害怕被攻击的一方采取反击，尤其是与之相当的军事反击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战争中A方摧毁了B方的城市，不久后B方就反扑过来对A方实施同样的摧毁或更残酷的报复，如此一来，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西欧混乱的局势日渐加剧，外界普遍认为，这体现出前苏联妨碍和侵犯和平世界的行为仍旧在继续，因此，布罗迪的理论也进一步升级。此外，随着战时经济的落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大量裁军。布罗迪认为，美国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只能依靠核武器作为遏制前苏联继续对外扩张的军事政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布罗迪知道原子弹的制造原料依旧处在稀缺阶段时，他开始重新构想自己的理念。在此之前，布罗迪认为原子弹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但是如果美国能够拥有前苏联3倍、5倍或更多数量的原子弹，那将会使美国在战争中占据一种绝对的优势。试想，如果美国对前苏联采取有针对性的原子弹轰炸，比如具体要轰炸的目标是什么，明确的轰炸时间是什么，如何有效快速地执行轰炸任务，而非对其城市进行狂轰滥炸，那么这种绝对优势将会彰显出其价值。
但是布罗迪意识到，在军队机构中，根本没有人关注或意识到这些问题，于是，布罗迪预计写一本书，将这些问题的分析结果写进书中，并将书的题目命为《空军战略》。布罗迪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该书的内容涉及导弹时代下的军事战略、外交、管理、后勤部及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相关问题。
布罗迪在创作《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期间，专心研读了美国政府有关二战时期联盟军队轰炸效率的分析报告和调查统计资料，并将这些实际的轰炸情形与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美国将军比利·米切尔等众多军事战略分析师的研究预测报告做了详尽的比较，其中，米切尔将军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战争中，空中飞行轰炸机将成为战争的终极武器，而所有海军和陆军的存在将变得无足轻重。
布罗迪还发现，从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军事工业仍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看，美国盟军的猛烈轰炸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相差甚远。然而在战争快要结束的阶段，在美国盟军的猛攻之下，德国纳粹的“化学制品”和“液体烯料”两大重要工业基地却陷入了瘫痪的境地。但是，前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不同于昔日的德国，况且前苏联现有的核武器效率比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布罗迪一再强调美国应该有针对性地研究轰炸目标，以及明确轰炸的目的，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布罗迪深信这种观点，因此，他多次将这种观点发表在各类军事杂志上。后来，劳里斯·诺斯塔德（当时的空军副参谋长）找到布罗迪，向布罗迪表示自己已经征得了空军总参谋长的同意，并真诚地邀请布罗迪担任空军顾问。诺斯塔德告诉布罗迪，他的职责就是不断提议战略空军司令部如何改进和明确轰炸目标。诺斯塔德还建议布罗迪以1945-1956年的战略轰炸资料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展开分析研究。
战略空军司令部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成立的，旨在策划和引导空军军队如何使用新型尖端武器。自美国陆军领域的航空兵独立成为空军之后，在此后举行的一次参谋长联席大会上，一致通过把在战争中投放原子弹的重要任务委派给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议。尽管当时的1948年末，美国拥有的原子弹数量仅仅只有50枚，但当时原子弹研发委员会向美国承诺，到1951年时，美国原子弹的储蓄量将达到400枚。
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部长正是兰德公司的教父李梅将军。因为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政府被共产主义推翻，同年末，当德国国内仍旧处于分裂状态时，驻扎在德国的前苏联军队立即将柏林封锁，当时，兰德公司教父李梅将军却及其出色地完成了美国空运物质的任务，因此在之后不久，他便被授予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长的头衔。
李梅上任后，才发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斗力几乎为零，所有驻扎在欧洲的B-29轰炸机几乎都处于静止状态，完全没有战斗性，更不用说明确的目的性了。为此，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极力说服所有的参谋长，让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建议和需求做到全然支持，并授予他绝对优先的权力。在李梅的安排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有60多架轰炸机处于整装待发的趋势，为执行原子弹军事任务而准备。同时，李梅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保证原子能制造委员会一定遵守信诺，提供给空军更多的原子弹。
布罗迪为自己能够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这样一所核战略决策性机构而颇感欣喜——透过战略空军司令部外在的光环，他将更深层次地探测到核武器内在的阴暗本质。于是，布罗迪向耶鲁大学提交了休假报告，并获得了批准。之后，布罗迪便开始了自己的机密工作——质疑国防部大楼里那些策划者们确定的轰炸目标清单，以及用以明确轰炸目标的根本依据。由于布罗迪为人一向傲慢，因此在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后，更是有些自命不凡，他从来不会为自己所带给同事及工作的负面影响而感到惭愧，更不会感到所谓的困扰——因为他一直深信自己是国内最负盛名的民间军事战略战略分析师。
但是在国防部大楼大部分官员及策划者的眼里，布罗迪就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体，他们时常在一起高论布罗迪，认为布罗迪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具备了相关经验和道德意志且训练有素的军事家才有资格去引导或评判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此外，在战略轰炸目标的问题上，布罗迪与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长李梅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都赞成李梅的提议——对前苏联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将美国现有的原子弹分别投入前苏联所有的城市中。这个战略计划在当时被称为美国的“杀手锏”。但是这个出其不意的“杀手锏”绝招最后并没有被采纳，美国空军参谋部一致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战略计划——D代表切断提供前苏联军事物质的后方供给点；B代表削弱前苏联投放原子弹的轰炸机能力与范围；R代表不惜一切拖延前苏联坦克踏入西欧的步伐。这一种方案的优势在于明确了战斗方向，细分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攻击目标。
但是，这种方案在李梅看来是不可行的，根据他以往的战斗经历，他坚信不移地认为“战争从一开始就应该倾注所有的攻击力度来摧毁敌人”，这也是他所信奉的战争原则——集中所有力量攻击。就此而论，他认为除此之外的任何一种战争方案都将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且愚蠢。因此，他将这种方案视为不可理喻的行为。
于是，布罗迪被挤到了轰炸目标方案的“马蜂窝”上——受空军的委派，对李梅的观点进行系统科学的反驳。于是，布罗迪仔细审阅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案，结果令他感到惊讶不已。布罗迪认为，空军参谋部方面细分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进攻方案，这对于在阻止前苏联进攻时间和效率方面可以引起相应的效果，但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提出明确的轰炸路线及目标的具体位置。况且，他们也没有明确地分析出每一种轰炸方案所带来的相关效果及后果。布罗迪说，这就等于空军参谋部的策划者们认为只要摧毁了前苏联的发电工业，就可以使得前苏联的整个经济与军事工业基地处于瘫痪状态，更或者说是“将整个前苏联扼杀在发电厂内”。对于李梅的战略方案，布罗迪公开性地说了一句话：“对前苏联所有的城市实施狂轰滥炸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之后，布罗迪又私底下找到李梅，他对李梅说：“对于‘杀手锏’的理念，我怎么也理解不透。特别是在前苏联也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这种方案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布罗迪认为，如果让前苏联政府知道美国在核攻击之后还拥有充分的军事反击能力，足可以在遭受轰炸之后进行反击，从意志上严重挫折前苏联政府的军队，那么前苏联军队肯定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或抢先发动军事侵略战争。最后，李梅的方案被否定。
但是，布罗迪的这种近乎于完美的想法，被美国政府视为是一种“极不安全的军事策略”，为此，布罗迪又向空军提交了一份名为“选择性轰炸战略”的报告，并强烈提醒空军高官们——对前苏联发动核攻击极有可能演变成一把“双刃剑”。如果美国对前苏联城市进行选择性的核攻击，为美国储蓄一部分后备力量，并让前苏联意识到进一步的战争将会是百害而一无利，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用较小的代价避免战争全面爆发。
对于布罗迪提交的选择性轰炸战略方案，空军方面最后作出了怎样的判断与回复，历史学家们至今无法确定。在当时，空军方面仅仅让布罗迪成立了一个“特别战略顾问委员会”，旨在分析研究战略轰炸方案的效率。但是在之后不久，当布罗迪在空军方面的推荐人诺斯德被派到欧洲任职后，一些空军策划家取代了诺斯德空军副参谋长的位置——而他们正是对布罗迪选择性作战计划持反对意见的人。用布罗迪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特别战略顾问委员会’相当突然地终止了”。
此后，布罗迪又开始为工作而发愁，但他又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耶鲁大学工作。于是，1951在，在兰德公司科学家汉斯·施派尔的引荐下（布罗迪早年时期曾为施派尔做过一些咨询方面的工作），布罗迪与兰德公司签订了正式的合约，随后便加入了兰德公司的行列。在兰德公司工作以后，布罗迪曾发自内心地说：“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期盼已久的、真正的智慧之家。”尽管如此，但是布罗迪在兰德公司的工作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感受过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激动和喜悦，也曾感受过深深的失望。
在兰德公司创立的核战略学科里，从事核领域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之间意见常有分歧。而核学科最主要的科学家布罗迪和沃尔斯泰特之间就有过强烈的分歧，沃尔斯泰特认为大多数核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而布罗迪则坚持认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核战争。
由于布罗迪曾经参与了太多氢弹项目的研究工作，此类研究对布罗迪本人产生了太大的影响。在1951年布罗迪刚刚进入兰德公司后不久，希奇便让布罗迪参与到空军指派的《大量生产军事武器的影响》这一研究项目中来，布罗迪检测了武器的效力、是否有抵御此类武器的能力，以及前苏联武器开发和氢弹使用的情况等，还详细地研究了美国“超级武器”用于战争的部署情形。
布罗迪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氢弹爆炸的能量将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能量的250倍，也就是500万吨的热核弹。战略分析师们还推断得出，热核弹爆炸的能量将摧毁半径为7英里范围内的一切物种；而在55平方英里范围内毫无防护措施的人们将会立即死亡；在以爆炸点为中心之外的30平方英里范围内的人们，即便是有防护措施的人们也难逃灾难。不但如此，热核弹爆炸后随时都有可能引起风暴性火灾，而居住在爆炸点各个区域边缘上的人们，存活的几率也只有50%。
很显然，热核弹一旦在战争中使用，将会变成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杀人恶魔”。布罗迪经过推断得出：“如果战争双方大量使用核武器和热核弹互相攻击对方的城市，那么也必然会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毁灭性的伤害。”尽管如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依旧倡导大量生产并储备热核武器。因为，在战略分析师们看来，难以捉摸的前苏联随时都有可能采取行动，美国只有储备好大量的热核武器，才能有效地抵御前苏联的袭击。
这份研究资料一直被视为兰德公司和美国的最高机密，直到1995年才公布于众，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如果美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热核武器，美国将无法有效地防御前苏联的进攻，甚至还会失去整个民族生存的权力。”当时的美国政府官员们都赞同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并相信前苏联正在筹备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听取了研究报告会之后，把美国1951年的国防支出上调到了482亿美元，而原本的国防支出只定在135亿美元。
当时布罗迪也很清楚，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在所难免，但他却依旧坚信用核武器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因为，作为核战略研究先驱的布罗迪始终认为，核战争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理性的政治手段。他深知核武器的威力，因此坚持认定，核战争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尽管在当时美国与前苏联的政治形态的驱使下，双方都感觉有必要使用大规模的核武器。但是布罗迪却认为，如此做的后果是及其危险的——在某一天，“恶魔”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从某一个地方冲出来，而长达万年之久的人类文明也会因此而毁于一旦。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协调才能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呢？
布罗迪提交了一份双重解决的报告。在报告中，布罗迪建议说：“从政治层面上来讲，我建议政府加大力度生产出更多致命的核武器，并且配合执行民防系统，快速地建立起大型、坚固的核武器保护棚……此外，一些新的军事工业基地必须远离人群密集地带，建立起可以抵御核爆炸的平民掩护营……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有选择性地部署军事设备和军需供应点……如此一来，在对待前苏联的核袭击时，美国也有了遭受攻击后的军事和人力反击能力。”
布罗迪的报告中还涉及了一个方面，那就是个人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布罗迪进入了漫长的心理学研究阶段，他在兰德公司的讲座上大肆宣扬心理反应的神奇效果。赫尔曼·卡恩曾经借用此比喻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策划者们说：“各位先生，你们没有充分的实力计划，只是在为了突发战争而努力。”
布罗迪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和心理分析，最终完成他著名的《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美国军事名著之一。书中极力倡导美国在使用核武器上，讲究战略战术性，尽量在敌我双方进入毁灭性的核攻击前，给彼此一个解决冲突、达成协议的机会。在该书末尾部分，布罗迪还预测性地写道：“美国与前苏联两个超级强国之间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就此而论，我对于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惭愧，核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将会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或许，在此之后的某个时间段里，人类文明也将因此而毁于一旦，未来的世界将是黯淡无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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