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伤害了美国自豪感的“旅伴一号”
1957年10月4日的一个傍晚，美国的上空响起了一阵灵异而又诡秘的嘟嘟声。原来，这是人类第一颗轨道人造卫星“旅伴一号”发射成功的信号，而“旅伴一号”的制造者正是前苏联。这种声音严重伤害了美国一直以来在科技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更让美国人深感羞辱的是，这个2英尺宽、148磅重的“旅伴一号”人造卫星的飞行高度甚低，国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仅凭肉眼就可以看到，它发出的平稳而又刺耳的信号，国内民众只要用廉价的收音机就可以听到，这种举动似乎正在向美国人宣布着“美国已经失去了技术优势”。
“旅伴一号”飞过美国城市上空的那个夜晚，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正在举行野炊晚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迅速调整频道收听人造卫星信号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那个夜晚是这样描述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像置身在外国的天空下，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它深深地震撼了我。而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外国说不定在哪天就会赶超我们的科技优势。”
对于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其发射时间却让艾森豪威尔政府惊讶不已。数年以来，美国和前苏联之间一直是相互竞争的局面，特别是在天体物理的科学研究项目上，都在计划着赶在对方之前将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上。主办该项目的是国际科学联合特别理事会机构，该机构推测，在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0月31日期间，太阳活动会大幅度增加，因此，该机构把这个时间段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时期。而当前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宣布“旅伴一号”发射成功时，美国命名为“先锋”的人造卫星项目的研究工作落后于预定的计划，还面临着预算超支的问题。
“旅伴一号”成功发射后不久，便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恐怖的浪潮。美国的民众普遍认为，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就像是一把利剑，随时准备着直插美国的心脏。他们认为，前苏联会像电影《世界大战》中的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一样，对人类地球的破坏简直是惨无人道——经过之处留下的都是死亡，黑烟升起的地方城市顿成废墟。况且，前苏联的威胁不是科幻电影，而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对于“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氢弹创始人爱德华·特勒认为，美国的这一场科技较量比当年珍珠港的惨败还要深重，而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卢斯则把“旅伴一号”看做是“国际太空时代对美国人的一种嘲讽”。
在《纽约时报》社论中，有一条这样的告示：“这一场竞争不仅仅是军备和名誉的竞争，更是生存的竞争，但是美国落败了，这不免令人大失所望，特别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些媒体报纸甚至责备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的无所作为，严厉谴责他们在财政上的保守态度是及其错误的行为。事实上，长期以来，他们都指责美国民主党派在国防事业的政策上过于软弱，而“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他们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时机，于是，他们猛烈地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并说艾森豪威尔耽误了国家政事。当时的民主党派人士G·曼宁·威廉姆斯（密歇根州州长）随笔写了这样一首风趣诙谐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小小的旅伴告诉世界这是共产党的天空，而山姆大叔却睡着了。”
当众人的枪口都对准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林登·B·约翰逊的总统任期越来越近了。1957年11月25日，约翰逊举办了一次大型听证会，之后，陆海空三军委员会对美国这一场重大的失败做出了详尽的调查，结果一致认为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大量拨付国内科技项目的研究经费才导致了这一重大的失败。委员会还分析指出，一直以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家的空间资源上疏于管理。约翰逊的助手乔治·E·里迪说道：“前苏联曾经努力追赶美国的步伐，用4年赶上了我们的原子弹，用9个月赶上了我们的氢弹，如今恰恰相反，是我们必须努力去追赶前苏联的太空事业了。”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尖端科技代言认詹姆士·R·吉里安认为，前苏联的“旅伴一号”严重侮辱并伤害了美国民族的自豪感。吉里安身兼要职，不仅是高科技代言人，还任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及总统科技特别助手，同时也是“威胁专家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该委员会提醒美国政府，在国家洲际弹导导弹的研究工作上要提高进度，并努力推动雷达高空隐身喷气式飞机的开发工作。这种隐形的喷气式飞机就是后来的U-2飞机，它可以探测到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
U-2的研发项目是艾森豪威尔批准进行的，并把这个项目及其研究数据作为政府最高机密管理起来。然而，颇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被称为美国在其他国家高空中的隐形“眼睛”的喷气式飞机，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多大的作用，在前苏联“旅伴一号”的项目探测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同样，前苏联“旅伴一号”成功发射的信息，让兰德公司学者们也大感惊慌。兰德公司学者们认为，这次美国的落败，可以看做是一次理想的赏罚。但这个信息并没有让兰德公司感到意外，因为早在兰德公司为空军研究的第一个项目结束时，即1946年的《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兰德公司学者们就已经预测到：“当美国突然发现其他国家已经提前完成人造卫星的项目，所有美国人包括其他国家都会为此感到惊骇和钦佩。因为这项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可靠标志，所以首先在太空领域中获得重大成功的领头羊，将会是这个世界上公认的科技和军事强国。”
然而，当时的政府和空军机构都没有注意到兰德公司提出的预言，更没有理会兰德公司关于研发火箭人造卫星的发射计划及在轩道上建立太空船的提议。现在，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已经应验了兰德公司曾经的预测。于是，一直啧啧不休的兰德公司学者们，再一次投入到这一项迟来的重大工作中去。
除了让人满心欢喜的自豪感以外，鉴于兰德公司独具的智慧和远见性的预测，美国政府对兰德公司做出了大量的补偿。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在国防部与兰德公司的合同中，将研究经费缩减了大约200万美元，这曾经给了兰德公司深重的一击，而现在这笔资金被立即归还给兰德公司，在此基础上，还在1959年到1961年的财政预算上给兰德公司额外增加了4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算是对兰德公司曾经的补偿。可以说，前苏联“旅伴一号”成了兰德公司研究经费的源头，兰德公司学者们充分利用这笔资金进行了诸多项目的开展工作，并研究了“旅伴一号”的发射技术和一系列的政治效应。
兰德公司学者分析指出，从政治上来讲，“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艾森豪威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自艾森豪威尔1956年连任美国总统以来，他不得不提高国防尤其是核武器研究领域的开支。理由显而易见，无论前苏联是选择进攻美国的军事基地还是平民住宅区，这位曾任大将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战争观都显得极度悲观——艾森豪威尔始终认为，作战双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很渺茫。他说：“从理论上讲，我们必须保证能够将自己从灰烬中挖出来，进行反击。”他深信不疑的是，核武器是维持战争国家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总统任期之内，他始终主张抵制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部署大力的兵力与设备，主要是防止在他任期之间国内各种意外事件的应急救援。
正是因为这种可以说有些自私的原因，导致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节俭成性的作风。“新面貌”政策也是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它从1953年执行以来，有效地减少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大肆挥霍的国防开支。“新面貌”政策还推动了核武器的使用，在1954年美国政府干预的越战中，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新的“新面貌”政策，第一次批准了在有限的战争冲突地区使用核武器战术的决定。这个理念与兰德公司提出来的第二次反击力仅一步之遥，尽管美国政府认为这个理念可以让美国赢得战争，但艾森豪威尔仍旧强调：美苏之间的裁军行为才是彻底摆脱核战争的最佳办法。
2.盖瑟委员会的起用
为了平息外界对美国国防系统的批评态度，艾森豪威尔起用了安全资源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也被称为“盖瑟委员会”。盖瑟委员会是仿效艾伯特·沃尔时斯泰特的R-266项目创立的，旨在对国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及提出解决方案，它的最高负责人是H·罗恩·盖瑟，也就是当时的兰德公司主席。像沃尔斯泰特、卡恩及安德鲁·马歇尔等兰德公司要人都是这个精英小组的顾问，此外，小组成员还包括中情局理查德·比斯尔、广播公司主席弗兰克·斯坦顿、斯佩雷格电力公司总裁兼委员会主席的罗伯特·斯铀雷格及为该小组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的兰德公司学者等。盖瑟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与兰德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致支持兰德公司的发展理念，并且都认为前苏联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甚至比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要强大。
该国防研究小组集军事、学术和工业于一体，但艾森豪威尔却反对这样的机构形式。“旅伴一号”的发射让盖瑟委员会的成员们大受打击，为此他们在国防方面提出了更为严重的警告。尽管后来得知前苏联的“旅伴一号”中是一颗观测卫星，而非一颗太空武器。但是，如果“旅伴一号”是前苏联集中军事科技力量袭击美国之前的测试，到那时美国又应该如何自保？因此，盖瑟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艾森豪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建立大规模的保护棚，以便在战争中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平民和士兵。而麻省理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曾提出过保护棚的方案。国家安全委员预计这个方案的开支在440亿美元，这相当于朝鲜战争高峰期的整个开支预算。
始料不及的是，盖瑟意外生病，卧床不起，在几个月之后因癌症不治去世，保护棚的方案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而这份报告最终的草稿也交由保罗·尼采来撰写，在尼采撰写的最终报告中，同样呈现出了庸人自扰的倾向。尼采曾经的世界末日论，即NSC-68文件，预言美苏两国将在1954年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但时值1957年，他所预言的世界末日依旧未到来。在《核武器的威慑与生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警示：“自前苏联1945年开始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前苏联的目标正是对外扩张主义，它千方百计加强军事能力，且已经超出了自我防御的范围和需要。对此，我们一直找不到可以推翻的论据。”报告还预测出前苏联至少拥有1500颗核武器的制造资源，而前苏联政府已经研制出的导弹很有可能比美国拥有的数量还要多。如果美国遭到前苏联的袭击，以美国目前的国防系统不足以抵御前苏联的轰炸机，更无法为平民提供任何保护。国家安全保护措施将首先依赖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威慑力，但这对于强大的对手前苏联而言，或许根本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核武器的威慑与生存》的报告中，似乎借用了沃尔斯泰特在珍珠港事件中的研究内容，他极力宣称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前苏联的“意外袭击事件”中将显得不堪一击，并建议改进国内的雷达系统，为国防部的广泛建设加固民主系统保护棚，以此加强国防力量，减少前苏联袭击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案，兰德公司之前的研究工作与之多有联系，比如安德鲁·马歇尔负责的专门研究小组、E·J·巴洛和詹姆士·笛比的防御系统分析小组，还有盖瑟委员会，这些都是显着的例子。实际上，这些研究小组及整个兰德公司无不期望国家把国防问题上的漏洞迅速纠正过来，但是他们的希望一直未能得到实现。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所有的军事侵略一直都很平常，就如当年的珍珠港事件。而对于前苏联的“旅伴一号”，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认为它不会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一直反对耗资建设民防保护棚。他曾经这样写道：“即便有3000万或更多的人在战争中侥幸存活下来，也根本没有足够的推土机将他们从尸体下捞出来。”他始终认为，美国可以依赖U-2隐形喷气式飞机秘密侦察各个国家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不必为安全问题感到悲观。但艾森豪威尔也从未正面肯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他坚持认为可以通过U-2侦察机获得对方足够多的机密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空军基地。而且，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毫无隐讳的人，他尤其讨厌虚伪的作风，而盖瑟委员会给他的感觉正是虚伪，甚至于他觉得，盖瑟委员会传输给他的信息都是虚伪的。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评论，他指出盖瑟提出的方案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据他以往的经验而论，他认为在现实世界的战争中，没有防御，只有攻击。况且他相信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防御工事和能力远比盖瑟委员会想象得要强大得多。不但如此，美国在海外的空军基地也可以为轰炸机群提供保护所，而一致提倡自由的各国也都乐意协助美国来牵制前苏联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但没有采纳兰德公司的这些建议，还试图将它们永远掩盖起来。在盖瑟正处于癌症缓和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会见过盖瑟，他同意在未来的4年里增加国防经费，但他仍然反对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执行这项政策。
接下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会见了盖瑟委员会其他的50多位科学家，首先感谢他们在国防安全事业中的努力工作，并且肯定盖瑟委员会的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然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话锋一转，他说：“民防保护棚这个工程投入经费高达10亿美元啊，大家都清楚，10亿美元可不是小数目啊！噢，设想一下，如果用十美元一张的钞票堆的话，那该有华盛顿的纪念碑那么高了！”科学家们都清楚艾森豪威尔的本意——如果他连10亿美元都不舍得投入，那么他又怎么可能批准他们在报告中申请的440亿美元呢？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报告的不重视，让盖瑟委员会和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深感挫伤。一个月后，即1957年12月8日，盖瑟委员会副主席威廉·福斯特在他的私人住宅里举办了大型的盛宴，与会者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包括曾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民意测试权威专家埃尔蒙·诺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及各大媒体人士等。
事实上，盖瑟委员会举办这场宴会的主要目的是将研究报告的结论尽快公诸于世，并希望可以通过宴会说服委员会的领导者们。因为在盖瑟生病之后，斯佩雷格取代了他在委会员的位置，但斯佩雷格对报告却持反对态度。2天之后，即12月11日，《纽约时报》大力宣扬了这场宴会。不到两周的时间，《华盛顿邮报》也在头版头条上大肆渲染，标题上醒目地写着“大量增加国防支出是美国生存的关键”，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美国现在的国防系统漏洞百出，美国人民正处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可怕的危险期，而美国也逐渐沦为第二强国，这将意味着什么？”文章内容揭示出盖瑟委员会的报告仍旧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封存着，而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正被导弹林立的前苏联帝国威胁。
这些报道一出，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立即奔向盖瑟委员会，要求查阅机密报告的内容，同时谴责共和党政府拿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当儿戏。就此而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处境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矛盾反而更尖锐了。另一方面，美国太空事业的“先锋”火箭项目在发射的过程中发生了故障，发射后不到几秒钟便爆炸了，“先锋”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前苏联的旅伴二号、三号及四号相继成功发射到太空。此时，美国民众的神经开始高度紧张，在他们看来，前苏联如今的科技优势很有可能转换为军备优势。
3.导弹差距论
“先锋”项目失败后，“导弹差距论”一时之间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争论焦点。美国民众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前苏联的威胁漠不关心，“先锋”项目也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导致前苏联在军事科技上后来居上，赶超了美国。于是，美国民众越来越期盼新一届美国总统的选举，希望产生一个积极勇敢的政府。民主党派政治人士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表示出自己的强势，誓言将站出来勇敢地与前苏联对抗，重新塑造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强势地位。1958年，美国总统的选举越来越近，导弹差距论顺势成为总统竞选的一个项目，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演讲时反复强调：“美国人誓要让自己的国家再次强大起来。”
艾森豪威尔深感压力，于是他命令彻底调查“导弹差距论”的来源。据调查结果显示，导弹差距论源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空军和中情局都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但是在前苏联现有轰炸机的数量上存在着差距。由此，空军和中情局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空军坚持为自己的研究数据辩护，因为那将意味着更多的军事预算和飞机数量，也就意味着更强大的军事能力。最初，作为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也不愿否认空军的研究结果，尽管是独立的两个情报部门，但中情局的数据来源一直是空军提供的。
随着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杜勒斯把两份报告之间的差距解释为美国人的研究失误，事实上，前苏联早就悄无声息地把制造目标由轰炸机转为研制导弹了。在“旅伴一号”成功发射后，赫鲁晓夫曾沾沾自喜地说：“将来，由人工驾驶的轰炸机恐怕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了，前苏联的导弹将统领整个天空。”这也使得阴谋推断论者愈加煞有介事，于是，官僚政治家们把轰炸机的差距论变成了“导弹差距论”。
战略分析师原本预测的是，1962的前苏联将制造500架轰炸机，如果前苏联加速项目的研究工作，极有可能提前1年完成任务，即1961年。但是在1957年时，这个预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情局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报告中简述了国外情报局的一系列发现，报告中还对原来就前苏联军事能力的预测做了更正，由原来预测的500架轰炸机改为了500颗洲际弹道导弹。但是，美国预计在1960年到1961年间，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不过区区89枚，因此，这项更正的结果加剧了美国政府的紧迫感。
1958年，在U-2侦察机在空中拍摄的照片中，空军经过推断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前苏联将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前苏联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足以摧毁美国海外所有的军事基地。中情局战略分析师这样认为，如果前苏联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首先得具备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情报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前苏联真的拥有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前苏联肯定会首先对这些导弹进行检验测试，但是通过导弹发射测试后对大气层的影响和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以及在土耳其探测前苏联动静的雷达系统监测数据分析得出，前苏联可以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比起美国空军原本预测的明显不足。同时，陆军与海军的分析结果也是如此，他们甚至认为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还不到50颗。
在1960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反映了这类差距，报告没有给出最终的前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但是却罗列了一大堆不同的预测数据。不管如何，原本的预测数据都是错误的，因为截止到1960年时，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只有50颗，而仅供使用的也只有35颗；到1961年时，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也不过在175～270颗之间；而1962年的数量也只是在325～400颗之间；直到1963年，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仍没有发展到500颗。
这些冲突给国防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民主党参议员斯图亚特·西明顿对外大力宣传有关假定导弹差距的资料外泄，并要求政府改变中情局机密文件的配发工作。在1947年，当空军独立出来时，西明顿成为空军的第一任秘书长，同时他也是陆、海、空三军委员会的高级职员，他经常通过前助理托马斯·兰费尔获取空军情报。他提出和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私下会晤，商讨假定导弹数量差距一事，当时杜勒斯将一份与空军数距相差甚远的报告交给了他，因此在他们的第二次会晤时，西明顿坚持认为是中情局因为一些政治因素向政府上报了错误的数据。但杜勒斯不这样认为，杜勒斯断定空军的评估数据不是基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点火观测实验，而是依赖于媒介的错误观测数据得出的，因此，杜勒斯否定了西明顿的观点。当西明顿等批评家公然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有意忽略前苏联的威胁时，政府才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如果不透露报告内容，就无法反驳西明顿的批判。鉴于这种形势，政府只得对西明顿说：“政府有责任保守国家机密，政府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另一方面是因为官僚政治的失误。1958年，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官方国情评估的法规进行了修改之后，兰德公司及军事合同商们就再也接收不到官方的数据，这就意味着在兰德公司收到的最后一份官方数据中，包括了1961年前苏联将拥有500颗洲际弹道导弹的夸大报告。直到1959年，尽管“旅伴”项目和“导弹差距论”显示出了前苏联日渐增长的威胁，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于是兰德公司的学者们走出他们一贯的思维模式，开始阻止美国政府再次陷入“旅伴一号发射前的政治昏睡状态”。
4.战略家的战斗口号
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兰德公司沃尔斯泰特找到了灵感，他写了一份名为《恐怖的微妙平衡》的详细警示材料，旨在提醒那些盲目而又固执的政治官员们可能会引来的一场浩劫。1959年，这篇材料被杂志《外交事务》刊登，材料的警示意义颇具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它甚至可以同著名的莫斯科“X备忘录”相提并论（在“X备忘录”中，乔治·F·凯南大使提出了遏制政策的构想）。
《恐怖的微妙平衡》与当时其他的短评作品不同，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中，沃尔斯泰特提出了重新审视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持续发展核武器军备竞赛，核武器将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而世界文明也将因此而毁于一旦。同时，他也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所谓的“恐怖自动平衡理念”，恐怖自动平衡理念原本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核武器足以维护世界和平，但如果一方先发制人地发动核战争，那么都无异于切断了这个世界的平衡和生存之路。而在沃尔斯泰特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错误而又极度危险的政治观念。
在文章中，沃尔斯泰特把自己刻画成一个手持长矛瞄准敌人的游侠，敌手是现实存在且极度凶猛的巨人，借此举他想让全世界都清楚地明白，他并不是在与假想的敌人斗争，唯有打败了这个巨人，西方文明才能得以继续存活下去。《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的警示意义深远，它与基地研究报告的基本论点相符合：“可以肯定地预测，在20世纪60年代，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之下，前苏联的军事进攻力度将会大幅度增加，而前苏联发动战争的军事能力也将大大提升。因此，布罗迪曾经提出的战略威慑论固然可行，但难度实在太大，况且，在关键时刻，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敌人的进攻。”
对于那些相信热核战争可以杜绝和终结战争的人，沃尔斯泰特用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例提醒了他们：“第二次大战中，前苏联的死亡人数超出2000万，但是前苏联却从二战中迅速恢复并强大起来。将来肯定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为前苏联政府做出了明智的战略决策，有效地减少了战争中前苏联人员伤亡的数量——而美国政府却没有，甚至于连这方面的意识都没有。此外，前苏联认为，在关键的时候，不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例如损失了至关重要的人造卫星、边缘地区惨败的战争及担心美国的抢先攻击，出其不意的战术便是前苏联最明智的抉择，或许这在他们看来风险要低一些。”
沃尔斯泰特在量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式的威慑战略观点，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否定布罗迪曾经的历史推论与比较法，也没有批判卡恩对核战争之后人类生存的疯狂幻想。这种新观点是在兰德公司构想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基础上做了引申——即在首轮核战争之后可以存活的军事力量，并且保证可以足够实施反击方案。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说：“在过去一两年间，人们逐渐意识到了核战争‘首轮攻击’和‘二次反击’的关键区别，但是鲜少有人识别到这种区别与微妙恐怖平衡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类假想就意味着前苏联领导人比较无能，或者说前苏联是一个乐于合作的国家。当然，这种战略必然是西方在前苏联问题上最佳的选择。如果也将前苏联的战略选择限制在这些战略决策之内，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在任何一场与前苏联理智的作战计划中，选择我们所期待的策略都是不太可能的。”
沃尔斯泰特支持发展使用洲际弹道导弹，他认同应用中程弹道导弹是一种及其愚蠢的想法和行为，中程弹道导弹在战争中只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安全性没有任何作用。此外，中程弹道导弹与前苏联比较接近，容易受到前苏联的影响或攻击，况且，在按下发射键之前还需要进行种种安全测试。沃尔斯泰特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府，中程弹道导弹被前苏联看做是一种包围美国的形式，是美国政府为首轮核战争攻击做的准备。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倡导美国制造非核武器和现代科技，他认为彼此没有开展核战争的必要，并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将迎来军事变革。他在报告中说：“在传统战争的背景下，攻击者需要在战争中反复地突出重围，并且经过反复的损耗，但是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研究现代科技的影响与意义，比如现代地空导弹。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面临1000架核轰炸机，我们的任务是击落99架，那么这些现代武器肯定比传统战争中的效果要显着得多。相同的道理，媒体中所提及的反坦克线导导弹，以及以人为目标的杀伤武器，它们在技术上的进步都可以矫正西方传统战争之间的平衡，因此，我认为，美国有必要在现代技术方面投入大量的研究，制造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武器。”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还指出了开展“星球大战计划”的方法，“星球大战”也就是反导弹防御系统，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备受推崇。继他之后执政的共和党政府持续推行了这一计划。在报告中，沃尔斯泰特说：“如果美国拥有了万无一失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许多的事情将会得到改善，比如战争的军事能力将会变得不重要，而对次生威胁施展大范围的回击也是轻而易举的，就连防止进攻也会显得多余，因为我们不必担心战争会给我们带来威胁，更不用提伤害了。”
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是一种在内心自我实现的预言，无论诚意与否，他思想中那种谨慎得甚至有些悲观的世界观，有助于创造出一个随时都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世界。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他涉足了诸多领域，比如书籍出版、顾问咨询和大学教授等，并且获益匪浅。或许，像沃尔斯泰特这样自命不凡的人，他们的生活与事业一直都需要有一种紧迫感，否则将变成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相反，如果政府高层官员没有做出最坏的打算，那么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了沃尔斯泰特这样的悲观预言家，核战争是否将导致彼此最终走向毁灭？
在沃尔斯泰特看来，一旦做足了最坏的打算和充足的准备，才能更好地应对战争，又或者杜绝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古罗马帝国奥古斯大帝曾经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我们必须为战争做足准备，哪怕是最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当时的沃尔斯泰特也努力奉劝人们在灾难来临前做足准备，这立即成为新一代政治家和策划家们的战斗口号。他们强烈要求打破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各种束缚，并且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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