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举世瞩目的兰德公司课题
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从20世界5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决策部门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时时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获得各种信息和决策依据，往往都会参考信息咨询公司的意见和决策方案；一些大中型企业为了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向，了解同类型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常常参考智库集团提供的信息。这就使得美国的信息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崛起。而在这其中，影响了信息科技发展整整半个世纪的最著名的信息咨询公司就是美国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有雄厚的资金来源、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充足的专业人才。例如作为美国白宫著名的智囊人物，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卿的基辛格就曾经是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信息服务行业的产业化趋势，促使非政府机构的“大脑”形成，同时也为美国在20世纪的政治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
兰德公司就是美国智库集团的典型代表，致力于为联邦政府及各个机构提供综合类信息服务。兰德公司研究和设计到的课题，可谓是当时世界的重心和热点问题，比如“前苏联核问题”、“南朝鲜与北朝鲜”、“中国是否出兵朝鲜战争”、“卫星研究计划”等重大课题。回顾兰德公司过去的发展历史，它不仅帮助美国政府制定了科学、完善的宇航计划，而且对于互联网的研究开发成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兰德公司的专家组成员们为美国设计、研发、组装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并且还发明了应用于全球互联网系统的数字通信技术，使沟通更加便利、顺畅，降低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通信成本。
兰德公司属于综合性信息咨询公司，也就是全能型智囊团体，所以它不但在高精尖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外交等领域也都有突出贡献。例如，参加国际会议，参与讨论关于如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等，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分析专家们被邀请参与会议的旁听，并作为高级顾问的身份为会议内容的顺利进行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战略性建议。20世纪70年代，关于尼克松政府关心的中美建交问题上，也是由兰德公司的分析专家惠廷与理查德·所罗门对历史材料、现实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且列出了技术性细节和具体的日程安排。这对于中美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走向正常化国际政治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后来，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这两人都加入到美国国务院任职。目前，在兰德公司内部至少有100多名成员已经是美国各级政府的常设委员或国际顾问，为美国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
最著名的兰德公司的成员是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从1960年到1968年间一直是兰德公司聘请的高级顾问。在越南战争期间，他被委派到越南参与战场的调研和考察，评估“越南战争是应该升级还是撤军”。回到美国之后，基辛格在向美国总统进行工作汇报之前，先向兰德公司做了越南考察的报告，然后兰德公司的专家组成员进行了讨论和评估。经过兰德公司最高决策机构的研究之后，做出了对于越南战争走向的正确预测。美国政府正是接受了这一预测结果，才做出了从越南战场撤军的决定，使美国最终脱离了越战这一深不见底的泥潭。
现在，兰德公司仍然拥有诸多举世瞩目的研究课题，并且每年能够为全球提供400多份的科研和预测报告，在这些报告当中70%是机密文件，只有30%是公开内容。这些报告涉及近年来全球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例如“中国的汽车工业”、“日本的高新科技发展”、“俄罗斯的核心力量”等等重大课题。除此之外，兰德公司创办了全球第一所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兰德公司研究学院，并且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决策分析博士学位。目前，兰德公司研究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们已经遍布美国政界、商业、军事等各个领域，为高层政策决策提供技术性支持。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曾经评论的那样：“美国取得的诸多商业成就及其他成就的背后，都闪耀着兰德公司智慧的荣光。”
2.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的正确预测
在朝鲜战争前夕，美国兰德公司斥资组织了大批的分析专家对这次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态势进行了评估，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对朝鲜出兵，中国的态度将会是怎样？”兰德公司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
就在朝鲜战争正式爆发的前八天，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战略分析师们通过秘密渠道联系到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然后索要500万美元的高价，要将最后只有七个字结论的研究报告卖给美国政府。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认为，兰德公司肯定是疯了，竟然有胆量开出如此高昂的价格来出售一份只有几个字的研究报告，于是此事一笑了之，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不论是中国群众的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心所向还是以新中国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说，都不具备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所以并没有引起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的重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几年之后，美国军队虽然有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后勤供应，但是却在远东朝鲜半岛上被中朝联合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次失败终于引起了美国的重视，美国国会这才开始展开激烈的辩论，讨论当初出兵朝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为了在国会辩论会上找到有力的证据，在野党急忙以280美元的价格购买下了兰德公司当初呈交的已经失去时效性的朝鲜问题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虽然只有“中国将出兵朝鲜”这七个字，但是在结论之后附有长达600多页的分析报告。在报告当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国情，领导人毛泽东的性格及国际大环境。众多充分的证据显示出，美国一旦出兵朝鲜，中国绝对不会坐视朝鲜的危机而不出手相救，必定会果断出兵，使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仅如此，兰德公司还预测到，如果中国出兵朝鲜，那么美国将以极为不光彩的姿态率先从这场错误的战争当中退出。
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朝鲜战争的最高指挥官美国人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战场上退败回国，在得知兰德公司的这份调查报告之后，曾经非常感慨地说道：“我们军队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信息分析和咨询公司。兰德公司的价值，因为舍不得花费不到一架战斗机的价钱去购买一份经过缜密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结果导致了我的军队在朝鲜半岛的战场上损失了830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还失去了十多万美军士兵的生命。”
兰德公司这次对于朝鲜战争的预测让美国国会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之后便开始了长期与兰德公司建立客户关系的历史。虽然经过了朝鲜战争的惨痛教训，但是美国政府却一直觊觎朝鲜半岛这块“风水宝地”，多次提出要求，让兰德公司对于朝鲜的形式做出评估和预测。在2004年的12月份，兰德公司再次发布了一份令世界瞩目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研究报告。
当时，英国和美国空军正准备斥资对新型的网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求能够获得更加清楚的战场图像。许多军事专家和领导人认为，通过高清的通信网络可以更加准确地获得信息，在战争上就可以比敌人更多地掌握战场信息。美国及其盟国英国的部门正在加强联系，形成庞大的信息通信网络，这些信息能够通过通讯网络中心进行中转，然后让处于战场中心的士兵们通过小型的服务器接收终端获得由无人侦察机拍摄的其他地区的具体信息；不仅如此，这些信息也会同时被传送到战场指挥官和在空中进行目标追踪的飞行员那里；而且，海军的军舰，陆军的装甲车、坦克，空军的轰炸机等都可以与信息中心进行完美的无缝连接，最终实现战场上的信息共享。
但是在兰德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当中，战略分析师们认为对于信息通讯联网的问题应该持谨慎态度，必须对这些系统进行全面、完整、彻底的测试，保证其机密信息的高度安全性。只有这样，在未来，英国伦敦或美国五角大楼内的国防部高级军事官员们才能够放心地透过各自的办公室，客观、真实地观察到战场上变幻莫测的态势。而当这种体系真正建立的时候，正是将其应用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有利时机。
之后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在2005年的6月份，美国兰德公司又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声称朝鲜半岛如果需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将要耗资6700亿美元。这份报告指出：“朝鲜半岛要实现完全统一所需要花费的金额，取决于朝、韩进行统一的方式及实现统一之后国内稳定、人员恢复、安置费用和社会整体的预算等花费。”兰德公司宣称，计算出这种资金数据是根据2003年朝鲜半岛的整体购买能力预测的，然后根据三种假设的方式进行计算而得出的大概费用范围。这三种假设分别为：制度的改变，即朝鲜开始施行经济自由计划，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在朝、韩两国之间形成联邦状态，这是最好也是可能性最小的情况；其中一国的统治崩溃而实现统一，即来自外国的经济援助锐减，使朝鲜陷入极困窘的局面而不得不与韩国方面进行合作，最后使韩国政府顺其自然地吸收朝鲜政权；再有一种方式就是最终通过战争实现统一，导致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原因有韩国肆意挑衅的行为，朝鲜进入韩国，对韩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或者是韩国对朝鲜主动发起“防御性进攻”，美韩联合用武力镇压朝鲜，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兰德公司还在报告当中强调，不管是采取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朝鲜半岛的统一都将要比二战之后德国实现统一花费更多的资金和物质支持。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当初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国相比，朝鲜和韩国的经济差距过大，人口和教育程度上也差距明显。当初东西德国实现统一的时候，民主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朝鲜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韩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这种可能性，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实现的。
由于受到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厅的委托，兰德公司还为美国制订了几项全球打击备战应急计划，不论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对美国有威胁的活动，美国就会将电子战争、网络袭击、精确打击及快速制胜等战略因素综合在一起，使美国的潜在威胁彻底失去反击能力。为了完成美国的各种野心和保证各种政策顺利实行，兰德公司还将继续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之下进行各种各样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
3.寓意深远的小型泳池派对
1960年，当时正值杰克·肯尼迪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极度需要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的帮助，而肯尼迪深知兰德公司管理层与其所属的战略战略分析师们已经产生了激烈的内部政治分歧——以弗兰克·科尔博姆为首的战略分析师们总是维护美国空军和现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聚集在沃尔斯泰特周围才华横溢的经济学、物理学、军事学专家们则倾向于寻求一种新的方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于是当时肯尼迪的助手，年仅25岁的迪尔德丽·亨德森担任起帮助肯尼迪联系兰德公司专家小组的工作。最后通过物理学家丹尼尔·艾斯博格的帮助，亨德森终于联系上了沃尔斯泰特。
其实在此之前，沃尔斯泰特已经注意到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因为他曾经引用过很多沃尔斯泰特在其着作《恐怖的微妙平衡》中的观点。当时，肯尼迪将沃尔斯泰特的观点与约瑟夫·埃尔索普关于世界末日的观点综合在了一起，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漏洞百出的国家安全政策施加压力。这一举动使肯尼迪获得了沃尔斯泰特的好感，因为一方面，沃尔斯泰特十分轻视共和党针对前苏联威胁而发表的“导弹差距理论”，甚至怀疑这种差距压根就不存在，而另一方面，他也十分不喜欢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他厌恶尼克松对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随意乱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无耻作为。除此之外，他与大部分兰德公司的同事一样，都已经厌倦了共和党政府的执政策略，想要寻求政治变革的机会。于是，当肯尼迪的助手亨德森出现在沃尔斯泰特的住宅时，他对她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且很快在交谈当中表达了他愿意为肯尼迪赢得总统竞选的意愿。
在这次沃尔斯泰特与亨德森的会面当中，沃尔斯泰特不仅答应会为肯尼迪效劳，还表示愿意招募兰德公司内的其他学者担任自己的助手，特别是准备要招募哈利·罗温等可以信任、并且能够完全保守秘密的人。但是招募工作实际上所遇到的阻力比预期的还要大，因为兰德公司当时毕竟还只是美国空军的附属机构，而且弗兰克·科尔博姆一直坚定地支持现任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如此，因为伯纳德·布罗迪一直从中作梗，不停对科尔博姆抱怨沃尔斯泰特关于“葡萄酒”的问题，导致双方之间的相处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其实对于沃尔斯泰特而言，这种争斗实在是琐碎不堪，但是布罗迪却被激怒，紧抓着事情不放，甚至要求沃尔斯泰特正式做出道歉。但是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些葡萄酒而已。于是当科尔博姆把沃尔斯泰特叫到办公室，让他对布罗迪的抱怨做出解释时，沃尔斯泰特实在是感到迷惑不解。而且他从来都不知道如何与科尔博姆这位上司融洽相处，甚至觉得他有些不可理喻，所以当他面对科尔博姆的质问时，不自觉间就摆出了傲慢的姿态。科尔博姆告诉沃尔斯泰特，布罗迪抱怨来访的法国高管无视他的慎重邀请，反而时常去光顾沃尔斯泰特的宴会，仅仅是因为沃尔斯泰特在宴会上提供了昂贵的法国葡萄酒。这种说法让沃尔斯泰特感到难以接受，他告诉科尔博姆，布罗迪的抱怨令人难以理喻，他喜欢葡萄酒，法国人也喜欢葡萄酒，尤其是法国葡萄酒，而且宴会上使用的葡萄酒都是他自己花钱为法国客人提供的，甚至没有要求兰德公司为这类合理开销买单。沃尔斯泰特简单地告诉科尔博姆：“如果葡萄酒就是法国人来看我的原因，那么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果硬要解决的话，为什么你不能给伯纳德·布罗迪购买一些更好的葡萄酒呢？”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沃尔斯泰特了解了科尔博姆是真的对他抱有敌意，而布罗迪只是被科尔博姆拿来打压他的幌子而已，根本涉及不到兰德公司的中心事物。布罗迪极少参与兰德公司内部提交政策建议的工作，所以并不是公司内部及其重要的分析专家，但是他已经被科尔博姆作为打压沃尔斯泰特的棋子来使用了，这就需要沃尔斯泰特做出一些行动来转移布罗迪的愤怒，以达到自保的目的。就在这一时期，沃尔斯泰特的女儿准备办一个简单的泳池派对，于是他想借这次派对支开布罗迪的注意力，设法摆脱科尔博姆的控制和压力。
这个泳池派对原本应该只是一次小型的欢乐派对。但是由于在沃尔斯泰特的家里举办，所以总是会变得超越控制范围和具备特殊意义。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琼深知这一点，于是她只是邀请了几位要好的朋友前来参加，准备的食物除了热狗、薯片等速食之外，还准备了适合成年人食用的鲑鱼点心、罐头食品和桑塞尔白葡萄酒等，然后还在游泳池边播放着带有成人色彩的音乐。沃尔斯泰特看到女儿如此贴心，于是便放心的邀请了几位重要的客人前来参加这个名义上由女儿举办，实际上是沃尔斯泰特借此调和与布罗迪之间恶劣关系的派对。
布罗迪当然也在被邀请宾客的名单之内，他有些意外地来到了沃尔斯塔特的家中，受到了沃尔斯泰特一家人的热烈欢迎。起初，沃尔斯塔特并没有与布罗迪谈论太多兰德公司及关于美国政策的事情，只是很真诚的邀请布罗迪品尝美食，畅饮麦芽威士忌和法国葡萄酒。他告诉布罗迪，虽然都是简单的速食食品，但是配上美味的法国葡萄酒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布罗迪尝过食物，喝了一点葡萄酒之后，就对沃尔斯泰特的品位大加赞赏，不住地称赞他提供的法国葡萄酒。于是，沃尔斯塔特告诉布罗迪，这个葡萄酒就是他在宴请法国人的宴会上提供的法国葡萄酒。布罗迪这才明白了沃尔斯泰特邀请他来的真正目的——寻求和解。沃尔斯塔特告诉布罗迪，如果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他可以帮布罗迪购入相同的酒，甚至是更加高品质的葡萄酒。除此之外，他手头上还有一部关于核战略的书籍，希望布罗迪可以接受创作，并为他提供去欧洲考察的机会。
布罗迪明白沃尔斯泰特是要有意支开他，但是他却非常乐意获得去欧洲考察和写书的机会，于是很快地接受了这一请求。由此，布罗迪就暂时无法打扰沃尔斯泰特为肯尼迪竞选招募同僚的计划，而科尔博姆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再找到可以代替布罗迪的棋子。
夜深之后，游泳池边的音乐渐弱，客人们都各自回家，这次小型的泳池派对就这样圆满落幕了……
4.应运而生的新的思考方式
1961年1月17日的夜晚，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发表了告别演说，这是他将权利移交给民主党之前进行的最后一次演说，在这次演讲当中，他对于肯尼迪的“军工复合”理论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是正如他自己在演讲的最后提出的那样，对于民主党的上台他已经毫无办法，只得在三天之内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约翰·菲茨拉杰德·肯尼迪。
事实上，肯尼迪在这次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是险胜尼克松，他能够最终赢得选举主要归功于兰德公司顾问团的倾力相助和导弹差距论的推广。在竞选活动的全过程当中，肯尼迪坚决贯彻兰德公司为他提供的信息，紧紧抓住共和党复杂的国际政策及薄弱的国防体系不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评论，而保守的共和党拘泥于政府机密，没有办法对于肯尼迪的军工主张做出正面的回击。
1961年总统竞选结束后，肯尼迪顺利入主白宫，而兰德公司也得以借助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摆脱了空军的束缚独立出来。民主党执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倡导激进、快速的自由主义，要彻底带领美国摆脱之前共和党优柔寡断、左顾右盼的国防怪圈。这个圈子以前一直被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掌控在手中，包括兰德公司也不得不受到他的牵制。除此之外，肯尼迪一直想要利用精英们的超凡智慧对美国腐朽的政治现象进行改造，而当他真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后，这种想法最终能够得以实施。因此，他任命具有创新思维的查尔斯·希奇为新任国防部长，而当他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会面之时，这两个志向相同的政界精英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情。麦克纳马拉天生对数字极为敏感，并熟练掌握曲线图、图标、方程式等知识，仅仅从他一丝不苟的外表就能看出他是思维缜密、行动果断的硬派人物。他在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推荐加入到肯尼迪团队中参与五角大楼的高层工作。而希奇虽然说话温和、对人态度亲切，但是对于数学运算方面却极具自信。这两个人简直是天生一对的互补性组合，肯尼迪想要实现美国的中央集权，将军队制度进行彻底改造，起用这两个极具办事效率的天才是绝对正确且高效的抉择。
在肯尼迪之前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顽固的军事体系一直受控于美国狭隘、迂腐的政治利益，所以麦克纳马拉和希奇都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使老式的思想方式迅速退出政治舞台。所以当麦克纳马拉收到肯尼迪总统亲自下发的关于裁员的命令，然后授权他对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进行重组任务的时候，他内心无比激动同时又充满了斗志。于是，他与希奇商议，立刻邀请兰德公司的分析师艾琳·恩索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希望建立起一个由经营系统指挥和操控的国防部系统分析办公室。
艾琳·恩索曾经是沃尔斯泰特最得利的助手之一，虽然是个及其严肃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将那种对宗教的虔诚和认真全部灌注到对国防科学的研究当中，对于国防政策的制定及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分析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兰德公司对空军司令部的战略防御漏洞问题R-290进行了后续研究，并与沃尔斯泰特进行了通力合作，最后将问题加以解决。不只是艾琳·恩索，就在希奇精简美国国防部各项预算措施，对五角大楼进行改组的同时，沃尔斯泰特精英圈子里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哈利·罗温也加入到了肯尼迪高层领导层当中，协助麦克纳马拉和希奇进行改组工作。
在这之后，又有几名兰德公司的精英分析师们进入了五角大楼当中，然后在肯尼迪的预算主管大卫·贝尔的协助及麦克拉马拉和希奇的领导下，这些精英分子们开始着手对整个国防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其中特别瞄准了之前对兰德公司起到牵制和控制作用的美国空军。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原本大受艾森豪威尔前政府重视的李梅的项目，如新式B-58、B-70式重型轰炸机及一些新型导弹系统全部被收回资金，一一丢弃。
这些将美国空军的强大气势一扫而空的人们，都是一些爱穿古板西装，留着整齐、干净的小平头，嘴上叼着烟斗、说话轻声细气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改革的重大创举使人们对新政府刮目相看，更为他们的兰德公司精英团队赢得了“麦克纳马拉神童组”的美称。
至此，兰德公司的“神童组”基本上接管了五角大楼的各项事务，他们将五角大楼古旧、落后、毫无效率的机构体系和运作模式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简、高效、运作性更强的新的国防体系，除此之外，兰德公司的系统分析及预算程序术语等也被他们带入到国防部，成为整个政府的通用术语。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兰德公司一直所研究的关于战争、威慑力及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理论，逐渐在新的肯尼迪政府当中被奉行为公开学说，从此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5.兰德公司：数字时代的先行者
1960年的春天，兰德公司的年轻工程师保罗·巴兰获得了兰德公司高层的直接通知，要求他对美苏之间的核突袭及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分析和计算。这是一项及其可怕和沉重的任务，因为一旦巴兰计算失误，就很有可能造成整个美国彻底失去未来。这也就是说，如果前苏联对美国发起了核突袭，美军所有的防御系统都将遭受到闪电战的袭击，这时候战略空军司令部将要如何展开反击？这正如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所言，如果前苏联启用一个轰炸小组偷袭美国核设施，那么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仓库将会遭受到极大的损害；除此之外，核武器爆炸产生的信号会对电离层产生影响，进而使所有远程高频无线电通信中断。退一步讲，如果前苏联的空中袭击没有造成核武器的大规模损伤，但是却毁坏了电话系统的中央转换节点，那么美国的空中导弹和大批核武器同样将与战略空军指挥部失去联络，而操控系统和通信系统都将彻底瘫痪。
正因如此，通信系统安全性能的分析、计算及新型通信系统的研发，对于美国空军和整个国防来说都是最首要的任务。兰德公司意识到国防系统的优劣会影响到美国国土上的每一个人，因此指派工程师巴兰应对导弹通信挑战的策略。也正是对这一策略的研究，最终开创了因特网的研发前景，并为现如今的网络发展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巴兰都对于神经网络研究这一课题充满了兴趣，这使他不断从神经网的构造当中获得对于建立新型通信网络的灵感——神经网络系统是一种复杂的人脑思维模式，它可以及其灵活地应对身体各部分的挑战。当一个神经系统受到的压力过大时，另外一个神经系统就会自动支援。例如，当神经系统处于疲劳状态，不能通过正常的路线传达举手这一命令时，大脑就会自动启动另外一条路线，通过这条临时开辟的路径来完成命令的传导。这种神经传导的模式，启发巴兰设计出一个巧妙的计划。巴兰利用兰德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手机的调幅收音机广播站的观察资料当做蓝本，将调幅收音天线当成是备选的神经中枢或可变操控节点，然后与空中的洲际弹道导弹相连接，保持二者通信顺畅。一旦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情况之下，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可以启用调幅天线作为军用通信传输设备，向导弹发送操控命令。当这一计划上报之后，美国空军立即采纳了巴兰的提议，建立其可以由民用转为军用的两用天线网络，一个节点连接一个节点地传输秘密进攻信号，而这种信号是不能被普通收音机调频信号所接收到的。这就解决了因空军战略通信设施被破坏而无法与洲际导弹相连接的问题。
巴兰对于自己这次的研究成果非常满意，但是却还是想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加完善的改进，他想要将只能发出“进攻”或“不进攻”这类简单命令的系统推向更加高级的阶段。鉴于较低频率的模拟调频电路很容易受到各种信号和噪音干扰的原因，于是巴兰发明了一种将信息按照数位来进行编码，然后进行传输的办法。这就是最早的计算机数位编码的雏形。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还不知道“数位”这一词的含义，当时的所有收音机、电话信号等都是通过连续电流和电压来传输模拟数据，因而常常会受到距离、信号强度、噪音等问题的干扰而产生失真现象。与这种模拟信号相比，“数位”信息具有更加准确、真实、稳定的传输特点。“数位”都是二进制编码，这也就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正、负或1、0的这种组合被有序地发送出去，这就是电脑所用的序列。因此，由于距离远近而产生的干扰噪音或信号失真对于发出的数据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如此一来，数据的准确传输质量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数位信号还可能随意更改传输路线，通过备用传输路线实现数据传送，更加提升了通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保罗·巴兰对于推进通信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贡献不仅在于此，还在于他还将信息分割成无数的“信息包”。这些信息包在通信的过程当中分散成为一系列的数据包，它们分别携带着接收器、起点、在通信网络当中停留的时间长短及序列的准确顺序等相关信息。当这些信息到达接收点之后，就会按照原本的顺序进行重新组合，成为可以被人们准确理解的完整的信息。如此一来，信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就不再需要节点或转换站点的中转，甚至也不需要吸附于现有的电话线。假如战争爆发，华盛顿与威奇托导弹发射井之间的直接军事通讯被破坏，信息包就会自动转向任何可以疏通的电话线路，这条线路可能是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再经过中国到夏威夷，最后再到威奇托导弹发射井，而过程也仅仅需要一秒钟而已，信息就可以环绕全球然后回到最初的目的地。这种技术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完整的大脑，而电话线路就像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任何一个备用神经网络。
当这一研究结果被巴兰分析成功后，他曾经试图说服全美电话电报公司将这一构思建设成为现实，但是电话公司却不想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民用通信无法顺利改善的情况下，巴兰只得将这一全球性信息包转换系统先提供到空军手中，然后传到美国国防部。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属根据巴兰的数字信息同送系统发明了ARAP计算机网络，但是这一计算机网络却选择采用了英国科学家唐纳德·戴维斯所创造的网络版本。又经过了许多年，ARAP计算机网络逐渐褪去了军事色彩，转而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广泛使用的因特网。
保罗·巴兰在世界正式进入二进制时代之前就已经成功研究出了二进制的信息转换和传递体系，但是他的失败之处也正在于此：世界还没有为二进制做好准备，所以这种成功难以被广泛接受。这并不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第一次走在科学创新的前沿，更不是最后一次，而他们所做的每一次创新贡献，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6.兰德公司参与的太空侦查计划
兰德公司在参与美国与前苏联的导弹和核武器之争的过程当中，在红外线探测前苏联导弹和运载火箭方面，其计算能力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所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将对前苏联进行彻底侦查的任务全部都押在兰德公司身上。从1954年9月开始，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开始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前苏联偷袭”计划研究和计算其可能性。麻省理工学院的詹姆士·凯尔安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兰德公司首领科尔博姆的心腹之交。经过对资料进行的统计和计算，凯尔安向艾森豪威尔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情报，对于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进行基本的预测，从而为国防提供更加准确的战略警报，尽可能地减小由于遭受突然的恐怖袭击而引发的恐慌。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寻求最广泛的科学技术支持。
这份报告对美国国防提出了前苏联威胁的警告，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由兰德公司进一步探索各种方法，以获取更多的关于前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空军委托兰德公司制造大型的隐秘侦查气球在前苏联上空进行侦查，这就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战略分析师们所创造的“地鼠”计划。
在这一计划当中，美国空军从土耳其境内和西欧的军事基地共发射了500多个装满照相机的高空侦测气球，想要通过高空大气的流动将气球带到前苏联境内。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飞行车厢”式货运飞机参与高空侦查热气球的回收工作，在理论上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却并不十分隐秘。但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个计划竟然十分奏效。“飞行车厢”回收了40个装有珍贵侦查资料的气球，照相机内所拍摄的照片覆盖了前苏联境内2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在1952年，前苏联空军在境内发现了许多美军的侦查气球坠地之后留下的残骸，不得已，大部分的“地鼠”项目都被暂时叫停。“地鼠”项目的终止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定决心要对轰炸机进行改造，让轰炸机飞跃前苏联领空进行侦查。但是这一项目因为众多轰炸机在侦查过程当中被前苏联空军击落而被取消，而这些事件几乎激发起了美苏之间的国际危机。
经过了这两次教训之后，美国空军决定授权兰德公司制造飞行高度超过7万英尺高空的气球。在计划当中，这些气球将飞跃前苏联的领空，然后停靠在日本或阿拉斯加州的某个地点进行回收。这一计划被称之为GENETRIX计划。为了避免侦查气球被前苏联空军发现而带来任何国际性的麻烦，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发射高空气球对地球高空急流进行探索为理由，正式启动了GENETRIX计划。如此同时，兰德公司与美国空军官的另外两项秘密计划：U-2高空侦察机和核动力侦查卫星，也在同时秘密进行。
在这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空间自由”的原则，使整个地球的外层空间为全世界所共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的资源共享，但是更多意义上是为美国这类先进国家制造了探索太空、发射侦察卫星的借口。于是，融合了核动力侦察卫星及早期气球侦查计划的新型隐秘系统“科罗娜计划”正式进入了美国国防体系。这一项目能够将侦查卫星发射到洲际导弹轨道之上，是后来所有卫星侦查项目的原始鼻祖。
实际上，兰德公司帮助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进行的这项“科罗娜计划”是将洲际弹道导弹改造成为空间运载火箭装置，然后将装有高清照相机的观测卫星发射到太空当中。但是最初进行计划的时候遇到的难题相当之多，所有理论计算都显示卫星的发射和飞行都会顺利进行，但是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时候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从1958年“科罗娜计划”启动以来，前十二次的科罗娜卫星飞行均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如此，因为美国政府想要快速地侦察到前苏联的实际战斗实力，所以给予了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战略分析师们相当大的压力，使得每次科罗娜卫星的前后发射间隔都不超过一个月，因此短时期内难以分析出失败的原因所在，这就导致了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一直到1960年的8月10日，科罗娜卫星的第十三次试飞终于取得了成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次的绕地飞行当中，卫星却没有携带胶片，只安装了诊断性仪器。通过兰德公司的努力，科罗娜终于完成了最初设定的任务，带回了重达16磅的胶片，照片几乎拍摄到了前苏联领土的全部范围，为美国国防部制定应对前苏联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在接下来的12年里，科罗娜卫星图片的分辨率发展到了6英尺，这让美国几乎可以清楚地拍摄到前苏联领土范围之内的每一寸地表图像，不仅是前苏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了美国的监控范围之内。这项“科罗娜计划”给美国带来了最先进、最可靠的侦查方式，也使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战略分析师们开创了新的局面。在科罗娜卫星出现之前，几乎所有分析机构都只能够依靠地图和其他地面机构所提供的不十分确切的信息进行情报解读和分析。但是有了科罗娜卫星之后，研究员和战略分析师就能够准确地找到前苏联城市的具体位置，观测到前苏联领土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布置情况及中国边境附近的反弹道导弹分布，观察到地面核工厂、研究所、街道等的分布，甚至可以计算出前苏联丰收年份里挂在枝头的水果的具体数量。在美苏冷战的重要历史时期当中，科罗娜卫星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十分精确和及时的情报，使美国能够全面掌握到前苏联的动向，做好全方位的战斗准备。
除了对前苏联进行侦查任务以外，科罗娜卫星还在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当中担负了观察任务，甚至还包括对阿拉格群岛遗址的协助调查。正如美国政府曾经评价的那样：“虽然我们对于科罗娜这个空间项目投入了近400亿美元，但是我们从清晰的卫星照片当中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信息，即使是没有其他的收获，单从准确获取信息、快速收集情报这方面来讲，科罗娜计划的收益也在当初投入的十倍以上。”
兰德公司对于美国太空项目研究和空间侦查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科罗娜卫星，还在于对美国航空航天局建立过程当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兰德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研发成本预计系统，能够为各种新型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提供极大的帮助，加速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建立步伐。
1958年，美国众议院宇航太空探索委员会要求兰德公司加入到空间系统的研究和预测当中，这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最早雏形。在机构建立的最初阶段，兰德公司由于不满于美国空军的约束，对于各种研究项目总是尽量往后拖延较长的时间才正式提交，这让航空航天局的行政官员们开始怀疑兰德公司对于从事太空工作的适应性和控制能力。但是在1960年，兰德公司快速完成了关于通信卫星开发的政策性问题研究，这让美国航空航天局不得不对兰德公司另眼相看。不同于之前的消极怠工态度，兰德公司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并且接连成功分析了建造核动力火箭的可能性。兰德公司在完成分析之后提交了报告，虽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们很乐于看到分析报告的提早上交，但是却不满意兰德公司有些傲慢的报告基调，这让他们不愿意再继续出售空间项目给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为了迎合摆脱与空军长期订立合作合同的束缚，更改了报告基调以迎合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们，但是这却致使兰德公司内部出现了分裂。一些研究员们认为自己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信誉也受到了损害，所以不愿意再承担空间研究项目。在这种情况之下，兰德公司的高层只能尽力协调，在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局及公司内部的研究员们之间寻求关系的平衡。这种复杂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越南战争。而正是在这次战争里，兰德公司才如愿以偿地正式摆脱了空军的束缚，开始走向了多样化快速发展的道路。
7.难以压倒的力量
越南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派出陆军部队进入越南，帮助南越军队打击境内的共产党势力。在此期间，主持越南战争研究工作的安东尼·鲁索及兰德公司的其他研究者们都曾多次听说过关于越共战俘的故事。
这些被俘的游击队成员们对于南越军队的严刑拷问表现出了无比坚定的意志和信念。虽然战俘们身材瘦小，在南越军队里饱受拳脚之苦，身上、脸上布满了严刑拷打留下的痕迹，但是他们却都一声不吭，并且坦言对于自己参加越南的革命行为没有感到过一点后悔。他们不怕牺牲，认为如果自己能够为越南共产党的事业奉献生命，是最骄傲和高尚的行为，所以不管有多少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们都会坚定地再次投身革命。
这种坚定的信仰和决不屈服的力量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停滞不前。美国政府领导人为此焦头烂额，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使敌人有如此强烈的力量与美国军队抗衡。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防部与兰德公司签订了合同，委托兰德公司调查美国军队和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政权力量所具有的士气，以及越南共产党人誓死抗争的动机所在。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赢得这场战争。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鲁索和他兰德公司的同事们开始了在越南的艰苦跋涉的调查行程。在西贡大学学者及翻译的帮助下，他们进入战火肆虐的越南，开始采访被俘的游击队员们。一开始，因为担心这些美国人又要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所以战俘们都沉默不语，但是当他们得知鲁索带领的美国团队只是想要了解他们的信仰时，终于放下戒备开始诉说，因为在他们看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非常光荣和神圣的事情，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了解这一先进的思想体系。
这些越南共产党们宣称，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是一群爱国先驱和救世英雄，誓要将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直到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实现越南南部和北部的完全统一。这些越南共产党们不止是为了自己及家人的利益而战，更是在领袖胡志明的领导之下，为了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为孩子们争取到安定的环境和更好的教育条件，为人民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会。除此之外，他们还为了推翻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对人民施行恐怖专制统治的西贡政府，将腐败的官员们推下台，为了重新夺回越南的平等和自由而战斗。在这一过程当中，不管有多少越南共产党员会为此而牺牲，都不会阻碍越共坚决斗争到底的信心。即使这场战斗会持续百年之久，越南共产党的力量也绝不会有一点软弱和松懈。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听完越共战俘的叙述之后，走出审讯室抽烟休息，在巨大的八角树叶和浓重的烟雾环绕中，鲁索思考着刚刚战俘们说的话，然后转身对自己的助手说：“关于越南战争的情况，政府恐怕估计错误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国防部关注的焦点一直集中于美苏在中欧地区的核战争夺，而忽略了对越南地区具体情况的研究，以至于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越南的形势。他们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只要用一定的利益和价值来换取美国政府的慷慨相助，那么必定能够建立起一个以军人阶层为社会推动力，并且附属于美国价值体系之上的文明政权。但是经过这次兰德公司的深入调查研究后，鲁索认为，随着西欧地区实力的均衡，美国注意的焦点必然会向东转移，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将会成为下一个冷战进行的主战场。
保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他认为，对于已经陷入多变战争的美国政府来讲，尽快解决日益突出的第三世界矛盾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于是，沃尔斯泰特在他的忠实跟随者、得意门生哈利·罗温的帮助下，积极推进第三世界国家政策，并对美国国防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赢得了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兰德公司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战争、叛乱镇压行动及后勤保障体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对二战期间的几个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讨论。几年之后，这场谈论就延伸到越南战争当中越共的士气及信仰、动机的研究调查。在这次更加深入的越南共产主义游击队战斗力量调查当中，人类学家约翰·G·唐尼尔和政治学教授约瑟夫·J·扎斯罗夫两位顾问对于之前鲁索提交的研究报告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分析，然后将一份更加详细和深入的报告提交给了罗温及兰德公司新上任的上司约翰·迈克诺顿。在这份报告当中，他们两人都认为越共分子并不是共产主义狂热分子，也不像之前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那样一心想要占据土地，而是自认为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是为越南独立而不屈战斗的勇士。可以说，正是越共的这种坚定不移的爱国信念，成为支撑他们坚持斗争的坚定力量。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越共的战争将会持久不变，不会被打败，就算是彻底控制了整个越南，也没有办法使越共分子放弃和屈服。当罗温和迈克诺顿面对着这一份调查报告的时候，他们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越共分子的力量难以被压制，美国政府已经下错了赌注，而美国面临的结果必然是大败无疑。
这一结果其实与鲁索之前所支持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越共分子不是土匪、强盗，而是一群有原则、有理想，为了自由和未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敢战士，至少比士气低迷、军机混乱的西贡政府军要强悍得多。但是对于兰德公司的这一报告，美国国防部显然没有予以重视，而是继续积极寻求将越南地区的战争升级，并不打算重新审视出兵越南美国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和实际意义。美国政府和国防部五角大楼都想利用兰德公司寻找到一种彻底打败越南共产党的方法，而不是去理解越共那股难以战胜的力量和精神信念产生的原因。1964年，约翰逊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了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并承诺不会再继续将美国士兵送到可怕的越南战场上去送死，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在1965年年底，约翰逊就又派遣了50万名美军士兵进入越南战场，并且对美国民众宣称：“这场战争一直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种种数据都显示胜利已经离我们不远……”
但是实际情况显示不是这样，美国政府越来越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当中，不要说主动进攻，甚至是连防守的地位都难以保持。而此时，北越南胡志明所掌控的越共军队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人，游击战争继续在四处频繁开展，同时作战小分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断夺取和控制了一些原本由南越政府掌控的地区。他们还在密林当中开通出一条隐秘的“胡志明小道”，当做运输后勤保障物品及现代化武器的交通干道，这让美国政府更加头疼：南越军队因为胆小如鼠、士气低落，不敢进入密林搜索越共，进行反游击战争；而高大笨拙的美国士兵对于雨林环境难以熟悉，更加不愿意进入其中为南越政府卖命。于是美国政府想到与越共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的方法，但是对于北越南而言却态度坚决，要么战死，要么就取得完全胜利，绝不打算采取有辱越共的中间路线。
尽管在此时，越南战场的局势已经陷入混乱，但是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加大对越南战争的资金支持，实施特设计划，并且对越南农民提供限量食物，争取支持，还是有可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在国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僵持不下，导致策略的最终流产，这也使美国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彻底化为泡影。
眼看着美国胜利的希望渐渐渺茫，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战略分析师们原本充满使命感的研究热情也开始减弱，许多战略分析师们开始沉思，为了散布美国式的争议而将自己的公民送到遥远的国度去屠杀那里的贫苦农民，这真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让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倍感痛苦。他们折服于越共俘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信念力量，对于美国现行的第三世界国家政策也感到绝望。于是从1965年初开始，兰德公司的一名德裔流亡学者康拉德·科伦就提出美国应该单方面从越南战场撤军，结束这场不必要的战争。艾斯博格也对此持赞同观点，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迅速结束这场针对北越共党的战争，然后集中精神强力清扫越战给美国带来的挫败感。但是美国国会及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仍然执迷不悟，准备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企图以更为广泛的狂轰滥炸来重挫越共军队的士气，这就是1965年3月2日由美国空军发起的“滚雷行动”。这一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实际上对于北越南及越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一如既往地要坚决推翻由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实现越南的南北统一。
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兰德公司开始试图从这场充满争议、停滞不前的“越南泥潭”当中脱身而出，转让开始准备研究代号为卡米洛特的拉丁美洲基金革命前景。但是兰德公司内部坚定支持美国继续采取武装行动的科尔博姆却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这种项目有违美国政府交予兰德公司的历史使命——帮助其打赢越南战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兰德公司的理事会将要做出艰难抉择，而且在此之前理事会也已经注意到科尔博姆与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之间的紧张关系。鉴于兰德公司整个机构都倾向于从越南战争一事中脱身，于是理事会做出了要求科尔博姆辞职的决定，而后让沃尔斯泰特的亲信兼好友哈利·罗温接替了科尔博姆的领导位置。
哈利·罗温之前是神通专家组的成员，他和他的团队曾经带领兰德公司跨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新的思维模式，但是同时也将兰德公司带入了五角大楼的各种丑闻之中。他与他的同事一样，对于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经历了从最初的支持，到质疑、否决、抽身而出的过程。没有了兰德公司的美国，要怎样才能击跨越共那股难以战胜的力量，从越南战争的泥潭当中艰难爬出？或许历史还是离不开兰德公司的推动，最终还是需要一位先行者勇敢地站出来，让这场错误的战争及时刹车。
8.美苏核战争危机的最终解决
兰德公司对于肯尼迪政府做出过许多帮助和贡献，其中最为具体和最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就是——改变了美国的整体核战争计划，即SIOP计划（SingleIntegratedOperationPlan）。SIOP计划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当中，为了改善美国空军毫无计划性的核武器扩充行为而制定的。尽管SIOP将空军所有的战略性核武器的指挥权都集中收集起来，而这些武器中甚至还包括海军的“北极星”导弹和核战舰，以及陆军作战中使用的一些核武器，但是SIOP计划仍然显得凌乱而无章法，与之前的“杀手锏”战略相比，几乎就是换汤不换药。就在SIOP-62计划正式开始启动的第一年里，前苏联以核战争相威胁美国，企图实施入侵西欧的计划。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之下，美国做出了历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规模的导弹轰炸计划——即使在前苏联根本没有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情况之下，美国也将投入使用1459颗核炸弹，这相当于21.64亿吨的黄色炸药威力。这些核弹被调整位置，对准了分布在前苏联、中国及东欧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所有已知的军事目标和一些普通城市，一旦美国政府察觉到前苏联政府有所行动，将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这次轰炸计划中，美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都将倾巢出动，总数目达到3423颗，相当于78.47亿吨黄色炸药爆炸所造成的破坏威力。据策略估计，如果这一计划实施，那么在前苏联境内至少会有2.85亿平民，中国境内数千万民众及东欧部分地区的民众都将会在这场远距离导弹博弈的战争当中丧生，大约4000多万人将遭受严重创伤，这无异于一场核弹大屠杀。除此之外，还有在非战争地区的人员伤亡。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统计，在东欧地区将有一亿民众难逃一死。比如在欧洲攻击目标周围的中立国家，像是芬兰、奥地利、阿富汗等；而在北约国家也将有将近一亿的民众丧生。欧洲地区总得统计数据为六亿人口，这些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不管是战争旁观者还是懵懂之徒，都将在核炸弹的无情重击之下失去性命，更不用提在核武器使用过后会造成的长期影响和伤亡。
1961年2月3日，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顺利接手美国政府之后的两个星期里，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就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SIOP-62计划提交给新上任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空军总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把这份报告书提交给麦克拉马拉、国防部副部长罗斯威尔·吉尔帕特里克及其他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希望通过向他们展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和图表来打动国防部，使他们同意批准这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令空军倍感自豪的强势核打击计划。但是麦克纳马拉看上去对这份计划报告书并不满意，面对繁复的数据和统计表格也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不仅能够快速领会到战略报告的要点，甚至不经过周密计算就能够准确指出计划报告当中存在的大量漏洞。比如浪费资源的重复进攻，有些目标甚至被重复袭击4次到10次之多，而这些目标大部分都是普通城市里的普通建筑物，基本上没有任何军事功能。麦克纳马拉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空军低估了前苏联地区的人员伤亡数字和工商业损失情况。看来麦克纳马拉对这份计划抱有强烈的抵触态度，尤其让他感到不悦的是美国空军对于东欧地区人民生命的轻视和对战争死亡的无所谓的态度。空军总参谋长怀特将军略带嘲讽地对麦克纳马拉说：“部长先生，希望你在阿尔巴尼亚地区没有任何的朋友或亲人，因为我们已经打算彻底摧毁这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原本安定和谐的国家或地区，仅仅因为它们碰巧建立在了共产主义传播的范围之内，就要被彻底剥夺生命的权利！
听完空军的SIOP-62计划之后，麦克纳马拉离开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暗自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美国毫无责任感的核政策。于是他开始说服肯尼迪总统彻底放弃前任政府发动核战争的计划，用其他更加合理的方案取而代之，防止核战争给世界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可怕后果。
但是要如何提出合适的战略方案呢？就在这时，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威廉·考夫曼向麦克纳马拉做出了关于反击力的重要报告，这对于麦克纳马拉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在1962年2月10日，麦克纳马拉安排考夫曼对反击力作出全面的计划报告。考夫曼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同事，所以两人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再加上麦克纳马拉一直以来都比较赞同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所以对于考夫曼提出的计划更加容易接受。在报告会上，考夫曼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计划当中非城市攻击目标的独创性概念。从本质上来说，这一计划就是要将美国的战略核武器精确投放到前苏联已知的军事目标上，并要避开人口聚集的地区。在计划当中，考夫曼还借用了沃尔斯泰特的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具有实际操作性、精心策划的战略方案——美国逐步启动核武器反击能力，按照步骤增加攻击的强度，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之前给前苏联留下要求停止战争的机会。其实在过去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时期，考夫曼已经多次向美国空军提出过这项报告，但是完全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在这次报告当中，考夫曼准备了许多具体的数据、图标、统计资料，想要费尽心思地说服国防部采纳这一更加完善和合理的方案。但是实际上，麦克纳马拉原本就没有打算延续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战略核打击方案，所以在报告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麦克纳马拉领会了反击力的概念和意图之后，就已经下定决定要用这一方案替代原本的空军SIOP-62计划。
在这次考夫曼所提出的战略方案中，将反击力和沃尔斯塔特的二次打击能力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了兰德公司多年对核战略方针分析的最高成果，这让麦克纳马拉认为找到了一种可以让美国增加使用核武器的新方法，可以让总统更加灵活地对付前苏联的任何军事行动。于是，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之下，兰德公司开始更加详细地制定关于新的核战略方案的实施计划，这就为美国能够实施新的核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兰德公司制定好关于计划的项目清单时，麦克纳马拉要求兰德公司将计划项目转交给丹尼尔·艾斯博格过目。丹尼尔·艾斯博格是海军出身，曾经深入学习过各种军队的战略战斗计划，但是他对于前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海军SIOP计划始终抱有反感，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是面对前苏联的核战争威胁，美国政府陈旧、落后的整体核策略都会显得荒唐可笑且血腥无比。所以当他看到兰德公司提交的新的核政策研究报告时，就打算抓住这一契机，将国家的核战争措施进行彻底的调整，将其改造得更加精确、有效、理性和正义。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兰德公司就将丹尼尔·艾斯博格借调给美国太平洋总司令军队，让他参与研究核武器控制和管理问题。艾斯博格就是在那时发现了美国的核武器管理存在相当大的漏洞和威胁——当时政府虽然在各种场合公开宣称反对核战争，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实际授权了各个主要战场的指挥官们可以在某种情况下主动开启战略核打击的权利。这些情况包括与华盛顿通信中断或总统无法履行职责时（艾森豪威尔曾经突发心脏病）。不仅如此，某些掌握这些职权的四星指挥官，还进一步将启动核武器的权利下放给他们的下属，这就表示了美国核武器管理和使用权利实际上是出于极度分散的状态，比想象中的更加容易发生由于权利滥用或指挥失误而发动核战争的情况。而且在那个动荡混乱的时期，各地指挥官基本上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常常疯狂地叫嚣进行战略核打击。一旦这种可能变成为事实，那么可怕的核战场景将会真正出现，特别是在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沃尔斯泰特提出“失效安全概念”之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降低发动核战争的危险，艾斯博格在空军司令部提出了多项控制措施，但是都被一一否决，这让艾斯博格一度对美国政府感到极为失望。
但是这次新的核战略方案已经被兰德公司正式提出，艾斯博格就打算借用这个机会将其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将新的核战略政策立为正式的官方政策。于是艾斯博格在方案当中再三强调，美国绝不能让前苏联、中国及东欧地区无辜的平民成为大国战争的牺牲品。因此，美国的战争策略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数量，抑制袭击非战略目标和人口集中地区的行为。同时，艾斯博格还强调美国应该在战争当中始终保留一个持久不变的指挥中心，保证对战争握有绝对的控制权利，同时为战争的战略反攻保留部分武器。也就是说，不能一味地滥用核武器，否则有可能会失去战争的持久性优势。
在1961年5月份，艾斯博格将完整的新核战略计划书递交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然后由麦克纳马拉呈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中建议要重新定位整体的战争计划，使美苏之间避免陷入核战争的可怕泥潭。经过艾斯博格和麦克纳马拉的努力，在1962年初的时候，新的反击政策终于对外公布。
这项由兰德公司出任顾问制定并实施的应对危机的新措施很快就投入到实践应用当中——当时大规模的提议正甚嚣尘上，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确实在认真考虑对前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核打击的首选目标就是美苏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柏林市。
当时德国首都柏林分裂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柏林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柏林，大量东德的民众逃离东德，并经过柏林进入由资本主义势力控制的西德境内，这让前苏联一直头痛不已，想要对柏林进行封锁，防止人民逃窜流失。在美国总统大选，肯尼迪当选为新任总统之前，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直放出风声，说要执行斯大林时期的封锁计划，让东德政府负责对于出入柏林的交通管制，并且要求美国及其盟友从西德地区撤离，这让由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西德政府倍感压力。
赫鲁晓夫不断吹嘘前苏联拥有大规模核武器，并借此对美国进行威胁。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总统的会面上主动挑衅，威胁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能在12月底之前撤离西柏林，那么前苏联将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针对赫鲁晓夫所说的大规模核武器情况，美国政府立刻组织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进行研究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前苏联的核武器优势不过是自吹自擂，但是前苏联在东德地区的战斗力优势却也名副其实。如果前苏联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对柏林进行全面封锁，那么美国驻守在西柏林地区的军队最多只能够支持18天的常规战斗。届时，美国就不得不出动几个旅的兵力从西德境内沿着高速公路推进，冲破前苏联的封锁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前苏联及其盟国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那么美国就将会实施彻底的战略核打击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内部讨论意见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方面是以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为首的，谨慎采取战略核打击计划的建议，力图进一步详细核实和评估前苏联核威慑能力，并尽量采取外交手段平息风波；而另一方面则认为应该先于前苏联展开核打击，彻底摧毁前苏联的核设施，占据战略主动权。美国国务卿安迪·艾奇逊认为，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前苏联利用核战争为借口来测试美国的意志力。而如果肯尼迪总统在柏林问题上选择妥协，那么前苏联则会认为他们也可以在其他事情上继续不断侵犯美国、扩大利益。世人则会认为美国没有能力操控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军事实力远不及前苏联，或者是美国不愿意承担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进而使国际形象大打折扣。但是如果美国大规模扩充常规军事力量，那么无疑也是在向前苏联暗示，美国不会轻易听从前苏联的安排和摆布。但是艾奇逊国务卿也非常悲哀地意识到，这种主动挑衅式的举动，无疑会引起前苏联的高度警惕，使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无限制地升高。
鉴于当时的复杂局面，美国中央政府内从上到下，人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而这种濒于崩溃的局面也使事情朝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国家安全顾问卡尔·凯森执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防柏林局面的对峙会演变为一发不可收拾的核战争，在这份备忘录当中，卡尔对于彻底摧毁前苏联核设施表现出了过分的乐观态度。兰德公司的研究院和战略分析师们通过分析侦察卫星带回来的间谍照片后发现，前苏联的导弹能力实际上远远小于人们原本的设想，根据这一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推断，前苏联实际上只拥有四颗陆基操作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对美国实施打击。所以，如果美国率先对前苏联的核设施进行攻击，很有可能彻底将其摧毁。但是同时，兰德公司分析小组也指出了这其中的危险性，即如果美国对于前苏联实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完全摧毁目标，前苏联的轰炸机及水下导弹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对美国的攻击做出反应，那么很可能会造成美国200万到300万的人员伤亡。虽然这些资料此前都被公开讨论过，但是在卡尔·凯森的备忘录中，因为过分强调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力量，弱化了前苏联的防空能力和反击能力，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前苏联的可能性做出不适当的评估，所以在政府机构当掀起了热潮。
一部分激进派官员在看到这份备忘录之后激烈地表示应该在短时间内对前苏联发动核战争，永久性地摧毁其战略核设施，免除美国的后顾之忧；但是以兰德公司分析员们为代表的国防部理性派对此却提出了疑问——如果美国没有能够摧毁前苏联的全部核设施，那又该如何收场？谁也不知道前苏联是否把大规模武器都隐藏在了地下或海中，如果战争爆发，前苏联将这些潜在的核武器全都对准华盛顿或纽约，美国又该如何应对？战场局势千变万化，面对突然的情况，美国又将如何科学、合理地调用核武器？此外，根据现有的材料，美国根本不能确定前苏联所有战略导弹的具体隐藏位置，那么就很有可能在某个地点，有上百颗前苏联导弹伺机待发正等待着被发射到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上，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欧洲大陆几千万人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看来，备忘录中的战争计划根本就是美国的激进代表在情急之下做出的冲动决定，根本不可实行。
其实，当时的前苏联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双边危机的进一步扩大：1961年8月，前苏联在柏林市内建立起柏林墙，这一举措有效地阻止了大规模的逃亡浪潮。最终，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及兰德公司智囊小组的努力下，肯尼迪政府终于放弃了备忘录中全面摧毁战略核设施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温和、有效的反击力理论。
危机逐渐被解除了，这不但要归功于肯尼迪政府采取的强硬又不失灵活的外交态度，还有兰德公司反击力理论的成功运用，这对于后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谈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1961年10月份，两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时候，双方都采取了折中的方案——美国政府宣告会陆续撤军柏林，而前苏联政府则放弃了最初制定的柏林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后来美国与前苏联关于古巴导弹问题的又一次对抗当中，兰德公司的反击力理论也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并顺利地解除了危机。即使是在当美国政府发现前苏联的SS-4和SS-5导弹都已经直接对准了美国大陆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没有考虑过对前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足以说明反击力理论对美国核战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当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处于对峙状态，双方在古巴导弹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最终按照反击力理论的指导，对前苏联采取了和解态度——肯尼迪承诺不会派军队侵占古巴，同时将撤回一些布置在土耳其境内的北约导弹。而作为交换，前苏联则宣布撤回布置在古巴群岛的导弹，这样一来，不仅使美苏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核弹威胁得以解决，也使双方最高领导人在各自的政府当中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兰德公司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推测了数种可能发生的战争模式，并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结果，最终使美国政府没有在愤怒的复杂国际气氛中扣下核战争的扳机，为阻止20世纪第一次世界核战的爆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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