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空中飞来的“伟大”的恐怖之王
迈克尔·瑞奇（兰德公司执行副总裁）于2001年9月10日飞到华盛顿，11日一大早便匆匆前往国防部大楼与约翰·W·汉迪会面（空军副参谋长），瑞奇对这样的会谈已经不再感到陌生了。
瑞奇身形高挑清瘦，他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他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兰德公司度过的，最初，他只是兰德公司一名普通的战略分析师，后来逐步奋斗到了兰德公司的第二把交椅上。瑞奇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研发工程师，在空军的授意下，洛克希德公司研制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并成功制造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U-2侦察机”和“F-117A隐形战斗机”。
在兰德公司，瑞奇与总裁詹姆士·汤姆森紧密配合，瑞奇主要负责兰德公司智囊团在国外的分支发展，将兰德公司业务拓展到欧洲各地，特别是中东地区，这同样是兰德公司成员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达到的目标。在阿拉伯附近的卡塔尔国家设立的兰德公司基地已经进入了筹划阶段，在赶去国防部大楼的路上，瑞奇听到了一条及其恐怖的新闻：CNN网站发布最新消息，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有一架民航飞机不知何故撞向世贸大厦，目前尚无相关详细信息报道。
瑞奇继续朝国防部大楼赶去，他必须在与汉迪约定的9点45分前赶到。与汉迪约在9点30分会面的是克劳福德，她是兰德公司的一位行政女成员，性格开朗，于1964年加入兰德公司，与汉迪会面是为了审查兰德公司在2002年的工作计划。在兰迪办公室等候的时间里，克劳福德发现这里所有的人员都围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过了一会，女秘书指着电视屏幕告知克劳福德说，汉迪将军正在另一处商讨如何应付纽约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今天的会谈可能要推后了。
此时，世贸大厦北楼燃起的烈焰开始乱蹿，熊熊大火喷射出浓浓的烟雾，一些遭受飞机撞击的楼房附近的人们从高处摔至地面，惨不忍睹的画面让人们掩面叹气，深吸一口冷气，克劳福德也感觉后背一阵发凉。新闻广播中心正在报道世贸大厦南楼是安全的，大家不必惊慌更不用撤离。与此同时，又一架被劫持的波音747飞机撞入南楼，霎时浓烟翻滚，近十亿美国民众目睹了这令人窒息的一幕：飞机以闪电般的速度切去了世贸大厦南楼的东面，那个画面就像是某些电影中劣质的特技处理一样，简单让人难以置信。
大约几分钟后，汉迪将军回到办公室，表情僵硬，一幅忧心如焚的样子。他象征性地朝职员点头过后，立即把自己关在私人办公室里。此时，瑞奇正在这幢形状古怪的建筑物里沿着1号线进入A环形区，他依旧打算赶在9点45分前赴约。一路上，广播不断传来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停止了纽约所有地区机场的运行，港口管理局也已经下令停止纽约所有进出口贸易的桥梁和通道，而白宫的官员们纷纷要求启用空中战斗机巡逻。美国副总统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都已经安全撤出白宫，美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全力应对接下来的攻击模式。9点30分，正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总统布什登上“空军一号”，登机前，他对记者说：“我已经确定美国遭受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这是不容质疑的。”美国联邦航空局空前地关闭了所以空中通道，并命令所有的飞机立即着陆。美国的反恐部门又接到通知，雷达已经探测到又一架飞机光束般冲向美国。
果然，10分钟后，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三架飞机撞向国防部大楼，包括汉迪将军和克劳福德在内的所有办公室人员均被震倒在地上，克劳福德后来形容说“这次撞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把国防部大楼拎起来又重重摔在地上”。所有人都本能地奔向窗户，只见外围地面上的人们都用手指着国防部大楼的一端，于是几个空军官员穿过大厅，从另一扇窗户伸出头向外看，只见楼面冒着浓密的烈焰。
此刻，国防部大楼内的警报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自动灭火装置也开始大量喷水，广播内甚至已经开始报道国防部大楼被袭击了，与此同时，瑞奇正好进入9号走廊，抵达汉迪将军的办公室，于是他立刻停下，并按原路迅速跑回大楼中央，沿着地铁撤离了国防部大楼。他重新回到地面，抬头仰望，黑色的浓烟在头顶盘旋翻滚，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烧焦的味道。广播里一直说着“负责安全的专员们正在尽全力把每个人从大楼撤离”。此时，汉迪将军、克劳福德及所有职员纷纷从国防部大楼的River入口撤退。尽管在如此紧迫的关头，整个撤离过程依旧井然有序。当他们安全撤离到地面上，才发现这栋象征着美国军事的标志性建筑物被波音757撞了一个大窟窿，正冒着浓烟。
在国防部大楼正对面的是兰德公司华盛顿办公室，布鲁斯·霍夫曼惊诧地目睹了这一幕的发生。霍夫曼是一位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纽约本地人，他以研究政治暴力而著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反恐权威人士之一。眼前发生的惨剧是他曾多次预言的灾难——在这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前两年，他就写过一部名为《透视恐怖主义》的书，在书中，他分析认为，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增加及狂热宗教主义的广泛传播，预示着人们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为此，霍夫曼曾无数次地站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表明他这种推测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让国会议员们提高警惕，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恐怖主义袭击的趋势有所下降，但是恐怖分子的残忍性明显有增无减。他还特别强调一种新式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的动机是绝对的宗教主义而非政治目的（对政治的意识形态），他们把自己的残忍行为看做是与西方价值观的正义斗争，他们袭击的目标一般是针对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并以此来获得人们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他们不同于意大利的红色旅军、日本的赤军及爱尔兰的共和军，是一种新生的恐怖活动组织。
霍夫曼的预言终于实现，并且情况比预言来得更加惨烈。然而，在此前的一段时期里，霍夫曼却认为这种新生的恐怖组织并不足以破坏国家的安全。但是摆在眼前的惨剧改变了他的观点。种种迹象表明，这次的9·11袭击事件完全具备奥萨马·本·拉登恐怖组织的一切特性，如果真是拉登恐怖基地组织所为，那么按照他们一贯的恐怖行动作法而言，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
不容霍夫曼细想，答案很快揭晓。“轰”地一声，地面和窗户剧烈地震动起来，霍夫曼加了精致外框的牛津大学毕业证书被震落在地上，他立即冲向窗户边，第一个反应便是朝对面巍峨伫立的国防部大楼望去，只见国防部大楼远侧像有一条巨大的火舌，不断喷发出强烈的火焰，尽管霍夫曼不清楚那架撞入国防部大楼的客机最后成了什么状态，但他推断恐怖分子的目标极有可能就是River入口——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的位置。只是恐怖分子未能得逞。
国防部大楼作为美国军事力量的象征，还从来都没有被如此袭击过。此次的“9·11事件”与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事件相比，是一种高级的军事袭击行动，并且与以往的美苏矛盾冲突也不一样，“9·11事件”是真枪实弹、近距离的流血事件，而非威胁、间谍和远程导弹。恐怖分子没有明确的敌人和目标——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有人曾说：“最可怕的威胁是没有任何敌人用枪指着你，但你却又无法遏制威胁。”
霍夫曼认为，恐怖组织的这种做法，很明显地是公然向美国发起挑战，誓要彻底打倒美国并摧毁美国人的精神。不仅如此，恐怖分子的野心更甚，他们就像是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的统治者一样，要让整个世界再次落入伊斯兰哈里发的掌控之中才肯罢休——这种恐怖事件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霍夫曼分析指出“9·11事件”很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在“9·11事件”过去几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7月，在兰德公司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在“9·11事件”事件以后，美国本土再也没有遭受到恐怖主义事件，但恐怖分子们却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制造恐怖事件，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起了“稳定的后方基地”，实力不但没有削弱，势头反而越来越大。这足可体现出“单纯使用战争进行反恐”的局限性之大。
2.兰德公司在恐怖领域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恐怖主义活动与全球的矛盾冲突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发生的俄克拉荷马联邦政府恐怖事件以及美国本土激进分子的相关活动，虽然这也会偶尔打碎美国政府的自我满足感，但是美国政府仍旧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的持续威胁和迫在眉睫的巨大危害。直到1972年，罪恶昭彰的国际恐怖分子胡狼卡洛斯制造了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大屠杀；1975年，胡狼卡洛斯又策划绑架了欧佩克11个成员国的石油部长；一年后，他又策划了法国至乌干达的班机劫持事件，这一事件还导致了一场恩德培机场的恐怖事件。他以欧洲作为主要恐怖事件的制造市场，上演其疯狂血腥的“表演”，掀起了20世纪恐怖主义浪潮，在国际刑警的通缉令上这样说道：“对于胡狼卡洛斯，我们足可以理解成一支军队。”
在胡狼卡洛斯所制造的绑架石油部长的恐怖事件中，他曾说过几乎与霍夫曼相同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不远了，或者说已经开始了。”
西方主义国家才开始意识到，恐怖主义活动不只是偶然现象，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担起了研究恐怖主义的领军人物。布赖恩·詹金斯第一个在美国设立了恐怖产义研究学科，詹金斯曾在美国特种部队服过役，1972年，詹金斯与兰德公司新任总裁唐纳德·赖斯相识，随后，詹金斯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他便极力向兰德公司推荐反恐怖主义学科，接下来，他又独立创办了《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现在的恐怖主义数据分析库。他的这项年表将所有已经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进行了汇编，随后，詹金斯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发表了多份研究报告，在美国应该如何反击恐怖主义活动上提出了方案。
刚开始，由于这项恐怖主义学科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因此兰德公司只能从内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用于支持。在此期间，兰德公司采取了很多种方法，依旧未能说服政府赞助这项恐怖主义系统化研究。尽管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一直都在呼吁并警告：全世界的恐怖主义正在加速聚拢。但是美国政府却一直深信美国可以置身事外。美国政府认为恐怖主义行为只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对美国没有威胁，即便有，美国也能及时地应对，因此，美国政府很少将资金投入到反恐事件中去。或许，想要美国重视反恐主义的研究，还需要有一位像沃尔斯泰特这样具有非凡魅力的代表人物去唤醒自以为是的联邦政府。又或许只有在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时，美国政府才愿意真心倾听卡珊德拉（难以置信的凶事预言者）关于人类永久性战争的预言。
詹金斯没有就此泄气，他坚持自己的恐怖主义研究活动，当时，他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使用暴力犯罪行为强迫国家改变或停止某项正在进行的事情，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恐怖分子就是政治罪犯。”詹金斯之所以把恐怖主义活动定义为政治犯罪，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前，有许多恐怖活动都是有政治目的组织所为。基于这一点，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就可以从彻底根除恐怖主义活动的观点出发，研究恐怖组织的起源和结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詹金斯的恐怖主义定义——恐怖主义活动的关键在于其本身的性质，而非其组织身份和政治目标，以便能够制造出恐怖本身或恐惧氛围的暴力或威胁。
因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认为，詹金斯最初的这种定义不包括伊斯兰教的圣战分子，圣战分子所有行动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宗教而战斗；也不包括20世纪末期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团体，日本奥姆真理教是想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由此看来，恐怖主义行动已经被恐怖主义分子当成了一种“拯救苍生”之道，而此前这也只是一种遥远的呼唤，就像20世纪70年代劫机者只是要求机组人员改道而已。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发现了恐怖分子的新趋势：恐怖活动越来越血腥。例如1969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极端分裂主义者，他们总是在炸弹爆发前将它们拆掉，他们只是重在营造一种恐怖氛围；又如1983年4月，真主追随着驾驶满载弹药的大卡车将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炸毁，并杀害了很多美军。后者这种极端主义的自杀性恐怖行为，让人感到可怕而又震惊。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还指出，第一次自杀性恐怖行为发生在1972年5月，当时，被西方国家列为日本第一的国际性恐怖组织的“日本赤军”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投弹，造成100多人伤亡，且大多数为无辜民众。在此次近乎于自杀性的袭击事件中，有两名日本赤军恐怖分子当场实施自杀死亡，一名被以色列逮捕。在以色列军事法庭上受审时说：“这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作为日本人本来应该回自己国家去闹革命，但我认为世界革命应该在不分国界、不分领域的全世界发起。”
在1982年的恐怖主义讨论会上，詹金斯在备案文件中指出：“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我们一直缺乏重视和准备……我们的大使馆被炸、军人和民众被杀害和绑架、战斗机无数次被击落……我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坐以待毙……”尽管詹金斯极力要求对恐怖主义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但除了以色列之外，几乎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对恐怖分子采取严格的安全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把恐怖分子总共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别——经济贫穷组织、极端主义的个人、革命分子（兰德公司学者康拉德·科伦曾说“美国早年的革命者可以被划分为恐怖分子”）、少数族裔和反政府主义者。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还特别指出，以后恐怖活动最大的危险将来源于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宗教激进分子。他们的下一批目标可能会是西方金融机构或其他宗教团体或领袖，而约翰·保罗二世的被杀不是关键，恐怖分子的目的在于袭击目标的核心意义，他们并不为了在政治上取得胜利，而在从心理上给人造成恐惧和致命的一击。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通过种种研究和迹象分析得出，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恐怖主义分子有可能采取大规模的核武器、生化武器之类的毁灭性武器制造恐怖事件，特别是背后有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比如伊朗的真主教。
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这些复杂局势，在20世纪90年代，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在研究恐怖分子上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网络战”。因为一些小型恐怖组织没有明确的指挥中心，他们便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达到管理、沟通及协调的目的。这种恐怖组织行为没有传统的指挥结构，它们就像无法控制的电脑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并且不断衍生，致使国际反恐战争困难重重。
朗斐德和阿奎拉假设，如果恐怖分子的这种阴谋在国际互联网上实施，这一群精通互联网知识的恐怖分子将破坏国家银行、电子供应等国防机构。为此，兰德公司科学家大卫·朗斐德和约翰·阿奎拉创造了这种“网络战”的反恐方法——针对性地打击“通过互联网管理实施犯罪的小型恐怖组织”。
霍夫曼曾经指出过，基地组织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将采取这种恐怖分子网络行为，在全球各地迅速发展恐怖分子，与此同时依然制造传统的恐怖主义行动，如暗杀、绑架及爆炸袭击等。
另外，在2001的时候，美国才将世界反恐事件当做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来对待，美国政府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反恐政策上。国防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说：“美国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战争就像世界冷战一样，甚至于比冷战还要漫长，反恐怖主义战争是对美国每一个人意志的考验，它甚至大于二战期间的冲突。”
2001年9月26日，霍夫曼提醒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10年前，我就特地来找过你们，催促你们对于世界反恐主义采取集中应对的措施，避免发生类似于‘9·11’事件的惨剧。”当时，霍夫曼还提醒委员会，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早就土崩瓦解了，你们也不用再满脑子全是冷战对手的影子。
霍夫曼还指出，一直以来，美国的情报预算都在300亿美元以上，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开展的最后一次恐怖组织评估上，霍夫曼当时极力建议政府重新部署人力、物力及财力的预算，倡导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土安全部那样的新机构来从事相关反恐工作。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考虑几个礼拜以后真的那样做了。
在2006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粉碎了基地恐怖组织，并推翻了新的恐怖主义政权，为此，詹金斯警告说：“对恐怖主义分子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美国认为对收留恐怖分子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就可以达到彻底扫除恐怖组织的目的，那么这样做只会将加剧恐怖主义的冲突和传播。阿富汗战争就是鲜明的例子。要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组织，只有将军事力量和思想武器有效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击败它。
詹金斯还认为，在扫除恐怖主义组织的过程中，美国的价值观不会受到影响，更不会因此而改变。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自由民主的传统，永远抛弃酷刑、党派斗争及不必要的恐吓，反恐行动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相反，如果美国的民主传统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牺牲品，即便是反恐胜利了，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詹金斯总结道：“不管我们做什么，怎么做，都不能无视且必须谨遵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这不仅仅是人类的基本道德问题，更是一种宏伟的战略决策。尽管很多人明白，但在这一点上，往往欠缺考虑。”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则一致坚信，想要彻底解决恐怖主义，关键还在于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尤其是要让中东人明白，想要达成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采取暗杀、爆炸等极端主义行为，因为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只会加剧双方矛盾冲突，应该用更理性的态度和行为来解决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灾难发生。
3.军事变革和美军的绝地反击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电影《星球大战》，那么美军就变成了绝地武士，而策划这场战争的安德鲁·马歇尔就是尤达（绝地武士的训练者）。
马歇尔曾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由于他总能给人一些神秘的提议，所以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神秘的绰号“小圣人”。马歇尔的着作虽少，但影响巨大，他的着作间接地为1991年的沙漠行动和伊拉克战争起到了指引意义。事实上，有人认为，在萨达姆·侯赛因听到美国导弹呼啸声的前二十年，美国就已经开始酝酿伊拉克的自由之战了，而策划战争的正是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战争策划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实现美国军队现代化、重新改写世界蓝图、确保美国不再受到任何个人或国家的威胁等。
马歇尔在1950年加入兰德公司，他与沃尔斯泰、艾伯特等兰德公司主要成员有紧密的往来，是兰德公司鼎盛时期的战略策划的主要人士，也是那个时期中唯一一位在政府工作的人，另外，珍珠港事件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马歇尔促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马歇尔还与盖瑟委员会有过合作，为其提供过业务咨询。到20世纪60年代时，很多兰德公司的学者们都选择进入了美国国防部大楼，马歇尔却仍旧选择了继续留在兰德公司工作，一直到国防部大楼文件丑闻泄露后，他才离开兰德公司。从1973年开始，马歇尔一直在国防部担任基本评估办主任，基本评估办是詹姆士·史勒辛格（前兰德公司学者兼国防部长）在国防部秘密设立的一个部门。美国连续七任总统都支持马歇尔在基本评估办的工作，没有对其职权范围乃至于职员情况做过调整。
2003年，在一个庆典会上，马歇尔的追随者詹姆士·霍纳（前海军部长）曾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这样介绍马歇尔：“在法拉格特海军上将任职期间，马歇尔是基本评估办的主任，在乔治·华盛顿将军放弃大陆军团指挥官前，点名要马歇尔任该团头领。马歇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都难免有愚蠢的时候’，而我和约翰·詹姆普也经常依照这句话来帮助身边的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昨晚是马歇尔50周年结婚纪念日，今天又是马歇尔82岁寿诞，而他现在依旧是我们国防部大楼的全职人员，让我们为此而庆贺吧！“在基本评估办工作的几年间，马歇尔完成了一系列有关美苏军队能力的相关着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沃尔斯泰的感染下，马歇尔才重新审视对美军作战理念的思维方式——只要在核武器方面压倒对方，美国就可以一笑战场。值得提醒的是，他的这一理念灵感源自于陆军元帅尼可拉·V·欧加科夫，而后者则来自于美国战争意识形态中的最大对手——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欧加科夫得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很震掠的结论：对战争而言，核武器已经过时了。欧加科夫在他的《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小册子里写道：“由于战争双方都不愿意再使用核武器，随着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一个国家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创新科技，力求把它们转换为战争中让敌人望尘莫及的顶尖优势，而不是将它们当做征服对方的工具，因为用人类千方百计制造出的毁灭性的武器摧毁人类是毫无意义也是愚蠢的行为。”
欧加科夫的这一结论在马歇尔看来却是一个研究的新起点。正如马歇尔所言：“我们曾一直以为，为军事变革奠定科学基础的正是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真正的答案却是前苏联的军事理论家。并且，他们已经比我们领先考虑科技发展与军事力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为此，我感到惭愧。”
在美国长期的战略报告中，马歇尔第一次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军事变革的建议方针。在瑞德·艾寇（兰德公司前学者）的协助下，马歇尔与沃尔斯泰特组建了一个名为“整体长期战略专家委员会”。当时，艾寇正在国防政府从事相关政治工作，整体长期战略专家委员会的定义正如马歇尔言：专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分析预测未来二十年里的战争形态，从而提出对国家最有利的政治策略（其中有一项预言是截止2000年，全球将有40个国家有能力研究并制造出核武器，其中也包括伊拉克、阿根廷及沙特阿拉伯）。
但是，作为马歇尔学生之一的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军事理论家看来，马歇尔的军事变革是一种“没有连续性的战斗方针”，或者说这种军事变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他们看来，这种军事变革的不连续性体现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因为科技的不断改变会给原本处于第二、第三乃至于排在更后面的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从18世纪在战争上大规模使用的战车作战，到古希腊时期人们广泛运用步兵重武装作战方案击败波斯敌人（由此赢得了半个世界），再到因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改变战术的拿破仑时期，可以发现，纳粹闪电般的战术变革是近代军事变革领域中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战争上的士兵人数已经不再是衡量战争胜败的唯一方法，而全新的作战战术，比如坦克、坦克无线电通信指挥等战术的发展才是赢得战争的关键。例如二战时德国入侵法国，虽然法国的坦克在各方面都比德国的坦克先进，然而不同的是，德国启用了一种新型的作战理念——在德国空中军事技术的掩护和支持下，德国终于成功突破法军的前线，并一举战胜了具有科技优势的法军。
在所有军事变革的领域中，核武器是最可怕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当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二战的整体性质就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后来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了氢弹等毁灭性的武器。不仅如此，后来还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因此，军事变革滋生出了这些毁灭性的武器，一旦被作战双方大规模使用，整个人类同归于尽的说法不再是无稽之谈。克雷皮内维奇曾经说过：“在诸多军事战略专家看来，新式武器的根本作用是从作战变成遏制。”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军事理论专家们认为，核武器乃至于未来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新武器，它们的根本用途不是作为战争的工具，而是遏制双方战争的工具，最好是能够达到让作战双方都望尘莫及的巨大作用。核武器的存在应该是为了守护和平，而不是挑起战争。这个观点和军事战略分析师布罗迪的看法相呼应。
在美国国防部大楼多如繁星的学者专家中，是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最先将这种新战争思维方式确定下来。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努力强调运用“星球大战”电影中的反导技术，包括里根政府所拥护的反弹道导弹技术，从而改变了战争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变革理论改变了国防部大楼在核武器上一贯追求的更大、更多、更致命的理论，改为主张制造更轻巧的武器。
马歇尔还时常构思新的高科技作战方法，进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利益，除了基本评估办日常烦琐的事务之外，他还挤出时间举办一系列军事研讨会，集中力量讨论下一个无法预料的敌人，以及在面对敌人的攻击时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案。这些行为都及其符合马歇尔的性格特征和行事作风，据说他每晚睡前都会为下一场不知名的战争担忧。因为，自前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便在世界军事力量中鹤立鸡群，在乔治·H·W·布什总统时期，马歇尔等兰德公司学者第一次有了手足无措之感。在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改革一旦导致前苏联土崩瓦解，美国也会因此失去一个明确的对手。但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则认为这真可谓是天赐良机，正好一举实现美国霸权主义。
前苏联瓦解以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了拉锯战。1991年，伊拉克进军科威特的事件成了导火线，随后美国的所有新保守主义派别很快一致达成了军事协议——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同时也是对马歇尔和沃尔斯泰特的军事变革命理论（新式武器作战理念）的真实考验。
理查德·佩里曾经这样描述：“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同年4月9日，美国军队的第三机动队攻占首都巴格达，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美国军队迅速地赢得战争，并且美军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微乎其微，这种可谓完胜的战争首次体现出了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等兰德公司学者们关于未来战争作战方式的新理论，证实了他们的战略战术理论在实际战争中的巨大用途。”
军事变革最终在美国国防部大楼获得成功，其中越南战争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功不可没。沃尔斯泰特曾经这样写道：“越南一战造成了各种灾难，其中给我们造成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从中取得的‘教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各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整个美国对所有境外干涉的态度都保持在谨慎状态。左翼派坚决反对军事冲突，而右翼派则极力推崇几大主要力量联合出击。沃尔斯泰特强调说，公众的态度则可能是等到美国面临直接威胁时，投票人才如梦初醒，同意出兵。
沃尔斯泰特一再倡导，美国有理由干涉任何地方的行动，从而维护美国本土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因此，左翼、右翼两派意见不一的趋势让他倍感无奈和震惊。沃尔斯泰特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现实问题实用主义者，他在研究非核武器作战理论中找到了摆脱越战综合征的方法——军事变革理论潜在的原则。假定美国军事协调行动是出于好意，从而为美国对其他外国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但是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并没有对此进行透露和说明，但在一些兰德公司学者的研究报告中却透露出他们对这方面特别重视。
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成功推翻后，沃尔斯泰特曾这样写道：“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和伊拉克都是应该的，这同时说明了一个由始自终都很明显的问题：尽管共产帝国主义破灭了，但它的分支却扩散到了自由民主市场，因此世界的军事威胁依旧存在，也就会危及到美国和美国盟友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针对这些潜在的军事威胁做出有效的战略部署。”
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和伊拉克战争都证实了军事变革理论在现实中的有效性，但在政治方面却做得相当不够。在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却拒绝推翻萨达姆政权。而想要推翻萨达姆政权，他们能够利用的，也是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艾哈迈德·沙拉比。
4.沙拉比和兰德公司促成了萨达姆政权的解体
艾哈迈德·沙拉比是一个有文化涵养、极度聪明且可爱的人。沙拉比的可爱没有人否定，他总是身穿昂贵的西服，一副待人彬彬有礼的模样，加上充满异国风情的口音，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东方白马王子的形象。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这样一副俊雅的外表之下却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沙拉比及兰德公司的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等人成功地说服了布什政府重新回到伊拉克的问题上，并最终摧毁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沙拉比是伊拉克一个古老名望家族的后裔，他从小就是一个智力极高的孩子，早年在巴格达耶稣学校读书时就常常跳级。1958年7月，年仅十二岁的沙拉比正就读于英国的寄宿学校。然而就在这一年7月，卡赛姆将军发动政变，费瑟王二世被秘密杀害，费瑟王政府被废黜。沙拉比的祖辈都是费瑟王政府的重要人物，为此，沙拉比整个家族只得选择逃离伊拉克，并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的财产。几年后，16岁的沙拉比以显着的成绩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在此取得了数学本科和硕士学位证，随后又在芝加哥大学攻下了数学博士学位。
完成学业之后，在1969年，年轻的沙拉比直接赶到德黑兰，参加了一场由库尔德领导人发起的政变。当时，萨达姆·侯赛因虽然只是伊拉克名义上的副总统，但实际却掌控着整个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最后这场政变由于情报泄露而遭到了萨达姆的大举镇压，除沙拉比之外的44名参与者均被处死。这算是沙拉比和萨达姆的首次交锋，惨痛的教训更加坚定了沙拉比推翻萨达姆的决心和毅力，同时也让沙拉比明白了萨达姆情报的厉害，想要依靠秘密活动推翻他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唯有通过革命战争才能彻底摧毁萨达姆的统治。
1977年，由于沙拉比家族同约旦哈希姆家族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约旦王储哈桑的邀请和促成之下，沙拉比在约旦首都安曼创建了自己的彼德拉银行。在沙拉比的精心经营下，该银行快速发展成为约旦三大银行之一。但在1989年，因沙拉比宣告自己的彼德拉银行破产而被指控有罪，于是沙拉比携带妻儿逃往伦敦。1992年，约旦法庭宣告沙拉比罪名成立，被控贪污、受贿、伪造甚至于偷窃罪等30几条罪名，他被约旦政府判处22年劳役，并限其立即归还7000万元美的欠款。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说，沙比拉当时是在约旦哈桑王储的帮助下带着7000万美元成功逃离的。
沙拉比逃离约旦之后不久，即1992年5月，沙拉比在维也纳成功举办了“第一次伊拉克国民大会”，会议提出了誓死推翻萨达姆政权，成立“库尔德联邦国家”的纲要，并且，沙拉比在这次国民大会上被推举成为大会执委会主席，继而又成为大会主席，也因此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反政府组织——由60多个萨达姆政权反动组织结成的伊拉克统一战线联盟。在这个反萨达姆政府的组织里，有着不同政治观念和人生信仰的伊拉克人，他们发誓紧跟在沙拉比左右，要在伊拉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随后，沙拉比又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建立了组织的总部。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联军的飞机在伊拉克北部地区设立了禁飞区，而这片广袤的北部地区几乎是处在一种自治的状态下。
1992年7月，沙拉比第一次发动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活动——大约3000名士兵和装甲车组成的机动部队进军巴格达，不料却遭到了伊拉克共和卫队的伏击，导致政变以失败告终。此次政变中，有近80多名军官被捕，并且最后都在萨达姆军队的严刑拷问中死亡。3年之后，沙拉比又密谋策划了第二次攻击萨达姆政权的计划，但是就在沙拉比决定攻打巴格达的前夕，沙拉比的同盟——库尔德领导下的民主党突然倒戈，与萨达姆军队一同将矛头捅进沙拉比军队。此次政变中，共有130多名沙拉比军官被杀，数以万计的沙拉比人员纷纷逃离。不仅如此，萨达姆还和库尔德的民主党合作一举摧毁了伊拉克国民大会总部。而沙拉比本人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
沙拉比仔细分析了这次政变和其他几次政变行动后，开始意识到想要通过武装政变推翻萨达姆是很难办到的。于是，他想到了请求美国的援助，以帮助他成功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也正符合沃尔斯泰特、马歇尔和伯纳德·刘易斯及其他兰德公司学者们的共同意愿。沃尔斯泰特等兰德公司同仁都认为沙拉比是对抗萨达姆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办公厅里，沃尔斯泰特和沙比拉进行了会面，而中东学者刘易斯早就向沃尔斯泰等人推荐了沙拉比，他说：“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这个‘通缉犯’的巨大价值所在。”
沃尔斯泰特和刘易斯等人都希望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以沙拉比为领袖的伊拉克流亡组织能使这个文明的起源地重新回到正轨上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与以色列和谐相处，为阿拉伯全民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并且永远不会和美国开战。刘易斯写道：“这个全新政府的核心就是以沙拉比为领袖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他们曾经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发起过建设性事迹，如果当时我们能为其提供支持，那么现在的他们极有可能已经实现了解放伊拉克的目标。尽管他们一再受挫，但他们依旧不屈不挠，坚持以解放伊拉克为目的。无论是从经验、信任及友好方面而言，他们无疑是最合适的伊拉克候选人。”
因此，在沃尔斯泰特和刘易斯等人的倾力煽动下，沙拉比一跃成为华盛顿政府圈内的焦点人物，并引起了共和党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者的注意，另外，两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前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注意到了沙拉比。1997年，沃尔斯泰特和沙拉比和兰德公司同仁们共同组建了“美国新世纪计划组织”——一个类似于里根时代“当前威胁委员会”性质的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用途在于宣传并说服美国民众，宣称推翻现在的萨达姆政权更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体现，也更符合当前伊拉克国民形势的迫切需要。
事实上，美国新世纪计划组织从一开始就已经把伊拉克定义成在中东建立新政治的最佳地点。1998年，该组织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了一封公开的信件，信中这样说道：“尊敬的克林顿总统早就应该制定美国新的战略计划，从而确保美国和其盟友的利益。而新战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这封信上，还有前兰德公司总裁哈里·罗温、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理查德·佩里等人的签名。
几个月后，沃尔福威茨等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要求美国政府将沙拉比当做是伊拉克人民的唯一代表进行谈判。1998年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伊拉克解放战争法案”，法案中宣布“把推翻萨达姆政权作为美国的一项政策来进行”。但这只是一个承诺，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效应，因为这个“伊拉克解放战争法案”并没有明确指出美国应该如何支持沙拉比国民大会组织推翻萨达姆政权——就算有，也没有公布过。
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乔治·W·布什险胜。效仿当年“威胁委员会”在里根政府中安插人员一般，美国新世纪计划组织在布什政府中也安插了大量自己的成员——拉姆斯菲尔德成了国防部部长；国防副部长则由沃尔福威茨担任；哈利勒扎德担任了一系列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直到最后的联合国大使；而切尼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备影响力的副总统。
经布什总统批准，由美国中情局拨出1亿美元支持伊拉克对萨达姆政权发动攻击。历经磨难的沙拉比终于东山再起。此后，美国国务院又承诺提供3300万美元支持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的行动。但是，就在2000年，美国国务院3300万美元的支援资金被取消了，国防情报局为了有效地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决定以每月支付33.5万美元的形式来支援沙拉比的政变活动。
对于美国改变之后的这种援助方式，沙拉比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为此，沙拉比决定向美国提供伊拉克传言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极强的秘密武器的信息，以此作为对美国支持沙拉比政变的回报。
在沙拉比领导下的声势浩大的情报队伍中，这些情报者都是通过广泛的网络招募而来，大部分都是伊拉克国民大会在伊拉克境内外的合作者。他们提供了许多有关于萨达姆政权的情报信息。比如萨达姆与本拉登合作；萨达姆创建了生化武器研究室等。然而这些不详预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都被证实是错误的，因此，沙拉比的政变行动又被美国有意无意地暂时搁置下来。但这些错误的情报信息在兰德公司智囊团新保守主义者及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中，却被夸张地形容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新保守主义者趁机向布什总统重提沙拉比政变一事。沃尔福威茨更是花了几天的时间给布什总统一一分析“9·11事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9·11事件”中，伊拉克参与的可能性大约在10%～50%之间。为此，布什总统立即要求沃尔福威茨找出萨达姆政权参与“9·11事件”的充分证据，得到命令之后的美国新计划组织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并效仿20世纪70年代B组的调查方法，建立了一个特别计划行动办公室，凌驾于中情局之上进行调查工作。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述，布什总统决定几个礼拜之后便会出兵伊拉克，当时，沙拉比的位置与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相距不远，沙拉比正在想象着取代萨达姆执掌伊拉克政府的美好景象。而后，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道，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是正义之举，此言源于一名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推荐的失业工程师，此人不断声称萨达姆已经将具有移动性的生化武器装置在拖车上。
2003年3月20日，以美英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发起了军事攻击，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后，在电视上向全国表示说：“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为了不造成无辜的伤害，战争将会‘速战速决’。”此刻，沙拉比的伊拉克国民大会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水平。沙拉比幻想着在自己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的繁荣局面，心中无比欢喜和激动，这一切似乎都在计划之中，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已经授权布什政府可以作为占领国进驻伊拉克，这就意味着，美国首先会在伊拉克设立一个过渡政府，随后才会把伊拉克政权交还到伊拉克人手中。而沙拉比的伊拉克领袖之梦也将破灭。
刘易斯被美国政府任命为总督，而他只是让沙拉比在政府里担任一个无关紧要的咨询工作，以此作为对沙拉比的身心安慰。但是聪明的沙拉比还是想办法出任了伊拉克的石油部长，他还千方百计在伊拉克临时政府上安插自己的亲信。
沙拉比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已经恶化了，甚至有谣言传出沙拉比窃取了石油部数百万元的资金，还流传说他制造假币。而曾经一再呼吁美国是伊拉克人民的希望，只有美国才能让伊拉克民众幸福地生活的沙拉比，现在却不断公开批评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错误做法，沙拉比的这种观点与兰德公司智囊团学者们的看法相差无几。尽管如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却不再卷入复杂的伊拉克局势中。兰德公司的法律学科小组被委派到伊拉克改写伊拉克宪章，然而在伊拉克混乱的局面中，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伊拉克的宗教色彩越来越严重，兰德公司智囊团的安全专家们也在为美国如何收场而感到悲观。
沙拉比一再批评美国处置伊拉克错误做法的行为曾一度为他在伊拉克临时政府中的威信增色不少，为此，沙拉比的政治立场的重心开始倾向伊拉克。于是，他找到伊拉克团结联盟的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表示伊拉克国民大会愿意和伊拉克团结联盟结成反美联盟。对此，萨德尔没有理由不同意。
萨德尔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领导者，与沙拉比正好相反，他是一名守旧且狂热的反美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有独立于美国的权力机构，并且有不计其数的追随者时刻准备为了他而牺牲，他率领的马赫迪军队为了争夺伊拉克几座城市的控制权，不惜一切与美国占领军开火，也因此他曾一度被美国占领军指控为谋杀罪。2005年1月，在伊拉克的选举大会中，沙拉比与萨德尔结成的联盟赢得了众多票数，而沙拉比也是伊拉克副总理的最佳人选。2005年底，由于缺乏沙拉比伪造假币的有力证据，布什政府撤销了对其指控，于是沙拉比心中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他又重新成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宣传人。他在访问华盛顿时，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热情款待，还与美国副总统切尼进行了私下会面。随后，沙拉比在沃尔斯泰特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简单的记者发布会，声前此前对美国在伊拉克事件上的指责纯属一场“都市闹剧”，这种说法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笑声。对于沙拉比的快速转变，一位善于操纵谎言与真相的大师表示：“沙拉比的表演无疑是出色和精彩的，但这似乎已经太晚了。”
2006年1月，沙拉比的国民大会与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断绝了联盟关系，沙拉比还自己组建了一个政党，发起了另一次伊拉克大选。在1200万的选票中，支持伊拉克国民大会的仅仅只有0.25%的票数，鉴于这种局势，沙拉比又逐渐与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达成合作的局面。2007年，沙拉比在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政府中任职“民众动员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应付美军涌入巴格达的局势。
可以说，错误的宗教思想和激进的派系纷争等多种原因使得伊拉克国内局势日益混乱，伊拉克民众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而沙拉比和沃尔斯泰特及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新保守主义学者们想要把伊拉克建设成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这个伟大的梦想看来已经是遥遥无期了。沙拉比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没有预料到伊拉克会被极端的宗教主义思想所掌控。他还说，伊拉克的口号已经从原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赞颂穆罕默德”。
沙拉比的伊拉克领袖之梦算是破灭了，而兰德公司学者们在中东地区的美利坚帝国梦也跟着破碎了。
5.战略家最后的声音
1985年11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夫妇庆贺的日子。这一天，沃尔斯泰特正悠闲地坐在白宫里，完全没有了在兰德公司工作时的那种严肃。从沃尔斯泰特的神情看上去，他似乎在等一个人，是的，他在等待罗纳德·里根总统为他颁发象征着公民最高荣誉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总统自由勋章由哈瑞·杜鲁门总统创立，旨在表彰二战期间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受奖者不分军民，不分国界。到1963年时，约翰·肯尼迪总统对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奖对象作了扩张，在科学、体育、社会活动及文化传播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总统会亲自向他们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它是美国政府对平民最高的评价和奖励，同时也体现出了美国对平民的尊重态度和自由平等的美国原则。
过了一会儿，里根总统终于出现了，他微笑着朝沃尔斯泰特走来，与此同时，沃尔斯泰特自信地环顾周围的一切，然后把目光停留言在他依旧美丽的妻子罗伯塔身上，罗伯塔面带微笑，静坐在他的身边，这就像许多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院的某一天，沃尔斯泰特和罗伯塔温馨地坐在一起，沃尔斯泰特对美丽的罗伯塔说：“亲爱的，我们应该也注定是要携手一生的，因为我们俩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倒过来就是彼此的姓氏字母。”接着，沃尔斯泰特用笔在纸上分别写下他和妻子的姓氏——Willstatter，Morgan。自那以后，罗伯塔便一直陪伴在沃尔斯泰特左右，就连沃尔斯泰特被兰德公司解雇时，她看他的眼神依旧是那么温柔明亮。
这时，里根开始发表讲话了，他用洪亮的声音向在座的每一位陈述沃尔斯泰特夫妇获得勋章的原因。在沃尔斯泰特听来，里根总统此刻的声音是如此悦耳动听、激荡人心。里根总统抑扬顿挫地说：“沃尔斯泰特与罗伯塔一同参与了核能时代的重要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让绝大多数的政治家为之惊叹，同时也感染了众多科学家的思想与行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创造出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过去的40年间，他们运用自己的学识才华将科技历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提高了美国人民对民主能力的认知和运用，他们的研究过程与成果，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人类的安全与文明并不是靠威胁与战争产生的，成就自由世界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是人类本身的思想和力量。为此，美国政府特此颁发给罗伯塔与沃尔斯泰特各一枚总统自由勋章。”
在罗伯塔接过勋章的同时，里根总统将麦克风递给她。她的脸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讲话也及其简短：“我感到无比荣幸，因为，我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非常感谢大家！”
当沃尔斯泰特接过那枚十字勋章时，手中沉甸甸的重量让他万分激动，就像是捧着他以往的某一项科学研究成果。他上前一步，使自己离麦克风更近一些，以便自己的声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起来都很清晰。在场的除了里根总统及其随从，还有沃尔斯泰特的好朋友，以及在事业上曾受到过他支持的人，比如理查德·佩里、哈里·罗温、保罗·沃尔福威茨等。
和罗伯塔的平静相比，沃尔斯泰特倒显得有些激动，他在麦克风前犹豫片刻后说道：“此时此刻，我有的不只是激动，更多的还是感动，因为这份至高的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应该属于那些无私奉献的学者和研究员。在过去的岁月里，能够与他们共事一场，是我此生的荣幸。无论曾经的相处是快乐还是烦恼，现在想来，那都是一种幸福。里根总统将这枚自由勋章颁发给我，我倍感荣耀，因为里根总统一直强调说，‘在维护世界自由的过程中，必须阻止世界和平与文明毁于一旦。’感谢总统阁下，感谢大家！”在沃尔斯泰特的感谢辞结束时，所有的听众几乎都愣了片刻，紧接着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大家都以为他还会往下说，谁都没有料到会如此的简短。实际上，沃尔斯泰特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下去，如果不是兰德公司的学者和研究员的一致努力，就不会有如今美好的一切。那么，也许美国的总统依旧是吉米·卡特，整个国家依旧被迷雾笼罩，没有任何希望。再看看今天，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前苏联帝国气焰逐渐退却，美国人民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这样日益和谐的社会，对于沃尔斯泰特与兰德公司学者们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想要实现的标准。在肯尼迪、约翰逊及尼克松的美国总统时期里，他们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在福特与卡特的总统任期里，他们努力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而在如今的里根总统时代，他们致力削减前苏联军军事实力的志愿终于成功。
早在很久以前，兰德公司前苏联问题专家和战略分析师们就曾预言，前苏联会因为种族争斗和经济衰退，经受不住内外的冲击，从而走向毁灭。毫无疑问，在预测方面，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兰德公司的诸多预测在后来都应验成为了事实，且轰动了世界。但有一点是他们无法预料的，那就是自身的死亡。
1996年12月16日，沃尔斯泰特夫妇正在好莱坞山上一所精致的小屋子里过着悠闲的日子，谁知，在沃尔斯泰特生日那天，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在迅速服了药之后，沃尔斯泰特看似安静了下来。之后，罗伯塔给远在纽约的女儿琼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对琼说：“我原本是想等你父亲病情好一点再给你打电话的，但是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医生说他可能是患了哮喘，又或者是骨科病，你知道吗，他根本无法移动手臂，他的痛苦让我感到无奈到了极点。”
正好，前不久琼参加了一次红十字会的心脏复苏的课程，罗伯塔的话让她感到无比担忧，甚至还有些害怕。因为在几年前，沃尔斯泰特就曾经接受过高难度的心脏搭桥手术。听完罗伯塔的描述，琼发现父亲的症状及其符合心脏病再次发作的状况。因此，她催促母亲在不告诉父亲的情况下，尽快拨打911。罗伯塔在电话里说：“我之所以没有叫救护车，就是因为怕你父亲感到不安，影响了他的情绪。”但琼坚持要罗伯塔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争持了近二十多分钟，在挂断电话前，罗伯塔肯定地说：“琼，我的确应该拨打911。”
当医务人员的队伍来到沃尔斯泰特的眼前时，他愤怒地指责罗伯塔这种行为太荒谬了，理由是，没有比星期六晚上被送到争诊室更可怕的事情了。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罗伯塔的建议，去了医院就诊。医生先是说沃尔斯蒂心脏情况稳定，紧接着又判断说他是心脏病复发，于是，沃尔斯泰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就在医生决定要给他做血管透影时，他坚持要求给前兰德公司顶级的医学专家艾尔·威廉姆斯打个电话。而当时，琼也正好打来电话，听罗伯塔说到沃尔斯泰特固执的态度，琼对沃尔斯泰特说：“父亲，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我想，父亲更明白无论是科学家、政治家乃至于国家总统，到了医院，一切就都应该听医生的话。父亲，您以为呢？”于是，沃尔斯泰特听从了女儿的建议。
不久，沃尔斯泰特从医院回到家中修养，他对此感到很满意，但是他的左半身却没法自由活动了，因此每日都需要进行护理，他把自己的大床移到明亮的客厅里，因为能看见滑动式玻璃门外那株他几年前亲手种下的珍稀紫竹。沃尔斯泰特还指挥罗伯特改造了一把椅子，并将它放在客厅的床上，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半坐半卧，除了感受紫竹散发出的幽幽绿光，还可以做一些轻巧的事情。
琼在后来回忆沃尔斯泰特的最后时光时，眼中翻滚着晶莹的泪花，她轻柔地说道：“无论何时想起，那都是一个噩梦啊！当时我们都以为他完全可以康复，因为他看上去像极了正在恢复的样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半个心脏已经停止了工作。如我们想象，事情本不应该是那样的，但却那样发生了。”
沃尔斯泰特是在过完86岁生日的三十天之后去世的，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在他专用的文件柜里，放着他一生的研究成果与国家的机密文件，只是他再也无法碰触它们了。可以这样说，沃尔斯蒂特的一生都在为兰德公司的发展而努力，但是最后却落得个被兰德公司抛弃的下场。对此，他心中是否有怨恨已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内心里面多少是有些遗憾的，毕竟他生前对兰德公司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就像他被兰德公司扫地出门以后，却依然从各个方面支持兰德公司。
沃尔斯泰特去世之后，在约翰·威廉姆斯为兰德公司设计的内院中，兰德公司现任总裁詹姆士·汤姆森及兰德公司成员们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二战后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们的灵魂都赶来了，比如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赫尔曼·卡恩，以及原子弹最高策划负责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这样一个静默的地方，应该可以放下沃尔斯蒂特和他们生前的争执。巴赫的《勃兰登保第三协奏曲》轻柔地勾起了詹姆士·汤姆森、哈里·罗温及沃尔斯蒂特生前好友对他的回忆。一曲终了，小查尔斯·沃尔夫开始宣读结束词，他最后那一句“再见”在曲折的兰德公司内园里久久回荡。
无论伟大与否，总之，一个人的一生就如此简单地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一项催人奋进的事业，从事这种事业的人都一致认为和平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但国家安全却又必须是绝对的，因此国家在和平时代仍需要科学技术的辅助，况且美国在任何时期都是世界的通用模型。
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沃尔斯泰特新保守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罗纳德·里根政府时代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相关活动，最终帮助人们摆脱了野心勃勃的前苏联大帝国；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认为，前苏联本身早就应该走向灭亡，却因为沃尔斯泰特及兰德公司学者们创造了不必要的冷战事态，这反而让前苏联这个大帝国垂死挣扎了30多年，间接地增加了前苏联的生存期限。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此有所争议，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沃尔斯泰特是科技官僚主义的最佳典范。虽然他总是以孤傲的专家形象自居，但他提出的那些看上去是单方面的决定，实际上却是处理诸多国际事务的最佳方式。
罗伯塔在沃尔斯泰特的备忘录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直认为，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首先威胁了前苏联帝国，然后推翻了前苏联帝国，在维护了美国民众安全的同时，又促进了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繁荣景象。或许你不会认同，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为此，在我死去之后，请我的亲人朋友们不要悲伤，因为我是笑着离开的。”
总之，为了把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富裕的国家，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沃尔斯泰特。当然，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去解决的事情，比如阻止巴尔干半岛初露端倪的极端分子种族仇杀、中东各地的蒙昧主义和核扩散。不知道沃尔斯泰特曾经是否有过这样的幻想：当他知道与美国抗衡多年的前苏联其实一直都只是一具空壳，他还会不会去开展人生的最后一项活动——极力阻止美苏缓和政策？而他确实这样做了，是否因为他认为这具空壳依旧有着锋利的核爪牙？
沃尔斯泰特在生前就已经承认，他曾经是托洛茨基（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的追随者。沃尔斯泰特还说，托洛茨基行事过程中的谨慎、果敢、智慧是值得他追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对前苏联可能发起的任何行动都不能掉以轻心”。无论怎么说，他认为这都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思想。
但是在过了几年后，追随沃尔斯泰特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扭曲了他的研究信息，认为他太过自信的研究政策未能与客观公正的现实相结合，而他的研究结论也都过分理想化了。但在沃尔斯泰特的一些学生看来，这些肯定都不是沃尔斯泰特的责任。曾经是沃尔斯泰特学生的奥古斯塔斯·理查德·诺顿认为，在知识领域里，布什政府中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沃尔斯泰特的“孩子”，但是作为“父亲”的沃尔斯泰特是否会赞成“孩子”们的举动，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深思的事。
6.兰德公司——看不见的未来
回到异想天开的20世纪60年代中，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总是喜欢沉浸在冗长的苦恼中自我思考。在他们的论文、手记和备忘录中，总是幻想试图创造出一个新生世界。然而，他们却为找不到一个准确的方向而苦恼，特别是研究组进入到肯尼迪政府以后，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的关系愈渐紧张。不知为何，兰德公司总是处处表现出软弱、世故，甚至于对与错的定义在他们心里已经变得模糊，而研究工作也变得默默无言、死气沉沉，再也找不到往日那种滔滔不绝的气氛，似乎一切都变得乏善可陈。
也许太多后起的竞争者抢走了兰德公司昔日的光环，如何在众多的对手中脱颖而出、重拾往日的光环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兰德公司而言，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越来越多的“兰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后，闻名一时的兰德公司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展示出独有的特色，于是决定拓展海外事业，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业务。2003年，兰德公司将一个新办事处设在了阿拉伯附近的卡塔尔国，卡塔尔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卡塔尔最高权威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之邀，开始了对卡塔尔国家教科书的重编，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力求建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教育品牌。
从2003年到2005年间，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协助伊拉克临时政府，针对国家立法机构进行改革，然而结果却不是很理想。自从兰德公司研究战争大统一这一理论后，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很少再有和平的倾向。但是，到了2005年，兰德公司为了实现中东和平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有人慷慨解囊，捐赠出200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拉克项目，兰德公司正是利用这一项资金为基础，不负重望地设计出了“Arc计划”——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矛盾冲突的方案。
在“Arc计划”中，兰德公司建议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设立往来纽带，广泛开展铁路、高速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该地区巴勒斯坦民众的食物、住宅、教育等公众资源和事业的运输和发展。但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本土主义和宗教的破坏，同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激进主义者对“Arc计划”提出强烈抗议。对此，兰德公司终于打算重拾往日进行过的叛乱研究，希望从利亚及阿尔的反叛乱中借鉴一些教训，并在目前的反叛乱局势中加以利用。不难看出，在现在的兰德公司中，怀疑论者似乎已经没有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也不再宣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分析和反思的文化了。而外界对兰德公司的质疑和批评却越来越多，比如中东专家拉里·戴蒙德怀疑伊拉克的内部事务受到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的极大影响；还有理查德·佩里，他将兰德公司归结为：另一个崇拜合同的机构。此前，在兰德公司的机构中，战略分析师们一致存在着不愿接受异议、以自为我中心的共同思想。然而在时代的漩涡中，他们却不得不去加以改变，就如同其他成功的机构那样，实行集体化思维模式——尽管这与独立思考和崇尚理性的兰德公司自相矛盾，甚至是相冲突的，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却不得不这样去做。
在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交往的时候，你会感觉就像是与联邦政府的一些议员交谈一般——他们每个人都在极力渲染兰德公司的观点，绝不会公开批评某个机构。因为，兰德公司中再也没有布罗迪和沃尔斯泰特那样的人了，他们就像是刺激智慧肚子里的“牡蛎”，如果幸运的话，这只“牡蛎”还会生产出大颗大颗的珍珠。
兰德公司现任总裁詹姆斯·汤姆森认为，他们存不存在并不是关键。汤姆森就像是一个棒球队的领军人物一样，他认为打棒球的关键在于平直球、一垒打及击触球，并非是像明星们那样的本垒打——直接将球打出外场。他认为：“虽然沃尔斯泰特、布罗迪及卡恩等战略家都是每个人关注的焦点，但是美国空军真正进步和得到改善的原因与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
汤姆森曾是一个物理学者，在没有内部提携、生活不如意的情况之下，一次偶然，他涉足了工业军事领域。从而，他受聘成为国防部系统分析欧洲部的研究员，这个办公室是兰德公司学者艾林·恩索文设立的。汤姆森在离开为政治事业提供分析的领域之前，被提升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助理。1989年，汤姆森开始接管兰德公司总裁和第一执行官的权力。他合理地借鉴了唐纳德·赖斯（兰德公司前任总裁）的工作作风，把军事义务和民间合约作为兰德公司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根本。2005年年末，汤姆森在科罗多州对美国民众的联盟分会上，强烈地批评了当前国内的一些蒙昧无知的倾向——我们总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识甚至于偏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议论和批评，从而就盲目地进入了所谓的战争。其实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白，面对一个特定政策的提议，它的有效性是多少？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然而人们通常是基于自我的偏见而忽略了怎样用客观的事实来处理战争。
汤姆森认为，如今，由于党派偏见的逐渐壮大，在一定的范围内，极大程度地削弱了专业水平的影响，因为各个党派和人士都执着于各不相同的观点，没有一方肯做出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意识到了科学的系统分析对战争取胜的重要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都比较倾向于科学的分析和思考。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现象逐渐冷落，在华盛顿，科学系统分析办公室甚至于消失了。
汤姆森还说：“现在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中总是有太多充满感情的描述。我对这种充满感性色彩的报告很反感，实质性的报告要尽量运用平实的语言陈述，而不是描写感性的东西。就像我，我几乎习惯了不用形容词，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研究结果是8。我认为8就是8。而非兰德公司报告中所描写的那样‘结果是8，多么吉利的一个数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呢？”
对于人们对兰德公司报告工作的评价普遍降低的原因，汤姆森认为，兰德公司真正走向低谷是从里根时期开始的，那时，只有共和党人才有资格在政府工作。而控制国会或白宫的政党人员不会对科学造成过多的影响。因为，科学是时代潮流中的一部分，与政党人员更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联系。客观来说，政府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只负责呼吁大众，并尝试性地让大众理解并执行他的意思。而科学只是为政府工作，如果放弃科学，就等于是投降。对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大家都应该共同坚决反对。
而理性是兰德公司最后的信条，它也是创造美国和西方战后科学家们的人生信条。在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顾问中，总共赢得了27个诺贝尔，其中只有一个不是物理、化学或经济方面的，这是很正常的事。这个例外就是，在1973年，曾担任兰德公司咨询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前国务卿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可以说，理性选择是兰德公司的一个论点，它否定合作、自我克制及自我牺牲。例如人们互助关爱，而非绝对的自私；公平的选举是为了取得所有竞争者的认可和赞成；选举胜出的官员也是在为了大众的利益工作；理性的选择给人们创造了一个能在黑暗中做出决定的明朗世界。
像兰德公司中沃尔斯泰特、布罗迪、卡恩、阿罗这些人的行动无疑是真诚的，他们都只是想在非理性的世界里将理性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显然，他们选择的工具揭露了世界的变化规律，但宗教、爱国情操、民族精神这些改变世界的驱动力却是他们无法去控制的。
然而，在不经意间，理性的选择已经成为一些团体常挂在嘴边的武器，他们总是把重建美国社会制度、重回新政前的政治状态作为政治或经济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取丰厚的暴利，从而使世界经济严重失衡。
理性的选择何以会变成这样？因为理性选择论最大的讽刺就是它本身的不理性。它没有深入到整个世界中去，也就是说它属于标准化理论而非经验化理论，只是以一种假设的结构来设立一种特定的理性。当然，倘若人们仅凭愿望就可以主宰整个世界，那么这种理性论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现实的世界却正好相反，它会紧紧咬住那些没有认清它真实面目的人。
由此看来，除了理性选择给现实经济带来的不公正之外，兰德公司成员们还必须解决自己所处的两种困境：道德在美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处于附属地位，这是兰德公司主要成员们需要经受的一副重担。有人曾对兰德公司的一位主要成员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除美国之外的国家找到兰德公司，提出雇用兰德公司作为政治高级顾问，并请求兰德公司测定一个人在绝不妥协的情况下能承受住多少酷刑——也就是指测定一个人的身心的忍耐极限，兰德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对此，兰德公司那位主要成员回答得很肯定，主要意思是说兰德公司一般不会接受外国政府的研究项目，即便会，兰德公司也会考虑研究项目的道德性，并试着对项目提出正确的研究方法，比如可转换成“酷刑对获取有效的信息是否有效”。设想，如果这个研究项目是美国的，兰德公司接受与否？又应该怎样做？
另一个困境则是兰德公司所面临的一个“浮士德难题”（浮士德，欧洲中世纪中一位传说人物，它为了获得知识和权力不惜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知识或许能拯救世界，却拯救不了灵魂，即便是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也依旧不能宽恕所犯下的伤害罪、谋杀罪等。当然其他任何一项机构也有可能面临这些，而上级作出的决定，执行的下属也责无旁贷。因此“浮士德”的前途可谓是危机四伏，稍不留神便极有可能沦为恶魔的奴隶。可以说，“浮士德难题”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时都无法逃避的“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以及在“浮士德困境”中所体现出的“浮士德精神”。
或许，对于兰德公司和其他任何一种政治机构，抱有这样一种道德纯洁的想法是不理想甚至有些幼稚的。正如戈尔迪·梅厄（以色列总理）在命今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时所言：“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与他们基本的道德标准相悖的痛苦抉择。”虽然这样的抉择未能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却威胁到了国家的道德本质。就此而论，根据兰德公司的方法，是否也应该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国家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让国民感到更安全和幸福？一个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昌盛，愿意或能够接受多少无辜生命的牺牲？几万、百万、千万？在决定改变之前，又能接受多少不公甚至于杀戮呢？
兰德公司的卡恩一贯的无情冷血遭到了一些批评家们的严厉指责，原因是卡恩的核战争及对生存的恐怖让大多数人感到了恐慌，然而当卡恩拿出上述问题一个一个地反击他们时，他们又哑口无言。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上台扮演恐怖分子的同时，又极力渴望维持自己的幸福生活。或许，卡恩的行为和上述的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任何人在批判兰德公司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拷问他们自己。这就如上述人类共同的难题“浮士德困境”一样，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家内在矛盾，它们在欲望和道德中相第交织。
兰德公司的罪过不仅暗示了兰德公司的命运，也暗指了美国本身的命运。因为美国人创造了理性论的神话，美国允许一些机构继续存在，或者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只要是一切能够争取过来的，不管他是什么，尽管去做就好。
兰德公司的问题是美国乃至世界都普遍存在的，照照镜子，就会发现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兰德公司的影子，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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