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
【原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1)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2)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3);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4),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5)。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6),不可胜听也(7);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8),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9),如循环之无端(10),孰能穷之。
激水之疾(11),至于漂石者(12),势也(13),鸷鸟之击(14),至于毁折者,节也(15)。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16),节如发机(17)。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18)而不可败也。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19);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20);予之,敌必取之。以此动之,以卒待之。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21),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注释】
(1)分数:指军队的组织编制。
(2)形名:古时军队用的旗、鼓等,这里引申为指挥。
(3)奇正:古代军队作战的变法和常法。
(4)碫:砺石,即磨刀石。这里泛指石头。
(5)以正合,以奇胜:以正兵交战,以奇兵取胜。
(6)五声:古代用宫、商、角、徵、羽标五声音节。
(7)胜:尽的意思。
(8)五味:甜、酸、苦、辣、咸。
(9)相生:指互相联系,相互转化之意。
(10)循环之无端:顺着圆环旋转,没有尽头,比喻事物变化无穷。
(11)疾:急速。
(12)漂石:即将石冲走,并不是将石浮起。
(13)势:即客观自然态势,喻兵势也。
(14)击:另本也有“鸷鸟之疾”,但疾也为击意也。
(15)节:此指节奏。
(16)弩:拉满的弓弩。
(17)发机:触发弩机。
(18)形圆:指阵势部署得四面八方都能应付自如。
(19)治乱,数也:数,即前言“分数”,指部队的编制、组织等。
(20)形:示形,以假象欺骗敌人。
(21)战人:指挥士卒与敌作战。
【译文】
孙子说:要做到管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像管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就必须组织得好;要做到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作战像指挥人数少的军队作战一样,就必须用规定好了的信号来指挥;统帅全国的军队,即使遭受敌人的进攻,也不致失败,这是因为“奇正”运用得正确;军队进攻敌人,如同以石击卵那样,这是因为“避实就虚”运用得适宜。
大凡作战,一般都是以“正”兵挡敌,用“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变化如天地运行那样变化无穷,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周而复始,犹如日月的运行;去而又来,好似四季的更迭。乐音不过五个音阶,可是五个音阶的变化,却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可是五色的变化,却看不胜看;滋味不过五种味道,可是五味的变化,却尝不胜尝;作战的形式不过“奇”、“正”,可是“奇”、“正”的变化,却是不可穷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就像圆环旋转那样,无始无终,谁能穷尽它呢?
湍急的流水飞快地奔泻,以至能把石块漂移,这是由于水势强大的缘故;凶猛的飞鸟以飞快的速度搏击,以至能捕杀鸟兽,这是由于节奏恰当的关系。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发出的节奏是短促的。险峻的态势就像张满的弓弩,短促的节奏就如击发弩机。
旌旗纷纷,人马纭纭,在混乱的状态中作战,必须使自己的部队不发生混乱;战车转动,步卒奔跑,在迷蒙不清的情况下作战,必须把部队部署得四面八方都能应付自如。
在一定条件下,严整可以转化为混乱,勇敢可以转化为怯懦,坚强可以转化为虚弱。严整或混乱,是由组织编制好坏造成的;勇敢或怯懦,是由态势优劣造成的;强大或弱小,是由实力大小对比造成的。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必为其调动;用小利引诱敌人,敌人必为其所动;用这样的办法去调动敌人,用重兵待机打击敌人。
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而不苛求将吏,所以他能选择人才去利用和创造有利的态势。所谓“任势”,是说善于选用将吏指挥作战,就像滚动木头、石头一般。木头、石头的本性,放在平坦的地方比较稳定,放在陡斜的地方就容易滚动。方的容易静止,圆的灵活滚动。
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就像转动圆石从万丈高山上飞滚下来那样。这就是军事上的所谓的“势”。
要成事必善于造势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
军事竞争特别讲究一个“势”,注重“势”的营造。
什么是“势”?
一般说来,“势”与“形”相连,称为“形势”,但两者内涵又很是不同。
“形”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或者说就是形状;“势”是指事物发展的一种趋向,里面蕴涵着“能”,称为“势能”。“形”是静的,“势”是动的;“形”是客观的,“势”是可以主观感觉到的。
比如箭在弦上,这是“形”,而其间蕴含的动能,就是“势”。激流飞下,能够冲走石头,这是由于迅猛的水势造成的;鸷鸟急飞猛扑,毁骨折翼,则是因为没有控制住势。凡人被“势”推着走,“不得不发”;君子则善于营造与控制“势”,“引而不发”,以威慑敌手。
再比如围棋,落子为形,但我们却能从其中感受到一种或轻灵、或厚重、或潇洒、或威严的风格,一种能反映执子者本人气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势;这种势并不是落子的方向、形状、多少、格局,它存在于棋形之中,表现于棋形之外。
对军队而言,士气高昂,则有一种战无不胜的强大的“势”,这并不是治军严整、步调协调本身所有的东西,而是军队的内在实质。
古人向来重“势”,甚至认为,军中战力常升华为云气,形成龙虎,彼此气势高下,一望可知。曾国藩在总结自己带兵几十年经验时也强调:“军中有肃杀严寒之气则胜。”孙子则极力形容“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这种势,足以让敌人未战而气馁,感知己身如一叶浮萍被卷入狂风巨浪,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去体会自身的软弱与无力。
《六韬》上说:“势因于敌军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这是说,势是随机应变出来的,精通战术的人,总能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凭主观能动之力作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这就叫做“造势”。
下面是一些造势的实例:
机动造势,利用高技术兵器的快速机动能力,每次都比敌人快一些,敌人惊慌失措或是被动挨打,直到敌人土崩瓦解,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战斗,如果在理想状况下,胜方只须付出极低的代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隆美尔以一个山地步兵营的兵力在一连串的战斗中俘虏了意大利部队约10000人!
佯动造势,隐蔽企图,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钳制或调动敌人为实现作战企图创造条件。韩信在楚汉相争时,便以佯装修复栈道的手段迷惑对方,暗中从故道迂回陈仓,打败雍王章邯,占领了关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在加来方向实施了假调动假准备等佯动,吸引德军的注意力,保证了在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成功。
乘胜造势,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取得了辽沈战役胜利后,乘胜前进,又夺取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时有人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为治,给蒋介石留半壁江山,毛主席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针锋相对地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于1949年4月21日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当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中心城市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造势手法,讲究“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节”指节奏,“势”与“节”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势”如张弓,“节”如扳机,有“势”无“节”,蓄积的能量无法掌控,无法集中,效用不彰;有“节”无“势”,没有动因,没有威力。“势”险“节”短,掐好分寸,把好节奏,便可一击而功成。
唐太宗李世民,便很会在战场上造势,凭其盖世才情将敌人捏在掌中。
唐立国之初,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倾国而来,攻击关中。数万剽悍异常的突厥骑兵在凉州摆开惊人阵势,杀气冲天,唐军将士震恐不已。
李世民亲率百名骑兵驰至阵前,朗声说道:“我国已跟你们可汗和亲,为何现在又反悔负约?我是秦王李世民,可汗如果是条汉子,就出来和我单对单决个高下!如果想打群架,我也只用这一百名兵力迎战。”阵前的颉利可汗深恐李世民有诈,担心除了眼前的一百人之外,另有埋伏,因此笑而不答。
李世民再度向前,派遣使者对突利可汗说:“你以前和我们有盟约,有难同当,如今反而引兵攻击,不守信用。”突利可汗也是一言不发。
李世民再次向前挺进。颉利可汗见李世民这般大胆前进,又听到他对突利可汗说的那番话,心里怀疑李世民和突利可汗暗中有约定。他愈想愈不对,便急忙下令军队后退,暂缓行动。
当时正下着小雨,唐军的军粮供应受阻,士兵疲累,斗志消沉,从朝廷到军中,都觉得天时于唐军不利,幸亏李世民不战而退敌之兵,使得战况有了新的转机。
接着几天,雨势转大,湿气重,对弓箭的影响不小,这对以射箭为攻击方式的突厥人尤为不利;反观唐军,由于在大营内烧火煮食,空气较为干燥,兵器保养得非常好,整体局势对唐军极为有利。于是,李世民在夜雨中挥军进击,突厥大吃一惊。在敌军闻风丧胆之际,李世民并未举兵痛击,而是派人向突利可汗分析利害。颉利可汗想出战,得不到突利的支持,不得不与唐军和解。原本大规模的兵戎相见,就在李世民运用谋略造势,转不利为有利的情况下化解了。
在李世民称帝之时,东突厥的大小可汗(颉利可汗、突利可汗)又一次组成联军,出动十几万大军,向唐朝进犯,局势非常紧张。但李世民心不慌,意不乱,沉着应敌,他先派尉迟敬德大挫敌军,从气势上压倒来犯之敌。
几天后,颉利可汗进抵渭水便桥北岸,派遣一名心腹担任使者晋见,顺便打探虚实,李世民为了打压突厥大军的嚣张气焰,干脆来个下马威,将使者逮捕囚禁。
为了把功夫做足,将气势提升至顶点,李世民亲率房玄龄等六名官员,骑马来到渭水南岸,和颉利可汗隔水对话,并严叱对方背信负约。一时气势之盛,竟令东突厥士卒下马遥拜,惊为天人。
此刻大唐主力部队又如天风海潮般涌至,颉利可汗见如此大国气魄,不由面露惧色。李世民见状便下令大军后退布阵,自己单人匹马在岸边和颉利可汗交谈。朝臣萧瑀认为此举过于冒险,万一敌人射出冷箭,皇上安危堪忧,李世民笑答: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敢倾巢而出,直逼京畿吗?只因他们以为我国才发生内乱不久(指玄武门之变),而我又刚登上帝位,一定没有抵抗能力。我如果在他们面前示弱,闭门防守,他们必定大军攻来,局势难以控制。所以我单枪匹马,表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又炫耀强大的军容,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一切都出乎敌方意料之外,让他们一时无法应变。突厥深入我国境内,对我颇具戒心。加之我们和他们的首次开战又先声夺人,如果和他们和谈的话,则主动权在我。现在,一切操之在我。制服突厥就在此一举!”
果然当天东突厥便派人前来请和,两天后,双方斩白马为誓,突厥退兵。这样不战而退敌的谋略,令谋臣萧瑀叹服不已,又百思不解,他问李世民说:“当突厥尚未请和时,众将官请求一战,陛下不准,我们都深感怀疑;但不久敌人就自行退兵,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计策?”
李世民分析说:“据我观察,突厥军队的人数虽多,却不严整,君臣一心只想要钱。当他们前来请和时,可汗一个人留在渭水西岸,其他的高级官员都来见我,如果这时设宴款待,趁他们喝醉时加以逮捕,并且袭击他们部队;当他们奔逃时,再派兵追击,加上我事先安排长孙无忌、李靖在他们回归必经之路埋伏重兵,两面夹击,歼灭他们必如摧枯拉朽般,易如反掌。然而我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只因为我即位不久,国家不够强盛,民众不够富庶,需要安息休养。万一开战,损害一定很大;敌人若因此与我结怨,必然后患无穷,对我反而不利。所以,我不出战,而送给他们金帛钱财,让他们志得意满,心生骄惰,导致战力大减,届时我军出击,必可一举歼灭他们。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就是这个意思。”萧瑀听完李世民的分析后深为佩服。
李世民兵法概念之清晰,头脑之冷静,应变能力之强,实非同小可。作为君主,他孤胆上阵,两度站在第一线上,不动刀兵,便化解了东突厥的进犯。他亲率百骑挑战,加以大军示威,隔水喝叱,阵前交谈,始终以强者之姿出现,利用突厥崇敬英雄的心理,在敌人心中植入“不可战胜”的理念,这数种手段都是在营造“势”;巧借天时,夜雨进击,离间分化,攻心为上,这些手段则是在控制“势”;权衡彼此势力的消长,估量战与不战的可能,这是在计算“势”,种种手段,终于把决战时刻拖到本身实力足够强大之时。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李世民的确算得很准,因为从那时起,东突厥国势日衰,待到630年李世民派李靖反击东突厥汗国时,他们已不再是强悍的对手了,一击之下,东突厥汗国不复存在。
善管理、重组合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势者,兵势也,如何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作战态势?孙子讲,要靠管理。
管理不大容易,清代赵翼就认为: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兵过多则号令不齐,气势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其为将者,有恃众之意,而谋多疏;为兵者,亦有恃众之心,而战不力。”是说兵多反而不如兵少(当然,这也许是后世特种精锐部队思想的前兆)。
名将韩信就稍显轻狂地自称“将兵多多益善”,事实证明,他倒也的确有说这种话的资格:在垓下之战中,韩信统帅天下诸侯兵马六十余万,设十面埋伏计,击败了那位楚国霸王。
不过,当今的人有韩信这等本事的似乎不多,而“管理”这个概念却火得很,管理大师们也如同大甩卖般多,叫人想起宋、明年间“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的盛况,管理书籍如火如荼,一时间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倒果真造出铺天盖地之强“势”。
基辛格说过:“历史舞台的规则从来都没有变过,变的只是出场的人。”这话不错,当今时代,人们被花样繁多的名词弄得昏头胀脑,反而比不上那些古老而清楚的头脑,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观照世界,找到真正的规律。拿军事来说,军事单位和战争形态就有了巨大变化。但是那些基本原则却未变。
真正的道理,就那么几条。
关于管理,活在两千年前的孙子看得明白。他讲了四点,“分数”、“形名”“奇正”“虚实”,也是用兵作战必须掌握的四个环节、这是发挥军队力量的关键问题。从指挥关系上说,“分数”(组织编制)是第一位的,能否治理、提挈全军,这是关键;其次是“形名”,是调动、指挥问题;再次是“奇正”,指战术的灵活运用,正兵与奇兵的混同变换,这是孙子在本篇所要论述的中心;最后是“虚实”,指避强击弱,以实击虚的战术原则。这四个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是,要取得作战胜利,首先军队要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再要有一个灵便的通信、指挥系统,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然后要有精通战术的将领指挥作战,最后是正确选定主攻方向,从而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胜利的现实性。
总之,就是将人员和设备重新组合,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治众如治寡”,使众人形成合力,让效率出来。
若要做到治理人数多的军队就像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最好的办法是分而治之,这是孙子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牛顿在一次作实验时,不慎将一枚小针掉到地上,他俯下身子找了很久,怎么也找不着。突然他灵机一动,找来一支粉笔,在地上划方格,然后一个一个方格地查找,很快就找到了那枚针。这可算是“治众如治寡”的心法一种,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变无序为有序。
再者还需要有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从而统一行动。孙武立约束、杀吴姬,吴起临战杀猛士,司马穰苴杀庄贾,都是为了保持军令的威严,从而使部队整齐一致,按照将的部署去作战。
若用“分数形名”将其组织起来,士兵便成了一个整体,从而形成战斗力,否则如果军队成了一盘散沙,那么“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这可以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来验证:
在与倭寇对战之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于是戚继光在训练新军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夫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4)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镋钯”。“镋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筅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镋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才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
可见,通过合乎实战规则的组合,一个12人的步兵班便成为富有杀伤力的有机体,这种专业分工、集体配合、协同作战所形成的优势,是仅靠单兵个人身手难以匹敌的。
奇正与虚实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奇、正的军事思想是从古代用兵方阵的兵型分工演化出来的。古代用兵方阵一般分为奇兵和正兵,正兵用于防护阵地,保卫指挥中枢、辎重等等;奇兵则用于侦察设伏、迷惑骚扰等方面。
孙子将奇正化用,正代表防御,奇代表进攻;正代表主要兵力,奇代表次要兵力;正代表表面形态,奇代表真正态势;正代表军事守则,奇代表临时应变。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这是“奇正”心法的基本理论,就是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制胜。
不过,奇正的运用并非就如此简单,“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与“正”的关系,是相变相生的,“奇”可以变为“正”,“正”也可以变为“奇”,“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一个好的将帅,会随机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永远有奇兵可出。
总之,“奇”与”正”代表了一种变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阴”与“阳”,就是“常”与“变”。
所以古人在作战或做买卖的时候,常常使用“留一手”的办法(预备队、奇兵),在关键的时候,才把这一手使出来。而早期西方人对此的理解更为有趣。因为他们通常根本不设预备队,但在作战过程中,拥有更强大运动性的西方军队可以随时分军出来作为奇兵。这也是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区别。
一代枭雄曹操对此有过解释:兵力五倍于敌,就要以五分之三的兵力为正兵,以五分之二的兵力为奇兵,实施钳形攻击;兵力两倍于敌,就以二分之一的兵力打正面,以二分之一的兵力打迂回(或侧击,或背击)。
总的说来,“正”的工夫要熟练,“奇”的工夫要精湛。让奇正搭配运用,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奇正”与“虚实”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奇正”属于战术,“虚实”属于战力。
汉尼拔袭击意大利用的便是“奇正”之法:
在基督诞生之前218年,迦太基共和国伊比利总督、年仅27岁的将军汉尼拔,对其不共戴天的世仇罗马发起进攻。汉尼拔将军在离间罗马及其盟国之后,亲率9万步兵、12000名骑兵、40头战象长驱直入罗马。
在当时,从伊比利半岛到意大利半岛的路径有三条:海路,由地中海东航可至。但罗马掌握着地中海的制海权,只能强行突破;陆路,沿利久立海沿岸的陆路东进而至。这条路较方便可行;山路,越过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当时的部队装备、交通工具落后,即使是一支现代化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在那样的天气与地形下也是相当困难的。
当时,罗马人认为迦太基人进攻的第三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他们决定由执政官圣普罗斯率领四个军团由海路攻打迦太基本国,另一路由史奇皮欧率领同等兵力由陆路阻击汉尼拔,并继续进攻伊比利本土。
这一计划用现代军事观点来看是典型的“间接战略”法,是颇为谨慎、完备、行之有效的,但却被天才汉尼拔超乎常人的思考模式——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奇谋彻底击碎。他率领部队横跨阿尔卑斯山,当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只剩下2万步兵、6000骑兵、几头战象,出发时的2/3兵力荡然无存。
当看到汉尼拔如从天降一般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罗马人的补救显得实在无力。他们紧急召回的史奇皮欧兵团、圣普罗斯兵团,在汉尼拔的“奇谋”与气势下,攻击力全失,几乎是溃不成军。
二战时期,苏军第二十六坦克军军长罗金就是靠巧出奇兵,夺取卡拉奇附近顿河上的唯一一座大桥,从而切断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的退路的。
这座大桥处于德军防区纵深内部,强攻显然不是办法。1942年11月22日凌晨3时,罗金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命令苏军上百辆坦克不用任何伪装,全部开着明亮的车灯,成一路纵队沿公路穿过德军数十公里的阵地,大摇大摆地向卡拉奇大桥方向前进。沿途德军对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都深信不疑,均以为是己方部队而未加阻拦。结果苏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桥,为随后围歼德军创造了条件。
以商战中的商人为例:他的“虚实”指的是他的公司究竟有多少资金和信用可以支配;他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在哪里;他的产品有哪些优点和不足等等。而他的具体经商手腕和营销策略,则是“奇正”方面的问题。再以围棋为例:棋的“实地”(实际占有的地盘)和“势”(将来占有地盘的潜力)表现了一方的虚实;而棋手在布置好自己的序盘以后,根据自己的虚实,再采取各种具体的战术或者不同的行棋节奏,就是“奇正”。
以足球为例:足球比赛的结果很简单:胜、平、负,其战术看上去也不复杂:进攻、防守、控制。但实际在球场上运用起来,其形态却变化多端——从足球运动诞生以来,没有两场比赛是雷同的,同样,也没有任何球队、任何主教练是常胜将军。一位资深的足球教练曾经说:没有最好的战术和阵型,只有最适合你的战术和阵型。足球比赛是以球员为基础的,随着球员的变化和对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每一场足球比赛开始以前,教练都要重新制定一个比赛战术。球迷们为什么喜欢看世界杯和高水平联赛呢?主要原因就是足球场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的又是那些出人意料的结果和关键时刻凭借智慧和力量扭转局面的球星,这些都是足球运动的艺术性所在,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最优秀的决策者,必须首先将自己作战的根本固牢,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根据最基本的原则,谋划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落窠臼的战术,并坚决执行之。否则,不是重蹈前人的覆辙,就是为先行者所阻挠,或者被对手所狙击。以最讲求智慧的职业围棋为例,一百年来出了两个最优秀的棋手——中国的吴清源和韩国的李昌镐,这两个人在自己的时代都是旷世奇才,天下无双,都达到了围棋的最高境界。但他们的棋风却是一个轻灵飘逸、一个厚重沉实,完全处于两极——那些死抠棋经、终日打谱的“棋匠”,面对这样的分野,又将何所适从呢?
宕开一笔,“奇正”在人身上也可以理解为“刚柔”。
刚是一种威仪,一种力量,人不可无刚骨。这是支撑人生之本。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摧,认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曾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成就事业,以刚为基础,无刚则不克,不能成事。
柔是一种内敛,一种风度,人不可无柔情。这是浑融处世之道。中国谚语曰:“推己及人”。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我们要领会这种人情世态。我们与人交往,要谨记“谦虚礼让、柔以待人”八字。“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
人际关系,以“柔”为贵,无柔则太涩,难以通达。
刚与柔要善用,忽柔忽刚。有时以刚克柔,有时以柔胜刚。
比如孔子提倡“仁”,算得“柔”道,但在齐鲁之会时,奋然于两君之间,击退齐国挑衅,保持鲁君尊严,这是以刚济柔之勇举;蔺相如怒发冲冠而使完璧归赵,自具威武不能屈的“刚”肠,然其让车于廉颇,顾全大局,道义相尚,这是以柔济刚之义举。
做人不可纯以一种方式处世,须将刚柔相济,做事情才能中庸,才能妥当。
本篇与前篇《形篇》为姊妹篇,主要论述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孙子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关键在于妥善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指出“战势不过奇正”,用兵打仗必须做到“以正合,以奇胜”。而“奇正”关系又是变化无端的。所以,高明的将帅,必须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变换奇正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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