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说起“三国”，人们都会说，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好像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个四海升平的年代。

    说得有些激烈的，认为那是黑暗的乱世。

    有些辩证的，就说那是一个孕育了统一的分裂时代。

    充分肯定的，就说那是一个在王纲解纽的环境下思想解放的时代。

    无论什么说法，都不能逃避一点：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变乱的社会。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一乱一治”，意思是，但凡出现了一个太平的“治世”，在它之前或之后，都必然有民不聊生、朝政败坏的“乱世”。

    这种思想是生活在战国时代这个“乱世”中的思想家孟子所提出的，原话是：“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鲁迅就曾经对此进行过一个经典的概括，说历史上的“治世”属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那些“乱世”，则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从历史的事实来说，治世的时候，往往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疆域广阔，而乱世的时候，则大多是政治黑暗、国势衰败、分裂割据，但又像上面提到的，有时候乱世之后就是没有出现治世，而只是有片面的暂时的好转，这样一来，“一乱一治”的理论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于是，古代的政论家们从“乱世”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亮点——分裂。

    凡是乱世，都会出现割据分裂的局面，既然这样，那么走出乱世之后，虽然不一定要出现“治世”，只要从分裂走到统一，也算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由此，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又发展出了一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中国历史绵延了几千年，从现象上来说，也是有这么一个不断分裂又不断重新统一的过程，而这分分合合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历史的运势？

    ）1.天数茫茫不可逃

    古人无法寻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十分明晰的脉络，无法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与合理的解释，既然这样，他们宁愿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左右着芸芸众生的命运。

    三国：楚汉相争的“怪胎”？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个三国时代？

    什么事情发生都要有个缘由，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更是如此。然而，很多读者、三国迷们，在读三国、谈三国的时候，只关心里面的人物和精彩场面了，对三国为什么会出现反而没有考虑过。

    人们对三国历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无论那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所以，《三国演义》中的历史观，也多多少少影响了读者对三国历史的认识。而《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导读”的言语，这些言语影响了人们对三国时期历史状况的看法。

    其中最为著名的，自然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另外还有《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中，在全书最末的一首古体诗里所阐述的观点——“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这两段话，都突出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左右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所谓“天下大势”或者说“天数”。

    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由《三国演义》所创始，早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前，在元朝中后期的元英宗时代，就有一部演义色彩很浓重的《三国志平话》，这部书里面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作了一番十分富有传奇性的解释。后来，这段传奇性的解释被明朝的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收集进了他编著的《喻世明言》：

    东汉末年，有一位叫做司马貌的书生，一夜他突然梦游地府，遇上当年汉高祖时期的一些英雄豪杰在喊冤叫屈，其中有项羽、韩信、彭越、英布等，他们或告刘邦两面三刀，或告吕后心狠手辣，或告刘邦吕后二人使用心机谋害功臣，司马貌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地府阎王三百年间都无法审判清楚的这一段公案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判决的办法是，让曾经受到刘邦和吕后欺压杀害的人都转世投胎，去分裂汉代的江山各据一方，而刘邦和吕后则投胎成为汉代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和其妻子伏皇后，受这些转世大臣与英雄的欺压凌辱，以偿还其前世的罪孽，而司马貌因为在阴间断此大案有功，又被玉帝封赏投胎成为司马懿，再次料理这些前世冤家之间的争战，将天下重新归拢统一，结束三国纷争的局面。

    这种解释，是把三国时期彼此争斗征战的历史解释成为前世冤孽所种下的因果报应，三国不过是楚汉相争时期的那些英雄豪杰谋士武将们向刘邦吕后夫妇讨还血债的舞台，争战厮杀中枉死的将士也不过是他们为了报前世冤仇的筹码。有人认为，司马貌断狱的这个故事对三国历史的解释，是充满佛教因果报应色彩的、消极的、荒唐的，但是，综观中国古代历史，就会看出，上面的批评未免过于苛刻而且不切实际，如果从历史的现场感而言，这种传奇故事不但并不乖谬，相反，这种叙述与分析还是十分符合身处乱世的人民对朝代更替的敏感猜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春秋战国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智者老子，就在《道德经》里面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的这段话，关注的要点并不是批评“天地”或是“圣人”的“不仁”这种违背天道与道德的行为，而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问题的观点。

    老子的这番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圣人不仁”的情形随处可见，民不聊生之际，那些对现实充满不满情绪的民众就会觉得，那些打着忠君爱国、讨伐逆臣的旗号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的“义师”，都只不过是使用自己所控制的军队、钱粮、人民，为自己的私欲服务，有时候甚至为了个人私仇而发动不义的战争。这种思考问题的逻辑，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一结合，就对历史上的战乱产生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所谓的乱世，只不过是那些大人先生们之间的争斗，这争斗世世代代都相差无几，谁能说三国时代的纷争与当年秦朝末年的楚汉相争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区别呢？对百姓来说，这都不过是一场浩劫，那些对权力、财富充满了贪欲的灵魂不断转世，不断挑起纷争，就是这个国家充满战争的原因，而百姓，永远是他们了结恩怨的筹码与炮灰。

    朝代变换、世事兴亡，带给百姓的，除了伤痛的记忆，就是饥寒的现实，所以，百姓们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他们觉得，如果不是那些纠缠了几百年的恩怨，为什么要有那些血流成河的争战，为什么要有那些对峙数十年的交锋？他们宁愿相信历史上的乱世，都是因为前世今生的孽债造成的，而不愿相信是那些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帝王将相们“以百姓为刍狗”的结果。

    了解了这些历史的现场，拥有了这份现场感，你还能说这司马貌断狱断出三国鼎立的故事荒诞不经天真可笑吗？理智地说，这故事不但不可笑，而且十分值得深思，它一面试图解释历史上的乱世何以出现，一面又对未来怀有希望——因为佛教相信，因缘经来世解开之后，一切恩怨就将结束，如果那些转世报仇的人们了解了心愿，世上是不是可以少些纷争多些和平？人民的这种心理，十分切合实际，历史上那么多纷争厮杀，肯定有人含冤了委屈了，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报仇的机会，一旦要报仇，肯定又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但是这不可避免，不这样又怎么报仇呢？如果他们报了仇，扯平了，老百姓就会过上安稳日子了，这是什么精神？这恰恰是一种早期基督教的“有人打你左脸，你就该把右脸凑过去也给他打”的理念，用中国古代的概念来说，这就是“仁恕之道”，用现代观念来说，这就是一种对未来的期望，就是美国小说《飘》里面讲的“Tomorrowisanotherday”（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自信。

    守株待兔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念，在解释其他朝代的兴衰时，也常常可以看到相似之处。比如，北宋灭亡了，北宋的很多皇族死于金国的大将粘罕之手，而且这个粘罕，也是对后来的南宋政权十分强硬的，他甚至想见到汉人就杀，于是老百姓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祸星出现？正巧，在一百多年前的北宋建国初期，有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叫做“烛影斧声”，宋太祖赵匡胤莫名其妙地死了，然后太宗赵光义从太祖去世的那间在烛影中传出斧声的屋子走出来，马上继承了皇位，此后北宋皇帝皆是太宗子孙。宋太祖却冤魂不散，终于转世成为粘罕，不但灭了太宗子孙的国家，更是要杀光太宗的后代为自己当年之死报仇。

    无论是对三国鼎立的看法，还是对粘罕屠杀北宋皇族后代原因的猜测，虽然如上面所说，似乎有理由，有合理之处，但终究不是历史的真相，而只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看法而已。这种看法，可以称之为“守株待兔的历史观”。

    这样的历史观，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像现代生活中，买彩票的人相信儿童的“手气”、“运气”胜过成人而纷纷寻找儿童代替自己摸彩票一样，说白了，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的绝对化”而已。

    不得不说，在经历了不断的离合盛衰之后，回望历史的时候，古人无法寻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十分明晰的脉络，无法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与合理的解释，既然这样，他们宁愿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左右着芸芸众生的命运。基于这种“找不着北”的状态，古人才会将操纵历史发展的指挥棒交给“大势”，交给“天数”。

    为什么古人会对历史发展的走势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又为什么要在摸不着头脑之后把历史发展的动力推给“大势”、“天数”呢？

    说起来也比较简单，因为决定着国家的分合兴亡的，就中国古代而言，根本不是儒生们的治国主张，也不是大臣们冗长的奏折，而是军阀们手中的刀枪。而在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结构下，决定国家治乱兴衰的，不是孔孟之道，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皇帝的个人取向。所以，即使没有文化修养的皇帝如明太祖朱元璋，只要他的取向倾斜于百姓，国家就会朝着重民的方向制定政策，而即便饱读诗书如乾隆，只要他的取向为着自己的千秋功业，也会造成花用无度民不聊生的后果。

    政治的兴废治乱取决于皇帝，国家的统分离合决定于军阀，那百姓又能如何呢？百姓只能把生活安定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清官，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将帅王侯，自己在政治权力的参与和分享上却一无所有。正因为百姓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想个办法补偿自己。

    如何补偿呢？就是把限制皇帝和军阀权力的希望寄托给上天，希望有个不变的定数，定期清算帝王将相们的罪过，褒奖平民百姓的善良。正因为这样一种想法，那个“司马貌阴司断狱”的故事才能发生在平民身上，那个清贫的一介书生才能转世成为结束三国纷争的司马懿。平民百姓无法控制政治资源，所以他们就在思想世界里面，幻想出一种可以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的权力，并认为这权力属于自己。说到底，百姓还是对皇帝和军阀垄断政治资源进行着隐晦的抗拒，并要求全民分享政治资源。

    百姓有了这种想法，自然会造出一些相应的名词，这就是“天下大势”和“天数”等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大势”或者“天数”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现代人对古人不了解、不理解，同时在面对古人的说法时不谦虚，所以想当然地把古人所说的“大势”、“天数”等等概念抽象化了。事实上，古人所说的“天下大势”或者“天数”，是有其具体所指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内容。

    具体落实到《三国演义》中所讲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和无法逃脱的“天数”，其内容是指东汉时期无休止的宦官和外戚之间的互相争权夺利和倾轧仇杀。东汉政权正是在这种可笑的内耗中把自己的能量消耗殆尽，才让这座外强中干的帝国大厦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下轰然倒塌。

    人民不享有任何政治资源，而掌握政治资源的社会阶层，却又如此贪婪腐败，所以，一方面是掌权阶层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和盘剥，令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另一方面是平民百姓们心中的不满情绪积累得越来越多，盼望有个改天换地的大行动，民意在这种“守株待兔的历史观”的心理作用下，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在百姓的这种盼望心理之下，他们心中的“大势”和“天数”终于来到了，在宦官和外戚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接近两败俱伤的当口，一个靠着行医治病画符念咒成名的方士张角充当了替天行道者。没有张角的振臂一呼，就不会有此后近百年的分裂局面，也不会有三国这段充满传奇的历史了。

    事实上，从东汉中期的汉安帝时开始，农民起义和小范围暴动就经常不断地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张角的成功，在于他以宗教作为联系方式，建立了全国的教徒组织，正是具备这种前期准备时间长、入教人员多的条件，能够让黄巾起义一下子就给东汉政权致命的打击，直接从政治信仰上和军事力量上摧毁了东汉帝国。

    所以，应该说，在古人心里，东汉王朝的天命断送在宦官和外戚手里，而宦官和外戚的政治影响力断送在黄巾起义手里，黄巾起义被各地的实权派军阀镇压了，所以，各地的实权派军阀也就吸取了黄巾起义身上所具有的“天命”，彻底地扫荡宦官和外戚，开启了三国时代。古人心目中的“天命”不断从一个主体移动到另外一个主体身上的过程，就是古人所说的“大势”，也就是后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这种说法自有其缺陷，但是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面，这种思路和逻辑是再正常不过的。

    最后应该说，正是因为平民们那种“守株待兔”的历史观，让他们对起义或是镇压都表示漠然，只是为了自家生计着想，所以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们才会越闹越大，最终把国家的版图撕成三份。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不过是守株待兔的人们作壁上观的结果。百姓从分裂中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苦果，这是他们祈望天命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

    ）2.“内重外轻”与“内轻外重”

    三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内重外轻走向内轻外重，再由地方实力派主宰中央，摆脱内轻外重的内耗局面，走向新的统一的内重外轻局面的过程。

    走马灯走出的三国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三国，已经从古人所熟知的“天命”角度作过了分析，那么，历史上是如何孕育出一个三国的？如果仅仅是黄巾起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很多种，为什么最后形成的是三国鼎立几十年的格局？

    这就要从三国产生的社会板块去观察了。从起家的角度而言，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在东汉政权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都是东汉的地方势力，他们之间的争夺，也完全是围绕着谁统一谁、谁消灭谁的关键问题展开的。这就是一个地方和中央关系的问题：为什么在东汉中央政府尚存的时候，会有地方势力崛起并且抛开中央搞斗争？东汉政府的控制力跑到哪里去了？

    中国是一个在不断的战乱纷争中得到洗礼并从中获得智慧的国家，纷争与分裂不只带来消极影响，也会让人们加强思考，提出改良的主张。因此，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也从战乱纷争中吸取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并且不断地思考如何能够趋利避害，以期寻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经过对历史的思考，古代的政论家们形成了一套理论，即“内重外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求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并且强调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以君主为中心，所有人都不能有触犯君主利益、“不守本分”的表现。

    古代的政论家认为，能够保证君主绝对权威的基础，就在于中央握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让地方听命于中央，让大臣服从于皇帝。这种基础性建设，就是“内重外轻”的理论。政论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应该分封皇室去地方做王侯，帮助皇帝统治地方，或者认为应该实行严格的郡县制度，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反之，地方势力过大，不听从中央的领导，甚至反过来干预中央政治，就是“内轻外重”。

    说到这儿，可能您会觉着东汉大概也属于贯彻了“内重外轻”政策的王朝。不错，东汉政府实行的是分封王侯和郡县制度并行的地方体制，可以说这是对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比较有效的办法，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有效的办法，会让东汉末年的朝廷依然无法摆脱成为军阀们手中争夺的玩偶的命运？

    中国有一句古谚，叫做“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用来形容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的东汉形势，十分贴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黄巾起义后，何进、董卓、李傕、郭汜、袁绍、曹操等人相继成为中央政府的掌权者，但往往是一个掌权者上台之后，马上引得很多地方实权派的反对，于是大家一起围攻之，赶跑了一个，马上上台另一个同样专制的霸权者，但继任的霸主也不被实权派们认可，于是再次讨伐，前后走马灯般折腾了将近二十年。

    这种拉锯战的结果，就是最后让曹操吃掉了其他的竞争对手独占东汉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而刘备和孙策孙权兄弟乘机在南部发展势力，与曹操形成鼎足之势。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实权派们的争夺，就不会有三分天下的局势。

    这种实权派们走马灯般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现象，实际源于中央政府本身缺乏实力，所以才会让国家政权成为野心家们竞争的对象。打个比方，这些野心家们是在做一场政治赌博，争夺入主中央的权力，但作为中央政府的名义统治者，东汉皇帝们不但不能作为赌场老板来监督并且操纵比赛，反而作为赌局中的“彩头”，被赌徒们争来抢去。如果皇帝们有实力，他们根本不用借助任何地方实力派来讨伐那些有不臣之心的政治投机者，也不会求助一个霸权主义者去打击另外一个霸权主义者了。

    摧毁了东汉“内重外轻”格局的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时，起义军到处烧毁当地官员的府衙，杀掉贪官污吏，处死豪强地主，攻打地方大家族的私家庄园。东汉统治者对此十分恐惧，急忙颁布紧急的特赦，赦免了以前反对宦官与外戚而被打击的大臣与地方士人，并号召他们组织武装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同时，受何皇后的怂恿，皇帝任命皇后的兄弟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洛阳的防务，并派遣皇甫嵩、朱儁、卢植等率领军队镇压活动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黄巾起义军。这时，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利用他们的人力、财力招兵买马，组织私人武装，修建坞壁营堑，以与农民起义军相敌对。皇甫嵩等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地方上兴起的私家武装和实权派军阀却成长为可以危害中央统治的政治力量了。他们控制了地方之后，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压榨程度达到黄巾起义之前的几倍之多，一时造成了“朝政日乱，海内虚困”的局面。这种倒行逆施，招致青、徐、并、幽（现在中原、河北、山东一带）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凉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只能授予地方各级官员极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集中地方的各种力量对付起义军。这样，地方的实权派们顺理成章地拥有了地方的军政财赋管理权。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方豪强的私家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内轻外重的局面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因为地方实权派军阀们坐收了渔翁之利，把黄巾起义重创东汉政府当做自己发展势力的机会，并占尽先机，无论在对中央政权的争夺上打出的驱逐外戚诛灭宦官的口号，还是在地方上扩张地盘扩充军备的实际动作，都十分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朝代能够像东汉末年这样，内轻外重的局面如此严重。中国其他时代的“内轻外重”，更多的是地方实力派依靠自己在地方的军事实力，不听从中央号令，并胁迫中央政府授予他们高官厚禄，可是东汉末年的内轻外重，则是全方位的，地方实力派不但可以不听中央号令，而且可以对中央政治生活进行极大干预，甚至废立皇帝。如果说历史上有什么时代可以和东汉末年的内轻外重局面相提并论，那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了。那个时代，日本的各路诸侯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而争战，王室却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

    唐僧肉争夺战

    东汉内轻外重的开局，是董卓进行的。骄纵跋扈的董卓听从了何进的调遣，借此机会进入京城洛阳，开启了地方豪强争夺中央权力的角逐。从此，皇帝被地方豪强玩弄于股掌之上，东汉王朝也名存实亡了。

    外戚和宦官争夺中央政权，虽然本身也是皇权旁落的结果，但毕竟与内轻外重不同。外戚和宦官都是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他们本身属于中央政治力量，所以他们之间的争夺属于中央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而地方势力主宰朝政则是内轻外重的根本特征。

    董卓想要通过废立皇帝的举动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他如果要独揽大权，自然不愿让原来的皇帝与太后仍旧在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心腹，不可能对董卓言听计从，而如果另立一个新皇帝——而且要是一个小皇帝，这个皇帝便比较容易接受当傀儡的处境，对于权臣干预朝政是十分有利的。

    作为内轻外重局面的开启者和落实者，董卓的上述行为已经完全是典型的内轻外重代表了。但是，他并不甘心做一个单纯的地方实力派，他想要从地方势力摇身一变成为中央政治力量，所以，他才会先废立皇帝，后铲除何太后，这是一种战术上的权变，是先求重点目标后图次要目标的举措。但正是这个举措，让他背上了屠杀皇室成员的骂名，而且，他自己希望走上中央官员的行动，更加把自己暴露在前台，没有变成中央政治力量，反而作为中央官员成为其他地方势力的众矢之的了。

    董卓在擅行废立、杀害太后的同时，为了把自己变成中央政治力量，开始联系士大夫与中央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让自己成为朝臣领袖。他刚刚开始掌权的时候，就曾征用才学与名望都闻名天下的、屡次被宦官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后十分受董卓的重用，甚至在短短的三日之间升迁了三次。董卓还起用了其他的名士如荀爽、周毖、伍琼、郑泰、何颙等，并且试图派遣一些有名望的士大夫和出身于中央官员的人去做地方的长官，希望以此来控制地方，其中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御史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董卓不但要以地方势力把持朝政，还要反过来以朝臣身份控制地方，这是地方实力派们所无法接受的，所以袁绍、袁术、曹操等都从洛阳逃出，积极从事反抗董卓统治的活动。这些地方群雄讨伐董卓的行动，是东汉末年内轻外重的白热化阶段。

    当董卓想要废少帝改立献帝的时候，袁绍首先表示了反对。当时二人之间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对话。袁绍不同意董卓行废立之事，认为董卓没有那个权力，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马上反唇相讥，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完之后便做了一个长揖，接着起身扬长而去。

    这是个戏剧性的场面，二人的对话也有斗智的玄机。不过，这一问一答，恰好体现了当时内轻外重的事实。董卓那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完全是个地方豪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神气，而袁绍那种充满豪气的反对之词，更是告诉董卓，不要以为你先下手一步控制了皇帝，你就是永远的霸主，天下的地方豪强还多着哪，大家竞争起来，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说到底，当时董卓和袁绍二人在朝廷上对皇帝废立的争执，本身就是内轻外重的表现，谁当皇帝的问题要地方势力们来讨论，而东汉王室根本没有发言权，董卓和袁绍也没打算让王室发言，只是想着用实力比拼来决定，皇帝的宝座，成了地方势力之间争夺得不可开交的“唐僧肉”，只能等着被谁吃掉，自己毫无还手之力——虽然东汉皇室先后曾信任过一些军阀，认为他们是可以救命的孙悟空，可是事实证明，这些军阀也是想吃唐僧肉的。

    地方势力的掘墓人

    最终还真的是被袁绍给说着了，董卓没有笑到最后，董卓之后，大小地方势力纷纷上场争夺中央的控制权，内轻外重的局面已经达到极致。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于河内（郡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郡城在今河南禹县）做接应。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均屯兵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准备和董卓在洛阳一带决战。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今河南鲁山）。他们的军队，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人。在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以前，黄巾军余部郭太等也重新起兵反抗苟延残喘的东汉朝廷，当时董卓派女婿牛辅率军镇压，但没有取胜。关东联军起兵之后，董卓见联军声势浩大，又怕黄巾军切断他逃回自己的根据地关西的退路，打算迁都到长安，但朝中大臣多持反对意见。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胁持汉献帝及群臣逃往长安，诸侯们讨伐董卓初步成功。

    现在再来看看这些同样以地方实权派身份干预中央、打击中央掌权者董卓的诸侯们，看他们对内轻外重局面的作用。袁绍等人虽然打着“勤王”的招牌，但基本属于乌合之众，不但多数将领没有战斗经验和用兵策略，更是胆小畏战，不敢直接面对战争。张邈、孔伷、韩馥、焦和等人都是以清谈闻名的士大夫，不会打仗，更不敢打仗；同时，响应袁绍号召的十余个诸侯中，袁绍的同族亲属就有三人，可见袁绍以此扩张其家族地方势力的用心，他一心只想借此占领地盘，扩充实力，进而图谋成为取代董卓入主中央的赢家。当时真正卖力同董卓军作战的，只有曹操和孙坚。所以，董卓退往长安之后，这些诸侯们再无进取之心，转而进行内部的互相斗争。

    初平三年（192年），王允与黄琬等密谋，联合了董卓部下勇将吕布杀掉了董卓。关西一带的董卓旧部李傕、郭汜等听从贾诩的劝说，攻打长安，杀死王允等中央官员，重新控制了东汉中央政府。李傕等控制朝廷之后，走的还是董卓的老路，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频频以皇帝的名义向地方军阀们下令，企图以此压服地方实力派们。这些诸侯自然不服，在李傕和郭汜二人因为争权而斗得两败俱伤之际，他们纷纷起兵，袁术、袁绍、曹操相继问鼎中原。

    综观东汉末年内轻外重的历史，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地方军阀们在中央权威旁落、实力降低的时候，忙于扩张自己的势力，并以控制中央为目标；二是在没有消灭其他地方势力之前，就想要建立惟我独尊的格局，最终引来的还是自己被其他军阀消灭的命运；三是无论是控制了皇帝的实权派，还是身处地方的在野派，都号称自己的军事行动具有合法性，有皇帝的授权——当权的逼着皇帝按自己的意思下诏书，在野的谎称自己有皇帝的密诏。

    要打破内轻外重的恶性循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一个实力派靠着自己的军事实力，消灭其他地方势力，重新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真正有意识地按照这个计划去做的，只有袁绍和曹操，所以，到了最后，究竟内轻外重的局面能不能结束，就变成了他们两个之间的决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打败了袁绍，赢得了中原的统治权，从而结束了内轻外重的局面，这和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扫平各地割据政权，为北宋奠定统一的基础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曹操在积蓄力量和袁绍决战前后，孙坚父子远离中原，南渡江东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刘备也在几经投奔之后最终来到荆州落脚，内轻外重的大局面基本结束，但内重外轻的局面却没能形成，所以曹操再次起兵，可惜在赤壁之战败给孙刘联军，让内重外轻局面的形成再次推迟。

    所以，三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内重外轻走向内轻外重，再由地方实力派主宰中央，摆脱内轻外重的内耗局面，走向新的统一的内重外轻局面的过程。

    ）3.历史的三岔路口

    历史的发展有个三岔路口：统一、分裂、共同执政，这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预先只能估计到有胜、负、平三种可能，但在比赛的三岔路口上，比拼的就不只是实力，还有意志。只要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精神意志上比较过硬，就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共和、统一与分裂

    历史的分分合合，总是难以预计其进程，所以人们才会含含糊糊地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究竟分多久会合，合多久会分，却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来。

    分多久才能合，这就好像完成一件任务所需要的最短时间一样，最关键的因素是任务的困难程度，而不是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的好坏。所以，在提到三国时期的统一问题时，有人说三国时期属于冷兵器时代，武器不够先进，交通不够发达，所以完成全国统一需要很长时间，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三国怎么变成“一国”，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统一，而不是用什么武器实现统一。

    这就好像一个三岔路口，三个国家心中都打着自己的算盘，统一还是分裂，要看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所以，鲁迅在评论三国时代的时候，说过一段十分经典的话：“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鲁迅《南腔北调集·沙》）这正是切中肯綮的论断。魏蜀吴的统治者，都是沙子，他们在一起，就是一盘散沙，无法一下子凝聚成一团，只能在加入其他有黏性的物体之后，合为一体才有可能。

    加入其他物体，让散沙凝聚成团，这是三国走向统一的一种可能性，可以称为历史三岔路口的第一个岔路口；另外，维持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也是当时的一个可能。江东政权的开创者孙策在临死之前，就对他的继承者孙权说过，如果要率领军队进行攻城略地的厮杀，你比不上我，但是如果要带领江东文武大臣和江北的政权对抗，发展内部实力和经济，我比不上你。孙策的意思十分明确，他认为孙权继位之后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北上进攻统一中国，而是确保江东的独立，不被北方的曹操所吞并。可以说，孙策的这番话，可以看做是一种分裂主义的思路，这种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并且分庭抗礼的可能性，可以视为第二个岔路口。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当然有，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毛泽东所说的“联合政府”的问题。几个国家一起坐下来谈判，通过协商达成谅解，实现三方共治，这就是第三个岔路口。大概看到这儿大家都会说，三方共治怎么可能呢，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嘛，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其实不然，许多世界上其他国家认为不可思议的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照样可以产生，比如“禅让”制度。皇帝甚至可以因为“天命”的启示而把皇位拱手让给他人，放弃自己的江山，在近代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没有出现之前，这种不流血而实现政权交接的方式，只有中国才存在，足以让世界瞠目结舌。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共治”的局面。在战国后期，因为各国都疲于争战，所以想出一个拥立霸主停止纷争的办法，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立两个“帝”，秦国的国君称为“西帝”，齐国的国君立为“东帝”。二帝并立，使东西的战争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也让东西国家都有自己的庇护了。这一情况，和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有些相似，一面是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面是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二者相持不下，分庭抗礼，遇到大问题，大家就要坐在联合国商量商量。

    三国时期，怎么实行三方共治呢？他们不是都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无法听从别人的领导而只能要求自己独霸天下吗？可能性还是有的，关键之处在于，是否你有着对敌方形成重大威胁而敌方又难以攻陷的军事要地。从三国时代的军事史来看，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蜀汉政权在北部有通向关中的要道汉中，在东部有威胁孙吴的益州长江水道；孙吴夺取了蜀汉的荆州之后，也占据了荆州要道，扼住了蜀汉东下的咽喉，在长江一带也有随时可以进攻曹魏的京口附近的军事要塞。曹魏看起来是最没有战略要地的地方，但是曹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土广大，国力强盛，并且占据了中国历代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区。而且，曹魏也十分注意加强边防建设，在与蜀、吴交界的地区，实行了屯田，让士兵和农民结为一体，并且修建关隘，这关卡隘口的作用和北方的长城相似，可以互相接应，抵御敌军。就这样，三国之间虽然战事不断，但是在没有出现大的形势逆转之前，互相也拿对手没有办法，这就是建立三方共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从逐鹿到寻羊

    我们是后人，所以三国时代的历史对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悬念可言，我们也知道最后还是通过一个国家依靠军事实力吃掉了另外两个，实现了军事征服的国家统一。不过，如果在当时，上面所说的三种可能性：军事征服、分裂割据、三方共治，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当事人自己也不知道最后这个三足鼎立的局面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这才是历史的精彩之处，各种可能性同时存在，而且在这样的多种可能性下，一个国家选择基本国策只能选择一种，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当事人都等不到谜底揭晓的那一天。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则寓言，有一家人丢了一只羊，发动了全村的人去找，但是找着找着，到了一个岔路口，有很多分岔通向各方，人们困惑了，因为此处歧路太多，根本不知道羊是往哪个方向去了，于是无功而返。三国时代也是一样，因为一下子有了太多的可能性，而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应该顺着哪条路，大家都不知道，有点无所适从。

    有个哲学家说过，太多的自由，有时候也是一种灾难。在三国时代，面对如何走向统一的问题，也是这样。因为有三个并立的政权，在通过战争实现统一这个首选方案里面，选择哪个来统一都有三种可能，更何况是分裂和共治这两个备选方案了。而且，每个国家还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谁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自己任人宰割的命运。所以，分裂格局才会维持了几十年，才让统一的趋势明朗起来。

    三个国家在历史的三岔路口上，各有各的想法，总的概括，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吴国一度动过迁都武昌的想法，这个想法自然立足于保持长久的统治，远离濒临前线的建业，过几年舒坦的分裂生活。这个提案后来被否决了，吴国的大臣们编出一个歌谣，叫做“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他们还是希望国家能够有所作为，向北突进的。曹魏则一方面练兵养马，一方面加强经济建设，给农民优厚条件，让士兵开垦荒地，发展商业，作出打持久战的准备，看样子似乎要和敌人周旋几百年一样。蜀汉同样不甘示弱，它们虽然地处偏僻，但也有易守难攻的优势，所以诸葛亮可以放心地先对内政进行一番整顿，然后对境内的南方各族进行征服，把自家后院安顿好了之后再出兵北伐。三国的这种既注重维持现状，又不放弃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统一的策略，成为几十年中几个国家共同的策略，正如鲁迅所说“可以肥己时就肥己，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可以说，如果三个国家都极力加强军备，一心为了统一，那么这个分裂的局面可能还要维持更长时间，因为一旦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进行战争动员，那么这个政权内部的凝聚力就会十分强，因而也十分难以被征服。当年罗马经历几十年才征服了地中海国家迦太基，就是因为迦太基人进行了全民战争动员，拼死抗拒罗马军团的结果。而三国时代，虽然曹魏的国力比其他两国强盛，但是也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所以一旦各国都朝着军事征服这条岔路上努力，鹿死谁手还真的很难说。

    如果三个国家都为了维持现状进行分裂的准备，深沟高垒坚壁清野呢？这自然是第二条岔路的可能性了。这也很难行得通，从孙吴企图迁都武昌来维持分裂局面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当时孙吴内部的大部分大臣反对这一政策，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安于分裂，那么国家就将没有希望，最终一定会被吞并。久而久之，如果真的奉行分裂原则，那么国家内部一定会有大的分裂产生，首先是军人因为没有立功的机会、得不到升迁而会产生暴动，然后是大商人、大地主们因为不能进行无限制的财富扩张而怀有怨恨，这样一来，别说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国内稳定都有危险。而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正是因为姜维要坚持诸葛亮的以战争保和平原则和费袆坚持休养生息的原则有了冲突，费袆占了上风，姜维和费袆、杨仪等产生了矛盾，蜀国内部也出现了纷争，所以蜀汉政权才会成为首先被军事征服的国家。

    再来看曹魏，曹魏内部倒是一直比较强调南征蜀、吴，但是在司马懿父子掌权前后，曹魏内部也出现了一股反对战争甚至漠视政治的潮流，这就是当时的那些清谈名士们的“浮华”风气。这种风气一开，对曹魏的上层士大夫们影响极大，所以，无论是曹魏的皇帝魏明帝，还是后来掌权的司马懿父子，都对这股思想潮流进行严厉的打击，魏明帝对这群名士的首领何晏、邓飏等进行终身禁锢，司马懿甚至直接杀掉那些以浮华标榜自己的名士。正是因为内部可以就走向统一的问题达成共识，所以虽然曹魏政权内部有司马懿父子与曹魏王族政治斗争的动乱，但丝毫没有影响这个政权的立国政策。通观魏蜀吴三国，也只有曹魏是真正把统一作为国策贯彻始终的，所以，最后的赢家是来自北方的曹魏和曹魏的继任者西晋，政策的统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如何从岔路走向合流

    曹魏要坚持统一作为根本的国策，蜀汉和孙吴都是在统一与分裂之间摇摆，这样说来，还是有多种可能性存在的，为什么最后还是统一占了上风，分裂变成了历史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背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呢？

    要知道，国家，本身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政治观念，而有了这种观念，就会派生出一整套的规划和设计，这就是国家制度的设计。当统治者们按照这些设计去安排各级的官员和政府，把国家观念实体化之后，国家就真的成为精神和物质上的复杂存在了。三国时代，并不缺乏国家的实体化，每个政权都有一套完整的班子，而且还很有效率，甚至蜀国出了阿斗这样的败家子，孙吴出了孙皓这样的暴君，还能维持十几年的统治。

    三国时期，要想确定究竟历史向何处去，关键在于精神。当年，在黑暗的东汉政府统治下，张角兄弟不就是凭着一个没有什么教义的宗教组织，号称“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真的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起义吗？所以，在分裂多年以后，在人们心中对争战厮杀产生厌倦之后，如何调动人们的精神，使之朝着统一的方向努力，就成了决定国家是要统一还是要分裂的一个关键所在。

    如果谁放弃使用武力进行统一的追求，谁的内部就会产生内讧和政治分裂。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所以孙吴和蜀汉都在摇摆中无所适从。其实，蜀汉和孙吴之所以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就在于它们使用了“两手准备”，在是否要进行军事统一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让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国家是不是真的有实力去完成军事计划，自然会厌恶没有收效的无休止的战争了。

    曹魏和西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停地暗示民众，我们的军事力量是最强的，足以征服天下，现在之所以不马上出兵，是为了让国内百姓有几年的安定生活，等百姓生活好起来了，我们自然会起兵统一天下。这种战略上的考虑十分有效，在民心的争取上颇为得力，为曹魏和西晋政权保证了兵源和后备。

    在具体的战术上，曹魏和西晋用兵的一大特点，就是重兵压境之后，采用怀柔政策，让对方失去斗志，然后一举消灭敌军。羊祜作为西晋大将，在孙吴前线多年，致力于经营前线，安抚孙吴，让孙吴的将领都不再对他有防备，孙吴的百姓也觉得他并不是来杀人放火的强盗，自然更加没有战斗的意思了。而且，经过多年的分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产生了作用，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希望结束这种连年战乱的生活。

    北方的曹魏和西晋统一中国，就像秦朝末年的纷乱之中，刘邦利用项羽的部下思乡的心情而瓦解敌军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样，都是在对方内部的精神上做文章。同样，南北朝后期，经历了几百年对峙和战争之后，隋朝的大军并不急于一举南下，而是时不时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对着南岸的陈朝喊杀一下，让陈朝军队疲于应战，最后才一举拿下陈朝首都建业。

    历史的发展有个三岔路口：统一、分裂、共同执政，这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预先只能估计到有胜、负、平三种可能，但在比赛的三岔路口上，比拼的就不只是实力，还有意志。为什么很多大牌球星会在最后点球决胜负的时候一下子把皮球踢飞？这就是精神意志的作用。同样，三国时代最后如何收尾，也是一个互射点球的过程，只要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精神意志上比较过硬，就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不能说孙吴和蜀汉最后的灭亡，是因为什么武器和经济上的因素，因为中国古代很多经济落后的北方民族侵入中原大举胜利的例子比比皆是。三国历史的三岔路口，是容不得左右摇摆的，只能有一个态度，战或者和；一旦难以决定，就会反受其乱。其实，无论是什么道路，只要坚持走下去，统一自己政权内部的民众精神，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这条路总会走到光明的地方去。可惜，蜀汉和孙吴的统治者目光不及曹操和司马懿，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往往在一条路上走了一会儿便折回另选出路。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游历孙吴都城建业之后，曾经有过“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说法。事实也正是这样，虽然历史故意设置了三岔路口，但最终这些岔路还是会聚在一起，走向新的统一。

    ）4.兄弟阋于墙——分与合的时势选择

    这些士人们，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辗转于两国之间，有点像投机商人一样，对各国的赐予和封赏来者不拒，却并不表示倾向于哪个政权。

    再把眼光放回到统一和分裂这个老话题上来。从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也有着久远的统一历史的国家，在统一问题上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统一时间有多么长久，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局面曾经出现过多次，而且分裂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可是，分裂局面出现之后，人们并不安于现状，并不满于永远生活在分裂的条件下。政治上，分裂各方都在谋求重新建立统一国家的大业，而社会方面，普通民众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从思想、精神、宇宙观，到文化、经济、艺术，都会多多少少地在寻求着如何重建统一之路，产生了一些有助于统一的因素，这些因素积累起来，有如水滴石穿，最终成为不可抗拒的走向统一的潮流。而再次统一之后的国家，无论是疆域、人口、制度、文化，还是统一的规模和稳固程度，都将比分裂之前更上一层楼。

    因为心中有着统一的希望在，所以，三国时代有着特殊的活力。

    分裂割据的局面，让那些怀有一技之长的士人能够在不同政权之间来往穿梭，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一个政权不允许他做官，他大可搭上去另一个政权的车辆，马上进行下一次求职面试。正所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只要是人才，在分裂的状态下，不怕没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这种情况，在三国屡见不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华歆就是从孙吴到了曹魏政权之后得以重用，并做上朝中最为显贵的“三公”官职的。

    在其他的分裂时代，这种人才自由流动自主求职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商鞅周游列国最终在秦国被待为上宾实行变法，吴起每到一处便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我们所熟知的故事。而韩信也是最初在项羽麾下做一个下级官员，投奔刘邦之后才受到重用，成为后来的三军统帅的。但是，商鞅最终被秦国的贵族们车裂，吴起也晚景凄凉，受到君主怀疑，韩信更是被吕后和萧何合谋杀死在未央宫。在秦国，因为外籍人士过多，甚至出现了怀疑外籍门客都是敌国间谍的“逐客令”事件。可是，三国时代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华歆在曹魏过得很好，其他自由流动的官员们也都受到其君主的信任而得以重用。

    更有趣的是诸葛亮和其兄长诸葛瑾的事情。诸葛亮当年为南阳名士，如果他不是留在隆中等待最好的机会，而是草草追随他的兄长诸葛瑾，那他可能会被当做一个靠亲属关系投奔孙吴的一般知识分子，一辈子最多做一个地方军区的参谋或者县级文职官员。但是，他没有选择和兄长在一起，而是各为其主，都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有意思的是，他的兄长诸葛瑾在吴国，做到了地方军事长官的官职，而诸葛亮本人，则是蜀汉的丞相和军事总统帅。如果在其他的时代，这种情况肯定会被君主怀疑他们两个有一个是敌国的间谍而进行监视甚至关押拷问，可是，三国时代却容许这种情况出现，后来诸葛瑾还代表吴国来出访蜀国。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除去三国时代，就只能在评书和武侠小说里面见到了。同样，蜀国的君主刘备娶了吴国君主孙权的妹妹，可是后来刘备和孙权翻脸，刘备起兵讨伐孙权，打得你死我活。这种情况，似乎用“公私分明”是解释不清楚的，而只能用三国时代的宽容精神来理解。因为，在三国时期，虽然国家表面上是分裂了，但实际上就像是几个兄弟因为争吵而分家一样，正所谓“兄弟阋于墙”，但不是永远的分裂，这和后来的金国南下与南宋对峙根本不同，魏蜀吴三国的君臣都是熟人，甚至有些人还有亲属关系，他们的争战，更多争夺的是一个正统地位，而不是要闹得山河变色。既然这样，也就没有什么是永远解不开的疙瘩，那又何妨兄弟在敌对国家为官、妹夫和内兄沙场对决呢？——最近还有一个被炒作的“新闻”，说有学者考证出张飞和曹操有姻亲关系。其实，这是《三国志》上面就有的记载，三国时代的人并不忌讳这个，但是现在的记者们却觉得这种情况太不可思议了，所以非得渲染渲染才显得它离奇。

    上面所说的，不过是三国时代分裂时期历史特点的一个小小侧面。在三国时代，因为国家暂时处于分裂，所以分裂的各方都想充分发展自己的势力，好让自己成为名留青史的再造国家统一的圣君。就这样，在三个国家的交界地区，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格局：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士人，他们因为自己所居住的特殊地理环境，必须要随时准备成为另一个政权统治下的臣民，所以他们熟习兵法和权谋之术，进而组织私家武装，成为在两国势力之间的缓冲势力，甚至两国的君主都十分尊重他们，都想要拉拢他们成为自己的大臣，给以他们极大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主，想培养他们成为自己在前线的驻军。而这些士人们，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辗转于两国之间，有点像投机商人一样，对各国的赐予和封赏来者不拒，却并不表示倾向于哪个政权。

    这样的居间势力的存在，就像人身体的骨节一样，连接着两个分裂国家，却又用作壁上观保持中立的态度把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这种边界的模糊化倾向，正是将分裂的地理格局转向统一的地理格局的有利因素。当国界都已经模糊，相互对立也就不那么激烈了。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生存在三国之间的那些居间地区的居民，起到的正是连缀三个分裂的板块，使之逐渐从观念上失去独立性而走向一统的作用。

    可贵的是，三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想要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征服这些居间势力，而是以其作为缓冲，避免和敌国直接进行军事上的对立。这样，不但客观上造就了边境的安定，更是让居间势力有所发展，并渗透到相互对立的国家内部，将本来破碎的山河缝补成浑然一体的国家。

    从军事上看，在三国时代，三个国家的军事形势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南部的蜀国和吴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就是基本放弃对北方领土的要求和经营，转而固守其境内的险要关口，而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又镶嵌在一起，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曹魏和代之而起的西晋，则不断对蜀、吴两国进行蚕食，并使自己的军事触角越来越逼近它们最险要的地界，只待它们一松懈，便可实现南下的军事征服。

    从三国几个政权内部而言，它们的大臣大多出自原来东汉末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洛阳附近以及汝南、颖川一带，很多人还有姻亲或者同族的关系，所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无法沟通的矛盾。这些大臣们在有生之年经历了国家一分为三的变乱局面，但是他们都希望国家能够重新走向统一，而他们因为出自相似的文化和政治区域，所以他们的治国理论和施政主张基本上大同小异，有时甚至完全相同。《三国演义》里面经常提到某个人提出的一项主张，早已被另一国家的人料到，小说里面自然可以称之为神机妙算或者先知先觉，但是从历史事实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所以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和见解，所不同的，只是自己投身报效的主公不同罢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提出要同时拥有荆州和益州，才能与北方的曹操对峙而兴复汉朝江山，无独有偶，孙吴的著名大臣鲁肃也曾劝说孙权，一定要获取长江中上游的地盘，也就是荆州和益州，才能稳坐江南，后图北伐。

    鲁肃和诸葛亮事先并没有什么沟通，但是他们因为所接受的同样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而且所学的治国理论同样是稳扎稳打先防守而后反击的战略，才会产生异曲同工的战略主张。

    这些老一辈的三国大臣们，他们心中盼望的不是分裂局面下的自立为王的政权，而是天下一家的统一帝国。

    所以，他们在生之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促成统一，也不允许任何永远保持分裂的政见存在。他们虽然都没有亲眼见到国家再次走向统一，但是他们的这种观念依然传了下来，诸葛亮的思想影响了姜维，鲁肃、诸葛瑾、陆逊的思想影响了诸葛恪，曹操的思想影响了司马懿，传到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人的时候，统一的时机出现了，而原有的政治与文化的共同体并没有消亡，国家无须花费太多精力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宣传，原有的统一观念就可以为“分久必合”扫清障碍，这“分中有合”的历史玄机，随时可能从潜流变成奔突于峡谷中的大河，而分裂时代所产生的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成果，也将作为献给即将出现的统一王朝的大礼，造福于全国。

    杜甫在唐代安史之乱的时候，写过一首《春望》，第一句就是“国破山河在”，这是一种处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士人心态，正是有这种信念，才会让“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那些无缘见到国家再次统一的三国君臣们不放弃希望，并且把这希望传给他们的子孙。

    这种传承不绝的统一观念，是中国在历次大分裂之后走向统一的最大玄机，也是中国没有像埃及王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那样崩溃后就再没有复兴的“绝代”的神秘生命力之所在。

    当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凭借《马关条约》的不平等条款，侵占台湾并且实行日本化的奴化教育，前后达五十年之久，但抗战胜利之后，台湾回归祖国，日本几十年的奴化瞬间冰消雪融，也是中国统一的观念这一历史玄机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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