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读三国、谈三国的时候，人们有一种倾向，认为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是靠着双拳打天下，然后找到一个诸葛亮式的军师辅佐，才成就大业的。多少戏曲和评书都是这样渲染的，从现象上看，也好像真的是这样，三国时代的三家统治者，最初也都是靠着自己的一支小部队，在多年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建立了国家。

    但是，如果把历史简单地看成三个军事集团的成长，那三国历史就变成三国战争史了，在战争之外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更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反倒被扔在一旁不被重视了。无论是曹魏、蜀汉还是孙吴，它们虽然靠着军事力量取得了地盘，但是它们为什么要制定出那样的军事目标和军事计划，则是军事本身所不能决定的。

    说到这儿，就要提一下著名的春秋仁君宋襄公了。他秉承西周以来的贵族战争原则，认为在敌军渡河时不能进攻，敌军上岸没有列好队时不能进攻，就这样，他失去了一个个机会，反倒被敌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还不算，战败后他还和对方主将说，我军的将士，受伤的不能杀，老人不能杀，家里是独子的不能杀，如果要杀就杀我一个人，但是对方哪里会听他的话，还是按照春秋时代争霸战争的规则，来处理宋襄公和他手下的士兵。

    宋襄公的故事看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战争本身只是工具，不同的政治主张在战争上都有体现，在建国的道路选择上更是如此。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建国不建国、成功不成功并不是最高的追求，如果为了追求胜利放弃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念，是绝对不可取的。

    ）1.出身·资历·政治路线

    由血缘出身所带来的政治资源上的不同，具有不稳定性，你即使继承了家族的政治资源，这个资源并不是就跟着你走的，你自己还要成长，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经历，这种政治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资历。

    政治资源决定一切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东汉皇帝的权威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地方军阀们相继起兵，争夺对中央的控制权，从中外的经典理论来说，这些军阀以地方势力企图操纵中央，这属于僭主的勾当，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所说的“霸道”。这一点，并不因为起兵的军阀们个人的家族出身而有什么区别。

    以往一直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军阀们的出身不同，所以导致他们实行了不同的政治路线。这种观点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有人这么说，甚至一些学术著作里面，也说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所以他奉行的是儒家的政治路线，而曹操则因为出身于宦官养子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尔虞我诈的权谋，所以他推行的是法家路线，刘备则因为出身汉代皇室旁支的后裔，所以代表了汉代正统，是王道的代言人，等等。

    这个说法特有迷惑性，为什么呢？因为从现象上来看，出身于士大夫家族的人，他们几代人的政治倾向，往往都是代表着士大夫利益的，而宦官的党羽或者养子，因为投靠了宦官，所以在政治路线上更加接近宦官集团。所以，人们对袁绍和曹操有这样的认识，也不足为奇。当然，不足为奇并不是说正确无误，前面已经说了，按照经典的理论，曹操和袁绍都是“霸道”的执行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的出身，并不能影响他们的政治路线。

    出身是什么？是一个人从他的家族所继承的政治资源，比如政治观念、政治势力、政治地位等。曹操和袁绍在出身上的不同，就在于一个继承了家族的士大夫的名声，一个背负了家族投身为宦官养子的恶名。然而，这种由血缘出身所带来的政治资源上的不同，具有不稳定性，因为你即使继承了家族的政治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并不是就跟着你走的，你自己还要成长，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经历，这种政治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资历。政治资历，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加上家族影响、时代机遇等综合因素所获取的政治资源。这种由政治资历带来的政治资源，才是和你个人的政治路线一致的，不然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尧舜禹都是由禅让做了君主而到了禹的儿子启的时候为什么就从禅让制度一下子变成家天下了。

    所以说，出身和资历，是一个人政治路线的两个支撑点。这两个支撑点中，出身可以说是先天的，就好比人的遗传能力，而资历则是后天的，是自己在不断的历练中获得的能力。先天遗传的能力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开发，也会退化甚至完全失去这种能力，而后天获得的能力，在不断的激发和锻炼中，则会越来越强化，并成为你独有的特殊能力。政治路线也是一样，先天获得的（出身），只不过是一个起跑线，后天培养的（资历），才是真正的特色。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历史来看，当时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所有政治路线，都是大小军阀们可以共享的政治资源，他们可以选择王道，比如迂腐的士大夫孔融，也可以选择霸道，比如曹操、袁绍、袁术等人，更可以选择“无道”，比如军阀割据的先行者董卓。军阀们最后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路线，并不在于他们的血缘出身，而在于十分具体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政治资历，即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获取的政治资源和形成的政治取向。

    政治生态与政治路线

    那么，既然事实是这样的，为什么人们还会有袁绍和曹操一个是儒家一个是法家的看法呢？这个看法是怎么形成的？

    按照现存的历史记载，正是因为东汉末年特有的政治生态，才会让人们有如此浓厚的出身论意识。而这种以出身来判断袁绍和曹操政治路线分野的说法，正是当时人们的论调，被记载进了《后汉书》和《三国志》。所以，要真正破解出身论意识，还要从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说起，从宦官专权和士大夫抗争说起；而且，要知道袁绍和曹操政治路线的区别并不是士大夫政治路线和宦官政治路线的分野，还要知道士大夫政治和宦官政治的路线究竟都有什么特点。

    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官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官曾经多次协助皇帝推翻外戚的统治。为什么作为宫内的服役之人，宦官能够有如此大的政治能量和嚣张的气焰？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宦官大都出身在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无后之人，没有声望和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同时，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对皇帝的脾气禀性摸得十分清楚，进而迷惑、愚弄皇帝，让皇帝把他们当做最可信任的人。另外，大部分宦官都是自幼便在宫廷中生活的，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官传达政令，宦官就出现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行政优越地位，还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

    东汉中期开始的宦官当政，虽然和外戚干政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皇帝的亲信在年幼的皇帝无法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代为管理，但宦官在人们心中，是“刑余之人”，本身在生理上不算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受到官僚士大夫们的蔑视，宦官自己也有一定的自卑心理。所以，宦官当政之后，也对轻视他们的士大夫进行打击和压迫，而且对与他们争夺中央政治权力的外戚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使得朝廷的权力成为他们发泄私欲、打击报复的工具。这样一来，宦官专政就变成了祸国殃民残害大臣的黑暗政治，加上宦官的政敌们所作的渲染和夸张，让宦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拦路虎，于是宦官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打击对手，坐实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民众与士大夫们的抗争。

    士大夫的力量，在东汉时期，也已经基本成熟，成为外戚、宦官、王族、豪强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与政治，到处游说。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阖，受到各国君主的重用，正是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哪一个政权。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熟悉法律的官吏，阻塞了儒生的仕途道路。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统治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光武帝本人甚至和当时的名士严光有十分密切的交往。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而士人力量日益壮大的时候，恰好也是宦官权势猖獗之日。因为士大夫对宦官的蔑视和对宦官把持政局的抨击，宦官自然要对士人进行打击、管制，甚至使用暴力，这样一来，士人的从政道路自然而然地就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争斗，引起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怀着拯救国家危急的政治理念，同时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的阵营中，士人群体除了社会上中下阶层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由士人出身而做到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的人。这样，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的结合更加密切。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自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其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相敌对，于是招致了所谓“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朋党，并以此为罪名剥夺其政治权利。在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可是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东汉的外戚多出身于社会上层，个人的儒学修养也比较高，他们与士人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宦官多出身于下层的贫苦人家甚至佃农之家，很少读书，与士人一向缺乏联系；在外戚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谨饬的，而宦官有势者则多肆无忌惮。众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坏的，在他被杀以前，士人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梁冀被杀以后，权力专归宦官，士人一直与宦官进行斗争。士大夫和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许多做地方官的士人还用实际行动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但他们仍不畏缩，为了激励士气，他们把朝中颇有声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种名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桓帝死后，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筹谋诛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败。宦官杀死窦武、陈蕃，还制造了一个“钩党”之狱，捕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指为党人，兴起了迫害的大狱。

    既然这样，士大夫出身的官僚和名士们，自然对一切和宦官有些关系的人怀有敌意。曹操的父亲曹嵩当年做了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士大夫们不能原谅这一“有污点”的出身，每每以此来攻击曹操属于宦官一党，不但不信任他，而且在曹操和其他的大军阀、大官僚产生矛盾的时候，还对他倒戈一击。更有甚者，曹操在政治斗争上的对手们甚至散布出谣言，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是曹腾的养子，而是曹腾的私生子云云。

    可以说，曹操和袁绍在人们心中的区别，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他们之间的政治路线差别属于宦官政治和士大夫政治的分野，完全是东汉中期以来宦官和士大夫在政治斗争中水火不容状态的延续，这个问题上，曹操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白白背上了“阉竖余孽”的恶名。而且，曹操奉行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像宦官那样严厉打击士大夫，也不是像宦官那样倒行逆施，为了一己私欲不顾人民死活。相反，袁绍的政治路线，却有点和宦官政治相近，任人唯亲，顾忌猜疑，所以最后他手下最出色的谋士们都被扔在一边，而袁绍自己却尝到了兵败的苦果，多年积蓄的政治势力一朝之间化为乌有。

    ）2.乱世——是否别无选择

    在乱世，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个人的生存问题，乱世一来到，你随时可能被其他的军阀吃掉，还谈什么忠君爱国呢？这就是一个生存底线的问题。

    人性与丛林法则的较量

    乱世之中，东汉政府一向倡导的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被那些原本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大官僚和大军阀们所背弃，而这些人，往往是受到儒家教育最深的——当然，出身于戎马的董卓除外。是什么让他们一夜之间就背弃了自己先前所信奉的理念，而加入到政治权力的角逐之中了呢？

    还是这个乱世。在乱世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如果你在安定的太平盛世能够恪守儒家忠君报国的理念，在乱世，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个人的生存问题，你随时可能被其他的军阀吃掉，还谈什么忠君爱国呢？这就是一个生存底线的问题。以前一直很流行一个心理测试，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妻子同时落水，你在只能救一个人的条件下，到底要救妻子还是救老妈。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且是让你选择感情立场和生存立场的问题，和军阀们在乱世的选择一样。救妻子还是救母亲，这本身就是一个给谁生存权利的问题，没有生存，谈不到感情，而现在主动权在你，你还只能选一个来救，怎么办？是按照感情的深浅，还是按照生存权利的先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谁都没有权随便剥夺别人的生存权，所以搞这么一个心理测试，本身就是违背人道原则的。乱世也是这样，乱世不讲人道原则，只讲生存原则，乱世不讲人性，只讲适应性，活下来才是硬道理，否则一切都是笑话。孔融，东汉末年的才子、儒家士大夫、官僚，他就十分信奉儒家的伦理道德，觉得袁绍、曹操、公孙瓒这些人喊打喊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是犯上作乱，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说，孔融绝对是合格的。但是最后怎么样了呢？他被杀了，而且全家都被灭门，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这个乱世的生存法则，他不让军阀们喊打喊杀，但是军阀们根本不听，也不能听，一旦停止武力竞争，马上就会被其他人吃掉，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礼义廉耻啊？

    从生存伦理的角度来说，军阀们选择霸权，选择了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霸道”，在他们本人来说，也是别无选择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开始互相争斗，非要用弱肉强食的原则不可呢？是权力。如果不涉及权力争斗，即使国家有了大的变乱，也不会出现为了生存而放弃道德的事情，比如北宋因为金国的入侵而灭亡之后，中原地区也是陷入了变乱的局势，但是无论是留在开封的宗泽，还是后来转战南北的岳飞、韩世忠，都没有为了个人权势而进行互相争斗，而是一致对外进行抗金战争。但东汉末年不同，一来没有外在的威胁，二来出问题的是国家内部，中央政权有了缺口，自然要有人填补，所以军阀们才会在权力面前不顾一切冲上去，力争建立霸权的。

    放弃理想，走向霸道

    霸道是如何实现的？霸道这种政治路线，具体是如何在乱世里成长起来的？从曹操的个人奋斗历程和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中，可以看出霸道的具体表现。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的个人政治路线。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在宫中服侍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的朝野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位至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由于曹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中央高级官吏。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曹嵩以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曹腾亲近士人的路线，曹嵩跻身高级官员的行列，都在曹操的童年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曹操自幼就十分机警，有权术，行为放荡，有名士的风度。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浪荡子，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研究《孙子兵法》。曹操的文学武略，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功夫。在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曹嵩一直在朝中做高官，曹操也从幼年就开始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曹操少年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袁绍出身高门，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曹操靠着家族的影响和自己的才能，在少年时代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天下即将进入乱世，如果不是天命庇佑的人才，不能扶危济困拯救天下苍生，能够让天下安定的人，难道就是你曹操吗？）名士何颙见到曹操的时候，说得更为直接：“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黄巾起义发生，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后来被提升为济南国相。曹操到任后，奏免了其中八县长吏。于是豪强被他震慑，不敢继续作威作福，只能逃往其他地方继续作恶。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曹操在济南为官时间较久，后来被征入朝。当时宦官当权，曹操只做了议郎。朝廷曾任命曹操做东郡太守，他没有赴任，自称身体有病，返归乡里。曹操这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声望，颇有作为。这个时候的曹操，也想过改善吏治，扶危济困。董卓擅自废立皇帝，曹操加入了袁绍领导的讨伐董卓联军，当联军已经解散的时候，曹操还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在河内寄居，没有固定地盘。这时，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太行山区）起义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十余万人攻入东郡，曹操带兵讨伐，大破敌军。袁绍为了拉拢曹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

    曹操的父亲曹嵩于中平五年（188年）罢太尉官后，曾回故乡谯县，因躲避兵乱，移居徐州琅邪郡。初平四年（193年），嵩又移家往兖州出发去投奔曹操，路上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曹嵩及少子曹德遇害。于是曹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接连攻下徐州十几个县城。陶谦退保郯县（今山东郯城），曹操久攻不克，转而对附近的几座城池进行屠城，杀掉了男女老少数十万人，全城鸡犬不留。曹操攻打陶谦，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报仇，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扩大势力的斗争。

    经过了艰苦的争斗，曹操觉得这样做一个地方豪强，朝不保夕，只有谋求向中央发展才有前途。恰巧，兴平二年的时候，杨奉、董承、韩暹、李乐、胡才、张杨等迎接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河东，曹操就决定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为自己谋求一个统治的合法地位。

    建安元年（196年）正月，献帝在韩暹、董承卫护下，回到洛阳。曹操当时驻兵于许，有意迎帝，他手下的部属有的认为山东地区还没有平定，韩暹、杨奉兵力尚强，不可仓促之间制伏。而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丁冲等人则力主迎接皇帝。于是曹操派遣曹洪率领军队到洛阳迎天子，董承等占据险要关口阻挡曹军，曹洪没有成功。后来韩暹矜功骄纵，专乱政事。董承又私下召曹操入洛阳帮助自己，曹操就名正言顺地带兵进入洛阳，韩暹遁走。曹操自封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过了一段时间，曹操看到洛阳因为战争的毁坏而到处都是残破的城垣，无法进行恢复生产和保证防御，而且自己在一时之间尚无力控制邻近诸军事势力，于是挟持汉献帝移驾许昌。从此，曹操尽收豫州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袁绍未能迎接献帝，后悔也来不及了。

    战乱和灾荒，不只给人民带来了浩劫，就是军阀也自受其殃，连军粮都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军阀要想保证军粮供应，只有把人们重新安排在农业生产上。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初得兖州时，毛玠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以蓄军资”的两项建议，为曹操所赞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打败了汝南、颖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的农民军，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耕牛、农具，并进据许县。随后枣祗、韩浩向操建议兴办屯田，操本人亦早有“急农”与“屯田”的意望，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扩大推行范围，为操扫灭群雄，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迎接天子成为自己的政治筹码，发展生产稳固军事的后备资源，是曹操真正走上霸道政治路线最关键的一步。

    无关王道的霸权之战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又与袁术联合，遣其将高顺、张辽击刘备，曹操遣夏侯惇往救备，为顺等所败。顺等遂破沛，虏备妻子，各单身走。操欲自往击布，诸将以为张绣、刘表在后，如东击布，后方堪虑。荀攸曰：“表、绣新破，势不敢动，布骁猛，又恃袁术，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操称善，乃引兵往击布。这时泰山屯帅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皆附布。操与刘备遇于梁（今河南商丘市），进至彭城（今徐州市）。经过一番经营，曹操终于擒获吕布，并绞死了吕布，而且收服了吕布手下的大将张辽等。这样，曹操在徐州的统治大致稳定了。而淮南的袁术，已于建安二年（197年）称帝，他只知骄奢淫逸，后宫妻妾数百，皆着罗纨，食粱肉。对百姓则一味榨取，毫不体恤。等到百姓的脂膏被吮食尽了，他也“资实空尽，不能自立”，被迫离开淮南，企图北上，把皇帝的桂冠送给袁绍，途经下邳时，遭到曹操的袭击，不能前进，又折回寿春（今安徽寿县），呕血而死。这样，曹操就开始了建立霸权最重要的一步行动，和中原地区的旧霸主袁绍决一死战。

    为什么有人认为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斗争，是王道和霸道之间的斗争呢？很明显，因为曹操走的是霸权路线，而且出身不是那么光彩，而袁绍出身好，又有实力，但是反而败在曹操手上，所以，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袁绍是行王道的，曹操是行霸道的，而霸道战胜了王道，证明了乱世的残酷，其实不然。这种想当然出于对历史的误解，袁绍何尝是一个王道主义者，当时他是个表面上讲着仁义而实际上包藏虎狼之心的北方大霸主，和他比起来，曹操不过是个正在上升过程中的小霸主而已。

    那么，小霸主势力怎么就战胜了大霸主呢？

    在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以前，曹操和袁绍分别在黄河南北发展自己的势力，双方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张，利害冲突也跟踪而来。曹操打着“天子”招牌，操纵封赏大权，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素来骄贵，声望和地位一向在曹操之上，这时，袁绍耻居在曹操下，不肯接受太尉官职。由于袁绍势力很大，曹操不得不把大将军让给他，而自为司空、车骑将军。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取得徐州，次年三月，袁绍消灭公孙瓒，兼并幽州，于是袁、曹两大势力之间的对立显得更加突出，便不能不以战争相见了。

    建安四年（199年）三月，袁绍灭公孙瓒之后，挑选步兵十万，骑兵一万，准备进攻许都。当时谋臣沮授向袁绍建议利用优越的人力、物力与地理形势，对曹操进行持久战以消耗其军事实力。“进屯黎阳，渐营河南”，从正面稳扎稳打；同时“分遣骑兵，抄其边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样就可十全必克，而不必决胜负于一役。可是袁绍急于求成，没有同意这一十分有远见的策略。而曹操却针对当时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首先进取河内，河内地区北靠太行山，南临黄河，占有了它，不仅可以阻挡袁绍在并州东南地区的军队东下，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袁绍大军从东沿河西上。建安四年（199年）八月，曹操派遣原泰山将帅臧霸等带领精兵回到青州，利用他们在当地原有的影响进行活动，以牵制袁绍在青州方面的军队，使之不能西上增援。十一月，曹操又舍弃杀子之仇，把正在被袁绍招诱的张绣争取过来。这时，关中诸将见袁曹将要战争，皆中立观望，曹操使卫觊前往关中协助司隶校尉钟安抚韩遂、马腾等，使其不致为患，并开始派遣谒者仆射到关中监盐官，以市盐钱购买耕牛，供回到生产线上的农民使用，这对于安定关中社会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曹操就把一些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后来曹操从关中获得一千余匹军马，弥补了一部分骑兵不足的缺陷。

    曹操在作了以上部署以后，于建安四年（199年）年底，亲自率领大军进驻重要战略要地——官渡（今河南中牟北）。

    建安五年（200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后，冀州城邑，多降于操。但曹军也已人困马乏，特别是军粮短缺，使操无力再行北进。直到次年三月，操军仍缺粮，不能不就食于东平郡的安民（亭名，在今山东东平西南）。由于刘备仍在汝南，所以曹操打败袁绍后，亲自率军击备，备不战而奔荆州。刘表令备屯驻新野，以防曹操。

    十月，操引兵至黎阳，尚闻操军北上，经过一番征战和外交攻势，袁氏的后裔都被曹操剿灭，整个北方成了曹操的势力范围。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曹操从一个忠心于东汉政权的官员，到控制中央争夺霸权的霸主，因为乱世的作用，而成长为霸道政治路线的推行者。在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抄掠”，因而普遍出现了“人相食”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祸首。但相对地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曹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政策，虽然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势力，但是也体现了有益于人民的地方，这一点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以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袁绍对大家族、豪强采取的是放纵的政策，所以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加强了土地的兼并和对人民的欺凌，自然不能使百姓归附。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曹操所败。曹操取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曹操还提倡廉洁，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在选用人才必须廉洁的方面进行了政策指导，这样的形势下，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曹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为了监视群臣，他设置了“校事”。他要监视和控制的大臣，主要是指世家大族，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后来，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行霸道者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族出身的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伏他们的。曹操还令诸将家属迁居邺城，以防军将们叛己外逃，也是比较有成效的霸道权术。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说，行霸道，只不过是从正统论观点出发的一种评判，而曹操推行的具体的政治措施，也和宦官专权的政治有天壤之别，这也说明了在乱世之中，别无选择的军阀们选择了霸道的政治路线之后，在具体的治国措施上，也不是完全的残暴和贪鄙。

    和平主义的破产

    当然，在乱世中，因为地理和传统的影响，也有并未参与霸权争夺的一些军阀，比如盘踞在汉中的张鲁宗教政权。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在汉顺帝时（126至144年），学道于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北），造作道书，入道者出米五斗，因被称为“五斗米道”。陵死，子衢、孙鲁相继传其道。黄巾起义发生，张鲁和另一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率领道徒响应。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为益州牧，张鲁母由于传道，常往来焉家。初平二年（191年），刘焉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使二人率部往攻汉中，张鲁得汉中后，断绝通往关中的谷道，杀汉使者，并袭杀张修，并其部伍。兴平元年（194年），刘焉死，张鲁脱离刘璋，自树一帜，并进而夺取巴郡。

    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有许多特殊之处：

    首先就是这一政权的宗教特色。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五斗米道的教义是有鬼论。认为人无时不受鬼的监督，鬼能根据人的行为而降灾或赐福。鲁自号“师君”，入道的一般徒众称“鬼卒”。部门首脑和带领徒众者称“祭酒”。其中统率徒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负责某部门事务者有“都讲祭酒”、“奸令祭酒”等。除祭酒外，不另设其他官员。无论本地和外来者都需入道，不准有例外。

    其次，在人心世道的监督上，和黄巾起义者信奉的太平道类似，五斗米道对道徒也提倡诚信，反对欺诈虚妄。废除一切严刑酷法，务行宽惠。主张先教后刑，有小过者，先自己反省，伏罪后罚修路百步的劳役；犯重法者，先原宥三次，然后行刑。春夏禁止杀人，秋冬始能处决犯人。同时，张鲁政权还推行一些有利于百姓的公共福利制度，比如祭酒辖区在交通路衢修筑义舍，备有义米义肉，行人可以量腹取用。

    另外，为了保证在乱世中自己政权的经济稳定，张鲁政权规定，禁止造酒、喝酒；市肆百物都保持平常价格，没有暴涨暴跌现象。

    由这些特点可以看到，五斗米道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如简化行政机构、废除残酷刑法、主张先教后刑、设置义舍义米、平抑物价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这在古代通过农民起义而建立的政权中也是少见的。张鲁在汉中统治的结果是：“民夷便乐之”、“竞共事之”、“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这里的人民过着比较安定和睦的生活。所以张鲁能够“雄踞巴、汉垂三十年”。因此，可以说张鲁在汉中的政权，完全是东汉末年群雄争霸时期的一个特别现象，它既不参与争霸战争，也不进行地方势力扩张，而是安于现状，注重对内治理安定百姓，这是乱世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当然，也要看到，因为汉末战争的影响，关中地区已经破败非常，所以张鲁政权所处的汉中地区没有了关中豪强的威胁，而且远离军阀混战的中原地区，所以才能免于战火几十年。因而，张鲁政权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在乱世之中军阀们还有其他的选择，而是在封闭区域中的一个暂时性的苟安状态。

    根据《三国志·曹操本纪》中的记载：

    建安十九年（214年）秋七月，曹操东征孙权，无功而还。这时刘备已经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刘备和孙权都是曹操难以制伏的劲敌，邻近益州的张鲁则是军事力量薄弱的一环。曹操如不进取汉中，张鲁势必被刘备吞并。因此，曹操杀伏皇后，并迫使献帝立自己的女儿曹节为皇后之后，于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亲自引军西征张鲁。四月，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出散关（宝鸡市西南五十二里），至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十五里）。王窦茂众万人，恃险不服。五月，操攻屠之。秋，操军至汉中西部的重要关头——阳平关，其弟张卫逃遁。张鲁听说阳平关失陷，恐惧欲降，功曹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賨人渠帅），赴朴胡（板楯蛮渠帅），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鲁乃经南山（今陕西勉县南四川南江县北）逃入巴中（今四川南江县南）。鲁部属欲尽烧所有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得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

    曹操入南郑，见仓库完好，心中十分满意，而且他又知道张鲁本有降意，便遣人前往抚慰劝喻。鲁即率家属出降。操拜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鲁五子及阎圃等皆封侯。

    张鲁政权虽然保持了几十年的独立局面，但是一旦争霸的大军阀们稳定了内部的局势，开始着手准备统一全国的时候，这个政权就难以自保了。张鲁政权最后的覆灭，不是因为其内部政策不好，相反，张鲁政权的对内政策是当时最为亲民的，可是在乱世之中，一个政权的生命不在于其是否亲民，而在于其是否拥有强大的武力和雄厚的财力。所以，从张鲁政权的败亡，恰恰也可以验证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在乱世，军阀们根本别无选择。

    ）3.“投资小”而“收益快”的政治路线

    刘备包装自己、为自己造势、利用局势进行翻盘的功夫，是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而仅有这样的功夫还不够，因为这样做需要付出代价，就是刘备必须维持一个仁义的形象，不能做小人，否则就会被别人攻击是假仁假义。

    一本万利的纵横之术

    军阀们在乱世只能靠走霸道路线来谋求生存和发展，那么本身并不具备强大势力的一些中小集团怎么样才能生存下来呢？一个办法，就是投靠大军阀，一辈子寄人篱下，做一个将领或者谋士，保全性命，获得一个不好不坏的职位而已。但是，对于权力的追逐向来是吸引人们的野心的，所以很多不具备建功立业的人也在乱世作着各样的尝试，而什么样的路线最适合他们呢？

    现代社会强调经济原则，所以“白手起家”、“一本万利”往往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投资小，收益快”也是众多投资者的目标。那么，在乱世之中，有没有可以“投资小”而“收益快”的政治路线？

    有，那就是战国时期曾经盛行一时的纵横之术。什么是纵横之术？就是巧妙使用外交攻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自己，打击敌人，吃掉盟友。纵横之术虽然没有像王道、霸道那样有特别出名的思想家如孟子、韩非子，但是也有专门的“教材”，那就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战国策》，也被称为《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里面记载了很多十分精彩的纵横家的演讲，其动人程度，今日读起来还十分震动人心。其中，战国末期最后一位大纵横家鲁仲连的演讲，曾经为后代许多身处危急时刻发动人民抗击暴政的演说家们作为蓝本。而战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两个纵横家，就是推行“合纵”政策，联合东方六国力量抗秦的苏秦，和倡导“连横”政策，令各国分别和秦国结盟的张仪。

    苏秦和张仪的纵横之术，概括起来有两大特点，一是进行空头许诺，让大家对自己的主张信服，进而达成同盟，二是善于包装，想尽办法让自己和自己代表的国家成为大家所尊重的势力，然后居间获利。

    纵横之术的发明，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结束之后，纵横之术并没有就此绝迹。一直到清朝，还有一位天真的书生曾靖试图用纵横之术说服清朝的封疆大吏岳钟琪起兵推翻清朝，可惜他失败了。而后世使用纵横之术的权谋家钟，也有成功的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时代蜀汉政权的开国君主刘备和他的心腹大臣诸葛亮。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号称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但是事实上，他的祖父刘雄仅仅做过东郡范令，父亲刘弘去世很早，只留下刘备和他的寡母，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由此可见，他根本不是什么显赫的皇族，而且从中山靖王刘胜算起，也只不过是东汉政府的远亲，更何况是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中山靖王刘胜后裔的刘备了。那么，为什么刘备还要强调自己的皇族身份呢？这就是纵横之术的一个主要特点——善于包装自己。刘备一没有家庭出身，二没有军事实力，三没有从政背景，根本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大政客和大军阀们相比，只好包装自己，做好表面功夫，让自己拥有一个莫须有的皇亲身份——后来他居然还和汉献帝论起辈分，自称皇叔了！从刘备后面的人生经历，可以明白地看到，他的自称皇叔，也不过是在帮助陶谦抵御曹操前后的事情，不过这种包装，也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

    可能有人要问了，前面你说曹操和袁绍的政治路线，都是由于他们的从政经历，也就是资历所决定的，那么刘备选择纵横之术的政治路线，和他本人的政治资历有什么关系呢？这恰恰是读三国的时候不应该忽视的。要看到，刘备早期在政治上处于中下层，而且屡遭挫折，这是因为他出身贫寒，缺乏凭借，所以才会在取得了徐州牧的地位后迅速又失去了徐州这一势力范围。但这样的政治经历却对他本人有益无害，因为他出身贫苦，没有什么可以仗恃的后盾，所以只能把现有的那些大小军阀作为自己的跳板，同时利用自己出身中下层这样一个客观现实，结交一些同样不得志的怀有大志与才干的中下级士大夫与将领，让自己在和大军阀的角逐中，收集到更多的政治资源。

    正因为这样，刘备和一般中下层人士有所接近，他年轻的时候就善于礼贤下士，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让许多少年豪杰都争着投附。史书上说他礼贤下士的程度可以和西周初年的周公相比，来了士大夫，他一定要和人家同席而坐，用一个盘碗吃饭，没有什么拘束和忌讳，让士人觉得他和好摆架子的袁绍、袁术不同，也和不怒自威的曹操相比显得亲切。虽然如此，有的社会上层豪强还是瞧不起他。当他已经做到平原相时，士绅刘平还认为在他手下为民，是很大的耻辱，因而派遣刺客去杀害他。刘备不知这人是刺客，仍殷勤招待，致使刺客深受感动，不仅不忍下手，还把真情吐露给他。这种化敌为友的事实，不能不说是刘备善于交际的益处。刘备在开始招聚队伍的时候，已经和他后来的大将关羽、张飞结成亲密同伴，三个人寝则同床，亲如兄弟。刘备每逢有公私聚会时，关羽、张飞二人经常在左右侍立，终日相伴，不避艰险。这种对人的态度也让刘备争得了很多的政治资源。关羽被曹操俘获以后，虽然受到曹操的优厚待遇，仍旧不忘故主，终于挂印封金，辞别曹操投奔刘备。赵云原来隶属于公孙瓒，一见刘备，即受到亲切接待，终于成为刘备政权日后的亲信将领。刘备不但能得到部属的倾心拥戴，当时其他人也被他的纵横之术打动，十分钦佩他。比如徐州牧陶谦临死时，让刘备代领徐州，他对部下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刘备在经历了很多失败之后，靠着投奔刘表，暂时站住了脚跟，随后凭借诸葛亮的纵横之术，和孙权政权达成了同盟协议，联合抗击曹操，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而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凭借着纵横之术，入主西川，占据了原来被刘璋控制的益州，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胜利。而夺取西川的谋略，更是刘备一生中发挥纵横之术最为淋漓尽致的地方。

    纵横之术有一个精要，就在于审时度势，在大环境对自己不利的时候韬光养晦，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扭转局势，让各种条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最后水到渠成地完成翻盘工作。这个精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就作过归纳，并且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尺蠖之屈，求其伸也”。值得一提的是，成熟的政客在使用这种纵横之术时，并不是一味地通过“屈”来隐藏实力而图大事，那样只不过是“扮猪吃老虎”的伎俩而已，真正高明的纵横之术，就在于在使用此道的时候，同时使用各种韬略来打扮自己，

    “礼”作为发动战争的工具，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然而像刘备那样轻松玩弄于股掌间的人物还真是不多。刘备本来兴兵而来是要夺取益州的，可他却表现得不急不躁，为什么呢？因为“礼数”还没有到，那么都有什么样的“礼数”呢？刘备为此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对益州的士民以礼相待，如张松、法正等；对刘璋邀请自己与之共同抗击张鲁的进攻欣然接受且不提报酬；当自己谋臣要借两人宴会的机会杀了刘璋时被刘备的“兄弟情深”的礼仪制止等等。诸多礼仪仅仅是刘备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铺路石，当刘璋不再相信他，拒绝借兵和粮的时候，刘备顺理成章地完成从“礼”到“兵”的转变。刘备用兵的借口尽管不够充分，但是他这样精心打造的过程，仍是充满着谋略智慧的，他的纵横之术在夺取西川的过程中，为自己争取到了民心，可以顺理成章地取代刘璋的统治，又不费自己的太多力气，所以，刘备政权在夺取了西川之后，终于可以真正地立足发展，摆脱了以往四处奔逃的命运。至此，刘备的纵横之术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接下来，刘备就开始转向霸道的政治路线，准备和曹操、孙权相抗衡，争夺天下霸主的地位了。

    纵横家的诚信经营

    刘备包装自己、为自己造势、利用局势进行翻盘的功夫，是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而仅有这样的功夫还不够，因为这样做需要付出代价，就是刘备必须维持一个仁义的形象，不能做小人，否则就会被别人攻击是假仁假义。所以，还需要有人执行纵横之术的另一面，那就是空头许诺。刘备手下最受重用的大臣诸葛亮，恰恰是善于进行空头许诺赚取同盟壮大自己的人。借荆州，就是诸葛亮为刘备政权争取发展机会、争取同盟者所走的一步高招。

    荆州原本是刘表的势力范围，刘表死后，他的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于是荆州大部分地区落入曹操之手，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败北，匆匆撤回许昌，所以当时的孙刘联军就进攻荆州，刘备的部队夺取了荆州管辖下七个郡中的四个，孙权和曹操的军队却各自只占据了一个半。当年曹操南下收取荆州的时候，刘备派诸葛亮去说服孙权，据说诸葛亮当时许下了一个诺言，说刘备现在暂时借孙权的荆州作为立足之地——实际上那时候刘备只是在长江边上的几个小地方驻军，根本没办法控制荆州，荆州大部分还在曹操手中，将来打败曹操之后，孙刘联手夺回荆州，必将还给孙权。孙权当时十分高兴，没想到曹操刚刚败退，刘备就背信弃义，自己夺取了四个郡，并且驻军防守，丝毫没有归还的意思。于是孙权派人去质问刘备，诸葛亮这次改变了说法，说荆州确实是我家主公刘备借的，但是当时因为曹操势力强大，我们不得不这样，现在曹操撤军了，而荆州原来的主人刘表虽然去世，但是他的大儿子刘琦还在，我们怎么可以在儿子活着的时候擅自把人家父亲的土地送来送去呢？这番道理似通不通，但是也让孙权派来的使者无话可说，回去报告孙权，孙权自然不满，可是诸葛亮这时候再次抛出了一个空头承诺，说：“我家主公刘备不会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们只不过是在荆州作为暂时的落脚之地，现在我们打算去取昏庸无道的刘璋统治下的益州，事成之后一定归还荆州。”孙权一看总算有个希望，只好继续等待，到了刘备夺取西川成了益州主人之后，不但没有归还荆州的表现，反而派心腹大将关羽镇守荆州，加强防御。孙权对此十分恼火，派鲁肃和关羽进行谈判。这段故事，就是戏曲小说里面所说的“关云长单刀赴会”。不过根据史书记载，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在谈判当场，鲁肃义正词严，说你们不可背信弃义，否则无法立足于天下，并且怒斥诸葛亮和刘备口头承诺但却行欺骗之实。关羽对此无法辩驳，却恼羞成怒，直接以武力相威胁。关羽的武功高强，鲁肃只是一个文官，无法和他拼命，只好看着关羽离开，双方关系僵化。鲁肃只好和诸葛亮直接商谈，诸葛亮这次再次变换了说法，他对鲁肃说：“这个荆州，既不是孙权的，也不是曹操的，原来刘表管理荆州，是替我们东汉的皇帝来管理，所以荆州是朝廷的，而我们主公刘备，是大汉的皇叔，完全有资格代替皇帝管理荆州，你们就不要争了。”鲁肃回去之后和孙权商议，最终酿成了吕蒙出兵偷袭荆州袭杀关羽，刘备报仇讨伐孙权的混战。

    诸葛亮使用空头许诺，让漂泊不定的刘备政权寻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之地，并且立足于荆州，夺取了益州，在战略上占据了有利地位，此后诸葛亮不断变换说法，让孙权的使者每次都无功而返，利用外交来赢得实利，正是诸葛亮纵横之术的精妙之处。至于后来关羽大意失荆州，则是关羽个人的问题，以及蜀汉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误，并不能归咎于诸葛亮的纵横之术有问题。

    诸葛亮借荆州和战国时期张仪设计骗取楚国的同盟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张仪作空头承诺，说秦国打算把商於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作为楚国和齐国解除盟约的条件。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说辞，轻易地决定和齐国断交，回头找到张仪，张仪却说只能把自己的封地六里送给楚国，根本没有六百里的事情，让楚怀王后悔不已。诸葛亮和张仪相似之处，都是使用空头承诺，而不同之处，在于张仪是说谎一次，目的达到之后就结束这个骗局，诸葛亮则着眼于自己政权的发展，不断拖延，以托词来延长这个骗局的有效期限，更加具有战略眼光。要知道，当时孙权的势力胜过刘备，如果早早结束骗局，刘备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还容易遭到孙权的追剿而性命不保。所以，诸葛亮在看到自己一方的实力能够与对方抗衡之后才让骗局终止，而且还让孙吴政权为自己充当了前线的防御，这对一个小集团的成长，比简单的招兵买马更有效用。靠着这样的纵横之术，刘备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领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霸道的执行者。

    ）4.当“王道”成为大热门

    从开始的霸道立国和纵横之术起家，到成长壮大之后的标榜王道，正是魏、蜀、吴三个政权力图洗刷自己霸道政治路线的痕迹，摆脱僭主身份的一种努力。

    在三国的建国过程中，曹操、孙权、刘备先后经营根据地、扩大地盘，建立了在他们统治区域的霸权之后，在真正走向称帝的道路时，他们又开始了自己走向统一的最后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与他们以前多年的政治路线相反的，那就是打出“王道”的旗号，互相攻击，自我标榜，寻找起兵的借口。

    为什么被抛弃多年的王道，这次又被这几个政权重新捡起，而且大张旗鼓地使用呢？这是当时国家局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在汉末的变乱时代，大小军阀林立，互相攻击，没有一个秩序，也没有能够主宰政局的力量存在。

    所以，在这个时期，是不需要什么秩序的，也不需要什么制约力量，大家只要凭着兵强马壮去拼搏，去夺取地盘，才是发展的关键。但是，随着多年的争战，割据势力一个一个消亡，而吃掉了其他割据军阀的几个大势力又形成了互不相让、无法一口吃掉对方的局面，这个时候，就要从无秩序的混战状态转向有秩序地朝着统一的方向努力了。

    要建立秩序，就要寻找一个合法性的理论，在古代的中国，要建立新的帝国体制，只有使用“王道”作为旗帜才能号召民众、发动国内力量进行战争。

    所以，我们看到，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吃掉了刘璋，继续宣称自己是汉代的合法子孙，有义务统一天下恢复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威；曹操因为有汉献帝在手，所以频频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宣称自己才是惟一的合法统治者；孙权标榜自己父子几代都是汉朝皇室的忠臣，要为了皇帝而战。

    这种状况，有点现在国际政治中互相打出“人权”牌的样子，谁都知道那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但是谁都要说，而且要先说，说自己的正确，说对手的不是，争取一个道义上的正义身份，然后提出自己真正的政治要求。

    从整个汉末三国时期的政治来看，从开始的霸道立国和纵横之术起家，到成长壮大之后的标榜王道，正是魏、蜀、吴三个政权力图洗刷自己身上霸道政治路线的痕迹，摆脱僭主身份的一种努力。他们都要做皇帝，但是做皇帝的第一步，就是要表明态度，说自己不想做皇帝，而是想做皇帝的重臣，做皇帝身边的亲信，帮助皇帝扫平叛乱讨伐逆贼。但是，叛乱者和逆贼都是谁呢？就是他们几个，他们在争霸战争里面最后胜出，是最大的叛逆，可是他们却不认为或者说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叛逆，相反，他们说这是为了扫平叛乱所作的努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传统政治文化里面，正统观念的作用。

    一个统治者要想获得长久的统治，只有武力是不够的，武力强大的秦朝在秦始皇去世之后短短的几年之间覆灭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没有一个合法性，哪怕是伪造的，就不会得到民心，在发生重大事件时人民就不会拥护你，所以，他们不得不为自己黑色的霸道路线漂白，让自己在忙过了武力夺取地盘之后，还要忙上一阵文治安抚民心。

    霸道转变为王道，也并不只是简单的“由黑转红”，而是要为自己的政权寻找一套合法性的证据出来。曹操找到的证据，是汉献帝的诏书，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汇报过的，也都是经过汉献帝允许的；刘备一面继续使用自己的皇族身份作为掩护，一面自称当年得到了汉献帝的密诏，让他负责铲除奸臣曹操；孙权称自己的父亲孙坚在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就获得了象征皇帝权威的玉玺，可是孙坚没有私藏，并且在讨伐董卓之后，重新修缮了汉朝历代皇帝的陵墓，有功于社稷。

    要进行这样的标榜，完全是因为不得已，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不具备过硬的政治资本，没有天然的称帝资格。他们都不是当今皇上汉献帝的直系子孙，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所以，他们只能从自己对皇室的功劳上入手，以功劳换资格。

    那么，王道成为热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好还是坏，不能从王道和霸道本身来判断，只能从这种政治路线和时代的适应程度以及对人民造成的影响来估量。

    在汉末的纷乱时期，根本没有条件实行王道，孔融坚持要进行王道建设，抵触了曹操的利益，结果被灭门，张鲁想偏安独处，没有实行霸道，最终被吞并。而一旦争霸进入最后的阶段，几个大的霸主进入相持阶段，就要考虑出现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国家，所以必须要倾向于有益于人民的政策，王道自然而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就被送到前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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