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一句诗，叫做“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说的是男子喜新厌旧的事情。有的时候，人的心中最为感性的情爱，和人类活动中最为理性的政治，却有现象上的共通之处。在政治上，也有这种抛开旧人而宠信新人的情况，这是不是和情感的变迁有相似之处呢？

    政治家处理政治问题不要带有个人情感，否则就会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所以，新君主对旧臣的态度，也不是出自个人的好恶，而是出自利益的冲突。如果是一个政权内部，随着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产生的新君和旧臣的关系，那还总是内部问题，如果是在乱世纷争的时候，一方打败另一方，让失败者的土地和臣子都成为胜者的战利品，那么如何处置这些旧臣，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一味地屠杀，必定会失去人心；而姑息纵容，则会让国家的权威荡然无存。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后，经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难上难”。

    外来的统治者和本地的旧臣子之间，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但在冲突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实行有效的政治资源整合，把旧臣变成自己的臣子，就像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吸星大法”一样，自己的内力就会越来越强大，这是许多统治者都十分向往的。乱世争战之时，增加一份力量就是增大一分胜算，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里，如何化敌为友、收服人心，一向是帝王们孜孜以求的。

    唐代有一位名垂青史的皇帝唐太宗，他和大臣们的言论被史官收集成为一本《贞观政要》，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和大臣谈论如何收服人心，如何治国安邦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诚相待、用人不疑。不过，这些理论，唐太宗自己也没能做到，他对大臣们的策略，也是恩威并施、用尽权术，可见，如何驾驭政府中的群臣，是一个不得不谈却谈了也往往白谈的题目。但是，在乱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要处理得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那么，三国时代的几位霸主，他们都是如何面对冲突、进行整合的呢？

    ）1.当侵略者变成土著

    以政治强人统治地方，无视大家族的存在，这是中国古代政论家们所说的“强干弱枝”的政治形态，显然，这是大家族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如果不实行君主权威至上的统治，在变乱的三国时代，很容易造成政令不统一，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

    如何釜底抽薪

    三国时代的三家统治者，都不是当时的大家族出身，而汉末的地方社会政治形态，是以大家族为主导的，那些称雄于地方的大家族，虽然不比手握重兵的军阀那样势力强大，但是通过通婚、联宗或者业师门生等形式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遇到重大的事件一起行动，并且在乡里享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外来的统治者想要在地方社会站稳脚跟，就必须想办法处理好和这些大家族的关系，而这些大家族的门第观念十分强，对于出身寒门或者不良出身的人一向采取排斥态度，所以，在刘备、曹操、孙策孙权兄弟们掌权之后，出现了一个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待这些地方大家族？究竟是要一个政治强人左右局势，还是要与一些具有地方势力的大家族通过妥协来进行统治？

    实际上，从西汉建国开始，就一直有着如何处理地方大家族的问题。在西汉建立初期，战国时期留下来的一些具有地方势力的家族占据了很大的地方政治资源，甚至很多西汉地方政府必须要任命这些大家族的人做地方官才能保证统治。当时著名的游侠朱家，曾经在楚汉相争时期救助过大将英布，所以西汉的地方政府也十分看重朱家。西汉的第二任丞相曹参在地方做国相的时候，地方上的大家族横行乡里，违反法律的事情时有发生，曹参知道国家建立初期不能轻举妄动，需要获得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才能进行统治，所以他对于投诉大家族的案卷从来不进行翻看，直接扔到办公室的一角堆起来，任大家族成员为所欲为，有时候看到他们当场犯罪也不呵斥，所以，曹参得到了地方大家族的认可，他离任的时候，那些大家族的首领人物都忧心忡忡，生怕曹参的继任者对他们不利。

    西汉的大家族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豪族强宗，这些豪族具有更大的势力，甚至拥有私家的武装。东汉光武帝的家族就是南阳的豪族，他手下的大将马援等人也是如此。所以，虽然豪族在地方的势力有时候会影响到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但是东汉统治者因为自己也出身于此阶层，并未进行有效的管理。到了东汉末年，大家族越来越强盛，成了军阀们也难以动摇的地头蛇。

    地方的大家族凭借其广阔的关系网络，也逐渐向中央发展，形成了祖孙几代都在中央占据重要职位的形势。所以，三国的三家统治者在处理朝中官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其家族在中央和地方的影响，而要处理地方问题的时候，还要估计这些地方大家族在中央的政治地位。

    以政治强人统治地方，无视大家族的存在，这是中国古代政论家们所说的“强干弱枝”的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形态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臣下的一切政治权力都是君主所赐予的，君主随时可以收回这些权力，也随时可以处治任何一个臣子。显然，这是大家族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如果不实行君主权威至上的统治，在变乱的三国时代，很容易造成政令不统一，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而西汉以来，就有一个政治传统，可以称之为“枝繁叶茂”，即最高统治者君主和拥有大量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地方豪族融洽相处，通过授予大家族成员官职、赏赐他们爵位等方式，让豪族成员进入政府分享国家权力，同时，国家在豪族所在的地区进行一定的管理，每年收取一定的租税，征发一定数量的兵役和徭役。这种政治形态虽然比较利于稳定，但是长久下去就会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汉前期甚至形成了那些功臣子弟和大家族出身的人都带有侯爵头衔，而国家最重要的行政官员丞相必须由有封侯爵位的人出任的情况，让西汉前期出了几位空有封爵头衔但碌碌无为的丞相。

    可见，强干弱枝还是枝繁叶茂，各有利弊，而且如果实行了一个政策，就很难在骤然之间转变成为另外一种方针，否则定然会引起地方豪族的不满和反对。

    曹魏的统治者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采用了从经济入手，以农垦为突破口的方式，逐渐瓦解大家族的地方势力，让国家和豪族在地方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这种做法，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采用迂回的办法，避开大家族的锋芒，而从其经济基础上着手进行改造，具体来说，就是推行国家鼓励的政策，发展自耕农垦荒的农业模式，让自耕农经济逐渐成为曹魏经济的主要支柱，从而动摇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影响，进而剥夺大家族在地方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国鼎立局势尚未出现之前，曹操对于豪族的态度还是十分强硬的，甚至公开颁布法令打击那些在政治上与他作对的豪强地主。但是随着官渡之战的胜利，曹操对北方的控制力加强，豪族地主在他的统治之下不得不低头，曹操对豪族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但是并未放弃对豪族的限制和打击。他手下的官员，虽然有很多人都出身于地方上的大家族，但是进入曹操所控制的中央政府之后，就强行被割断了和地方势力的关系，他们的亲属姻亲也没有办法通过以往的关系网络进入曹魏政府，其在中央的势力自然就减小了，通过这样的手段，曹操让大家族内部有了分化，使之成为专门作为国家官僚而与地方关系疏远的职业官员和专处地方无缘于中央政治的单纯地主两个部分。曹操对豪强的策略是能用则用，不能用或为非作歹、危害国家的，则予以严厉打击。虽然曹操采用了这样的办法，但对大家族而言，这还算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孙吴的统治者孙策甚至采取更加激烈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大规模屠杀江东世族。曹操在政治上打压豪族、分化豪族的举措，为后来曹魏从经济上动摇豪族的势力提供了前提条件。

    没有交锋的胜利

    曹操在南征北战的同时，推行了屯田制度，曹魏屯田对军粮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总体看，曹魏军队用粮和其他财赋支出，主要还是仰赖于广大的个体农民。比如当决定袁曹胜负的官渡之战时，袁军用粮固然靠个体农民供应，而已进行屯田达四五年之久的曹方军粮亦主要仰赖于个体农民。特别是许县所在的颍川郡人民供应军粮尤多，因此，直到曹丕夺取汉政权后还特别下诏褒奖在官渡之战中曾经供给曹军粮草的颖川百姓。

    曹丕为了酬劳颍川郡人民，还下诏“复颍川郡一年田租”。“复”就是取消，暂时停止的意思，而在当时，只有自耕农民需要交纳田租，地方豪族从东汉政府时开始，就已经获得了不必交租或者交纳甚少租税的特权。“复田租”，表明供粮者主要是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河东郡个体农民对支援曹操平定关西，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河东是曹操平定关陇地区以及“制天下”的重要军粮供应基地之一，故而曹操对久任河东太守的杜畿极为倚重，一再下令表扬。但曹操只赞扬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农官屯田的成绩，说明河东的屯田并不占多大分量。这种记载从侧面反映了自耕农的重要作用。

    综观三国时代的经济情况，无论是曹魏典农官所管辖的屯田民人数和作出的贡献，都远远不能同郡县个体农民相比拟。正因为自耕农是曹魏立国的主要基石，故统治者对自耕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扶植政策。在中原诸侯割据时期，由关中逃到荆州的人民共有十万余家。当战乱平息、人民陆续回归后，无法自力谋生。关中割据势力韩遂、马超等乘机招引他们做部下。曹操为了防止众多个体小农落入军阀手中，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此获得的收入购置犁牛，作为农民耕种动力，从而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这表明曹操政权对其赖以立国的主要赋役提供者——个体农民是采取扶植态度的。同时，曹魏政府对于能够鼓励农民生产、吸纳外来劳动力的地方官员也十分赞赏，其中被曹魏政府公开奖励的有作为的地方官郑浑，为重新定居的个体农户制定了安居生产的各种办法，从而出现了“租入倍常”的效果，给曹魏政府增添了税收；“民得财足用饶”，表明在郑浑的治理下，个体农民的经济状况有长足改善。

    在曹操征讨汉中的张鲁之后，一位叫做苏则的官员任金城太守，他招募金城地区附近的羌胡牧民，得到了他们的牛羊，用来赡养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老人。苏则善待百姓，吃饭的时候和百姓“分粮而食”，因为他的安抚政策，在几个月之间，因为战乱而逃到他乡的流民都回到乡里，一共有数千家之众。苏则为了稳定地方、加强生产，亲自教民耕种，当年出现了大丰收的年景，于是从外地归附的人越来越多。金城郡为今甘肃兰州市一带，自古多事，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区，三国时战乱尤甚，可是苏则能够对外安抚少数民族，对内招募流离失所的人民回到故土，并且鼓励生产，使得当地的经济出现了少有的发展。魏文帝黄初年间，颜斐在京兆太守任内，用各种办法以使个体农户获得重要生产工具耕牛大车，并且还使他们达到真能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程度。黄初年间，曹魏政府重视在四方新取得的土地上鼓励自耕农民进行垦荒，所以达到了“国库充盈”的富庶程度。

    汉末魏初，由于战乱，一般中小地主及比较富裕的个体户为了躲避兵祸，多相伴离开乡井，迁往比较安定的地区，以耕作待时。这些寄居他乡的士人不可能长期仰赖别人供施，他们必然会种地以自食。不管这些人原来是否地主阶级中人，当他们摒弃房屋地产到外地定居以后，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表明战乱时期原来的中小地主，经过迁移以后，转变为自耕农的，必然为数甚多。而在地主及富裕户大量外逃的中原地区，经过曹魏政府扶植自耕农政策的实施，由佃农或其他贫户转变成自耕农的，应该不在少数。通过战乱和经济调整，曹魏政府用不流血的方式就完成了社会等级的重组，加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耕农阶层这一社会基础。当时，司马朗甚至上书要求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分给自耕农民耕作。司马朗的建议固然比较迂腐而不符合社会现实，但他对当时社会形势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认为在汉魏之际的兵荒马乱之后，土地和耕作者相分离，从而出现了大片的无主土地，国家完全可以再次分配而扩大税收的说法，确实是军阀混战和三国时期的真实情况，是曹魏时期土地关系的一大特色。这种状况，既为曹魏屯田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有利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但是当时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的问题也同时存在着。所以，为了保证能够在经济上打击豪族的强势地位，曹魏政权也颁布了一些抑制豪族的措施。应该说，曹魏实行屯田，已寓有与豪强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用意。曹操败袁绍，平定邺城之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主要也是抑制地主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因此，才能使百姓喜悦。在曹操的支持下，曹魏的一些地方官员对所管地区内地主豪强逃避兵役租调的不法行为也采取了惩罚措施。地方官员抑制豪族的措施，主要也是严惩豪族放纵家奴行凶、霸占良民土地的行为。地方官员之所以能抑制具有强大地方势力的豪强，是由于得到曹操的支持，才能坚持到底。

    正因为曹魏的抑制豪强政策能够贯彻下去，所以，曹操、曹丕在位期间，豪族势力一直不敢抬头，而且被纳入了国家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正轨，总体而言处于政治强人（曹氏）和地方豪族的共荣时期。可惜，后来因为魏明帝去世以后，司马懿要争夺中央权力，有意地扶植豪族，才让曹魏的基业得以动摇。

    ）2.姗姗来迟的东吴大帝

    如果不了解孙吴建立江东政权的历史，不明白孙吴当年作为一个外来的“单干户”成为江东之主的艰辛过程，就无法真正体会孙吴称帝过程中，那姗姗来迟的脚步里面的沉重感。

    破旧立新的尴尬

    可能有人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之后，哪能容得旧臣继续作威作福，一切还是要听君主的号令。其实不然，要知道，如果处理不好新君与旧臣之间的关系，不但君主的位子坐不稳，甚至还有国家倾覆的危险。

    三国的政权中，最先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丕称帝是在公元220年，随后，刘备就号称要继承汉朝大统，夺回被曹魏强占的汉代宗庙，在公元221年称帝于成都。可是，最早建立了自己根据地的孙吴，却仅仅在公元222年，孙权自称“吴王”，到了公元229年才正式称帝，比曹魏晚了九年，比蜀汉晚了八年。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不了解孙吴建立江东政权的历史，不明白孙吴当年作为一个外来的“单干户”成为江东之主的艰辛过程，就无法真正体会孙吴称帝过程中，那姗姗来迟的脚步里面的沉重感。

    事实上，无论是曹魏、蜀汉还是孙吴，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最后的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本土化”，即如何从一个外来的军事征服者形象变成一个本地的统治者身份。如果这个身份转变不能完成，那么外来征服者将永远只是一个殖民者，最终还是要被本土力量驱逐出境，而本土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处理好新君与旧臣的关系。孙吴政权最初就是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武力，而对江东士人大举屠杀，所以引起了变乱和反抗，最终不得不放弃“强干弱枝”的政策，屈尊降贵与江东旧臣联络，终于举步维艰地走向本土化之路。

    当时，袁术由于想逐鹿中原，而孙坚此时是袁术手下的私家武装部下。孙坚为吴郡曲阿人，正在江东。孙坚死后，袁术把孙坚手下的军队分给孙坚的内弟吴景和侄子孙贲，并且任命他们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渡口要津。这使得孙坚的儿子孙策对袁术不满，袁术也对孙策怀有戒心。而当时任扬州牧的汉朝宗室刘繇坐镇江东，袁术派孙策征讨，孙策奉命行事，乘机收回了父亲孙坚当年的军队为自己掌握。他攻打庐江，杀死了出身于吴郡大族的庐江太守陆康，陆氏宗族也有数十人死于这次战事，这是江东大族向来未有的大事，一时间震动了整个江东。

    江东世代显赫的大族，有顾、陆、朱、张，称为“四姓”。孙策攻取庐江，杀掉陆康，让江东的平静局势被打破，刘繇也对孙策十分仇视，驱逐了吴景、孙贲。袁术想要夺取江东作为自己的后方，于是命令孙策渡江。孙策作为袁术的部下，接受袁术的命令渡江与刘繇作战，在当时的正统来说，是与朝廷对抗的僭越，从江东的局势来说，是江北势力的入侵。况且在此之前孙策还屠杀了以陆康为首的江东大族陆氏子弟近百人，江东大族对孙策自然怀有敌意，更何况孙策并不只是想完成袁术安排的任务，还想趁机脱离袁术，自己在江东建立一番功业，就更加会让江东大族疑惑。

    随着孙策在江东的军事进攻节节胜利，取得了会稽、丹阳、吴郡三个郡，消灭了东汉政府在江东的主要军事力量，并进一步进行小规模的清剿。对孙策来说，没有军事根基的江东是容易征服的，但是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江东的土地，还有江东的人才。要让江东的本土大族放弃抵抗和敌视，转而投靠他，才是孙策真正头疼的问题。在孙策渡江之初，所面对的几个主要问题有：江东地方的中下层势力和居住在山中的山越族聚众反抗，公开进行军事袭击，与孙策为敌；江东的真正实力派地方大族对孙策敌视，甚至与反抗孙策的武装互通信息，企图让孙策无法立足而离开江东，甚至想要孙策为死去的江东大族子弟偿命；客居江东的北方士人，因为不知道孙策的势力是否能够在江东扎根立足，所以采取观望态度，不与孙策进行真正的合作，更提不到为孙策效命。在这几个问题中，军事袭击对孙策来说并不难解决，事实上这些军事上的对抗力量并不强，孙策可以很容易制伏他们；客居江东的北方士大夫们的疑虑，也可以通过孙策政权在短期内取得的成绩来说服，所以争取他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难以对付的，就是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敌视乃至仇视，因为大族就是江东最大的社会资源，如果得罪了他们，或者就是你死我活的杀戮，或者就是孙策离开江东另谋出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因而，孙策接受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江东大族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孙策要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经营根据地，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如果要这样，就必须打破大族对他的限制和抵抗；但是，从江东地区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又必须得到大族的支持与真心拥护。当下的紧迫任务与长远的政治考虑，使得孙策和孙权兄弟不得不分阶段去对待江东大族，也使得孙氏兄弟在追求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道路上选择了十分崎岖的建国道路。首先，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们必须凭借自己在淮泗招募的军事力量来屠杀、慑服江东英豪，网罗那些寄居江东的北方士人，借此来壮大孙氏集团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寻找能够和他们合作的江东豪族。

    杀戮江东大族英豪的事情，大多发生在孙策渡江之后不久，这也是江东大族对孙策兄弟抵触情绪最为强烈的时期。孙策为了立威，大开杀戒，先后杀害了在江东享有盛名的许贡、周昕、王晟等人，使江东人士噤若寒蝉，提起孙策来又怕又恨。不过，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孙策稳定了江东局势，而且他也不是一味的滥杀，对大多数江东世族，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国策转移与政权本土化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因为杀戮江东英豪太甚，而被江东人士设下埋伏受伤而死。表面上看来，孙策死在江东大族的暗算之下，好像孙氏兄弟在江东的政策失败了，实际上，这只是孙策孙权兄弟经营江东第一阶段的结束。孙策早就想好了政策转变的问题，他在临死时，令长弟孙权做自己的继承人，嘱托张昭等说：“现在中原正处在乱世，我们凭借着吴、越的民众，三江的险要稳固，足以坐观中原豪杰的成败，你们几位要好好辅佐我的兄弟。”随后，他召来孙权，把自己的印绶佩戴在孙权身上，表示要把江东主人的位子传给他，然后说了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当着张昭等人所说的这样一番话，既是对孙氏兄弟个人能力优劣长短的比较评估，也是面对着江东经营第一阶段接近尾声、孙氏兄弟的政权尚未完全打开局面时对继任者孙权的政治遗嘱。孙策希望孙权不要像自己那样继续和江东大族为仇作对，进行暴力上的镇压和武力上的征服，而是要转向文治，留意于选取贤才能人丰富自己的统治集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孙策的这番嘱托，确实入情入理，完全可以作为孙权即位之后的政治准则。

    孙权即位之后，首先面对的重大问题，就是原有的淮、泗集团的人才已经趋向凋零，没有后备力量，所以，他要争取那些尚存的淮、泗人士的拥戴，并与他们一起去争取江东豪族的认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孙吴政权入侵者的形象，才能真正与江东的本土社会资源融为一体。孙权也听从了孙策临终前的吩咐，按部就班地进行政策的缓慢转变。他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首先是招纳人才，团结旧部。除了重用原来孙策在位时的班底成员张昭、张纮、周瑜、吕范、董袭、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士”。这其中，孙权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以孙策时期的淮、泗集团作为中心，招募那些流落在江东的淮、泗地区人士，扩大自己的统治阵营。这是在还没有和江东大族正式交好之前，孙权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是，当时因为孙策刚刚去世，那些客居江南的淮、泗人士还摸不清楚孙权是否能够巩固孙策创下的基业，所以顾虑重重，畏首畏尾。于是，孙权也不急于和他们确定君臣名分，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招纳他们进入自己的幕府，作为幕僚和门客辅佐他的统治。当时，张昭和周瑜作为孙策时代的文武两大支柱，在其中起到了献计献策、力挽狂澜的作用。在孙权、张昭、周瑜等人的齐心协力下，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严峻等都受到优待，给以重任。武将如从荆州投奔过来的甘宁，经过周瑜、吕蒙推荐，孙权十分器重，待之如同旧臣。对年轻能干的吴人陆逊，也招致幕府任职，“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经过亲自考察和谈话，孙权还认识了吴县县丞广陵人吕岱，逐步予以重用。这样，六七年间，做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从而使孙氏在江东的统治稳定下来。

    孙权任用淮、泗一带的人士作为幕僚，还有一个更加长远的影响。因为江东大族虽然不和孙氏政权合作，但江东大族也喜欢招募门客幕僚，而其中也有来自淮、泗地区的士人。他们和孙权的幕僚门客们经常有来往，了解到了孙权礼贤下士、倾向文治的特点，并回去报告给了他们的主人江东大族。江东大族知道之后，自然对孙权的防备和猜忌慢慢消除了，这就为孙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就是注重施政形象，逐步改善和江东本土豪族的关系。经过孙权、张昭、周瑜几个人的努力，来自淮、泗地区的文人武将数量增多，扩大了孙权政权的统治基础，而且孙权还十分注意招募江东士人，到了建安年间，他手下的臣子、幕僚、门客中已经有了不少的江东人。然而，这个时候孙权和江东大族还没有真正改善关系同心合作，所以他要考虑如何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拉近他和江东豪族的关系。孙权在这方面先是加强自己的形象建设，不但礼贤下士优待士人，而且待人谦恭，有礼有节，和兄长孙策的豪强霸气有明显区别。所以，江东大族成员也逐渐开始出来加入孙权的政府，孙权也注重和大族联姻，建立亲密关系。这个阶段，江东大族和孙权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既不抗拒孙权，又不全力支持他，所以，孙权进行了另一个措施，就是纵容江东大族，给予他们极大的经济、社会自由，鼓励他们兼并土地，甚至公开赏赐土地、劳动力和军队给他们。有了实际的利益，江东大族明白了孙权合作的苦心和诚意，慢慢接纳了孙权，承认了孙权对江东的统治，孙权才真正地和江东大族成为密不可分的战略联盟了。然而，这一切，已经是曹丕、刘备称帝之后的事情了。

    仔细观察孙策、孙权兄弟经营江东的历程，可以看到，他们在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中，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东大族不服孙策的统治，进行公开的对抗，孙策则用暴力镇压和杀戮的手段来震慑他们；第二个阶段，是孙策去世、孙权即位之后，孙权想借助江东大族的力量维持统治、扩大统治基础，江东大族也觉得有投靠孙权集团的必要，于是二者开始了合作，但合作程度仅限于君臣关系，并不真正具有荣辱与共的联盟；第三个阶段，是孙吴起家的淮、泗集团已经后继乏人，孙吴必须和江东大族建立攻守同盟，江东大族也从孙权的表现中认识到完全可以依靠孙权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于是二者进入了蜜月期，江东大族的人物成为孙权朝中的领班人物。为了实现政权的本土化，孙策孙权兄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但称帝时间被一再推迟，而且孙策本人也被江东大族派人杀害，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3.“托孤”大有学问

    刘备的托孤遗言，所谓在关键时刻令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君可自取”的嘱咐，正是为了在接受遗命的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诸葛亮可以为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不顾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来与旧人们相抗衡。

    权力交接的肯綮

    一个老皇帝去世，一个新皇帝登基，这在君主制政体下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象征意义存在。不过，如果老皇帝的去世和新皇帝的登基，在国策上有一定的转移，那么这个皇位更替就有特殊的作用了，一方面是皇位继承带来的新君和旧臣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代表着新政策的新君和在旧体制下的旧臣之间的关系。这两重关系累加起来，就让君臣关系和政治结构变得复杂起来，所以，虽然皇位交接是以皇帝个人寿命作为分界线的，但这个自然分界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分界存在。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老皇帝就要面临双重的选择：既要选择好能够贯彻国策转移精神的继承人，又要选择好可以辅佐新皇帝进行国策转移的“顾命”大臣。

    作为三国中苦守西陲的国家，蜀汉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内外的危机，而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虽然在建国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功业，完全靠自己和诸葛亮的纵横之术发展势力，但在身后的继承人问题和国策转移的问题上，他却煞费苦心，炮制出一个绝妙的方案。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因为发兵攻打孙权失败而病死在白帝城。在此之前，刘备因为病倒在永安（白帝城），无法回到成都，便紧急下令，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交代后事。刘备的托孤之语十分有意思，他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不敢怠慢，马上一面磕头一面哭着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随后，刘备又颁下诏书留给儿子后主刘禅，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表面看来这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之间互相推心置腹交往的结果，历代的评论家也觉得刘备虽然一生糊涂，但是在临终之前并不吝惜自己的江山，而是希望把国家交给贤明的诸葛亮来治理。其实不然。确实，这一托孤之语，是刘备一生中真正精彩的地方，但这精彩之处在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思。

    蜀汉政权建立的基础本身就不稳固，刘备的江山取自刘璋，而刘璋则是继承了父亲刘焉的势力范围，刘焉又是汉政府派到益州的外来势力，所以和本土大家族向来关系不合。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经营二十多年，吸收了以关中等地区进入益州的外来官僚、从外地归乡的益州本地官僚和雄霸一方的益州本地大地主这三部分力量，形成了自己麾下的松散政治集团。刘焉接受东汉政府任命来到益州的时候，就曾经屡次和益州本地的豪族发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武力消灭对方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刘璋在位期间，则注重吸纳外来的人才，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对抗益州本地的豪强，让益州的统治趋向稳定。

    而刘备不但从刘璋那里继承了和本地士人的不和关系，而且还背负了刘备集团和刘璋集团之间的冲突。因而，蜀汉政权在和孙吴交兵大败之后，最大的威胁并不在于作为敌国的曹魏和孙吴，而在于国家内部。蜀汉内部由于政权更替而形成的刘备部属和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纠葛，是蜀汉政治中的隐患，随时可能暴发成为急症，所以刘备不得不防，但由于时日无多，已经无力处理，只能寄希望于和他心意相通的诸葛亮了。

    作为权杖的接力棒

    刘备最初是接受了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的，而进入益州之后，刘备的部属和刘璋的旧臣之间，就形成了“主客”、“新旧”的关系。而刘璋旧部因为已经和益州本地政治与社会相结合，在统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刘备夺取了刘璋的政权之后，广泛任用自己的亲信下属，一时间让主客、新旧的地位倒转过来，一切重要的正职都被刘备属下的“新人”所占据，刘璋旧部怎能没有怨言，所以，为了平息刘璋旧部的怨气和不满，把原来刘璋手下的董和、黄权、李严进行重用，意在安抚人心。而刘备的养子刘封被委派节制一方，他手下管辖着刘璋部下的旧臣孟达。刘封仗恃自己的身份，所以对孟达百般刁难，甚至派人夺走孟达的吹鼓乐队，让孟达十分生气，所以，孟达乘着刘备手下的大将关羽被孙吴军队袭杀、荆州失守的机会，率领兵士归降了曹魏。这一事件让刘璋旧部对刘封和刘封的养父刘备十分不满，他们认为是刘备授意刘封逼走了孟达，所以群情激愤，要求刘备处理此事。刘备深知如果此事处理不妥当，必然难以向刘璋旧部交代，于是只好赐死刘封，让刘璋旧部看出自己一视同仁并不偏袒自己亲信的决心。

    虽然刘备十分注重平衡矛盾、处理内部新旧关系，但刘备从称帝到去世，中间不过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完全弥合益州旧臣和蜀汉新政权之间的所有矛盾，也不能将自己手下所有的政治资源一一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诸葛亮后来的话说，那确实是“败军之际，危难之间”。所谓败军之际，是指刘备在与孙吴的战争中大败而且自己染病身亡，所谓危难之间，就是因为刘备的去世，刚刚建立不久的蜀汉政权因为新旧臣僚的冲突矛盾而趋向内乱和倒台的危险。

    刘备是个一生善用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蜀汉政权内部有潜在的危险存在，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安排诸葛亮和李严共同接受遗诏。诸葛亮是刘备的班底，李严是刘璋的旧部，二人接受遗命共同辅佐幼主，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手，这种安排本身就出于尊重新旧双方的利益，共同尊崇等量齐观的考虑。在安排辅政大臣的方面刘备都考虑得如此周密，那么在他一生最后的命令中，对诸葛亮所说的托孤言论，怎么可能会不考虑到如何处理他身后蜀汉政权内部新旧臣子之间的关系，如何摆平小皇帝和旧臣之间的关系这些难题呢？

    从蜀汉政权内部结构来看，以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在数量上占多数，而刘备的心腹班底在其中只是少数派。但是，因为刘备打败了刘璋成为益州的主人，所以刘备的旧部也就随之反客为主占据了朝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刘备成为蜀汉政权皇帝的基础，失去了这一点，刘备及其继承者也就失去了统治蜀汉的力量，所以，刘备绝对不允许在他死后出现形势逆转的现象。起用李严，并且任命他做托孤的辅政大臣，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平衡势力，安抚矛盾，避免双方起冲突。但是，李严获得了辅政大臣的身份之后，既可以作为刘璋旧部的领军人物，率刘璋旧部与刘备部下合作，又可以利用其辅政身份和在刘璋旧部中的威信与地位图谋不轨。因而，刘备还要准备好厉害的后着防备李严才行。所以，他在托孤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出了那番“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

    在刘备看来，当时自己的儿子刘禅年纪尚幼，无法和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周旋抗衡，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心腹来完成平衡内部、整合新旧政治资源的工作。而朝中大臣里，真正可以托付的，只有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既是自己的心腹，又是自己在进入西川之前的班底，更是自己老部下中的领袖人物。诸葛亮在接受刘备的遗诏，辅佐年幼的君主执政方面，和李严是地位平等、不分高下的，但是，如果要预防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发动内部的叛乱，就必须授予诸葛亮特别的权力，让他可以有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压服的特殊名义。所以，刘备的托孤遗言，所谓在关键时刻令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君可自取”的嘱咐，正是为了在接受遗命的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暗示如果刘璋旧部有所行动、阴谋叛变的危急时刻，通过国家行政方面的力量无法有效处理时，诸葛亮可以为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不顾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来与旧人们相抗衡。

    果然，诸葛亮明白了刘备的用意，在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以蜀汉皇帝的名义，任命李严镇守江州（今重庆市）。表面上看来，李严镇守江州，可以和诸葛亮遥相呼应，对蜀汉政权进行分治，实际上，这一举措不但让李严不能返回蜀汉的政治中心成都，而且诸葛亮还委派刘备的部将陈到为永安（白帝城）都督，起到随时监视李严的作用。这样一来，李严虽然名义上是刘备钦点的“顾命”大臣，却对蜀汉中央政治没有插手的余地，只能做一个象征性的朝臣领袖而已。

    ）4.软着陆中土著地位的变化

    曹操使北方的权力资源配置达到了相对优化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能够使他的儿子曹丕顺利走上从东汉臣子向曹魏皇帝转变的建国之路，实现政权建设的“软着陆”，使自己的统治从一个战争状态下的临时军政府变成一个完全具有各项内政外交职能的常态国家。

    曹操曾经赋诗表达自己的胸怀，其中有几句十分有意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如果不觉得牵强附会的话，完全可以把这当做曹操自己在处理北方统一问题时的个人心态写照。

    “月明星稀”——曹操扫平北方的大小军阀，一枝独秀，他就好比中天的明月，而那些残存的军阀力量，也不过是稀少的星斗；

    “乌鹊南飞”——象征着曹操军事战略，正要在北方统一之后，向南进发；

    “绕树三匝”——自己从少年时代做汉朝的臣子，忠心为汉朝服务，到青年时期弃官归乡，以读书和结交天下名士，再到重新出山组织军队，加入中原地区的争霸。这三种不同状态的变化，都是围绕着汉末的变乱局面而产生的，也都是围绕着汉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现状而产生的；

    “何枝可依”——在扫平了北方军阀之后，他对北方的统治政策抱有顾虑：自己是北方的霸主，但名义上是汉朝皇帝的臣子；汉朝的皇帝是他所控制的傀儡，也是他讨伐其他军阀的政治借口；地方大族是他打击其他军阀时的敌对力量，又是他实现北方统一之后不得不使用的统治同盟力量，所以，他暂时无所适从，不知道哪根树枝才适合自己落脚。

    用曹操的诗说事，只不过是开玩笑，但是对此作出的解释，却是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真正出现的情况。北方的情况，和南方的江东与蜀地相比，形势更加微妙，矛盾更加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分几个步骤处理下来了事，而是要一个一个地解决，并且一个一个地收服。所以，曹操虽然在军事上统一了北方，但是军事征服后对北方政局的整顿则需要一个更加长的时间，这就是曹操一生都没有称帝的一个原因，也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失利后终其一生都没有对南方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

    曹操是三国时代少有的政治实干家，他不像孙策和刘备一样无法完成军事征服之后政治整合的工作而把问题留给后人。他也是一个深具韬略的智者，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汉末的大小军阀中异军突起，成为最后中原乃至整个北中国的统治者，在他控制的区域之下，作为军事征服者，曹操如何对待旧日各个军阀的“军政府”属下的旧臣，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关乎大局稳定的政治问题。相对于刘备和孙权而言，曹操的举措更为稳健和有效，对待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臣下，曹操的处置办法也有所不同，在不断的调整和重新组合之后，曹操使北方的权力资源配置达到了相对优化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使他的儿子曹丕顺利走上从东汉臣子向曹魏皇帝转变的建国之路，实现政权建设的“软着陆”，使自己的统治从一个战争状态下的临时军政府变成一个完全具有各项内政外交职能的常态国家。

    在曹操的一生中，“绕树三匝”是他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也就是重新出山组织军队参与中原称霸的时期，是他走向“何枝可依”的关键时期，也是他统一北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面，他对青州、徐州一带的地方军队的态度，以及在和袁绍争霸时运用的政治资源整合办法，是他选择“落脚的树枝”的重要两步。曹操靠着审时度势的能力，走好了这两步，为日后的曹魏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青州、徐州的地方军队问题只是一个军事层次上的政治问题，那么曹操和袁绍争霸中原的时候遇到的则是一个多层次的政治问题了。

    袁绍在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任诸侯的盟主，这是因为他出身显贵，而且很多地方的大家族都背后支持他。豪族们在袁绍身上压宝下注，认为袁绍一定是未来中原的主人，所以对袁绍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进行了鼎力支持。袁绍也明白大族的意思，他便吸收了大批的豪族子弟和儒生加入自己的军事政权，并且按照豪族的意愿来进行自己的政治活动。这样一来，虽然袁绍是符合了大族的需要，但是他自己也被大族限制了，成了大族势力的简单代言人，没有太多的个人创意，显得束手束脚。而曹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资源，所以对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都予以争取和保护。当杨彪、孔融这样的出身世家的大族子弟为了效忠汉献帝而加入曹操阵营的时候，曹操对他们十分爱护，甚至十分尊敬。袁绍不能容忍这种大族子弟中出现投靠曹操的事情，他甚至要求曹操杀掉杨彪和孔融，曹操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说袁绍根本就是对大族的权力有野心，打算吃掉大族的势力，而自己真正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以一定要保全杨彪和孔融的性命。这样一来，大族们对袁绍的支持开始有所动摇，曹操在袁绍和大族之间打开了缺口，为最后战胜袁绍开凿了一口泉眼。

    可能现在看来，袁绍和曹操两人用杨彪和孔融说事，好像吵嘴一样，很少人会相信，但是，当时是个乱世，有了风吹草动就会人人自危，更何况是身家性命的事情呢。所以，大族们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日后，曹操就是凭着随时抓住机会瓦解袁绍和大族的同盟，或者使用攻心战术，或者打击袁绍后方的大族豪强，让袁绍失去了很多的依靠，才能在官渡之战里和袁绍一决雌雄。

    看上去，曹操对待青州军队，和对待地方大族，使用的都只不过是权谋，但是，要知道，权谋的背后也要有战略思想在，否则权谋就变成单纯的阴谋，可以骗人一次两次，却骗不了三年五载。曹操的战略思想，就是要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政治资源，为自己服务，打击对手。正是这样，曹操才能一面走向霸主地位，一面进行内部整合，不断调整统治的政策，让自己手下那些原来分别属于不同军阀的旧臣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把中原地区建设成自己可以牢牢掌握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临时性的军事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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