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人做事讲规矩，所以，围绕着不同性质的事情，创立了很多的规矩，又围绕着不同的规矩，发明了很多名词。不但国家大事有规矩、有名词，就是家庭邻里之间，也有像模像样的规矩和名词。就拿过去对妻子的称呼来说，“拙荆”、“内人”就既表示了男子自谦的风度，又表示了女子在男子眼中只不过是家庭之内干些粗笨活计的劳动力而已，语汇之生动、含义之丰富，由此便可见一斑。

    在古代中国，最为讲究的是伦理，伦理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排队的规则。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十分讲究规矩，所以才制定出那么多规则来？恰恰相反，古代讲究伦理这种排队规则，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排队，相持不下，只好妥协，按照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排队规则，然后依次找好自己的位置。

    当排队时的位置确定下来，人们就要给这个位置贴上一个标签，这样的标签，就是各种名词。一旦你身处一个好位置，可能坐位上会有“忠臣”、“孝子”、“烈女”之类的褒义词，而如果不小心占了个坏位置，马上就会看到“奸佞”、“弄臣”、“叛逆”字样的黑标签。中国人虽然热衷于排队，但是特别怕自己成为队列中被唾弃、被指责的一分子，因为在排队规则中，队列中大多数人的舆论力量是可以产生影响、改变队列次序的。所以，除非是舆论倾向于自己，否则那些队列中头脑清醒的大政客们是不会轻易地把自己推向被舆论攻击的境地的。

    一旦背上了“叛逆”、“弑君”、“弄权”、“谄媚”等恶名，就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违背了正常的秩序，那么自己以后的政治道路将举步维艰。所以，不到稳操胜券的时机，那些成熟的政客们是不会公然违背现行的政治秩序的，他们所做的，是阳奉阴违，通过一个过渡性的政府，搭建自己的权力平台，快速实现政治权力的重组，再彻底结束旧的统治秩序，然后自己走向前台。

    ）1.龙袍的衬衫用途——权臣的韬晦哲学

    历史学家翦伯赞打过一个比方，说曹操享有皇帝之实，而没有夺取皇帝之名，是个“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的政治家。

    权威建设的瓶颈

    中国古代的政治，讲究的是在既定的政治秩序下，对人的行为和所受的待遇进行规范化，也就是所谓的“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只有当一个政治家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他才能做和这一地位相符合的事情，否则，不是僭越，就是无作为。同样，如果一个人有了一定的作为，那么就应该授予他相应的地位和身份，不然，国家或皇帝就是忽视人才或昏庸。这种原则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那就是有人来给政治家所拥有的“名”和“实”进行评定。那么，什么样的时代能够有人来进行“名”与“实”的评定呢？那就是政治上保持大一统，思想上保证一元化的时代，也就是各方面都保证权威至上的时代。

    权威是什么？就是掌握权力资源的人能够享有广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权力产生引力场，由权力产生影响，而不是由个人的风度、修养等素质产生影响。权威至上，就是都承认现有的统治秩序，让大家都可以按照规章制度排队，按照先后顺序获得应有的利益。

    不过，在乱世，这种权威至上的原则很明显就不存在了，所以更谈不上什么适用不适用的问题。到了乱世，权威受到挑战，原因是很多人都想做权威，可是权威既无法轮流做，又无法并存很多权威，更加没有如何进行权威“争霸赛”的规则——当政的权威，怎么能允许有人挑战自己呢？如果允许随意挑战权威，那还何谈什么权威至上啊？

    要旧的权威下台，新的权威登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一个过程。为什么需要过程呢？还是因为权威至上的原则。旧的权威根本不可能自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旧权威要尽力保护自己既有的一切，当然不可能自动退场，而因为旧权威手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权力资源，所以，要建立新权威，必须想办法消解旧权威的权力资源及其影响，同时建立新权威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引力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权威的顺利树立，旧权威的偃旗息鼓。而消解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过程，往往是通过建立过渡性政府来实现的。

    过渡性政府，顾名思义，是一个并非常态的临时性质的政府。但同一般意义上的临时政府不同，过渡性政府的作用，就是为了消解旧权威、建立新权威，建立这一政府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立法、行政，而是整合权力资源，使权力资源、社会资源、舆论导向全部倾向于自己一方。等到这个目的实现，过渡性政府的使命也就结束了，马上就会从这个过渡形态转变为日常形态。

    中国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过渡性政府往往就会出现，所以，从现象上来看，中国是和平实现政权过渡最多的国家，也是在最高统治者这个层次不流血而实现改朝换代最频繁的国家。过渡性政府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政府由当时掌握霸权并试图建立新权威的人控制，可是名义上政府又效忠于旧权威的代表。

    三国时代正是这样。名义上的统治者依然存在——那就是汉朝的皇帝，虽然每个手握大权的实力派都想取而代之，但是谁都不愿意主动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皇帝虽然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力，但是还享有一个天子的头衔，而按照儒家的说法，天子是不能随便取代的，否则就是篡权、僭越。要取代天子，除非上天有明确的意旨降临，或者天子的个人行为已经证明他过于失德才可以。如果不遵照这个原则，改朝换代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应该受到人民唾弃和反对、历史的鞭挞的。

    既然皇帝不能轻易换，那么就让皇帝留在“天”的羽翼之下好了，只要牢牢控制住了实际的政治权力，那就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了，何必非要在乎皇帝这个名号呢？这就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对儒家政治学说的反抗。

    三国时代，真正做到建立一个过渡性政府，把一切权力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只把莫须有的上天留给皇帝本人的，只有曹操一个人。曹操自从建安元年（196年）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之后，就开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行动。而这个行动，正是在保证了旧权威汉朝皇帝依然保有其天子名义的基础上，进行权力资源的整合与重组的。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口号，和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政策差不多，都是以名义上的天子作为政治招牌，扩充自己的政治实力的一种办法，而不同的是，春秋时代还没有哪个诸侯敢于把周天子从天子王城挟持到自己的境内。但是曹操可以，为什么？因为东汉和春秋不同，春秋时代的诸侯，自己封国的地界非常明确，要是把天子带到自己的境内，肯定会被指责甚至围攻，而曹操生活的汉末三国时期则不同，地盘都是靠打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地界划分，而且名义上这整个天下都是汉朝皇帝的，到哪里不是都一样？更重要的是，如果曹操不挟持汉献帝，也有别人会挟持汉献帝，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曹操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的境地，因为自己手中没有那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所以，汉献帝在当时就是一面旗帜，得到了他，就可以号令群雄，所以各路军阀都欲得之而后快。

    曹操不称帝的真正原因

    随着曹操逐渐在北方的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他的政治地位及权力也随之与日俱增。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之后，就假借汉献帝的名义，封自己为丞相，作为当时行政的最高长官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到了扫平中原之后，曹操又被汉献帝“封”为司空，做了只有德高望重的大臣才能做的“三公”之官。

    说起来有趣，在三国时代，做过三公的人，下场往往不大好，董卓做过太师，王允做过司徒，杨彪做过太尉，他们基本上都是死于非命，这就好像凡是遇到整十年（比如1900、1920、1940、1960）就任美国总统的人都会被刺杀一样，成了一个被诅咒的官职了。不过，从曹操开始，三公死于非命的命运结束了，曹操以后，华歆、王朗等人以老臣的身份出任三公，照样是得享天年。当然，这是闲话，书归正传。曹操做了丞相这个行政长官之后，又要做三公这样的群臣领袖，做了群臣领袖之后，又想要位列王侯，于是，汉献帝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封他为魏王。封王之后该做什么呢？按照升迁的路线，王已经是最高的臣子待遇了，再向上升，就只能做皇帝了。

    但是，曹操终于没有做皇帝，一直到死，他就只是“魏王”而不是“魏武帝”。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不想做皇帝，还是不敢做皇帝，甚至不屑做皇帝？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当年一些大臣为了奉承曹操，联名上表请求曹操废掉汉献帝，自己取而代之，曹操的堂弟夏侯惇听说之后，马上面见曹操，劝说曹操千万不可以称帝，否则会给当时在南方的孙权和在西部的刘备攻打曹魏的口实，此事必须慢慢从长计议。曹操当时对夏侯惇说：“你讲得很对。”过了不久，曹操因为“头风”病复发去世了，夏侯惇非常悔恨，觉得因为自己的劝阻，曹操才没有在有生之年做上皇帝，因为这件事，夏侯惇一直闷闷不乐，最后自己把自己郁闷死了。

    这件事情说明，夏侯惇认为曹操还是想做皇帝的，只不过还没有等到最好的机会。为什么曹操在北方已经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威后，还没有称帝的最好条件？因为汉朝皇帝身上那受着上天庇护的遮羞布还在，曹操怕揭下那层遮羞布之后，舆论会对自己不利，更怕当时与他并存的孙权和刘备借机制造事端，所以才不得不把称帝的计划无限期搁置起来了。

    还有一个事情恰恰可以说明曹操的担心。赤壁之战后，曹操不再向南方大举进攻，而是致力于北方的战后重建工作。过了几年，北方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一派繁华景象。孙权趁机写信给曹操，说你现在深受万民景仰，应该从魏王一跃成为皇帝才是。曹操看了孙权的来信之后，冷笑一声，恨恨地说：“孙权这小子想让我坐在火炉上面吗？”这句话一语双关，既说明了冒天下之大不韪谋权篡位不可行，还因为汉朝号称得到“火德”，自己要取代汉朝，就是要胜过“火德”，也就是坐在火炉上面的意思。孙权的信固然一半是试探一半是挑唆，曹操的回答也是一半拒绝一半不甘心。

    曹操实际上拥有了皇帝的权威，一切朝政都由他处理，汉献帝只不过是后宫的男主人而已，根本管不了宫墙之外的事情，甚至宫内的事情他也管不了——曹操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先后杀了董贵人、伏皇后以及她们生的几位皇子，汉献帝当时所能做的，只是号啕大哭而已。一切的生杀大权都在曹操手中，他只不过缺一件披在身上的龙袍而已。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曹操享有皇帝之实，而没有夺取皇帝之名，是个“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的政治家。这个比喻十分有意思，前面已经说过了，“名”和“实”只有在权威至上的原则得到保证的时候才能统一，而曹操生活的时代，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所以曹操的职称评定迟迟不能落实，只能穿着龙袍改制的衬衫过过瘾而已。

    事实上，不称帝对曹操而言十分有好处，这也是曹操的高明之处。保留了汉献帝，他就可以打着天子的旗帜，在迎接汉献帝之后不久便轻而易举地尽收豫州之地，并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而他以汉献帝作为一个形同虚设的皇帝，可以在一些征服战争中争取和平，避免血腥的厮杀，让大小诸侯们可以掩耳盗铃，“名正言顺”地归顺代表汉献帝的曹操。荆州的刘琮投降曹操，江东的张昭、秦松劝孙权投靠曹操，也以此作为挡箭牌。

    把龙袍当做衬衫，最大的挑战来自自己的权力欲，所以，曹操非常清楚，一定不能贪图虚名，才能牢牢掌握实权。建安十五年（210年），因为汉献帝要封给曹操十万户人家作为魏王封国的人口，他表示拒绝，并且写下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发给群臣。这道令中再三解释自己并无代汉之意，还提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能侍奉主公的周文王，有以此标榜自己的意思。曹操明确提出：“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曹操这段话，有合乎情理之处，“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可不就是不能随意称帝而要作好一切的准备再动手的意思吗？且不说称帝，就说汉献帝封十万户给他，打算让他辞去官职、放弃兵权，他已经看穿了，并且明确表示拒绝，甚至以放弃封地为交换条件。他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要向群臣暗示他不会放弃军政大权。永远不弃权，就意味着身后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势，并解决代汉问题。曹操的真正用意是告诉群臣，自己不会称帝，但是不放弃做实际上的掌权者这一地位，而且这种格局不但自己要做，自己的儿子也要继承下去——如果真正按照曹操的想法发展下去，那么也许曹魏的政治格局会比较像日本的幕府时代，皇帝成为傀儡，将军才是实际的当权者，但将军永远不会废掉皇帝自己取而代之。

    后来，曹操手下的谋士陈群等人劝曹操称帝，曹操这次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句饶有深意的话：“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这和《让县自明本志令》里面强调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德可谓至德”正可以呼应，说明曹操只是想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整合，一旦重组成功，那就是从周文王到周武王的转变了。

    ）2.木偶戏与双簧

    权臣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皇帝当做木偶，需要皇帝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就提起木偶身上的线，让木偶活动活动；另外一种是把皇帝当做哑巴，只要皇帝坐在那里随便张嘴动一动，自己在别处说话，和皇帝配配口型，亲自发号施令。

    皇帝是一种资源

    让皇帝做木偶与和皇帝演双簧有什么区别呢？做木偶的皇帝，看上去死气沉沉，毫无自己的动作；演双簧的皇帝，看上去还颇有生气，但是一句话也不能说，只能保持张嘴闭嘴的口型而已。一般来说，后宫的后妃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木偶，而外朝的大臣弄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双簧演员。说得直白一点，后妃垂帘听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只能机械地签字画押或者出席一些根本无须耗费脑力的礼仪活动，比如祭天。而做双簧演员的皇帝，则可以开口，有时候还可以和权臣一问一答，但是说到实质性问题，则全都是权臣在讲话，皇帝或者照着权臣的意思去宣布，或者就成为哑巴。

    这两种现象的差异源头在哪里？在掌权者对当时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

    权臣对政治资源的控制，远远超过后宫，权臣甚至不需要控制皇帝，他们只要控制了朝廷，让所有的朝臣不能对自己的看法有异议，皇帝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虽然皇帝可以开口，但是最后还是要和自己保持一致，因为朝中大臣支持的都是权臣而不是皇帝。

    可见，掌握的政治资源有多少，皇帝在政治中的表现就有什么形式。而在几个权臣都想将政治资源据为己有的时候，他们也随着自己控制政治资源的不同而使皇帝有不同表现，同样，他们想要让皇帝什么样，自己就必须拥有什么样的政治资源。

    曹魏历史上，司马懿之所以能够最终独揽大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他争夺权势的曹爽没有控制好政治资源，而且，曹爽还十分自满，只想让皇帝做自己手中的提线木偶，没有想过让皇帝成为自己的双簧演员。

    司马懿在曹操在位的时候没有受到重用。曹丕为魏太子时，司马懿为做世子身边的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太子“四友”。史称司马懿每次参与谋划大事的时候，都有奇妙的计策。司马懿靠着给曹丕出主意，帮助曹丕保住了太子宝座，并拉拢了一批曹操身边的元老重臣。因此，曹丕为帝后，对司马懿十分器重，给以领兵大权。曹丕临死之前，令曹真、曹休、陈群与司马懿一起接受托孤，做顾命大臣辅佐曹叡。这四个顾命大臣中，曹真、曹休是曹氏宗族，名次在前。陈群是曹操身边的红人，也是曹魏政权内的“文人诸生”、“从容之士”，官位稍在司马懿之上，但未曾实际带兵战斗。论老谋深算，文武俱备，应属司马懿。曹休、曹真相继死去后，司马懿理所当然地成为曹魏第一统兵大将。幼主曹芳即位，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

    曹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手下的人也没有扩展政治资源的能力，所以，曹爽每次上殿，都前呼后拥，然后不等小皇帝曹芳说话，就高谈阔论一番，接着宣布退朝。表面上看来，曹爽的权力确实很大，他都可以让皇帝无法发言，但是实际上，曹爽有点色厉内荏，空有一个辅佐幼主的名头和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但是政治实力不足，政治经验欠缺，因而不得不使用后宫专权的那套办法，把皇帝当成一个木偶摆在龙椅上，不让皇帝有什么表现。

    而司马懿的政治力量则强得多。司马懿一派包括高柔、刘放、孙资、孙礼、王观、卢毓、钟毓、傅嘏等，他们多系曹魏元老，对曹魏经济、政治事业，多作过一定贡献，言行措施比较切合实际，而且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力。团结了他们，司马懿手中的权力资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后者工作与作风比较有魄力，行政效能较高，其所以能取得胜利，并非偶然。另外，司马懿也并非只倚重世族出身的大臣，他十分注重在各个阶层发现人才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提拔了一些出身低贱但有实际能力的年轻人担任军政要职，比如原来曾“为襄城典农部民”及“御隶”的邓艾和石苞，都由于司马懿的赏识和拔擢而成为对蜀吴作战有功的大将；又如与邓艾为“州里时辈”的州泰，被司马懿提拔得如此之快，以至被钟繇嘲笑为“乞儿乘小车，一何驶乎”？可见司马懿很能破格使用一些才智之士。反过来看看身为皇族兼首辅的曹爽，到底提拔了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庶族”呢？他所依靠与重用的，还不是像何晏、邓飏那班著名的浪荡公子、风流少年们吗？所以在两派斗争中，除了司马懿的少数政敌以外，大多数朝臣都愿意选择司马懿。

    司马懿非常懂得为自己经营政治资本，他继承了曹操创立的屯田制度，并且在个人的表现上十分注重谦恭礼让与俭朴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完全和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叡相反的，而大臣与百姓也因为曹丕与曹叡的追求奢华妄自尊大饱受煎熬，见到司马懿能够表现出一种儒家道德中“克己复礼”的样子，很多人都十分赞赏并且心中希望司马懿能够掌权击退曹爽。这样一来，司马懿父子已经赢得了基层政治的感情支持。

    发动政变杀掉曹爽之后，曹魏中央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入司马懿手中，再也没有和他在朝廷上作对的人了，所以他可以放心地把皇帝请出来和自己表演双簧。尽管开始的时候皇帝还不大熟练，总是违背司马懿的意思来说自己的心里话，但经过司马懿的训练加上时事的压力，魏帝曹芳逐渐学会了与司马懿站在一条战线上，并且对司马懿言听计从。

    为了更好地表演双簧，表面上制造出君臣共和的样子，实际上操控朝政和言论，让皇帝不可能有违背自己意愿的严刑，司马懿继续扩大战果，不断打击异己力量，维护双簧表演的安静环境。

    经过几番战斗，司马氏在朝中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在地方没有了反对的力量，已经把曹魏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曹魏的皇帝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在满朝上下充满了司马氏声音的时候也随声附和，做了司马氏安排在皇位上的双簧演员。

    司马懿与武则天的“狐媚”

    司马懿父子将朝政把持、使朝廷成为只有一种声音的行为，比起只控制皇帝，把皇帝当做橡皮图章的做法要有力得多。史书中说司马懿“以狐媚取天下”，未免有些人身攻击和贬低的成分。事实上，历史上同样被称为靠“狐媚”取得天下的，不止是司马懿一人而已，还有更加著名的一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是个十分不简单的人，十三岁入宫，做了唐太宗的才人，一直没有被太宗宠爱，却在太宗生病的时候与当时的太子，也就是日后的唐高宗李治发生了关系，并依靠这种不伦之爱在太宗死后自己出家为尼的时候重回宫廷，一步一步控制了朝政，最终废唐立周，自称大周皇帝。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说她“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似乎武则天只能靠美色来吸引皇帝、控制皇帝，其实不然。武则天所做的，也是把皇帝当做一个双簧演员，不过，她这次更加像曲艺中的双簧表演，皇帝坐在大殿上，她坐在皇帝身后，中间隔着一道帘子，正是标准的双簧场面。

    随着势力的膨胀，武则天个人的权力欲也在随之膨胀，她开始干预朝政，但并不是不让高宗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是命令那些亲近她的大臣们提出一致的看法，以此来影响高宗的看法和决策，她自己则端坐在高宗身后，垂帘听政。高宗每次决定大事的时候，都要回头和武则天商议，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居然主动和武则天表演双簧！

    武则天把高宗当做双簧演员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受到挑战。高宗曾经因为武则天和其他的后宫（实际上是武则天的姐姐和外甥女）争宠的事情，找来大臣上官仪，要废掉武则天的皇后身份。武则天听说之后马上赶到，追问高宗为何如此。高宗此时已经习惯了大事都听命于武则天，无奈之下出卖了上官仪，说都是上官仪唆使他这样做的。武则天对上官仪敢于不维护自己还反而帮助皇帝草拟圣旨废自己十分不满，就以此为罪名杀掉了上官仪及其家中所有男丁。此后，大臣们大多惟武则天马首是瞻，高宗落入了双簧演员的地位还不自知，继续和武则天配合着，直到朝廷大政都落入武则天手中。

    ）3.在温暖的皇宫孵自己的蛋

    在三国时代，如何营造一个过渡性政府，把对手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把对手的朝廷变成自己的，是一个大问题。只有在对手温暖的皇宫里面，孵化自己的蛋——权威，才能事半功倍。

    有个成语叫做“鸠占鹊巢”，意思是外来的侵略者占据了原有势力的地盘，这种行为和孙悟空的“内部手术”哪个更厉害？外来的要占本地的大权，一定要集聚力量之后真刀真枪地比拼，胜者为王，而孙悟空的着数，只需要借助对方的粗心大意，在对方内部进行破坏，就可以彻底打倒对手。

    事实上，进入对手内部，然后占据主动地位打击对手，也正是当年《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木马计的精髓所在。

    在三国时代，如何营造一个过渡性政府，把对手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把对手的朝廷变成自己的，是一个大问题。像项羽那样火烧皇宫另起炉灶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只有在对手温暖的皇宫里面，孵化自己的蛋——权威，才能事半功倍。综观三国时代，通向权威之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在“过渡”上做文章，利用一切自己可以利用的现有资源，将原来归对手所有的一切都划归自己的名下，将原来政权内部的所有权力逐渐移交到自己的政治机构中。成功者如曹操、刘备、司马懿，失败者如董卓、李傕、袁绍，在“过渡”方面的表现正是他们胜败的关键所在。

    刘备夺取益州，令许多《三国演义》的读者十分意外，他们觉得刘备这么一个“仁义”的人怎么能做出反复无常的事情呢？实际上，夺取益州，吞并刘璋势力，正是刘备巧用“孙悟空战术”的妙棋。刘备从没有立锥之地的盲流军阀，变成坐拥一方的霸主，从进入西川到反客为主，正是在和刘璋集团联合建立过渡性政府中，坐在刘璋的大本营里面孵化自己的蛋的结果。

    刘备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益州？当然，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里面提出“跨有荆益”的理论，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迫切的原因，就是孙刘联盟已经趋向解体。赤壁战后，刘备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荆州原有官吏将士归顺刘备的也不少。刘备为了安抚荆州人和堵塞孙权欲独吞荆州的意图，特意上表请求封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刘琦病死，群下推举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油江口）。孙权这时占有江夏和南郡，见到刘备已有相当实力，既想拉拢刘备继续对抗曹操，也怕刘备势力增长，对自己构成威胁。由于前一因素更为紧要，所以孙权对刘备继续采取笼络手段，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已经人到中年的刘备。周瑜这时镇守江陵，他到建业去面见孙权，建议进取益州。孙权答应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死了。孙权令鲁肃接替周瑜的职位。鲁肃劝孙权把江陵借给刘备，与之共拒曹操。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于是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驻陆口（今湖北蒲圻县陆溪口）。当时刘备所占有的地区，不仅很小，而且人口寡少，经济落后，并且处于曹、孙及刘璋等强大势力的夹缝中，很难长久支撑下去。要想不被吞并，一方面团结孙权是一个良策，但这只是外交上的努力，如果不扩大自己的地盘，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谋士庞统曾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弹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诸葛亮后来谈到那时的情况也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可见当时刘备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假若他不向西发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实难维持住独立的局面。所以说赤壁战后的刘备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当然，事业的成败盛衰不只在于力量的强弱，人谋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恰好就在这时，给刘备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机遇。益州牧刘璋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在他统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着土著将领与外来将领的矛盾，而且刘璋部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没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当刘璋听说刘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时，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员张松向曹操致敬，并观望动静，随时准备投降。张松自负其辩才，也想从曹操那里捞到好处。可是这时曹操已到达江陵，把刘备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曹操不免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把刘璋放在眼里，对张松更不屑给个脸色。在《三国演义》里面，还有一段张松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戏弄曹操，致使曹操把自己耗尽心血写成的《孟德新书》付之一炬的故事，实际上，张松根本没有机会卖弄才能，只能坐坐曹操的冷板凳。因此张松怀恨在心，回去劝刘璋勿再与操来往，另外走与刘备联合的路。刘璋听从了张松的话，又派出谋士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

    对刘璋来说，向刘备求助，是引狼入室；对刘备来说，进入益州正没有借口，恰好刘璋主动上门来请，刘备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他对法正“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事实上，他不仅仅是礼遇法正、请法正吃饭喝酒而已，他还经常找法正谈话，而且诸葛亮也发挥辩论才能与法正讨论天下大事，并许诺如果刘备成为益州的主人，一定会给法正加官进爵。法正并不是一个十分忠于刘璋的人，见到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许诺，岂能不动心，于是他在回去复命的时候，在刘璋面前极力称述刘备的好处，背地又给张松述说“备有雄略”。估计这个时候，法正已经成为刘备安插到刘璋政权内部的“猎头”，开始为刘备夺取西川招募人才了，所以才会拉拢在刘璋手下并不得志的张松。张松听了法正的话，对刘备十分心仪，于是二人进一步密谋迎接刘备，以为州主。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听说曹操要派兵遣将征伐汉中的张鲁，心中十分恐惧。张松趁机向刘璋建议迎接刘备入蜀，让刘备去讨伐张鲁。于是刘璋再次派遣法正带领四千军队到荆州去迎接刘备。法正这一次到荆州，不仅是刘璋这边的接见代表，也是刘备这边的超级间谍。他把回到益州以后所做的一切报告给了刘备和诸葛亮，并且把益州的军事分布地图献给刘备，并详细地向刘备献策进取刘璋。刘备手下的谋士庞统也认可法正的意见，劝刘备及早下决定，趁机夺取益州的领导权。庞统对刘备说，如果刘备不拿下益州，刘璋恐怕也将为曹操所吞并。刘备于是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自己和庞统带领步卒两万余人，随同法正西上。刘备到江州（今重庆市）后，由垫江水（今涪水）乘船至涪（今四川绵阳市）。刘璋亲自率军来迎。

    不久，刘璋又把白水军（即白水关守军，白水关在今四川昭化西北一百二十里）的统兵权交给刘备。这时刘备的军队增至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俱备。可是刘备到达葭萌（今四川昭化县南）以后，即停留不进，惟“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一方面取得刘璋的信任，让自己可以获得发展势力的时间，一方面积极和益州当地的大族豪强与刘璋手下的文武大臣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归顺自己。经过一番经营，刘备觉得动手的时机已到。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东击孙权，孙权求救于刘备。刘备向刘璋提出了增加军队及粮草的要求。刘璋只答应增加四千的兵给刘备，其余皆减半。刘备即以此为反刘璋的口实，他激怒军士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这时张松兄广汉太守张肃，恐松谋被璋发觉，祸连及己，因向璋告发。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勿复与刘备关通文书。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并其兵，进据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诸将拒战，或败或降。只是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县），备遇到坚强抵抗，费了一年的工夫，损失了庞统，才把雒城攻克。建安十九年（214年），备进至成都城下。这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自荆州分路引军来会。不久，马超脱离张鲁来降，与备等共围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乃出城投降，备遂得益州。刘备获得了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益州，便可以进攻退守，应付裕如。

    刘备的夺取益州，前后准备时间不过几年，也大多是自己不在益州权力中心时进行谋划，由法正和张松代为交通的，而司马懿利用曹魏皇帝赐予自己的权力，孵化自己的权力之卵，吃掉曹魏的权威，则是比刘备夺西川更为明显的“孙悟空战术”。

    魏明帝曹叡病死之前，令曹爽和司马懿做顾命大臣，并且指定曹芳为太子。曹叡病死之后，当时年仅八岁的曹芳登上了皇帝大位，尊曹叡皇后郭氏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都加官“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并指定二人各领兵三千人，轮流宿卫宫殿以内。

    司马懿和曹爽所获得的权力有多大呢？这要分几个层次来说。第一方面，是他们从死去的魏明帝那里获得的顾命大臣的身份，这是拥有随时面见皇帝、规劝和教导皇帝权力的身份，但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头衔。第二方面，曹芳即位之后给曹爽和司马懿加上的“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侍中”象征着国家机密文件参阅权，“假节钺”是拥有皇帝授予的仪仗，相当于后来“如朕亲临”的金牌，“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最高军事统帅权，“录尚书事”是最高的行政决策权。可以说，经过这些加官，司马懿和曹爽成为当时曹魏内部行政、军事、国家机密的最高处理者。第三方面，曹爽是曹真之子，拥有皇族身份，司马懿是著名将领，拥有在军队的威望，这是他们所拥有的软性权力。

    历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大臣共同辅政，都有职位高低之分，不可能平起平坐，当时的两位顾命大臣之中，曹爽是首辅，司马懿居次。二人刚开始辅政时，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曹爽也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谘访，不敢专行”。曹爽辅政后的第一个措施，即把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太傅。名义上是提高了司马懿的身份，但是太傅这个官职只不过是个什么都不管的荣誉称号罢了，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的实权变成了顾问身份，正所谓“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

    当时的情况是，司马懿早已是居于其他军政要员之上的太尉。论资历、功勋、名望和同文武官员的关系，司马懿都远远胜过曹爽。曹爽原来只是一个武卫将军，他之成为首辅，主要是凭其为皇族。因此，曹爽恐司马懿不服，所以倡议把司马懿由太尉提升为太傅，这样，既无损于爽的决策大权，也给懿以最高官位的尊荣，而司马懿仍然享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录尚书事等其他身份，实权依然如故。

    虽然实权没有受到太大的侵夺，但是司马懿已经感觉到曹爽的排挤和不信任，所以他只能一方面韬光养晦，避免引起曹爽发动整个曹魏皇族对自己的反对，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曹魏享有的特殊权力和身份，加强自己的力量，既可以对付曹爽，又可以另谋更大的权力。

    在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整整十年中，在前几年还看不到二人有何直接冲突，并不是像《三国演义》里面说的那样二人一直在吵闹不停。不过，司马懿实际上一刻也没有放过扩张势力的机会。一方面，他是军队中战功卓著的将领，另一方面，他是朝廷中身居高位的大臣，更要命的是，在曹魏的时代，像“录尚书事”这样的官职，是可以自己开府的。自己开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招募门客和僚属，来处理他所负责的国家政务。所以，司马懿可以堂而皇之地招募人才为自己服务，并且利用“侍中”这个国家机密参阅权，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转化成自己的权力，办法就是他看过的国家机密一律扣留，不给曹爽和皇帝看。这样一来，曹爽和皇帝的知情权被剥夺了，而司马懿的势力正靠着国家赋予他的权力日渐膨胀起来。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初六日，魏少帝往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及其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也都跟随前去。于是司马懿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他父子三人紧急调集军队，占领储存兵器的武库。司马懿甚至亲自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同时，司马懿令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据曹爽大将军营；令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曹羲中领军营。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司马懿并没有贸然发动军事政变，而是采用“合法”的方式，向皇帝曹芳上奏曹爽的罪状。这是司马懿最稳健的一步棋，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了一切行为都是为曹魏皇室着想、中规中矩的地位上，丝毫没有体现出篡位野心。他状告曹爽的上书内容十分有趣，据《三国志·曹爽传》的记载来看：

    “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

    从上书的内容来看，司马懿列举的曹爽罪状是违背先帝的托孤顾命大臣责任、自己怀有篡位野心。但是，司马懿并没有举出曹爽准备篡夺帝位的确实证据。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证据。他只是通过上书列举曹爽的“罪状”这一程序上的正义，表明自己一切行动都是在尽自己作为曹魏臣子的本分，只不过是师出有名而已。司马懿在上书中声称可以保留爽兄弟的爵位，意图是诱使爽兄弟放下武器，然后再进一步给他捏造罪状。

    曹爽得到司马懿奏书以后，不敢上呈皇帝，窘迫不知所为，于是把车驾留在伊水南岸住宿，砍伐树木以为鹿角；调发附近屯田兵数千人充当警卫。这恰恰落入了司马懿的圈套，司马懿完全可以说曹爽是做贼心虚而不向皇帝上呈这道上书。司马懿在兵力布置停当之后，又施招诱之计，令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往说曹爽速归认罪，还找来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告爽只免其官位。司马懿还指洛水为誓，表示不食言，果然使曹爽犹豫起来。

    司马懿为了分化曹爽集团，特地笼络曹爽集团中位高权重的老臣、大司农桓范，打算让他领中领军。可是桓范仍旧出城投奔曹爽。桓范劝爽兄弟奉天子去许昌，调发四方兵，同司马懿对抗。可是曹爽兄弟不能听从。曹爽最后还是决定回自己府第，他说：“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作富家翁。”这个时候曹爽才把司马懿诬告他的上书呈报皇帝，请下诏免己官。可是曹爽回到家中只过四天，司马懿便给爽等加上谋反罪名，逮捕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李轨、李胜及桓范，皆夷三族。

    除掉了曹爽，司马懿更可以高枕无忧地在曹魏的政权内部孕育自己的力量，并且悉心呵护，一直到司马昭掌权的时候，这颗权力之卵终于破壳而出，司马氏父子篡位的野心才昭然若揭，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4.把闹剧当成大戏

    也许在今人看来，曹丕和他的大臣们的表演过于令人作呕，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可是一心一意把这场闹剧当做一场大戏来演出的。

    政治文化的闹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人和事往往都会出现两次。后来马克思补充了一句，说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对欧洲历史来说，可能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欧洲的历史是断裂式的，往往因为一次大动荡大战争，就导致文明中断了，所以同一类型的人物或相似的事件最多也就出现两次而已。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历史历经几千年没有断裂，而是一脉相承下来，所以，那些伟大的人和事也就重复出现过很多次，先行者无疑是悲壮的，而后来的不断重复，则不仅仅是喜剧，更是笑剧甚至闹剧了。

    在改朝换代之际，古代欧洲的做法，是新兴力量提出自己具体的政治主张或者宗教信条，当然，在这之前，扩充势力招兵买马是一定要做的事情。而中国人却不会这样做，他们往往会借助第三者来说话，或者是号称上天已经出现了改朝换代的征兆，或者是进行传说中古代圣王政权交接的仪式。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欧洲政治家的做法更为直接有效，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特色，适应这个特色的政治形式才算得上是最经济而且最有政治影响力的。

    中国的古代，有两个关于改朝换代的大理论，一个是“天命说”，一个是“禅让说”。

    “天命说”是指在改朝换代之际，上天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来提醒世人。这征兆分两种：一种是预示旧的统治将要结束的，称为“灾异”，比如母鸡突然变成公鸡、大旗被风吹断、地震海啸等等；另一种是预示谁将会是新的统治者的，称为“灵徵”，比如出现凤凰、麒麟、连理树、金光之类的迹象。这个说法出现得很早，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就有追溯上古时代的著名灵异物品“洛书”、“河图”的说法，据说那是上古帝王伏羲得到天命的象征。

    到了两汉时代，“天命说”发展得越来越玄，也越来越复杂，儒生们宣称天命有三种，分别称为“赤统”、“白统”与“黑统”，只有得到这三统中的一种才得以建立新王朝。而且，儒家子弟学了一些阴阳五行的学说，又推出一个“谶纬”理论，一方面以古怪的图画和莫名其妙的谶语作为天命的象征，另一方面伪造出一些“注释”儒家经典的“纬书”来宣扬天命观念。俗话说，假做真时真亦假，“谶纬”学说神乎其神的样子，让帝王将相乃至平民百姓逐渐接受并深信不疑，而那些怀有野心的政客们，也开始伪造上天的意旨，做出一些灵异现象来宣称自己是可以改朝换代的“新圣人”。

    “禅让说”更加有意思，这是战国时代的儒家和墨家联合创造出的怪胎。在君主制的国家体制下，儒家和墨家宣扬贤人政治，并且说只有有德有才的人才能做统治天下百姓的人，这就包括了皇帝和百官。而且，他们编造出尧舜禹这几位上古时代的君主之间是靠退位让贤的“禅让”实行权力交接的故事，并且告诫当时的战国君主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儒家和墨家的信徒们，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不希望看到为了权力而互相厮杀，同样，他们也是贤人政治的拥护者，在战国时代以军事实力决定一切的情况下，他们不希望看到一种靠军事政府建立统一政权的局面，所以宣传温和的政权过渡和贤人执政的理想。这样做的本意没有错，但是，当时是君主政体，那些握有实权却又碍于“君权神授”观念的权臣们正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自己谋国篡位，“禅让说”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借口逼退皇帝，自己登上权力顶峰。

    “禅让说”是“天命说”的一个副产品，因为禅让理论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当皇帝没有才能和品德的时候，上天会给予警告，这个时候，皇帝就必须依照天命来寻找比自己更为合适的统治者，然后把皇位禅让给他。所以，凡是要使用禅让来改朝换代的政客，一定要同时借助天命说来为自己造势。

    天命和禅让的制造

    前面说过了，为什么曹操一辈子都要“把龙袍当成衬衫”，因为他知道维护汉朝皇帝统治权威的天命说还无法攻破。所以，曹操反复说，自己还是做一个有了实权但不贪图皇帝虚名的周文王比较好。那么，为什么曹丕还要篡夺皇位呢？为什么在曹魏政权的最后，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会顺顺当当改朝换代呢？这就是他们使用了“天命说”和“禅让说”的结果。曹操太过聪明，也太过小心，他自己知道“天命说”不足以骗聪明人，所以自己不肯使用“天命说”来逼汉献帝退位，他也知道许多平民百姓就相信天命，所以他反过来觉得汉朝的天命还应该维持下去。曹操太过矛盾，所以矛盾之下竟然没有勇气去使用改朝换代最棒的利器“天命”和“禅让”了。

    曹丕却不一样，他喜欢使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废掉汉献帝而自己称帝，使用的正是“禅让”和“天命”。

    曹魏有什么天命呢？这就要说到西汉末年就流传的一句谶语了。这句谶语的内容是“代汉者当塗高”。什么意思，大家谁都不知道，只知道汉朝会被取代，至于什么时候被取代、被什么人取代，一概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乱猜，是不是一个名字叫做“当塗高”的人将取代汉朝呢？“当塗”这个姓氏似乎是有的，但是好像人数特别少，在这个姓氏的人里面还要出一个取代汉朝的人，概率更是小得可怜。所以，许多人开始牵强附会，王莽篡汉之后，各地兴起了讨伐王莽的军队，而割据四川一带的公孙述就说，这个“当塗”，就是“在路上”的意思，而自己的名字“述”，不就是道路吗？所以自己应该取代汉朝。

    这听起来太过牵强，也太可笑，可是这段话却是在公孙述写给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的信里面，作为严肃的说辞的。刘秀也不含糊，他说，“代汉者当塗高”这个事情一定会有的，但是肯定不是你，你能解释“当塗”，那么“高”又是什么呢？看上去，好像刘秀在和公孙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刘秀是在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驳斥公孙述胡乱联系和天命有关的谶语为自己造势的行为。

    东汉建国以后，“代汉者当塗高”这句谶语没有就此绝迹，而是继续流传。无巧不成书，到了汉末军阀割据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皇帝瘾的军阀——袁术，他捡起了公孙述当年说过的话，说这个“当塗高”就是指他袁术的，所以他应该做皇帝。当时的军阀们，每个都想自己做皇帝，所以对袁术的这番话自然纷纷进行反驳，曹操甚至斥之为“冢中枯骨”。

    到了曹丕的时候，又要重新捡起被公孙述和袁术用过的这句谶语来了，不过曹丕和他的智囊们解释得倒是合理一些。“代汉者当塗高”，这个“当塗高”到底是什么呢？当时，在路上，有所谓“魏阙”，就是高大的瞭望台之类的东西。“魏阙”立在路上，而且很高，所以正是“当塗高”。当时，曹氏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曹操生前就被封“魏王”，所以人们听说之后恍然大悟，觉得这句流传了二百年的谶语终于到了应验的时候了。于是乎，曹丕有了“天命”，就差一个“禅让”的仪式了。

    在曹丕手下大臣的逼迫下，汉献帝终于“写下”（实际是曹丕的手下写好让他签字的）了退位并且禅让给魏王曹丕的诏书。这诏书在朝廷上宣布的时候，按照“禅让”的惯例，接受禅让者应该连续拒绝三次，而且每次还要把脸换一个方向站立。曹丕规规矩矩地执行这个惯例，接连推辞再三，说自己才德不够，怎能随便就接受禅让之类的话。但是大臣们纷纷叩头，并且说如果曹丕不接受禅让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之类的肉麻话来。最后，曹丕不再推辞，终于坐上皇位。

    接受禅让时候的“推辞”和大臣们“声泪俱下”的场景，不知道曹丕和他的心腹们排练过没有，反正根据历史的记载，是栩栩如生，好像真的是就应该顺应天命让曹丕做皇帝一样。这种表演已经完全没有了尧舜之间禅让的那种实质，而是完全落入形式主义，没有互相谦让的诚信，完全成了体现自己伟大与崇高的表演而已。但是，作为一场闹剧，禅让和天命还真的有其价值，那就是破除汉朝皇帝尸位素餐的时候还要继续做名义统治者的保护伞——天命。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去破坏另一种荒诞的方式，这也算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点。也许在今人看来，曹丕和他的大臣们的表演过于令人作呕，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可是一心一意把这场闹剧当做一场大戏来演出的。惟有这样，他才能获得名义上的统治权，才能拥有令人信服的权威，把实际的统治权和名义上的君主权合而为一。

    历史在不断重演，曹丕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司马炎也接受了曹魏皇帝的禅让。司马炎又是凭借什么来给自己造势、说自己拥有天命的呢？他依靠的是一个梦，那是人们互相传言当年曹操做过的一个梦，梦见“三马同槽而食”。据说曹操醒来之后十分不安，并且从此厌恶司马懿，还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

    这个梦到底存在不存在，谁都不知道，不过，梦境在古代，也可以作为一种征兆，来说明祸福的变迁。当年的晋文公重耳在和楚国进行城濮之战前曾经做梦，梦到楚王在吸自己的脑髓，他醒来之后问大臣，大臣说这是吉兆，然后解释了一番。结果两军交战，晋国使用“退避三舍”的策略，果然战胜了楚国。一般来说，统治者们的梦都是被当做上天的“托梦”体现天意的。曹操的这个梦，梦见三匹马，是什么呢？根据后来人的解释，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么这三匹马同槽又是什么意思？人们认为是司马懿父子三人独霸曹魏政权，马槽即是曹魏。

    现代人看来，梦境纯属虚妄的世界，不大可能是真的，但是古人相信，而且想出各种办法把光怪陆离的梦境作出解释。曹操的这个梦，是被记载在史书里面的，可见史书的作者认为这个梦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而是上天降给曹操的暗示。

    后来，司马懿父子掌控了曹魏政局，好事者到处宣传这个梦，司马懿父子对此不以为意，反而认为这个梦可以帮助他们争取到民心，便听之任之了。等到司马炎继承了司马昭的事业之后，马上和曹丕一样，迫不及待地宣布要曹魏皇帝“禅让”，当时的曹魏皇帝曹奂只得听从司马炎的摆布。司马炎这次就放肆得多，不但在“再三辞让”的时候表现得态度不诚恳，而且在最后答应接受禅让的时候显得过于匆忙，急于登上皇位。当然，在他夺取曹魏江山的时候，蜀汉和孙吴都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天命只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幌子，禅让也只是日常履行的手续而已，已经不再是什么大戏，只是玩闹一下而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