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末三国时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军阀们的势力消长、兴衰成败？毋庸置疑，是政策。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就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而，这些政策里面，哪个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是最根本的？

    经济政策很重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经济政策属于一个长线的政策，有了好的经济政策，要让势力强大起来、富足起来，至少要十年的时间，所以，经济政策虽然重要，但不是马上见成效的。经济政策可以常抓不懈，但是不能一抓见效。汉末三国是个什么时代？是个乱世，是个内外形势以加速度发展的乱世，长线只能保证长久的利益，却不能让你一下子充实自己，这个时候，短线的经营才是各个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那么，短线政策里面，有什么政策是最能唤起政权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军事政策？显然不是，军事政策只在一个具体的方面有效，其他无关的方面还是没有影响。那么是外交政策？同样，外交政策对内政来说影响不大，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政策才能称得上是短线中的法宝呢？

    是用人政策。用人政策关系到政权的各个方面，政权的各部门各环节都需要人才，而选用什么样的人才，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一个政权的用人政策如何，也能显示出这个政权的实力大小和开明程度，这才是扩大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所在。

    不同的用人政策，不但体现了不同的现实需要，更体现了具体的用人政策背后隐藏的人才观。人才观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只有在人才观工具化，成为人才政策的时候，才能看出点意思来。

    这些道理看似简单，但是在历史中，还真的不容易把握，不容易说得清楚。

    ）1.不以己长格物，不以道德度人

    人才不是商品，不能退回去重新生产，所以，人才选用的标准是复合性质的，既要考虑到人的才能，又要根据人的天生资质、品性来综合评估。

    月旦评与盖棺论

    什么是人才观？那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对人的才能的评估标准和态度。这本身是个模糊的东西，就像价值观、爱情观一样，属于“天地不言”的层次，也就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和观念而已，本身没有什么一二三四五的要点。一旦非要把它细化量化，那就变成形而下意义上的方案和细则了。

    另外，人才观也经常在变，它是个市场性很强的东西。社会上坏人多了，人才观就呼吁要好人；好人多了，就呼吁能人；能人多了，就呼吁圣人，不过圣人没多过，属于稀缺品种。

    把人说得和市场里面的东西一样，合理吗？合理不合理，不是我们能做结论的，因为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和市场商品好像还真的差别不太大。中国古代就有个传统，喜欢把人和马相提并论，比如“伯乐相马”，“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再比如“千金市骨”的故事。说得远一些，“马屁精”和“马仔”也算是人和马相提并论的例子了。

    相传著名的相马大师伯乐能够对马的品性、能力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从而为马估价，这种情况后来也为人才选用政策所吸取，在任用一个人的官职之前，先品评他的能力、性格、品德，然后根据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任用这个人，任用他做什么，这就是人才观的具体体现。这个具体体现，就是制订出方案和细则，把本来属于观念层次的对人才的看法变成国家政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非常实际的一部分，这就是人才观的工具化。这就和现在的国际认证一样，先根据一些科学的数据确定出标准，然后用标准去衡量，合格的就颁发证书，不合格的就吊销生产经营的许可。不过，人才不是商品，不能退回去重新生产，所以，人才选用的标准是复合性质的，既要考虑到人的才能，又要根据人的天生资质、品性来综合评估。

    东汉末年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让抽象的人才观本身发生了变革。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在职业道德上。地方行政长官随着权力的扩大，逐渐走上了分裂割据的道路，而被这些地方长官招募为幕僚、下属的人，因为受到长官提携，自然会和长官同心协力，而不管东汉的皇帝和朝廷怎么说。这样，名义上应该作为东汉政府臣民的地方属官和幕僚，却把地方长官当做他们的君主，这种“二重忠君观念”，实际上瓦解了原有的伦理道德，让抽象的忠君变成了具体的效忠上级。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的道德，比如忠孝，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既然成了空话，也就不必遵守，而以往被社会所看重的人品、情操这样的素质也慢慢无人注意了。不管一个人的品性怎么样，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发挥作用，就可以做官，甚至做高官。只要有严格的法律，再派能够严格执法的人监督，就不怕那些做官的人会闹出什么乱子。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在专业技能上。人才的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致，趋向职业化——这颇有现代社会的特征。春秋战国一直到西汉时期，很多的人才都是多面手，比如秦朝的丞相李斯，既是儒学学者，又是法律专家，还是书法高手。汉朝的丞相公孙弘，自己是儒学出身，还懂得一些黄老学问，并且对阴阳五行也有点研究，而他起家的职业，却是地方的一个小吏。但是，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官员职能分割的细致化，每个岗位都要求有专门的人才来负责，以前那种样样精通的人才也就少了，因为大家知道，只要学会一项本领，就可以做相关行业的官了，何必自己费心费力地学上好多本领、怀里揣着好几个不同专业的资格证书，像没头苍蝇一样地到处求职呢？

    这两个方面的人才观变革，概括起来，就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淡化职业道德约束。至于如何加强培训，如何淡化约束，那就是国家人才政策的事情，不是人才观这个观念形态所要做的事。

    不过，就是这观念上的变化，就已经让后来的军阀政权有了改革人才政策的蓝本。

    从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来看，董卓、袁绍、袁术、刘表这些军阀们，并没有重视已经发生变革的人才观，而是沿用过去的人才政策，或者干脆任人唯亲。他们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库存”的人才与所需的“型号”不一致，导致其政治机器无法高效运转；另一方面，在更新换代迅速的争霸时代，他们“库存”的不良人才大量“积压”并“过期”，造成“库存”虚假繁荣、后续储备严重不足的危机。

    曹操的“三卷天书”

    第一个认真地思考了当时发生了变化的人才观、改革人才政策并前后几次强调推行新的人才选拔标准的，是曹操。他前后三次颁布《求贤令》，在三道《令》的内容里，体现了他的人才观和人才选拔标准。为了直观起见，把他的三道《求贤令》分别转录如下：

    第一次，建安十五年（210年）春，颁布《唯才是举》令。内容为：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颁布。内容如下：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颁布。这次的内容显得更加直接：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以上三道《求贤令》，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十年，但基本思想不变，就是要举有才能者为官。而为什么曹操在十年之内三次发布《求贤令》呢？难道是他手下文臣谋士碌碌无为、武官战将无所建树吗？事实并不是这样，曹操手下的能人是当时三个割据政权里面最多的，无论从绝对的人才数量上，还是相对的人才水平上，或者具体的人才类型上，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大张旗鼓地求贤呢？颁布这三道《令》的实际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然是人才观的变革了。前面说过，由于时代现实的变化，造成了人才观的改变，即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淡化职业道德约束。这种改变，相当于把两汉时期推行察举制度下强调的品德重于才干的原则完全倒了过来。但是，察举制度无论在东汉时期产生了多么腐败的情况，它毕竟是影响了两汉几百年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坚持的原则、理念和具体的实施细则都已经深入到有做官愿望的士人心中。而在时代需要和社会形势已经发生大变化之后，察举制度的原则和程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推行新的人才政策以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人才，但是察举制度的社会影响依然存在，并且阻碍了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具有远见的领导者，曹操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连续发布政令表明自己选择人才的倾向，以期突出一种新的人才选拔理念，打破旧有察举制度的影响，为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制造舆论、争取支持。

    通观三道《求贤令》，可以看出其中的思想内涵既有大体上相同的部分，又有具体而言有所改变的部分。相同的部分，就是强调只要有才能就可以被征用，不必一定要是一个品德和才能上都十分完美的君子圣人才行。而具体上的变化，则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三道《求贤令》里面都曾以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作为例子，来说明“惟才是举”的理念。不过，第一道《令》中，他讲到的是陈平虽然有“盗嫂”的不良行为，但是还最终受到重用；第二道《求贤令》里，提出陈平虽然没有“笃行”，但却可以在吕后专权之后重新恢复西汉王室的权威，这对臣子来说，无疑是大功一件；第三道令文中，则宣称虽然陈平的名声不好，但最终还是成就了王侯之业，千载留名。可见，这三道法令一道比一道更加现实，更加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对新的人才观的宣传效果越来越显著。从强调陈平个人的被重用，到他对国家社稷的功劳，再到他个人依靠才能所获得的名利，越来越接近士人们的现实考虑，越来越和士人们的心态相一致。

    德行和功能的历史错位

    曹操不但在舆论上颁布三道《求贤令》宣扬自己的人才观，而且还在具体的人才招揽方面进行了实践工作。曹操手下著名的谋士荀彧，在推荐人才、选拔官员方面，执行了曹操的用人政策，可见，曹操在人才选拔方面，不但有舆论宣传和观念推广，还有具体的相应措施与之配套。除了颁布三道《求贤令》之外，他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强调人才选拔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在一道法令中，曹操更加明确地强调当时随着时局和形势的变化应该调整人才观念的重要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在这里，把人才观念和时局变迁联系起来，提出人才观念不应该一成不变，究竟是要看重德行还是重视才能，不是靠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决定的，而是要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因地制宜，加以调整。

    这种人才观念，十分具有实用主义的精神。在两汉的几百年之间，因为儒家学说的影响，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才观念上也是如此。儒家重视修养强调德行的原则成为人才观的主要内容，而且君臣百姓都认为这是千载不变的准则，是一个具有绝对性的尺度，何时何地都适用。而曹操则把人才观念放到具体的政局环境下对待，具有“相对论”的味道。这种“相对论”的思想，驳斥了儒家迂腐保守的人才观念，为自己广泛招纳才能之士作好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不但如此，曹操还有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不用自己的长处做规范和尺度，不用自己所长比别人所短，而是尽力地发现每个人的特长。这也是一种“相对论”的表现，认为人和人之间有差异，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要求一个人的素质面面俱到没有缺点。这也和以往的用人政策不同。以往的两汉政府用人政策，是要有特别才能的人做皇帝的耳目股肱，代替皇帝处理一些非常难办的事务，而曹操用人，不但选择可以担当重任、独当一面的人才，还选择可以踏踏实实做具体工作的官员。这就是为什么曹操本人善于用兵、富有韬略而又选任一些才智并不很高明的谋士在身边的原因，这些谋士或者做粮草运输和仓储工作，或者做前线和后方的信息沟通工作，或者做文书起草和总结工作，至于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出谋划策，却是他们的业余工作，并非正职。这种因才授职的做法，使曹操的手下可以人尽其才，不至于造成“产品积压”的问题，也不会出现“断档缺货”的尴尬。军阀们在中原进行争夺的战乱时期，各地的大小军阀大多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作为给养和军备。正是这样的做法，才让曹操能够避免了像董卓那样做一个骄横的权臣，也避免了像袁绍那样做一个对地方治理和军备建设毫无建树的霸主。

    清朝士人龚自珍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曹操没有怀着这种幻想消极等待，而是对原有的人才观进行变革，并且不以自己的长处作为衡量人才的尺度，“不拘一格收人才”，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报效。

    在具体的人才招募和收服上，曹操也能贯彻自己的思路，让想法和政策步调一致。

    他能够舍弃旧怨任用昔日的仇人，例如杀了他一子一侄的张绣，曹操并没有和他算旧账，而是按照他的才能予以录用。又比如在官渡之战前，陈琳为袁绍写檄文制造舆论，其中辱骂曹操为“赘阉遗丑”，这是曹操比较忌讳的问题。可是当袁氏战败之后，曹操没有因为陈琳对他的攻击而进行报复，而是十分爱惜陈琳的才干，既往不咎，予以重用。

    另外，曹操用人的不拘一格，还体现在他比较能够放弃出身和来路的成见，放手起用降将及出身低微的人。曹操手下的重臣中，于禁、乐进原本是行伍之间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军吏，而曹操能够破格提拔他们；而且部下的文臣武将，有不少是投降过来的，比如张辽、徐晃、贾诩等人，他们原来的君上或者为曹操所攻破，或者猜忌他们而不重用，但是曹操可以不计他们的出身来路，以才能作为惟一的准绳，给予他们极大的政治空间，让他们常年在自己的身边一同策划国家大计和军事战略，他们自然会感恩戴德，乐于效命。

    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曹操也比较喜欢那些可以和他“和而不同”的大臣，愿意听从他们提出的反面意见，甚至是完全否定自己做出的决策的意见。作为一个统治者，即使再聪明再明智，也不可能做到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得准确无误没有偏差。而自己一个人专断大政，则不如和臣下共同商讨，制订出最佳的方案来。曹操就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对具体政策执行上的不同意见比较宽容，而且还能够主动要求臣下提出不同见解来。在曹操准备北征三郡乌桓的时候，手下诸将都说，现在如果发兵去打乌桓，孤军深入，战线太长，而南方还不稳固，刘备必定会劝说刘表袭击我们的后方许昌，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变，就会悔之晚矣的。曹操对此不同意见比较重视，不过因为已经权衡了利弊，分析了力量对比，所以他坚持了攻打乌桓的计划。等到他胜利归来之后，对那些先前进谏劝阻自己的诸将，不但不加训斥，反而给予厚赏，对他们说：“孤家这次冒着危险去征伐乌桓，侥幸得以取胜，虽然战争胜利了，但这不过是上天的庇护啊，不能把这当做常规来作为典范。诸位对我的劝谏，实际上是保持稳定的万安之计，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地赏赐你们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希望你们不要难以启齿，还是应该当面说出你们的真实想法来。”曹操这样做，为的是让臣下知道，只要肯进谏，不管对不对，都应受到称许，以此鼓励臣下敢提反面意见。曹操甚至还专门下令，说自己肩负着辅佐汉献帝治理国家的重任，对自己的政策是否行之有效怀有疑虑，而且惟恐执政期间出现大的问题，所以要那些地方的官员承袭东汉末年以来对朝政得失进行评论的风气，无论对错都可以发表意见，说出自己执政的失误和过错。曹操摆出这样谦逊的姿态，自然会令其属下人才能够更好地发挥集思广益的长处，也会让更多人才认识到曹操的政权有着如此开明的政治气氛而前来投效。

    大风虽然势头猛烈，势不可挡，而大风往往起于不起眼的青萍之末。用人是一个政权的大问题，而用人政策如何，则需要统治者正确把握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人才观，并将其和自己的政府人才观结合起来，如此，方为正道。

    ）2.上门面试与跨国买断

    在几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一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事情，那属于防止人才流失，而刘备则主动上门面试，同样是重视人才，只是在人才使用的环节上不同而已。

    面试出来的基本国策

    一位IT行业的董事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企业的竞争就是实力的竞争，实力的竞争就是人的竞争。”此话十分准确。

    群雄争霸的汉末三国时期，说起来争夺的是地盘、人口，依靠的是军事、经济的力量，但这些说到底还都是靠着人的力量。没有一个贤明的统治者，没有一群有能力、有远见的大臣，就无法扩展实力、制定政策，更不要说逐鹿中原了。所以，三国时期的争夺，最激烈的还是对人才的争夺。

    以往的人才观念，强调的是君臣关系，都要臣下去投靠君主，没有君主主动去求臣下辅佐自己的。这是儒家礼法观念下尊卑观念的体现。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尊卑观念已经成为君主和人才之间增强了解互相联系的阻碍，不利于吸收人才，所以，有些统治者改变了做法，或者是亲自上门求见那些富有盛名的人才，或者是不远千里买断一个人才的仕途。

    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作战时，刘备被袁绍派往汝南一带活动，以扰乱曹操的后方。建安六年（201年），曹操打败袁绍后，亲自率军进击刘备，刘备逃到荆州，刘表令刘备屯驻新野，看守荆州的北门，以防曹操。从这时起，刘备在荆州居住达十年之久，也开始在荆州一带寻找能够辅佐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

    荆州靠近中原，情况比较安定，北方士大夫到这里避难的很多。刘表是一个徒有虚名而缺乏实际才干的人，他既不能利用曹操同袁氏交兵的机会袭取许都，又不能收用荆州土著及侨居的许多人才。刘表的无能，恰恰为刘备提供了发展势力、招募人才的便利条件。当刘备来到荆州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备本人深切认识到自己所以屡遭挫败，主要是由于没有优秀的参谋人员，所以对访求人才，十分注意。当时襄阳有一个名士司马徽，擅长识别人才，人称“水镜”。备找他访问天下大计。司马徽自称“儒生俗士，不识时务”。而在备面前夸奖号称“卧龙”和“凤雏”的两个年轻俊杰。刘备问是谁？他说就是诸葛亮和庞统。当时，刘备在过了多年没有智囊的日子之后，已经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颇有谋略的徐庶辅佐。在徐庶的帮助下，刘备的力量发展走上了正轨，很有起色，刘备十分欣赏他。而徐庶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并称诸葛亮好比是潜伏在人世间的龙一样，只要遇到能够重用他的君主，必将大有作为。两人不约而同的介绍，自然引起了刘备的深切关注，他立即对徐庶说：“你可以去找诸葛亮，把他给带回来。”徐庶说：“这样是不行的。诸葛亮这个人，需要亲自去上门访谈，而不能对他摆架子让他委屈地来投靠你。我看，将军您还是自己直接上门拜访，看望他，顺便看看他的才能是否符合您的需要。”徐庶自从跟随刘备以后，极为刘备所器重，刘备相信他都有点达到迷信的程度了。他这样称赞诸葛亮的才能和风格，怎能不引起刘备对诸葛亮的倾慕和向往呢！更何况，刘备手下向来缺少像样的谋士文臣，有诸葛亮这样有名气而且据说有才能的人在，按刘备的性格，怎么会失之交臂呢？于是刘备郑重而谦逊地前往隆中求见诸葛亮。第一次没有见到，第二次又落了空，不过这两次遇到了诸葛亮的几个朋友，和刘备交谈得也很高兴，并且从他们口中，刘备知道了诸葛亮确实才能很高，自称可以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乐毅相比。到第三次拜访，刘备才终于见到了诸葛亮本人。

    相见之后，刘备说：“现在汉朝的江山已经接近崩溃了，而曹操这个奸臣窃取了国家的大权，让皇帝受到他的挟制而蒙羞。我虽然势单力薄，但是我想要不自量力地用自己的力量去和奸臣抗衡，为天下伸张正义。只可惜我个人的智慧不足，能力不够，所以只能马马虎虎地到处奔走，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现在我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实力，但是我的志向还没有达到，非常不甘心，听说诸葛先生您是个高人，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帮助我消灭曹操，恢复汉朝江山的本色？”

    后人都说，刘备这是谦虚的表现，以皇叔的身份向一个二三十岁未出茅庐的青年人请教，可见他的用心多么诚恳。我倒觉得，刘备这番话说得十分高明，恰恰符合他的身份。要知道，刘备一生工于心计，善于使用纵横家所擅长的诈术言论，他虽然从各个方面听到关于诸葛亮十分具有才能的消息，但是心中其实并不放心，所以才会在一见面就问如此重要的问题的。

    刘备为什么不放心呢？他怕诸葛亮故意制造名声为自己包装，而通过包装制造出名声，又正是刘备的老本行，他通过不断的宣传，终于让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是西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之后，是货真价实的大汉皇叔，所以见到很多人夸奖诸葛亮，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他可是生怕遇到一个同行，请了一个没有能力的李鬼回去做军师。从人才招募的角度来看，刘备提出这么大的问题来“求教”，实际意思是要考考诸葛亮，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本事。不然，为什么刘备见面之后不问些家常的话或者诸葛亮对荆州一带的看法呢？也许你会说，刘备是着急，急于建功立业，所以才会见面就问。我看这种可能性根本没有，如果刘备真的着急，就会在第一次来找诸葛亮未果之后马上驻扎在诸葛亮家旁边等待，而不是回去等个十天半月再来，他根本不急于拯救天下，而是急着对诸葛亮作个面试招聘。

    刘备的上门招聘，用温情脉脉的形式，展开了对诸葛亮的盘问。那么，诸葛亮对此是否知情呢？他当然应该知道。诸葛亮虽然人在南阳，但是对当时的天下形势、名人都了如指掌。刘备也算是一个有名的人，号称大汉皇叔，但是被打得到处逃跑，一边跑一边找新东家落脚，而且对人十分不诚恳，吕布被曹操抓住之后曾劝他求情，结果他反而对曹操说吕布该杀，气得吕布大骂他是背信弃义的“大耳儿”。所以，诸葛亮对刘备的问话还是回答得十分谨慎，就如今天的招聘面试中，应聘者面对考官时侃侃而谈一样。

    诸葛亮在回答的时候，着重分析时局，从时局的变迁和政治的兴废作为出发点，阐明他的建国理念。他先用曹操打败袁绍的事例，说明只要措置得当，弱者也可以变强。然后指出现在曹操强大，一时难同他死打硬拼。江东的孙权亦无隙可击，只能利用孙权，共同对付曹操。接着，诸葛亮又对刘备所处的地域形势作了分析，认为荆州刘表、益州刘璋都是凡庸之辈，难以守住基业。他们下边的智能之士，都想另择明君。诸葛亮肯定了刘备具有皇族身份这一十分具有政治号召力的条件，以及刘备在政坛打拼多年，是天下名人的事实（对刘备本人的这番定位，也是作为应聘者的诸葛亮为了讨好考官所做的表现）。同时，诸葛亮对刘备日后的发展道路作出了规划，提出应先取荆、益两州，和孙权结盟合作稳定后方，然后再图曹氏的战略部署。

    可以说，诸葛亮的回答，是刘备本人都没想到的，因为诸葛亮一个青年，竟然对时局了解有如成名的政客，而对政局的分析，也是细致入微，并且能够结合刘备本人的特点，为他量身定做出一整套建国方案。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这是信息灵通的结果。刘备前后来了三次，诸葛亮怎么会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刘备的来意，而且知道他迟早还会再来，诸葛亮定然会作一番准备，来接受刘备的面试。可见，虽然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号称关系融洽如同鱼水，但是在相见初期也彼此玩起心计，一个为了招聘到好的人才，一个为了让考官满意顺利通过招聘。——可能您又要问，既然面试这么困难，而且刘备当时没什么势力，诸葛亮为什么还要作这么好的准备呢，难道不怕付出多回报少吗？他当然不怕，因为在哪个政权进行面试都不容易，而且如果去曹操的手下，和那么多优秀人才竞争，恐怕难以谋得好职位，刘备虽然当时没有什么势力，但是刘备的名声很大，而且他善用纵横之术，诸葛亮也是能看出来的，所以，诸葛亮对刘备怀有信心。其实，诸葛亮就算通过了面试，也不一定就要去刘备那里工作，通过面试，自己的名声打响，也利于在其他政权求职的。

    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回答，心中非常佩服，连声称善。这称赞是刘备发自内心的，他既有久旱逢甘霖的快乐，又有遇到知音的感动。刘备当时寄人篱下，没有什么权势，但是他聘请诸葛亮做自己的私人顾问。诸葛亮也明白刘备当时没有什么地盘，但刘备一下子就要求自己做他的顾问，商议时局变化大政方针，明显是对自己的器重和信任。所以，诸葛亮也就跟从了刘备，到了新野。此后一段时间内，刘备和诸葛亮经常谈论国家大事，虽然诸葛亮一时之间没有具体的职务——也许这就相当于录用之后的试用期——但是他和刘备的互相了解增加了，刘备也更加倚重他，几乎对他言听计从，二人的交情一日好过一日。可是在诸葛亮到来之前，刘备的心腹是关羽、张飞，他们不相信诸葛亮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会有多么大的本领，刘备对他们解释说：“我有了诸葛亮，就如鱼得水，终于找到感觉了。希望你们以后别再对他有什么不客气的话吧。”刘备之所以这么肯定地回答关羽、张飞二人的疑问，因为他对自己的上门面试十分满意，觉得这个办法很成功。在几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一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事情，那属于防止人才流失，而刘备则主动上门面试，同样是重视人才，只是在人才使用的环节上不同而已。

    诸葛亮的言谈和抱负让刘备折服，刘备这个大纵横家终于发现了可以帮他摆脱靠避难求生路的日子的人，所以对诸葛亮很是重视，在他的势力强大之后，也终于没有辜负诸葛亮在他式微时追随的情义，让诸葛亮做了蜀汉政权内政外交的首席执政官。

    先买断再任命

    有的时候，一些优秀的人才不在自己的统辖范围，通过直接方式很难把他们招到帐下，而他们一旦被敌国所用，就会后患无穷。所以，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或者直接联系本人进行拉拢，或者挖墙脚获取人才，总之，在跨国的人才选拔中，买断是首选的办法，先买断，再任命，即使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也会让敌国失去一个人才。

    曹操在跨国买断人才的问题上，取得过重大成绩，而且差点通过买断人才挖断了刘备集团的命根。为什么呢？因为刘备多年的逃命生活中，没有一个真正贴心的、有才能的谋士，只有张飞、关羽这样武略见长而文治逊色的人跟随左右。直到他投奔刘表、落脚新野之后，才遇到了徐庶。

    徐庶是汝南颖川一带的士人，在东汉时期，汝南和颖川是出人才的地方，好像“将军县”一样，很多在汉末和三国时期大有作为的谋士文臣和名士领袖都出自这片土地。徐庶出身于这里，自然也很有才能，尤其擅长兵法和内政。刘备在潦倒的时候遇到了徐庶这个人才，自然委以重任，并且十分信任徐庶。刘备身边的人，除了亲属之外，关羽、张飞这样的亲信也只是骁勇而已，没有韬略，而刘备本人虽然有权谋，但对于用兵和治理国家也是差强人意。徐庶到了刘备手下，出现了鹤立鸡群的景象，而且徐庶待人随和，于是深得刘备的尊重。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担心，他一来害怕刘备会在徐庶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和自己对抗，二来害怕徐庶把汝南颖川一带的英雄豪杰全部拉到刘备的帐下。而这两点之中，第二方面的可能性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打算对徐庶这个人才进行跨国买断，想把刘备集团兴起的火种一举扑灭。

    曹操当时已经率领军队南征，他先派手下和徐庶联系，希望徐庶能够“弃暗投明”，成为曹操的臣子。徐庶没有同意，他认为曹操不是一个适合自己辅佐的人，所以婉言谢绝了。曹操如此再三，也没有打动徐庶。最后，曹操只得釜底抽薪，派军队绑架了徐庶的母亲。徐庶是个非常孝顺母亲的人，他听说母亲被曹操所擒，心急如焚，跑到刘备那里，对刘备说：“我现在内心已经方寸大乱，没有任何的对策了，曹操只是要我投靠他，并没有希望我给他出谋划策，他之所以这样，不是为了壮大自己，而是为了打击主公您，但母亲在曹操手中，我不得不去，否则我会抱憾终生。”徐庶离开了刘备，成了曹操的部下。

    从原则上，无论是上门面试，还是跨国买断，都打破了旧有的君臣尊卑之别，体现了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有统治者的倡导，社会上对才能的重视自然不断加强，社会人才观和政府人才观开始走向合流。

    ）3.伯乐和良马的互动双赢

    作为人才的使用者孙权和作为人才的鲁肃之间互动的走向双赢的过程里有一种互相倚重、互相勉励的精神和相互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这使得孙吴政权能够立国兴邦，最终走向三国鼎立的道路。

    良马跑出的伯乐生涯

    人才受到重用，一般被称为是遇到了“伯乐”，而有的时候，有才能的人却难以施展抱负，所以唐朝的韩愈会感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显然，韩愈把人才和用人区分开来，把君主的用人政策当做了君主的人才观。

    实际上，君臣关系、用人态度等问题，都不是君主单方面的事情。政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一个人搞不成政治，光杆司令根本无法建立一个政权。君臣关系，就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或者在性格上适应，或者在政治目标上适应，或者在某一具体政策上适应。适应是双方的，是一个互动的存在，这一点在任何政权中都是常理，只不过在和平的年代，适应是主流，所以反而不被人们重视，到了乱世，适应性的问题才突出出来。

    太平盛世的环境下，人们觉得君主要善于发现人才，人才并不需要表现自己或者和君上进行联系，所以，唐代选拔官员，直接说是“选人”，好像和选秀女没有什么区别一样，都是上级单方面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太平盛世下，国家是统一的，人才无论在哪里，要做的都是国家的官，国家只有一个，人才却有成千上万，于是，参与国家政权的资格，就变成了稀缺资源，相对而言，人才就是比较饱和的常数了。国家作为买方，自然有选择作为卖方的人才的大权，人才却只能有两个选择——做官，或是不做。所以，大一统的时代，在人才选拔上，是卖方市场，而卖方市场又是以国家政权的人才需求作为出路的，所以在互相选择的问题上，十分不平等，没有互动，只有封建王朝对人才录用的垄断。

    乱世就不同了，政权不止一个，可以供人才自由选择，这样一来，大一统状态下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向了乱世的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并存的局面。当买方所控制的资源不再稀缺时，平等选择就有了可能性，而垄断被打破之后，在自由选择的状态下，政治、人才等资源的配置就会走向优化。某一个政权和某一些人才在自由选择之后，君臣之间进行互动交流，政权因采纳了人才的建议而日趋强大，人才因在政权中受到重用而名利双收，达到双赢的状态，是乱世中政权的理想状态。

    孙吴政权在孙策军事征服江东之后建立，江东本身人才便没有中原多，再加上孙策执政时期的强硬态度，使孙吴政权的人才比较匮乏，孙策时期真正举足轻重的文武大臣，只有张昭、周瑜、太史慈几个人而已。孙权即位之后，着力进行文治，也注重打开局面，广泛网罗人才。事实上，孙权是成功的，在孙吴政权存在的几十年间，最重要的一批大臣，大多是在孙权执政时归入孙吴政权的。

    孙权接掌政权的时候，在人才的储备上，孙策渡江时期的人才已经所剩无几，创业大臣的子孙能力普遍不高，无法委以重任，江东大族和孙吴政权进行着冷战对峙，所以，孙权面前摆着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人才花名册。如何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士人们对孙吴政权是不大买账的，因为孙策当年以高压政策巩固统治，杀了很多士人，孙权上台之后，能否改变孙吴政权“白色恐怖”的形象，是十分关键的。

    孙权非常想改变这种为人才所抛弃的被动局面，他也知道，当下最关键的，莫过于营造出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而周瑜对鲁肃的劝说，正是孙吴政权的破冰之旅。

    鲁肃和周瑜的关系不错，周瑜又在孙策手下得到重用，所以，在政权内部缺乏人才时，周瑜就想到把鲁肃介绍进来共图大计。鲁肃为人豪爽，家境良好，所以不必为生计发愁，他做官还是不做，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让自己的人生锦上添花，而不是混饭吃。因此，鲁肃求职的起点比较高，加上他平时乐善好施，在江淮一带颇有影响，周瑜就认为，如果要说服了鲁肃，一定会让孙吴政权既能得到鲁肃这个非常之才，又能对外改善形象。

    周瑜先是把鲁肃的母亲接到了孙吴这边，让鲁肃不得不和自己进行协商，而当时恰好赶上孙策遇刺身亡，鲁肃怕江东的大家族趁机对孙氏集团发难而殃及池鱼，所以踌躇不前，不愿马上前往。周瑜此时按照孙权的既定方针，对鲁肃说：

    “当年汉光武帝的大功臣马援说过，‘现在的时代，不但君主要选择臣子，臣子也要选择君主’。

    “现在我们主公孙权喜欢亲近贤才，招纳士人，对有特殊能力和突出才干的人也十分重视，都收录在帐下。

    “而且我听那些先知先觉的人说，能够代替汉朝政权的真命天子必将出现在东南，从形势来看，孙权正属于这样的人物，请仔细考虑考虑。”

    如果按照正统的君臣观念来看周瑜这番话，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他不但没有强调自己政权的惟一合法性，而且还告诉鲁肃他可以随便选择在当时任何一个军阀的手下做事，只不过是选择正确与否而已。而且，周瑜当着一个不知以后去向如何身份如何的鲁肃，评论自己的君上，也不是人臣之道。但是，这番话，恰恰是在孙权的授意和授权下说出的。

    周瑜这番话，里面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使用马援对光武帝刘秀说过的话来说明臣子选择君主的自由，意在说明自己劝鲁肃来孙吴不是强买强卖，而是帮助鲁肃选择君主；第二层意思，是把孙权对待人才的态度和任用人才的风格介绍给鲁肃，让鲁肃心中有数；第三层意思，是用那些子虚乌有的天命说法来劝说鲁肃，告诉他要选择一个有前途的君主，那就是孙权。

    周瑜的第一层意思，引用了马援的话，告诉鲁肃，现在是双向选择的时代，不但君主要选择大臣，大臣也要选择君主，必须慎重才行。马援当年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自称皇帝的时候，一时间各地反莽武装群起，各有名号，俨然一个个独立的政权，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和三国时期非常相似，都是中央失势而地方豪强军阀并立的时代。周瑜引用马援的话，一是为了告诉鲁肃，眼下的时代和刘秀起兵时的情况并无不同，都是群雄纷争的年代；二是为了让鲁肃认识到“臣择君”的重要性。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果选择君主时出现了失误，将会影响一生甚至是子孙的发展。可以说，周瑜用马援的话，把劝说鲁肃投靠孙吴这一政治目的先放在为鲁肃个人前途着想的起跑线上，并且设身处地提出乱世中君臣互动适应的重要性，自然会让鲁肃产生听下去的欲望，因为鲁肃也想要从周瑜那里获得一些信息，知道他对当时各地军阀的评判，好决定自己的归宿。

    周瑜的第二层意思，正是从为鲁肃着想这个出发点开始阐发的。他没有直接告诉鲁肃大臣选择君主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君主，而是对孙权的用人特点进行了概括分析，意在说明孙权是个值得效命的君主。如果说第一层意思里面周瑜用马援的话让鲁肃产生了共鸣，那么第二层意思里面，周瑜又单刀直入地向鲁肃推荐孙权这一君主，则是以第一层意思为伏兵的基础上，语言策略的“阵型变化”。

    但是，仅仅说孙权重视人才，在鲁肃心中，分量还是不够的。当时的曹操，已经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颇有君临天下的气概，相比之下，其他的地方势力多少都有些底气不足。所以，周瑜还需要渲染一些能够让鲁肃作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周瑜话中的第三层意思——用“天命”的说法抬高孙权，称他为将来要取代汉朝的新君主。可以说，周瑜的个人关系，孙权的用人政策和本来子虚乌有的“天命”结合在一起，最终使鲁肃决定投奔孙权。

    鲁肃选择孙吴政权，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对孙吴政权来说，这是孙策去世之后，在招收人才、稳定内部士人之心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孙权本人来说，他得到了鲁肃这样一个能够为他指点大局的臣子；对孙吴的文武群臣来说，这是第一代文武组合周瑜和张昭之后，出现的具有发展潜力的核心人物；对孙吴统治下的江东大族来说，这是一个孙吴政权重视士人、愿意和长江一带士人交好的信号。在这几层的重要性基础上，鲁肃成为孙权执政后仅次于周瑜的重臣，这是孙吴政权给予鲁肃来投奔的信任，而鲁肃为孙权献计献策，孙权几乎言听计从，孙权对鲁肃的一些缺点也能大度宽容，使鲁肃更加尽心尽力为孙吴国家政事服务。鲁肃这匹千里马的功劳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孙权这个伯乐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多。

    具体来说，鲁肃进入孙吴政权之后，立即和孙权进行会谈，在会谈中，鲁肃提出了孙吴政权日后的发展方向。在孙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可以和蜀汉政权的“隆中对”相比拟的立国方针。当时孙权刚刚见到鲁肃，寒暄了一阵之后，便屏退左右，和鲁肃进行秘密磋商。

    孙权问鲁肃：“现在汉朝统治已经接近倾覆的境地，四方诸侯连年征战不休，我继承了父亲和兄长的事业，想要成为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辅佐周天子而名垂青史的人物。您现在既然来到我这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辅佐我成就心中的事业？”

    鲁肃不假思索，回答说：“当年汉高祖刘邦想要辅佐义帝楚怀王，但最后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他还是自己做了皇帝，这都是因为西楚霸王项羽残害楚怀王的结果。现在的曹操，就如同当年的项羽，他既然如此暴虐，您又何必仅仅想做一个齐桓公或者晋文公呢？按照我的看法，现在汉朝已经是不可能复兴了，曹操也不可能在一日之间除掉。为了您的大业着想，我们现在惟有在江东经营，据鼎足之势在手，观望天下局势的发展。现在北方的战乱很多，我们可以乘着他们的纷争，剿灭江北的黄祖，进而攻打刘表，一直把势力扩展到长江的尽头（上游）去，然后再进行称帝的计划，这正和汉高祖的事业相似啊。”

    鲁肃的这个计划十分具有远见，他认为无论是要保有长江天险抵御北方强大的曹操势力，还是进而北上中原争夺天下，都必须控制长江的中上游，让江东政权所占据的长江天险作为一道防线真正做到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具有广阔的后方和可以几路出兵的进攻路线。当时，孙吴虽然号称有长江天险在手，但实际上只是具有扬州一带的长江沿线而已，而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分别处在刘表和刘璋的统治下。鲁肃看到了占据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性，也看出了刘表和刘璋统治的昏庸暗弱，所以建议孙权对这两个地方下手，切中了要害，又看到了未来。可惜的是孙权当时没有马上接受鲁肃的意见，因为当时他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考验，就是如何整合江东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权基础。不过，他对鲁肃的这个立国方针心中有数，更加尊敬鲁肃，无论是大臣们私下打小报告说鲁肃的坏话，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鲁肃与其他大臣意见不同，孙权的立场都站在鲁肃的一边。

    到了刘表去世之后，鲁肃再次提出要夺取荆州作为下一步攻占益州的基础。此时孙权在江东内部已经基本和各派政治力量达成了谅解，所以马上派鲁肃去经营此事，不过刘备已经介入了荆州的内部斗争，所以，鲁肃这次没有夺下荆州，而是带回了诸葛亮，为共同抗击曹操进行商谈。可以说，孙刘联盟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鲁肃在孙权面前的努力，否则，以刘备的区区势力，孙权是不可能和他建立同盟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孙权对鲁肃的倚重和信任。

    无独有偶，在赤壁之战胜利后，孙权接见鲁肃的时候，持鞍下马迎接，他笑着问鲁肃：“这样显出你在我手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了吧？”鲁肃竟然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不，这还不够呢！”众人听了之后都十分惊诧。落座之后，鲁肃才徐徐回答说：“希望主公您能够一统天下，建立帝业，到时候来接见微臣，微臣才真的算是不可动摇呢。”孙权听了之后抚掌大笑。孙权和鲁肃之间这一问一答，可以看出孙权对鲁肃的看重，以及鲁肃对孙权的期望。君臣之间可以这样开诚布公，而且能够互相勉励，这正是作为人才的使用者孙权和作为人才的鲁肃之间互动的走向双赢的过程。正是因为有这种互相倚重、互相勉励的精神和相互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孙吴政权才能够立国兴邦，最终走向三国鼎立的道路。

    伯乐策划的良马之路

    伯乐和千里马的互动，除了上面这种君主对有才能的大臣重用、优待，大臣对君主尽力辅佐，君臣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勉励的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毕竟，上面那种孙权和鲁肃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鲁肃本人在投奔孙权之前就具有很高的个人素质和韬略的基础上，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各方面的特长，并且有相关的工作经验。那么，对于不具备这些特长但有发展潜力和前途的“新人”来说，如何实现伯乐和千里马的双赢呢？

    君主们都喜欢任用有经验有能力的大臣，因为这不需要更多的培训投入，但任何人都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的，如果只是为了短期的收效，不重视培养人才，不注重训练千里马，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会再有千里马了。所以，对于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人才来说，也许他们没有经验，但是君主也要尽力去发现、发掘，甚至培养、锻炼他们在某方面的才能，才能让“丑小鸭”变成天鹅，让小马驹变成千里马。

    孙权手下的大将吕蒙，就是由孙权这个伯乐培养出的千里马。吕蒙出身军旅，跟随孙权到处征战，没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所以他只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武将，虽然曾经在周瑜的指挥下，在赤壁大战中取得了显赫的战功，但只是一个作战勇猛的将领，还不能成为指挥大军的将帅，更不要说做出将入相的全面人才了。

    孙权看出吕蒙十分具有发展潜力，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决心培养吕蒙，做日后孙吴政权的重臣。有一次，他对吕蒙和蒋钦说：“你们现在都掌握着重要的军政事务，应该多多学习，增加自己的学养。”吕蒙对孙权的这个建议不大理解，因为他还是把自己当成武将，没想过做军事统帅，更没想过做讨论国家大政的重臣，他回答孙权说：“现在我管理军队，总是为了事务过多而感到疲惫，恐怕没有时间去读书。”孙权继续劝说吕蒙，告诉他：“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你们去精心研读那些经典做一个儒学大师，只不过想让你们涉猎一些文化知识，从历史中获得经验而已。你说你的军务繁忙，恐怕没有我的事务多吧？我小的时候读过各种儒家经典，就是对《周易》没什么专门的阅读。等到执政之后，读了《史记》等历史书籍，从中获得了统治经验，又读了一些兵书，对安排军事部署也有帮助。像你们两个人，聪明又有悟性，只要肯学，必定会有收效，为什么不读书呢？应该赶快去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这些书。孔子曾经说过，整天不吃饭不睡觉去思考问题，没有任何好处，不如去学习。汉光武帝在军旅之中还能时时手不释卷。就说我们的大对头曹操，他也自称虽然自己年纪大了，还是喜欢读书。你们为什么不能勉励自己去学习多一些的知识呢？”

    吕蒙听到孙权用孔子、汉光武帝、曹操的事迹来鼓励自己，也明白了孙权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可以出将入相的人才，于是开始发愤读书，虽然基础不好，但孜孜不倦。后来鲁肃做了孙吴政权的军事主帅，在经过吕蒙驻地的时候和他交谈，吕蒙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不时地引经据典，让鲁肃大吃一惊，觉得吕蒙再也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只知道厮杀的毛头小子了。吕蒙回答鲁肃说，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吕蒙之所以会进行学习提高素质，是和孙权这个伯乐对他个人才能的发掘和培养有关的。孙权抓住了吕蒙聪明有悟性的特点，劝导吕蒙加强自身素质，并且用古今名人的例子勉励他，吕蒙终于致力于学习，并且能够按照孙权的意愿，学以致用。君臣之间的这种默契，是孙权发现吕蒙这匹千里马的基础，也是吕蒙从不起眼的武将发展成出色大臣的基础。后来，吕蒙为鲁肃提出制约和打击刘备在荆州军事力量的五条建议，并且亲自指挥了孙吴政权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袭击关羽，夺取荆州，为孙吴政权控制整个长江防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他本人也以韬略而著称于世，成为鲁肃之后的孙吴军事统帅，并且为孙权献计献策，真正成了一匹驰骋在孙吴政坛的宝马。

    ）4.用两双眼睛看三国

    青白眼阮籍每次见到执政的司马氏时，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翻白眼，反而是摆出臣子的姿态来，偶尔有对司马氏不满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用白眼去蔑视，而是自称喝醉不能拜见，这样一来，他这种暧昧含糊的立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乱世的暧昧摇摆

    “竹林七贤”是乱世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原本都是学习儒家经典出身，但因为时局的纷乱，这个原本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的群体分崩离析，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道路，这样，几种不同类型的士人并存于这个群体之中，让这七个人成为乱世黑夜中的活标本。

    一提起“竹林七贤”，首先被想到的往往是阮籍、嵇康或者刘伶。在通俗的历史中，刘伶的出名，是因为喝酒，而且经过后代市井小说的加工，刘伶喝杜康而醉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以至于鲁迅还在文章中提起他“我死即埋”的名言并加以辩驳。而阮籍和嵇康，则是因为历史记载里面那些关于他们的“文采风流”的内容，比如嵇康在临刑之前所说的“广陵散自是绝矣”，和阮籍那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刘伶、阮籍和嵇康在后人的历史记载里面，已经变成了八仙那样超凡入圣的人物，好像他们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都会采用那种生活状态。显然，后人只记住了竹林七贤的韵事，而忽略了他们所生活的乱世，正是因为乱世的纷扰，才让他们活得十分无奈，又要在无奈之中苦中作乐。

    以“文化散文”而著称于世的散文家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里，写了一篇和阮籍、嵇康有关的《遥远的绝响》，来抒发他对魏晋风度那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感情。其中，他很是动感情地对阮籍的生命情怀作了阐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个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至。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余秋雨的这种叙述，十分煽情，而他对阮籍的猜测，毫无根据。实际上，阮籍的哭，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抽象”。《晋书·阮籍传》里，一开篇便有这样的一段：“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对一个有“济世”的远大志向的人来说，因为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原因，客观上没有机会、主观上没有胆量去施展抱负，这不异于在真正美好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草草结束了——何况，阮籍又是一个十分有才华和学识的人。

    余秋雨所讲的那段故事，《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乍一看来，这几个例子都是对阮籍蔑视礼法的描述。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几件事的不同。和嫂子道别，醉卧酒家少妇身旁，是阮籍洒脱不羁的表现，在这里，阮籍是有着他漠视礼法的对象的，一是自家的嫂嫂，一是邻居的少妇，她们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都是作为阮籍不拘礼教的映衬而存在的。可是，要知道，在阮籍生活的三国时代，这些“男女之妨”根本是一纸空文而已，曹操在他的《求贤令》里面就明确指出，虽然西汉著名的丞相陈平有“盗嫂”之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名垂青史的功臣，既然法令都对此表示认可，那么阮籍又何必“守”什么礼法呢？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他没有礼法可守。

    而为兵家少女而哭，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阮籍从未见过她，和她的家人也没有任何往来，却因为她韶华早逝而痛哭，单从这段话来看，很难理解。不过，结合前面阮籍的身世来看，就能够看出，阮籍去哭那个“有才色”的少女，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落泪。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正当妙龄的女子来说，还没有出嫁就死去，就如花儿刚刚开放便凋谢一般，而且那还是一个美丽而又有才华的女孩子。

    有才华的人无处施展，生命虽未结束，但已黯淡；美丽的生命还未出嫁便香消玉殒，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已永远不可能到来了。阮籍感觉那个早夭的女孩子的遭遇和他自己非常相似，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而移情，把自己心中的愤懑与悲伤在死者的灵前倾泄无遗。

    面对的是一个不再鲜活的生命，想到的是自己无法直面的人生，所哭的，是那个女孩子没有得到的，所叹的，是自己和那女孩子一样的经历。然而，阮籍哭过之后，没有其他行动，还是和以往一样每天喝酒，得过且过。

    阮籍得过且过的一个特征是“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便对人家翻白眼，见到不拘礼法、谈吐非凡的人，则以青眼对之，由此表现自己“飘然思不群”的心理。但是，翻翻眼睛虽然能引起那些以礼法自居的人不满，但是毕竟没有落下什么口实，统治者也不好因此治罪于他，更何况，他每次见到执政的司马氏时，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翻白眼，反而是摆出臣子的姿态来，偶尔有对司马氏不满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用白眼去蔑视，而是自称喝醉不能拜见，这样一来，他这种暧昧含糊的立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当时的掌权者司马昭非常赏识阮籍，想让他做大官，他都婉言谢绝了，司马昭想和阮籍联姻，也被阮籍以醉酒作为借口挡住了。不过，阮籍也不是一味地消极避世，当时曹魏政权内部有拥立司马昭进行改朝换代的呼声，而配合这一行动，群臣上达给司马昭的“劝进表”就出自阮籍之手。阮籍没有远离政治，而是在和政治玩太极拳，在双眼哭红也没看到光明的时候，他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去“苟全性命于乱世”。

    少数派的悲歌

    相比之下，嵇康的立场就坚定得多。嵇康对司马氏父子掌权十分不满，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嵇康和曹魏的皇室有姻亲关系，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表面上提倡儒家的礼法道德，实际上则“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一切为了自己掌权而运用权谋，把儒家的伦理价值玩弄于股掌之上。

    作为深受儒家经典影响的士人，嵇康自然十分不满，而且，嵇康还是一个性格特别偏激的人，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就一定要说出来，所以当时的著名隐士孙登曾经说嵇康性格过于刚烈，早晚会因此而获罪。结果，嵇康先是拒绝了司马昭的招募，不出去做官，而且还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把推荐他做官的山涛奚落一番，进而对司马昭指桑骂槐。

    因为讨厌司马懿父子三人打着儒家的幌子行弄权之实，嵇康采用了更为偏激的办法进行抵抗。既然儒家这个思想资源被司马懿父子霸占成为他们手中的“宣传单”，嵇康便不得不与此划清界限，他公然宣称要“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还把一向和儒家思想分庭抗礼的道家老庄思想拿来作为自己对抗司马懿父子思想控制的武器，宣称自己十分仰慕“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表现了对老子和庄子的佩服，甚至更直接地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并表示自己“不涉轻学”，所以不守礼法。

    如果仅仅是自己不守礼法，还没有什么，执政的司马昭个人性格比较温和，还能够忍受那些行为放荡的士人，要命的是，嵇康不但自己不守礼法，而且还专门给礼法作了概括分析，号召别人也不要遵守礼法。他说，世俗礼法有七种不堪，还有两种十分难容于为人本性的内容，这合在一起，可以称为礼法的“九患”。嵇康是当时的名士，他的主张一提出，马上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司马昭所不能接受的。要知道，有一两个不守礼法的士人存在，是可以作为执政者宽容大度的宣传品的，而且还可以为严守礼法的朝廷带来一些有生气有活力的点缀，所以，司马昭对嵇康个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嵇康却大张旗鼓地宣称礼法的害处，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是什么？名教就是东汉以来变成那些烦琐礼法的儒家学说，嵇康要推倒名教，就相当于要推翻司马懿父子赖以建立统治秩序的思想基础，司马昭岂能不闻不问？也因为这样，嵇康的罪过，就从一个单纯的个人行为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了。

    有的记载上说，嵇康被杀，是因为钟会的诽谤。这里还有段故事，说钟会听说嵇康的大名，非常想结交嵇康，但是他到了嵇康的住所，看到嵇康正在打铁——这对嵇康来说，是一种健身活动，也是一种表示和其他士人不同的表演——钟会就在旁边看着，后来见嵇康没有见他的意思，就转身要走，这时候嵇康突然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后来，钟会回去就因为被嵇康冷落的事情而心怀怨气，向司马昭进谗言，促成了嵇康的被杀。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嵇康在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名士，司马昭也知道他的事迹性情，之所以一直没有处理嵇康，就是因为司马昭觉得他的个人行为不妨碍统治，既然这样，钟会的谗言又算得了什么？要知道，钟会也在司马昭面前说过阮籍的坏话，司马昭还是一样地优待阮籍。所以，杀嵇康，完全出自司马昭自己的意思，和钟会的谗言无关，杀他的理由，自然是因为他公然和司马氏的统治思想对抗的缘故。而司马昭随便给他安上一个不孝的罪名，更是一种立威的表现——既然嵇康口口声声反对名教礼法，那就偏偏要用名教礼法来给他定罪，这不正说明嵇康反对礼法的行为是不自量力、螳臂当车吗？嵇康一生反对礼法，最终要死于礼法之下，司马昭这一着棋十分高明。

    按照后人的说法，嵇康是一个对朋友十分温和的人，但是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却总是要骂个痛快，这种行事的作风，和阮籍的“青白眼”实际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阮籍只是用眼色来表示自己的好恶，并不宣之于口，而嵇康却要说个痛快，甚至写出来让天下人共同欣赏，虽然这可以让同好者拍手称快，但是更会让反对者恨之入骨。嵇康自己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所以，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承认他十分佩服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说自己做不到这种境界，说明他还是深知自己和阮籍之间的区别。阮籍做人比较有分寸，对一些敏感的事情避而不谈，甚至只用眼神来表达感情，而嵇康性格过于偏激，什么都要说个清楚明白，不免会犯了忌讳。这正是阮籍和嵇康之间的政治分野：阮籍是得过且过，嵇康是痛诋时政。

    嵇康死后，那些原本消极避世和痛诋时政的士人们人心惶惶，有人干脆闭门不出隐居深山，有人则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对政治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向秀是嵇康的好友，以前曾经和嵇康一起讨论时政，交换对人生、艺术的看法。他原本和嵇康一样，对当政的司马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但是，嵇康的死给了他很大打击，让他感觉到国家机器的可怕，于是，当他自己面对司马昭政权的招募时，不得不低头赴任。司马昭知道向秀这个人以往的表现，特意接见他，问他说：“我听说你一向有隐居的志向，为什么今天会加入我们的政权呢？”向秀回答说：“这是因为巢父、许由这样狷介的人物不识大体，不能服侍尧这样的圣人，那还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司马昭听到之后十分高兴。

    向秀的回答十分低声下气，而且把司马昭比做上古的圣人尧，这种谄媚显得有些肉麻了。而他选择入仕，也并不是一心想辅佐司马昭，而只是为了保全性命，不会重蹈嵇康的覆辙。他的仕途经历，也是平平淡淡，自从和司马昭这一次会面之后再无可以书写的内容。他此后一直没有做什么显赫的官职，把在朝当做了在野，过着“吏非吏，隐非隐”的生活。

    向秀在嵇康死后的转变，正是从“嵇康”走向“阮籍”的转变，是一种在强势的政治高压下士人不得不与之合作，却又不积极合作的生存状态。俗话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正可用来形容士人的这种生存状态。而无论是阮籍、向秀的得过且过，还是嵇康的偏激不羁，都是三国时代社会价值观念解体的情况下催生的，这个时代，节烈忠义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得过且过也被人称为有大智慧，无论坚持什么样的人生信条，都可以在三国舞台上竞领风骚。

    ）5.政策的模糊化和生存伦理的多元化

    在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生存伦理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就是否定了两汉时代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承认其他的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世人信奉的真理。

    即便是在动荡的时代，暂时性的观念和规则也必将朝着固定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从临时性走向制度化、日常化的转变，而只有出现制度化、日常化的政策和规则，乱世的各种非常态行为出现的频率才会降低，一切走向有秩序才有可能。而从“乱世”到“太平”，正是一个从无序化走向秩序化的过程。

    随着从两汉走向三国，原有的秩序逐个被打破、被摧毁，人们固守的一些道德和价值观念也荡然无存，而随着三国时期“分久必合”的趋势出现，如何重建一种秩序，则成为时不我待的问题。在政治上是这样，在制度上是这样，在用人问题和人才观上同样是这样。

    事实上，无论是在什么时代，只要是从乱世走出，向着太平时代和盛世发展的时候，首先提上日程的，必然是用人问题。因为，无论建立什么秩序，都要有合适的、有才干的人去执行、去维护、去完成的，而乱世时人才观往往是混乱而无头绪的，正所谓提纲挈领，改造了人才政策，就带动了整个的秩序化进程。

    进行一场思想领域的宣传或者讨论，是建立秩序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在秦始皇的时代，要推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前后有过廷尉李斯和丞相王绾、丞相李斯和博士淳于越等几次立国方针的大辩论；西汉中期，也为了国策转变，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讨论，这就是“盐铁论”；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一场对日后中国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些建立秩序过程中的讨论和宣传，是使用舆论或者学术等领域的资源，为建立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活动，同时，在讨论过程中，统治者可以在几种不同的主张之中作出选择，择善而从。

    自从曹操旗帜鲜明地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原则并且着手实施以来，“德行”和“才能”作为用人政策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哪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疑团。到了司马懿父子掌权之后，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司马氏号称重视人才的道德修养而辩论得更加激烈。

    这一场激烈的人才观讨论，就是所谓“四本论”。所谓“四本”，就是“异同离合”，这是魏晋时代经常用到的讨论事物关系的四个立足点。而人才观的“四本论”，就是讲求“才”与“性”之间异同离合的关系。到底才能和性情（道德）之间是同还是异，是离还是合，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讨论，有些上升到理论高度了，属于纯粹讨论人性与才能的范畴，但是，在三国后期，这样的讨论，恰恰是为了对此前的人才观和用人政策进行清算，进行彻底的检讨，以便在认识清楚道德与才能的问题之后，整合现有的人才资源，改革现有的用人政策。因而，这种极具现实意义的讨论显得格外重要，许多在当时地位显赫的官员也参与了讨论，统治者对此也十分关注。那位号称嫉贤妒能的钟会，也是“才性四本论”的重要参与者。

    过了千年，人们会觉得品德和才能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非常重要，而且二者是否存在天然的关系也成了一个疑问。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人才，而且人才是否能对社会有益，是可以从人才的发现、选拔、审核、监督等不同的环节进行控制的，决定人才发展方向的，是社会而不是政府。

    可是，在古代的帝国体制下，政府的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权者利用其政治力量试图垄断人才，让人才和社会土壤脱节，成为他们的禁脔。但他们忘了，政府只能就政治方面进行管理，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垄断了人才，那么人才不受政治管理的其他方面，诸如家庭、性格、爱好等内容，就成为不受监督、不受管理的脱缰野马。可见，造成才能和道德分离的，是封建帝王在用人政策上的垄断性措施，而不是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

    既然是政治让“才”与“性”分离，那么，在出现才与性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时，当权者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这样的讨论，也是才性之间能否达到一个相对平衡、健康状态的关键因素。所以，虽然群臣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则是当权者的一句话而已。当年，曹操的一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影响了曹魏三十年的人才政策，那么，在四本论的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谁能够出来一锤定音呢？当时，名义上的执政者是曹魏的皇帝，而且曹魏的皇帝们虽然在司马氏的淫威之下不能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但是对于一些国家的重大问题，还是有发言权的，有的时候皇帝甚至会不顾司马懿父子的脸色，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实际上的掌权者司马氏父子，则包揽了一切的大权，发号施令如同圣旨一般。这样就出了问题：如果在才性讨论的问题上，皇帝和司马氏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应该听谁的？

    这是选择的难处，但是又不能不作出选择。当时的才性讨论，看法繁多，支持“才性同”的观点认为，才和性都是先天的，属于人的精神灵秀，所以应该是趋同的，什么样的德行，就有什么样的才能与之相配；认为“才性异”的看法则指出，才和性并不来自一个源头，德行是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养成的，而才则是在学习中获得的，所以不能混为一谈；与“才性同”相近的观点“才性合”则认为才能和道德都是需要在先人的教化下形成的，因而在形成过程上有相通之处，都需要培养和自我修炼；另一种看法，“才性离”则有更为特别的说法，坚持此说的人认为，才能是做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而德行则是在待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二者的应用场合不同，所以应该区别对待。这些看法各有短长，莫衷一是，不要说让曹魏的皇帝和当权的司马氏来选择，就是让哲学家们来选择一个结果，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才能更为适合当时的道路呢？像曹操那样动用自己手中的政治力量来推行自己认可的政策吗？事实证明，无论是以残暴著称的司马师，还是对待大臣稍微宽容的司马昭，都没有这样做的实力和权威。他们只能控制宫中的皇帝，而不能控制天下人的信念。在这样的环境下，执政者惟一能做的，就是把问题模糊化，越是模糊越好，让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觉得这想法是国家和当政者允许的，这样他们才能与当政者合作。正因为这种模糊化的做法，在司马懿和司马师之后，司马昭终于结束了用滥杀来消灭异己的办法，而是转向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与自己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生存伦理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就是否定了两汉时代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转而承认其他的学说和理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世人信奉的真理。当年，嵇康写下的那句“越名教而任自然”，只是他个人和少数同道者的想法，但是，随着四本论讨论的无结果，司马昭刻意的模糊化问题，作为儒家观念的“名教”和作为道家思想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势同水火了。阮咸的儿子阮瞻去应召做官的时候，招募他的正是当时的名士领袖、那位后来被称为“清谈误国”的王衍。王衍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名教和自然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如果放在阮籍、嵇康的那个年代，绝对是不能讨论的，但是，时代变了，这个问题都可以在政府的招聘考试中被提问了。阮瞻当时只回答了三个字：“将无同。”“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应该趋同”的意思，王衍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觉得阮瞻的回答十分符合“模糊化”的政治理念，而且简练明了，颇有名士风度，于是把他召为掾属，他也因此被称为“三语掾”。

    国家的政策走向模糊化，社会的生存伦理走向多元化，在根本不可能获得一个最后答案和思想出路的三国时代，这种选择虽然无奈，但也是一种乱世之中倾向于更多人可以生存的选择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