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说到三国时代，这真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后汉在自我生存、扩张的过程中，积累了二百年的社会财富，同时也抑制了周边战争民族政权的发展，比如皇室、外戚继承了前汉对匈奴的警觉，多次使用战争、和亲等手段遏制匈奴南下，如窦氏北征到汉末时，匈奴势力也已经明显衰落。与乌桓、鲜卑、羌人并列于北方边地。其中匈奴、乌桓、鲜卑还互有攻伐，所以虽然汉室至曹魏时已经被架空，各家军阀并起逐鹿，内乱不绝，国力大衰，但北方并没有一个如后代的辽、金、元、清这样的强大政权建立起来，否则中国从三国到隋朝间数百年的大分裂局面也不会产生。

    有这样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三国时代国家政治的形态也就拥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勇于内争。这一“讲”里涉及的内容，主要就是汉末从军阀割据到三国鼎立期间的中央、割据政权的各种内争的形态和教训，而且主要把目光放在具体的人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复杂，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复杂了一层，政治人物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还要再复杂一层，尤其在三国时代，曹魏、蜀汉、孙吴，加上早期的袁氏、刘表、刘璋集团，其政治哲学与存在宗旨都鲜明不同，政治理想各异的三国人物，更在其中有着不同的际遇和争斗。如曹魏内部的纷争，早期集中在保皇派和拥曹派之间，后期集中在诸曹系统和三司马系统之间；孙吴的内部纷争，一直集中在贵族文臣集团和平民武将集团之间；蜀汉的内争，则围绕刘备诸葛亮不同时期延揽的精英派系间展开，如刘备在徐州、荆州、益州不同时期重用的不同文武班底。

    时代不同了，英雄豪杰起于田亩，他们又与时代公侯的精英共处庙堂之上，其内争怎能不呈泾渭分明之势？

    ）1.没有骚动的喧哗

    曹操并不因为陈琳对他的家世进行辱骂而害怕，而是因为陈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阵营内部的种种问题而惊恐。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算是在一个群体里面，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会产生很大的分歧，更有趣的是，这种分歧，往往不只是和人们的知识水平、家族出身有关系，而且还和他们在群体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系。

    从三国时代来看，三个政权内部都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现象，那就是文臣和武将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理念分歧。武将们多数都是支持建立“霸业”的，而文臣们则向往“共和”。

    就以曹魏政权做例子，徐庶是曹魏政权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明确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曹操手下，心里却一直在想汉室的复兴、刘备的践祚。更早的关羽也是如此，降汉不降曹，明确表示对曹氏的敌意，可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人物在曹魏内部也有生存的空间呢？原来在曹魏内部也是很有保皇派的势力的，如董承、伏完这样明确的保皇派，还有荀氏叔侄这样隐藏的保皇势力，甚至崔琰、孔融这样立场比较模糊，但态度十分激烈的反曹——准确地说，是反霸权——人士。

    但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作为曹操统一北方的文武班底呢？那就是大方向的使然，这个“大方向”即为削平北方割据势力，维护汉族中央政权的统一和绝对权威，这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当然也更符合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所以不仅崔琰、孔融这样的豪族大家的代言人愿意跟着曹操，于禁、乐进这样出身行伍的人投机于曹操，连典韦、许禇这样出身豪贼、黄巾的人也愿意跟随他。

    大方向一致了，但内部的“霸业”与“共和”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崔琰、孔融这些拥护共和、希望保持汉朝皇帝权威的人，后来皆与操反目，死于曹操之手，董承、伏完、荀氏叔侄亦然。而曹操为了自己的霸业，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居然多疑到了“梦中杀人”的程度，总是以为有人要害死他。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文字的打击能力

    “文如其人”、“诗文传心”这些话，都是古代朴素的文艺理论，认为文章可以代表一个人的想法和立场，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曹操和曹丕父子都十分重视这一点，曹丕甚至还认为，文章和兴邦治国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因为文章不仅是一篇一篇的文字，还是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的体现；文章本身并不可怕并不动人，可怕的和动人的是写文章的人。

    写文章的人是什么人？自然是那些有才华的文臣。他们是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人，既受过严格的文化训练，也有十分高的文化修养和高明的论调，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因为这样的原因，文臣才被重视，他们的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写诗作文，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士大夫这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身份。

    正因为这样，那些文臣笔下的文章，才会受到很高的重视。

    在《三国演义》第22回，刘备计划令袁曹对攻，自己坐收渔利，就派孙乾劝袁绍攻曹操，当时就提到陈琳所写的讨伐曹操的一篇檄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袁绍便商议兴兵，令审配、逢纪为统军，田丰、荀谌、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为将军，起马军十五万，步兵十五万，共精兵三十万，望黎阳进发。分拨已定，郭图进曰：“以明公大义伐操，必须数操之恶，驰檄各郡，声罪致讨，然后名正言顺。”绍从之，遂令书记陈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灵帝时为主簿，因谏何进不听，复遭董卓之乱，避难冀州，绍用为记室。当下领命草檄，援笔立就。其文曰：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余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杨之余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仇敌……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给与，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宜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迫之难。如律令！”

    绍览檄大喜，即命使将此檄遍行州郡，并于各处关津隘口张挂。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顾谓曹洪曰：“此为何人所作？”洪曰：“闻是陈琳之笔。”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遂聚众谋士商议迎敌。

    这一段很有嚼头——陈琳的檄文，戳中了曹操的痛处，以至坚信“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也毛骨悚然，被医好了“头风”，原来此文正是揭露了曹操阵营内部的矛盾重重。曹操并不因为陈琳对他的家世进行辱骂而害怕，而是因为陈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阵营内部的种种问题而惊恐。这就是文臣的力量。

    而文臣的眼光虽然敏锐，但有的时候是存在一些偏差的。接下来的袁绍阵营内部的备战会议上，孔融的一篇说辞，也暴露了以他为代表的汉朝旧吏对袁绍的过高估计和对曹操的不信任，而其后的事态发展，皆如“张良再世”荀文若之所料，双方并未能真正交锋。有意思的是，荀彧后来也因曹操要称魏王而与之决裂——曹操在官渡胜，在赤壁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对阵营内部各利益集团间矛盾的平衡出现了问题。

    争斗的必然

    争斗是必然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为什么曹操派张辽、李典、乐进这样三个人去镇守合肥？张辽是吕布的旧部，是当年与高顺齐名的猛将，在吕布、高顺死于白门楼后，吕布的旧部就拨给张辽统率，是曹军中比较独立，而且战斗力不逊于青州兵的一支劲旅。李典是山阳巨野人，与名将满宠是同乡，但李典的家族势力要远远大过满宠，初平年间，李典即率族人数千，投身加入曹操的征战，后更将亲族部众数千家迁至曹魏老巢邺郡，拱卫城阙，是曹操非常倚重的一支力量。乐进出身小吏，凭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爬到将军位置上，没有什么背景，曹操用他们防备孙权，其实属于防卫过度——到三国中期，满宠一个名将，已经足以治理荆扬防线，派三位名将岂不浪费？其实曹操正是用张、李的互相掣肘，乐进的调和，来保证重要国防战略据点合肥的稳定。

    而且在孙权来犯之时，据《三国演义》称，张、李镇守、经营合肥多年，孙始终无法跨越雷池一步，说明了曹操驭人方略的成功。他既要保证张、李之间能够合作，又深知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会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曹操的考虑并不是把他们两个人分开，而是派有“文臣”背景的乐进从中斡旋——姑且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乐进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吏，有一些文治的经验。

    为什么曹操要这样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曹操这种做法无疑是效率不够高的，三位大将去镇守一个要塞，而且其中的两个还彼此牵制，要第三个从中平衡，单纯从行政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行政资源的浪费。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就只能这么安排。为什么？试想，如果只派张辽一个人，那么曹操阵营内部的大臣会十分担心，觉得张辽会有背叛的可能，因而在后方对他进行掣肘，这是对合肥的防守十分不利的；如果只派李典的话，他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和军事行动上的作风又远远不如张辽，从用人角度来说，张辽是最适合的人选，如果放弃他而单独任用李典，张辽心中自然会有疙瘩。所以，曹操把他们两个都推上第一线，为了平衡他们之间的争斗，就让乐进从中调和，这种“两武加一文”的结构，最终保证了合肥防线的固若金汤。

    若干年后，最终是“文臣”出身的乐进的儿子岳綝成为了扬州刺史，而张辽的儿子张虎却随军跟了司马懿继续东征西讨.这不是已经很说明文武相争的大体结局了吗？

    ）2.专业差别与将相不和

    孔明给关羽写信，恭维其为美髯公，极尽恭维忽悠之能事，可见此二人关系一直处于“面和”状态；张飞则是非常敬重士大夫，而对于卑下者无视之，所以张飞对孔明，才是真正的敬重。

    诸葛亮的“绝活”

    诸葛亮一副高枕无忧的样子，安排好了各位将军行动，自己却稳坐中军帐，这让对他不了解也不大信任的关羽和张飞自然十分不满。而夏侯惇在一开始也觉得诸葛亮的兵法不过如此，却不知道诸葛亮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专门等着他一步步进入包围圈了。

    这样的例子，三国也各有典故，其中比较典型的，莫过“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关羽、张飞对诸葛亮的不满和抵制，从后者加入刘备阵营就开始了，对此诸葛亮是如何处理的呢？《三国演义》第39回描述说——

    （却说曹操）聚武将商议南征。夏侯惇进曰：“近闻刘备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为后患，可早图之。”操即命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为副将，领兵十万，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荀彧谏曰：“刘备英雄，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不可轻敌。”惇曰：“刘备鼠辈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将军勿轻视刘玄德。今玄德得诸葛亮为辅，如虎生翼矣。”操曰：“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真当世之奇才，非可小觑。”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谬矣。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惧哉！吾若不一阵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愿将首级献与丞相。”操曰：“汝早报捷书，以慰吾心。”惇奋然辞曹操，引军登程。

    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亲自结帽。孔明入见，正色曰：“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于地而谢曰：“吾聊假此以忘忧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众，不过数千人，万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阵法。

    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来了。张飞闻知，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正说之间，玄德召二人入，谓曰：“夏侯惇引兵到来，如何迎敌？”张飞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可推调？”关、张出，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张飞谓云长曰：“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马。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就焚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玄德曰：“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张飞冷笑而去。云长曰：“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那时却来问他未迟。”二人去了。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孔明谓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黄昏，敌军必到，主公便弃营而走；但见火起，即回军掩杀。亮与糜竺、糜芳引五百军守县。”命孙乾、简雍准备庆喜筵席，安排功劳簿伺候。派拨已毕，玄德亦疑惑不定。

    在这里，诸葛亮一副高枕无忧的样子，安排好了各位将军行动，自己却稳坐中军帐，这让对他不了解也不大信任的关羽和张飞自然十分不满。而夏侯惇在一开始也觉得诸葛亮的兵法不过如此，却不知道诸葛亮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专门等着他一步步进入包围圈了。

    时天色已晚，浓云密布，又无月色；昼风既起，夜风愈大。夏侯惇只顾催军赶杀。于禁、李典赶到窄狭处，两边都是芦苇。典谓禁曰：“欺敌者必败。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当往前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后军。”李典便勒回马，大叫：“后军慢行！”人马走发，那里拦当得住？于禁骤马大叫：“前军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间，见于禁从后军奔来，便问何故。禁曰：“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可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马令军马勿进。言未已，只听背后喊声震起，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随后两边芦苇亦着。一霎时，四面八方，尽皆是火；又值风大，火势愈猛。曹家人马，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赵云回军赶杀，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

    且说李典见势头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时，火光中一军拦住。当先大将，乃关云长也。李典纵马混战，夺路而走。于禁见粮草车辆，都被火烧，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兰、韩浩来救粮草，正遇张飞。战不数合，张飞一枪刺夏侯兰于马下。韩浩夺路走脱。直杀到天明，却才收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惇收拾残军，自回许昌。却说孔明收军。关、张二人相谓曰：“孔明真英杰也！”行不数里，见糜竺、糜芳引军簇拥着一辆小车。车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关、张下马拜伏于车前。须臾，玄德、赵云、刘封、关平等皆至，收聚众军，把所获粮草辎重，分赏将士，班师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

    演义后边还有“诸葛亮火烧新野”，但虚构成分、颠倒黑白的成分太占大头，这个“多智而近妖”的孔明军师，后边还要谈到。关于“将相和”的问题，这里倒是颇为生动。关、张之于孔明，表面上可谓前倨后恭，实则大有文章，《三国志》称“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重卑而抗上，关羽这个人对弱者非常有侠义之关怀，而对于尊上则向来傲倨不逊（所以后来死在更不甘居人下的孙权手里），他对于孔明的敬重，只是从遵守军令出发，是看刘备的面子而已；赤壁之战，孔明惟独让关羽去“捉放曹”，正是成人之恶，陷关公于不义，后来孔明将荆州托付关羽，交付剑印时心中也颇不情愿，足见二人的关系未见十分改善，后来孔明给关羽写信，恭维其为美髯公，更是极尽恭维忽悠之能事，可见此二人关系一直处于“面和”状态（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张飞则是非常敬重士大夫，而对于卑下者无视之，所以张飞对孔明，才是真正的敬重，后边在“张飞与庞统”结好的地方，还要说起这个人。

    吴下阿蒙

    下面说一个“吴下阿蒙”的故事，证明孙吴军中也一样存在将相互相不齿的情况。

    吕蒙，字子明，是孙吴白衣渡江、收取荆州的重要人物，他在成名前，是孙氏早期部将邓当的小舅子，只能冲锋陷阵的猛将。当死后，吕蒙代替当统领其部，逐渐成长为帅才。后来，孙权劝其多读史书、兵书，遂发奋，后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死，吕蒙代领其军，奉命守陆口。二十四年，率主力抵襄阳、樊城，为大都督，直趋江陵，战舰伪装商船，士卒扮为商人，昼夜兼程至公安，迫使蜀守将傅士仁归降，占领荆州，旋因病卒。

    《资治通鉴》记载，初，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多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议论，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三国志》也有类似的记述，不过更为详尽——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据《三国志》记载：

    蒙少不脩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辱。常以部曲事为江夏太守蔡遗所白，蒙无恨意。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问所用，辽因荐遗奉职佳吏，权笑曰：“君欲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宁粗暴好杀，既保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

    吕蒙在孙权军中，不仅白衣渡江、收取荆州，更曾推荐朱然、陆逊等名将给孙权。

    还成功弥和了凌统、甘宁之间的杀父仇恨，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但这样一个人物，在孙权阵营中，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向上过程，相比于周郎二十四岁拜建威中郎将的雄姿英发，却也不及，虽然如此，但吕蒙的豹变，从一个闯将成长为出将入相，实在是其个人勤奋的成果。

    所以《三国志》将吕蒙与周瑜、鲁肃合传，是对其相当的肯定了。

    ）3.战争背后的较量

    三国时，耕战的转换是相当频繁的，在战争迫近时，权衡轻重，决断战与不战的策略，还是要更倚重于这些“出将入相”的人物。

    为战争而“苦肉”

    先说说周瑜在赤壁大战中与曹操斗力、与部将斗心、与刘备斗智的例子——战争来临之际，最重要的是保持合力。

    周瑜水军和曹操水军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没有思想准备的原荆州水军自然不是甘宁一帮水匪出身悍将的对手，孙吴初战获胜。曹操开始意识到手下这帮荆州降兵战斗力太差，而自己的北方军又不惯水战，只有先练兵，提高战斗力，同时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曹军撤退到乌林地面上驻扎，还是虎视眈眈地看着赤壁。

    周瑜自然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对曹操就越有利，曹操看着明月如钩当然有雅兴做诗，周瑜却在如水的月光下望着长江对岸发呆。这时候黄盖来献火攻计：“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黄盖、程普和韩当等人都是孙吴的老臣，曾经和孙坚一起出生入死，此刻却是周瑜的下属。本来这些老将对周瑜当他们的上司是很有几分不满的，毕竟周瑜属于他们的子侄辈，面子上首先就挂不住，心理也多少有些不平衡。其中程普以前曾经倚老卖老地教训过周瑜几次，要是一个肚量不够大的人，不免要端起官架子对程普公事公办，说不定还会公报私仇。可周公瑾却绝非《三国演义》里写的那样的小人，相反很大度地“折节容下，终不与较”，对待程普还是执子侄之礼的，这点和《三国演义》里动不动就用激将法气得老将吹胡子瞪眼睛的诸葛亮大大不同。往往是一些在大事上能力不足的人才偏偏注意细节，作为一个领导者并非是要高人一等，压人一筹，处处显得自己比下属高明，而是要充分发挥下属的作用，让下属在具体问题上比自己高明，程普等老将有了老将的尊严就自然要承担老将的义务。《易经》上说：“以上下下，其道大光，大得民也。”周瑜的谦恭换来了一班孙吴旧臣的支持，程普后来对别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黄盖能够向周大都督提建议，是因为知道周瑜能够听建议，不是听不懂琴声的笨牛。

    黄盖这条计策在于让曹操没有了必要装备——战船，到时候想进攻总不成飞过长江。利用的是在冬天，天干物燥，容易着火，而曹操一方面为了方便北方士兵，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荆州军叛逃，把战船都钉到了一起，为火攻计的成功提供了物质保证。

    曹操对诈降信的轻信给了孙吴填满浇上了鱼油柴草的战船接近自己舰队的机会。孙吴用来充当自杀式进攻的火船应该不会太小，因为每艘船后都系有救生艇，太小的船也未必就能够保证把曹操的大船点着。黄盖的火船在数量上应该是数十艘，因为如果引火点太少的话，曹军完全有时间把着火的战船隔离开来。就后来火势很快燃烧到曹军岸上的情况来看，除了当时的东南风很大，以及撤退到救生艇上的孙吴士兵用火箭引燃纵深的曹军舰船外，曹操的水军舰船纵深并不是很大也有一定原因。也就是说很可能曹操的水军并不是张昭吹嘘的那样“艨艟斗舰千数”，不然以每排战船一百艘计算的话，也应该有十层的纵深，很难那么快烧到岸上的营垒。

    在“烟炎张天”的情况下，周瑜率领孙吴水军，隔着大火擂鼓，曹军在焦头烂额之际也不知孙吴军队多少，加上有不少是一贯在孙吴军手下吃败仗的荆州军，自然一片大乱。史书上说“人马烧溺死者甚重”，可能烧死的不是很多，自相蹈藉而落水淹死的，甚至是踩死挤死的才是大多数。曹操一看不妙，带上剩余部队赶紧撤退，加上沿途士卒的逃亡，曹军减员严重。

    得理不饶人的周瑜带上手下，上岸猛追，同时没忘了通知刘备。刘备得知周瑜居然获胜，很有些意外——原来曹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丧家犬刘备变回了走狗刘备，跟着周瑜一起去追击曹操。

    可是由于火船的阻隔和刘备当初的首鼠两端，等他们赶到江陵城下的时候曹操已经北去了，在江陵驻守的是征南将军曹仁。曹仁以在江陵城下的三百精兵击败孙吴的数千先头部队，让孙吴将士见识了曹操嫡系部队的战斗力。这时候从后面上气不接下气赶上来的刘备又给周瑜献计，让周瑜给他两千水军去延夏水断曹仁的后路，留下张飞和一千陆军在周瑜帐下听用，不小心戳穿了诸葛亮当初说关羽有“水军精甲万人”的大话。周瑜答应了刘备后，另派甘宁迂回到江陵侧后的夷陵去断曹仁的后路。

    后来周瑜在与曹仁的对攻战中右肋中箭，伤势严重。曹仁本来以为得了机会，没有想到周瑜强忍伤痛，“案行军营，激励吏士”，加上侧后方有甘宁军的威胁，只好退兵到襄阳进行防守。荆州战略要地江陵落到了孙吴手里。

    已经回到了许昌的曹操听说江陵也被攻占，知道赤壁之败不是偶然，周瑜的军事才华不容忽视。但是他给孙权的信里是另外一番说辞：“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走，横使周瑜获此虚名。”这倒不是不认账，无非是想挑拨周瑜和孙权之间的关系，好就中取事。随后他就派九江人蒋干去游说周瑜。周瑜没有给蒋干说话的机会，只是给蒋干看了看自己的部队，孙权对他的赏赐，并说明了和孙氏是情同骨肉，以辩才著称的蒋干就没有话了。这正是蒋干的聪明处，就和所有的离婚案到最后就是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一样，劝人投降无非是让他的才华得以施展，要么就是有更多的酬劳和对他比现在的上司好等三样。可偏偏这三样曹操都不能比孙权做得更好，只能怪他和周瑜没有缘分。辩论辩的是真理，而不是技巧，蒋干口才再好也没用。

    在战争面前，周瑜的顾全大局保证了孙吴阵营的完整和合力，最终获得了赤壁之战的全功。

    出将入相第一人：陆逊

    三国时代，可出将入相的人物，曹操有这个能力，但曹操志向远不仅此。诸葛亮也被称道，但他理政之才，明显优于将略，实在被打得不行，就使烟火阵、八阵图脱身。出为大督，入为丞相，这样的人物，陆逊算第一人。

    孙吴军中，多有儒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可称之，而陆逊的寿禄更远较周鲁吕为长。作为武将而非君主的陆逊有其单独的列传，这等殊荣在《三国志》中可是非常罕见的，陆逊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是和他的实力分不开的：人们一提到陆逊，只会想到“火烧七百里”的彝陵之战，最多还能联想到“吕蒙白衣偷渡江”、“周鲂断发赚曹休”这些事件中陆逊所起的作用。

    其实陆逊这些战绩未必比其他三杰能高到哪里去，单独列传决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战绩。有人说这和陆逊当权的时间长有很大关系，个人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在吴国建国前夕一直到建国后的十余年里，一直是吴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历时长，涉及面广（军事、政治、宫廷），记述他的事迹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吴国的很多事件，因而才会有单独列传。那么陆逊是如何年纪轻轻便成为吴国大人物的呢？

    在陆逊二十一岁的时候，凭借着江东世族陆家的背景，先在中央随便转悠了两圈，然后放出去混个小小的海昌都尉做了，这有如中央某某的秘书下去做个某市的公安局长什么的，其实这也不错了，陆逊的祖父也不过“守城门校尉”，父亲也就“官至九江都尉”，大概都和自己差不多，如果陆逊自己满足了，那么三国就会少很多著名战例。

    那么，陆逊在海昌是怎么做的呢？“连年亢旱”，陆逊“开仓谷以赈贫民”，后“百姓蒙赖”。陆逊在海昌的“政绩”有三，除去上面所提到的赈济灾民一项算为国为民作出了些许贡献，下面两点就实在是不敢恭维了：先是“陈便宜，乞与募伏匿。”要把藏匿在山林中的百姓招募为交税的国家农民。三国时期动乱多，而且政府赋税又重，尤其是吴国，所以很多百姓躲入山林也是很正常的，于是让隐匿人口回归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再来看看在这一点上，陆逊是怎么做的：陈志上记载的是“陈便宜”，换句话说就是“说明利弊”。事实上很明显是弊大于利的，否则他们也用不着隐匿起来。但是陆逊是怎么把方的说成圆的呢？那么是不是陆逊的口才十分了得呢？细细一想，这些民众肯定是文化程度不高，愿意听或者听得懂陆逊的这些大道理吗？淳朴的农民们只相信也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说“乞与募焉”说好听点是“恩威并施”，这些政绩，都成为陆逊后来施政的资本。

    最后一项“政绩”就是讨伐潘临、尤突两支队伍。两支队伍究竟是山贼还是义军先暂且不论，但是后人从陈志的其他记载还可以看到这类现象非常多见，几乎遍布江东所有的郡县，纵向来说也一直贯穿到了吴国的灭亡，以至于镇压是否得力成为江东武将军绩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吴书十》中的那些军头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几段“光辉岁月”。后人可以大胆猜测，一般的百姓对这些部队至少是不反对的，甚至还会支持，否则不会在孙家的严酷镇压下还能出现“此起彼伏”的局面。孙家当时内忧外患。（外有世仇刘表袁术，内有愈演愈烈的盗匪暴动）可见，陆逊的讨“贼”，极大地扩大了政治影响，成为陆逊晋升的资本，他很快就“拜定威校尉，军屯利浦”。

    接下来就是陆逊政治生涯中一个转折点了，因为孙权将自己的侄女，也就是孙策的女儿嫁给了陆逊。很多人以此作为孙权笼络江东“张顾陆朱”四大家族，尤其是笼络陆家，巩固统治的一着好棋。事实证明的是，这一政治婚姻对陆逊而言无疑是一大转折点，此后他得以接近孙权，从此平步青云。据《三国志》裴注，吕蒙临死推荐的接班人本是朱然，但后来上任的却变成了陆逊，可见陆伯言在孙吴建国前的迅速崛起，连非常赏识他、并曾极力向孙权推荐他的吕蒙都始料未及。

    陆逊一生，代吕蒙、烧彝陵、破曹休、秉国政、平山越、保太子，但最后，仍因为孙吴内部的政治纷争，而失宠于孙权，愤愤而终，这样一位为了孙吴殚精竭虑的人物，直到孙休即位时，才得到追封的谥号“昭侯”。可见，在战争来临时，君上可以很英明，而和平年代来临时，不管你是将才还是相才，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命运。

    团结为何没有力量

    下边以袁氏阵营为例，说说一支不团结的力量如何自我毁灭。

    田丰、沮授威震河北，审配、辛评忠义无双，颜良、文丑勇冠三军，郭图、许攸也号称足智多谋，为什么拥有如此精英组合的袁绍，仍然为曹操所败呢？在会盟诸侯，袭灭公孙瓒时，袁氏军团还是相当强大而且团结的，但在统一河北、二袁夺嫡后，袁氏开始从内部分裂开来。官渡之战后，袁绍败亡，二子又不和，所以袁氏面临了新的危机：

    在大敌当前之际，袁绍集团内部居然发生了辛毗为了一己私利，从个人恩怨出发而背叛主公引得曹操入城的事情。到了城破之后，袁绍手下的智囊审配和辛毗之间还是互相水火不容，见面就要互相辱骂互相指责。袁绍败给曹操并且让曹操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因为内部的混乱和不团结。如果袁绍手下的文武群臣能够齐心合力，那么曹操就很难如此顺利地攻下袁氏的大本营而夺取胜利。

    袁绍的谋士班子里，田丰被袁绍处死于狱中，沮授求死于曹营，审配被曹操斩首，许攸被曹操部将杀死，其他如逢纪、郭图等，也均死于非命。只有陈琳投靠了曹操，但其实陈琳从官职上而言本来就不是袁绍的私党，而是中央官员，而曹操当时名义上也是东汉王朝中央的丞相，所以陈琳归顺曹操，也属于“回归”。

    田丰、沮授、审配的悲剧，凝结了中国古代“士”的宿命的悲哀，在“汗青”上的“忠臣传”，不正是文字堆建成的“贞洁牌坊”吗？他们为什么要忠于袁绍？而那些背叛了袁绍集团、在曹操手下换来荣华富贵的人，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怕叛徒的名声断然选择了跳槽？

    在三国时代，旧的社会关系的打破，也使得新的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产生冲突。新旧势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弥合的裂痕，在新的社会金字塔的形成过程中，不仅兵民流血漂橹，士大夫之间也得面面相觑。准确地来说，当时作为文化和价值观载体的士大夫们，他们更多地是代表了一种传统的或者说是旧有的观念和社会思想，而那些出身草莽的武将和中下级官员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他们恰恰是新时代到来时的急先锋。

    赤壁鏊兵之后，庐江头领雷绪号称率数万人投奔刘备，后来刘备曾经联合武陵蛮王沙摩柯攻打孙权，连营七百里，在气势上和规模上也十分强大，但终究被陆逊击败。这说明一时的媾和，在利益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并不能带来“统一战线”的效果。

    曹操高兴什么

    有时，反对势力作为乌合之众联合起来攻击自己，并不意味着劣势，因为这种“反方统一战线”如果内生矛盾，反而较少数顽敌的困兽之斗容易对付。

    马超、韩遂兴兵犯乱，曹操前往平息，当时操军接战不力，曹操落荒而逃——西凉兵来得势猛，左右将佐，皆抵挡不住。

    《三国演义》中是这样记载这次战斗的情况：

    过了几日，细作报来：“马超又添二万生力兵来助战，乃是羌人部落。”操闻知大喜。诸将曰：“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胜了，却对汝等说。”三日后又报关上又添军马。操又大喜，就于帐中设宴作贺。诸将皆暗笑。……众将皆问曰：“初贼据潼关，渭北道缺，丞相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迁延日久，而后北渡，立营固守，何也？”操曰：“初贼守潼关，若吾初到，便取河东，贼必以各寨分守诸渡口，则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于潼关前，使贼尽南守，而河西不准备，故徐晃、朱灵得渡也。吾然后引兵北渡，连车树栅为甬道，筑冰城，欲贼知吾弱，以骄其心，使不准备。吾乃巧用反间，畜士卒之力，一旦击破之。正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众将又请问曰：“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则有喜色，何也？”操曰：“关中边远，若群贼各依险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今皆来聚一处，其众虽多，人心不一，易于离间，一举可灭：吾故喜也。”

    乌合之众、媾和之政，向来不能持久。因为一种松散的没有内在向心力的组织和群体，是无法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步调一致的。马超起兵攻打曹操，看上去气势汹汹，在作战的时候摧枯拉朽，马超之勇，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可是，这只是军事行动上的出色而已，在马超、韩遂这个联盟内部，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的，一旦有人从中挑拨，或者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纷争，就要出现分崩离析的后果。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马超在和曹操作战的时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终究在内部问题上一筹莫展，被曹操施展了反间计，使得马超为韩遂等所算，曹操坚持持久战术，与马超拼时间、拼粮食，最终将精锐的西凉兵彻底拖垮，最终使得其内部分崩离析。

    刘备东征的真实目的和败亡内因

    章武元年秋七月，刘备“帅诸军伐吴”，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为绚丽的演出——夸张地说，刘备是在马背上走完了他的一生，似乎他的八字不大好，从幽州到徐州，从冀州到荆州，最后是益州，辗转旅游完了大半个中国，才在西南一隅找到了个落脚点，而且这边屁股才刚坐热乎，前老巢“荆州”就给盟友孙权给端了，如此飘零颠簸了一生刘备，可谓“多灾多难”。他似乎是很不幸，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又是那么的幸运，以至于屡屡惊而不险，从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到孙权，几次三番的换主子，却每次都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惊，又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换人，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大抵他和天下所有的扫帚星一样，本身是不倒翁，只是缠上谁，谁的黑色日子就到来了，如此说来，刘备的这种幸运就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

    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幸运一辈子，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滑铁卢，正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寂静岭一般，刘备尽管早已经习惯了失败，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却是他的谢幕表演，可谓“晚节不保”，不久前还沉浸在汉中大捷欢乐颂中的刘备，立即又陷入了荆州被夺东征惨败的痛楚中，此时的痛楚不再是以往失意那么简单了，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想必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

    对于东征的话题，三国大家们已经有过多篇论著了，败因在水军？经济？陆逊？或是仅仅在刘备本人？自古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史载刘备东征是以惨败告终，那么赵云的谏言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真理，而诸葛亮也怀念法正以洗清自己未谏之过，莫非俗语“事后诸葛亮”即源自于此？不知道躺在床上的刘备看见诸葛亮急忙抛出这样的言辞会有什么想法？难道这次东征真的是错误吗？在刘备看来，他不得不东征，因为根本没有选择，即便事先已经知道了此仗必败，东征还是不能取消，而且自己还必须亲自去。

    大家知道，原从集团是幽徐时代就加入刘备旅行团的，代表人物大抵是指关张赵、糜孙简等人，他们为了跟刘备到处游山玩水，背井离乡已经多年，也早就习惯了搬家，所以失去荆州对他们而言，和失去徐州等地没有什么区别，丢了就丢了呗，犯不着打赌，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别传》所载赵云谏言反对刘备伐吴是合情亦合理的，因而也是可信的。

    刘备东征的时候，关张糜孙简都已经死了，赵云的意见大致可以代表原从集团的想法，当然，赵云谏言自然有其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原从集团的人员看来，伐吴是不符合甚至有可能有损他们利益的，因此原从派不支持甚至反对东征也是可以理解的。

    原从集团可以抛弃荆州，尽管刘备也和原从集团那些小厮们一样是辗转各地，对哪的感情都是淡淡的。但是刘备却不能放弃荆州，或许这就是帝王和将相之间的区别吧，原从集团可以只对着镜子看自己，但是刘备却必须斟酌三个集团的利益和想法，也必须权衡自己每一步棋的意义，不管是象征性的意义或是实质性的意义。

    从荆州集团来看，自己的老家被夺自然是很不甘心，他们更没有原从集团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他们要求收复荆州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最高统帅的刘备，他不能不顾忌荆州集团的想法，要知道荆州集团在他的阵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的。这也就是诸葛亮默认刘备此次行动的最重要原因吧，尽管事后的诸葛亮也煞有其事的哀悼法正以证明自己的聪明，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无非是作秀罢了。对益州集团而言，这些土著地主们本来就对刘焉老头带来的那批人和他们分羹争食已经很不满了，他们怎么能再容忍那些荆州绅士们也挤进本来就是僧多粥少的破庙，他们巴不得这些荆州绅士们回去自力更生。

    结合三个集团自身的小算盘，大家就不难理解刘备东征的必然性了，事实上他真的是别无选择，哪怕他明知道一定会败，明知道会让曹魏得利，但是经过权衡利弊，刘备清楚地认识到东征是必须的，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何况东征未必会败，尽管经济不如对方，也尽管兵力未必占优势，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对方遥遥不及的，那便是士气。

    而如果接着将刘备东征的人员部署和三大集团的想法相比较，就能发现刘备真的是煞费苦心：担任前锋角色的是将军冯习、张南、吴班等人，其中冯张都是荆州人，在刘备游蜀旅行团的行程中表现出色，否则也不能当上将军，只是由于蜀国不置史官的不成文习俗，才让这些英雄被遗忘。

    惟楚有才自是没错，但这些才却多半是文人，正所谓荆楚多名士，名将就少得可怜，可能这是和刘表以前的统治政策有关吧，荆州失陷的时候，又或降或死了一批，荆州本来还是有一员名将的，那就是定军山的黄忠，只是可惜在几年前因病死了，本来准备用张飞这支机动部队做前锋，不想山雨欲来风满楼，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小人张达、范强把张飞给杀掉了，无奈之下，冯张二人是先锋最佳人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魏延，他似乎应该是荆州集团的，但是早有三国大家证明，他是以部曲随刘备入川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非荆州集团的。退一步说，即便是，由于他当时镇守最为敏感的汉中，不能抽身，汉中也不宜易人。

    除冯张二人外，参加东征的主要人士还有：“安慰五谿蛮夷”的侍中马良、“督江北诸军”的镇北将军黄权、“水军屯夷陵”的陈式等，其中马良和冯张二人一样是为荆州集团的代表，陈黄二人是益州集团的代表，原从集团的赵云被扔在了最后负责搞后勤，这也可以从侧面反证了三大集团对东征的态度。

    对于东征失利，或许刘备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东征前他不曾想到的是，这次最为绚丽的演出竟是自己的谢幕表演，以至于他还没来得及安排后事，甚至东征的意义还没来得及表现，他的生命就必须画上句号，刘备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在临死前念念不忘地拉出一个李严来，以平衡荆益二集团，使得自己辛苦创建的帝国不至于迅速瓦解，至于作为难兄难弟的原从集团，他们还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他们在绝大多数方面和荆州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点刘备倒是不用担心的。只是刘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的政治能力居然如此之强，很快独掌了蜀汉大权，又把李严等政敌搞倒，这就是后话了。

    历来大家对东征的评价很低，比如批评刘备执意孤行不顾大局破坏吴蜀关系，使得曹魏得利，蜀汉实力大损以至进入“危急存亡之秋”。

    但事实上，这样的评价是否合理呢？

    破坏吴蜀关系的始作俑者是吴国，如果有人狠狠地扇了你一个耳光，你难道会无动于衷？忍辱负重自然是好的，但是敢想敢做也不应该受到指责吧？何况吴蜀关系很快又正常化了。曹魏真的得利了吗？历史告诉我们后人，曹丕力排众议舍蜀而攻吴，最终栽了一个大跟头。是刘备歪打正着还是算无遗策？至于实力大损，这个倒是实话。可大小本就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何谓大又何谓小？如果刘备东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一场损失，那么只能认为东征的惨败是值得的，尽管是那么的残忍。

    如果刘备不东征会怎么样呢？历史本没有假设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无数的假设才使得有心人能发现诸多的惊人之处，人类社会才得以进步，试想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人或组织能走向哪里呢？

    刘备不东征，荆州集团的人是会首先跳出来不答应的，毕竟“月是故乡明”，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祖庙嗣堂都在那边，人都是有感情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能收复荆州，他们将有更多的筹码和益州集团叫板。

    因而假如刘备未东征，很可能会出现荆楚将领擅自拥兵东下的情况，没有统筹准备过的战役，除了送死还能有什么？即便这类情况很幸运没有发生，但是人心不稳、凝聚力下降对蜀汉的政权也是大大的不利的。

    奶酪理论大家应该都清楚，无论怎么分，都是不均的，事实上也无法做到均衡，相对把心思都放在如何分奶酪上，是设法如何把奶酪做大，或许后来孔明、姜维的屡屡北伐就是想把这块奶酪做大，而不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兴复汉室，甚至可以解释为何孔明、蒋琬、费祎、王平等人要想方设法地找理由，借菜刀（杨仪）把魏延给砍了，否则为何临终前的“治丧常委会”居然没让魏延参加？

    有人甚至还可以怀疑邓芝督江州、蒋琬造船都是为了重图荆州。当然，仅仅是怀疑而已。

    根据奶酪理论，也很容易想像到：益州集团也是支持东征的，假设刘备未东征，荆益集团的矛盾势必公开化和激烈化，刘备苦心经营起来的资本，好不容易在荆益集团间架起的天平都将毁于一旦，这是刘备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宁愿自己去亲征去失败，也要让内部凝聚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备东征其实是为了避免一场更大的损失，这或许才是刘备东征的真实目的，因而刘备东征也是必然的，也是必败的。

    ）4.将相之间的“论”与“争”

    在刚刚建国的蜀汉，需要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选择了诸葛亮，天降大任于斯人，而诸葛亮本人在政权建设中，对异己和政敌的打击也是毫不迟疑的，清洗与肃反也一定在蜀汉发生了。而在蜀汉这样一个战争政权中，诸葛亮的作为，无疑也是刘氏皇族所首肯的。

    “蜀相”是怎样炼成的

    下面说说蜀汉的社稷第一人诸葛孔明，在刘备蜀汉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如何巩固其核心的历程。

    诸葛亮在刘备称帝、自己开府治事之前，地位一直不是很高，和鲁肃渡江协商同盟一事可以称得上是他出山的第一功。赤壁之战后的收四郡，诸葛亮寸功未有，事后也只不过安排调三郡赋税而已。在这个时期，孔明的地位可想而知。不久，刘备带着新挖掘到的庞统踏上了西进之路，诸葛亮反遭冷遇。

    刘备平定益州后，准备北夺汉中，尽管此时庞统英年早逝，但是代替庞统地位的是法正而非孔明，孔明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而且沉浮宦海这么多年的孔明的手腕也不再像最初那么幼稚了。在汉中之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刻，他压住援兵做筹码，和刘备讨价还价，把杨洪推荐去法正的蜀郡做太守，迫于前线的形势，刘备只得暂时同意。诸葛亮的这一政治阴谋尽管一时得逞，但是很快又落空了，枭雄刘备岂是省油的灯？汉中战役刚完，就把杨洪调去做治中从事，太守仍然让法正做。没过多久，法正也死了，刘备更命刘巴接任尚书令，诸葛亮仍然做他的军师将军。此后，孔明又准备除掉彭羕，彭羕是庞统和法正共同向刘备推荐的人物，在当时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孔明略施小计，逮到了把柄，添油加醋地到刘备那里参了他一本。彭羕感觉风向不对，赶紧认错，但是诸葛亮仍然毫不留情地把他给砍了。

    诸葛亮的等待终于没有白费，在刘备称帝的时候，他拿到了丞相这一头衔，又“录尚书事”，可谓“位高权重”，益州的大事小情，皆出孔明之断。

    章武二年是刘备伐吴的那一年，也是蜀汉最大的转折点：东征失败，张冯战死、马良遇害、黄权被迫投魏。但是，更大的浩劫却在后方：在这一年死去的蜀汉官员有：时任司徒的许靖、时任尚书令的刘巴、时任骠骑将军凉州牧的马超以及元老级别的糜竺。全部都是军政要员。

    按照当时蜀汉的官制，司徒的地位仅次于丞相诸葛亮；自东汉实行中外朝制度后，尚书令实际权力跻身文臣之首；马超是当时军衔最高的将领，且在羌族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而糜竺是元老级别的人物，又深受刘备信任。他们各个都是军政要员，本都是托孤重臣的人选。

    这很可能就是孔明在后方有所行动的内因，最大的可能大概是清洗。张飞死后，继任司隶校尉一职的是诸葛亮自己。由于诸葛亮执行国不置史的政策，使得一段段历史真相都被云雾所缭绕。

    刘备伐吴失败后一直赖在白帝城不肯回成都，应该并非防吴那么简单，其时吴蜀已关系正常化，魏吴亦酣战正欢，所以赖在白帝城与其说是防吴不如说是避难，刘备不愧是枭雄，他一闻到风中的血腥，便敏感地察觉到了点什么，于是只能赖在永安。

    腥风血雨或许不仅这些，根据刘备的遗书所载，刘备刚开始的病仅是“但下痢耳”，换言之，应该仅仅是肠胃不大舒服，但是后来却“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以至最后死在白帝城。这也并不是没有可疑之处，莫非“下痢”便是慢性中毒的征兆？我们再来看看三个人，或许能发现更多。首先是汉嘉太守黄元，从《先主传》和《杨洪传》的记载看来，表面上似乎是他是出于假想敌而造反的，实际上，而从他进兵成都的时机来看，却越看越像刘备投石问路的一个棋子。

    还有二人便是吴班和李朝，刘备东征惨败而归，他们二人是为数不多的安全归来的将领。但是他们二人的命运却是天地之别，吴班尽管一直毫无业绩，却依旧能够平步青云，最后官至骠骑，而李朝却无故卒于永安，年份正好也是章武二年。如此看来，章武二年底三年初的时候，永安宫中发生了什么，似乎不再是那么简单了……

    刘备在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黄忠、许靖、刘巴、马超、糜竺等意中人选先后逝去以后，他只得把还算是个人才、不久前接替刘巴的尚书令李严拉来，把中都护如此重要的官职交给他，换句话说，等于把军政大权都分给了李严，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了平衡荆州派和益州派之间的权力，但真相更可能是为了牵制诸葛亮。

    但是李严太不争气了，在军事上他或许是个人才，但是在政治上却无疑是个蹩脚的演员，先是被诸葛亮的加官晋爵所麻痹，接着又待在永安不曾去成都，于是也就根本不可能参加到政权内部核心。不久，诸葛亮南征，夺回了军权。至此诸葛亮已经大权在握了，李严的头衔虽然越来越多，但是实际上他的地位已经中空。

    果不其然，诸葛亮先把李严骗出江州，然后把押粮这样一烫手山芋扔给李严，这类活，做得好无功，而且又极其容易出错，李严终于被诸葛亮逮到了失误，然后把自己苦心列出的条条框框一起扔给阿斗，阿斗即便是知道了怎么回事，但也只能乖乖按照诸葛亮的意见办。托孤重臣诸葛亮的最后一个政敌李严就这样“废黜为民，徙梓潼郡”。

    让人匪夷所思的“李严之死”，诸葛亮大概是怕自己升天以后李严会有所动作，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怎么说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十二年，平闻亮卒，发病死，同时，魏延也死在这一年。

    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本节内容的出典。

    《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记载：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元益无所惮。洪即启太子，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曶、郑绰讨元。众议以为元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巂据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不过乘水东下，冀主上平安，面缚归死；如其有异，奔吴求活耳。敕曶、绰但於南安峡口遮即便得矣。”曶、绰承洪言，果生获元。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赐封死，使自裁。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为之流涕。

    《三国志·蜀书·彭羕传》记载：统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并致之先主。先主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拔羕为治中从事。羕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於是收羕付有司……羕竟诛死，时年三十七。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记载：章武二年，先主徵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建兴元年，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转为前将军……八年，迁骠骑将军。以曹真欲三道向汉川，亮命严将二万人赴汉中……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

    可以说，在刚刚建国的蜀汉，需要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

    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选择了诸葛亮，天降大任于斯人，而诸葛亮本人在政权建设中，对异己和政敌的打击也是毫不迟疑的，清洗与肃反也一定在蜀汉发生了。而在蜀汉这样一个战争政权中，诸葛亮的作为，无疑也是刘氏皇族所首肯的。

    庞统与张飞的将相和

    再说大谋士庞统与大将张飞，这二人“不打不相识”，将相之间的不和与论争，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一笑”来完成，负荆请罪或者违心媾和，都不如这个来得直接、简单、有效，可惜庞统早逝，否则与诸葛亮同心，蜀汉可以少流一些鲜血，这自然是另一番境界了。

    《三国演义》中道——此时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门吏传报：“江南名士庞统，特来相投。”玄德久闻统名，便教请入相见。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如后有缺，却当重用。”统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学动之，见孔明不在，只得勉强相辞而去。统到耒阳县，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一应钱粮词讼，并不理会。有人报知玄德，言庞统将耒阳县事尽废。玄德怒曰：“竖儒焉敢乱吾法度！”遂唤张飞分付，引从人去荆南诸县巡视：“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问。恐于事有不明处，可与孙乾同去。”张飞领了言语，与孙乾前至耒阳县。军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独不见县令。飞问曰：“县令何在？”同僚覆曰：“庞县令自到任及今，将百余日，县中之事，并不理问，每日饮酒，自旦及夜，只在醉乡。今日宿酒未醒，犹卧不起。”张飞大怒，欲擒之。孙乾曰：“庞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轻忽。且到县问之。如果于理不当，治罪未晚。”飞乃入县，正厅上坐定，教县令来见。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飞怒曰：“吾兄以汝为人，令作县宰，汝焉敢尽废县事！”统笑曰：“将军以吾废了县中何事？”飞曰：“汝到任百余日，终日在醉乡，安得不废政事？”统曰：“量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将军少坐，待我发落。”随即唤公吏，将百余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断。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

    不到半日，将百余日之事，尽断毕了，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曹操、孙权，吾视之若掌上观文，量此小县，何足介意！”飞大惊，下席谢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统乃将出鲁肃荐书。飞曰：“先生初见吾兄，何不将出？”统曰：“若便将出，似乎专藉荐书来干谒矣。”飞顾谓孙乾曰：“非公则失一大贤也。”遂辞统回荆州见玄德，具说庞统之才。玄德大惊曰：“屈待大贤，吾之过也！”飞将鲁肃荐书呈上。玄德拆视之。书略曰：“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玄德看毕，正在嗟叹，忽报孔明回。玄德接入，礼毕，孔明先明曰：“庞军师近日无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亮十倍。亮曾有荐书在士元处，曾达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书，却未见先生之书。”孔明曰：“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险失大贤。”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玄德下阶请罪。统方将出孔明所荐之书。玄德看书中之意，言凤雏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马德操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汉室可兴矣。”……

    《三国志》的说法不同，似乎更接近史实：

    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江表传》曰：先主与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无隐。”统对曰：“有之。”备叹息曰：“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於险涂，非万全之计也。”亲待亚於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从上文可以看出，刘备与庞统很快就可以推心置腹地交流了。

    孙权其人，好勇善斗，也能纳谏服理，但因年轻气盛，意气用事，不如刘备老到，吃了很多亏，在庞统身上也是一例——庞统的狂士作风当然也有影响。

    刘备、张飞，开始也都不理解庞统，张飞也几乎重演了“怒鞭督邮”的一幕，但敬好君子的张飞，终于在庞统的才识面前折服。

    将与相的论争，说“专业”不同也好，说“出身”不同也罢，其实，在政权核心的向心力作用下，他们还是可以归于和谐的，这只在于他们之间如何去沟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