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的古人，对战争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界定。比如争、伐、攻、战、袭、取，都有很不同的解释，如伐是有檄文和金鼓的，而袭就没有，其背后的区别，就在于战争本身的战略需要与战争背后的政治背景上，而且尤以三国时代最为突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的延续，但在三国时代，军事问题的政治化特别明显，因为在儒学兴旺的两汉之后，三国各自建立的政治理念，就十分鲜明，比如曹魏要一统宇内，蜀汉要光复汉室，孙吴要权衡天下，所以三国期间的每一战，都有其背后的政治诉求。

    古时候有“朝三暮四”的故事，说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能和猴子沟通讲话，在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这个老人每天早晚都分别给每只猴子四颗栗子。几年之后，猴多栗少，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颗改为七颗，于是和猴子们商量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栗子，晚上还是照常给你们四颗栗子，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猴子们听了，都认为早上怎么能少了一个？于是一个个就开始吱吱大叫抗议。老人一看到这个情形，就连忙改口说：“那么我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这样该可以了吧？”猴子们听了，以为早上的栗子已经由三个变成四个，跟以前一样，就高兴地在地上翻滚起来。这个故事原来的意义，是揭露智者的权术，告诫人们要注重实际，防止为外表的形式所蒙骗。

    明明是侵夺领土，偏偏要说自己是奉辞伐罪；明明是为自己建功，却要说为国家长治久安；明明是危险的战争利器，却也涂上环保的绿色。诸葛亮伐魏、诸葛恪北征、曹操吞并袁氏，都是有着很正大的缘由。

    猴子是没有思维能力的，所以主人可以这样骗它们，后世也就有了一个比喻，叫“把人当猴耍”。而通过三国的军事与政治的背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君主们和大头兵们，被掌握的程度丝毫不逊于这些猴子。

    ）1.不可思议的战争

    对于统帅人物而言，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身败名裂，如隋朝的隋炀帝杨广、宋朝的韩佗胄，而即使胜利，也会有功高震主的嫌疑，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如白起、韩信等。

    “隆中对”的得失

    战争与经济、生产是不可分的，三国时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和关羽的“走麦城”，其实都是战争决策使然，战争不能用经济，甚至军事的眼光简单看待，否则《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就不会简单地评价诸葛亮是“不会带兵”了。如果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关羽从荆州北上袭击曹魏的都城许昌，其实时机并不成熟，而且外交环境并不好（背后还有一个想讨回荆州的孙权），但是，根据诸葛亮的蜀汉建国方略，这却是一次水到渠成的军事行为。

    说到诸葛亮有一个著名的“隆中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出炉过程。当时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诸葛亮了：

    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孔明笑曰：“愿闻将军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孔明曰：“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

    刘备要“伸大义于天下”，其实就是指裂土封疆，甚至当皇帝，诸葛亮已经了然于胸，所以他拿出这样一个“隆中对”来，其中心意图是什么呢？刘邦有汉中、刘秀有南阳为基地，这二人都击败对手当上了皇帝，建立了两汉，而刘备多年来一事无成，主要就是缺少一个富庶的根据地，也缺少一个子弟兵集团、一个文官班底。诸葛亮的策略，就是要为刘备配备这些东西——根据地、子弟兵、文官班底。

    所以，诸葛亮占据川荆、讨伐曹魏、关羽北上，都是根据这个方略实施的。关羽北上攻打曹魏，襄樊一线告急，许昌震动，曹操拟议迁都躲避这一兵锋，但是，当时关羽没有处理好（其实是刘备没有处理好）与孙吴的关系，过于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令孙权倒戈投奔了曹操阵营。

    据《三国志》中记载，刘备收江南诸郡，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令羽管理荆州事务。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这一年，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城。曹操遣于禁助曹仁。秋天，汉水泛溢，于禁所督七军都被水淹没。于禁降于关羽，关羽又斩了将军庞德。

    当时，许昌以南的梁、郏、陆浑群盗都接受关羽的印号，为之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服气。可以命孙权袭击其后方，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城之围自解。曹操同意。当初，孙权曾遣使向关羽求亲，关羽辱骂其媒人，不许，令孙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都与关羽不和。关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力，关羽说“回来算账”，芳、仁都怀惧不安。于是孙权引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同时，曹操派遣徐晃救曹仁，关羽不能取胜，引军退还。但孙权已据江陵，尽虏关羽兵众亲属，关羽军遂被瓦解。孙权遣将追击关羽，斩关羽、关平于临沮。

    这样一来，三国中，诸葛亮再出祁山，也只能是在战略上牵制曹魏国力的迅速扩张，因为隆中战略已经缺少了一只翅膀。但诸葛亮、姜维屡次骚扰曹魏，多为无功而返，却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

    ）2.佚而劳之与劳而攻之：三国将帅的斗争策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决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诸葛亮六出祁山作战，姜维也多次袭扰曹魏西部，但始终不能动摇其关中地区，在曹真、司马懿、陈泰、郭淮、邓艾等魏国名将的阻击下，蜀汉的屡次“光复”战役均告破产。始终没有能够在汉中之外建立外线作战的基地。不过，诸葛亮的策略——蜀汉、孙吴联合袭扰曹魏，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给这个新创立的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司马世家在多次御敌、平叛的战争中越来越有势力，终于功高震主，颠覆了曹魏宗室，从这个角度上分析，诸葛亮的战略，虽然没有“兴汉”，却也实现了“灭曹”的目标。

    司马世家的兴旺从司马懿开始。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出身于东汉以来累世为二千石的豪强家庭，其父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司马懿早年为郡小吏，建安十三年被曹操辟为文学掾。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太子，司马懿任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同列为曹丕的“四友”，是曹丕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代汉，司马懿任丞相府长史，又为督军御史中丞。黄初七年（226年）曹睿继位，司马懿以顾命大臣迁抚军大将军，统领禁军。又任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二州军事，坐镇宛城，主持荆州对吴攻战。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睿崩，太子齐王曹芳继位，司马懿、曹爽辅政。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诛杀曹爽及其党羽，夷三族。次年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辅政。公元265年，其孙司马炎以晋代魏，追尊司马懿为“宣帝”。

    从司马懿的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出，如果司马懿没有在历次战役中得到军权，他也不可能从王朗、陈群、华歆、钟繇这些高官显贵中脱颖而出，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魏国军队最高统帅。对他来说，更期待的是“西线不可以无战事”。

    对于统帅人物而言，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身败名裂，如隋朝的隋炀帝杨广、宋朝的韩佗胄，而即使胜利，也会有功高震主的嫌疑，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如白起、韩信等。所以在战争频繁的三国时代，要完成这一“高难度”的动作，确实需要极大的智慧和魄力。总结起来，三国时代利用战争的节奏，为本国本集团本家族谋利的方略，就在“劳逸”与“进退”的差别上。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孙武指出：“佚而劳之”（《孙子兵法·计篇》），“以佚待劳”（《军争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孙膑指出：“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思想，无疑都构成了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而三国分裂后新边界、新外交形式的形成，也为韬略家们利用山河形势、外交环境实现劳逸节奏的掌握，从而开出新的课题。

    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踏步不前，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继续向前延伸，将“以佚待劳”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待”有被动、消极的一面，而“击”则变得主动、积极。这一原则的提炼，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形势有密切关系，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赤壁之战，刘、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如果曹军发动攻势，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但刘、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迫使曹操退兵。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蜀攻吴守，孙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大胆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其次，在“佚而劳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休整的机会，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官渡之战中，曹操被袁绍包围，后来军粮已尽，给荀彧写信，准备撤军，荀彧不同意，指出：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曹操听取荀彧之见，实施敌疲我打，乘劳而攻的战略，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最后取得了胜利。曹操以弱敌强，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

    劳而攻之的另一个著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五万兵力，备足一年粮草，在寿春闭城而守，反叛魏国。与此同时，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孙吴求援。孙吴派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叛魏，败逃孙吴，文钦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淮南，兵败后逃到孙吴。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使得魏国朝野震惊。六月，魏车驾东征，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前往讨伐。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司马昭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对叛军围而不打，待惫而歼。最后，诸葛诞单骑逃窜，被魏军杀死。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比较轻易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最后，将己方的不劳、无劳、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上。《孙子兵法》讲行于无人之地，攻人不备，可使己方不致疲劳，储备足够的战斗力，用以对付敌人。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经济措施，可以营造宽松、缓和的环境，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多方作战，腹背受敌，前后夹击，里应外合，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都想方设法积极争取机会，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平和、静养、休整的良好状态。

    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赛跑。以此为出发点，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以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从而在决战之前，就稳操胜券。所以曹真、司马懿、陈泰、郭淮、邓艾等魏国将领，即使在诸葛亮、姜维的军队疲敝虚张、呈现败象的状态下，仍然坚守国界，将“以逸待劳”作为了一种长期的国防战略。这样一来，即使西线战事不绝，魏国也没有倾覆危险，反而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练兵备战；相反，在东南战线，魏国始终对孙吴采取强硬的攻势防御策略，令其无暇在江北地区有大的作为。

    再说“进退”。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

    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孙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演。与进的根据一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

    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奔逃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桓，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和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势必鹊巢鸩占的矛盾，从而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弱，装出进军姿势，然后才退兵，这表现出了陆逊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

    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方式，取得奇效的。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予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

    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以“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实在为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而考虑。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相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已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的精髓。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的计划，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以至身败名裂。

    ）3.无功而返：政治上的“行为艺术”

    诸葛亮既要为坚持“复兴汉室”的立国方针而伐魏，又不能急功近利一战耗尽国力，不像刘备那样打赌博式的生死决战，所以他的“无功而返”其实却是一种持重的表现。

    重扰轻战的战略观

    “无功而返”怎么还能算是大功呢？桓温北伐，是为了在朝廷内建立自己的势力，颠覆君父，而诸葛亮伐魏可就不同，他是为了给蜀汉增加“向心力”。与曹魏和孙吴相比，蜀汉还打着“汉朝”的旗号，如果有一天真的赢了呢？蜀汉的大臣们就可以成为新汉的开国元勋——正因为孔明的伐魏，很多想把前途投机到“复兴汉室”的精英，如姜维、蒋琬，才会投奔到蜀汉的旗下。同时，也可以消耗魏国的国力，令其无法安枕。所以蜀汉的伐魏，可以看做是一种非常有象征含义的“政治行为艺术”。无独有偶，与蜀汉一样国力平平的孙吴，也多次采取过派水军袭扰魏国后方的辽东地区，甚至鼓动蜀汉后方蛮族起事的方式，来牵制蜀汉的发展。

    无功而返与不战而胜之间，有时差别并不那么分明，而都是一种军事上的表象而已。

    一个著名的“无功而返”实例，就是诸葛亮首出祁山伐魏，未听魏延之计，兵出子午谷。

    诸葛亮不采用魏延偷袭子午谷之计是正确的。

    详细说来，可分为两个部分来谈谈这一论点。

    一、国力。

    国力是否充裕，是两国战争的一个极大因素。蜀、魏二国在国力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魏坐拥当时中国人口、可耕种土地的四分之三，综合国力比蜀、吴两国相加还要厉害。就是这份差距，使魏延提出的计策更不适用。国力包含很多种因素，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就是这些因素，表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1.人力。人力包括两种，一方面是人口。在冷兵器时代，肉搏的前线和后方都需要大量的人。五千兵马对于三国中实力最弱的蜀汉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蜀汉的人口只有可怜的一百万左右，国中军队只有十万。五千精兵是十万的二十分之一，是蜀汉部队的一个不小的组成部分。加上魏延手下的五千精兵是蜀汉数一数二的部队，因此那五千精兵对于蜀汉就更加重要。另一方面是人才，人口众多是多出人才的一个基础，教育水平是人才的另一个基础。经过两汉数百年的稳定发展后，魏国所占的中国三分之二的面积不仅不是老少边穷，而且大多是汉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富庶发达地区。魏国人力之强，蜀、吴地区如何可比？就当时情况而言，蜀汉人才最为缺乏。而魏延是蜀汉当时最出色的将军之一，决不能轻易失去。由于子午谷之计充满着危险，所以蜀汉绝对不值得冒着失去五千精兵与魏延这么大的危险去实施子午谷之计。诸葛亮不采用魏延的计策绝对是正确的。

    ）2.物力。当时的中原地带正值开发的盛年时期，并非现在的黄土高坡。地域广袤的平原不但物产丰富、粮草充足，而且地矿资源的开发也正当其时。草船借箭虽是虚构，但以魏的资源，真送你十万之雕翎箭也不过九牛一毛罢了。蜀虽号称天府之土，却小得可怜，仅仅一个成都平原是粮食基地，粮草远不足应付长线征伐。现在风景如画的西南在那时不过是穷山恶水而已，树木倒不少，矿产的探测和开发却还在启蒙阶段，完全不能与魏相比。诸葛亮北伐常常会出现粮草缺乏、运输艰难这个问题。再者，蜀中不产良马，蜀马只是些矮小的马匹，难以在关中平原上与魏国骑兵抗衡。蜀汉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关中平原上就缺乏了机动力，恐怕会被魏国骑兵牵制。加上养马经费并非可以由进行北伐的蜀汉所能承担的。所以，蜀汉不能眼宽肚窄地去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而需要逐步进发。因为如果发生大规模而长久的战事，蜀汉的国力绝对不能应付。假设兵出子午谷的奇袭成功，而蜀军又成功占领了长安一带，魏国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定倾其大半军力与蜀汉决一雌雄，因为长安算是曹魏的西北基地。就算蜀汉士兵素质都优于曹魏，但魏军兵力却数倍于蜀汉。对于当时国力不足、补给不继的蜀汉，若以寡敌众必定形势不利。以蜀汉的兵力只能扰敌而无法对抗魏国全国兵力来考虑，诸葛亮的谨慎是正确的，如采用魏延之险计，万一有半点闪失，那带给蜀汉的将是不可挽回的惨局。

    ）3.关中能带来的国力。很多人说，占领关中就能为蜀汉国力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经过董卓之乱、马超叛乱之后，关中已难复昔日光彩，能给蜀汉的帮助极少。既然占领关中也不能为蜀汉的国力带来多少生气，倒不如占领西凉，以免冒险。

    综上，由于蜀汉国力不足，根本不适合进行像子午谷之计这样的冒险。所以诸葛亮不应该采用魏延的险计。

    二、战略。

    魏延的计划确实很有气魄，如果按照魏延的计划，蜀军便可一举夺得关中，这也正是诸葛亮北伐的首要目标。加上兵出子午谷若作为一次战役来看，确实有赢的可能性，但赢也是局部战役的一次胜利而已，蜀汉能因此就一举击溃曹魏吗？更何况魏延取胜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1.难以完成的子午谷之计。完成子午谷之计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同时满足，一个都不能少）：第一、魏延率军从褒中出发，循秦岭东行进入子午谷，循子午谷到长安，完成这个行程必须用10天的工夫。第二、曹魏长安守将夏侯楙得知魏延军突然到来时必须要弃城逃跑，不作抵抗。第三、夏侯楙逃跑时，必须留下大批可供蜀军食用的粮草辎重。第四、魏军的增援部队必须要在20天后才到达长安。而诸葛亮大军从斜谷出发，必须在20天内赶到长安，增援魏延。第五、万众运行子午谷险道不能走漏半点消息，没有魏军拦阻。以上五点都是完成子午谷之计必要的环节，但是都难以如同魏延所想般完成。

    先说第一个，首先魏延能保证在10天之内穿过子午谷而到达长安吗？子午谷道长约600里，两边高山对峙，中间水流湍急，全靠架在山崖上的栈道通行。如果中间有坏道，就必须停下来修复后，才能继续通行。如果坏道一多，修复的时间就会很长，也就会延迟到达长安的时间，如果不能在10天内到达长安，那么魏军的细作就可能会得到情报而有所准备，使蜀军失去奇袭的效果。而且两年之后，魏军都督曹真伐蜀时就是从子午道走的，《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说：“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三国志·魏书·王朗附王肃传》也有说道：“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曹真一个月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可见10天内走完子午谷是相当不容易的。

    再说第二个，魏军守将夏侯楙怯而无谋这是事实，但他会不会害怕到“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呢？弃城而走在魏国是极大的罪，夏侯楙虽然是曹操的亲戚，也不敢冒这个危险吧！如果他不弃城逃走，而是据城而守，等待援军到来的话那又怎么办呢？就算长安守军再差再少，据城而守，难道会被区区五千兵马攻破？即使夏侯楙真的弃城逃走，还有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呢！这个有胆有谋的郭淮已成为雍州刺史，当时正在天水。就算长安被攻破，那么蜀汉军队就处在天水魏军与来援的魏军两处的夹击，怎能长久？

    再说第三点。即使魏延成功占领了长安，怎能保证曹军就一定留下大批粮草辎重给蜀军呢？如果曹军把粮食运走或是干脆将其付之一炬的话，蜀军能空着肚子守城吗？

    再说第四点，谁又能保证关东援军一定会在20天后才到达长安。远的不说，就拿司马懿袭击孟达来说，孟达估计司马懿要一个月后才能赶到上庸，结果司马懿只用了短短的8天时间就赶到了，杀了孟达个措手不及。而且从关东到关中，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天然屏障，正利于曹魏的铁骑昼夜急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诸葛亮率军从斜谷出发到长安，要行千里栈道，加上一路还有曹军从中阻拦，怎能保证就一定能赶在曹魏援军到来之前到达长安？万一落在曹军后面，魏延军被曹军灭掉不说，诸葛亮的北伐大军就会屯兵于坚城之下，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最后说第五点，魏延根本不能担保在子午谷中没有魏军与魏军探子，如果有魏军和探子在道中等着魏延，那么不但魏延的计策泡汤，就连能否到达长安都是个问题。

    ）2.合适蜀汉的战略。蜀汉国力最弱是众所周知的，魏延的战略既不适合蜀汉，那么什么战略才适合蜀汉呢？蜀汉靠的是山险，就算兵少，只要堵住山路要口，据险关固守，敌军再多也难有作为。长安附近一片平坦，以蜀汉总兵力都远不如曹魏的情况下，光是占领长安，却没有险山要关可以据守，势必是无法守得住，而且是在不利的平原地带和曹魏硬碰硬大对决，那等于把自己置于死地。蜀汉的国力居三国之末，当时的人口也不多，实在玩不起这种危险动作（刘备的惨败是很惨痛的经验教训）。相反，凉州多山，只要占领险关要道，曹魏兵力再多也难以夺回去。加上蜀中无良马，到了长安平原很难与魏国强大的骑兵对抗。而凉州产良马，如果蜀汉占据凉州，将使蜀汉有更大的力量对抗魏国。这就是诸葛亮舍长安攻凉州的最大原因，也就是诸葛亮制定的蜀汉战略。在当时的环境下，整体兵力不多，战略计划却好高务远，这是兵家大忌。两方比较，魏延的计策远不及诸葛亮的周到安全。而且魏延的计策短视，没有长远的计划，计划偷袭长安后就别无后着。远远不及诸葛亮计划得周全。因此魏延的子午谷之计不值得被采用。

    ）3.外交战略。孙吴表面上虽是蜀汉的盟国，但是孙吴内部对吴蜀联盟有什么看法呢？蜀汉位于孙吴上游，顺江而下，对孙吴是个威胁。加上荆州问题一直困扰着吴蜀两国。若不是魏国一直对吴蜀两国虎视眈眈，加上诸葛亮专注北伐，孙吴也一直想北上占领魏国的徐州和寿春等地。所以两国一直没有互相攻伐。而很多人也说，如果诸葛亮采用魏延的子午谷之计，再让孙吴配合出兵，将有很大可能成功消灭魏国。但是孙吴会不会出兵呢？孙吴如果占据徐州、扬州，就是放弃了长江之险与魏国强大的骑兵、步兵集团在广阔的平原上交战。以孙吴善水之兵，弃其长处与北军在北方争雄，能胜利吗？远的不说，当年曹操就是放弃了北军善马之利，与孙吴在南方争霸才遭到赤壁大败。相反，孙吴北上，恐怕也会遭到曹操南下的同样问题。孙吴既然有前车之鉴，能北上冒险吗？孙吴国政是在魏蜀二国中保持平衡，维持三分，蜀汉若成功占领关中，势力大盛，对孙吴的威胁将会加大。蜀汉灭魏之后，一定会顺江而下，灭吴统一。孙吴在这种环境下，很有可能会乘蜀汉无力兼顾益州之际袭取益州，霸据长江上中游，巩固内防。然后与蜀再建同盟，维持三分。而蜀汉若失去益州之地，为了继续进行与魏的斗争，也会忍气吞声接受孙吴的盟约，以免两面受敌。诸葛亮设立攻西凉的战略时就已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占据西凉，有险可守，就算益州陷落，起码可以保住蜀汉不亡。如果按照魏延之计占领关中，不攻西凉，一定需要大量兵力防守各处关隘，因为关中乃一平原，险要之处极少，蜀军一定要全军出动，才有可能守住关中。蜀军全军出动，益州必然空虚，若此时孙吴来袭，失去益州在所难免。就算能与吴再建交，也难以保存关中，因为必会受到来自洛阳、西凉两处魏兵的侵袭。因此在外交问题困扰之下，魏延之计根本不是万全之策。

    正反两种观点相比较，显然后者更准确一些，因为魏延即使能穿越子午谷拿下长安，以蜀汉的国力，也一时无力消化关中的新领土，所以诸葛亮既要为坚持“复兴汉室”的立国方针而伐魏，又不能急功近利一战耗尽国力，不像刘备那样打赌博式的生死决战，所以他的“无功而返”其实却是一种持重的表现。

    ）4.人心与时势的较量——征途中的叛乱

    强盗逻辑在强盗身上是管用的，于是新的强盗头子司马炎代替旧的强盗头子曹奂，坐在了至高无上的椅子上。

    曹魏伐蜀汉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很有代表性的恶性事件：二士争功。曹魏的三个伐蜀统帅中，邓艾字士载、钟会字士季，所以叫“二士争功”；另一个是雍州刺史诸葛绪，表现平平，可以不谈到他。说是“二士争功”，实际却是以大官僚钟繇之子钟会为代表的士族地主和以贫苦出身的邓艾为代表的军功将领之间对政治利益的一场角力。

    《三国演义》第119回写道邓艾被擒，当时“钟会与姜维下马入府，见邓艾父子已被缚，会以鞭挞邓艾之首而骂曰：‘养犊小儿，何敢如此！’姜维亦骂曰：‘匹夫行险徼幸，亦有今日耶！’艾亦大骂……”

    钟会以为，奉辞伐罪，大兴王者之师，可以轻松平灭蜀汉的疲敝抵抗。而以邓艾的计谋，需要通过阴平小道的崇山峻岭，在与蜀汉军队作战前，先要与猛兽和瘴气搏斗，绕路千里，直取一国首都，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很少见，如此惊人的计划，也只有邓艾这样出身贫苦、大智大勇的“亡命统帅”才能制定并予实施！饶是钟会足智多谋，也不能理解邓艾战术的精要。

    而在邓艾得蜀后，更被姜维、钟会诬陷为有反志，除掉邓艾后，姜维更劝钟会自己谋反，继续分裂蜀汉，结果二人又为监军卫瓘率众魏将所杀，至此，取得蜀汉后曹魏的两大名将邓艾、钟会与蜀汉名将姜维均告殒命，此事也打乱了司马炎的统一计划，导致平吴战役推延多年。

    其实，“二士争功”其中还有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

    司马炎平定了国内的异己，野心膨胀，开始计划灭蜀。他的手下都反对，只有心腹参谋张华和钟会赞同。钟会是名臣钟繇的小儿子，和蜀汉的马谡一样，都是天才参谋。于是司马炎以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策划灭蜀之役。

    魏景元四年，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司马炎下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建造战船，又命孙吴降将唐咨造大海船，作出准备南征孙吴的假象。但实际上，他使邓艾统三万军进攻甘松、沓中以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统三万军直插武街、桥头，隔断姜维的东退之路，钟会率领主力十多万，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三路进攻。再以廷尉卫瓘为诸路监军。

    牙门将许仪在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结果跟在后面的钟会还是因为一座木桥年久失修而差点坠马。于是命斩许仪。钟会没有统领大兵团作战的功绩，大概怕被部下看不起，所以杀人立威——许仪是许禇的儿子，连他都给宰了，诸军莫不惊恐，不敢再轻看钟会了。

    汉中驻军遵从姜维的方略，纷纷后退，只以监军王含、护军蒋斌各五千人守备汉、乐二城。钟会派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以万人包围两城，自己继续长驱直入。后主刘禅急派大将廖化、张翼等带领主力北援，才走到剑阁，就听说汉中已经没了。汉中天险，不到一个月就尽数丢失，只好据险而守。由此可见蜀汉动作速度之缓慢。

    这时候姜维在沓中和邓艾对战，屡受挫折。听说汉中出事，他赶紧脱离战事，东进救援。走到桥头一看不好，诸葛绪已经在这里了。于是他改走孔函谷，做出兜截诸葛绪后路的态势。白痴诸葛绪一害怕，引军后退，就把桥头给让出来了。姜维立刻通过桥头，直下剑阁，和廖化等会合。这恐怕是姜维军事生涯中最漂亮的一条计策了，声东击西，攻其必救，调动敌军，打开通路，真是要多精彩有多精彩！

    蜀道难行，又多天险关卡，汉军阻住剑阁，钟会无法继续前进。所谓“兵贵胜，不贵久”，再对峙下去没有丝毫好处，钟会一筹莫展，准备退兵了。司马炎苦心筹划的伐蜀战役，眼看就要失败。邓艾是一代将才，知道这次动用兵力太多，才得了一个汉中就回去，根本得不偿失。战争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未得大利就退兵，魏的国力、司马炎的影响力，都会因此大打折扣。他反复苦思之下，提出了“偷袭阴平”之计。

    钟会认为此计过于冒险，不肯同意，于是邓艾乃直接上书司马炎，得到批准后，简选精锐，前往阴平。本来他想和诸葛绪共同进兵的，可是诸葛绪认为自己堵截姜维的任务既然已经成为泡影，就应该直趋白水关，和钟会合兵于剑阁之下，因此拒不接受命令。邓艾没办法，只好孤军深入。

    从阴平南下，一路上山道险峻，邓艾开山前进七百多里，粮草将尽，才到达江油。驻扎江油的汉军，以为魏人从天而降，大为恐慌，全无战意，守将马邈出降。消息传到成都，刘禅大惊，急命诸葛瞻北上防守涪城。

    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亮临终的时候，向朝廷要求了几块薄田，让儿子回家种地去，别出来做官。可是诸葛瞻不听，仗着老子的威风，在蜀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的实际本领，比老子可差得太多了。当下到了涪城，尚书郎黄崇建议迅速进军，把邓艾拦在山地，寻机歼灭，可是诸葛瞻犹犹豫豫，行动迟缓，等到前军被邓艾击破，他才退守绵竹。邓艾进军绵竹城下，诸葛瞻仗着人多，出城与战。邓艾初战不胜，鼓舞士兵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再度发起总攻，阵斩诸葛瞻、黄崇等人。

    刘禅吓慌了。邓艾的大军才到雒城，刘禅就主动请降。当时成都城中还有数万兵马，够一年食用的粮草，刘禅竟然守都没守就出降了。

    姜维等人听说诸葛瞻战败的消息，放弃剑阁，退走到郪。这时候，刘禅的诏书也到了，要求各军就地向魏人投降。姜维等拔刀斫石，愤恨不已，可是也没有办法。老窝已经被人端了，还有什么搞头啊？于是姜维向钟会投降。

    当初伐蜀计划才定下来，司马炎的另一名亲信、西曹属邵悌就秘密对自己主子说：“钟会这个家伙素有野心，给他这么多兵马很危险啊，不如换人。”司马炎笑了：“因为只有钟会赞成伐蜀，所以派他去，别人连信心都没有，怎么可能打胜呢？你放心吧，钟会若有反意，他依靠谁？北方的将士都想着回家，没有人会跟从他，而若蜀灭，蜀的旧将卒因为亡国而胆丧，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想造反，只是自取灭亡。”

    现在既然蜀汉已经完蛋，钟会在降将姜维的一力撺掇下，果然生了异心。他是伐蜀的主帅，可是偷渡阴平，最先进入成都的却是邓艾，想到回去以后邓艾的功劳会在自己之上，心里非常不爽。正好邓艾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进入成都后就自己拿主意，先斩后奏，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情。钟会以此为借口，恶人先告状，上书说邓艾要造反。司马炎立刻统兵向西进发。邵悌问他：“钟会的兵多邓艾好多倍，为什么不叫他就地擒拿邓艾？主公你何必亲自出动呢？”司马炎笑了：“你忘了自己先前对我说的话吗？我这是防备钟会，而非邓艾。不过用人不疑，连贾充问我是否怀疑钟会，我都没把真实心思透露给他，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

    司马炎是一代奸雄，时势、人心，全都牢牢掌握在他手中，钟会怎么跟他斗？可是钟会偏不明戏，一方面请监军卫瓘往成都收捕邓艾，一方面又和姜维秘商，准备割据蜀中：“我也要试着当刘备。”姜维这是一条非常狠毒的计策，他偷偷给刘禅写信，说我此计如果成功，或许可以一举除掉邓艾和钟会，恢复我大汉社稷。钟会连自己身边人的阴谋都看不透，怎么能看透远方司马炎那极度深沉的心机？

    卫瓘知道钟会想要借刀杀人，自己明明兵少，去捉邓艾，一个不慎就被对方砍掉了，这正好坐实了邓艾的反心。于是他屯在成都城外，先写信给各军将领，宣布捉拿邓艾的命令，声明如敢从逆，一律夷灭三族。诸将都怕了，纷纷前来投降，于是大半夜地把邓艾从床上揪起来，押上了囚车。钟会进入成都，正式开始他的反叛计划。他的计划是：先发动政变，夺取蜀汉故地，然后派姜维统兵五万，出斜谷为前驱，他自己带大军随后。第一战攻克长安，然后骑兵从陆路，步兵从水路，自渭水顺流而下，大概五天时间，步兵可以到达孟津，和骑兵在洛阳城下会师。“如此，天下定矣。”

    说得可多简单啊！如此，天下早就一统了，根本轮不到他钟会。要想完成这个空想计划，首先就是要先控制四川；控制四川，首先就要先控制成都。姜维给他出了一条毒计，让他以悼唁刚死掉的魏太后为借口，召集南北诸将齐会朝堂，当堂宣读伪造的太后遗命，讨伐司马氏，有不从者，乱棒打死。其实按姜维的意思，他想打死的岂止是不从者，还包括所有魏将，甚至还包括钟会本人。这条计策够大胆的，但是也够冒险。果然消息泄露，魏将合力杀死了钟会和姜维。

    成都城乱成了一锅粥，魏军互相火并，蜀汉的原大臣、将领也被乱兵杀掉好大一批。邓艾的部属趁机去追赶囚车，想要抢回邓艾。卫瓘听到消息，大惊：“当初是我捉拿的邓艾啊，他要是活着回来，我不是很危险吗？”于是派快马抢先追上，砍下了邓艾的首级。

    在《三国志》中，邓艾和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以及钟会并列一传，被归为叛逆，真是冤枉。他或者有擅权的举动，但是根本没有叛逆的行为。可怜一代名将，就这样殒灭了。

    司马炎兵到，很快平定了蜀地的混乱局面，并送刘禅到了洛阳。蜀汉从此彻底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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