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过去的历史再精彩，也无法对现代人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历史真正的魅力就在于它已经过去了，一去不返了，所以能够给人许多想像的空间、猜测的空间和解释的空间。历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试错，一个是存疑。

    因为历史是在时间的一维世界中存在的，所以一切的历史活动出现之后就不能悔改。因为不能悔改，所以在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一个具体的时代中，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模式最为合理，是根本无法验证的，因为历史不是电影，不能回放，无法比较。而历史所能验证的，则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失败的，是错误的，比如秦朝的灭亡、项羽的失误、李自成的溃败、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经常会有设想，说怎样能够避免那些失败、失误或者错误，人们立论的基础，就是历史本身试错的特点。在历史的试错实验中，能够被试错的，只是诸多想法和决定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只能作为预备提案而存在，有的想法有幸被记载进了史书，有的决定湮没无闻。这些没有被历史现实加以验证的，一旦错过了那个历史时代，就再也无法证明其真伪优劣了，因为产生这个想法的具体时代背景不复存在，这个决定所要指向的历史现实也早已成为陈迹，所以，那些不曾成为历史现实的一部分的想法和决定，只能作为人们思想世界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古人的想法和决定即使在今天有人想要去付诸实行，也肯定会变味甚至变质。

    翻回头来，三国的历史，也是试出了很多错，也存留了很多疑的历史。正因为有错，所以人们会想这错在哪里，如何才能不出错，正因为有那么多闲置下来的想法和决定，人们才会假设这些思路如果变成了现实，历史能够向什么方向发展。当思考的过程从简单的感性判断转变成为学理的探讨和艺术的表现时，三国的历史就不再是三国本身，而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思想资源了。

    ）1.包装到位的三国文化

    事实上，无论是一段历史，还是一个人物，之所以能够让无数人关注并且欣赏，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天生丽质”，一个是“包装到位”，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词的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者。这首词里面充满了心灰意懒的情绪，和不屑于钩心斗角的孤傲。在范仲淹看来，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虽然人人称道，但忙了一辈子，就只不过争得一个破碎的江山一角，谁也没有能统一中国，这对英雄人物来说，不但不值得夸耀，反而是一种耻辱。范仲淹认为，刘备、孙权、曹操“用尽机关，徒劳心力”，但是没有再造一统，就相当于做了一场无用功，还不如像刘伶那样一醉方休来得痛快。

    范仲淹这番话说得半真半假。半真，在于他所叙述的三位霸主征战一生却只换得破碎山河的三分之一这一现象基本属实；半假，在于他借着评价三国历史的机会，抒发自己对北宋政治时局的情绪。

    有趣的是，为什么范仲淹会借着评价三国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为什么他不去评价汉朝、唐朝乃至夏商周的历史来暗藏深意呢？很明显，当时的北宋，正在和西夏、契丹“三分天下”，而且北宋在军事上屡屡受挫，此情此景，只能让人想到大一统分崩离析的战国、三国、南北朝，而不会想到大破匈奴的汉朝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唐朝。

    无独有偶，唐朝的才子杜牧也有一首以三国排遣自己内心情绪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当年周瑜正是靠着火烧赤壁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也是靠着火烧赤壁一跃成为三国时代最为著名的大将之一。杜牧偏要唱反调，怀疑如果没有东南风，火烧赤壁还会不会出现，周瑜还会不会成名。周瑜的成名已经是历史的定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杜牧“多此一问”，感叹偶然因素对个人成名的影响。实际上，杜牧自己，在年少时就有才子之名，可是因为被卷进了唐代最大的政治斗争——牛李党争，一生都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不正是一个空有韬略，但没有遇到东风的周瑜吗？可见，杜牧也不过是以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有一句老话，叫做“看三国落泪——为古人担忧”，说的是忘记现在而一心扎进故纸堆的天真与可笑。可是，谁能够真正放弃所有的现代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古人的世界中呢？我们对古人、对历史的看法，都是以现实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往往是自己平素最关心的问题。所谓怀古，只不过是将历史作为素材，构筑自己心中所想像的古代罢了，甚至可以说，怀古，不过是自己的一场梦，把自己想像成古人，或者把古人想像成自己。

    是不是我们平素生活过于清闲，所以要把古人拉出来审判一番。指摘出若干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每当我们最是忙碌、最是感觉工作进入瓶颈状态之时，越是想要看看古人在面对同样情况的时候是如何应对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寻找古人为人处世的原则、从政用人的政策、治国安邦的方略，才会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古人。

    我们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以历史作为经验来学习，本身不奇怪，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遇到难题的时候，都要埋头在三国这段历史之中？难道三国的历史中，蕴藏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所有智慧？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不约而同地关注三国？

    事实上，无论是一段历史，还是一个人物，之所以能够让无数人关注并且欣赏，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天生丽质”，一个是“包装到位”，这两个原因缺一不可，否则，“天生丽质”可能永远“养在深闺人未识”，或者是虚假的包装和宣传弄巧成拙，“东施效颦”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奥黛丽·赫本拥有全世界亿万的影迷？一来因为她拥有天生的美貌和雍容华贵的气质，二来是因为她这种美貌和气质找到了适合她的作品——《罗马假日》，正是这样，她才能成为世界电影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座丰碑。假如让她去演《乱世佳人》里面的刁蛮姑娘或者是《毕业生》里面的颓废青年，恐怕她也不会拥有如此多的崇拜者了。

    历史也是一样，三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必读的历史，就因为三国时代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分裂走向霸权、由霸权走向统一的螺旋变化过程，以及对这段历史进行过精彩描写和宣传的《三国演义》的作用。

    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若干次，但是每次基本都要维持几百年的时间，比如春秋战国，比如十六国南北朝，比如唐朝中期之后的藩镇割据一直到五代十国……只有三国时代，把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之间的转变，浓缩到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而且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面，能人辈出，各种精妙的策略也层出不穷，各方英雄棋逢对手，展开了势均力敌的较量，我们平日想要看到的东西，都在三国历史里面浓缩了。仁者从中得到智慧，学者从中品味人性，政客从中读出权谋，商人从中学会经营，老人从中感悟兴衰，青年从中感受英雄。

    而《三国演义》对三国历史的大众化，更是功不可没。书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展现了作者对乱世的看法和对英雄、枭雄、奸雄的不同态度，并且用浓墨重彩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还把三国时期的大小战役描绘得栩栩如生。自从《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三国历史的了解，启蒙的教材都是《三国演义》，而不是记载三国历史的《三国志》。从了解历史的真相而言，这未免有点买椟还珠的嫌疑，但是从对三国历史的宣传上来看，《三国演义》恰恰抓住了中国百姓的心理，知道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喜爱，对什么憎恶。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可能性的三国历史”，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三国历史进行重新编排，经过筛选之后制造出来的历史。用今天的话来讲，《三国演义》可以称为“戏说三国”或者“三国王朝”、“三国秘史”，但是在那个时代，《三国演义》就是给中国人圆一个梦。什么梦？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去进行政治实践的梦。

    那么，为什么要把三国当做一种实践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梦呢？为什么不选择唐代那个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为什么不选择号称士大夫生存状态最为优裕的北宋？

    为什么偏偏是三国？知道了这一点，就会知道为什么历朝历代会有那么多的人以三国作为自己抒发情感的突破口了。

    应该说，当三国成为万人谈论并且每每以三国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教科书时，三国就不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种资源了。而人们之所以要拿三国来说事，因为三国是可以拿来说事的资源。

    听起来这话好像不大好理解，那么来打一个比方：当石油潜藏在地下的时候，石油只不过是这个地球上的一种物质存在，是作为古代生物曾经存在并最终沉淀变成油类的一种证据，没有和人类发生什么关系。但是，只要和人类发生了接触，让人类认识到石油可以利用，石油马上就不再是一种地壳中的物质，而是人类使用的资源了。

    资源是什么？资源就是人类可以利用的东西。看看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水资源、大气资源、土壤资源、旅游资源、人力资源……哪个不是人类要用来为自己造福的？好像人们不会说“废品资源”这样的词，因为那不是人类可资利用的幸福源泉，仅此而已。

    那么，三国作为一种资源，对人们到底有什么用？可以为人们造什么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人们为什么非要把三国当成资源的根本原因。《三国演义》的前面，有一首词，已经脍炙人口，正好可以用来回答“三国有什么用”的问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看到了吧，正因为三国时代“是非成败转头空”，而导致这“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正是被“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浪花淘尽的“英雄人物”。且不管这么说对不对，古人就是这么理解的，他们觉得，没有那些英雄人物的活动，就不会有风云变幻的三国历史，就不会有那将近一百年中的是非成败。所以，要探究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兴衰成败，为什么会有功过得失，可能我们一时还看不清现在的局势，但是我们有三国啊，可以看看三国时代的情况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人使用了什么策略获得了成功，什么人采取了什么方法导致了失败。

    说白了，三国是什么？就是案例，它不是干瘪的成功之路教程，而是把胜利守则隐藏在其中的个案。这么说来，三国的历史，已经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那些只有教条没有实用办法的儒家经典，成了和今日的MBA教程相似的重要资源。而历代想要从三国历史中寻求出人生发展道路和事业前途的人，也确实获得了他们想要的资源。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抗清义士、大学者顾炎武。

    顾炎武说过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这句话是在谈论什么问题的时候说出来的。事实上，这句话是顾炎武在评论三国历史的时候说的，这段评论收录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面。他评论的，是三国的曹魏时期“正始之音”的情况。当时，曹魏处于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佐小皇帝曹芳的时期，而那些享有盛名的名士们，团结在曹爽周围，不去想如何建设国家，而是空谈心性，说一些十分玄的话，但是还十分受到士林的赞赏，誉为“正始之音”。顾炎武生活在明末，他亲眼目睹了明末士大夫们谈王阳明“心学”的情状，而且还看到了东林党士大夫们虽然刚正不阿但是缺乏治国才能的现实，正是这样的情况，才让明朝最终在党争和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灭亡。顾炎武想知道明朝的灭亡和曹魏的灭亡是不是有什么相同之处——两个都是由军事家开辟的朝代，而且都推行鼓励自耕农的政策，自然会有一些相似了。最后，顾炎武在读到曹魏的“正始之音”时，发现曹魏之所以能够为司马懿所篡权，并不仅仅因为曹爽本人的无能或者魏明帝曹叡托孤没有找到合适的顾命大臣，而是朝中的官员和国家的士大夫们根本不关心国事，只是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想着说一些玄乎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来赢得士林传颂的虚名。当一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凝聚力，作为国家统治核心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如此堕落，这个国家的统治又怎么能够长久呢？因而，顾炎武就在“正始之音”这段历史的后面，作了自己的评论，说亡国有两种情况，一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即“亡国”，另外一种是不但政权覆灭，连这个国家生存的民族也将历经磨难，称为“亡天下”。顾炎武说，“亡国”并不可怕，因为那只是一家一姓的失败而已，但是“亡天下”就非常可怕了，因为那是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大难。被清军入关屠杀刺激的顾炎武，在明朝“亡国”又“亡天下”之后，正是在三国历史中寻找到了解开历史谜题的方法，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

    ）2.雅俗三国双重变奏

    不知不觉之间，“俗”三国的内容也会为“雅”三国所吸取，而“雅”三国中的一些理念，也会慢慢进入“俗”三国的戏文之中，这种双重变奏，不断丰富着三国的历史资源，让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都能够从中感受到希望。

    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种，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这种戏谑的文字，一看就知道出自最富有讽刺细胞的元代。元代的杂剧和散曲擅长用离奇的比喻和夸张的想像来表达作者对幸福的渴望和对现实的不满，这一首散曲也不例外。作者把那些历史上被称为非常之才的大人物进行丑化，认为他们不过是靠哄人才成就事业的骗子罢了。而曲子作者所举的例子里面，就有十分被后人推崇甚至认为是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两头蛇南阳卧龙”。

    把“卧龙”诸葛亮说成“两头蛇”，未免有失口德，但也只是对那些空有大名而做不出大事的人揶揄和讽刺而已。不过，如果钻一下牛角尖，为什么这首元曲里面要拿诸葛亮的称号“卧龙”做例子来讽刺那些名不副实的人呢？换句话说，诸葛亮哪里得罪你们了？

    实际上，病根不在诸葛亮身上，而在对三国历史的解读上。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们拼命去神化三国人物，刘备、诸葛亮、姜维、关羽这样的正面人物要锦上添花，就连吕布、董卓、曹操这样的反派角色也要夸大他们的能力，这样才能显出与之斗法的诸葛亮、刘备们的才能。于是，刘备变成了双手过膝的怪物，诸葛亮变成了呼风唤雨的巫师，曹操变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司马懿变成了扮猪吃老虎的狐狸……这种神化，无非是把知识分子自己的政治理想无限夸大，所以让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一个个不是变成超人就是变成魔鬼终结者，似乎只需要他们出马，百姓都可以作为观众，只看着他们之间的争夺就够了。可是知识分子无论如何神化，都离不开三国的正史，于是只能把人物们评论得如同悼词里面所讲的那样，永远正确、无往不胜、英明神武、神机妙算。可是这样的话说上一次两次就够了，时间长了之后，没有新内容，全是官样文章，百姓们自然不会买账，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无休止的重复炒作和政治宣传，让百姓对知识分子所描述的三国人物产生了“审美疲劳”。

    产生了审美疲劳之后该怎么办？只有颠覆，在颠覆中寻找新的资源。前面我们说过，三国历史，是中国的资源，人们可以从中探求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办法，不过，这只是实用方面的功能，当对三国的解读充斥了太多的实用性之后，人们就会慢慢对三国用以实用的资源产生厌倦，转而寻找那些可以产生生活中乐趣的资源了。

    三国的资源，不是单一性的，而是蕴涵着很多侧面、很多层次的资源。如果觉得它只是可以作为实用的案例集锦，就是低估了三国的历史价值。当三国的实用资源无法使用的时候，人们就要转而寻求它其他方面的资源了。

    在什么样的时代，三国的历史资源无法实用呢？那就是鲁迅所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那是一个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时代，既然生死都已经操控在他人之手，那还何谈实用三国的历史资源建功立业呢？在这样的时代，就出现了三国资源的转型，娱乐性质的成分开始凸现，而严肃意义的经验逐渐退居幕后。而一旦出现了转机，人们又摆脱了“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进入“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三国的资源又会转回到以寻求经验以资功业为主的方向上来。如此以往，循环不断，这就可以称做“雅俗三国的双重变奏”。

    对三国来说，什么是雅，什么是俗？这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划分，也不是一个文学层面的比较，而是根据三国这种历史资源对人产生的影响性质所作的区分。当人们以三国资源作为建功立业、治国安邦的指导时，三国资源就成为“雅”三国，因为那是会影响社会发展的；而当人们用三国的历史资源来娱乐自己、消遣自己的时候，三国的资源就成为只对个人生活有影响而对他人无任何效果的“俗”三国。因而，“雅”三国不一定真的文雅，也有火烧连营水淹七军的残酷，而“俗”三国也未必真俗，更会有苏东坡的《赤壁赋》这样传诵千古的好文章。

    “俗”三国的资源，主要表现在文艺作品上。而文艺作品中，又以戏曲作品最能体现三国作为影响个人生活的资源的特点。

    有一出戏叫做《凤仪亭》，讲的是王允献上连环计，用美女貂蝉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借机除掉董卓的故事。在这出戏里面，董卓的好色和贪婪残暴表现得淋漓尽致，吕布的鲁莽冲动也十分形象。在董卓终于中了连环计而与吕布反目，在凤仪亭掷戟的时候，人们心中都会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董卓横行朝野的助手终于被他自己抛弃了。凤仪亭的故事，在三国历史上并没有，但是人们都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吕布和董卓最后确实反目成仇，而且戏中刻画的人物性格特点也和历史上的董卓与吕布十分相近。这就是三国作为生活资源的作用，它不但给人们展现了三国人物的“私生活”，而且把百姓们对统治者残暴贪婪的仇恨蕴涵在里面，人们希望看到的暴虐的权臣走向末路的结果，也在戏中出现，在一个“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人们除了在戏文中获得心理的补偿之外，还能有什么过多的奢望呢？

    还有一出戏，叫做《辕门射戟》，也是和吕布有关的。在这一出戏里面，吕布不再是那个贪杯好色的傻乎乎的形象，而成了仗义执言的江湖老大。为了解开袁术和刘备之间的矛盾，吕布做了和事老，用自己精湛的武艺震慑了双方。在历史上，吕布确实是个武艺超群的人，而且好像确实有为刘备和袁术排解矛盾的行为，不过远远没有戏文中那样富有传奇色彩。在戏曲中，一直怀有称帝野心的袁术为了扩张势力，想要夺取刘备的地盘，而刘备也对一直有不臣之心的袁术不满，两方面的局势一触即发。而袁术派了大将纪灵想要攻打刘备，却被吕布请到自己的大帐之中。纪灵见到刘备也被吕布请到帐中，大惊失色，想要逃跑，却被吕布拎起衣服抓了回来。吕布把自己的方天画戟立在辕门，对刘备和纪灵说，如果自己能够一箭射中戟上的月牙，双方必须罢手，有谁敢违背这个约定，吕布就要亲自带兵取他性命。结果，吕布果然在远处轻松地一箭射中了戟上月牙，把袁术和刘备之间的战争消解于无形。这个故事里面，寄托了人民的一种心理。对于军阀们来说，争夺地盘发动战争是家常便饭，但是人民却不希望平静的生活被战乱打破，所以他们希望有个武林高手靠着自己的绝世武功压服矛盾双方，换来和平的环境。吕布就在人们的这种和平心理下，被打扮成了“武林盟主”的形象，而且这一形象还被中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世代相传，甚至掩盖了吕布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

    说到三国戏曲，《古城会》是最为著名的唱段之一。戏中的关羽，挂印封金，拜别了曹操，护送着两位嫂嫂“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在古城和结义兄弟刘备、张飞会合。在戏曲中，为了突出矛盾冲突，还安排了张飞不理解关羽，以为他已经投身曹操做了叛徒，要和他决一死战，直到刘备赶来事情才水落石出。这出《古城会》，寄托了人们心中重情重义的理想，他们希望朋友都能像刘关张三人一样，互相友爱至死不渝。正是因为现实中真正义薄云天的人如凤毛麟角，人们才会欣赏戏曲中重义轻利的关云长，更会喜欢为了维护义气的纯洁不顾三七二十一要和关羽拼命的莽张飞。

    另外，《群英会》作为体现赤壁之战前夕局势的著名剧目，也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在剧中，周瑜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而且能够在英雄云集的场面下表现出自己的大将风度和领袖风范，并且对带有刺探军情任务而来的曹操手下蒋干假意逢迎，让蒋干盗走假情报的场面，体现了周瑜的智勇双全，也体现了人们对少年英雄的向往，对洞悉敌人用心而技高一筹的政治家的称赞。周瑜将计就计骗倒蒋干的场面，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很多的抗战片、反特片中，都有以假情报迷惑敌人然后引蛇出洞的情节，不过这些情节，似乎都多多少少出自《群英会》中周瑜的计策这一源头。

    在《空城计》这出脍炙人口的京剧里面，诸葛亮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风采体现得最为突出。在兵败之后，诸葛亮没有急于退兵，而是力挽狂澜，在司马懿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使用“虚则实之”的兵法策略，打开城门，自己悠闲地弹琴，让司马懿满腹狐疑又不敢轻举妄动。在历史上，诸葛亮和空城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根本没有发生“空城退司马”的一幕。但是百姓喜欢看，因为他们不愿相信诸葛亮是个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们理解诸葛亮也会失败的事实，不过他们相信诸葛亮这样的智者能够在败军之际还有办法令敌军退兵。在《失街亭》里面，诸葛亮误用了没有军事才能的马谡，百姓们理解，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只要诸葛亮在最后的关头撑住局面，人们就会从心里感到愉快，因为这诸葛亮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就和他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智者一样，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永不犯错的神仙。

    关于三国的文艺作品还有很多，但基调与上面的几出大同小异。在“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的百姓只有靠着把自己对和平、安定、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三国戏曲里面，在听戏的时候获取片刻的满足感。想想，中国的老百姓还真的是很善良，他们把理想寄托给明君贤相，把希望寄托给侠客英雄，自己却一无所有，只能在自己心中营造出来的英雄故事中安慰自己。但是，百姓的这种心愿也不会只是一个梦，一出戏一旦流传久远，自然就会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并且让戏曲中体现的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希望。

    这样一来，那些怀有报国热情和治国才能的人士，也会按照戏曲中的理念去监督自己、鞭策自己了。回想抗日战争时期，《霸王别姬》、《挑滑车》等以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戏曲在后方处处传唱，鼓舞了多少抗战的将士，而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豫剧《花木兰》又激励了人们多少报国的热情啊！所以，不知不觉之间，“俗”三国的内容也会为“雅”三国所吸取，而“雅”三国中的一些理念，也会慢慢进入“俗”三国的戏文之中，这种双重变奏，不断丰富着三国的历史资源，让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都能够从中感受到希望。

    ）3.中国思想的一个出口

    当人们成为三国这一资源的建设者和改造者之后，三国就变成了人们抒发理想、表达志向的“实验田”。在这片“实验田”里面，中国的思想找到了一个出口。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刘禹锡《蜀先主庙》

    这首诗，虽然没有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样出名，但是也算是三国怀古诗词中的精品了。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一位名士，他在中青年的时候就有志于改革弊政，积极参与了当时毁誉参半的“二王八司马”改革。但是，改革最终失败，参与改革的士人也都被流放到最荒凉的地方。刘禹锡自己说，他被流放的地方是“巴山楚水凄凉地”，而自己是“二十三年弃置身”。如果是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和冷遇，肯定会无法承受，但是刘禹锡不但承受了下来，而且还化悲痛为力量，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且还不断鼓励自己的朋友和后辈，希望他们能继承自己的志向，为了改造国家、重建国家权威而奋斗。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让他能够在被流放的二十三年间还能乐观旷达呢？答案，就在这首《蜀先主庙》里面。

    刘禹锡这首诗，与其说是怀古、评论蜀汉的先主刘备，不如说是针砭时弊、倡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唐朝的皇帝能够像刘备一样“得相能开国”，并且如刘备兴复汉室江山一般重建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辉煌，即所谓“业复五铢钱”。这种理想，是刘禹锡毕生的追求，在被流放到巴山楚水之间时，他从蜀汉先主刘备的祠堂中获得了灵感，重新找到了希望。被流放到荒凉之地又怎么样，终身被废黜又能怎么样？只要怀着报国之心，像刘备那样半生漂泊到处逃命的人，不是也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吗？

    可以说，刘禹锡的诗中，把刘备美化了，刘备这个人，在历史上根本不是要兴复汉朝江山的，也不是恢复了汉朝制度的，他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但，历史是历史，历史资源是历史资源，历史成为过去之后，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把历史人物放进自己的解释框架中进行重新诠释。

    实际上，换句话说，刘禹锡笔下的刘备，并不是历史上的刘备，而是一个和刘备同名同姓经历相同但理想和志向却和刘备迥然不同的人，那是刘禹锡自己心中的理想，是一个打上了刘禹锡烙印的“假刘备”。

    套用杜甫的话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禹锡自己因为现实的原因，不再可能自己亲自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向，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后来人了。但是，他的理想不会破灭，虽然“出师未捷”，虽然“英雄泪满襟”，但是在同时，他还在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载体，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承载起自己全部希望的形象，为后来者指路。

    一旦三国作为历史资源，并不仅仅是人们可以用来解决事业问题和个人生活乐趣的工具，而且还能作为承载自己理想的一个载体，那么，三国的历史就彻底被颠覆了，在颠覆的同时，三国又重生了，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了新的理想和见解的资源。

    人们不再是被动地、消极地在三国的油田里面开采石油、做三国这个资源的破坏者和享受者，而是变成了重新栽种树苗、改造三国这片密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当人们成为三国这一资源的建设者和改造者之后，三国就变成了人们抒发理想、表达志向的“实验田”。在这片“实验田”里面，中国的思想找到了一个出口。

    法国著名的游侠小说作家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所有的智慧都隐藏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与希望！”而承载了后代人们理想与志向的三国资源，正是隐藏了中国智慧的宝藏。可能您要说，只留下等待和希望，只把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投入到对古人的咏叹之中，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十分简单，而且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就曾经被一位智者回答过了。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至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年至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像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说这番话的人，是十九世纪的智者卡尔·马克思，这段话，出自他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明确地说出，借用古人来作为革命的招牌，并不是为了给古人招魂，而是为了寻找到革命的精神。这对三国资源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士人们一代一代地把自己的情怀和理想倾注到了对三国的诠释中，而后来者又从他们的诠释里找到了力量，寻找到了理想、希望和治国方略。

    所以，三国资源在被不断地诠释和改造之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历史，而是中国思想的出口了。中国的思想即使不在直抒胸臆的文章和政论中表达，也会在对三国历史的评点和感怀中寻找到出海口。

    近代对中国的三国资源挖掘得最为勤奋、诠释得最为精彩的，是著名的杂文家鲁迅。鲁迅曾经作过一次讲演，题目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间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新军阀战争的开始，国家从北伐战争胜利后的局部暂时统一再次走向全面的长期分裂，这个时代，鲁迅选择了魏晋风度作为演讲题目，自然有他的用意。在他的心中，当时的中国，和三国时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在选择是做奴隶，还是奴隶都做不成。

    鲁迅演讲的主要内容，是魏晋风度中的反传统现象与尊重传统的实质，以及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政治高压下的丧失。他以曹操、孔融、何晏、阮籍、嵇康等人作为评论的对象，揭示了他们表面上反传统，实质上向真正的传统回归的倾向。这种说法，寄托了鲁迅自己的精神在里面。事实上，无论是曹操、孔融，还是何晏、阮籍，虽然都有反抗现有的伪善和迂腐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却是实用多于理想，而且还是压倒性的，只有嵇康属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已。但是，在当时新军阀林立、互相指责对方“背弃革命”而借故开战的情况下，鲁迅只不过是用三国人物的形象，表达自己的理想，他希望真正能够摆脱当时的伪善和虚假口号，恢复到理想主义的真诚之下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呼吁如果直接发表出来，势必会被封杀，所以他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借助对古人的评论，对文学的赏析，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奔突的出口。且看下面一段内容，像不像对当时军阀们的讽刺和蔑视？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做宝贝看待的。”

    鲁迅是幽默的，也是机智的，他用三国时代的伪善者，和民国时期伪装成三民主义者的军阀相提并论，让他们发怒也不是，不发怒也不是——其实，鲁迅所说的阮籍、嵇康那样的用不谈礼教、不信礼教来反礼教的行为，又何尝不是那个不谈仁义、不信仁义并且宣称“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自己呢？

    近年来，所谓的“清宫戏”风靡银屏，一时间辫子大臣满天飞，格格阿哥满街走，虽然穿的是古代的衣服，不过说的是现代的话，做的是现代的事情，宣传的是现代的思想。如果乐观一些，让清宫戏能够不断充实自己、增加内容，谁能保证它不会成为又一个三国那样的历史资源呢？可惜的是，现在的清宫戏，里面没有智慧，没有理想，没有志向，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只是把西装牛仔换成了辫子旗袍。而三国这一中国思想的出口，则慢慢冷了下去，似乎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这是一种危险，还是中国思想又一个新的开始？

    ）4.三国成了谁的镜子

    人们把曹操从一个脸谱的形象中拉了出来，又扔进了另一个脸谱之中。这样的脸谱化工作有什么用呢？而且这种对号入座性质极强的用历史人物比附时人的做法又怎么能让历史作为照亮兴衰成败之路的镜子呢？

    著名的皇帝唐太宗说过一句话：“用铜做镜子，可以让自己把衣冠调整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明白兴亡盛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

    用历史做镜子，让自己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现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应该把历史当做什么样的镜子？要把历史做谁的镜子？是戏说、是曲解，还是在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诠释、进而改造？

    前面我们说了，以三国人物、三国历史做基点，人们从中认识道理，倾注自己的愿望、理想并改造和重构三国资源，让三国成为长盛不衰的中国思想出口，是三国作为历史资源的魅力之所在。但是，诠释和重构也是有底线的，不能随便诠释，不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也牵扯到三国上来，否则，三国就不是可以让人明白兴亡盛衰的镜子，而是可以随意乱照的哈哈镜了。

    事实上，如果真的是发表思想上的见解，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纯个人的行为，就需要仔细地打磨和推敲，那为什么还会有把三国变成哈哈镜的情况发生呢？

    这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出于炒作的重复劳动，一是出于某些外在压力的故作奇谈怪论。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出现了一些《厚黑学》之类的作品。这些书的作者自称饱读诗书，一直以来在思考中国历史中的谜题，但是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翻阅《三国演义》的时候，他突然心血来潮，归纳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精髓，全在“厚”与“黑”二字。而黑心肝和厚脸皮，似乎就是李宗吾心中的全部政治内容，而让他得以立论的基础，正是三国。

    李宗吾认为，刘备是个典型的厚脸皮，曹操是明显的黑心肝，而孙权厚与黑都做不到彻底，所以只能半厚半黑，惟有司马懿才是彻底的厚黑俱全，所以他最后能够把三国归为一统。

    这一学说，把三国的历史归纳成了“厚”和“黑”两个字，未免有些以偏概全，而且抹杀了三国历史的多样性。不过，作为一家之言，他的说法也未尝不可以备一说，更何况，他提出“厚黑学”，意在抨击民国时期腐败的吏治和黑暗的统治。而且，即使在民国时期，他的这一观点虽然也曾风靡四川一带，但在全国的影响并不算大，也没有作为三国时代的“标签”。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厚黑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出版，厚黑学也重新风靡起来，而且随着大众消费的发展而影响日渐扩大，到了后来，甚至已经成了三国历史的代名词，谈到三国，就是厚黑学，谈到厚黑学，就是刘备曹操孙权司马懿，以“三国厚黑学”、“厚黑三国”为名字的书刊也涌现出来。

    可以说，如果仅仅是一种说法，厚黑学还可以让我们理解三国的某些历史侧面，并且让我们了解以往对三国历史的一些理解，可是，如果把厚黑学当做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当做解读三国、定位三国的惟一标准，就有点过了，而且那些以三国当做厚黑读本的通俗读物，也是牵强附会多、深入剖析少的粗制滥造作品居多。如果从这些书籍出发去理解三国，那么三国又如何能成为今天的镜子呢？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也出现了对三国的另一种哈哈镜解读。这就是著名的“评法批儒”运动。评法批儒运动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深挖”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毒草”，弘扬和宣传那些“敢于打破旧传统进行革命”的“法家”。说是“评”和“批”，但是根本是只能按照既定的观点去进行评论，否则就会被批评甚至审查、监管。没有了思考的余地，一切只能按照定好的调子来说。

    于是，历史人物一个个被拉上了台，或者表扬或者批斗，甚是热闹。在那次“运动”中，曹操、诸葛亮被当做法家的代表进行表扬，而司马懿则被当做儒家的代表予以痛诋。

    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一些文章里面，提到曹操和诸葛亮，时不时出现的“法家”的词汇。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那些写作了这些文章的作者，他们如果不做这样的写作，不但同样会有别人来写这样的文章，而且他们自己也会受到迫害。所以，戴着大帽子的文章出现了，三国的历史变成了“儒法斗争”的历史，曹操和诸葛亮好像摇身一变成了扎着武装带绑着红袖章的“革命小将”，而那些活动在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们，又多多少少有点把自己的想法转嫁到诸葛亮和曹操身上的味道。

    除去上面所说的这些以炒作为目标的重复劳动和因为外在压力影响所作的奇谈怪论，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出于游戏心理而把三国变成哈哈镜的行为。

    我们都经常玩游戏，从早期的大型街机，到后来的电视红白机器，一直发展到现在的电脑游戏。游戏的制作方式是什么？就是挑选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编排一些攻关的程序让大家进行冒险。既然要选择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那么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三国故事自然是其中的重头戏了。

    有关三国的游戏是日渐增多，格斗类的、策略类的、棋牌类的、经营类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游戏都把三国当做一个游戏的背景而已，而游戏的内容，还是玩家自己通过努力的奋斗通过程序的考验。受着这种思路的影响，前几年在网络上出现了以《大话三国》为名的FLASH动画，故事还是三国的故事，内容却变成了搞笑的内容，三国人物都成了被调侃被恶搞的对象，一些现代名词充斥了对三国的现代转化。

    这种怀着游戏心理把三国儿童化、丑角化的行为，用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就是“没营养”，除了博得大家一笑之外，没有任何的资源意义。可是，因为现代是一个消费社会，任何能够刺激消费的产品都会有其存在的空间。这种“大话三国”，正是适合了现代以轻松消闲为主的文化娱乐形式的消费，所以才会大行其道。但是，这样下去，三国就会变成一个只会搞笑不会思考的玩物，而不是能够承担中国历史和智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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