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的都是争斗的双方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第三者吞并或者抢夺胜利果实。也许这种情况只会在低水平的斗争中发生，其实不然，越是高水平的争斗，对峙的几方越需要集中精神应付对手，否则的话，还没有见到夺取胜利果实的“黄雀”，就先被“螳螂”给吃掉了。

    三国鼎立的局面长达几十年，但是最后谁都没有吃掉谁，反而是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氏扫平了蜀汉和孙吴，统一了天下。这就好比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之前，织田信长、明智光秀、丰臣秀吉几个人都为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南征北战，而他们之间也是明争暗斗，但是最后的胜利者，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反而是曾经作为织田信长的盟友、后来成为丰臣秀吉手下“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代，无不是如此。南北朝后期，北齐、北周和陈三足鼎立，但最后却是篡位的杨坚征服了全国；唐代的藩镇割据历时百年，但最后唐朝灭亡在黄巢起义手中，藩镇的军阀们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五代十国的对峙几十年，最后被一个发动陈桥兵变的赵匡胤建立了政权统一了燕云十六州以南的地区；北宋、西夏和辽对峙百年时间，最后被女真人打得落花流水；南宋、金和西夏继续对峙，最后又被蒙古吞并；明末的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张献忠和明朝政府连年争战，可是收盘的人却是来自关外的后金……

    为什么会这样？这种局势，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历史定律，好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走出的迷宫一样，每到乱世即将结束时，就会出现新的政治力量把旧有的对峙各方逐个击破然后建立一统。把眼界放宽一些，在春秋时期，先前最有实力的齐国、晋国、郑国、楚国等先后争夺霸主，但最后还不是被崛起于西部的秦国一个个击破才建立了秦王朝的吗？如果说这是规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如果说这只是巧合，为什么巧合会出现得这么多？到底这历史的谜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1.萧墙之内的痼疾

    陆逊的被杀作为一个信号，标志着孙吴政权内部君臣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君臣之间互不信任、大臣之间互相倾轧的局面已经开始，而孙吴政权也因为这爆发出来的内斗而走向了衰败。

    儿子与位子的旧病

    在可以称得上是儒家的《圣经》的《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真正的隐患，并不是外在的敌国，而是内部的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祸起萧墙”的典故。在欧洲战争史上也有相似的一句话，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为什么内部的矛盾比外部的敌国还要可怕呢？那是因为，敌国即使为祸，也只是从军事上打击你，而内部的矛盾，则可以从一个小问题扩展到人事、政治、财政等诸多方面。也可以说，敌人最多只是打伤你的皮肉，但内斗却会伤害你的五脏六腑。

    在长期的相持和对峙时期，在抵御外敌的准备上，可以说各方都十分有经验而且有着数，所以，虽然敌国看起来势力强大，但终究不能一举歼灭你。内部的争斗却危险得多，它不一定从什么地方发生，又不知道发生之后会以什么形式波及到其他的领域。这么说来，好像杜绝内部的争斗，就会高枕无忧了，但是，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利益争夺或者信仰冲突，而这些争夺和冲突，一旦和政治相结合，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个人的利益争夺和信仰冲突会因为政治权力的催化变成集团性质的党争和内讧。

    孙吴是内部矛盾不断的一个政权，先是孙策征服江东地区时产生的征服者与本地豪族的冲突，再是创业君臣和新加入的文武官员的冲突，而对孙吴打击最大的，则是因为皇位继承人问题而产生的内部争斗。

    在魏文帝曹丕篡夺东汉之后，公元222年，孙权自称为吴王，同时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称帝，正式建立国号，同时册封孙登为皇太子。当时的太子官属有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宾客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太子的东宫一时间名士云集。但是，孙登的生母身份低贱，因此，孙登虽然是长子，却并非嫡子。在古代，是坚持“嫡长子”继承制的，即先确定嫡子和庶子的身份，然后在嫡子中选出最为年长的来继承家业。而孙权当初之所以立庶出的孙登为太子，一是因为当时创业时期群臣的建议，二是出于政权交接的考虑，当时孙权其他的儿子年纪幼小，如孙权本人发生不测，幼子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他才会立孙登为太子。但是，正是孙权的这种考虑，埋下了此后几十年的孙吴政权内斗的祸根。

    孙权有一位宠爱的王夫人，她生下了皇子孙和及孙霸。当年荆州牧刘表就是因为宠爱小妾，最后才会贬黜长子刘琦而传位给幼子刘琮，导致了兄弟之间的内讧，孙登深知此中的危险，所以屡次有让位给王夫人所生的儿子孙和之意。不过，孙登这里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在孙权的赤乌四年（241年）孙登就去世了。可正是因为孙登的去世，才让孙吴政权内部的继承人问题一下子激化起来了。因为，无论是孙登还是孙和、孙霸，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嫡子的名分，所以按照年龄长幼排序还说得过去，但是孙登一死，孙和与孙霸这两个一母所生的兄弟之间就要有一个谁才是合法继承人的问题了。

    孙登去世的第二年，孙权立孙和为太子，不久又封孙霸为鲁王。可是，孙权却偏偏十分宠爱孙霸，甚至超过了对太子孙和的信任和宠爱。在日常的待遇上，孙霸所享受的各种礼遇同太子没有什么两样。按照儒家的礼仪，太子和其他皇子的身份应该在日常的待遇中体现出尊卑的差别，但孙权因为个人的喜好模糊了这一差别，因此促成了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的不睦。如果只是他们之间的争斗还好，可是围绕着继承人的问题，朝中的大臣也分为两派，一些正直而又从大局着想的大臣如陆逊、诸葛恪、顾谭、朱据、屈晃、滕胤、施绩、丁密等为了国家的安定和权威，要求维护太子的名分；而公主鲁班夫妇、全琮的儿子全寄、杨竺、吴安、孙奇等则出于个人的私心，想依靠鲁王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所以拥戴孙霸，而暗地里对太子有很多诋毁之词。有一次，孙权得病，派遣太子到长沙桓王孙策庙祈祷，太子妃的叔父家离庙很近，就把太子请到家中休息。公主鲁班听说了此事，就趁机向孙权进谗说，太子不去孙策庙祷告，却往太子妃家计议孙权的身后安排来。孙权听了之后十分恼火，更加疏远孙和而信任孙霸，两派大臣的争斗也因此愈演愈烈。孙权在病愈之后，感觉到朝中大臣借继承人问题进行党争的危险，于是下决心快刀斩乱麻，结束朝臣各自勾结皇子的局面，于是他废掉太子孙和，并将鲁王孙霸赐死，让拥护两派的大臣都无所依托只能继续听命于他自己。在暂时消除了内部的争斗之后，孙权又另立了自己宠爱的潘夫人所生的幼子孙亮为太子。

    朝臣之间围绕着继承人问题产生的矛盾，不只是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而是孙吴政权内部复杂矛盾的反映。这正是“祸起萧墙”的可怕之处。矛盾在爆发的时候，可以从任何一个事件作为突破口，而太子的问题则是国家政治中最为敏感、最为重要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一旦大臣们的矛盾利用太子问题爆发，那么其破坏力将十分惊人，不但大臣们会各为其主，甚至会把皇帝、后妃和皇子们牵扯进来，成为无人能超身事外的政坛大地震。

    而且，因为继承人的问题，让孙吴政权内部的一些隐藏很久的矛盾暴露了出来，越来越不可收拾。孙吴政权中最微妙也最可以牵动整个朝廷的关系，就是孙权和陆逊之间的关系。陆逊是跟随孙权时间较久、功勋卓著的大臣，孙权当年把自己兄长孙策的女儿嫁给了陆逊。在孙吴的军事统帅周瑜、鲁肃、吕蒙先后去世之后，陆逊成为抗拒魏、蜀二国的主要支柱。但孙权对陆逊的重用，主要在军事方面，始终没有交给陆逊政治大权。

    孙权曾经下令让陆逊代替顾雍为丞相，并且说有旷世功劳的大臣一定要得到重用和信任，并且作为保全社稷的大臣永远受皇权的保护。可是，这不过是孙权口头上的说辞。在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斗期间，孙权并没有听从陆逊有关保全太子、黜降鲁王的进谏，又相继流放了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杀了亲近陆逊的朝中大臣。后来，孙权甚至下令，派宫中的宦官传达自己的意思，去责问陆逊的罪过，使陆逊怀着悲愤和郁闷而死去。

    孙权之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为陆逊维护太子，主要症结在于孙权认为陆逊的存在对他的统治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什么当年可以精诚合作、同甘共苦的君臣之间，会出现如此大的裂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呢？

    陆逊出身于江东大族，在孙策渡江征服江东的时候，陆氏家族死伤惨重，与孙吴统治者的家仇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后来，孙权为了打开局面，主动和江东大族交好，并且重用陆逊和他的亲族，使得陆家在孙吴政权内部地位显赫，但孙权却由此开始猜忌陆逊，惟恐他受到别人的挑唆或者因为个人的心情向自己发难，陆逊手中握有重兵，家族势力又强大，如果要推翻孙氏家族的统治也不是不可能，这是孙权的一个心病。而孙吴政权内部，自从吕蒙死后，陆逊一直镇守武昌，声望与日俱增。吴国的权贵政要，上自太子孙登，下至文武百官如步骘、诸葛瑾、潘濬、朱据等都与陆逊是莫逆之交，而陆逊当年还有协助吕蒙偷袭荆州的大功，又为抗击曹魏立下无数战功，可以说得上是“功高震主”。到孙权统治的后期，三国之间的疆界大致已经确定，孙吴政权的军事力量虽然还不足以西讨蜀汉北伐中原，但维持现有的疆界保证内部不受侵害则绰绰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外敌的威胁不太大，而内部有威望、有才能、有势力的大臣陆逊却成为孙吴长治久安的隐患。正因为陆逊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让孙权觉得陆逊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曹操，会篡夺自己政权的实际控制权。尤其是陆逊在继承人问题上，团结了一大部分臣子来拥戴太子孙和，让孙权感觉十分不安。在孙权在世的时候，由于他和陆逊之间的知遇之恩，还能驾驭陆逊，但太子孙和无德无能，为何陆逊要支持太子呢？孙权认为这是陆逊试图控制太子而后控制朝政的表现。所以，孙权一方面想办法逼死陆逊，另一方面制造各种罪名来清除陆逊的亲族和与陆逊关系亲密的大臣。后来孙权立幼子孙亮为太子后，所挑选的辅政大臣不是那些江东的耆老，却是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单薄的诸葛恪，这正说明孙权是在有意避免第二个曹操的出现。

    另外，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孙权和其兄长孙策的子孙之间的关系。陆逊是孙权做主和孙策的女儿结婚的，所以名义上是孙策的女婿。孙权最初将孙策的女儿嫁给陆逊时，当然是为了加强君臣间的关系，让陆逊具有皇族姻亲的身份，但当陆逊功高震主的时候，这门亲事中一些潜在的不为人知的因素便凸现出来。要知道，孙权的江东基业本来就是从兄长孙策手中继承的，而且孙策也是在突然遇到刺杀的时候临时把自己创下的基业交给孙权来打理。可以说，在孙策临终之前，并没有任何意思要让孙权做自己的继承人，因而孙权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代理人而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孙权本人十分忌讳这个问题，因为江山不是他打下来的，他只是守业者而已，而兄长孙策也有儿女留下，这些儿女当然在理论上也有继承孙策基业的权利，于是孙权时时提防他们，对孙策的子女并不与自己的子女同样看待。孙权的诸子即使年纪幼小，也会予以封王，而孙策的儿子们却终身只能封侯，不是亏待是什么呢？这一点，连孙权本人也是心中怀有愧疚感的。孙权在大病的时候，不向其父孙坚的灵位祷告祈福，却偏向兄长的灵位祷告，正说明孙权内心深处也觉得自己没有善待孙策的子女，因而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的鬼魂作祟来伤害自己，所以才有此举。而孙策的子女既然受到冷遇，又有一个十分有实力的女婿陆逊有可能为他们出头来反抗孙权，孙权又怎能心中不怀有戒心呢？于是，以继承人问题作为引子，陆逊等大臣表达了对孙权国策的不满，孙权也借此清除他认为对自己统治有威胁的大臣，正是这样，陆逊的被杀作为一个信号，标志着孙吴政权内部君臣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君臣之间互不信任、大臣之间互相倾轧的局面已经开始，而孙吴政权也因为这爆发出来的内斗而走向了衰败。

    家丑何以成为国耻

    曹魏政权雄踞北方，占有汉代的统治中心长安、洛阳和中原地区，军事实力强大，内部文武群臣能者如云，但却在一夕之间大权旁落，被司马懿夺取了最高统治权，这是许多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十分困惑的。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因为内部的矛盾。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在景初二年（237年）十二月任命宗室、已故大司马曹真之子曹爽为大将军。三年正月，早已“解甲归田”的司马懿也自河内郡汲县应魏明帝的召唤来到洛阳。而就在三年正月，曹叡病死了。根据记载，司马懿进洛阳之后，魏明帝马上召见他，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我过世之后，这国家的事情就交给您了。您和曹爽一起来辅佐我的儿子吧。我一直支撑着不让自己早点死，就是为了等您来托付后事啊！现在见到了您，和您说了这句话，我就没有顾虑和遗憾了。”然后，魏明帝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齐王和秦王叫来让司马懿与他们见面。魏明帝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要继承皇位的，就是他，齐王芳。您要看仔细一些，不要记错了啊！”然后魏明帝又让齐王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表示亲近，司马懿当时不住地顿首流涕。这一天齐王曹芳被立为皇太子，魏明帝也去世了。

    为什么魏明帝要对司马懿说出那样的话？又为什么他要让司马懿看清楚齐王曹芳是将来的皇帝呢？这是曹魏历史上的一段公案。魏明帝之所以有这样一段近似于表演的托孤，就因为曹魏政权内部有极强的明争暗斗存在。

    在曹操在世的时候，曹操的儿子们在将来的继承问题上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曹操的长子在当年征伐张绣的时候和曹操的爱将典韦一起死于乱军之中了，而曹操十分宠爱的小儿子曹冲也不幸病死了，只有曹丕、曹彰和曹植几个儿子还在世。因为嫡长子已经去世，所以嫡长子继承制度已经不必遵守，曹操的几个儿子每个人从理论上都有继承的资格。

    曹操对自己身后的政治安排是十分看重的，所以即使在长子在世的时候，他也并不想拘泥于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当然，那个时候曹操的势力还不够强大，继承权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曹冲活着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当时曹操已经是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丞相。所以，在曹冲去世之后，他十分悲伤又十分遗憾地对曹丕说：“这是你们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啊！”可见，曹操本来是想把自己的王位传给那个留下“曹冲称象”故事的小儿子的。而在世的几个儿子中，曹彰有勇无谋，曹丕为人深沉而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明确表达出来，曹植天性淳厚又十分有文学才华。在这几个儿子之中，曹操最喜欢的就是曹植了，他一度有过立曹植为继承人的想法。可是，曹植有点才子劲头，更有点名士派头，做事马马虎虎，粗枝大叶，对一个普通的文人来说，这可能说明他为人洒脱的特点，但对一个政权而言，这种不拘小节的习惯却十分不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考察之后，曹操深知曹植不是一个适合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且他还发现，自己手下的大臣也为了立谁做继承人的问题互相结党营私，败坏朝政，于是只能按照长幼的顺序立曹丕做魏王世子（当时曹操是汉献帝“封”的魏王），试图结束这场由继承人问题带来的纷争。

    曹操在世的时候，继承人问题随着曹丕地位的确立而暂时平息了，但曹操去世之后，谁来真正继承曹操的事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曹操的灵柩在洛阳，曹丕当时在邺城，他听从了华歆等人的劝说，没有去洛阳奔丧，而是在当时曹魏政权的中心邺城马上宣布继承王位，而曹彰随后赶到，询问象征着曹操政治权力的玺印放在哪里，说明曹彰也没有放弃争夺继承权。此时最为冷静的反而是曹植，实际上，他也没办法不冷静，因为曹操在认识到曹植不能作为继承王位的政治家之后，顺便把拥护曹植的大臣杨修也编造了罪名杀掉了，为的就是稳固统治，曹植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哪里还有能力去争夺什么？

    然而，事情没有就此结束。曹彰因为有夺取继承权的野心，所以为曹丕所猜忌，于是，他最终是被曹丕给杀害了。关于曹彰的死，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去朝见曹丕，但是曹丕并不接见他，让他吃了闭门羹，曹彰一气之下突然死亡；另外一种说是曹彰进宫去和曹丕下棋，但是曹丕暗中在茶点的枣子里面下毒，曹彰没有防范，吃了茶点之后毒发身亡。这些说法都被记载进了史书，可见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多少会有些事实的根据。而曹植的情况更为悲惨，虽然他已经没有什么势力，但是曹丕因为他曾经是曹操生前所喜爱的儿子，怕有大臣利用这点来抬出曹植反对自己，于是暗中派人监视曹植，限制他的行动。曹丕称帝之后，为了避免曹植卷土重来，还借故杀掉了当年拥戴曹植最为坚决和卖力的丁仪、丁廙兄弟及其家中所有的男丁，这不但是剪除曹植的羽翼，更是杀人立威杀鸡儆猴。

    朝中的大臣因为曹丕继承了曹操的王位，暂时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并不说明曹魏政权内部的争斗就此结束了。事实上，不但曹丕本人对自己的弟兄或者杀害，或者流放，或者软禁，当时社会上也有各种传言和猜测，来表达对当时曹魏政权内部争斗的看法。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丕曾经做过一个十分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磨一枚铜钱上的花纹，想要把纹路磨掉，但是却越磨越清楚明了。曹丕因此而惊醒了，询问身边的大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臣含糊地回答说，这样的事情，太后不会同意的。

    曹丕的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后人编造的哑谜。曹丕死后，谥号是魏文帝，即“文”，而他的儿子是魏明帝，即“明”，磨铜钱上的花纹越磨反而越明，就是想要反对“文”帝的统治但没有成功，反而会有“明”帝的统治。这个梦是不真实的，因为曹丕的谥号是他死后由大臣和即位的皇帝商议下来的，他自己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文”就是说他的，而他的儿子谥号“明”，更是他无法预见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梦不过是后人的编造。但是为什么会有编造的这个梦呢？因为曹丕的统治始终是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波涛汹涌的，潜在的危机始终存在，无法消除，所以他才会担忧有人来动摇他的统治。

    曹丕和曹植之间，有很多故事和传说，比如曹丕即位之后打算杀掉曹植，但是给他机会做诗免死，却又故意刁难他，要求七步之内写成，曹植因而写下了“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诗”，感动得曹丕心软落泪。这个故事并不真实，曹丕是个十分理性的人，他都可以把和自己恩爱多年的妻子甄氏赐死，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而“七步诗”里面的曹丕，则显得有点网开一面、自作聪明，好像一个和情人怄气的孩子一般。但是，“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确实是曹植所做，这就说明，虽然没有曹丕以做诗出难题想要杀害曹植的事情，曹魏政权内部的争斗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十分残酷，否则曹植不会使用“同根”、“相煎”这样的词来形容。

    还有一个十分香艳的传说，说曹植的《洛神赋》本来就是以曹丕的夫人甄氏为原型的。甄氏本是袁绍的儿媳妇，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小说家们安排曹植与甄氏之间有情在先，但曹丕在曹操战胜袁绍之后竟抢先霸占了甄氏，才让曹植为此一直闷闷不乐的。后来甄氏被曹丕赐死，曹植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便写下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看上去十分合理，曹丕不但在争夺继承权的时候胜过曹植，而且还有抢走曹植情人的举动，这样一来，二人的冲突就复杂了。不过，这也只是草蛇灰线的小说家语，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呢？因为曹丕确实是对兄弟不够亲近，反而是疏远、猜忌、监视，无所不用其极。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亲兄弟之间要变成这样，于是开动脑筋想像出这个逻辑上合理但是事实上荒诞的情节来。

    ）2.人寿与国运兴衰

    统治者的寿命长短，直接决定着他的治国方针能够维持多久，能够影响多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的个人寿命，决定着一个国家国运的兴衰。

    必然影响历史的偶然因素

    我们以往接受的历史教育，总是说一切历史现象的发生、消亡，都是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比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等等。

    这些“历史规律”，用历史哲学的词汇来解释，就是历史中的必然因素。那么，历史中是否有偶然因素呢？当然有，而且有很多偶然因素的作用还不可估量。比如，在蒙古大军横扫欧洲的时候，正好欧洲大陆流行黑死病，让欧洲的军事力量大打折扣，这才让蒙古大军一直攻打到多瑙河沿岸地区。黑死病发生不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是人们无法左右的，但是它在蒙古西进的时候发生了，并且产生了作用，这就是不可替代的历史偶然性。而蒙古大军没有继续前进，则是因为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时候被飞矢射中而死，蒙古贵族们急于回去争夺大汗的位子，才从各地撤军的，横扫欧洲的那一支蒙古骑兵也不例外。蒙哥被流矢射死，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局势，这个偶然性因素的价值更加不可估量。

    具体说到三国时代，有哪些偶然因素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呢？

    有人说貂蝉是三国历史上最偶然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绝代佳人，将不会有董卓和吕布的反目，也不会有董卓被杀后的一场中原混战。这种说法实在没有太多的道理，因为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貂蝉这个人物我们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说究竟是她影响了历史，还是董卓和吕布之间本来就貌合神离。还有人说，肯定是华容道上关羽放走曹操是最偶然的因素，如果关羽不放走曹操，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国鼎立。事实上，华容道上设埋伏的事情确实有，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指挥埋伏部队的是关羽，而且曹操当时败逃也并非只有几个随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兵将护卫着他的，要突围出去，并不是难事。还有一种说法，说诸葛亮使用火攻，把司马懿父子三人困在上方谷，即将烧死的时候，天降大雨，这是最有影响的偶然因素。确实，这是《三国演义》里面特别有戏剧性的一幕，可是在历史上，这一幕却没有发生过。

    那么，到底是哪些偶然因素才是影响三国时期历史发展的呢？说起来非常普通，没有上面那些具有戏剧性的内容，左右着国运兴衰的，是人的寿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不妨看看一个统计数字：

    曹丕在公元220年废汉献帝之后自己称帝，226年去世，执政六年多；刘备221年建立国号称帝，222年在白帝城去世，在位时间仅有两年还不到；孙权222年自称吴王，229年称帝，252年去世，执政时间30年左右。

    这三位，是魏、蜀、吴三国的开国君主，他们之中，刘备在位时间最短，曹丕次之，孙权的在位时间则接近三国时期的一半——公元280年，孙吴被西晋所灭，这样算起来，孙吴政权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孙权的统治下度过的。

    刘备、曹丕、孙权这三个人中，曹丕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之后坐享其成的，刘备是自己白手起家，从创业到开国的，孙权是继承了兄长的事业之后，又有所发展壮大，最后开国的。如果按照“创业—守成”的角度来划分这三人的类别，刘备是创业者，曹丕是守成者，孙权是创业守成兼而有之。

    作为创业者的刘备，他在创业之后还没有开始守成便在兵败中去世，这正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所说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在诸葛亮看来，统一天下才是“创业”成功，实际上，在当时的局势下，博得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算是创业完成了。刘备从当年一文不名的贫苦出身，到雄踞一方的霸主，一生都忙于创业，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几十年，虽然基本上建立了蜀汉政权，但是就好比盖房子的时候打了地基便甩手不管。刘备取得益州之后不久，孙权就派兵夺取了荆州，刘备大怒之下发兵伐吴，但因为进兵急躁，被吴军火烧连营，《三国演义》里面说这是“火烧连营八百里”，但刘备的军队哪里能够排开八百里的营地呢，恐怕现在几十万人的军团扎营也不到一百里。刘备获得益州之后，应该下大力气整顿内部，把荆州和益州的军备和经济搞好，从创业转向守成，这样才是保全自己而进行防守反击的正道。可惜他却把自己的性命断送在了白帝城，留给诸葛亮和刘禅一个烂摊子。

    作为守成者的曹丕，执政时间六年多，可惜没有做到一个守成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在他的统治下，曹魏政权在军事上没有任何大的建树，而且他不能抓住机会扩大地盘。他的最大失策，是未能乘刘备伐吴之际，挥师直捣吴国的心脏地区建业。曹丕是个贪图虚名的君主，他仅满足于孙权称臣纳贡的表面胜利，致使孙权有惊无险地躲过了被蜀、魏夹攻的危机。可是孙吴战胜了蜀汉之后，曹丕却先后两次兴兵伐吴，这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动错误的战争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在内政方面，曹丕更是不会规划，甚至每每以自己个人的要求影响国家的政策。曹丕不但没有继承曹操节俭的习惯，反而开始大兴土木，在他在位时期，修建了陵云台、东巡台及九华台，完全为了个人玩乐而用，而且还影响到了他的继承者魏明帝。在魏明帝即位之后，也学着曹丕的样子，开始了穷奢极欲的兴建宫室活动。一些史学家评论曹丕时代的统治时，认为曹丕在个人性格上轻薄佻靡，没有摆脱东汉以来那些贵族公子哥的败家子形象，而且非常骄矜傲慢，做事的时候不考虑大局，因此用自己的意愿破坏国家的律令法制，导致了曹魏境内法律废弛的局面产生。这种评价，虽然有些刻薄，但是也应该看到，曹丕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也许是因为个人寿命的原因，让他没有机会转向勤勉治国的路线，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曹魏政权有六七年的时间停滞不前，错过了在蜀汉和孙吴争斗时期发展自己的大好机会。

    孙权既是创业者，也是守成者。在他执政的岁月里，孙吴政权摆脱了外来征服者的面貌，和江东大族开始合作，成为江东本土化的政权，同时他又联合刘备抗击曹操，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他的开创之功；鼎足之势形成之后，他在国内继续进行招募贤才的政策，不过国策更加转向保守，从任人唯贤转向了任人唯亲。他的基本国策，不是固守长江，而是要打过长江去，统一全国，为此，他对长江一带的军事力量进行了重点建设，同时为了稳固后方，积极攻打活动在孙吴政权内部的山越部落，对他们采取了屠杀、征服等政策，虽然暂时消除了山越对孙吴政权的骚扰，但也为政权内部的民族危机埋下了祸根。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孙权统治的时期，是孙吴政权逐渐走向强盛而后开始走向滑坡的时期。

    可以说，刘备的死，造成了蜀汉政权内部空前的危机，创业之后应该如何守成，这是新君主刘禅所不知道的，也是辅政大臣诸葛亮难以把握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曹丕的死，让曹魏政权发展停滞的局面有了改变的契机，可是也造成了曹魏皇帝无能的印象，同样不利于后来者守成；孙权的死，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和曹操、刘备争雄天下的最后一位枭雄，他死于三国中期，而这个时候每个政权都处于守成时期，孙权这位政治强人的去世，使孙吴政权失去了重心，开始走向衰亡之路。

    一个人可以活多久，这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因为不知何时就会出现刺杀、疾病之类的突发事件，因而统治者的寿命向来就无法作为一个历史的常数来考虑，但是，统治者的寿命长短，直接决定着他的治国方针能够维持多久，能够影响多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的个人寿命，决定着一个国家国运的兴衰。

    天下安危系于谁？

    著名的政治学家马科斯·韦伯曾经对统治者的类型作过一个划分，他认为，可以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奇里斯玛型三种。法理型是建立在严格的法理制度基础上的现代政权形式，传统型则是来自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权力组织，奇里斯玛型属于一种靠统治者个人魅力来维系的政权。

    刘备、曹丕、孙权三个人，恰恰可以归入这三类。刘备属于“法理型”君主，因为他号称汉朝的宗亲，在皇位继承制度上，有法定的资格，这虽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但是在古代的意识形态中，这是一种不可磨灭的真理，故而可以归入此类；曹丕属于“传统型”君主，因为他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的精神登上权力顶峰的，合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孙权属于“个人魅力型”君主，孙吴政权内部的大政方针都是他一人决定，他在孙吴内部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作风强硬又不失亲切，让大臣们为之慑服。

    再回头来看，如果他们都去世了呢？他们的继承者，都是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来走上皇位，这样一来，三国的统治者就没有什么区别，全部属于“传统型”的统治者。既然没有了区别，那么在鼎立局面下的竞争，就只能依靠纯粹的国力比拼，而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和孙权没有活得更长一些，是蜀汉与孙吴的损失，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统治者类型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完全可以作为打击曹魏、壮大自己的一种利器。随着他们的去世，无形的政治资源丧失了，政治上的综合力量此消彼长，使他们的国家最终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而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懿，则是一个新兴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者，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介于个人魅力型和传统型统治者之间，刘备和孙权失去的，在司马氏父子那里获得了，这样一来，又岂能不分出胜负？

    与刘备相似，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一生忙于创业但没有时间进行守成的君主，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北周世宗皇帝柴荣。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和养子，跟随郭威东征西讨，基本结束了北方的割据局面。而且，柴荣在位期间，对后周政权内部进行了整顿改革，从吏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入手，打造了一个坚固的统治基础。柴荣的志向十分远大，他想要在国力强盛之后再统一天下，并且夺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进而扫平契丹。可是，他的志向还没有实现，就因为突然染病死在了军中。柴荣的一生都耗费在了国家的创业阶段，但是他却没有完成从创业向守成的转变，才让政权内部的危机在他身后爆发出来。他去世之后，年幼的儿子柴宗训即位，这位小皇帝年纪太小，根本无法自己处理国政，于是当时统领禁军的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这个最高权力没有顺利转移的空当，发动了陈桥兵变，由手下拥戴着他黄袍加身，自己做了皇帝，把柴宗训赶下了龙椅。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和曹丕的情况相近的乱世皇帝，北齐的孝昭帝高演。高演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弟弟，高洋的儿子、废帝高殷的叔父。他在高洋去世之后，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求政治支持，同时在内宫争取到了母亲太皇太后娄氏的帮助，废掉了高殷，自己称帝。他做皇帝的时候，正是南北朝后期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公元561到565年。当时，西部的北周因为推行了改革，迅速崛起，南方的梁朝和陈朝改朝换代，国力正是衰落时期，这对北齐来说，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年代，他应该先攻灭南方的陈，然后与西部的北周对峙，才能保证有最后问鼎中原的机会。可是他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才能，反而只关心自己的生活问题，整日里饮酒作乐、淫乱后宫，在朝廷上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凡是忤逆了他的意旨的大臣，或者杀头或者流放，最轻的也要贬官，使得内部人心涣散，而且百姓听说他在后宫的丑事之后，也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这样一来，北齐的内部凝聚力慢慢瓦解了，而南部的陈朝获得了发展了机会，西部的北周也更加壮大，只有北齐的力量不断在滑落。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君主梁武帝萧衍，和孙权属于一个类型，都是以个人魅力进行统治。梁武帝早年间只不过是南齐政权的一个文人而已，和当时其他著名的文人一起聚集在南齐的高层周围，被称为“竟陵八友”之一。在南齐内部发生皇位纷争时，萧衍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发动政变，推翻了南齐的统治，建立了萧梁政权。萧梁政权历史上，萧衍一个人独占了四十八年的统治时间，他依靠自己的政治手腕和个人魅力，把江南地区的统治秩序建立得井井有条，被南北朝后期处在不同的割据政权下的人士称为“神州正朔”之所在。可是他的生活也颇为荒唐，几次都舍身出家，每次都是由大臣们出钱把他从佛门中赎回。而他的统治晚期，疏忽了朝政，导致了侯景之乱的发生，他自己也因为侯景作乱而被围困在建业台城，绝食而死。临死之前，梁武帝说了一句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确实，这国家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也是他一手毁掉的。

    由于个人的寿命，导致了国家命运的不同，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作用。在君主政治下，如果不是君主去世，是不能更换最高统治者的，而国家的重要政策，也是由君主本人制定颁布的，所以，君主在位多久，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贯彻多久，如果君主的能力适合统治国家，还说得过去，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己的贪欲和私心，都有自己统治策略上的误区，因而，由于君主个人寿命的长短，让国运兴衰变化莫测。

    ）3.民族问题的国内化

    在三国时期把民族问题国内化，抹杀了各个民族的差异，也是对各民族不了解、不尊重的表现，因而，各个政权内部发生的民族问题，都不过是自己种下的苦果。

    民族战争，还是国内战争？

    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读者总会发现一些情节上比较雷同的内容，只要一位大将在前线节节胜利，就总会出现后院着火的事情。不是因为君主听信了谗言调回大将，就是国内发生叛乱需要他回去平定。诸葛亮是这样，司马懿是这样，陆逊也是这样。好像三国时代的每个政权内部都充满了处理不完的麻烦，尤其是内部的叛乱，很多都是因为民族矛盾引起的。所以，诸葛亮才要在大举北伐之前花费大力气去“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司马懿才要“雪夜破羌兵”。

    为什么民族问题会让三国时代的政治家们如此头疼？事实上，内部的不安定，使得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大打折扣。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族问题？这些民族问题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内政的？

    说起来简单，只是一句话，他们内部的民族矛盾，起源于统治者们把民族问题国内化的政策。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国内化？在当时，各个民族基本上都在自己的传统生活领域居住，偶尔也有混居的情况，但总是少数。由于战乱、灾荒等问题，汉族和各地的当地民族产生了交往，有时是共同开发共同生活，有时是互相仇视互相屠杀。但是，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属于民族交往的问题，当时没有什么明确的国界，各个民族也称不上是完整意义的国家，所以，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就可以，但是当时的统治者们偏要把各个民族都看做自己统治下的臣民，用统治汉族的方式去统治他们，这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于是会发生不断的流血冲突。有的时候，汉族的统治者借用少数民族的士兵帮助自己作战，于是少数民族跟着迁入内地，但是他们不适应内地的生活，便继续过着以前游牧狩猎的生活，这是以农业治国的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摩擦也就此产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诸葛亮要“七擒孟获”？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抓到你又释放你，是对你的恩惠，是仁慈，但是从孟获和其族人的角度来看，这无异于猫捉老鼠的游戏，是对人格的侮辱。可以想像，当时如果具有现代的各种科技成果，诸葛亮可能不会费那么多事，只要抓住孟获一次，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把擒拿孟获的现场录像反复播出，再组织一些穿着孟获部族衣服的人出来喊喊反对孟获野蛮统治的口号，把孟获的宫殿拆掉，把孟获的画像烧毁，就足以立威了。可是这只能引起孟获族人的更大反感，据说，七擒孟获的故事到现在也不被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因为在他们心中，诸葛亮就是一个侵略者。看到了吧，是侵略者，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就是因为诸葛亮没有尊重当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单方面推行中原王朝的统治办法。

    在三国时期把民族问题国内化，抹杀了各个民族的差异，也是对各民族不了解、不尊重的表现，因而，各个政权内部发生的民族问题，都不过是自己种下的苦果。

    在三国时代，民族问题国内化最明显的是曹魏，而曹魏政权内部，有着匈奴、乌桓、鲜卑和羌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问题。

    历史上少数民族大举进入内地杂居于汉人之间，起源于两汉时代。在西汉的宣帝时期，匈奴著名的呼韩邪单于时期。呼韩邪单于与汉宣帝进行谈判，确立了两族交好的关系，此后汉朝把北部的边塞附近土地赐给匈奴作为他们的聚居地，并且借助匈奴保卫边疆，后来，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开始，南匈奴逐渐迁往北部边塞以内居住，帮助东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到了东汉中期，政治黑暗，外戚和宦官交替揽权，不仅移居到塞北的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南匈奴借着汉末军阀的争战之机，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但匈奴内部对此意见不一致，由此发生了兵变，单于羌渠被杀，其子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当时灵帝病死，董卓带兵入京，董卓军中多是与匈奴世代为敌的羌人。于扶罗只得退走，到了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参与了讨伐董卓的活动，投靠了袁绍，后来又背叛袁绍，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乎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即位为单于。董承、杨奉等迎接汉献帝东归时，因为军事力量不足，也向匈奴求助。南匈奴还曾经一度投靠曹操，可是在建安七年（202年）又伙同高干、郭援等背叛曹操。之所以南匈奴会如此反复无常，甚至胜过了吕布“三姓家奴”的背叛频率，因为他们在汉人地区里面，只是一支用来作战的职业军队，并不是什么臣子，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可是，中原的军阀们却以汉人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常常斥责他们的不忠。

    不仅如此，在统治政策上，曹魏的统治者对匈奴也不大尊重，反而是以治理中原汉人的办法去管理他们。根据《资治通鉴》建安二十一年的记载，对匈奴的治理方式是：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可见，随着匈奴聚居地的扩大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益严密，把其民族的独立性忽视了，而是看做一般的编户齐民。曹操曾经分匈奴的部众为五部，以削弱匈奴首领单于的力量，而且还派汉人为各部司马，削夺匈奴贵族的权力。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遇到中央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会引起匈奴的反扑而遭受灭顶之灾。

    曹魏的大将邓艾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经上书说：

    戎狄都是人面兽心，没有什么仁义之心，他们势力强大的时候就会欺凌我们，如果势力衰弱了就会内附来混饭吃。所以在历朝历代都有那些蛮夷挑起的祸患。每当匈奴势力强盛的时代，就是中原受到践踏侵扰的日子。现在虽然匈奴已经进入塞内投奔了我们，但是匈奴单于的首领地位日渐衰落，而各部落大人的威仪却越来越强，这不是又在造就新的不安定因素吗？不能不加以防范。那些居住在我们境内的羌人如果和匈奴杂居的，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分离出来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有了变乱可以依靠羌人来抵御匈奴。

    邓艾看到了匈奴人的民族凝聚力当时仍然十分强，所以虽然他们的首领单于被分隔在邺城，但生活在部落中的那些王侯依然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力，尤其需要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而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他们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迁走呢？

    而且还应该看到，匈奴王侯贵人在此时的力量也十分值得争取。曹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予优裕待遇。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不但和军阀武将交往频繁，甚至还可以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但是由于曹魏内部要把匈奴人迁到塞外的主张，使得匈奴人对此怀恨在心，终于，在西晋发生了八王之乱后，匈奴人刘渊率领部众杀入西晋的中原地区，建立了十六国时期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

    草原霸主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在匈奴大举进入塞内的时候，北方的草原地区是鲜卑人的天下，而乌桓则早已进入了长城南北一带，并且已经度过了近百年的“民族问题国内化”的阶段。根据史书记载，“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东胡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据说在商朝时就已经在北方活动了。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匈奴发兵灭东胡，东胡属下的乌桓便受匈奴奴役。每年必须向匈奴输送马、牛、羊等牲畜和皮革。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乌桓才摆脱了匈奴的控制，接受汉朝的迁徙政策，一部分乌桓移居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从此乌桓临近先进的汉人农业区，从游牧生活转向了农耕生活。当时汉朝对乌桓的需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就是让乌桓人侦察匈奴的动向，并且设置护乌桓校尉，用来卫护和监视乌桓，使乌桓不能和匈奴交往。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发动叛乱，自号弥天安定王，并统率着三郡乌桓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次年，汉以刘虞为幽州牧。刘虞以前曾经做过幽州刺史，在胡汉民众中素有威信。乌桓首领丘力居听说他来平叛，于是马上归降，并继续在中原北部活动。丘力居死后，他的同族侄子蹋顿因为平素就有军事才能，被部众推举为部落大人，手中控制了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的乌桓兵。当时袁绍与公孙瓒在乌桓居住的地区频繁交战，听说乌桓铁骑勇猛善战，便向蹋顿求助，蹋顿便派兵支援袁绍，打败了公孙瓒，事后袁绍赐蹋顿、难楼、峭王、汗鲁王几位乌桓部落首领单于印绶，想要用这种方式笼络他们，让他们臣服于自己，好用乌桓骑兵来扫平诸侯。这种行为，是把乌桓这个独立的民族拉进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危险尝试，因为乌桓的目的不是做谁的臣子，而是独立生活，拥有自己的土地。但袁绍为了图谋霸业，不惜饮鸩止渴，为后来的变乱埋下了祸根。

    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占冀州、扫平了袁绍最后的势力之后，袁绍之子袁尚和袁熙投奔蹋顿。这一事件，更是强行把乌桓人牵扯进了东汉末年的争霸战争。收容兵败的袁氏兄弟，就逼着乌桓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一来，乌桓就不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民族，而是代表着支持袁绍势力的一方诸侯了。蹋顿多次伙同袁尚兄弟入塞为寇，企图侵扰曹操的后方。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率大军攻三郡乌桓，大破乌桓骑兵，蹋顿和几位部落大人死于此战役，曹操还收服了当地包括乌桓在内的投降军民二十余万口。

    乌桓部众投降曹操，这已说明了当地的乌桓人已经成为曹操手下俯首称臣的军民，而不是独立的部族了。这一投降行为影响深远，在曹操从辽东班师准备回根据地而途经易水时，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亲自来向操庆贺，并且表示愿意降服。从独立的部族到参与中原争霸，再到归附于当时北方霸主曹操手下，乌桓在政治上越来越失去独立性，但是民族习惯上依然保有部族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民族问题，到底应该进行国内化的处理，还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曹操心中似乎还没有谱。

    其实，曹操之所以乐于将乌桓等少数部族迁入塞内，目的只不过是想要借助乌桓勇猛的骑兵为自己充当作战部队而已。当时曹操收降的乌桓部队之精锐程度世上无双，被称为“天下名骑”。而这也不是曹操个人的创举，汉末三国时，利用乌桓兵作战的，除了曹操以外，还有袁绍父子、公孙瓒、张纯、阎柔等人，刘备做平原相的时候，也有乌桓等少数部族在他军中效命。可以看出，乌桓内移之后，其贵族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一般部众却被驱向战场厮杀，原有的部族组织逐渐瓦解，而乌桓人民被当做战争机器，好像职业军人一样，成了三国时代各个政权内部的重要军事力量。但乌桓人为了摆脱做炮灰的命运，屡屡发动反叛，这也可称为当时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鲜卑人的命运比乌桓要好一些。西汉初东胡被灭后，作为东胡最大支属的鲜卑远逃至辽东塞外，未曾和汉朝发生直接关系。东汉光武帝时期，随着南匈奴附汉，鲜卑才开始和汉朝互相往来。东汉时期，鲜卑占据了匈奴原有的塞北草原地区，并且收降了在当地散落的匈奴残余部众，日渐强大起来。在和东汉政府对峙的一百多年中，鲜卑贵族向东汉王朝降附有五次：每次均时间短暂，而侵犯边境的事却经常发生。因此，熹平五年（176年），汉灵帝召集百官商议对付鲜卑的策略。当时议郎蔡邕认为，国内有很多乱局还没有收拾好，根本没有力量去抗击鲜卑，因此，蔡邕提议先“恤民救急”，即在边境上暂取守势。可是灵帝并不采纳，派遣护乌桓校尉夏育等三将各率万骑分二道出塞击鲜卑，受到了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的阻击，东汉军队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这个时期，鲜卑和东汉政权还是互相敌对的不同民族，而此后不久，鲜卑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并州等地的鲜卑；二是以轲比能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幽州的鲜卑；三是以素利、弥加、阙机等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幽州塞外的鲜卑。

    在以上三个势力中，步度根比较亲近曹魏。曹操平定幽州的时候，步度根与轲比能等通过乌桓校尉阎柔进贡。后来他和轲比能之间发生矛盾，魏文帝曹丕称帝之后，步度根多次与轲比能互相攻击。但因为军事力量不足，只能退守，率领部众万余家保太原、雁门郡。步度根一心为曹魏守边，没有侵扰当地郡县的行为。

    轲比能因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等品德被部众推举为部落大人。他的部落接近北部边塞，自从袁绍据河北之后，中原人多逃到他的势力范围，他也向内地来的汉人学习制造兵器、铠甲、盾牌和语言文化，并且模仿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法令统治部下。建安二十三年（213年），代郡乌桓造反，轲比能协助其侵犯边关。曹操派儿子曹彰率精兵击破之，轲比能不得已投降了曹操。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轲比能发动了对东部鲜卑大人素利的战争，被当时的曹魏护乌桓校尉田豫趁机击破。从此以后轲比能开始怨恨曹魏，多次制造边境危机，幽、并二州人民颇受其害。魏明帝时，轲比能对魏仍时附时叛。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韩龙暗杀了轲比能，当地的局势才平静下来。

    而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弥加、厥机，因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距离中原路途遥远，所以没有形成边患。当时还有移居内地的鲜卑部众，他们在社会组织方面，依然归部落大人管辖。只有犯法时，州郡地方官才能过问，但常受到鲜卑大人的干扰，动不动就调动骑兵张弓拔刃进行威吓。

    可见，当时的几个主要鲜卑部众虽然居住在塞外，但他们和北方的曹魏政权关系十分密切。曹魏政权对待这些塞外的鲜卑人，没有过多地干预，一来是因为当时曹魏依靠的骑兵多为乌桓人，二来是曹魏也没有太多的力量去管理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但是，曹魏始终把鲜卑当做归降自己的力量，认为鲜卑应该统一接受中原的领导，所以才会发生轲比能的叛乱和多次犯边。

    雇佣兵的结局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和汉人杂处，所以羌人在生活习惯上也更接近汉人，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和睦相处时间也比较多。《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有如下的介绍：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可见，在当时的汉人看来，羌人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但他们部族居住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大的政治集体。

    正因为羌人的这些特点，在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郑泰就曾经对董卓说过：“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这番话里面提到了“匈奴屠各”，是匈奴的一支，十分勇猛善战，而且一度出现了很多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但是他们从不和汉人合作，相反，能够被居住在陇西地区的军阀们所用的，则是“八种西羌”，也就是羌人。

    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也有很多羌人。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他的部属成公英劝他和羌人结交并把他们收归己用才能东山再起，韩遂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再次成为割据一方的豪强，而且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马腾的父亲在汉桓帝时做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在了陇西，与羌人部落住在一起。当时他生活贫苦，娶羌女为妻，生下了马腾。汉灵帝末，氐羌等少数民族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建安十三年（208年），马腾被曹操征召入朝，手下的羌人部曲由长子马超带领。当时杨阜曾经评价马超说：“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马超率领手下的羌人军队曾一度占有陇上郡县，并杀了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韩遂、马超军中羌胡甚多。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氏中，辗转入蜀。

    以上董卓、韩遂及马腾马超都借助于羌胡之力，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称雄于关陇地区。而羌人却因为部落分散，没有统一的领导，只能被当地的军阀豪强所用，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未能有何作为。而无论是董卓、韩遂，还是马腾、马超，都是得到了羌人的支持和拥戴才能够拥有如此有战斗力的羌人军队，可见，羌人在当时，是和内地汉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羌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马超带领西凉羌人南征北战多年后，这些羌兵都十分思念故土，甚至想马上回家去牧羊。羌人的生活习惯，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长年作战的部队，但董卓、马超这样的军阀，需要的正是职业军人，他们不顾羌人的意愿，驱赶羌人为自己卖命，最后换来的，只能是离心离德，马超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导致最后的兵败的。

    ）4.军队，皇帝手里的风筝

    领兵的大将们好像君主和权臣们手中的风筝一样，有了风吹草动，马上把他们放上天空，但是飞得远了，就要把牵着他们的线收一收。这样一来，军事自然无法真正强大，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了。

    有一句话，叫做“上帝在这里关上了门，却在那边打开了窗”。对三国时代来说，三个政权都有种种问题，使它们不能胜任三分归于一统的历史重任，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由哪里打开一扇新窗子，走出割据时代呢？

    那么，要结束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应该从哪里找到打开新窗子的薄弱链条呢？

    三国时代真正薄弱的链条是什么？是军事。

    这个答案也许会让大家失望，因为这里根本没说这最薄弱的链条是哪个国家，反而说是军事这种因素。确实，当时的三个国家，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很多薄弱之处，那不过是它们自身的缺点而已。但是，三国对立了几十年，好像绑在一起一样，无法一下子分开，那么，它们之间互相对峙而且无法实现统一的因素是什么，什么就是当时决定发展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三方都无法尽力去维护、去发展的环节。

    除了军事以外，还有什么是能够左右三国局势发展的吗？当时，经济不过是军事的后盾，外交不过是军事的策应，内政也以军事作为指挥棒，要执行什么样的战争计划，就要适当地对内政进行调整。但是，军事虽然这么重要，但每个政权都没有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消灭其他两国，反而是把胶着状态维持了几十年，那么最薄弱的链条不是军事又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三国时代之所以走向分裂，而且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走向再次的分裂，原因就在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走势以分裂为常态而以统一为变态。但是这个时代能否这样简单下如此的定论？如果不是因为军事这个链条的薄弱，三国时代的分裂能够维持数十年吗？非常难说。

    为什么军事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会成为三国时期最薄弱的环节呢？因为用兵权的争夺。这不但是三国时期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的问题。应该由谁来带兵，谁来制定行军计划，将领和士兵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将领和朝廷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礼节，都是关系到中央统治的大问题。北宋刚刚建立，宋太祖就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把将领和军队相分离，这样就可以避免领兵大将们拥兵自重图谋不轨。那么，三国时期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无法处理。因为抵抗敌国需要依靠那些有经验有威信的将领，所以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兵权，可是又不能过分放纵他们，所以，诸葛亮北伐会被掣肘，司马懿有了军功会被猜忌，诸葛恪拥兵自重被孙吴统治者视为眼中钉。领兵的大将们好像君主和权臣们手中的风筝一样，有了风吹草动，马上把他们放上天空，但是飞得远了，就要把牵着他们的线收一收。这样一来，军事自然无法真正强大，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了。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就是因为将领们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发动政变，但是在不到五十年中就实现了再次统一，而三国时期，由于统治者们对军事看得很严，所以除了司马懿消灭曹爽的政治斗争外，没有发生过军事将领发动政变推翻现有政权的事情，可是，这种稳定也付出了代价，就是国家分裂了将近一百年之后才最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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