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兰州的母亲河，是她，造就了兰州，哺育了兰州。她是兰州诞生、发展的摇篮，更是兰州农耕文化的摇篮。

    当人们谈起兰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遐迩闻名的“瓜果之乡”、纯天然无污染的“高原夏菜”、被誉为生命之源的“水车之都”和位居祖国地理几何中心的“陆都”等等，兰州之所以能够扬名天下，都是因为黄河，是黄河成就了兰州。

    奔腾不息的黄河从雪山高原滚滚而来，一路上惊涛骇浪，呼啸间跨万重千山，过青海流经著名的刘家峡后，突然掉头折向东北，变得秀气起来，朝兰州款款而来。穿过盐锅峡，在西固区的达川乡岔路村入境与湟水河约会，然后流过八盘峡，拥庄浪河蜿蜒东下。兰州市的西固、安宁、七里河、城关，皋兰的西南和榆中的北部等地都留下它的足迹，然后拜别兰州，冲出乌金峡，流向宁夏回族自治区。

    黄河这么激情澎湃，造就了兰州大地的基本地貌。她野性难驯时切穿山脉形成八盘峡、柴家峡、桑园峡、大峡、乌金峡等峡谷；她偶发脾气时形成湟水谷地、庄浪河谷地、苑川谷地和大通河谷地；她温文尔雅时形成兰州盆地、泥湾——什川盆地、青城——水川盆地等。兰州的这段黄河恰好构成了朝西北倾斜的“几”字，兰州，就横跨在这个“几”字右旁的黄河两岸流程150千米的“乙”字形广袤土地上，黄河就在这里拐了个弯，构成了“黄河九曲”之一。为什么在兰州的土地上黄河会突然间变换了一副模样呢？那是因为她被兰州人亲切地称作母亲河，作为母亲，就应该有沉甸甸的责任，大气内敛，充满母性的慈爱与包容。

    兰州大地，正是黄河从少女走向成熟时的杰作，黄河两岸的河谷和盆地，正是最早养育兰州人的地方，因而也成为兰州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自古以来就是兰州地区的农耕区。从兰州的农耕史来看，从西果园青岗岔（属半山类型）、平安土谷台（属半山——马厂类型）、青白石白道沟坪（马厂类型）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粮食种子、生产工具、窖穴等实物考证，当时兰州地区以农作物生产为主，兼有渔猎、畜牧业。秦汉以来，兰州地区的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到了清末及民国，兰州形成了重要的粮食市场，同时，水烟、棉花、药材等经济作物及瓜果蔬菜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兰州农业的振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兰州人兴修水利，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改进使用新式农机、具，不断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形成了“依托城市、开发农村、服务城市、致富农民”的农业战略，走种（植）、养（殖）、加（工）为一体的全面发展的“城郊型”农业的路子，使兰州农业从瓶颈中走了出来，迈上了康庄的致富大道。

    当我们站在皋兰山三台阁俯瞰兰州雄姿的时候，不能不由衷地感谢黄河，如果没有黄河，就不可能造就一片片冲击扇和洪积扇，如果没有这些冲击扇和洪积扇，就不可能诞生以优质瓜果蔬菜而遐迩闻名的兰州，兰州也就没有机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所以说，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诞生兰州的摇篮，更是兰州的母亲河。

    农牧并重之地

    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这里四周群山环峙，沟壑纵横，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将兰州劈作南北狭窄而东西颀长呈带状的南北两半。这里也正好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汇点，地貌复杂多变。中间为广阔的黄土丘陵，黄河及其支流冲、洪形成的河谷川台，具有盆地特征。这里属于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旱少雨，自然灾害多，四季分明，自产地表水少，虽外来水入境多，但利用率较低。因而，整个兰州水资源匮乏，只有河谷盆地相对丰富，有利于发展灌溉农业。

    据地质地理工作者考察论证，兰州在19．5亿年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马衔山、兴隆山沉积岩群就是当时留下的海相沉积的最好证据。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兰州的地壳随着青藏高原渐渐隆起，大地一寸寸露出水面，逐渐成为一片湖盆相连的地方。这时候的黄河像一匹脱缰之野马，咆哮东去。黄河两岸长满了茂盛的植物，一群群大象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这里。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永登中堡邢家湾一带山峦中发掘出大批古脊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化石，居然在约一千米长的地方多达二十多吨。1975年安宁大沙沟发现的古象骨骼、牙齿化石和1984年在榆中来紫堡桑家园子发现的古象门齿化石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证据。由此可见，当时的兰州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密、动植物相互依存的好地方。

    随着兰州地壳的不断抬升，地形地貌的不断变形，黄河开始肆意地向两岸侵蚀。当滔滔黄河水遭遇到坚硬岩石的抵抗时，便形成了金城关峡这样的峡谷；当流经松软脆弱的土层时，松软脆弱的土层立刻土崩瓦解，随着黄河水携带的泥沙大量沉积，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片片宽广的冲积扇和洪积扇，新城、西固、安宁、七里河、城关区等盆地就是这样形成的。到了新石器时代，栖居在兰州大地的原始人由狩猎阶段进入驯养家禽家畜，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并由漂泊迁徙的流动状态过渡到定居生活，形成了以畜牧业和农业为基础的氏族部落。这时候，兰州的气候湿润温和，绿草如茵，南北两山的溪水潺潺不绝，流入黄河。黄河两岸避风向阳的台地上，密林中掩映着许多圆形、方形的房屋。氏族公社的成员们成群结队，领着小孩，手拿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辛勤地劳作。男社员则背着弓箭，手执石矛、石刀，集体围猎于南北两山的密林丛草中，有的背着野麻编成的鱼网，在小河里捕鱼。他们穿着野麻或兽皮做成的衣衫，吃着粟、禽肉、野果和植物的根茎，群居在雁儿湾、北道沟坪、花寨子等地。

    西坡坬遗址坐落在黄峪沟陆家村南面约400米处，这里离水面和森林很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从这里发掘出土的遗存有磨制的石刀、石斧、石铲、石凿等，还有数量很多的牛、羊、猪、鸡、鹿等多种动物的骨骼化石。其实，这些马家窑文化遗存并不仅仅局限于七里河西坡坬，黄河两岸都发现了这种遗存。无论从黄河南岸的西柳沟大坪、牟家坪、晏家坪、崖头、青岗岔、曹家嘴、花寨子、满城、四墩坪、中山林、营盘岭、雁儿湾等，黄河北岸的沙井驿、十里店、王保保城、徐家山东大梁、白道沟坪等，还有榆中的分豁岔、湖滩、祁家山、魏家湾、白虎山，永登的大沙沟、杜家坪、团庄、蒋家坪，皋兰的蔡家河、糜地沟等地都发现了这类遗存。从这些出土的遗存看，大多是和农业有关的工具、谷物和动物化石。石斧呈长条形或长方形，横剖面呈椭圆状，形体比较规整；石铲呈扁平状，一面光滑，一面粗糙，柄部稍窄；石刀有两种，一种为长方形带孔的，一种为两侧有缺口的，通体均打磨光滑，刃部锋利。另外还发现石镰、石磨盘、陶刀和骨铲等农具，先民们拿着这些农具，用“刀耕火种”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在这些遗迹中还发现了加工木质器具的石器，主要为石锛和石凿。石锛多为扁平长方形，棱角制作很规整。石凿有单刃的，也有双刃的。单刃石凿刃部由宽面磨制而成，呈长条状。双刃石凿棱角分明，磨制精细。从这些精致的工具来看，使制作木制器具变为可能，只是所制木器时代久远，早已腐朽不复存在。从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糜子及秸秆，还有谷物的朽灰。同时还发现较多的骨镞、石镞和石弹丸等武器。这说明先民们在主要种植谷物、碾磨谷物用作主食的同时，也通过狩猎来补充食物。从蒋家坪马厂类型墓坑内发现的4具狗、猪骨，从雁儿湾的窑穴中出土过的羊骨和羊角来看，表明家畜饲养已经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么大规模的遗存遗址，说明兰州地区的先民们很早就从事原始农业，而且这种原始锄耕农业已经初具规模。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兰州锄耕农业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但齐家文化晚期以后，锄耕农业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半农半牧或畜牧的经济方式。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兰州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同时也开始了新冰期阶段，兰州地区的气候、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年平均气温下降了3～4℃，降水量大幅度减少，森林南移或抬升，土地大部被草原和荒漠占据，古土壤发育缺乏，风沙活动活跃，新沙丘分布广泛，山地、山谷、冰川向前推进。这种持续数百年的寒冷期气候环境对区域内人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粟类作物只能在河谷低地上维持小规模再生产，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人们在新的环境下找到了新的经济方式——畜牧生产方式。

    兰州的上古农耕文明是锄耕与畜牧相互交替或同时并存或畜牧为主，这与中原从锄耕向灌溉农业发展是不同的，而且这一特色一直持续到明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区域文化，这是人们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因此，地域和部族是不同生产形式的关键因素。

    进入阶级社会后，朝代更替，沧桑变迁剧烈，兰州的农业生产或显或隐，兴衰交替。

    商周时期，兰州地区为羌、戎地，先民主要从事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产活动。

    秦是由畜牧业起家、以发达的农业富国强兵而兼并天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攻占“河南地”，“因河为塞”，筑44县，在今兰州市黄河以南置榆中县（今东岗镇一带）“移民实边”，西迁的中原农民将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传到兰州，极大地促进了兰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兰州是较早实行郡县制度的地区。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首置金城郡，辖13县，其中：金城、榆中、枝阳、令居、浩亹、允街6县在今兰州市境内。西汉实行“衣食皆仰给县官”的移民政策和军垦、民垦并举的“屯田”制度，使兰州地区的农业人口大增，耕地面积急速扩大。金城濒黄河两岸，北至北（白）塔山，南至五泉山，西扼金城关，东阻桑园峡，附近为一河谷平原，水土肥美。据说汉宣帝初年，金城的每斛谷价值仅8钱，这在当时的市场粮价之低，实属罕见。可见当时兰州地区的农业移民“屯田”发展之快，民间积蓄之殷实。

    始于西汉且持续两千年的军垦是封建军事政治的重要经济支柱，也是兰州古代经济的一大特色，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为历史所仅有。其最初创办的动机是抵御匈奴和羌族的侵扰。

    文帝从晁错之言，募民徙燕、代、上郡、陇西等地塞下，且耕且守，以御匈奴。将军赵充国屯田湟中，与羌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维持了河湟地区的稳定。后来历代均实行军屯，直到清末。历代政府的屯田对经营和开发西北、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苏则初任金城郡太守时，兰州满目荒凉，苏则采取“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的“恤民”政策，金城居民骤增至数千户。同时采取生产自救措施，发展农业，推广中原的农耕技术——代田法，“其岁大丰收”。

    隋朝统一中国后，兰州地区的农业得以迅速恢复，金城以勤稼穑，多畜牧而闻名天下；唐朝是兰州农业较为辉煌的时期，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出使逻些（今拉萨），路过兰州时，看到兰州人开渠引水，种植水稻，栽培桃李。他们引城南五泉山、红泥沟的泉水，自流灌溉。这里种植水稻历史自唐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今五泉山下周家拐子长虹电焊条厂一带，小地名为稻园子，就是证据之一。唐代宗光德元年（763年）至北宋初，吐蕃占据兰州，部分农田变成牧地，自耕农变为牧民。元代到明初，兰州地区以畜牧业经济占主要地位，这与当时的统治民族——蒙古族本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当时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有关。

    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再现统一的局面，但兰州地区的民族矛盾和斗争还相当尖锐复杂，经济开发仍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兰州经济开发的思路、措施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也格外显著。畜牧业逐渐向农耕业过渡，商贸经济开始兴起。元明清是兰州农业的重要发展时期，相继出台了鼓励农业的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令“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唯色目人及数乃取”（1）。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诏令各州郡人民，凡因战乱遗弃之田土，谁开垦成熟者归谁所有，业主已把附近荒地交给官府的，如数退还，其余荒地允许百姓开垦为个人产业，免除三年公差劳役；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1）《元史》卷19《成宗纪二》。

    谕：各处荒闲田地准人民开垦，永为己业，一律免去各种差使劳役，三年后按农田征税；清初废除明代晚期征收的“剿饷”“练饷”和“荒粮”，蠲免“灾粮”，减轻农民负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年），清查无主荒地，由州、县官府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前六年不开征，不派遣徭役。从明末到清初，国家重新统一，游牧民定居下来，农业经济代替畜牧经济并逐渐居于中心地位。这种着意于屯田农业的发展而将国营畜牧业压缩到“足充边用”的农牧结构的调整策略，主要是从稳定局势、加强边防的整体需要考虑的。汉唐时期的兰州经济开发主要局限于屯田和国营马牧业，农、牧业投入都很大，其与边疆民族的马贸易并未抵减政府养马的数量。元、明、清三朝也通过养和买两条途径来补充军马，然而却明显地减少了养的部分，从而将土地、劳动力资源主要用于农业开发，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对比效益。元、明、清政府调整国营农牧业结构后，对民间牧畜业不作任何限制，因此，国家所需要的战马，还可以向民间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用赋税、交换等形式索取。清朝中前期，由于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及对农业经济的重视，轻赋役，力屯垦，大兴水利，兰州农业经济发展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峰。元明清不仅给予了很多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还兴修水利，利用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元朝政府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明人也深知“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早在洪武时（1368—1398年），明政府就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督促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景泰三年“黜陟”官员的依据之一。清朝也出台了大兴水利的积极政策，这些政策诏令和措施，促进了兰州水利事业的发展。明初的阿干河灌溉工程（溥惠渠），将阿干河分东西二渠，浇灌兰州的北园、南园、东园（北南东园大致在今北园、上下沟、柏道路、正宁路、鼓楼巷、颜家沟一带）和西园（今上下西园一带），使四园“为圃者什九，为田者什一”，这九成的蔬菜瓜果和一成的五谷杂粮，用绿色的园艺带从东、南、西三面将兰州城环绕在黄河之滨。另有兰州水车、砂田保墒技术等，促进了园艺业的较快发展，还发明了许多生产瓜果的工具，诞生了许多园艺技术能手。如“天把式”、“瓜农”等“行业技术员”就是此时出现的。明清时期，兰州“瓜果城”的面目也逐渐清晰起来。

    畜牧业和茶马贸易是兰州古代经济的又一特征。古代兰州地区宜牧草场丰富，这里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畜牧业是各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历代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处于军事上的需要，也世代在这里屯兵养马，经营官营畜牧业，并由此孕育出特殊的官营商业经济——茶马贸易。

    先秦以前，生活在兰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先民就以畜牧为业，秦汉以后，在大多数汉族居民转向农耕为主的情况下，仍有很多人经营畜牧业或兼营牧业。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畜牧，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马牛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建武十一年（25年），刘秀“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收其谷粮畜产而还。”当时的马援具有官僚、大牧主和地主三重身份。

    魏晋到唐初，经过数百年的动乱，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畜牧业仍在当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末到宋元，吐蕃等少数民族占据陇右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社会经济中的少数民族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上升。明代政府重视畜牧业的发展，规定荒闲平野，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采取鼓励和保护少数民族畜牧经济的政策，如允许少数民族以马牛羊及畜产品代交赋税等，有利于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从清朝前期开始，兰州地区的农牧经济开始转变，由于社会趋向安定，移民垦荒和大规模屯田使很多草场垦为农田，很多牧民开始向农牧兼营转化。

    马政是历代王朝重要的军事支柱，官营畜牧业在历代王朝的军事政治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秦先祖非子为周孝王主持养马创立最早的官营畜牧业以来，延续了两三千年之久。西汉对匈奴连年征战，军马的来源主要依靠官营畜牧业。魏晋隋唐时期，战乱频繁，畜牧业的规模也很大。隋唐还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马政。如隋代陇右牧监设有总监、副监等官，并设有多处规模很大的官营牧场。唐代三世典畜牧，恩信行陇右，在金城、陇西、平凉、河西都设有坊、监等管理机构。宋西夏金元时期，在兰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依然是农牧并重，官营马政。如宋设有群牧司、西夏设有农田司和群牧司等管理机构，由于这一时期战争不断，马政被各政权视为急政要务，因此，官营畜牧业始终保持较大规模。明清两代继续管理国营马政，但规模逐渐萎缩。甘肃的马场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兰州地区相对萧条。

    兰州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地区。自汉朝开通丝绸之路后，络绎不绝的“商队”来往于甘肃大地上，也激活了茶马、绢马贸易的不断发展。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以剩余畜产品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现象，魏晋及南北朝出现了类似于“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等少数民族与官方的贸易活动。隋唐以后，以历代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互市开始形成制度和传统。甘肃的河、秦、甘、凉各州及金城等地都曾设过马市。

    元明两代中央政府把茶马贸易作为重要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府严禁私茶与畜产品贸易，但民间的贸易活动却蓬勃发展。清代以前兰州的茶马交易属于庄浪司管辖，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庄浪、西宁、甘州三大茶马司被并入兰州道治理，兰州便成了重要的茶马集散地。清朝虽然以收买军马为主的茶马贸易规模不及宋明两代，但以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交换马、耕牛和畜产品的官方与民间的贸易活动却一直延续下来，农牧业之间的民间贸易活动也不断发展。

    清末民初，兰州地区近代经济初露端倪，在新兴工商业的推动下，农业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兰州水烟等经济作物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当时市郊烟田种植面积达4万亩之多，年产量达到200万千克～400万千克。但好景不长，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直到解放前，兰州的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已濒临崩溃的绝境。新中国成立后，兰州的农业才重新获得新生，尤其改革开发的几十年，兰州市委市政府根据兰州的农业实际，及时调整思路，对症下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农业战略，使古老的兰州农业如久旱遇甘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两山一河的尴尬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其显著的地理特征是两山（皋兰山、白塔山）夹一河（黄河）。黄河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出青藏高原的冰天雪地之后，在兰州这快黄土地上犁耕出了一块块肥沃的河谷盆地，从此便和黄土相濡以沫，孕育出了黄皮肤民族灿烂的黄河文化。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造就了兰州农业文明的显著特点：南岸是农耕文化，北岸是游牧文化。这种两山对峙、一河长流的独特地理环境也造成了兰州在农业上想要大作为的尴尬和局限。

    皋兰山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之南，西起龙尾山，东至老狼沟，形如蟠龙，“高厚蜿蜒，如张两翼，东西环拱州城，延袤二十余里。”皋兰山海拔1800米～2100米之间，山顶最高点海拔2129．6米，是兰州市区最高的山峰。山岭南坡较为平坦，与黄土山梁相连，北坡非常陡峭，高出城区613米。山上楼台亭阁，错落有致，红柱碧瓦，相映成趣，是人们纳凉赏景的理想场所。三台阁是兰州市南屏障的最高建筑，高三层，上建一亭，气势雄伟。在此俯瞰市容，黄河穿城而过，市容尽收眼底。傍晚时分，远山云蒸霞蔚，市内万家灯火，蔚为大观。

    皋兰山覆盖湿陷性黄土，水土流失严重。据说皋兰山自古一棵树，解放初期，兰州人冬天背冰上山，初春植树绿化，但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为改变兰州生态环境，兰州市政府建成上水工程，依照“以绿为主，点缀景观”的原则，由四十多家单位划片承包，绿化建成了兰州市第一座人造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80％。1998年，兰山公园被甘肃省林业厅批准为省级森林公园。

    皋兰山也是兰州的象征，当外地人乘火车走进兰州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火车站南面巍峨逶迤的皋兰山。人们的记忆深处，往往第一影响是最深的，因此，皋兰山也成为人们谈论兰州、记忆兰州的第一印象。现在，无论兰州本地人或者外地人，干脆把皋兰山简称兰山，如“兰山公园”，“兰山烟雨”等，似乎有把皋兰山遗忘的意思。其实，皋兰山的来历，是非常有意思的。

    清光绪时的张国常认为“春兰，俗名皋兰。谓皋兰山因此兰而得名也”。关于皋兰的形态，他这样描述：“每丛五六叶，叶窄于韭，长三四寸，（农历）三月抽绿茎，开花如马兰而小，色蓝微紫。近闻亦有香气，移植盆中，雅堪赏玩，但易萎耳。”皋兰是生长在皋兰山的一种小花，姿态飘逸，蓝中泛紫，非常的美丽。张国常用此花比喻皋兰山，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美，非常的诗情画意。

    张维在《兰州古今注》中说：“兰州以皋兰得名。皋兰者，译音也。匈奴谓天为祁连，而皋兰、马兰、贺兰诸山名，皆与祁连音近，当亦高峻之意。”另有人把皋兰解释为蒙语，意思是“飞奔的骏马”。

    《资治通鉴》则说，“皋兰音者为皋兰，河的称呼。”兰州本地学者认为，皋兰应解释为河，这是古代羌族的语言，羌族的一部分后来归化为蒙族。皋兰、乌兰、贺兰等都是指河，现在蒙古仍有把河叫皋兰的。如果把这个意思延伸，结合兰州地形地貌的实际，把皋兰山解释为河边的大山，也许更加确切。

    至于皋兰山的来历究竟如何，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岿然屹立在黄河之畔，“亲眼目睹”了金城的沧海桑田，阅尽了兰州的风云变幻，是这座陇上名城历史变迁的最好见证。但从农业角度看，它却是兰州农业发展的绊脚石，是它坚决地抵制了黄河的向南扩张，使狭隘的兰州盆地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兰州农业实现“大平原、大机械、集团军”式的“大农业”最终成了泡影。

    白塔山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岸，因元代在山巅建有一白塔而得名。它是由许多黄土覆盖的山梁构成，海拔1600米～1700米。

    山势起伏巍峨，山峰层峦叠嶂，有拱抱金城之势，是古代的军事要冲，山下气势雄伟的金城、凤林、玉垒三关，是古丝绸之路陇右中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山上有层层峰峦，其中“白塔层峦”为兰州八景之一。

    在白塔山西北隅，有一座海拔2067．2米的山峰，基岩裸露，沟壑纵横，峰顶似台，平坦如砥，它就是赫赫有名虎踞四周黄土山梁之上的九州台，它也是兰州城区仅次于皋兰山三台阁的第二高峰。传说当年大禹导河积石路过兰州时，曾登临此处瞭望水情，制定治理方案。

    据地质勘探钻孔显示，这里的黄土覆盖层厚达338米，仅次于世界之最413米的七里河区西津村，从而成为白塔山的一大奇观。故秦维岳《九州台》诗曰：“望远九州著，台原号九州；荷衣皴百道，芝盖耸千重。雨渥每随愿，云层足荡胸；巍然天北锁，锁阴更何庸”。

    白塔山原为荒凉的山梁，解放后，兰州市人民引黄河水上山，现已成为满山翠绿、景色秀丽的知名公园。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散文作家秦牧游览白塔山公园后，曾写道：“象黄河岸上的白塔山公园，它依山而建，既有许多雄伟的亭、台、楼、阁和寺庙，又有相当精美的砖雕，可以说是集雄奇和秀丽于一身。在夏天的‘黄金季节’里，到处鸟语花香，绿树掩映，从山顶鸟瞰黄河雄浑地奔腾，固然饶有情趣，就是单看那层层葱笼绿荫，也是够令人高兴的。夏天，这里和江南、华南的景色，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里有如此漂亮的公园，甚至好些号称繁华富庶的地方也望尘莫及。”的确，白塔山已经是名声显赫的天下名山，但它秀丽苍翠的门面却掩盖了它身后无数条和它曾经一样贫瘠苍白、光秃秃、赤裸裸地裸露在天穹的“兄弟姐妹们”。它“拱抱金城”，成为守卫兰州门户的忠实卫士，却将兰州的农业文明也锁定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这就是预示着在它庇护下的兰州“大农业”必定苍白无力。

    黄河虽说被兰州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但在皋兰山和白塔山的护卫下从兰州大地从容而过，却显得那么的吝啬。虽说她流经兰州长达152千米，年径流量多达337亿立方米，但历史上兰州人对黄河水的实际利用率却少得可怜。说句公平话，这不能完全怪黄河，怪就怪她两岸高大雄伟的两座大山，是它们阻碍了黄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河，她母亲的乳汁没能滋润出如“华北平原”、“北大荒”、“八百里秦川”那样霸气十足、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农业”。

    从这一点上看，兰州的“两山夹一河”的地理特征在发展大农业上，显得多少有点尴尬。尽管人们也想出了“黄河水车”这样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但却显得那么的杯水车薪，这就是农业在兰州历史上一直处于劣势的根源所在。好在如今的兰州农业，提出了一个“特色农业”的概念，而且发展得蓬蓬勃勃。这是兰州人多年来摸索出的因地制宜、切合兰州农业实际的好路子，这是兰州人聪明才智的体现，也是兰州农业的幸事。

    守着大河无水吃

    “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了……“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花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不过苦水也还是水。甘肃有许多地方，据说，连苦水也是宝贝，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奢侈！吃完面条，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用水洗碗——这是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出世一次，去世一次。呜呼，生在水乡的人们哪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作者以细腻简洁的笔触，真实地勾勒出抗战时期兰州人民吃水用水的真实场景。这让今天的兰州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现在兰州人民的饮用水，早已是清澈甘甜的自来水了，那种水贵如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历史上兰州用水匮乏却可见一斑。

    其实，兰州的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不说滔滔东去的黄河从身边每年流走337亿立方米的黄河水，就说守候在身旁的其他河流如大通河、湟水、庄浪河、苑川河等，集水面积和流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可是，兰州就是守着大河无水吃。

    黄河之水的丰富及其吝啬，上文已经见识过，就她造就的峡谷和盆地，虽然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均高处水面30米～50米，就连黄河的I级阶地雁滩，也要高出水面3米～5米。如果没有很好的水利条件，要想吃上黄河水，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大通河由永登铁城沟入境，流经连城、窑街、享堂峡汇入湟水。境内流程65千米，连城以上集水面积13914平方千米，年径流量28．14亿立方米。虽水资源较为丰富，但地面高出河床10米～40米，也是望水兴叹。

    湟水是黄河兰州段最大的支流，从红古区海石湾入境，与大通河相汇，流至西固区达川乡岔路村汇入黄河。境内流程58千米，集水面积491．9平方千米，年径流量17．9亿立方米。但高出河床面10米～40米，有些地方甚至高出床面150米，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河”。

    庄浪河是黄河左岸的一级支流，从天祝县界牌村入永登，至西固区红崖子村汇入黄河。境内流程96千米，集水面积4007平方千米，年径流量1．98亿立方米。庄浪河谷I、II级阶地面高出河床23米～25米，尽管如此，却是永登县农业的精华所在地，也是通往河西的重要通道。

    苑川河是黄河右岸的支流，发源于马啣山，横贯榆中中部，于响水子河口汇入黄河。境内流程75千米，集水面积4007平方千米，年径流量0．403亿立方米。高出河床10米～30米，局部地段更高。

    从以上几条大河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水资源较丰富，但大多数河流离地面较高，难以形成灌溉自流系统，这就是历史上兰州人守着大河无水吃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几条河流冲击而成的山谷和盆地，相对而言，也是兰州最重要的农业地带。这里地势相对平坦，水源较为充足，土壤质量好，气候适宜，历史上，这里就是兰州人赖以生存的生息之地。近几十年来，兰州人大兴水利建设，“引洮工程”、“引大入秦”、“兰丰渠”、“登丰渠”、“谷丰渠”、“三电”、“和电”、“西电”等大小水利工程的相继建成通水，使长期制约农业命脉的水资源得到很大的改善，兰州地区的河谷、盆地、山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市区盆地以瓜果蔬菜闻名；远郊县区以粮食作物为主，砂田地里出产的“和尚头”风味独特；山区洋芋个大面饱，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滔滔河水奔腾不息地流淌在兰州大地上，希望它们不仅仅是离别兰州的匆匆过客，更希望它们用自己无私的胸怀，滋润兰州，哺育兰州，用生命之水造福兰州，让兰州人永离守着大河无水吃的尴尬。

    兰州的水利功臣“溥惠渠”

    水是农业的命根子，可是兰州却眼巴巴地望着大河之水滔滔东去而望水兴叹。

    兰州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只有324．85毫米，而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1408毫米，蒸发量几乎是降水量的4．5倍。再加上兰州的土壤大都属于大孔隙湿陷性黄土，蓄水能力差，而降水又多集中在秋季。虽说兰州境内有几条大河蕴藏着丰富的水源，但大多坡大沟深，水面与耕种土地相差悬殊，因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明代以前，兰州城南居民用水主要靠五泉山的蒙、惠两泉及红泥沟的泉水，但这些泉水只能供金城百姓的生活用水，用于农业灌溉的水量非常有限。面对困境，兰州人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大家群策群力，大胆决定“引阿入城”，决心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于是，他们在阿干河东西两侧各修了一条水渠。东渠依龙尾山，借以引用阿干河水灌溉今酒泉路以西、双城门以南的大片农田果园，兼作这一带的居民用水和护城河水源；另一条（西渠）绕古峰山（今华林山）向西，灌溉今上西园和下西园一带的农田，同时提供这一带的居民用水。

    两渠修好后，却因为“东渠沿途多砂砾”、“西渠沿途多冢穴”经常“崩怀而咸泄”，尤其到了干旱季节，农田干脆“涓滴不入”，居民“不沾勺水”。这一状况到了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才得以改变。皋兰知县筹款拨料，制作木槽50多个，又得到巡抚及肃王的支援，先后共制作木槽144个，用于“布之东西二渠”，这才解除了“崩溃泄漏”之苦，使沿途百姓获得灌溉和饮用之便利，因而被当时任甘肃总制的彭泽命名为“溥惠蕖”。

    溥惠渠是兰州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水利工程，堪称兰州的水利功臣。如今，从新桥乘车南行，可以看到沿阿干河两岸有穿山而过，或凿崖而行，蜿蜒于断崖峭壁之间的水渠遗迹，这就是明代正德年间的溥惠渠。溥惠渠的开通，不仅使兰州人引水入城的梦想成真，还造就了兰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西、北园等私家花园的美妙景致，也为兰州成为“瓜果之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当时阿干河口东侧的北园，所产的冬果梨就以皮薄酥脆而闻名，号称北园梨。

    溥惠渠无疑是兰州水利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兰州农业的里程碑。虽然它离我们相距遥远，但对于一个缺水依然严峻的城市来说，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先辈的一份崇敬之情，还应该有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段续爷造水车三下江南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流而过的省会城市，却也是一个守着大河无水吃的城市。明代的“溥惠渠”虽然对兰州农业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但远远不能解决兰州缺水的根本问题。因此，兰州人千方百计地寻找别的出路，非要让大河之水乖乖地流淌到自家的田园菜畦。面对兰州人守着大河无水吃的尴尬，不要说我们现代人不信这个邪，就是我们的先辈也决不承认这个现实，很久的时候，就利用水车来浇灌农田。

    水车是利用河水的径流动力推动带有水斗的轮子，将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用来浇灌农田的一种水利设施。据《后汉书》记载，早在东汉时，毕岚就发明了“翻车”，也就是水车。到三国时，经马钧改进，成为有效的戽水机械。《宋史·河渠志五》有“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的记载。这说明，宋代时，用水车灌溉农田已相当普遍。元代王祯的《农书》细致地描述了当时用水转筒车（水车）提水的情景：“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倾于岸上所横木槽，谓之天池，以灌田稻，日夜不息，绝胜人力。”明嘉靖二十至三十八年间，有一个人创制了兰州水车，不但让大河之水俯首称臣，浇绿了兰州的山山水水，而且为现代兰州争得了一个“水车之都”的荣耀。他就是明朝一个叫段续爷的人。

    要说段续爷，他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真名实姓叫段续，后面的“爷”字是他退休回兰州后，兰州人送给他的。“爷”，可是兰州人送人的最高礼遇，没有相当的威望可是吃不消的。

    段续出生在兰州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其兴盛显赫，令人刮目。光明朝就出了段阶、段炅、段续、段补4个进士和段在、段锽、段钦、段铨、段镪、段应甲等7个举人，其中段炅是翰林。清朝还出了1个进士段士俊，2个举人段仿仁、段成忠。这么兴盛的家族，在兰州世家中确实是不多见的。

    段续是兰州人的骄傲，同时他自己也流淌着兰州人吃苦耐劳、诚实憨直、奋发图强的血液。段续出生在兰州段家台（今广场东口、民勤街东口一带），是嘉靖二年中的进士，任云南道御史，不久因在“大礼议”中主张世宗尊孝宗为父，反对尊其生父而开罪世宗，被打入监狱，后被贬到河南去当郾城县丞，因政绩显著，被升为杞县知县。在治理地方时，他革除积弊，卓有政声，后升任湖广布政司参议。但世宗却因为段续在“大礼议”中的主张对他耿耿于怀，故意让他去督修世宗亲生父亲的陵墓“显陵”。段续二话没说，即刻上任，督修“显陵”。他调度有方，堵塞漏洞，高质量、高速度修好了显陵，光节省的经费就数以万计，因此被擢升为密云兵备副使。也许段续也没有想到，由他督修的“显陵”至今完好，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段续以山东按察使司副使致仕，大约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退休回到家乡兰州。

    段续回到兰州后，和乡亲们友好相处，他见多识广，待人和蔼可亲，深受乡亲们的敬重，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段续爷。段续爷回到家后不久，兰州遭遇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但坡底下的黄河水却白白地向东流去。心急如焚的段续爷在黄河边转悠，突然想起自己在湖南、湖北做官时看到的南方筒车。这种筒车是利用水力，将低处的河流溪水提往高处灌溉农田。段续突发灵感：为什么不能在黄河上也造一个“筒车”，将黄河水提上岸呢？如果黄河两岸都装上“筒车”，那么黄河水就会造福兰州人民，兰州也不会遭遇大旱了。主意一定，段续爷兴奋地回到家，凭着记忆，他画出了南方“筒车”的样图。然后，他选购木料，找木匠做成了第一部兰州“筒车”。消息传出，喜出望外的兰州人纷纷前来观看，试车的那一天，黄河边挤满了人，真是人山人海。可是，第一部兰州“筒车”却无情地打碎了兰州人盼水的美梦。试车失败！兰州“筒车”没能将黄河水提上河岸。满头大汗的段续爷望着黄河岸边眼巴巴的人群，暗下决心，一定要将黄河水提上岸来。

    过了一段时间，段家台的人突然发现段续爷不见了。原来他不顾年老体弱，已经踏上了江南的土地。来到南方，他整天和南方“筒车”泡在一起，仔细观察，虚心请教，暗自琢磨，终于弄清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原来是水车下边入水口——巷道不够流畅。大喜过望的段续爷星夜兼程地赶回家，立即进行整改。重新修筑了巷道，提高了水的落差。整修完毕后，满怀希望的第二次试车开始了，围观的群众屏息凝视，只见“筒车”“吱吱”地转动起来，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可就是送不到岸边。第二次试车失败了！望着乡亲们失望的眼神，段续爷心如刀割。

    过了几天，段续爷再一次去了江南的土地。很快，他又兴冲冲地回来了。回到家后，他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聘请有经验的工匠，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他根据这次去江南的收获，重新设计了龙窝的坡度和冲力，然后，又将整个“筒车”检修了一遍。万无一失后，段续爷决定第三次试车，听到消息后，乡亲们自发地赶来给段续鼓劲。一天清晨，在黄河南岸的段家湾，段续爷望着满脸希望的乡亲们，高声喊道：“放！”顿时，兰州“筒车”轰隆隆地吼叫起来，狂傲不羁的黄河水随着轮子的转动张牙舞爪地“飞舞”着，终于乖乖地流到远处的水槽里。

    “成功了！成功了！”黄河岸边终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段续爷兴奋地捋着自己花白的胡子，露出孩子般的笑脸。

    兰州水车，又名天车、翻车，也叫老虎车，是用榆、柳、槐等硬杂木制成的。先用黄河石筑起两道石坝，主要用途是为了固定架设水车支架，也是为了向水车下面聚引河水。石坝四周打入柳木桩使其坚固而且耐冲刷，形成水车巷。石坝中各砌入两根木柱，木桩上安置驮梁，其上装置榆木车轴，车轴上安装车轮。车轮是水车的主体，其中心是轮轴，粗约三尺，轮轴周边安装辐条，一耦两根，辐条外端用一条条木板固定，形成一个大圆圈，成为“纲线”；向内用一条条称之为“蹬弓子”的木条固定辐条，形成一个内圆圈。两圆圈之间装置刮水板和长方形水斗。靠岸边栽树干为“莺架”，其上置承接水斗倒挽河水的“掌盘”。再栽一溜顶端分杈的树干，刮去树皮，取弯曲自然之势，架上木槽。水流推动刮板，驱使水车徐徐转动，水斗则依此舀满河水，缓缓上升，当升到轮子上方正中时，斗口翻转向下，将水倾倒入水槽，有木槽导入水渠，将河水引入农田。水车的上游用卵石砌成一道石坝，呈扇形，加大水量，加快流速，把河水逼向水车巷，巷内掘有深坑，用石头镶砌，形成很大的冲击力，使上万斤重的庞大水车转动起来，提水灌田。一架水车，大的一般可灌溉七八百亩，小的也能浇地二三百亩，虽然提灌能力有限，但因昼夜不停，且提灌时间较长（每年三四月河水上涨时开始，到冬季水位下降时为止），深受农民欢迎。兰州水车在相当长的时间，成为兰州黄河沿岸唯一的提灌工具。

    段续爷引进“筒车”技术创制兰州水车，它的出现，对当时黄河沿岸的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喜讯，预示着兰州农业新纪元的到来。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续里居时，创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沿河农民皆仿效焉。”从明代中叶起，到清末民初，兰州黄河沿岸的水车，由一轮增加到157轮。到了1952年，兰州市的水车猛增到252轮。只见黄河两岸到处是巨大的水车，流水欢歌不绝于耳。灌溉面积也由解放前的20000多亩扩大到100000多亩，真可谓盛极一时。这让世界上有名的“水车之都”——叙利亚的哈马惭愧万分，因为，历史上哈马水车数量最多的时候，也不过30轮，仅及兰州1952年水车总数的八分之一。因此，把兰州称为真正的“水车之都”，一点也不过分。

    好在兰州人民的这一愿望终于变为现实。2005年9月22日，兰州·首届中国水车节在黄河南岸水车博览园盛大开幕，开幕式上，隆重举行了由中国国家邮政局与荷兰邮政公司联合发行“水车与风车”特种邮票的首发式。兰州水车作为中国水车的典型形象，将永久地镌刻在“中国水车”这枚邮票上。隆隆转动了400多年的兰州水车成了中国水车的形象代表，也使兰州成了当之无愧的“水车之都”，将和“风车之都”荷兰一起走向世界。

    倘若段续爷在天有灵，一定抚须笑开颜。因为您的创新，使兰州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您的执着，使处于劣势的兰州农耕文化却留下了如此星光灿烂的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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