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载：公元536年，东罗马帝国卫戍部队的首领贝利萨留将带有水轮的磨安装到停泊在罗马台伯河边的船上，磨出了面粉，解决了士兵的吃饭问题。如此看来，罗马人才是发明水磨的鼻祖。罗马人发明水磨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朝，这时候，离开通丝绸之路的西汉已经几百年。水磨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兰州的。
兰州的明朝肃王府就有三架水磨，明肃昭王《观船磨诗》曰：“一板隔深渊，双轮夹小船。势长冲急碨，水正系孤舷。波浪随消长，机关自旋转。薰风堪遣兴，夜雨却惊眠。用尽人间巧，心中未晏然。”从明肃昭王充满赞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水磨是何等的壮观。
清光绪时张国常在《重修皋兰县志》卷十八《古迹上》记载：“拂云楼（今市委招待所所在地）俯临黄河，楼下舣船二只，中置石磨，外设板轮，水激轮旋转而磨自转，面罗亦拨以轮，不用人力。其制创自前明。同治初犹存，今废。张家河湾尚有仿造者。”从张国常的记述可以看出，虽然拂云楼下的水磨在光绪时已经废弃，但兰州其他地方的水磨并没有绝迹。但令张国常没有想到的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兰州黄河两岸仍然有水磨不辞辛苦地劳作着。
1934年夏，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来兰州采风，在西固新城黄河岸边意外地发现了一简易的水磨。他在所著的《西北视察记》中写道：“抵新城，避暑黄河边，见一水上磨坊，建筑简易，构思可取。”1935年夏的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赴河西考察路过兰州，在金城关下的白马浪中惊讶地发现了一正在运转的水磨，其随从立即拍照，后刊登在邵元冲所著的《西北揽胜》中。
兰州水磨的兴起离不开黄河，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是它用之不竭的动力。大多数水磨是被装在船上的，船被绳索及锚将其泊定于水流湍急的黄河岸边。船体较宽，在船上建有船舱。船舱内正中置一石磨，上扇石磨被固定，下扇石磨之下置一水平齿轮。磨左右两舷各开一孔，孔中插一横木，横木正中置一垂直齿轮，使之与石磨齿轮横直咬合。横木两端穿出左右舷，端上各置一具木轮，轮缘与轮轴之间镶嵌板叶，称板轮。类似风车的板轮半沉入黄河水中，水流冲击板轮，横木随之跟着转动，引得齿轮旋转，带动下扇石磨旋转，轰隆隆飞速转动的石磨便将小麦、谷物等粮食磨得细烂。大多数水磨还同时配有水罗，也是根据同样的原理制成，用来筛罗水磨磨下的面粉，经过几道循环工序，最后的面粉就非常细腻了，完全可以用来拉“拉条子”，蒸“白面馒头”了。
兰州水磨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动力工具，有平轮、立轮和船磨之分，在兰州地区使用广泛。明代有93盘，清道光年间有265盘，1941年有215盘。兰州水磨除加工面粉外，还用于榨油、造纸、酿造等行业，可以说用途广泛。
水磨在兰州地区的销声匿迹，与农业电力机械的兴起有关，当电动“钢磨”、“碾米机”等高效机械一路杀来时，水磨默默地选择了退役。如同它的兴起一样，它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年的迅速崛起，是因为自己省工、省力等诸多优点受到了兰州人的青睐。它清楚“后生可畏”，它也明白“后来者居上”的道理，毕竟，“优胜劣汰”是大自然无情的规律。
水磨离开我们的生活已经很久了，但许多老兰州还是非常地怀念它。据说，水磨磨出的面粉比现代机械磨出的面粉味道更香，色泽更鲜，风味更纯。虽说如此，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可能是现代工业的污染让人们产生恐惧心理，也可能是老兰州的怀旧情结。
沙田地里孵出“金蛋蛋”
溥惠渠、兰州水车的相继建成和应用，使兰州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预示着遍布兰州的几条大河冲击而成的河谷盆地即将告别无水吃的历史。但是，黄河、大通河、湟水、庄浪河、苑川河等河流两岸的川台盆地只占兰州地区耕地总面积的28％，而分布在永登东南部、皋兰全县及榆中东北部的大量山坡、平川地却占耕种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三。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些占绝对优势的山坡、平川地的农业价值，单凭几条大河的盆地地区，想振兴兰州的农业，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但是，这些山坡、平川地远离大河溪水，干旱少雨，蒸发量又大得惊人，要想让它长出庄稼来，比公鸡下蛋还难。
可是，兰州秦王川有个叫张三的人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随着这个秘密的公开，兰州人惊诧地发现，原来这个沙田地里不仅长出的麦子又白又细，筋骨好，尤其长出的西瓜，贼溜溜的大，蜜糖似的甜，拿到市场上，很快就被抢光了。卖出的价钱也高得惊人，瓜农们亲切地称为沙田里孵出的“金蛋蛋”。
大约二三百年前，秦王川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从春种到收割，没下一滴雨星星，田地里的禾苗已经枯萎，河水干枯，土地干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灼人的热浪。心急如焚的庄稼人绝望了，望着绝收的庄稼地号啕大哭，不少人携儿带女逃往他乡。有一天，一个叫张三的农民路过一块坡地，惊讶地发现在一沙石堆里一丛绿油油的麦苗正长得旺盛。张三惊呆了：别处的禾苗都旱死了，为什么这里的麦苗长得这么旺盛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想弄个明白。他拨开上面的石头，发现下面是一层沙子，刨去沙子才露出土壤，竟然潮阴阴、湿漉漉的。张三恍然大悟，原来这丛麦苗长得这么旺盛，完全是这堆沙石保墒蓄水的缘故。得到这个重大发现，张三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冬天到了。大家因为今年的一场大旱伤透了心，再也无心务习庄稼，只有张三甩开膀子大干。张三辛辛苦苦地在自家的田地里施上底肥，然后掘地背沙，铺在田里。大家都好奇地来看热闹，都笑张三傻。第二天春天，张三又不辞辛苦地播下了种子。
这一年，又是一场大旱，别人家的庄稼都旱死了，只有张三的沙田大丰收，四分地足足打了二百来斤粮食。
消息传出，曾经讥笑张三的老庄稼主动前来取经请教，张三不好意思地说：“原先没有成功，只能自己悄悄试验，现在成功了，我的秘密也该公开了。”诚实的张三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成功秘诀告诉了乡亲们。乡亲们得到他的真传，也学着他的样子种起庄稼，居然也都成功了。后来，沙田就逐渐在永登、皋兰等地普及了，甚至远离兰州的河西地区也利用沙田技术种起庄稼来。不仅种小麦，也种瓜果蔬菜，而且经验越来越丰富，产量越来越高，面积也越来越大。
以上故事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而已，但沙田是劳动人民为战胜干旱少雨及盐碱不毛之地而创造的旱农耕作方法，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虽说沙田对抗旱保收、提高产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沙田地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它的寿命短、劳动强度大、破坏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等是它的致命弱点。因此，民间有“苦死老子，富死儿子，穷死孙子”之说。如何能让老子、儿子、孙子及其子孙后代全都能轻轻松松走上致富之路？恐怕唯一的出路，还是将沙田重新改造，改造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因为，这才是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康庄大道。
一渠惠水忘不了张心一
明朝人修了溥惠渠，段续爷创制了兰州水车，紧接着，张三发现了沙田耕种技术，这三件事，可都是兰州农业史上的大事。紧接着，民国年间又一个人干了一件大事，这个人叫张心一。张心一曾经留学美国，满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远大抱负，他做人的宗旨就是干“大事”，干“实事”，干“造福百姓的积德事”，因此，无论他走到哪里，他做人的原则就体现在哪里。
张心一学的是农业，是甘肃籍的农业经济学家，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他也是我国近代农业统计与土地利用及水土保持的先行者之一。他回到兰州后，看到兰州农业基础差、底子薄，尤其看到光秃秃的南北两山，更是心急如焚。这给见惯了青山绿水，且有留学背景的农学家极大的刺激，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兰州大地将是自己大展宏图、施展才华、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战场。
张心一首先将目光锁定在兰州市红古、西固区河嘴、平安、达川一带。这里曾经是杂草丛生的荒滩，老百姓靠天吃饭，生活很苦，就连吃水也得到几里外的河边去驮，但这里有兴建人工自流灌溉渠的条件。1941年，张心一主持甘肃省建设厅的工作，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他决心服务于桑梓，造福子孙，解决红古区达川、平安、河嘴一带的农业用水问题，督修完成了湟惠渠工程。
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6辑《湟惠渠的过去与现在》介绍，湟惠渠于1938年由经济部拨款，派工程司（工程师）王力仁（河南柘城人，曾留学美国、英国、日本，学习水利工程）测量、设计湟惠渠。1939年完成工程招标，并动工开建，王力仁为主任工程师。
由于当时旧政府的腐败，再加上修渠的经费枯竭，不到一年就半途而废了。张心一主持湟惠渠工程后，好多人都劝他不要接这个“要钱没钱、要利没利”的“烫手山芋”，但张心一知难而进，硬是顶着压力，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亲自出马，研究设计，勘测工地，筹集资金，经过紧张施工，终于于1942年建成了全长31千米、灌溉面积近4万多亩的湟惠渠。湟惠渠对当时的兰州农业，尤其对的红古区、西固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了不得的贡献。工期之长，耗资之多，受益面积之大，对当时的政府来说，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是张心一却成功了。尽管张心一对湟惠渠工程的顺利竣工尽了建设厅长应尽的责任，但他起了关键作用，他的恪守职责、任劳任怨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1985年8月的一天，年近九旬时任中国农学会顾问的张心一老先生重返兰州，在红古区参观了由他主持兴建的湟惠渠。这时候的湟惠渠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一碧万顷的沃野荡漾在湟惠渠两畔，绿色盈眼，阡陌如织，一派田园风光。如不是远方的皋兰逶迤，还真的以为到了江南水乡。张心一老先生看到这一渠哗哗流的惠水，看到这块丰衣足食的土地，感触颇多，当年的不毛之地，如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来自己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一位当年跟着张心一修过湟惠渠的农民告诉他，他家今年的蔬菜收入3000多元，瓜类收入2000多元，苹果、杏、梨收入也有1000元以上，口粮还不算在内，日子比前几年好过多了。最后，这位农民握着张心一的手感激地说：“我们今天能过上这样幸福、丰裕的好日子，多亏了党的富民政策，也多亏了这长流不尽的一渠惠水！更要感谢您张厅长！”
张心一的眼睛湿润了，自己只是尽了作为农业工作者应尽的义务，老百姓却忘不了。时至今日，他才理解为什么段续爷宁愿倾家荡产、宁愿豁出自己的老命也要造出兰州水车，造福一方百姓的情怀！
兰州水文站，忠于职守的黄河哨兵
黄河是滋润兰州人的母亲河，同时也是刁蛮任性的“灾难河”，它不但是兰州农业的救星，也是兰州农业的克星，它曾经就多次制造“灾难”，使兰州的农业深受其害。
据《兰州市志》记载：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秋，金城河水溢出30里，淹没民房、田禾无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夏，金州霖雨致水灾，淹没田禾；乾隆十八年（1753年），兰州大雨，黄河泛涨，冲毁房舍田地甚多；嘉庆十三年（1808）闰五月二十四日，兰州暴雨3日，黄河水淹没东滩、什川堡37个村庄；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黄河暴涨，兰州、金县沿河诸滩田产、房屋淹没甚多，灾民无处栖居。15日后，水始退；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一日至六日，连日大雨，黄河水暴涨，流量达8600立方／秒。兰州桑园淤塞，河水逆流，淹没东郊18滩，漫及城周。下游淹没什川、条城沿河一带，田地房屋损失极大，灾民多达万余人……以上数据，只是黄河水灾的一小部分，但却令人触目惊心。怎样才能摸清黄河暴戾恣睢的坏脾气，并及时发布信息，做到防患于未然呢？兰州人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日夜监视黄河的一举一动，这个机构，就是成立于1934年7月的兰州水文站。
兰州水文站起初是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设立的，站址在晏公庙（今滨河路省军区干休所院内西北角）内。1934年10月由甘肃省气象测候所代办，后改名为兰州水标站。主要任务是测验黄河的水位、流量、含沙量、输沙率等。1941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收回兰州水文站，办公仍在晏公庙。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水文工作的重要性，特将自力路80号（今白云观东侧）一个院落分配给水文站。1950年，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兰州水文站在中山桥南头东南处盖起一座二层观测房，虽然面积较小，但却很实用。
1953年，根据治理黄河的需要，兰州水文站“补充新鲜血液”，增加了工作人员，改名为兰州水文分站，管理黄河石嘴山以上的各水文站，并设测验组，负责兰州河段的测验工作。
1954年，兰州炼油厂建厂，黄河水利委员会特在西固设专用水位站，以确保兰州炼油厂的安全。同年设立西柳沟水文站，中山桥处改为兰州水位站。
1956年，由于滨河路扩建，兰州水文站搬迁到王保保城23号，同时改名为兰州水文总站，兰州水位站迁至桥门街35号。
1967年，西柳沟水文站因断面变坏，重新迁回中山桥，与兰州水位站合并为兰州水文站。
1975年，在永昌路北口黄河边建成一座独特的三层小楼，这便是今天的兰州水文站。
兰州水文站从开站至今已经70多年，几十年来和黄河朝夕相处，已经摸透了黄河的脾气，多次发布旱涝警报，对人们整治黄河水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是黄河的“晴雨表”。正是因为这个“晴雨表”，才使兰州遭受大水灾的机率大大减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黄河大水，都是因为兰州水文站的及时预报，才没有造成历史上那种惨不忍睹的大灾难。
如今，兰州水文站依然悄悄站立在黄河边，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黄河的一举一动。当你沉浸在黄河风情线美丽景色的时候，也许对眼前那不起眼甚至有点折煞美景的水文站不屑一顾，但是，我们的社会不正是无数像它那样毫不起眼、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社会脊梁在支撑吗？
“农业噩耗”的启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喊遍大江南北的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曾一度把兰州乃至全国的农业吹上了天，吓得当时的美帝国主义胆战心惊，汗流浃背。可是，真到了“纸里包不住火”的一天，兰州人和全国人民一起，才猛然发现是自己骗了自己，而且骗得很惨。原来发现家里早就没米下锅，全家人只能靠挖野菜充饥了。
这是大家曾经熟悉的一幕，这一幕至今仍让好多人记忆犹新，永世不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由于土地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灾难性教训。如果我们把它再延伸一点，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动荡和土地政策的走向上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国家的稳定与否、国家土地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决定农业命运的关键。
纵观兰州农业历史，秦汉的“屯田”制，促使农业生产飞速发展；隋唐百姓的安居乐业，使兰州成了“地皆粳稻、桃李柳榆岑蔚”的富庶之地。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兰州满目荒凉，户不满五百；到了元末，社会动荡加剧，兰州地区饥荒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土地大部荒芜，无人耕种；1929年，兰州地区爆发的大饥荒更是触目惊心，据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密电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亦别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度日不遑，失时难计，虽有沃壤，终成石田……”这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秘密电文，考虑到他自己的“政绩前途”，他的电文肯定掺了不少水分，实际灾情可能要严重得多。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国家动乱不仅是整个社会衰退的根源，更是农业生产的浩劫。
社会动乱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祸根，但土地政策的失误同样可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兰州市于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农业从半封建制度桎梏下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刚刚摆脱了封建剥削，底子薄，资金短缺，农业生产困难重重。因此，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于1956年完成农业合作化，彻底摆脱了小生产所有制，走上了社会主义轨道。从1953至1956年，全市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6．2％，可以说是前途广阔。但是，好景不长，从1955年开始，“大干快上争上游”的激进思想开始抬头。1958年终于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农村到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战斗口号，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夜之间刮起了“共产风”，全部“实现”人民公社。这一“大跃进”，打乱了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体制、劳动组织和社员生产、生活方式，打乱了按劳分配、等价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9年开始，农业经济陷入困境，1960年爆发的“大饥荒”至今使人不堪回首，那是令人心悸、令人切肤心痛的记忆。1961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下降到解放前1949年的水平之下。可是，这样的恶梦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从1966年起，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农业基础遭受巨大损伤。农业集中兵力统一的经营体制和平均分配方式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提高。上述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导致全市农业长期未能摆脱自给、半自给性传统农业的落后状态，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甚至倒退。
兰州农业的希望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一系列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使兰州农业生产重新发展起来，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新的体制框架。在搞活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同时，因地、因时制宜，有计划地调整农业结构，改变了多年“以粮为钢”的单一经营模式。在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提高产量、增加总产的前提下，实行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在适宜发展经济作物的地区，扬长避短，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产品（比如兰州的白兰瓜、百合，永登玫瑰等）、建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使农业生产由单一的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扶植发展多种经营，支持工商农运（运输）建（建筑）服（服务）综合经验，从而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全市农村从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新时期。
兰州农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的兴衰同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休戚相关。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循客观的经济、自然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结构，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兰州的农业必将一路春风，取得更大的成就。
农业科技进步，从“代田法”开始
兰州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源于东汉末年汉献帝二十年（215年）金城太守苏则推广的中原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代田法使兰州“其岁大丰收”；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道台彭英甲在贡院巷创办农业实验场，次年在小西湖设立农业实验外场。
到1915年初具规模，进行小麦、玉米、高粱等远地引种及施肥、灌溉、作物栽培等多种实验；1928年在黄河北庙滩子设立农事实验场，后因战事停办；1938年，在雁滩成立甘肃省农业改进所，下设农艺、园艺、防治病害虫、保土及农业技术推广等专业组；1941年，成立雁滩农业技术推广试验区、皋兰农业实验场、张家寺农艺总场。皋兰、永登、榆中三县成立农业实验推广所，作为全省农业技术推广县，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改进堆肥及人粪尿处理方法等农业技术。
兰州解放后，原有的农业科技机构基本保留下来，1954～1962年，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作用明显。从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农业科技遭受重大损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各地相继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把实验、示范、培训、推广等几个核心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将土壤、肥料、种子、栽培、植保等各项技术综合应用于生产。1989年以来，兰州市政府为科技兴农、加强农机服务体系，确定“完善县一级、加强乡一级、延伸村一级”的指导思想，形成全市上下相通、左右相联，比较完整的农机服务体系，使农业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发展。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根本，摸透土壤的特性是农业生产发展壮大的关键。但是，从1949年以前，兰州对土壤从未作过详细的调查，对它的“脾气”一点也不清楚，只是一哄而起，要求它糊里糊涂无节制地哺育奉献。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两次系统普查，基本查清了兰州土壤的类型、分布面积、理化性质、生产性质、增产潜力及其主要障碍因素，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壤资源，进行农业区域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土壤的基本情况，要求它“科学哺育”。既可以让它哺育下的孩子们茁壮成长，又可以学会自己“保养”，让自己永远年轻，永远容光焕发。摸清土壤的脾气后，兰州人对症下药，立即对它“规劝诱导”，对它进行“改良改造”。比如对它实施的“深耕改土”、“改造中低产田”、“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混作”、“歇息”等方法，使其产量稳步增长。
“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这一句至理名言说的是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肥料既是土壤的“化妆品”，也是它的“营养品”。兰州农村施用和积制农家肥的历史悠久，农家肥主要指人畜禽排泄物、各种杂草、农作物秸秆、枯枝落叶等。兰州地区施用化学肥料较晚，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实验，20世纪40至60年代推广应用，20世纪70年代普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以化学肥料为主。化学肥料主要指氮肥、磷肥、钾肥和微肥，在各类肥料的使用上也颇有讲究。例如底肥以有机肥为主，种肥播在种子附近或混合施播，追肥主要补充和满足植物生长期的养分等。各类肥料的科学施用，使兰州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大增，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母壮儿肥，种壮苗强”“一粒良种，千粒好粮”，这是说种子的重要性。农作物种子的优劣决定其产量的高下和品种的质量。但兰州地区长期以来只靠自选自和临近居民互相交换的方法推广良种，这种长期“近亲繁殖”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品种退化，产量不高。
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农作物品种普查，筛选了一批适宜兰州地区耕种的优良品种，同时，种子的检验、检疫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对兰州地区的良种繁育和推广应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不可等闲视之，它对农业生产的危害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出现虫灾：“是岁蝗遍远山，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殣相望”。兰州地区对农作物有害的因素很多，其中的病虫害和杂草、田鼠危害较大。
兰州地区的病虫害防治主要从民国开始，1941年和1947年两次较大规模的防治小麦黑穗病拉开了病虫害防治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对植保工作更加重视，尤其改革开放后，更是加大了对植保的科学管理，成绩斐然。曾经让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四害”、“六六粉”、“敌敌畏”等名词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可以说，当时“全民皆兵”的植保战役的确取得了实效。
农业机械的进步可以说是兰州农业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从新石器时代的木石等原始农具到封建社会传统农业时期的“二牛抬杠”再到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机械半机械化”的新式农具，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始农具主要以石铲、石刀、石磨盘、陶刀、骨铲等为主，生产效率很低；传统农具主要以犁（二牛抬杠）、耧、锄、铁锨、镰刀、棒槌、扫帚、木锨等为主，装运工具主要有马车、背斗、筐等，农副产品加工工具主要有石磨、石碾等，提灌工具以兰州水车和水挂子最有名。上述农具及生产工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仍在使用。解放至今，是兰州传统农具向机械半机械化飞跃发展的阶段。1951年推出解放式水车；1952年兰州建成6．6千伏农电线路，首次用电动机抽水灌溉；1953年推出新式步犁，皋兰什川以柴油机为动力抽水；1958年推出架子车、畜力胶轮大车、引进苏联产54型拖拉机、仿制改制汽车15辆；1966年永登引进铁牛——55型拖拉机、上海产工农——II型手扶拖拉机；1971年推出手摇拌种机。
1989年以后，各种新型机械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使兰州农业生产从机械半机械向全面机械化迈进了坚实的步伐。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快，兰州也出现了农机修造、农机修造机构，如原兰州制造局停产军火后改造农具；兰州人民机器厂生产解放式水车；兰州力车厂生产各类人、畜力车；兰州柴油机厂研制成功敦煌“LC195——15”型柴油机；兰州农业水泵厂生产水泵等。
科技进步离不开教育，兰州的农业教育始于晚清，农业生产管理机构则始于汉代的“屯田”制度。兰州农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兰州市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建立健全了各级农业教育科技服务体系，20世纪90年代至今，实现了农业教育与机构的正规化和制度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晚清在甘肃举院创办“农林学堂”（甘肃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开始，入民国先后创办了兰州农业学校、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兰州市农业大学、兰州市农业机械化学校、兰州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与农村应用技术广播学校、兰州园艺学校、农业（职业）学校、甘肃农业大学及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兰州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快速转化，使兰州农业取得了有史以来的巨大成就。
从“救命水”到“致富水”的艰难抉择
说起秦王川，兰州人不禁会眉飞色舞，自豪地说：“那可是咱们兰州的粮仓呀！”可是，这是“引大入秦”以后的事。
秦王川位于兰州北部，包括永登的秦川、古山、西槽，皋兰的西岔，景泰的正路等地区，总面积2300多平方千米。秦王川是个山间盆地，北部和东北部为东祁连山的摺皱带，东、西、南面是黄土丘陵区，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但却是一个异常干旱的地方。
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为276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900毫米。由于干旱少雨，这里以前是基本上不长庄稼的荒滩，却生活着近30万人口，可以说，这里的生活环境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尽管这里是张三发现沙田的地方，而且后来沙田地也占到耕地面积的80％，但是，这里仍然是甘肃省最干旱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沙田地的确曾给秦王川带来了无限生机，它对抗旱保收、提高产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的致命缺陷也很快表露出来。它寿命短、劳动强度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尤其它的恶性循环，更让秦王川人苦不堪言。因此，秦王川人急切盼望着“苦死老子，富死儿子，穷死孙子”的悲剧不再重演，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种上一劳永逸的水浇地。也许，这只是秦王川人的一个美好的梦，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美好的梦竟然在公元20世纪末成为现实。
据说秦王川名称的来历，与薛举有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金城校尉薛举乘机起兵，于大业十三年（617年）称兵割据，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定都兰州（庄严寺为其故宫，今兰州晚报社）。薛举雄心勃勃，在很短的时间里很快占有今甘肃临夏、青海乐都、青海循化及陇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军队发展到十三万人。大业十三年（618年）七月，薛举在金城称帝，后迁都天水，改称“秦帝”，然后挥师东进，打败秦王李世民，并联手突厥攻取长安，然而，临出兵时却突然暴病身亡。
相传秦王川就是因为薛举在这一带驻军屯垦而得名。有些老年人还记得秦王川的中心五道岘曾建有“秦王庙”，庙内有薛举的塑像。这里还传说，每逢雨过天晴的时候，天空就会出现“秦王城”，并显现出激烈的撕杀场面。老辈人迷信地认为是薛举在为自己鸣冤叫屈，发泄心中的怒火，据说他的突然暴病身亡，是中了秦王李世民的暗箭。传说归传说，其实“秦王城”的出现，只不过是在沙滩上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时，把远方的景物显示在空气中的一种“海市蜃楼”现象而已。
就是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却因为一个叫“引大入秦”的水利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命运，从而将世人的目光重新聚焦在这里。
1987年，国务院批复了由省、市有关部门提出的“引大入秦”（从大通河天堂寺引水到秦王川）工程，并明确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改变贫苦面貌、安置贫困山区移民为其三大目标。同年，该项目争取到了世行贷款配额1．23亿美元，该工程正式启动。“引大入秦”工程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及兰州市的重点建设项目，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工程东一干渠、总干渠、东二干渠先后于1993年、1994年、1995年建成通水，黑武分干渠、电灌分干渠分别于1998年、2000年建成通水。到了2002年，该工程的预建项目已经基本完成，共建成支渠、分支渠61条，总长766千米。
与此同时，随着大通河水源源不断流入干渴已久的秦王川，使这个昔日贫瘠沉寂的土地成为人们注目的对象。如今，面对良田万顷、绿树成阴、瓜果飘香、鸟语花香的秦王川，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二十多年前的秦王川干旱而贫瘠的记忆。“引大入秦”后，灌区农业、生态基础得到了很大改善。粮食平均亩产由通水前的60千克提高到35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到达550千克，可以说，当初设想的解决灌区群众温饱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在移民安置上，也取得了成功，新移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基本实现了“一年搬迁，三年定居，五年解决温饱”的目标。可以欣慰地说，当年国务院希望的“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改变贫苦面貌、安置贫苦山区移民”三大目标已基本实现。
“引大入秦”工程在改变秦王川生态面貌的同时，也为秦王川整个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新鲜血液。由于秦王川有了希望之水，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企业在这里安家落户，并形成了高新农业示范、农产品加工、畜牧禽养殖等农业产业链。随着上川、秦川、中川等撤乡建镇，秦王川的小城镇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可以说，整个秦王川一片勃勃生机。
然而，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哗哗”流淌的“救命水”却突然间用不了，成了秦王川多余的“发愁水”。这究竟是为什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事呢？原来，当年设计的“引大入秦”工程引水能力和国家核定的水资源配额为4．43亿立方米／年，而秦王川实际用水1．1亿立方米／年，仅占设计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引大入秦”是季节性的供水，主要服务对象是单一的农业灌溉，而其他行业和冬季则无水可用。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大量的富裕水用不了，而想用的水又配不出。其实，秦王川的灌区用水已基本饱和。灌区移民和新垦土地已基本结束，边缘山区上水非常困难，也就是说，秦王川灌区的用水率已实现了最大化，再也没有多少潜力可挖。
难道让国家投入巨资的工程就这样白白地损耗掉吗？怎样才能让这巨额投资的工程发挥自己应有的效益？这成了各级领导和秦王川引水人的一块心病。
2000年，“引大入秦”工程移交兰州市负责建设和管理。
2002年5月，兰州市政府组织项目单位和灌区地方政府对“引大入秦”工程进行了系统的战略性研究。
2002年6月，兰州市委对“引大入秦”工程进行供水结构调研。
2003年3月，由省计委、省水利厅、省建设厅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对“引大入秦”工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
2003年8月，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批示：转变用水思路，调整规划，让“引大入秦”工程发挥真正的效益。
2003年9月，甘肃省政府召开“引大入秦”工程的专题会议，提出一定要把这一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建设得更好。
2003年底，各级政府、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终于形成共识，决定“引大入秦”用水思路实现四个转变：由季节性供水向长年供水转变；由原来单一的农业用水向生态、小城镇、城市用水转变；由单一的农田灌溉向二、三产业供水转变；供水效应由原来单纯的农业效益向增加灌区综合效益的转变。
消息传出，秦王川人无不欢欣鼓舞，“引大入秦”终于完成了从“救命水”到“致富水”的艰难抉择。对于惜水如油的秦王川人来说，“引大入秦”能引来“救命水”，他们已经非常知足了。如今，党和政府又将“救命水”引向“致富水”，带领他们走致富路，昂首阔步奔小康，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幸事！放眼秦王川，那绵延数百里的水渠渡槽，如同飞舞的长龙，演绎着历史的沧桑巨变；那奔流不息的大通河，记载了数代人的心血和汗水。作为黄土高原上最深入人心的富民工程，如同恢弘激越的交响曲，早已铭刻在兰州人民的心中，铭记在兰州的农业史上。
美哉，秦王川；幸哉，秦王川！如同你曾经辉煌的历史一样，“致富水”的滋润，必将掀开你新的历史一页。
特色农业的兴起
兰州的特色农业，始于南山诸多泉水。这些泉水与地面差不多高，大多数能自流灌溉，很早就将兰州盆地浇灌成了旱涝保收的膏腴之地；明代溥惠渠的开通，不仅使兰州人引水入城的梦想成真，还造就了兰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西、北园等私家花园的美妙景致，也为兰州成为“瓜果之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当时阿干河口东侧的北园，所产的冬果梨就以皮薄酥脆而闻名，号称北园梨；水车的发明，为瓜果城、蔬菜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水车及溥惠渠无法灌溉的川地，兰州人则用一种叫“水挂子”的人畜提灌机械将水引进农田；在河水无法引进的大片旱田，则用沙田技术保墒增产。历史上，兰州人这种对本地区农业生产特色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摸索，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突破口。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两次系统普查，基本查清了土壤的类型、分布面积、理化性质、生产性质、增产潜力及其主要障碍因素，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壤资源，进行农业区域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从1981年至1988年结束的兰州农业区划，针对土地、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利、气候、乡镇企业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详细地阐述了兰州地区的农业自然资源种类、数量、分布及生产现状，提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按照自然特点和地域差异科学划分农业区，为各级政府和专家因地制宜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使兰州特色农业的最终形成成为可能。
依据土地资源综合普查的结果，结合兰州种植业的特点，兰州市很快确定了四大区域作为培育壮大兰州特色农业的基地。
中部川台蔬菜瓜果区。这个区域位于兰州中部，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沿岸。这里是兰州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也是兰州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优越，气候温和，光热丰富，是兰州瓜果蔬菜最发达的地区，也是造就“瓜果之乡”、“蔬菜之城”的功臣。很显然，它显著的特色就是瓜果和蔬菜，它也的确不负众望，成功推出了像“白兰瓜”、“安宁桃”、“冬果梨”、“软儿梨”、“兰州小韭”、“水萝卜”、“安宁刺黄瓜”、“大羊角辣椒”、“灯笼辣椒”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明星”。
东部、北部低山丘陵粮食作物区。这个区域沟壑纵横，以黄土梁峁为主，也伴有冲击小平原和较开阔的川、滩地，耕地大部分分布在川、滩盆地，少数分布在丘陵、山坡地带。这里土地较为肥沃，气候温凉，降水季节与光照、温度一致，适于粮食作物生长。这里是兰州市主要的粮食产区，小麦占主导地位，这个区域的特色明星是“和尚头”，它是粮食作物里的佼佼者，它的出面率比他处小麦高10％，而且又白又细，富有筋骨。这里也适宜瓜类生长，它的明星是素有“兰州大板”之誉的黑瓜籽，以板大、皮薄、肉厚享誉国内外市场，远销东南亚各国。
东部、西部旱山粮油区。该区域山峦重叠，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耕地大部分集中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这里气候冷凉干燥，光能、热能只能满足一茬作物的需要，基本无灌溉条件，号称“十年九旱”之地。这里的农作物以小麦为主，还出产洋芋和油料作物。虽然这里种植条件较为恶劣，但它也出明星。比如这里推出的“洋芋”以个大、含淀率高而闻名；这里的“旱胡麻”油以醇香出名。
西北、东南部阴山粮油百合区。这个区域位于兰州西边和东南部地区，这里区域地势高，寒冷阴湿，耕地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这里植被覆盖率高，天然森林、主要牧场均分布在这个区域。这里气候冷湿，光热资源贫乏，无灌溉条件，耕作粗放，主要以小麦、豆类、青稞等为主，结构单一，产量低。但是这里却是“兰州百合”的主产区，这个重量级的明星品牌以面积大、品质优、味道甜美、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而闻名中外。
“十五”期间，兰州市制定并推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发挥各个区域的特色农业优势，以生态农业、龙头农业、城郊农业为契机，以企业＋农户、基地＋农户等形式为依托，将兰州的特色农业做大做强，形成了“优质瓜果”、“高原蔬菜”、“百合”、“花卉”、“畜牧林、农副产品”等特色农业的产业化格局，并初具规模。随着兰州特色农业区域的划分、特色农业产业化体系的建立，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兰州农业将以自己独特的特色优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瓜果美名天下扬
一年四季瓜果香
“兰州的瓜太好了，……我要说的是绿瓤甜瓜（白兰瓜），有儿童玩的小足球那么大，皮作白色，白里带黄，并不好看，切开来可好看了，嫩绿的肉好像上品的翡翠。咬一口那嫩绿的肉，水分多，味道甜而鲜，稍稍咀嚼几下，就那么和润的咽下去，仿佛没有什么质料似的。吃过一两块，只觉得甜美清凉直透心肺，真可以说无上的享受……”“雁滩的苹果色彩不一，又好看又大，几乎可以说耀人眼睛。最大型的一种叫‘大元帅’——这名称大概就从大型而来，皮作红绿两种，红是鲜红，绿是翠绿，味甜，入口有松爽感。另一种叫‘印度’，皮纯青色，入口爽脆极了，鲜美极了。第三种叫‘青香蕉’，跟‘印度’一样作纯青色，稍稍淡些，带着香蕉的香味。第四种叫‘玉霞’，皮作黄色——像半熟的香蕉那样的黄色，口味也挺不错。很难说四种里头哪一种更好，很难想起以往吃过的苹果也有这么好，一时间尝到这些个好品种，直可以说此游一乐。……”
叶圣陶满怀深情细致地描述了他对兰州瓜果的感受，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叶圣陶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文学家，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风味特色比较了解。叶圣陶对兰州的瓜果这么情有独钟，这般的喜欢，足见兰州的瓜果的确不同凡响，的确有它的魅力。叶圣陶这篇优美的游记，不仅仅把世人带入一派田园风光的雁滩，更是一段令人垂涎欲滴的“瓜果之乡”的广告词。兰州能够成为“瓜果之乡”而誉满世界，应该说叶圣陶功不可没。
兰州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区，地处我国瓜果的最适生长区。这里环山带水，横跨黄河两岸，南临滔滔黄河，北依重重山峦，地形复杂，山丘延绵，间有沟谷盆地，能够满足不同生态条件的瓜果生长。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随地形、地势、坡向而不同。而且距离沙漠、戈壁较近，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再加上河水滋润和沙田技术的普及，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有利于瓜果糖分的积累，非常的甜美。所以，兰州“瓜果甲天下”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兰州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瓜果的经营，不但自己培育优良品种，而且利用处于丝绸之路的区位优势，不断引进瓜果品种，不断丰富栽培经验和技术，如果树吊枝、云梯采摘、刮树皮、堆沙漫泥、烟草防治，以及各种瓜果生产专用工具的发明，尤其是沙田种瓜保墒保温和矮壮修剪法，逐步形成独特的地方技艺。到了明代已形成了以瓜果为主的园艺业，兰州也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瓜果之乡”。兰州的瓜果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兰州的瓜大致可以分为西瓜和甜瓜两大类。
西瓜，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外来户，原产于非洲，是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兰州最早种植西瓜的历史，史志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清康熙年间就有种植西瓜的记载，如此算来，兰州种植西瓜的历史至少也在三百年以上。兰州的西瓜不仅品种多，而且色泽艳丽，非常的诱人。比如白花皮、旭东、蜜美、中育一号、苏西二号、友谊、炮弹、麦籽等，它们的皮色各异，有的发青，有的发黑，有的则是纯白，还有的是花条纹，令人眼花缭乱。瓜瓤只有红、白、黄三色，虽然颜色没有瓜皮那样五颜六色，但却更加诱惑人。兰州西瓜以旱沙西瓜最为有名，这种瓜的特点是个大皮薄，瓤沙味甘，比水浇地里出产的西瓜质量好，主要产于沙田地，主产区是西固范家坪、城关盐场堡一带。
相对于西瓜而言，兰州甜瓜的名气要大些，历史也悠久得多。
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甘瓜，俗名甜瓜，种自哈蜜来，故又名哈蜜瓜。魏文帝《与朝河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即此。”兰州甜瓜和西瓜一样品种繁多，比较有名的有麻醉瓜，这种瓜皮像鱼鳞，瓤绿，味甘如蜜，浆多带有酒味，故名麻醉瓜，这种瓜瓜面密布粗短的、不规则突起的裂纹，像全身长满鱼鳞，又称“麻皮”。瓜瓤近皮部位呈淡绿色，靠近瓜瓤呈白色，肉厚约3～4厘米，肉质细软，汁多味浓，味甘如蜜，浆多带有酒味，又名麻皮醉瓜。兰州麻皮醉瓜属于网纹甜瓜，祖籍新疆，系新疆哈密瓜的变种，据说是清朝士兵换防时从新疆引来的。还有形如铅球，甜似甘蔗的铁蛋瓜；状如尖塔，瓤如翡翠，肉脆味美的金塔寺瓜；另有香脆瓜、绿香瓜、黄香瓜、金蛤蟆、芝麻李等也非常有名。兰州甜瓜最有名气的要数白兰瓜，这种瓜肉绿皮黄，味甘如蜜，含糖率高达百分之十八，有“如露如蜜”之说。白兰瓜现已成为兰州的知名品牌，成为兰州瓜的象征。
“黄河蜜”是兰州甜瓜里杀出的一匹“金马”，以色泽金黄、味道甘美、个头匀称、产量高、适应性强、耐储藏等优点，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迅速蹿红，认可指数直逼白兰瓜，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兰州的水果也是久负盛名。据《新唐书》载：“唐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出使吐蕃会盟，越成纪抵广武”（今西固区），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表明唐代兰州已大量种植果树。兰州水果最富地方特色的要数兰州梨，兰州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各具风味。据地方志记载，兰州栽培梨树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历史上就有“梨兰州者佳”、“梨花兰州最多”之说。据说兰州出产的梨至少有三十多个品种，比较有名的有冬果、软儿、酥木、长把、红霄、吊蛋、马奶头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冬果梨。冬果梨个大皮薄，汁多肉脆，甜中带酸，储藏期长，而且有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在冬季食用效果更佳。另有软儿梨也别具特色，有“冰天雪地软儿梨，瓜果城中第一奇。满树红颜人不取，清香偏待化成泥”之誉。
兰州的苹果和桃子也很有名气。苹果有黄香蕉、红玉、赤阳、伏花皮、六月鲜、蜜林檎、红檎、沙果、秋子等。曾有诗赞：“频婆鲜果女儿腮，颊粉沾红笑靥开。甜比蜜筒松比雪，月圆时节上场来。”兰州苹果不仅质量上乘，而且产量高。据说兰州苹果的最高亩产量已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叶圣陶在《坐羊皮筏子到雁滩》中提到的“大元帅”、“青香蕉”、“印度”指的就是以上的红元帅、青香蕉、印度等苹果。兰州的桃子有干桃、水桃、六月桃、七月桃、半水不旱桃、迟水桃、大离核桃、朱砂尖、晚熟桃等。兰州桃的特点是口感好、汁多柔软、甜中带酸，鼎鼎大名的安宁桃已成为兰州桃的象征。兰州的其他水果也颇有特色。兰州的金妈妈、大扁头、大接杏等是兰州杏的骄傲。金妈妈形圆个大，金黄柔软多汁，酸甜浓香，口味甚佳；大扁头形长扁圆，底色橙黄，微有红晕，果皮薄，质绵软，味道甜美；大接杏色泽金黄，肉厚柔软，味美价廉。李子、樱桃、草莓、桑葚、核桃、葡萄、马泉枣、棒棒枣、坛坛枣等，争香斗味，真可谓来到了“水果大观园”。
尝遍了兰州的瓜果，别以为只是夏秋季节瓜果成熟的时候才能一饱口福，其实不然，兰州是一个一年四季瓜果不断的城市。兰州的春天来得较晚，太阳刚刚暖和起来，兰州人就惊奇地发现草霉已经上市了；草莓瘾还没过足，杏子、李子已经扑面而来；初夏开始不久，甜瓜、西瓜已经瓜熟蒂落；中秋前后，各种苹果、梨、葡萄、大枣等又接踵而来；寒冬腊月，却又是冬果梨、软儿梨的天下，正所谓“北风吹雪花朵朵，一碗梨子一炉火。”因此，兰州享有“瓜果之乡”的美誉怎么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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