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弟弟三十六岁了，他还没有结婚。他和一个比他大十二岁或者更多岁的离婚女人纠纠缠缠来往了十年。这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我弟弟从二十六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就栽在这个女人手里，如今这个女人已经四十八或者五十岁了，他们还在来往。我弟弟和她认识的时候黑瘦且目光明亮，现在他变成了一个肥胖臃肿而目光离散的男人，由一服好中药变成了一堆药渣子。而快五十岁的离婚女人现在却走路有力，面容姣好。这个女人下手真是太狠了。
在我们老家鄂西北，三十六岁是一件大事。三十六岁生日是要摆酒席请客的，叫“本寿宴”。吃了“本寿宴”意味着下半生生活开始。在我们老家，我弟弟那些同学，孩子都十几岁了，而他这个一路考学考到省城，又留在省城工作的大学老师，却连婚都没结。这让我七十三岁的父亲头发愁得花白。
某一天早上，天没亮，我被床头的电话惊醒。电话里传来苍老而艰涩的声音，是父亲。我没想到他的声音会变成这样，像一杯没泡开的温吞茶，和即将打开的清晨相互混杂，极不协调。后来才知道父亲一夜没睡。
他说：“我要去武汉，去你们那里。”
“我要去看看你弟弟，我去督办他结婚，他三十六岁了，凭什么不结婚？”父亲说。
这个电话的内容听起来和我没有多大关系，父亲要来督办弟弟结婚，我可以当个看客，指手画脚。我正要放下电话，父亲又开始说话。他说：“我有三个孩子，你哥，你，你弟弟。这是第二代。但是第三代呢，第三代只有一个孩子，还有病，我们陈家难道要绝后吗？”
这就和我有关了。
父亲有三个孩子。大哥五十多岁，因病没结婚；我结了婚，却生了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不会说话的孩子；弟弟三十六岁，却不结婚，没结婚自然没有孩子。
所以，轮到第三代，还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父亲不着急是不可能的。
我点一支烟靠在床头。清晨在床头抽烟的人，要么生活惬意，要么生活出了问题。我不可能属于前者。是的，大哥没结婚，没有孩子；我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孩子；弟弟三十六了还不结婚。我们的生活都出了问题。
烟头在黑暗中晃动，烧痛了早晨，也烧痛了我。
父亲说，他要到省城来了。
我的弟弟三十六了，他还没有结婚。他跑到那个四十八或五十岁的离婚女人家里，想告诉她我的父亲即将来省城的消息。他在女人家里待了一个下午，从中午太阳高照，到夕阳压住屋顶，父亲即将来省城的消息他还没有说出口。这不可思议。
女人在等待我弟弟来的时候，就开始做性爱的准备，我弟弟来的时候，她的“大姨妈”突然来了。她很沮丧。但是，既然我弟弟来了，她怎么会放过他呢？
太阳很高的时候，她让我弟弟给楼下的花圃施肥，改良土壤，施完肥以后，她让我弟弟劈木头。这一堆木头堆在后院几年了，从来没用过，劈它干什么呢？但是她不许我弟弟问，只管劈就是。劈完柴也都堆好了，太阳冷了许多。女人看我弟弟精力尚好，仍不甘心。
这么多年，只要我弟弟来，不管什么情况，她都不会放过。我弟弟心里装着事，哪里有这个心情？但她不允许，不解决完毕不放过我弟弟。他们就这样拉拉扯扯，夕阳慢慢压住屋顶了。
“我的父亲要来了。”我弟弟看看夕阳压住屋顶了，说。
“这晚霞怎么像鸟一样？”女人问。女人仿佛没听见我弟弟在说什么。
晚霞一片一片飞来，从窗外的湖面，跳过窗户，停在两个人中间。
“我父亲要来了。”我弟弟又说。
“晚霞真的像鸟一样，飞得人心里慌慌的。”女人又说。她仿佛没听见我弟弟在说什么。
“你父亲来干什么？是逼你找对象结婚吗？”女人说。看来她此前听清了。
“你怎么知道？”我弟弟坐在木地板上，瓮声瓮气地说。
“你父亲想孙子了。”女人说。
“你怎么知道？”我弟弟将脑壳抬起来。
“去，去找对象，结婚，生个儿子给你父亲看。”女人说。
“那，那我们……”我弟弟伸出脚尖踢踢飞进来的东西。他以为两人中间停着一只红色的鸟，踢了一下才知道是一片晚霞。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女人说。
“十年了，十年了，”我弟弟沮丧地说，“我们怎么什么关系都没有？”
女人容光焕发，跟我弟弟站在一起，看着不是她比我弟弟大十二岁或更多，而是相反。
女人要工作了。她的工作在傍晚这个时段非常重要。她要从几个地方接收稿件，加以修改编辑，发到香港总部。她是香港一家报社驻内地记者站的站长。
但今天女人凝不住神，晚霞像成群结队的怪鸟，一只一只，一片一片，朝窗户里面挤。她去关窗户，怎么也关不住。
“我父亲可能要来找你。”我弟弟在她身后说。
“找我？”女人从窗户边别过身，说，“找我干什么？”
女人瞬间就明白了，变了脸色。“你让他来！”女人猛一下关住窗户，说，“你借个胆子让他来！他要来，我就让他死在我手里！我王桐好要让他活着出去，我就不是王桐好！”
【二】
父亲刚来省城，就要到我弟弟那里去住。我和弟弟都不同意。因为我弟弟住学校的单身宿舍，条件太差了。
但是父亲执意要住那里。
父亲在我弟弟的单身宿舍住下来，最先烦躁不安的是那个四十八岁或者五十岁的女人王桐好。她对我弟弟发脾气。“你父亲来，就是要你找个女人生孩子。你明白吗？”她说，“你难道是一个生育机器？你难道是一头配种的公猪？”
我弟弟说：“他今年七十三了，他有点发慌，我们要理解他。”
王桐好说：“那他要住多久？”
我弟弟说：“不知道，他生活不习惯，估计住不了多久。”
我父亲住不习惯。
他不习惯弟弟不开伙，每顿在外面买着吃。一个三十六岁的人了，怎么连个锅灶都没有呢？他发现弟弟隔壁的那些年轻教师，每个人都有锅有灶，到中午晚上那种炒菜声，很诱人。只有弟弟，拿个碗出去，要么到食堂打饭，要么到校门口的小炒部买饭。
他不习惯武汉的饭菜，太淡了，没有劲。饭像人一样，要么咸，要么辣，不能淡。淡了就没有味道。不像老家的饭菜，又辣又咸，带劲。
他听不惯武汉话，蛮腔蛮调的。吃饭说成“气饭”。你“气饭”，饭能吃好吗？最可笑的，把敲门说成“尻门”。他听到我弟弟隔壁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人说“尻门，尻门”的，他觉得很好笑，觉得很恶心。在我们家乡，“尻”是一个很脏的词，和性有关。门，怎么能“尻”呢？
父亲住不惯，王桐好很高兴。王桐好趁父亲外出的时候，跑到弟弟房间里，把弟弟的小电视机拎走，把取暖器拎走。临出门时，又一脚把热水瓶踢破，热水顺着地面流了一摊。
我父亲回来后，以为来了小偷，他打电话找我弟弟，我弟弟电话一直占线。我弟弟正在电话里和王桐好吵架。
我弟弟说：“你怎么能这么做？”
王桐好说：“难道你不想早点让他离开吗？”
我弟弟说：“你不知道我那房间又冷又冻吗？”
王桐好说：“他受不了，不就早点离开了吗？”
我弟弟回到房间，看到一片狼藉。我父亲要他报警，他不报，坐在床头气呼呼地，沉默不语。
王桐好没想到，父亲熬了难熬的几天，逐渐安定下来。
我弟弟睡床上，父亲睡地铺，父亲坚持要这样，我弟弟拗不过他。有一回夜里出了事，父亲牙疼犯了。他不停地吸气，嘴里“咝、咝”那样叫。弟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屋里没有药，夜很深了，外面的药店都关了门。
父亲问：“你这里有酒吗？”
弟弟说：“要酒干什么？”
父亲说：“你别管。”
弟弟走出大学校门，在夜市摊上买了一瓶酒，我父亲喝了几口酒，居然止住了疼，倒头又睡。
父亲就这样熬着，慢慢习惯下来。
王桐好赶不走我父亲，心里焦躁，又没有办法，问我弟弟：“你父亲是个什么人？”
我弟弟想了半天，概括不出来。
王桐好说：“我还真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
父亲也想知道王桐好是一个什么人。
父亲休息了几天，体力恢复了一点，牙也不疼了。他找弟弟聊天。白天弟弟很少回，他就等到晚上。晚上弟弟也尽量晚回，但是不管多晚，父亲都在等他。
父亲问弟弟：“听说那个女人有四十八了？还说有五十了？”
弟弟沉默很久，说是。
父亲说：“听说她是一个记者，一个记者站的站长？”
弟弟又说是。
父亲说：“你图她什么呢？”
弟弟不说话。
父亲说：“她是一个什么人？”
弟弟想了半天，也概括不出来。
父亲熬住了，王桐好熬不住了。王桐好对我弟弟说：“你父亲哪天走？”
我弟弟说：“我怎么知道！”
王桐好说：“看来你想留他！没准你心里就想赶紧找个女人，赶紧生孩子噢。”
弟弟说：“你别冤枉人好不好？”
王桐好说：“我冤枉你了？你要真不想找别的女人生孩子，那你赶紧把你父亲搞走。”
弟弟说：“他是我父亲，他那么远来看我，我怎么忍心把他搞走？”
我去接我父亲到我家里住。我弟弟被王桐好逼得受不了，央求我帮忙。
我父亲不愿意离开我弟弟那里。他要待到我弟弟谈上恋爱为止。
“他这里条件差成什么样子了？”我指着铺在地上的席子和被褥，说，“吃饭吃不成，睡觉睡不成。”
“我不在乎。”父亲说。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父亲把茶叶泡在一个碗里喝。我弟弟这里连一个茶杯都没有。
我拿我儿子出牌，说：“你孙子想你了。”
果然起作用。我父亲怔了一下，说：“他会想我？”
我儿子患有自闭症，这种病症是全世界都没有攻克的精神疾患。这种病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感情交流。
我说：“他不会想别人，但他会想你。”
父亲居然相信了。
父亲见到我儿子以后，忘记了一切。晚上搂着我儿子睡。半夜里我儿子手痒，痒醒了，大哭大闹。我们都焦躁不安，父亲让我们都睡，他慢慢地给我儿子掐手。这种病有许多怪的症状，手痒是其中之一。掐着掐着，爷孙俩靠在地板上睡着了。
我儿子白天上专业培训学校，晚上回来。只要有空，父亲都给我儿子掐手，慢慢安心住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弟弟的婚姻大事。
有一个晚上，我儿子到另外的地方去了，父亲无事可干，让我喊我弟弟来。那天我弟弟刚巧在王桐好那里。
我弟弟很为难，电话里问我：“明天到你那里去，行不行？”
父亲在我旁边听电话，说：“不行，就今天晚上。”
我弟弟只好过来了。
我弟弟过来以后，王桐好给我弟弟打电话，让他说完话再回去。我弟弟很为难，接电话的时候就到书房角落，压低声音，说：“明天行不行？”
王桐好在电话那边说：“不行，就今天晚上。”
我弟弟和我们说话，心不在焉，手机信息不停地响。
父亲很不高兴。
弟弟电话里和王桐好解释不通，就打个出租去王桐好那里，和王桐好商量解释，仍解释不通，他趁王桐好不注意出门打出租重新回我们这里。他再过来的时候，疲惫不堪，像一袋沉重的粮食一样，扑通一声堆在地板上，沉重地喘息。
父亲很不高兴，说：“那个老女人喊你过去干什么？”
弟弟也很不高兴，闷声闷气地说：“谁是老女人，谁老了？”
父亲说：“我老了好不好？我没想到我养出这样的儿子！贪恋一个老女人的富贵。”
我弟弟呼一下站起来，涨红了脸，说：“凭什么这样说我？”
父亲说：“我听说了，那女人又是住别墅，又是开名车。”
父亲没说完，弟弟站在书房的木地板上号啕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拉书房门，要走。
王桐好打电话进来。王桐好正在朝这里开车，边开车边打电话，车速和语速都很快。
我弟弟没想到王桐好追过来了，收住泪，声音吓变了，说：“你过来干什么？”
我父亲说：“让她来，这个女人，我倒想见一见她！”
【三】
父亲和王桐好见面后，两个人都吃了一惊。
那天晚上，父亲和王桐好没有见上面。我把弟弟的电话拿过来，关了机。
父亲一定要见王桐好，我和弟弟都不同意，但父亲是个有心人，他从我和弟弟的说话里知道了王桐好住在一个有名的别墅区，他记住了那个别墅区的名字，他就开始寻找。
父亲买了几份地图，挂在书柜上面，戴上老花镜在地图上寻找王桐好的住处。我当时想，这么大一个武汉，一千多万人口的省城，你把地图看破有什么用呢？没想到父亲还真的找到王桐好了。
父亲找到王桐好了，但是不敢相信，因为王桐好长得太年轻了，和我说的四十八或者五十岁，怎么都挂不上钩。
父亲在王桐好居住的别墅区外面转了几天，不敢相认，只好求证保安。
“她真的是王桐好吗？”父亲问。
“是，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王桐好。”保安说。
问了几次以后，保安打开监控录像。我父亲在监控录像里看见了王桐好，还有我弟弟。
保安指着我弟弟说：“这个是你儿子吗？”
父亲说：“你怎么知道？”
保安说：“长相在那里摆着啊，我在这里当保安十年，眼看着你儿子进进出出，从又高又亮又瘦一个小伙子，变成又暗又胖……”
话没说完，王桐好开车回来了。
王桐好的别墅在小区道路拐弯的弓背上，中厅通风，大门临湖。王桐好车停好后，坐在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远远地看着我父亲从保安室那边一步一拐地走过来。
王桐好没想到这个远远地向她走来的跛足老头是我的父亲。她在后视镜中看到一个奇怪的跳跃和晃动。一个小黑点，一拐一拐晃过来。近一点才看清了，这个人左腿残疾。走路的时候，先右腿向前迈，然后左腿拐着，脚尖着地，跟着往前迈。每走一步都有怪异的响声。
王桐好看着影子走近，突然打开车门。
我父亲吓了一跳，停住行走。
“你是干什么的？你凭什么跟踪我？”王桐好摘下墨镜，问。
“我跟踪你？”父亲喘一口气，说，“我怎么会跟踪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王桐好说，“已经好几天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一个记者半个侦探。”
我父亲说出我弟弟的名字。
王桐好愣住了。她没有想到我父亲是个跛足，原来从没听我弟弟说过。这让她原来准备好的东西都用不上了。
“你放过我儿子吧。”父亲说。
“我儿子要找对象，要结婚，我要孙子。”我父亲说。
王桐好慢慢地，一点一滴地笑起来。风从湖面吹过来，生活太有趣了。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推进注射器一样推进生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譬如今天。也许还有明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王桐好发现了父亲是个跛足，这让她改变了主意。她原来希望父亲尽早离开，现在她觉得，留下来，留几天，也许会发生有趣的事。
“好，我同意，明天就有大型相亲会，我陪他去，好不好？”王桐好说。
王桐好不但同意离开我弟弟，还要陪我弟弟去相亲。我父亲很高兴，回家以后在书房里不停地走动，念叨王桐好，说她是一个好人。
“我没想到她这么年轻，”父亲说，“怎么像三十多岁的人？要是她比你弟弟小就好了。”父亲又说。
大型相亲会的地点在东湖梅园，我陪父亲去了，我们约好在那里和弟弟及王桐好两个会面，但是到了之后，我们发现要找人太难了。一个相亲会居然有几万人，人山人海。我给弟弟打电话，他没听到；他后来打给我，我也没听到。我就带着父亲，在这个园子里面乱走乱窜。
终于会合了。我们挑了一个，弟弟看看王桐好，不同意；又看上一个，弟弟又看看王桐好，又不同意。父亲有一阵子觉得眼花，觉得有个姑娘真不错，要我去看一下，我去一看，居然是王桐好。四处都是王桐好。
相亲会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对我说：“明天我们不让王桐好去了。”
第二天还是相亲会，我和父亲在东湖梅园的大门口等弟弟。我们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快中午的时候，弟弟才赶到。没有王桐好，他一天都打不起精神。
大型相亲会只有三天，两天过去了，我们寄希望于第三天。
第三天，我弟弟天刚亮就跑出去了，他没有去相亲会的现场，他跑到王桐好的家里去了。
我弟弟赶到王桐好家门口，王桐好还没起床。多年搞新闻让她养成习惯，大多是夜里写稿编稿，上午睡觉。弟弟给王桐好打电话，王桐好不开门。王桐好说你相亲去啊，今天还有一天。我弟弟说我不去了，你先开门。王桐好不开门，关了机接着睡。
我弟弟站在王桐好家大门口，她家大门口是一个花圃，花圃里面养的花这个季节凋谢了，种着少量的蒜苗和辣椒，有塑料膜保护，还在生长。花圃的外面往前有一面湖。湖面清澈，波光闪闪，这在四处被污染的省城很是难得。湖的周围，是一栋一栋的别墅。我弟弟靠在大门上，看见太阳沉在湖里面，周围阵阵白雾水汽。太阳像煮在一口大锅里，痛苦地翻滚。我弟弟顺着花圃走到湖边，太阳一下子看不见了。我弟弟在湖边寻找太阳，半天找不到，他重新绕过花圃的蒜苗和辣椒退回到王桐好家的大门口，又看见痛苦的太阳在大锅里翻滚。我弟弟看着湖里面翻滚的太阳，眼泪突然流了出来。
我弟弟在二十六岁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到王桐好这个记者站实习。那时候王桐好刚离婚不久，面带忧伤。我弟弟见王桐好第一面就被她打动。这个当时三十八或者四十岁刚离婚的女人，戴一副窄眼镜，走路腰一拧一拧。她的忧伤让我血气方刚的弟弟觉得有责任去保护她。我弟弟此前短暂地谈过两个女朋友，一个大一，一个大二。和王桐好比起来，她们简直是两只小雏鸡。
我弟弟对王桐好有意思，王桐好却并不领情，王桐好很快和一个贪官搞上了。贪官当时并没有被查出是贪官，他还是一个市长。王桐好采访他的时候被他的气质和幽默吸引。采访完毕，贪官招待王桐好的酒后，他们一拍即合，搞上了。
王桐好在贪官市长那里，领略了权力和权力男人的厉害。他帮她拉了一些广告，不仅市里的招商引资的广告在王桐好那家报纸刊登，市里各县各区，还有下面的企业，他都打招呼让他们做广告，让王桐好发一点小财。另一方面，他用了多种奇异招数，让王桐好享受到了和一个权力男人在一起的欢乐。
我弟弟却傻乎乎地跟着干杂事。他的特长是写稿，凡是王桐好要写的有难度的大稿都由他动手写，却署着王桐好的名。
有一回，贪官市长到省城开会，那一回王桐好重新认识了我弟弟。
贪官市长到省城来开会，请王桐好记者站几个人吃饭。吃完饭喝完酒，他把司机支走，自己开车准备带王桐好去开房。他们当众说的理由是去参加另一个饭局，但是我那个愣头青弟弟却不干。他不让王桐好去。他认为王桐好不能再喝酒了。
“让他走吧。”贪官市长对王桐好说。
我弟弟不走，他完全看不出市长和王桐好的关系，他只一心要保护王桐好。市长纠缠了一阵，生气了，强行开车带着王桐好离开。但是开了几步，他不敢再开了。因为我弟弟在他启动车的时候强行拉开车门，站在副驾的车门沿上。贪官在酒店门口加了一下速，门口的服务生都惊呼，但是我弟弟却不在乎。我弟弟像阅兵式的仪仗兵一样，站在副驾的车门沿上。车在开，他左手抓住车门框，右手抓着车门，险些掉下来。车再开下去，怕是要出人命的。贪官市长不敢开了，慢慢停下来。
王桐好只好下车。
贪官郁闷地独自驾车离开。
那件事以后，王桐好虽然错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但是事后想一想，相当感动。
一个男人，他为了你，命都敢豁出去，这样的男人，这个世上还有吗？
王桐好不开门，我弟弟靠在她家的门口看湖里的太阳流泪，看着看着，靠着门睡着了。
中午王桐好起了床，开了门，没想到我弟弟还在那里。
王桐好赶他走。王桐好说：“你快点相亲去，你父亲在那里等你。”
我弟弟说：“我为什么要去相亲？”
王桐好说：“不相亲怎么结婚？”
我弟弟说：“我为什么要结婚？”
王桐好说：“为什么要结婚？这个问题还要问吗？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呢？怎么传宗接代呢？”
我弟弟说：“我不结婚，我如果结婚，我只和你结婚。”
王桐好说：“你开什么玩笑？我多大年龄了，我不能生孩子了。”
我弟弟说：“那我们就不要孩子。”
王桐好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还来真的了。”
王桐好赶不走我弟弟，她自顾自吃午餐，自顾自喝酒。她原来一喝酒我弟弟就拦她，不让她喝，但是今天我弟弟却蹭着陪她喝。因为他自己想喝酒。我弟弟喝酒远远不是王桐好的对手，一开始王桐好两杯他一杯，后来三杯他一杯。
王桐好一边喝酒一边说我弟弟：“你这个笨蛋，你去找一个小一点的姑娘，结婚，生孩子，多好。”
我弟弟说：“我就不结婚，不生孩子。”
王桐好说：“我总有老的那一天。”
我弟弟说：“你老的时候我先老。”
王桐好心情不好，喝高了一点，说：“你知道我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弟弟说：“我不知道。”
王桐好说：“我最后悔打掉那个孩子。”
我弟弟把酒杯一推，说：“你还在惦记那个贪官吗？你还惦记那个贪官吗？”
我弟弟推倒酒杯，踉跄着上厕所。厕所在旋转楼梯的拐角。王桐好半天不见我弟弟上来，下楼去看，看见我弟弟在楼梯拐角那里抱着一条黑白斑纹的宠物狗。他的颈子和宠物狗相互摩擦，边摩擦边流泪，口里喃喃自语。“为什么要孩子？我不要孩子。”他和那条狗说。
我父亲一整天在相亲现场等不到我弟弟，他才明白要想打破弟弟和王桐好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父亲和王桐好也较上劲了，他不相信他拉不回我弟弟来。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专门调查记录王桐好。我家的一楼，是一排门面，有一个复印社，一个偏瘫的中医开的诊所，一个五金店，一个早餐店，等等，父亲和他们慢慢熟悉。每天我一上班，他就下楼，和这些人说话。复印社的店员帮他在网上查王桐好，查她那家报社和她本人。一个记者的行程是难以隐瞒的，因为新闻会显示他们的行踪。王桐好每天报道了什么，采访了谁，到了哪里，他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
还真让他看出了问题。
某一天，我刚回家，父亲就过来找我。他说：“怎么报纸上前后很短的时间内会出现相反的报道？前面说一个事坏，后面说好，并且是同一个事情？”
我打开电脑，查他说的事情。果然是这样。有两个明显的案例。一个是本市的花楼街拆迁，前面说不该拆，后面说该拆；另一个是一个地级市的一个磷矿，前面说这个矿污染大，后面说这个矿环保好。
我找了一个新闻界认识王桐好的朋友，专门来给父亲解释这种情况。这个朋友给父亲介绍这种新闻界的做法，对有的单位，先报道负面的新闻，等对方做一点广告，再做正面的新闻。
父亲说：“那不是敲诈吗？”
我那个朋友说：“有那个意思，但是现在新闻界有的在这么做。好像你不这么做，还真没有人怕你。”
【四】
四十八岁或者五十岁的女人王桐好，之所以和我弟弟能在一起十年，是因为她觉得我弟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她曾经给我弟弟流产过一个孩子，在流产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我弟弟金子一般的心。
她当时怀了孕，要去打胎，我弟弟不让她去打。我弟弟当时并不知道王桐好肚子里怀的是自己的骨血，他以为她怀的是那个贪官市长的孩子。因为当时王桐好和贪官还没有断，而他和王桐好仅仅只搞过一次。
但是王桐好心里明白。那一阵贪官市长预感到自己即将被调查，他们虽然见过面，但是没有在一起睡过。纪检部门把贪官市长带走后，找王桐好调查过，并告诉她，贪官市长除了她之外，还有另外几个女人。
出了纪检部门的门，王桐好就开始呕吐，一直吐个不停。她感觉不对，到医院一检查，怀孕了。
她决定把孩子打掉，因为她当时的心情坏透了。
她没有让我弟弟知道那是他的孩子，她告诉我弟弟，那是贪官市长的孩子，要尽快打掉，她要和贪官市长彻底断绝这层关系。
我弟弟的反应出乎她的预料，他不愿她去打胎流产，因为那会伤害她的身体。他告诉王桐好，如果她愿意生下来，他愿意和她一起抚养这个孩子，无论是谁的孩子，都是她王桐好的孩子。他已经深爱王桐好而不能自拔。尽管她只在一个多月前酒后和他搞过一回。
我弟弟在整个流产手术及以后的休养过程中，都陪伴在王桐好身边。他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鸡汤，坐公交车回来，喂王桐好喝；他给王桐好讲各种方言故事，逗王桐好开心；他不让王桐好流泪，每次王桐好伤心快流泪时他都想办法让她止住，因为他从网上知道小产的人不能流泪，流泪会影响视力。
这件事之后王桐好开始爱上我弟弟，曾经一度，她也想到过嫁给他，和他结婚。但是她却再也怀不上孩子了。她暗地里做了很多努力，每次都在一个月的关键几天和我弟弟做爱，但都怀不上。她找了几家大医院，中医西医都看了，诊断的结果是她不会再怀孕了。
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王桐好打消了和我弟弟结婚的想法。她知道，早晚有一天，我弟弟会离开她。她知道，早晚会有一天，这个好男人，会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丈夫，另外一个家庭的主人，另外一个孩子的父亲。这种变化太慢了，慢慢地，一点一滴。她一只手推他快点，另一只手又把他抱住。他们每天都在拉锯，在煎熬。时间一点一滴往前熬，她也在一点一滴地用生命和这个男人消耗。
现在，我父亲来到省城，并逐渐习惯了省城的生活，每天都在催逼儿子的婚事，王桐好明白，这个关键的时候到了。
我弟弟已经一个星期没到她这里来了。
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陪我的父亲，在父亲那里接受教诲。白天有时间，他就同父亲到处托人给他找的女孩见面，护士、教师和绿化女工，什么都有。
尽管他每次都用信息或电话向王桐好汇报，每次都不愿意去相亲，去见面，但是王桐好知道，这样见下去，总有一天会成功。
王桐好打开窗户，大群大群的晚霞，鸟阵一样扑过来。她跌坐在地板上。她的周围全是鸟，令人心慌的鸟。一只脚的鸟，两只脚的鸟，三只脚的鸟。她用手掇它们，这些鸟飞到窗户上，飞到玻璃上，飞到手臂上，飞到衣服上，就是不飞走。
两只鸟在窗户上打架，一只独脚鸟，一只三脚鸟，打得难分难解。独脚鸟采用火攻，三脚鸟采用水淹，斗得血红一片。
在她看来，这两只鸟不是窗外飞来的两片晚霞，分明是我弟弟和她两个人，我弟弟有什么好呢？三十六岁，已经谢顶了，已经肥胖臃肿了。有什么好呢？
大片大片令人心慌的晚霞，一群让人心慌的火鸟，迎面飞来。
王桐好让自己深呼吸。
离开第一个男人，告别婚姻，她心慌过吗？王桐好记得没有。她什么都没有要，房子、家产，全部给了前夫，拉着装着自己衣服的皮箱就走了。
离开第二个男人，也就是那个贪官，那个市长，她心慌过吗？王桐好记得也没有。
王桐好和我父亲，谁先约的谁呢？
反正两个人都认为准备好了。首先是我父亲，这个在乡村小学当过几十年校长的人，他拿出了几十年的教育管理说服人的经验，在充分调研并做了笔记整理归类分析之后，他认为他有足够的把握来说服王桐好。王桐好则把她多年当记者以来最难对付的采访对象梳理了一遍，归类分析之后，她认为没有她战胜不了的人。如果不下狠心，我父亲是不会离开的。
“我一定要说服这个女人，因为我想要孙子。”父亲对自己说。
“你想要孙子，那我就给你一个孙子吧。”王桐好心里说。
“我和你儿子曾经有一个孩子。”王桐好在我父亲坐定以后，单刀直入地说。
“你说什么？”父亲愣住了。
“我和你的儿子，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王桐好说。
父亲还没有转过弯来。
“后来丢了，如果不丢，有八九岁了。”王桐好说。
她看见大片大片的晚霞退回去了，成群的鸟，窗户上的鸟，身上的鸟，在她说出这件事后，在她心里阵阵发慌却咬着牙说出来之后，一只一只往外飞。
她镇定下来。
“你们有一个孩子？”我父亲仍然没有回过味儿来。
“对。”
“他丢了？”我父亲问。
“对。”
当过几十年乡村小学校长的我父亲，他精心准备的所有资料突然变得没有了用处，他突然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
“八九岁？”
“对，八九岁。”
“他还在这个城市？”
“不，他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
他永远不会在这个城市了。王桐好一开始想笑，让我父亲痛苦就是她笑的原因，但是她在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幻象，这个幻象把她迷幻住了。她开始流泪。因为她看见了这个孩子的样子。高额头大眼睛灿笑奔跑的样子。
我的父亲走不回去了。他迷了路。从王桐好的家门口绕到她的别墅背后，有一条园区直路，直路到保安室只有几百米。过了保安室到前面的公交站，只有几十米，中间隔一幢房子而已。但是他走不出去了，他迷了路。
他绕了几个圈子，又走回来了。王桐好好像知道他要回来，站在大门口等他。我父亲的思维此时变成了一条直线，只沿着一个方向前行。那就是他的孙子。王桐好原以为他会找我弟弟核实，她做了一些准备，居然没有用上。
“是个男孩吗？”重新绕回到大门口，我父亲问。
“对，是个男孩。”王桐好说。
“孩子怎么丢的？”
“我请了一个保姆，在附近住。我不能让他们住在家里，怕影响不好。他两岁那年，保姆带他外出，走丢了。”
我父亲不知道再说什么了，转身又走。他还是走不回去，还是迷路。从保安室到公交站只有几十米，无非中间隔一幢房子，他转来转去，总是转不回去。
天已经暗红，地上和别墅的草坪上还有一些残残的红影，他又一拐一拐地朝王桐好这里走来。右腿前迈，左脚拐着，左脚尖着地，怪异的响声。夕阳跟随着他，慢慢地，一晃一摇地走来。
王桐好远远地看见我父亲走过来。她反身跑上楼，打开窗户。她看见太阳沉入湖底。她突然变得害怕起来。我为什么要上楼？我为什么不敢站在门口迎住他？她问自己，自己却不敢回答。湖面红得可怕，太阳成了一个破碎的孩子，在湖面不停地喊。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她有一个女儿，离婚时判给前夫，现在被前夫带到另一个城市。她有多久没听到“妈妈”的叫声了。那个孩子，如果……如果不打掉，生下来，现在每天都会喊“妈妈”，不是吗？
一群鸟飞到身上，衣服上，头发上。王桐好抖抖衣服，晃一晃脑袋，后来干脆关上窗户。她捉住了一只鸟。褐红色，独脚独眼。在手心里瑟瑟发抖。
她赶紧扔掉了。
我的父亲在她的视线里一拐一拐地走过来了，影子越来越大。她下楼，战士一样迎接一个对手。
“我的孙子——”父亲说，“长得什么样？”
王桐好一下子塞住了，她还没有准备这个问题。
“是不是高额头，亮眼睛？”我父亲按照我那个患有自闭症儿子的形象给她描述。
王桐好点头。
“他还在这个城市吗？”
“不。”王桐好很坚决地否定。
“不，”我父亲带着哭腔说，“他还在这个城市！”
【五】
我弟弟正在吃饭。他买了一碗饭，从食堂出来，对着夕阳吃。他的饭碗很大，上面是菜，下面是饭，他用勺子把饭和菜搅一搅，面朝着夕阳一勺一勺吃。多年以来，他就是这样生活。这个时候他接到我的电话。我问他是不是和王桐好有一个孩子。我告诉他，父亲听说有个孩子，要寻找这个孩子。我要他赶过来做出解释。
我弟弟没有到我这里来，他感觉到了问题。他把剩下的饭倒掉，乘车朝王桐好那里赶。他赶到王桐好那里的时候，天快黑了。
“你凭什么骗我父亲？”我弟弟说。
“我就是要骗他，”王桐好说，“他不是想要孙子吗？我给他一个孙子，让他去要啊。”
“你怎么这么狠？”我弟弟说，“我父亲七十三岁了啊，七十三了你知道吗？”
“我狠？”王桐好说，“好，你回去给他说，你就说我王桐好在骗人，我是个坏女人，狠女人，好不好？”
我弟弟说：“你要赶走我父亲，你下手也太狠了。不行，我要告诉我父亲，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孙子，你在骗人。”
“你要告诉你父亲？”王桐好已经编完了稿子，她从电脑桌前起身，伸一伸腰，左右摇一摇，舒展一下身子。
“对。”我弟弟说。
王桐好愤怒起来。她把我弟弟放在她这里的东西朝外面扔。她把一件毡毛风衣从窗户扔出去，把一双运动鞋从窗户扔出去，把一只布箱子从窗户扔出去。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弟弟喊。
“你滚，”王桐好说，“你把你的东西都拿走，滚！”
王桐好扔完杂物，开始扔书。我弟弟平时带过来的书，有古代的经典，也有自己教的专业课，还有一些业余读物。我弟弟沿楼梯跑到楼下，穿过客厅跑到门口，从大门口的窗户下面接王桐好扔的书。他怕书摔坏了。王桐好扔别的东西他不心疼，扔书他心疼。王桐好扔到最后，拎着两本硬壳书旋转着追下来。跑到我弟弟面前，她把书扔在地上，用脚踩。
这是两本弟弟教的专业书。一本《黄帝内经》，一本《抱朴子内篇》。弟弟教医古文。弟弟认为这样的经典哪里是人写的，分明是神仙写的，所以弟弟用塑料袋装着这两本书。王桐好就故意要狠狠地朝地上扔，使劲用脚踩。
我弟弟气急了，迎面推了王桐好一把。王桐好没防到我弟弟会推她。她一个趔趄，差一点摔倒了。
“你敢打我？”王桐好说。
“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我！”她扑到我弟弟身边，使劲狂抓。但是她推不动我弟弟肥胖的身子。她从地上拎起那袋书，朝我弟弟头上扔。
我弟弟叫了一声，一下子蹲在地上。
我弟弟的耳膜被击破了，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他只是感到不适，他蹲在地上，很久很久起不来。有点疼痛。有点眩晕。有点空荡。有点麻木。
我弟弟睁开眼，天完全黑了。他蹲在一团黑中，他感觉像蹲在夜间的湖泊里。他站起来。他站在一团黑中。他呼吸不过来。他的鼻孔里气息凝重，呼吸短促。他呼出一团黑，吸进去一团黑。我弟弟哭起来。他的哭没有声音。他流出的泪也是一团黑。他的泪水一直流，流到脸上，流到嘴里。他一口一口吃自己的泪水。他吃出了一股黑。黑是咸的，黑是苦的，黑是黑的。
我弟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事实上他用他的毡毛风衣把所有的书裹在一起，像农民工背被子打工那样背着一袋书往外走。他没有再拿其他的东西，衣服、鞋子和箱子一类，他实在拿不下了，只好把那一堆杂物丢在一团黑里。
我弟弟关掉手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关掉手机，不见任何人，不接受任何信息，他只干一件事，那就是一遍一遍发誓。他发誓他要离开王桐好，离开这个坏女人，狠女人，又狠又坏的女人。
在这几天里，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我父亲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我们要见他。我们要问一问他，王桐好所说的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天以后，我弟弟打开手机。手机里显示的来电提示，大都是我和父亲打的，居然没有王桐好打的。他发了一下愣，有些失望。他不相信地把来电提示重新检查了一遍，的确没有。他转动身子，面对着窗户，一股巨大的思念从窗户挤进来，弥漫开来。
我弟弟又关掉手机。他坐在宿舍发呆。一张床，一个方桌，一个台灯，一个取暖器，一个饭碗，一只勺子。墙上挂着一张地图。什么都是一。所有的东西都和他一样，形单影只，形影相吊，孤孤单单。道生一，一生二。他这里什么都是一，生不了二。
他不让自己去思念王桐好。他走出门。这是个坏女人，狠女人，又坏又狠的女人。他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他在操场上看见了学生，树林，教学楼。这些物件都有伴，都是成群结队，都是成林成片，只有他是一个人。
我弟弟坚持忍着，再次对自己发誓，一遍又一遍发誓。他又熬过了一天。一天之后，他再也熬不住了。他打开手机再次看，仍然没有王桐好的任何信息。但是他分明听到了王桐好的声音，听到王桐好在喊他。
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她肯定出了什么事，否则……否则她一定会回信息！
她会出什么事？
她一个人，外人去欺侮她怎么办？像被抓的市长那样的坏男人会不会再去找她？
不行！
我弟弟熬不住了。他认为王桐好一定出了什么事，他要去帮她，救她。仿佛有一根绳子牵着他。深呼吸，上车；深呼吸，下车；深呼吸，到了。
我弟弟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耳膜出了问题呢？他和王桐好做爱的时候。那一刻，他听到了王桐好的呻吟。这种声音他太熟悉了，他享受这种声音享受了十年。每次都在耳边呢喃，每次都贴着耳朵飞翔。但今天不行，他听到王桐好的呢喃声，很遥远，遥远得像十里之外的耕牛蹄子拔出水窝的声音。这种遥远的声音让他分了心。最后，他把自己像物件一样退出。
“你怎么了？”王桐好扭头问。
我弟弟感觉到耳朵里面出了问题，这种感觉几天来一直都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明显。他在讲课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买饭的时候，都感觉到外面的声音很遥远。学生回答问题，厨师找饭票，外面的响动声，都很遥远。但是和王桐好做爱的声音，更亲切，更贴近，更发自肺腑，这种声音要遥远，那就不对劲了。
“你怎么了？”王桐好问。
我弟弟再次感觉不到自己是自己，他分明在推一个注射器。因为他推送了十年自己，听到的都是贴近耳膜贴近灵魂的声音，不是这种遥远的声音。
我弟弟赶过来的时候，王桐好一个人坐在床头，床头有一盘葵花子，地上全是瓜子皮。他和王桐好相见了，两个人不说话，互相扑在一起。两个人相互拥抱，都浑身发抖，都寒冷得不行。我弟弟进入以后，一切都稳定了。
他们都安稳下来。他们都熬不住了，都迫切地需要用对方来稳定自己。这是他们能相处十年的基础。
我弟弟继续坚持着，王桐好大喊出来，这种喊声让我弟弟再次明白，自己耳朵里面出了问题。坏事了。不是个小事。他再次退出自己。
“你怎么了？”王桐好再次扭过头。
“我耳朵出问题了。”我弟弟说。
“你耳朵怎么了？”王桐好感觉不对劲。
我弟弟蹲在地上。他赤裸着身子，蹲下去肥墩墩一大堆。王桐好也光着身子，白花花地凑在他耳朵边。她扯住他耳朵，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她吹了一口气进去。
我弟弟感觉到耳朵是一个空的，像一个风箱筒，他明白是耳膜出了问题。
他们赶紧去找医生，果然是耳膜出了问题。耳膜裂了。王桐好拎着那两本书打我弟弟头，打在耳朵上，震裂了耳膜。不过医生认为问题不大，他提醒我弟弟耳朵不要沾水，半个月后过来再查，运气好可以自动复原。
两个人回到王桐好的家，王桐好坐在床头，我弟弟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王桐好说对不起，我弟弟不回话。王桐好连说了几声，我弟弟都不回话。然后房间就安静了。他们像浸泡在水里，四周很静。他们在安静的水里，一个很大很大的盆子，一个很大很大的缸。他们游不出去。
很久了，我弟弟问：“我父亲该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王桐好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我弟弟说，“先骗他一下，让他死心。”
“但愿他能早点回去。”王桐好说。
【六】
我弟弟和王桐好共同商量骗住我父亲的办法，如何让他们这个从来没有的孩子变成有。
怎么造出来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生出来的？由谁来带？住在哪里？这个孩子长什么样子？过去有照片吗？现在为什么没有照片？在哪里丢的？丢了之后，用什么方式寻找？还有……
我弟弟和王桐好你一句我一句，相互质疑，相互推翻，相互提醒，相互补充。一个不存在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那么简单，这孩子需要父母，需要家，需要精灵，需要环环相扣的物质外壳。
无论怎么样精心设计，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孩子，孩子。你凭空造一个孩子，这个空间和世界不收。观音娘娘不收。三厕娘娘不收。
两个人陷入思考。
我弟弟一拍大腿。
有一件事情提醒了他。
当年，我弟弟当实习记者的时候，曾经跟踪过一件事。鄂西山区有两个老人，爷爷和奶奶，带着两岁的孙子到省城来找儿子儿媳，他们的儿子儿媳在省城打工。他们到省城迷了路。他们在一个丁字路口准备转车的时候却把孙子弄丢了。他们的儿子儿媳找孩子找了很久找不到，一气之下和他们断绝了关系，跑到另外的城市打工去了。这两个老人没再回老家，留在省城接着找孩子，找了几年都找不到。
我弟弟当年跟踪这件事，除了报道之外，还帮忙寻找。这件事刚开始还有几个记者关注，但是很久都找不到之后，关注的记者都失去耐心，他们去关注更为新鲜刺激的事。只有我弟弟不放弃。
这对老夫妻后来在丢失孩子的丁字路口开了一家小型早点摊，摊子名称就叫“寻找孙子”。我弟弟帮他们免费找地方，找锅灶，找装修门面名称的施工队。他不停地给别人讲故事，感动别人。他还亲自撰写文字广告，发布在早餐摊点边的牌子上，号召大家提供线索。
王桐好记起了这件事。
“后来怎么样了？”她问。
“这个孙子没找到，”我弟弟说，“刚开始人们出于同情，还去吃碗早点，议论议论，慢慢人们也没什么兴趣了，老夫妻早点做得也不好，这个早点摊就经营不下去了。”
“这对老夫妻呢？”
“听说老头子跳江了，救上来已经死了，老太婆还在，”我弟弟说，“听说她疯了。”
我父亲在几天之后终于联系上我弟弟了。我弟弟带着王桐好，带着他们编好的故事出现在我父亲面前。
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展现在我父亲面前。他充满灵气。男孩。观音娘娘给他点了火。三厕娘娘给他摸了顶。他由王桐好所生，由一个老太婆带养。带到两岁的时候，有一个周六，在一个蛋糕店的门口，王桐好在前面走，老太婆在后面，忽然丢了。被人抱走了丢的？在地上走丢的？记不清了。
我弟弟还带我父亲到当年丢孩子的那个丁字路口，他为增强真实感，让我父亲死心。我的弟弟在老太婆当年摆早点摊的地方被人认出来了，他被当成了老太婆的儿子。其实当初就有人怀疑他是老太婆的儿子，要不然那么多年，他怎么有那样的耐心来照顾老太婆呢？
我弟弟当初的确如此。找民政，找社区，找左邻右舍，硬是在他们丢孩子的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勉强能摆一张桌子的所谓早餐摊，给他们通上水，通上电，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下来，继续找孩子。
他还给他们做了灯箱，给他们写上醒目的广告语，他还每个月抽空来看他们。
不是儿子，能做到吗？
“你是……哎呀，你是那个老太婆的儿子？”最先认出我弟弟的是紧挨着的一个卖鸭血粉丝煲的老板。
“哎呀，老太婆的儿子回来了。”他喊。
周围都是门面，一个鸭血粉丝煲店，一个鸭脖子店，一个蛋糕房。路边摊有一个配钥匙配锁的老人。沿鸭血粉丝煲店，有一个弄堂口，里面是家庭旅馆，弄堂口那个地方，就是当年老太婆摆早餐摊的地方。
孩子当初就是在这附近的蛋糕房门口丢的。
卖鸭脖子的出来，说：“哎，你终于来了，你妈还欠我电费啊。”
卖蛋糕的也有人出来，说：“你连妈都不认了吗？我可听说她在大槐树下面。”卖蛋糕的最恨老太婆，老太婆早餐摊开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的生意明显地差。来来往往的人都说他们那儿是一个丢孩子的地方。
弄堂里面开家庭旅馆的女老板也出来，这个女老板比蛋糕店老板更恨老太婆。老太婆的醒目招牌招来了过路的警察，警察又发现了她这个家庭旅馆留宿嫖娼，对她进行了处罚。她认为老太婆是个灾星，最终赶走老太婆的也是她。
“你可来了，”她揪住我弟弟说，“你妈欠我房租还没还。”
【七】
另外一天里，我父亲一个人找到丁字路口。我父亲掏出怀里的照片，给几个店主看。这张照片是我儿子的照片，挂在我家书房的书柜门上。我父亲要他们帮忙辨认当年丢失的孩子和他手里的照片有没有相似之处。他的条件是把老太婆原先欠的账目帮忙代还。卖鸭血粉丝煲的和开旅店的店主围过来，卖蛋糕的和配钥匙的也围过来，他们都说当年灯箱上孩子的照片和我父亲手里的照片一模一样。
我父亲付了钱给他们。
接下来的几天里，省城一直下小雨，全城都笼罩在烟水气里。我父亲顶着一股烟水气外出。他又赶到丢孩子的那个丁字路口，他在那里长久地站立，不知道朝哪里走。但他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丁字路口人流大，他站在那个蛋糕店的廊檐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在烟水气中行走，如同一捆一捆的湿柴在移动。
我父亲看到很多人在公交站等车，这给了他灵感。他跟着人群一起上车，居然还有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他不知道在哪个站下，跟着车一直朝郊区跑。他看到沿路都是茫茫一片烟水气。这个城市真是太大了，公交车开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终点。到终点的时候，车上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了，他才感觉不对劲，赶紧又上车，沿路返回丁字路口。
那个丢孩子的丁字路口附近有四个公交站亭，有十五条专线车。在省城充满烟水气的几天里，我父亲把这十五条公交专线车都坐了一个来回。有的公交专线长，有的公交专线短。但他大都有座位。人们纷纷给他让道让位，甚至他上下车都有人避让和搀扶。这让我七十三岁的跛足父亲很感欣慰。
烟水气笼罩着城市，商场、办公楼和民居，各类建筑依次在烟水气中展开。人群在烟水气中忙忙碌碌，车在烟水气中拥拥挤挤，父亲的目光，在烟水气中忽远忽近。他似乎什么也没想，就是一个跟车客，到终点才下，又折身上车。
父亲把烟水气“跟”跑了，太阳出来，天终于晴了。
天晴的第一天，夕阳薄饼一般，透亮透亮，均匀地摊在城市上空。车到丁字路口，四周一片透亮。房子上、路上和公交站上，花里胡哨的各种店招上，都一片亮。父亲坐在公交车上准备下。本来这趟公交也经过我家楼下，但他没有在那个站下，他一定要在丢孩子的这个丁字路口下，心里才踏实和安稳。
父亲隔着窗户看见了自己要找的孙子！
但只是晃了一下，又看不见了。他喊司机停车开门。刚好前面堵车，按规定是不能没到站停车的，司机给他行了方便。我父亲下了车，四处望，那个像他孙子的孩子却不见了。
父亲在丁字路口站了很久，他望着四周摊开的薄饼一样的夕阳光，回忆刚才那一幕。他让自己清醒，让自己不要去幻想冥想，以证实刚才那一幕的真实性。一个孩子，一个酷似他孙子的孩子，背着书包，旁边一个接孩子的女孩子。看年纪不是母亲，是保姆，姨，还是家庭教师？这些都不重要。父亲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我笑起来。我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孩子，即使有，这么多年了，也不会在这个城市。
父亲来了劲，接下来的几天，仍然每天都去坐公交。他像在丁字路口上班一样，每天朝那里赶，但是再也没有信息了。
【八】
谁都不会想到，我父亲在报纸上登了寻找孙子的“寻人启事”。
我刚上班，泡一杯茶，捏一张报纸，有一个熟人电话打进来，说：“你儿子丢了吗？”
我说：“没有哇。”
熟人说：“你看看今天的报纸吧，可能是搞错了。”
我展开报纸，看见了我儿子的照片。高额头，大眼睛。但是我儿子是我早上送到学校的啊。我打电话给儿子的学校，老师们也看到报纸了，正在议论是不是搞错了。我放下心来，再看那则“寻人启事”，落款是我家里的电话和我父亲的名字。还有，悬赏一万元。
我给家里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一直占线。这期间，我接到几十个电话，都是认识我的朋友，他们都看到报纸。我一一解释之后，打家里电话，仍然占线。我赶紧回家。
我父亲正在书房里接电话。我家这个电话是连线，客厅一部电话，书房一部电话。我父亲一边接电话，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口里还在重复，念念有词，说：“噢，哪里？唐家墩有个孩子？多大？高额头大眼睛，嗯，男孩……”
电话挂断以后，他顾不上和我说话，赶紧在地图上寻找。他的面前有两张地图，上面画满了圈圈。他拿着手中的笔记本，和地图上核对地名：唐家墩，谌家矶，郊区吴家山，武昌的梅家山，汉阳的钟家村……电话响了，他又开始接电话，难怪我一直打不进来。
“你在干什么？”我问。我看见书柜角落的墙上，贴着一排拼字识字卡，旁边挂着我儿子的前一阵在公园拍的照片。正是这张照片登上了报纸。
父亲还沉浸在地图之中。他问：“从唐家墩到谌家矶，再到梅家山，再到汉阳的钟家村，再到郊区吴家山……这要多长时间？”
“武汉的大街上全没有人，只有你一个人，司机带着你跑这几个地方，要整整一天。现在这个时候，这个车流量，跑满这几个地方，要一个星期。”我没好气地说。
“一个星期？”他诧异地说。
“你以为这是你那个小镇吗？你以为省城大街上光光净净地任由你跑吗？你出去看看……”我说了几句，忍下来。又有电话打进来了。
“你在干什么？”电话再停的时候，我说，“你居然悬赏一万块……”
“我有退休费，”他说，“我不要你们出钱。”
“哪里是钱的问题？”我说，“我的儿子还在学校，我早上还送他上学……”我指指墙上挂着的照片，说不出话。
“我没有别的照片，王桐好和你弟弟都没有孩子的照片，只有用这一张代替。”
“你确定那个丢了的孩子是你的孙子？”我问。
“我敢确定。”父亲说。
我的父亲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一天内接到了一百多个电话，都说发现了孩子或者说手上就有这个孩子。因为我父亲在“寻人启事”中说了，帮忙找到孩子，或者提供准确信息，给一万元的酬金。所以很多电话提到钱，要他带上钱，赶到某某地方，这里那里，武昌、汉口和汉阳都有。
我父亲面对着这么多信息，登记了一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拿着本子，到楼下找人请教。
楼下一排门面的摊主，都给我父亲当参谋。
他们喊我父亲叫“老陈”。
有人说：“老陈，我看你别找了，丢了那么多年了，找不到了。”
有人接腔说：“对，特别是孙子，丢了不好找。”
有人说：“老陈，千万别信那些要钱人的话，现在这世道，骗子多。”
又有人说：“真要找到了，也要做DNA鉴定，做了DNA鉴定才放心。”
【九】
“寻人启事”刊出的第二天，打来的电话锐减，仅有的几个电话，也只简单地询问了一下。第三天，一个电话都没有了。我父亲重新找到报社，报社不再给他登了。报社登这种丢孩子的信息，要公安局出具证明，我父亲第一次登，刚好赶上星期天，值班编辑是生手，不懂规定，就给我父亲登了，现在不行了。
我父亲情绪受挫，发了几天呆。他一会儿在书房发呆，一会儿到楼下发呆，一会儿到附近的公交站书报摊发呆。他坐在报摊里，看来来往往的人买报看报，一看很久。
公交站一个清除张贴物的清洁工在费力地用刷子清除各类张贴物，这给了他启发。
父亲说：“我想要一个手机。”
我没朝深里想，问：“你要一个什么样的手机？”
父亲说：“要一个能打电话，接电话，收信息的就行，不要太复杂的，太复杂的我搞不懂。”
我找出一只旧手机，装了一张卡，交给他。
我没想到，我父亲用这只手机继续寻找他那个并不存在的孙子。我没有想到，父亲会继续到公交站亭去张贴那种“寻人启事”。几天之内，从丁字路口沿着某一条公交线一直延伸到郊区的所有公交站亭上，全部都有父亲贴的膏药一般的“寻人启事”。
随后的一天，父亲正坐着摩托车在街上跑，接到城管人员的电话。开摩托车的是我家一楼那个开五金店的小平头店主。我不知道父亲用何种理由，何种条件说动了小平头，他居然放下生意陪父亲去贴传单。
城管人员骗他说有孩子的信息，我父亲信以为真。他们在一个街角等待，像两只诚实的狗，一动不动守在街角，然后束手就擒。
他们的摩托车被扔上城管队的汽车，人也被推搡上汽车，带往城管队。
在城管队，父亲经过一番教育明白了，在这个城市，是不能随便张贴东西的，哪怕你丢了孩子。
“那我怎么找我的孙子？”父亲问。
“怎么找是你的事，”城管人员说，“你可以去找警察，找报社，找电视台，找市长，但你就是不能张贴广告。”
父亲向他们认错。
城管人员对他们处罚一千元。
父亲没带钱，小平头摊主也没带钱。
城管队通知我弟弟，但我弟弟身上也没带钱，他通知了王桐好。最后王桐好利用记者的身份，没交钱就把父亲领回来了。
【十】
我弟弟和王桐好打架了。
先动手的是我弟弟。
在厮打的过程中，王桐好额角磕出了血。
我弟弟清醒了，立即手忙脚乱抢救。
那一天夜里，他们一开始躺在一张床上，和衣而睡但都沉默不语，后来我弟弟干脆打地铺睡在地上。
半夜里，我弟弟在梦中哭起来。
王桐好惊醒了，她裹着毯子坐起来。外面刮着很大的风，门口的湖塘荡起一波一波的水声。她开始以为是外面的哭声，但是，却又听不出什么东西在哭。
“你怎么了？”她开灯问。
“我怎么了？我没怎么啊。”我弟弟坐起来。
“你哭了。”王桐好说。
“我哭了吗？”我弟弟摸摸脸上，果然有一片泪水。
“我梦见我小时候了，”我弟弟说，“我当时还没有满月，我父亲在我们家乡挨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很多人拉他去批斗。我母亲不服，她怀里抱着我，她还包着头巾。她去找他们吵架，她不相信我父亲是‘现行反革命’。那天风很大，比现在外面的风还大。我梦见我变成风神飞廉，帮助我的父亲。”
王桐好笑起来，说：“你没满月，你能听到外面的风声吗？”
我弟弟说：“我能听到，四处都是风，外面是风的世界。那些风就是我，我故意刮那么大的风。”
这个故事我和我弟弟听说过很多遍了，但我们仍无法想象那个场景，想象那场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一个早上，我父亲接到通知，要从鄂西北谷城县一个叫冷集的镇赶到一个叫沈湾的乡去开会。我们老家在鄂西北，我们那个县据说祖先神农氏曾种植过五谷，所以叫谷城县。我们那个冷集镇管辖沈湾乡，中间有三十华里。通知会议的人带着我父亲，他们骑车到了会场，我父亲才知道那是一个批斗他的大会。因为会场的主席台和广场四周都贴着批斗标语，上面写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文爱现场会”，陈文爱就是我父亲。开会的人很多，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来了，号称“万人大会”。密密麻麻的群众加上铺天盖地的标语，让他无处可逃。父亲坐在台上任由他们批斗，态度平静。可能挨批斗多了的人都这样。但是批斗刚开始不久，大风起来了。那风越来越大，会议由安静到嘈杂，最后完全开不成了。不远处的村庄失了火。众人救火的救火，躲风的躲风，一下子散开。
那风有多大？父亲多次给我们描述，拉标语的胳膊粗的绳子都吹断了。
我没满月的弟弟见证了这场大风。因为我母亲住在附近的村子，她听说开万人大会斗我父亲，裹上头巾，顶着风抱着我弟弟就冲进会场，找主席台的领导们理论。
王桐好关了灯。两个人在黑暗里听外面呼呼的风声。我弟弟止住了哭，但王桐好还是听到了风中的哭声。
“我梦见那场风是我去吹的，我是风神飞廉，我要救父亲。”我弟弟说。
王桐好听入神了，她的额头上包上了止血纱布，她有点苍白。“对不起，”王桐好说，“我原来只想赌气，只想骗他，让他早点死心，早点走，没想到他这么认真。”王桐好说。
“他会停止吗？怎么才能让他停止？”我弟弟不太自信地说。
王桐好开始真正地给我弟弟介绍女朋友。她在她的朋友圈子里广泛撒网，重点选择。她的身份现在成了我弟弟的“表姐”。
很快就有了信息。
第一位是一个大型企业绿化公司的员工，女人有三十了，是个老姑娘，很想结婚，见面就打听我弟弟有没有房子。但是我弟弟认为对方没有文化，谈不来。
我父亲当然知道这事，全程热情高涨地参与。他听说我弟弟否定这个，很着急，说：“怎么没文化？人家也是个中专生！再说了，成家过日子，要那么多文化干什么？”
第二位是一个有文化的，和我弟弟一样，也是大学副教授，博士。我父亲稍不满意的是对方有过婚史，有一个孩子。女副教授见到男副教授以后，知道他还没结过婚，没有任何负担，当即心有所动。两个互相留了电话。女副教授隔三岔五地给男副教授发信息。
我弟弟虽说和王桐好同居十年，但在有些方面，天生少一窍。某一天，他去见王桐好，拿女副教授给他发的信息给她看。那些暧昧半明的话别人一眼即明，到我弟弟这里却需要解释和挑明。比如什么“弱水三千，盼君一瓢饮”这一条信息。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王桐好说，“她要你去搞她！这个骚货要你去搞她！”
我弟弟明白后，立即败坏了胃口。
第三位是一位搞环保产业的企业老板，三十多了，一直忙于事业，没有结婚。她的特点是喜欢指挥男人。她是又一个王桐好。我弟弟似乎就服这样的人。
见面的第一天，这女人开着奔驰来了，下车以后，迈开大步，走路走得地动山摇，恨不得每一步都把地面踩出一个洞来。她对我弟弟很满意。一个省城的大学副教授，没有婚史，有什么不好吗？她甚至特别欣赏我弟弟的迂憨。真是一物降一物。
见面当天，她开着车把我弟弟带走了。
【十一】
王桐好一一送别。首先她送别我弟弟和那个开奔驰的女老板。王桐好是中介人，这个女老板是她委托别人介绍来的，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老板把我弟弟带上车，关上车门。这原来都是她做的事，现在换成了另外一个女人来做。接着她送别我和我父亲。
两个人走了，又两个人走了，只剩下王桐好一个人。
相亲见面的地点在茶社的包房，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之后，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王桐好再也没有离开那个茶社，那个包房。包房里有烧水壶，有茶盘，有工夫茶的一些器皿。王桐好不停地烧开水，沏茶，倒掉，再烧开水，沏茶，再倒掉。
茶烧了一壶又一壶，但是对面却没有了对饮的人。
一切都在变。
自从这个七十三岁的老头子来到省城，一切都在变。
茶壶烧得沸腾，蒸汽不停地震荡着，王桐好眼睁睁地看着，不想让它停止。她需要有一个很响的声音，来塞满这个空间。
外面传来风声。天冷了。风在窗户上发出“啵啵”的声音，呼应着里面的茶水声。
风神飞廉。我弟弟，他在母亲怀里，他还没满月的时候，他就想变成风神飞廉刮风救父。那么，谁来救王桐好呢？
一个人，他在台上挨斗，但是台下有他的妻子在哺乳期冒风来替他理论，有他的孩子替他刮风。那么，另一个人，她在温暖如春的茶房，但是全城，却只有她一个人，全城的冷风都能吹到她身上。
她希望她能到那个台上去挨一回斗。
她希望窗外拍打玻璃的，也能是风神飞廉。但是现在，这个风神飞廉此时却和另一个开奔驰的女人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吃饭，聊天……还有什么？
接下来会干什么？
孩子，如果那个孩子生下来，该多好！这是多么好的一家人！有多么好的爷爷！有多么好的爸爸和妈妈。
如果那个孩子生下来，她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风神飞廉！在她受冷落的时候，在她孤独的时候，也有人替她刮风，替她解围！
她听到了孩子的声音，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某个房间，某个角落。现在，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孩子。她听到她的孩子在受欺侮。千真万确！
是的，这个男人，他们相爱了十年，她在他面前任性了十年。他是她的男人，也是她的孩子！
事实证明王桐好预感得正确。女老板带走我弟弟的当天晚上，要和他睡觉。这在一般男人高兴都来不及的事在我弟弟这儿成了问题。他需要找一找感觉，否则他不会干。她的原话是说，就在今晚，她要吃定这个男人。她没想到我弟弟坚决不从。她由耐心引诱到最后不耐烦地强行动作。拉拉扯扯之际，我弟弟仓皇着跑了。
从女老板那里事后传出的话是这样的：“这个呆子，没有一点子味。”
从我弟弟嘴里传出的话是另一番景象：“士可杀，不可辱！”
父亲也预感到了事情的结果。眼看着女老板带走我弟弟，然后和王桐好告别，我以为事情有眉目了。我既为王桐好的大度而高兴，也认为我弟弟就适合找这么一个女人。能干而强势，长相还中等偏上。但是父亲却一言不发，整个回家的路上，回到家以后，我问他对这个女人的看法，他也一言不发。
晚上父亲喝了一点酒，早准备睡觉。临睡前，父亲终于开口了。
他说：“你弟弟找到对象以后，王桐好怎么办？”
我一愣。我说：“你不是一直希望他离开王桐好吗？”
父亲说：“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有过一个孩子啊。”
我说：“你到底怎么想的？现在让王桐好和弟弟结婚？”
我父亲想一想说：“她不能生孩子啊，那怎么行？”
我说：“你想要孙子，弟弟就必须找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生孩子。”父亲说：“唉，王桐好也应该再找一个人，女人老了，要有个伴，老伴老伴，老来相伴。”
夜很晚了，我一觉醒来，听见父亲在书房里有响动。
我推门进去。
“你弟弟结婚了，王桐好怎么办？”他问。
“那就不结婚，就这样跟王桐好在一起，挺好。”我说。
“那怎么行？”他非常矛盾地说，“我还要孙子。”
这是个解决不了的两难问题。我递给他一支烟，我们抽起来。
“我听到你弟弟在喊救命。”我父亲说。
“怎么会？”我笑起来。
我们没开灯，在黑暗里，两只烟头一闪一闪。
“那个女人，怎么像老虎一样？”父亲评论带走弟弟那个女老总。
我笑着给他解释，现在的城市职业女性，特别是高收入的女性，好多都这样，经济上不依附男性了，地位上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你给我找一个月老庙，我带你弟弟去拜拜月老。”父亲说。
我又笑起来。我说：“你当过几十年校长的人，信这个吗？”
我父亲说：“你不懂。”
我上网开始查，在我们这个城市，不但没有月老庙，连仅有的几座道家庙里也没有供月老。
“难怪这个城市这么多单身，”父亲说，“这个省城有一千五百万人，年轻人有多少？三四百万吧。这么多人，有多少单身？怎么能没有月老？”
“我梦到了无子兽。”父亲对我说。
“什么叫无子兽？”我说。
“无子兽专门吃人的婚姻，不让人生孩子，”父亲说，“你弟弟已经被它咬了几口。”
我真的听不明白。
“一个人一生有多少年婚姻？按正常的，二十五结婚，七十五死亡，婚姻有五十年。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二十五到三十五，大部分都在这十年结婚。过了四十，结婚就比较难。你弟弟今年三十六了，已经过了三十五，婚姻已经被吃了一半，再过四年，四十以后，他可能就找不到老婆，婚姻就被全吃了。”
这倒真是个问题。
“我要把它打死。”他说。
“打谁？”我说。
“你还不明白吗？无子兽！它长着一只独眼，没有生殖器，每天晚上都出来，蹲在每家的楼顶上。”父亲说。
在这个无法入眠的冬夜里，父亲给我讲了他当年的故事。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斗得最苦的时候差一点自杀了，他被剥夺了教师的权利，下放到几座崇山峻岭之中的一个叫“红旗”的工地上，在那里放羊。他的罪名是“骂毛主席”。他有一个克星，叫叶崇某。这个叫叶崇某的人纠结了几个人，相互佐证，他们说亲耳听见我父亲“骂毛主席”。我父亲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很长的时间里，换着不同的地方挨批斗。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红旗”的工地上。
父亲挨了几年斗，斗了几年以后，上级不耐烦了，把他下放到最艰苦的工地上。白天劳动，晚上点油灯学习。某一天，镇里专门派人赶到劳动工地的现场，向他宣布，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公安局马上就会来，给他戴上手铐，抓去坐牢。
那天夜里，我父亲无法入睡。自杀的想法是那天夜里蹦出来的。我父亲满脑子都想着戴手铐和坐牢。他想象着各种场面，警车来了，警察来了，给他戴手铐，抓他去坐牢。他想象着手铐的形状，戴手铐的动作。他甚至看见了手铐上跳动的阳光。
我父亲恐惧至极。
我绝不能戴手铐，父亲想，上天让我成了残疾，但我不能受人间刑罚。他在心里估算着警车赶来的日子。他一开始准备逃跑，但后来放弃了，因为他跑不过别人。
那只有自杀。
他选择的自杀方式是跳水库淹死。在他们劳动的工地附近，有一座水库，名叫“红旗水库”。他观察了几次，选择了跳水的角度和线路。在准备跳水库的那天中午，他靠在工地宿舍的墙上，他用目光和土地上的人告别，和附近的山头告别，和天空上的太阳告别。
他们的工地宿舍是用竹子围起来的栅栏式房屋，里面是通铺，住着全区几十个上面认为有问题的人。宿舍前面是一个场坪，场坪对面是几座连绵的山岭，场坪下面是一座水库。从场坪向上看和向下看，都很开阔。
那天午饭过后，他们一群挨批的人都到场坪上晒太阳。他们不说话，用沉默对抗着太阳。大家都看不到希望在哪里，都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被解放回家。
我父亲靠在墙上晒太阳，他那天身体很差，感冒了，身体的不适加重了心情的灰暗和恶劣。他怀里有一瓶酒，是那种高度劣质红薯干酒，那是他在这个工地上唯一的资产。他掏出来，一口一口地喝。
他想喝完酒再去死，如果留一瓶酒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太遗憾了。
他已经写好了遗书，一封给我母亲，一封给上级领导。
他举起酒瓶，一大口一大口地喝。他对着那只羊干杯，那只羊陪伴他，和他说了几个月话；他对着山头干杯，他对着太阳干杯，他想对它们说，他没干过坏事，没骂过毛主席，但是无论是羊还是山头和太阳都不理他。那天太阳很大，能把酒点着。我父亲低下头，他发现了一只老鼠，这只灰老鼠也在晒太阳。这只老鼠面色发灰，神情沮丧，骨瘦如柴。在他们工地，人和老鼠和谐相处，因为老鼠也没有粮食，和人一样饥饿可怜。
父亲把瓶里的酒倒一点在一块土坯上，灰老鼠上前啃那块土坯。父亲笑一笑。酒没有商标，但是劲很大。父亲看见那只灰老鼠啃土坯，他看得很清楚。那只灰老鼠啃了一气之后，躺在地上，醉倒了。我父亲对着太阳又喝一口酒，低头却发现灰老鼠没有了。他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影子像灰老鼠一样，在啃那块土坯，在喝酒。自己的影子像灰老鼠一样，陪他晒着太阳。
他哭起来。
他下决心去死。
一个影子都像灰老鼠一样的人，还活在这个世上干什么呢？
他喝一口酒，觉得吞下一股火。太阳在肚子里火一样烧。他觉得太难受了。他想找一只萝卜来啃，但是没找到。最后半瓶，他干脆一口气倒进肚子里，咕噜咕噜，喝光了。
最后发生了什么？
我父亲倒在地上，他喝得大醉，他在地上睡着了。我父亲一觉醒来，他发觉感冒好了，浑身通泰。
我为什么要自杀？
我不自杀。我的影子像老鼠一样，但是这只老鼠后面，还有小老鼠，我还有后代，有时间，我要熬下去，熬出希望来。
他改变了主意。
【十二】
沿公交站亭张贴的广告让我父亲忙碌了几天，每天都有电话打到他手机上，这让他兴奋不已。我父亲摊开笔记本，一边接电话一边解答和记录。他现在确认在公交站亭贴广告比报纸更有效。父亲从电话中明白，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丢孩子的事，有很多人和他一样焦灼和痛苦，也有很多人在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父亲现在已经能从声音辨听哪些人是真看见了丢失的孩子，哪些人是骗子。他毕竟当过校长。他听取了楼下商铺老板们的建议，不轻易见人，还有必须做DNA鉴定才能给钱。
忙了几天之后，打进来的电话又越来越少了。父亲又着急起来。父亲怕空闲，害怕电话越来越少。没有电话的时候，他就在书房里不停地走动，木地板上就会响起他一拐一拐的声音。
父亲决定再次到公交站亭去贴广告。
我完全不知道父亲如何布局的，他是那么周到，多么有号召力，那么善于组织。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一个几十年小学校长的能力。
父亲某一天问我有没有酒，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我给他找出来一瓶，这是中国最好的酒，茅台。父亲原先准备送给楼下那个开五金店的店主小平头。他给小平头买了一壶散装白酒，作为对他上次张贴传单的谢礼。但看看我给他一瓶这么好的酒，决定和众人一起分享。某一天晚上，还是在大马路的路边，还是那些小摊主们，还是每家凑一个菜，他贡献出了茅台酒。他极为平均地给每个摊主均匀着喝，直到把一瓶酒喝光，一滴不剩。那些小摊主都说过瘾。
有一个烤饼子的摊主，靠烤饼子养活了三个孩子，租了一间房，上面搭了半层阁楼。他们白天烤饼子，晚上一家五口就睡在铺子里，夫妻俩睡下面，三个孩子睡阁楼。夫妻俩来自鄂西山区，每天起早贪黑，紧巴巴养活三个孩子。父亲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苦还要待在这里，夫妻俩说，如果回老家，会更加苦。他们的三个孩子每天傍晚放学后搬上小凳子就在人来人往的马路旁边做作业。三个孩子经常为做作业，为吃饭夹菜吵嘴闹架。这让父亲羡慕不已。
“你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父亲说，“那时候我们穷得上顿不接下顿，你们兄弟几个经常为争一碗饭、一碗红薯疙瘩汤打架。”
父亲经常扎堆在那个摊主的三个孩子中间，给他们辅导作业。一个小学的植树问题，几个小家伙怎么都听不明白，父亲把他们带着上公园。他在公园里找到一排树，横着看竖着看，他在现实中比画着讲给他们听，孩子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么穷困的人，怎么这么多孩子呢？”他问我。
王桐好追逐正在满大街张贴“寻人启事”的我的父亲，是接到了城管大队的电话。
城管大队一个分管宣传的干事带着王桐好去找我父亲，沿路给她介绍。他说我父亲他们现在变狡猾了，具体表现在三点：一是张贴广告的时间由白天转到晚上了；二是打电话找他，他接电话不像原来那样傻乎乎告诉你地址，他提防着你，不轻易相信人；三是由个人行动变成了团体行动。
王桐好在省城往西北的方向找到了我父亲他们。我家一楼几乎所有的门面人员都上阵了，都在夜晚出来帮我父亲贴广告。这是父亲的团队。这个团队里，有大人，也有孩子，甚至偏瘫中医请的小工也出来帮忙。他们沿着一条公交线的两头，都往中间贴，最终在中间路段的一座桥下面会合。这显然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安排。
王桐好看见我父亲一拐一拐的走路姿势。
王桐好看见我父亲在一个公交站亭上张贴广告，贴完以后，他一拐一拐走到路边，上了摩托车，骑车的还是那个小平头。王桐好看见他们启动摩托，在城市昏黄的路灯下，蝙蝠一样飞行。她开车在后面追。又到了一个公交亭，父亲下来，这次去张贴的是小平头。贴完以后，这只蝙蝠再次飞走。
王桐好很多年没坐过公交车，她没想到公交站亭是一个这么丰富的世界。每个小广告都是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片不为人知的溃烂的生活。
有一次王桐好推开车门不到一米，我父亲就在站台上。但是她推不开车门。
父亲继续启程，王桐好接着追。这只蝙蝠让她心里阵阵发颤，在她的眼前，一会儿是蝙蝠，一会儿是黑色的箭，一会儿，满大街都是蝙蝠阵和箭雨。
我弟弟受不了了，我父亲每天再这样贴下去他活不下去了。那每一张膏药式的广告，不是贴在公交亭，而是贴在他身上。仿佛全城人都在看，都在骂他。骂他是个骗子、浑蛋、不肖之子。他来到王桐好的家里，把所有属于他的东西都收拾好。包括上次没有带走的布箱子、球鞋，上次之后又带过来的一大堆书。他要离开王桐好了。
王桐好煮了火锅，他们坐在茶几的对面，吃一顿分手饭，喝一顿分手酒。
我弟弟喝了二两，王桐好喝了八两，他们把一瓶酒喝光了。王桐好也喝醉了。王桐好喝醉了以后，哭着把她流产的真相说出来了。
我弟弟还在倒酒，就只剩最后的瓶底了。他惊诧地说：“你是说，上次那个流掉的孩子是我的？”
王桐好说：“对，不是任何男人的，是你的。”
我弟弟说：“难道不是那个……”
王桐好说：“我是女人，我最清楚，我为什么跟你十年？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要是生出来，多大了？”
他们又开一瓶酒，边喝边描述这个孩子的年龄、模样、眼睛、额头和耳朵……他们描述了很久，同时停住了，对望着。
因为他们描述的孩子和报纸上登的我儿子的照片一模一样。
王桐好大醉一场。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王桐好说。
“什么梦？”我弟弟问。
“想不起来了。”王桐好说。
“用什么办法能阻止你父亲？”王桐好说。
我弟弟说：“没有办法阻止他，他有巨大的耐力和韧性。他得过肾病，他能五年坚持不吃一粒盐。这样的人，我能阻止他吗？”
是的，我的父亲，他曾经得肾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他浑身肿得像面包一样，身上的皮屑蛇蜕皮一样，每天床上掉一片。医院已给他的单位下了病危通知书，送到了重症室。他同病房的六个病人，五个人先后全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他只有一个诀窍，坚决不吃盐。
“我想起来我的梦了，”王桐好说，“我刚才梦见我爸爸了。他也是得肾病死的。”
“你父亲得肾病死的吗？”我弟弟说。
“对，”王桐好说，“他就是忌不住盐，我不让他吃盐，把家里的盐罐藏起来，他就到处找，他像老鼠一样总能找到盐罐。我同情他，总让他闻盐罐，又被他缠不过，用手蘸盐给他吃。后来他死了，我好后悔。”
王桐好那一瞬间决定回来单独见我父亲，由她来向我父亲说明真相。
王桐好给我父亲打电话，电话一通，我父亲却告诉她一个消息：“孙子找到了！”
【十三】
我的父亲，他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找到了。这个孩子居然也姓陈，叫陈晓波，在离丁字路口不远的一个小学读三年级。父亲把这个孩子引给王桐好和我弟弟看，王桐好和我弟弟一看，也惊呆了。
高额头，亮眼睛。他长得既像我弟弟，也像王桐好。当然，也像我父亲。
这孩子是那么聪明，那么招人喜欢。王桐好看见这孩子，蹲下身一把抱住他。“孩子、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我叫陈晓波。”孩子说。
“拂晓的晓还是大小的小？”她问。她突然哭起来。她多次梦见的孩子，和这个孩子长得一样，一模一样，比一模一样更像。
“孩子说了，他两岁的时候被丢在垃圾桶里，他父母把他捡回去的。”我父亲兴奋地说。
孩子从王桐好怀里挣脱出来，扑进我父亲怀里，他喊我父亲叫“爷爷”。
“爷爷。”孩子喊。
“唉。”我父亲乐滋滋地答应。
不管有多像，王桐好和我弟弟明白，这个孩子不是他们的，这么聪明漂亮的孩子，他属于另一个家庭。下午快放学了，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快到了，他们必须送他回去。夕阳已经开始落在学校附近的楼房中间，红红彤彤落在一只只书包上。这个叫陈晓波的高额头大眼睛孩子，在我父亲、王桐好和我弟弟的护送下，在夕阳的护送下，回到校园。
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父亲补充一句话，给王桐好和我弟弟听。
“晓波，你是捡来的孩子吗？”我父亲问。
“对，”孩子说，“我爸爸妈妈说了，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孩子。”
我父亲是怎么碰到这孩子的呢？这得益于他当过校长，他会归纳、总结和分析。他根据那天在公交车上见到孩子的情形，断定孩子在附近的某个学校上学。然后他每天在放学的时候守在学校门口，他终于有了收获。
父亲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如何和这孩子的父母摊牌，相认后如何处理好和孩子原来家庭的关系，甚至，这孩子以后抚养的归宿问题，等等。
这个叫陈晓波的孩子，他是那么顽皮，他和我父亲是那么亲热，那么有缘分。不管学校管多严，他总是抽空溜出校门，和我父亲说话。实在溜不出来，他就在栅栏边上给我父亲挤挤眼睛，做鬼脸。
他学我父亲走路，一拐一拐地走，我父亲丝毫不生气。他学的时候摔倒了，我父亲心疼地弯腰扶他。
他说：“爷爷，我怎么学不会你那样走路？”
我父亲说：“你不要学爷爷走路，爷爷小时候受伤了。”
孩子说：“你小时候那是多小？像我这么小吗？”
我父亲说：“可不是？刚好就你这么小！”
孩子的试卷拿给我父亲看，他的数学应用题一塌糊涂，全是一个一个红叉。父亲心疼地说：“你应用题怎么这么差啊，这不像我们家的遗传啊，爷爷我，你爸爸，你伯伯，我们数学那可都好啊。”
我父亲下力气了，他给孩子讲应用题。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给孩子讲植树问题，讲追及问题，讲灌溉问题，他总是用实际的一排树，一池或一盆水讲。孩子懂得很快，也越来越喜欢和依恋我父亲。
傍晚是父亲痛苦的时间。孩子的学校实行午餐制，中午不回家，傍晚放学的时间，由家长接回去。父亲在这个痛苦的时间，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另外的人接走，有时是父母，有时是爷爷奶奶。我父亲尤其痛恨的是那个孩子的爷爷，他长得和孩子一点都不像还不说，他还凶巴巴的，对孩子一点也不耐烦。
我父亲在这个痛苦的时间忍耐着，忍受着。他知道他需要观察，不能太急，他要准确弄清楚对方的情况之后，他才能出面相认，才能摊牌。
那个叫陈晓波的孩子呢？他仿佛也在痛苦之中，在两难的选择之中。每到放学时间，夕阳悬在操场上，悬在校门口，悬在城市的房顶时，他都神情沮丧。他在校门口，眼光总是寻找我的父亲。孩子是聪明的，他知道中午可以相认，傍晚不能相认。他知道这里面有些问题，尽管他不完全明白是什么问题。
有一回，孩子在他爷爷的肩膀上，远远地给我父亲挥手，我父亲本来已经转身了，像有什么感觉，回过头来。
我父亲看见了孩子在挥手。晚霞在校门口高矮不同的房屋中间，在校门口的几棵树中间，在一群一群接孩子的家长之间。晚霞鸟群一样，一只一只飞翔，一片一片飞翔。父亲忘了挥手。因为鸟飞进了他的眼眶。他看见孩子很焦急。孩子的神情他看得一清二楚。孩子看不到他挥手，看见那么多鸟挡住他的视线，焦急得厉害。他伸手去打空中的红鸟怪鸟，打落一只还有一只，打落一只再来一只，再打一只又来一群。他似乎永远打不完。
我父亲这才明白，孩子在等他挥手。他赶紧挥手。他的手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他一挥，成群的鸟阵都被他扇走。中间变得毫无遮拦，他看见了孩子，孩子也看见了他。“爷爷，爷爷。”“孩子，孩子，孙子，孙子。先回，先回。”
我的父亲，他逐渐认出了小男孩陈晓波的家庭成员，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保姆，甚至有一个小姨。他在观察分析着他们，寻找可以开口亮出底牌的时机。他没有想到，他在观察对方，对方也在观察他。某一天，正是中午，我父亲和孩子正在门口说话，孩子的家人全部出现了。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我父亲身边围了一群人。
“我是他爷爷。”我父亲指着孩子说。
“什么？”这孩子的爷爷站出来，说，“你是他爷爷，那我呢？我是谁？”
我父亲看清了，他明白了周围的局势。他想，摊牌的时候到了。
“这孩子是你们捡的吗？”他说。
“捡的？我们怎么会捡孩子？”这孩子的母亲说，她的个子很高，声音怪异。“我自己亲自生的孩子，怎么变成捡的了？”
“但是孩子说他是捡的。”我父亲说。
孩子出来证明，说：“你们说过，我是从垃圾箱捡的。”
高个儿而声音怪异的女人上前给孩子一巴掌，说：“给你开个玩笑，你当真了。”
孩子哭起来。
我父亲护住孩子，说：“不许打。”
女人嘴里啧啧响，说：“嘿，简直搞反了，成你们的孩子了，天下真有怪事。”
我父亲说：“我们可以去做DNA。”
几个人没听明白，说：“什么什么？”
父亲又说一遍，他们听明白了。
父亲要做DNA的说法激起了他们的愤怒。最先愤怒的是孩子的爸爸。“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莫名其妙要去做DNA呢？”他对着我父亲大吼。但是吼过之后，心里又泛起怪怪的味道。因为孩子长得并不像他。这个当爸爸的吼过我父亲之后，狐疑地看了他妻子一眼，闪到一边，点了一支烟，在太阳下面沉思。更加愤怒的是高个儿而声音怪异的女人，她的吼声很大，大得像一个坛子，里面装满了清白和正派。吼完之后，她看着丈夫在一旁狐疑地抽烟，她哭起来。
孩子的爷爷奶奶是清醒的。他们觉得不应该陷入一个怪圈，什么DNA，三个字母，而应该回到问题的源头。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天天围着我们家的孩子转？”
我父亲这才有机会说明白。他丢了孙子，什么样子的孙子，什么时间丢的孙子。
我父亲的描述才真正让他们紧张和恐惧起来，原来有一个人正在打他们可爱的儿子和可爱的孙子的主意啊，那么，再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你再沾我儿子，我就要报警了。”女人说。
“真是荒唐可笑。”女人又说。
爷爷和奶奶挽起了手，好像举行结婚仪式，好像要向这个学校，向这个世界证明，这个孙子是他们当年结婚延续的血脉，纯正而唯一。
“好，我们去做DNA。”孩子的父亲把烟头扔在地上说。
【十四】
我父亲快过七十三岁生日了，但是王桐好等不到我父亲七十三岁生日，她要找我父亲说出真相。我弟弟怎么劝她都不行。
连续几天夜里，王桐好都会被湖塘里尖利的风啸声惊醒。风在硬硬的湖面奔跑。像飞机在机场即将起飞那样滑动。每天夜里惊醒之后，王桐好都发现自己脸上有泪痕。她在梦中流泪，她梦见了自己的父亲。她梦见她拿着盐罐子，让她的父亲闻，但她父亲不闻，一脸严肃地看着她。一连几天都这样。之后便无法入睡。她听着风声，呼呼啸啸。风神飞廉在四处寻找不平之事了，要惩罚一些人了，她感到恐惧，找不到可以藏身之处。这样难挨的夜晚让她无法呼吸，仿佛有人把她拖到一座空气稀薄的高山上，让她无法顺畅呼吸，严重缺氧。在她看来，把她拖到这座高山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这个七十三岁的老人。
王桐好精心做了准备。在她家二楼阳台，可以看到湖面的地方，支了桌子，煮了火锅，备了酒。她要在一个和谐轻松的氛围中和我父亲说明真相。她怕我父亲承受不了。
“你是说，这个孩子根本没有？”
“对，根本没有。”
“你是说，这个孩子八九年前就流产掉了？”
“对，他根本就没有出世。”
我的父亲显然出了问题。真相像一个倒塌的门板，迎面砸向他的前额。他先是惊愕，之后是大脑空白。他嘴里念念重复前几句话：
“你是说，我寻找的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孩子？”
“对，根本不存在。”
父亲跌坐在地上。
父亲有点失重。感觉身子飘起来，一会儿头横在空中，一会儿双腿倒立在空中。
他跌倒在地上，在地上，横躺着，很快睡着了。
我的父亲，他躺在王桐好家的二楼大阳台上睡着了，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他跌坐在地上，像一片摔倒的树叶。一片树叶摔倒在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我父亲摔倒也听不到声音。这片树叶躺在地上，阳光温暖，他感觉舒适。他舒适而安静地望着湖面，很快睡着了。
王桐好以为出了事，她过来扶我父亲，我父亲软得像一根面条，扶不起来。她用手试一试我父亲鼻孔，我父亲呼吸正常，均匀平缓。她曾经设计过很多场面，比这更惨更激烈，比如我父亲会痛哭，会骂人，会跳楼，她都一一安排了应对策略，但都没有发生。她没想到我父亲会睡着，却发生了。她去房间找了一条毛毯，盖在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躺在阳台上睡觉，他还做了一个梦，梦见的还是孩子。醒来的时候，他的眼角挂着泪花。
他睁开眼，太阳正高，湖面正静。他想不起来，这样的冬日晒这么大的太阳真是一件美事。很大的太阳定住他，仿佛只在照射他一个人。
他看见王桐好一边抹泪，一边在桌上自斟自饮。
【十五】
我父亲听到的，是那个叫陈晓波的孩子的喊声。
我父亲到达孩子学校的时间，是上午第二节课结束，学生们正在做广播体操。父亲站在操场的栅栏外面朝里面望，他一直望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孩子们都穿着统一的校服，在阳光下挥舞手臂。我父亲看见了齐刷刷的手臂，齐刷刷的头颅。校服的颜色黑白相间，凑在一起，却像一只一只黑白相间的企鹅。一群群企鹅中间，有我父亲要寻找的一只。我父亲的目光在阳光里，在黑白相间的企鹅中寻找，却一直找不到。他十分焦急。
有人在身后扯他的衣服。
是那个叫陈晓波的孩子！
“爷爷。”孩子喊。
父亲转过身。他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
“爷爷。”孩子又喊。
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这喊声无处不在，在任何时候都能听到。
“孩子，想爷爷吗？”
“想。”
孩子告诉他，他们下两节是手工课，用纸折鸟，这个作业他已经交了，所以下两节课他没事了。
父亲在一瞬间蹦出一个想法。
我的父亲，他想利用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去做DNA，他在一瞬间做出了这个决定。
他让孩子翻过栅栏，他在栅栏外面接应。他当了几十年小学校长，这个他多年禁止的危险举动，现在他却亲自实施。孩子翻过栅栏，在阳光下鸟一样飞到地面。摔倒在地上。父亲赶紧去扶，自己却摔倒了。孩子爬起来扶我父亲。两个人分别替对方拍打屁股上的灰尘，然后手拉手出发。
他们坐出租赶到附近的医院，但这家医院并没有做DNA的业务，医院的人告诉他，DNA这种业务，并不是每家医院都做，在省城，好像只有一家知名的医院能做。
我父亲带着孩子打出租朝医院赶，他知道学校的规律，知道时间的紧迫。他希望在学校中午开餐时间把孩子送回去。他知道一旦学校找不到孩子，就会特别着急，就会四处寻找。路上堵车了，本来不太远的路，却怎么也走不畅通。
孩子朝车窗外张望，他看见外面一辆一辆车拥堵着，他看见阳光在每个车顶上跳跃，像一群群金色的鸟。
“爷爷，我看见好多金色的鸟。”孩子指给我父亲看。
“在哪里？”我父亲问。
“在车顶上。”孩子说。
我父亲看不见。他阵阵悲哀。他心里想着DNA，想着我弟弟和王桐好，想着孩子中午是否迟到。金色的鸟不会给一个满怀心事的人跳舞。这一点他知道。
我父亲带着孩子朝医院赶，学校里面起了连锁反应。首先班主任老师找不到孩子，吓坏了，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家长赶到学校，也吓坏了。孩子家长的第一怀疑就是我父亲。
学校老师根据家长的描述报了警。
孩子却不知道着急，他在车里边玩手指头边问：“什么是DNA？”
父亲描述不出来，他心里明明知道怎么回事，却无法用科学或通俗的话语转述给孩子。
“D就是爷爷，A就是你。”他这样说。
“那么，中间的N就是爸爸。”孩子说。
对，这句话惊醒了我父亲。他感觉到这事不对劲。如果要做DNA，那也不是他来做，或者不单是他和孩子，中间应该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弟弟。父亲给我弟弟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他连续打了几个都没人接。父亲急得不行，忽然想起王桐好。如果王桐好是孩子的母亲，那DNA中间的N，也应该有王桐好，她也应该查。这是他有限的DNA科学知识。
孩子突然说：“我前几天做过DNA。”
我父亲警觉了一下，说：“你和谁？”
孩子说：“和我爸爸妈妈。”
我父亲一惊，很快明白了，问：“结果怎么说的？”
孩子说：“爸爸妈妈告诉我，我不是从垃圾箱里捡的了。”
我父亲呆住了。
这个叫陈晓波的孩子说他家人带他做过DNA，说了检测的结果之后，我父亲呆住了。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可以不相信我弟弟说的话，不相信王桐好说的话，但他相信检测的科学性。这个时候出租车前面的路通畅了，他要司机掉头往学校返回。
“我们返回去吗？”孩子问。
“对。”父亲声音很小地说。
“我不想回去上课。”孩子说。
“不，我们不逃课，逃课不是好学生。”父亲又说。
出租车返回到学校院子外面，刚好是孩子刚才跳栅栏的地方，但是我父亲下不来车了。他的身子别在车门那里，双腿卡住了。孩子先下来，搀住他胳膊，伸手移动他的腿，把他的腿顺出来。校园很安静，学生们都还在上课。四周也很安静，硕大的太阳空荡荡地吊在操场中间。父亲下车后走不动，他试着迈右边的好腿，右腿钉子一样钉在地上。他又想移动左边残疾的腿，左脚尖也被地下吸住。
父亲顺势靠在栅栏上，他让孩子走。孩子不走。孩子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是的，父亲好像出了什么事。他靠在栅栏上，气喘吁吁，额头上的汗黄豆一样往下掉。他低下头，让汗珠落下，他的手没力气去擦汗了。
父亲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父亲一下子呆住了。他的影子在栅栏下面还是那么小，老鼠一样大小，几十年了，他的年龄在变，一天一天变老，但他的影子没变，总是老鼠一样大小的影子，始终没变。
我父亲哭起来。
父亲从影子里面看到了当年的红旗水库，看到了烧酒。当年那些人逼他，他没去死，因为他有孩子，有后代，有希望，他的影子里面有我们。现在，这个影子，承接着他一滴一滴的汗水。
他看到这个影子在移动，在缩小，在飞跑。他伸脚去踩，想踩住它。他的脚却移动不了。
孩子翻过栅栏跳到校园里。
“爷爷。”他听到一个声音。
我父亲扭转身来。
“爷爷。”这回他听真了，也看清了。
大片大片的阳光聚过来，温暖而和煦；大片大片金色的鸟飞过来，围在他们中间。
“唉。”他答应。
孩子在栅栏里，他在栅栏外面。
他们手拉手。
孩子说：“爷爷，我憋不住了。”
我父亲说：“你怎么了？”
孩子说：“我想小便，憋不住了，来不及上厕所了，你替我挡一下，不让别人看见好不好？”
我父亲替孩子挡着，孩子开始撒尿。
孩子在阳光下撒尿，尿得很高，他让我父亲看他尿得有多高，我父亲却闭上眼，听孩子尿尿的声音。
风吹过来，阳光一颗一颗掉下来，世界安静得没有声音，只有孩子尿尿的声音。父亲听见遥远的呼喊：“爷爷、爷爷、爷爷……”
原载《中国作家》2015年第2期
点评
小说写了一个老人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孩子的故事，“繁衍”似乎是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词。“晒太阳的灰鼠”在父亲生命中最关键的两个节点上出现，它曾经是一只真实存在过的灰老鼠，也是父亲几十年来始终不变的老鼠般大小的影子。但它更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其中蕴含着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信念，即“繁衍”与“希望”。这个信念曾支撑着他在“文革”中受尽屈辱的日子里顽强地活下去，并最终战胜了自杀的念头；但是几十年后，当现实无情地向他宣布“繁衍”成为泡影、“希望”已经破灭的时候，信念瞬间坍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两代人对待“繁衍”截然不同的态度。父辈的信念支柱在“我”和弟弟这一代却成了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东西，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发展到了令人心寒的地步。
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将父亲悲剧的根源归结为他对“繁衍”的执念，却不能因此而谴责导致其信念崩塌的弟弟和王桐好。二人的情感经历中都包含着“爱”与“繁衍”之间的巨大悖论：王桐好曾经生下的（与前夫）和未生下的（与弟弟）两个孩子都无法视为爱情的最终结晶，而当她和弟弟之间真正产生了爱情，生理意义上的繁衍却绝无可能。他们之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孽恋正是对抗这一悖论的努力，却被时间一再证明无解。这份执着也是一只“晒太阳的灰鼠”，长久占据着他们的心头。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也许，这正是人类悲剧的根源所在吧。
（宋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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