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传统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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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在《五四运动与传统》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打破传统偶像的风气其来有自;就好像清代考据学可以上溯到明代的学风一样,新文化运动也可追溯到清季的今古文之争。史学家力求探索历史的发展之迹,照他的分析,打着反传统旗号的“五四”人物,也不能外于传统,最多是“回到传统中非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余英时,93-17)。将范围收窄到新文学运动,余说看来仍是有效的。正如上文所论,清末黄遵宪、梁启超等已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裘廷梁早已提到“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好处;这都可说是文学革命的先声;在胡适引导之下,白话文学又在文学传统中寻得根源,因此,我们也不能不同意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牵连”(余英时,93)。

    事实上,文学革命者如胡适等,都经历中国文化传统的浸润,他们本身当然与传统构成直接的关系,但就他们所建立的功业来说,他们是成功建筑了一个新的“传统”,就好像夏志清所说的一样(《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25页;《自序》,《新文学的传统》,2-3页)。即使新文学运动可以溯源清末甚或明季(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是“古已有之”,但到了胡适、陈独秀的手上时,已是由量变转成质变的时刻。如前所言,胡适的主要成绩正是将历史解体,一笔勾销了掌握书写权的文人传统的历史作用。

    文学传统本来就在文人之间薪火相传,通过包容、承纳、消化各种内在演化(如文学体式或创作技法的更新)或外来刺激(包括民间文艺、外域思潮等的冲击),在书写系统的支援下,文学传统不断在扩充拓建。在这个情况下,文人可说是活在文学传统之中,传统不是“非我的”、“异己的”;李白、杜甫透过“建安”到“盛唐”的距离,去认识自己在“大雅”、“正体”的传统中的位置,去作“大雅思文王”或者“颇学阴何苦用心”,去“将复古道”或者“贯穿古今”。传统对他们来说,不仅有过去性,也具有现在性;而他们以自己的作品令传统的秩序重整。他们在估量自己的价值时,也就是文学传统的价值重估,“将复古道”的李白没有泯灭自我,“颇学阴何”的杜甫也没有和“正体”对立。

    但文学的历史在胡适等革命家手上,经历了不能和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的承传过程。这不仅仅因为被胡适供奉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n f all values)得到实践,基本上每一个称得上“文学时期”(literary perid)的个中人都会“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重要的是这次估定强调了文学的“过去性”(pastness),否定了文学的“现在性”(presentness)。过去的“重估”往往滋养了传统,丰富了传统的内涵,但新文学运动的目标是彻底破坏文言文学的所有功能——“现在”不能写作“文言文学”;“过去”的“文言文学”都是已“死”的文学,不但在“现在”是已“死”的,在“过去”亦早已“死”去。即使我们说“文言文学”并没有具体的形体,不会因为被攻击而湮灭于整个文化传统之中;但我们要知道,文化传统与个人是需要透过一定的接触点而起互动作用的,如果视传统为一个大型的价值系统,其中必有等级梯次(hierarchy),通过“文学革命”的一次梯次分子的重组(per-mutatin),骈文律诗只好安放到集体潜意识的层面去了。这就是我认为文学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的原因。胡适在1936年写信给汤尔和说:

    至于“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见耿云志《年谱》,《胡适研究论稿》,466页)。

    若果以文学革命来说,所破的也差不多了,问题是所立的不足而已。

    胡适扶立了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的传统,使得元曲、明清章回小说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学体类,成为“文学正宗”,这是他的一项重要的功绩。从文学革命的成果来说,胡适可说是一个成功的“修辞家”(rhetrician);义无反顾、势若长河的论理方法,使文学革命得以成功推展。但从“文学史学”的角度看来,他的文学史观只是由简单的、武断的(arbitrary)概念和价值界划所组成。他没有尝试考虑文学史上种种复杂的现象;他并没有关注到体类间或者运用不同体类的作者之间的并存功能(synfunctin):文言诗文与白话小说并非各为绝缘体;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如士人阶层的扩散和士庶阶层间的流动,文学现象如白话戏曲小说承袭文言的套语,传统诗文通过反常合道、以俗为雅的手段容纳白话元素等问题。在他的文学史论述中都没有适当的照顾。因此他所建立起来的文学传统只是过分简化的、单薄平面的价值观。再加上胡适及其同道根本未脱“上智下愚”的救世者心态,而“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天然差距,就令到胡适等对自己以进化之迹的线索编成的“活文学史”都没有绝对信心,于是大炮铁船以外的精神文化也要师夷长技,以西方文学济急;于是,传统与现代的裂痕,更深无可补了。当然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新文学运动带来了一个新的传统(事实上,我们也别无他法),这个新的传统滋养了以后的历史意识,但我们要知道,新传统与文学革命以前的传统再不是普通的承传关系,最多只能说有对应的(recipr-cal)关系而已。

    经过岁月的冲洗,胡适的文学史观不一定能完全支配现今文学中人的思想,然而胡适及其同道的努力确实把文学革命以后的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学的距离拉远;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很难不经过“五四”意识的过滤。再加上现代政治带来重重波折,文学意识的断层愈多愈深,要瞻望古老的文学传统,往往需要透过多重积尘的纱窗,而望窗的就如胡适所预言,只剩下大学堂中的专门学者。其他人嘛,惟有借助大脑基因所残存的种族记忆,再难像韦勒克所讲的触摸传统的任何部分了(Wellek,51)。

    引用书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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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文化匮乏”与“诗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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