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却有兴趣知道，内地学界对香港文学的关顾，是否仅限于沿海对外开放交流的省市；除了官定研究机关的热心学人外，其他文化中人究竟如何（或者曾否）“接受”、“承纳”香港文学。我们尝试从在内地知识分子中流通极广的杂志《读书》入手，试图测度“香港文学”声影的流播过程。这个选样相信比“专业对口”的《台港文学选刊》、《四海》等专为介绍推广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华文文学的刊物，更有启示意味。因为专业刊物只为“专家”而设；而《读书》的面向，则是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前者或可细大不捐、精粗并陈；后者则需要注意与受众的视界互动以至融合。
《读书》从1979年创刊第1期到1998年第12期的二十年间，一共出版了24期，当中与香港相关的文章共有4篇，专论文学（包括作家作品）的占34篇（见“附录”）。最早的一篇见于1981年第1期，题《沙漠中的开拓者——读《香港小说选》》，是写过《丹心谱》（1979）、《左邻右舍》（198）等剧作的苏叔阳所撰。这篇文章极有象征意义。所评论的小说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于198年1月出版，可说是内地出版的最早以“香港”的集体概念为名的文学选本之一。这个《小说选》目的在于宣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其功能就如一面镜子，“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揭露和鞭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后记》）。如果这个选本真是一面镜子，香港境内的文学活动参与者大概会见到一个陌生的镜象。检视《香港小说选》一书，入录的作家包括：阮朗、舒巷城、刘以鬯、陶然、李洛霞、吴羊璧、梁秉钧、杨柳风、张雨、谷旭、东瑞、连云、张君默、刘于斯、夏易、白洛、海辛、彦火、黎文、谭秀牧、夏炎冰、西门杨、萧铜、瞿明、漫天雪、徐訏、侣伦、凌亦清。当中固然有徐訏、李辉英、梁秉钧、李洛霞等与香港左翼文艺关系不算深的作家，但所选小说是否他们的代表作却成疑问；名单的主要代表是香港的左派作家和当时初到香港的南来作家。即使在南来作家群中，也有人不满这个选本。《读书》杂志关于“香港文学”的第二篇文章，就是南来作家之一的东瑞（有《恭喜发财》一篇入选）所写《对《香港小说选》的看法》（198年第12期）。文中并非针对苏叔阳文章做出回应，而是指出这个选本“缺乏代表性”、没有“尊重作者”、“排编失当”。
这个选本也有另一种反映作用：可以映照出编选者当时视野的局限。照黄子平所说，《香港小说选》的审视标准只能是恩格斯评巴尔扎克的“典型论”和“现实主义”；而“回到现实主义”本来是当时对“假大空”的极“左”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有其积极的作用；可是对于内地的文学中人，香港的“辛酸和痛苦”、“虚伪和丑恶”，似乎分量不够，且了无新意（《“香港文学”在内地》，271-273页）。黄子平的感慨，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反映论”的“科学”和“客观”，其实与“主体”的“期待视野”有莫大关联。这个选本面世时，黄子平身在北京，正处思潮新变的酝酿期。据他的回忆，这里所选48篇作品“未能给当时的读者留下应有的印象”（《“香港文学”在内地》，273页）。因此，苏叔阳在文章结尾表明“无力也无心评断当今香港小说的现状”，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苏叔阳对“香港”和“香港文学”毕竟也做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评断。他指出：
一、香港是个畸形的社会，光怪陆离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城市；文学难逃被商业侵袭的厄运。这说明了一个真理：资本主义于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政治制度对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最有利呢？）
二、中国的文学，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突飞猛进；创作思想上越来越摒弃那种主题先行，从观念出发的非文学的指导思想。香港的文学，还没有追上这股汹涌的洪流。（问题是：“香港文学”是否都是主题先行的写作？）
三、香港小说的成绩，不要说同世界小说的发展看齐，离中国小说的主流也相去甚远。（问题是：何谓“世界小说”？为什么要你追我赶？）
苏叔阳的衷心之言是：
无论如何，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在内地，是在大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只希望，香港的作家们也能解放思想，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把自己的作品溶于中国文学的长河，汇入世界文学的海洋（33）。
其实，我们由苏叔阳的说话，也可以理解当时知识分子如何理解“中国文学”、“香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位置：“世界文学”最先进；“中国文学”正努力追赶；“香港文学”却落后停滞。苏叔阳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刚从思想禁锢的黑暗夜空走出来，感受到阳光灿烂的“新启蒙”，预备与现代化的“世界（文学）”接轨。面对文化的差异，首先拈出的是“历时的”衡尺量度，排列成“落后”到“进步”的轨迹。福建人民出版社编的《香港小说选》仅仅以“图解生活”、“图解概念”的作品为主要样本；没有兴趣翻寻香港人在过去几十年与中西文化的纠缠轇轕，没有探问香港作家在社会、经济种种压力下蜿蜒流动的努力。苏叔阳的惟一根据既不全面，无怪乎他觉得香港的小说“还停留在初创的阶段”，谆谆告诫香港的作家要跟随那努力追赶“世界文学”的人潮。
《读书》二十年中关乎香港文学的三十多篇文章，超过一半是罗孚（除了最早一篇之外，均以“柳苏”为笔名）所作。最早一篇是1986年12月的《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最后一篇是1992年1月的《杂花生树的香港小说》。最密集的是1988年1月到1989年1月这段期间，每期都刊出一篇。当中只有两篇是香港文坛的综合介绍（《杂花生树的香港小说》、《香港的文学和消费文学》），其余都是作家的介绍；所论作家包括：曹聚仁、亦舒、金庸、梁羽生、三苏、唐人、叶灵凤、林燕妮、梁厚甫、西西、侣伦、徐訏、刘以鬯、小思、董桥、李辉英等。罗孚谈论的作家，主要以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为主。如果我们把这份名录与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选的《香港小说选》和《香港散文选》的作者名单相较，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有极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背后有许多个人和时代的因缘，不能简单地以品味不同来解释。以时代而言，“文革”后的“新启蒙”在8年代后期已有深长的发展，专以文学思潮而言，从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到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倡议，已可以见到其间动力的运转。知识分子对各种“新异”有好奇的容忍。政治的大气候当然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香港要从英国人手中归还中国。这南方的海隅一角，居然得享全国目光的“凝视”（the gaze）。在黎庶的视界中，香港的形象更挟商品经济发展大势而获得“近于谀”的令誉（参罗孚《收场白“大香港心态”？》）。可是，《读书》的受众都有“知识的傲慢”，不会“从众”地欣赏庸俗的“港式”世情。
在此以外的“历史偶然”是罗孚从1982年起羁留北京超过十年。罗孚本是长期在香港活动的开明左派，与左翼以外的文化人来往较多，对香港的认知有可能冲出政治的藩篱。在《好一个钟晓阳！》一文中，罗孚就提到1981年自己以“左派阵营的一员”，约见“在右边以至台湾的报纸发表作品”的钟晓阳。这种“跨越”左右界线的举措，在当时而言，不是所有文化人都愿意或者有能力做的。当他在北京找到一个可以游移的空间时，刚好碰上“香港”以复杂形相浮现当前，于是他先写了《香港·香港……》（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一书，由“太平山顶”谈到“女人街”、由“香港的‘中国心’”说到“香港人”享有的“自由”。接下来就在《读书》畅谈香港的文坛。
由于罗孚的文章较多，可说自成体系，它们在《读书》的连续出刊，很能说明“香港文学”的展现模式。我们首先注意到罗孚的书写策略有二：一是掌故，另一是猎奇。二者又自是互有关联。第一篇是《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曹聚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本来就有一个清晰的“上海作家”形象，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关系非浅。由这个文化回忆来开展一段掌故，可以牵动怀旧的好奇。《读书》的读者在文中看到夏衍、聂绀弩、秦似等的声影之余，罗孚从旁点染，指出曹聚仁“一生的著作有五分之四是在香港完成的”。由是，“香港”就得以依附在一丝半缕的旧情之上，汇入共同记忆的川流中。再如稍后一篇《凤兮凤兮叶灵凤》在细说主人公寓居香港的生涯之余，结尾是这么一句：“如果凤凰也有中西之分，那就可以断言，叶灵凤是一只中国凤。”“香港”是“中国”记忆之川偶然溅起的几点水珠。
罗孚在写过曹聚仁之后，就以《香港有亦舒》来做另一方向的开展。接下来再写《金色的金庸》、《侠影下的梁羽生》。8年代开始，大陆曾有一阵“琼瑶热”，于是罗孚就以“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一句来开始他的文化导游。亦舒是“书院女”（即香港“英文中学”的女学生），写“流行言情小说”、讲“现代化都市的爱情故事”，这都是新鲜的滋味。至于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侠小说，从“文革”后期通过夹带偷运等民间活动早一步“回归祖国”，后来更进占南北街巷的书摊，本来毋庸引介。然而罗孚的贡献是：特别为中国读者奠定品尝异域野味的心理基础（或说“思想准备”）；他屡屡指出：“海外不同于大陆”（《金色的金庸》），“在香港、台湾和海外，新派武侠小说并不被排除于文学领域，新派爱情小说就更不被排除了”（《香港有亦舒》）。“香港”既是异域，当然有可供猎奇的有趣珍玩。于是有《才女强人林燕妮》中刻画的“奇女子”，又有《三苏——小生姓高》中“标榜”的文言、白话加广东话的“三及第”怪论；前者之“新”在于“奇情爱情”、“现代都市”的“软绵绵”；后者之“奇”在于“香港又是长期受到封建文化影响的地方，文言文的遗留也就不足为奇”。“香港文学”在这种论说中，不失其“光怪陆离”的“本质”。
罗孚并不是没有品味的导游。他介绍刘以鬯时，把他的“现代”与“现实”纠结处娓娓道来（《刘以鬯和香港文学》）；当他述说西西的长短篇时，又能以疏朗的笔锋剪影存神（《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当然他不会忘记在重要关节刻记如下的断语：《酒徒》“既是香港的，又是有特色的”；“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会得赞美“读书无禁区”的“我城”。我们看到罗孚的确站在香港境外的立场，以寻幽搜奇的目光来看“香港文学”。
这位文化导游可精于其业，虽然他自己在香港本来就是左翼文坛的中心人物，但他没有重点倾销积存的现货；除了曹聚仁、叶灵凤等别有“怀中国文坛之旧”功能的作家以外，属于圈内同仁的作家他只选了侣伦、唐人和两份文艺刊物作为样本。重点所在，还在于“香港文学”的“异色”。但这“异色”又不能太生涩难谐，于是罗孚记得说明亦舒崇拜鲁迅、崇拜曹雪芹、崇拜张爱玲；三苏曾经表示写小说得力于《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林燕妮追随罗慷烈进修古典中国文学、“梦中情人”是纳兰容若；西西会得写文言文，小思因为研究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踪而成为“香港新文史的拓荒人”……。
在罗孚编制的采购货单中，最有指标作用的莫如董桥散文。罗孚在《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中郑重提醒他的读者“董文是香港的名产”，甚至不惜高声叫卖：“你一定要看董桥！”相对于当时内地的文风，董文的“异色”是最明显不过的；罗孚欣赏的理由之一，应该是有见于董桥所说：“我要求自己的散文可以进入西方，走出来；再进入中国，再走出来；再入……。”这不就是“华洋杂处，中西汇流”的“香港牌”正货吗？罗孚三番四次说：“他现在是‘香港人’”、“他当然是‘香港人’”、“董桥可以说是‘香港人’”；“物化”后的“董桥”以至“香港文学”就在明早深巷的叫卖声中摆陈待售。在福建晋江出生，在印尼成长，在台湾念大学，在英国研究马克思的董桥本人，可能不一定欣赏身上挂上“香港牌”的标签，但事实是：销情走俏。
相对来说，卞之琳评介诗人古苍梧，虽然比罗孚的系列文章更早见于《读书》，却没能引起类似的轰动。卞之琳对古苍梧诗集《铜莲》中的三辑诗以至林年同的序文都有独到的评析，可是反响仅限于卞之琳提出的“诗是否该用标点”这个小环节。董桥散文经罗孚品题之后，以“香港”的身份在大陆文化圈得享盛名。事实上罗孚以外的论家，所提到的香港作家几乎没有新增：如冯亦代谈叶灵凤、吴方谈曹聚仁、柯灵谈小思、何平和冯其庸谈金庸等。只有李公明以《批评的沉沦》为题论“梁凤仪热”一文，明显超出罗孚名单之外，而又别具文化批评的意义。
至如9年代中期以后的几篇文章，如张新颖《香港的流行文化》评介梁秉钧所编《香港的流行文化》一书，袁良骏《《香港文学史》得失谈》以王剑丛所撰的《香港文学史》为论，二者都是在文学史或文化史论述形态已有相当规划之后的评断，与罗孚等论说在建构正典的过程中有不同阶段的意义，有关问题可以暂且搁下。
总而言之，由苏叔阳由《香港小说选》窥探“香港文学”，到罗孚推介“香港文学”的系列文章之备受中国知识界注目，其过程以至当中的策略都值得我们细心审视。以上只是初步的观察，试图为一种“香港文学”概念被捏合成形的过程做出测度；经过这个审察程序，我们可以再进而对照9年代出现的具体文学史书写和相关的后设论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