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在香港

    “香港文学”在中国

    把“香港”写入“中国”

    “香港”如何“中国”？

    现代文学在香港活动已经有一段不短的历史。如果依从众说，以1928年创刊的《伴侣》杂志为标记，则香港新文学的起步只比《新青年》杂志正式刊载白话文作品的1918年晚十年（黄康显《从文学期刊看香港战前的文学》，18-42页；黄维梁《香港文学的发展》，535-536页）。照袁良骏的讲法，这个起步时间更可以推前到1924年；他指出英华书院在1924年7月出版的《英华青年》季刊中已有白话小说五篇（《香港小说史》，37-41页）。我们必须明白，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香港的文化发展几乎无所着力；香港人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只凭简单的信念去摸索文学的前路。我们翻开侣伦的《向水屋笔语》，从其中几篇忆旧的文章，例如《寂寞地来去的人》、《岛上的一群》等，就可以看到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不久，香港作家已经很努力地探索学步，甚至以朝圣的心情，主动跑到上海拜会文艺界，希望取经悟道（侣伦，3-21、29-31、32-34）。可以说，香港的新文学活动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开展，起起伏伏地存活于世，也遗下不少形迹和影响。

    可是，以“香港文学”作为一个具体的言说概念，为它定义、描画，以至追源溯流，还是晚近发生的事。从流传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偶然也会见到“香港文学”一词在6年代以前的文学活动中出现；例如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罗香林，就曾在1952年11月以《近百年来之香港文学》为题做演讲。但这不过是以香港所见的中国文学活动为谈论对象，与罗氏后来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学在香港的发展》的演讲相近。当时的视野，主要在于揭示香港这个由英国人统治的弹丸之地，还留得中国文学的一点血脉。另一个以“香港”为单位的文艺考察，可以李文在1955年刊行的《香港自由文艺运动检讨》为例；文中分别讨论东方既白、赵滋蕃、格林、易文、张爱玲、沙千梦、耿荣、黄竞之、徐速、徐訏、黄思骋、余非等人的作品；但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以“自由”为口号去宣扬“反共”文艺，对“香港”这个符号，无所究心。当然这篇长达79页的文章，本身的文学史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中国自由文艺》，14-92页）。以上两种论说，前者意在以血缘传统的想象来抚慰文化孤儿的心理匮乏，后者则是文艺与政治宣传结合的一次操作示范；各有其文化政治的意义。

    然而，上述二说到底没有7年代以还那种追寻本土个性的冲动。香港人为本土文化定位的行动，当然与7年代麦理浩（Sir Crawfrd Murray Ma-cLehse）统治时期（1971年11月-1982年5月）所滋生的“香港意识”有密切关系（参郑树森，52-53；萧凤霞，2；田迈修、颜淑芬，7；藤井省三，91-93）。《中国学生周报》在1972年就曾发起过“香港文学”的讨论；1975年香港大学文社更举办了一次“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编就《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资料汇编》。198年中文大学文社又曾主办“向态文学生活营”，编制包括《香港文学史简介》、《文学杂志年表简编》、《理论、背景及杂志选材》等资料册。这些活动所开展的只是粗浅的文学史论述，所编制的资料也充斥疏误阙遗，但的确可以见证当时香港本土年轻人的意识中，已有为“香港文学”做系统理解的想法。

    当然，这种追寻“香港文学”的意识，初期只能具体化为零星的言说；要经历相当时日的酝酿，才因时乘势，转化为大规模的书写行动。早在1975年，活跃于香港文坛的也斯，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外课程部开设“香港文学三十年”的课程（参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218页）。从8年代开始，在香港境内更出现不少“香港文学”的研究活动，大学与各种文化机构多次举行学术研讨会（参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人学者纷纷撰写详略不同的论文，以发声比较响亮的几位论者为例，我们可以顺次举出这十年间好些有关“香港文学”的文章：

    刘以鬯《香港的文学活动》（1981年3月）；

    黄维梁《生气勃勃：一九八二年的香港文学》（1983年1月）；

    黄继持《从香港文学概况谈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1983年3月）；

    黄维梁《香港文学研究》（1983年8月）；

    卢玮銮《香港早期新文学发展初探》（1984年1月）；

    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1985年4月）；

    黄康显《从文学期刊看战前的香港文学》（1986年1月）；

    杨国雄《关于香港文学史料》（1986年1月）；

    刘以鬯《香港文学的进展概况》（1986年12月）；

    黄继持《能否为香港文学修史》（1987年5月）；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988年1月）；

    梁秉钧《都市文化与香港文学》（1989年5月）。

    （资料根据：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黄继持《寄生草》、卢玮銮《香港故事》、刘以鬯《短梗集》、刘以鬯《见虾集》）

    在检讨“香港文学”作为言说概念所引发的活动时，我们却可以见到一个值得再思的现象：香港境内的学者，到了23年的今天，还没有为“香港文学”征用一个更强而有力的符号：“文学史”。香港境内不能说没有类似“为香港文学修史”的书写行动，只是各人所做的都是片段的、个别的游击；还无力写成一本以“香港文学史”为名的著作。最近传闻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香港文学史”的书写规划在筹备中，其书写的取向和定位尚未明晰。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文学史”力量发挥不懈。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方面的书写行动在同时进行：一是撰写专门的“香港文学史”；另一是在新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加入“香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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