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指出，研究香港文学的主要学术力量，还是集中在闽粤两地。由于地缘之利，得风气之先，单行别出的《香港文学史》，都由两地学者担任编辑。以下我们再参考两本在“九七”以后出版，由广东地区学者主持编写的文学史，作为对照省察的对象。其一是金钦俊等编著的《中华新文学史》（简称钦著），全书164页；下卷为1949-1997年的“2世纪下半期文学”，共68页，香港部分47页，占7.73%。其二为黄修己主编《2世纪中国文学史》（简称黄著），全书948页，1949年以后的部分共52页，香港部分34页，占6.77%。
钦著由王剑丛组织策划，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黄著则由黄修己主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有关香港文学的章节撰写者，也就是全书的策划人王剑丛，他自己已写有《香港文学史》；翻检本书，当可以见到一位香港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如何把“香港文学”安置于他概念中的“中国文学”版图之中。黄著中有关香港文学部分重点放在小说之上：诗与散文部分合共只有一节，由王光明和王列耀执笔；小说占相关篇幅最多，凡三节，都是艾晓明所撰写。艾晓明曾编有颇受称赏的《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1991），近著《从文本到彼岸》（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中主要部分也是香港小说的相关研究。本书的特色是充分利用近年的香港文学研究成果，尤其是香港本土的评论和研究。
（一）秩序如何建立
钦著的香港文学部分是王剑丛自原来篇幅达三十万字的《香港文学史》剪裁而成，两处思考方式以至结构组织，完全相同；前者所有的论述文字，几乎都是后者原文的摘要撮述。然而有趣的地方，还在于个别作家的删选。有些删削的原因比较明显，例如“写实主义作家”原先包括有诗人何达，但在钦著中删去。复检王剑丛原书，当中指出何达到香港后，尤其在7年代以后，“诗作的时代色彩、鼓动性已淡化，他不再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或工具”（《香港文学史》，215页）。以钦著的框架而言，把“不再战斗”的何达删掉，理由是可以成立的。又如原书有《其余新一代本土作家的创作》、《框框杂文》等题目的章节，都不复见于钦著；其理据可能是因篇幅的限制而把次要的作家或文体省略。《香港文学史》原有戏剧和文学批评的章节，在钦著中亦被删去。大概认定这两种文体在香港文学的地位不高。我们虽不认同其判断，但也算是在一定视野之下的“合理”做法。
不过，当我们看到钦著对香港诗人的处理，则会大惑不解：原来在王剑丛《香港文学史》中，被安排入“学院派作家的创作”的也斯整整一节全部删去；另外原本属于重点处理的戴天、黄国彬也删掉；反而原来只属“其余”之列的傅天虹、王一桃（见“其余新一代南迁作家的创作”一节），在钦著中却成了重点论述的作家。事实上，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取王一桃而弃也斯的选择，都属于颠倒错乱的举措；尤其出自研究香港文学经年的学者之手，更令人讶异。
这或者可以说明：文学史评断的失衡，是内地把“香港”写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一个持续出现的现象。这种失衡，也可以用“新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位置来作说明。钦著先说金庸的作品“思想内涵博大精深”（599），这在一个以思想内容为主要基准的批评传统中，是极为重要的赞语。以下还有这样的评断：
金庸博学多才，中西学问皆通，琴棋书画、佛道儒学、秘笈剑经、气功脉道、武功招式、江湖黑话、行帮切口、门派渊源，均了然于胸。他的作品熔天道地道人道于一炉。金庸小说的语言雅洁、清俗，时时展现一种诗的意境，一种如画的境界。它不仅具有一般小说的所有特点，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如果把它放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之林中，应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61）。
钦著以几乎失控的热情，去褒扬这位香港“通俗小说”的首要人物；所下评语的分量，远超各位“现实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作家。看来，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通俗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一贯森严的律法面临颠覆的源头。
（二）通俗文学经典化
如果我们再引黄著所论为证，则“收编”行动带来的激荡会更加清晰。黄著中“香港文学”的叙述，与“澳门文学”部分同列，是全书最后的一章（《香港澳门文学》）。令人讶异的是，当中没有专门讨论金庸的分节或者段落，惟有本章的“香港文学概述”一节结尾稍稍提到：
香港的通俗小说中登峰造极者一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另一亦舒的言情小说。这两家小说在不同的维度上联系传统文化和城市感性，为现代小说增添了新文体（442）。
但本章并没有细意讨论香港的“通俗文学”。如果我们以为黄著是崇雅卑俗，就是一个大大的误会。因为在黄著的第十三章，《2世纪通俗文学》的题目赫然在目，其中第5节就是“金庸的新武侠小说”。这现象大抵有两层意义：一、金庸是“香港文学”中能够成功“北进”，攻入中原的代表人物；二、“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领域，开始要分化出一个书写“通俗文学”的空间。
本来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大家，在文体类型上有定鼎的功业，是不必质疑的；但更成功的是他以“复印的高雅”媚众——“雅”“俗”同在彀中，使文化工业的生产与传销，攻陷雅俗之间的脆弱防线。再加上金庸于“外文本活动”（extra-textual activities）的实践行动（例如长时间经济援助武侠小说的学术研究、支持举办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议），将“自我正典化”（self-cannizatin）依轨迹完成，其过程本身就极具文学史书写意味。我们看到国家教委高教司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标举六位香港代表作家，金庸被抬举为首位（124）；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更指出：
金庸把武侠小说抬进了文学的殿堂，他也因此进入了2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列（252）。
199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其中《小说卷》由王一川主编；十位“大师”名单中，茅盾不在其内，而金庸名列第四。这宗事件引起一番轰动。金庸的“大师”名衔，根据在此。
这都说明了金庸的成功：或则被视为“香港之首”，甚而超越“香港”的樊篱，正式升入“中国文学史”的殿堂。在个人荣宠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金庸在内的“通俗文学”或者“流行文化”在被收编的过程中，反而颠覆了文学史书写的常规。黄著于整体论述中另辟新章固然是一个例证，同样的思维也以不同的方式见诸其他文学史著作之中。例如钱理群和吴晓东在冰心领衔主编的《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负责撰写现代文学部分；他们没有以专门章节介绍香港文学，却开辟了“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的专节，并以金庸为主要讨论对象之一，顺及的香港作家则有亦舒（229-231）。
（三）文化异质细商量
黄著的特点，除了见诸金庸的编录情况之外，值得注意的，还在于编写者对香港文学的个别作家和作品的认知。相对于9年代早期几本文学史，黄著所论似乎与我们所认识的“香港文学”比较接近。这当然与近年来港粤交流频繁、讯息易于流通有关。从书中注文征引可见，编写者曾经参阅不少香港本土以至国外学者的评论研究。当中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似乎已较少受到内地批评传统的限制。然而，我们还是认为黄著的“香港文学”部分似是批评资讯的撮录，多于文学史的评断和析论。
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论述的一大缺失，是以“瞎子摸象”的方式去描画叙述者所未能掌握的局面，将捡拾而得的断片，强作拼图的一角。黄著的问题，却不在讯息不广，而在于无法将两种相当程度的异质文化找到串连的线索。对香港文学个别现象有比较具体的掌握之后，如果只是在原来以中国大陆文学为主体的大纲上补添一章几节，所得也不过是本已割弃的“盲肠”（“Appendix”既是附录，也是盲肠）。在5年代以后香港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有历时的传承与变奏，但却与共时的毗邻渐行渐远。殖民统治策略的变化加上本土意识的滋长，使香港的文化文学有其独特的发展。同时内地的社会政治也经历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文学当然有异于香港的表现。既然两处地区各有异质，如果有意图将这些异质并置于一个架构之内，则这个架构不应只有一种视向，以免疏略遗漏某些殊相。这个架构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框架，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不同的叙述视野，使异质既能并存对照，也能见到其间互为牵引的力量。
为了简单说明我们的构想，以下略以香港的位置，重新思考两个地区的文学关系，以为把“香港文学”写入“中国文学史”这项工程，做一些推敲：
一、在香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与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如何承传？有何变奏？如何与台湾的现代主义思潮关联互动？西方思潮在香港流播的情况又起了什么作用？
二、自5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与香港政治社会交流有了阻隔的情况下，香港的文化环境如何与现代文学传统衔接？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以何种面貌出现？
三、在香港5年代以还民间出版商翻印、重排现代文学作品，以及整编现代文学资料和选本，如何影响香港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
四、在香港7年代以还出现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如赵聪、丁望、李辉英、司马长风等人的著作，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与盛行的王瑶、刘绶松或丁易的书写体系有何不同？其异同原因又为何？
以上所列，当然只是应该提问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但如果我们先由这些方向出发，起码可以跨越现在的“板块”思考模式。我们得承认，文学史可以有许多种写法，范围可宽可窄；如果我们还期待“中国文学史”内有香港的角色，则更多元的切入角度必不可少。
附录：1979-1998年《读书》所见有关香港文章目录
1981年1月：苏叔阳《沙漠中的开拓者——读《香港小说选》》；
1981年12月：东瑞《对《香港小说选》的看法》；
1982年7月：卞之琳《莲出于火——读古苍梧诗集《铜莲》》；
1982年8月：温儒敏《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1983年6月：李毅、卞之琳、古苍梧《新诗要不要标点？》；
1985年5月：萧兵《香港访学散记》；
1986年9月：钱伯城《记香港“国际明清史研讨会”》；
1986年12月：罗孚《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
1987年8月：陈可《认识香港·介绍香港——兼谈《香港，香港……》》；
1988年1月：柳苏《香港有亦舒》；
1988年2月：柳苏《金色的金庸》；
1988年3月：柳苏《侠影下的梁羽生》；
1988年4月：柳苏《三苏——小生姓高》；
1988年5月：柳苏《唐人和他的梦》；
1988年6月：柳苏《凤兮凤兮叶灵凤》；
1988年7月：柳苏《才女强人林燕妮》；
1988年8月：冯亦代《读叶灵凤《读书随笔》》；
1988年8月：柳苏《梁厚甫的宽厚和“鬼马”》；
1988年9月：柳苏《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
1988年1月：柳苏《侣伦——香港文坛拓荒人》；
1988年11月：柳苏《徐訏也是“三毛之父”》；
1988年11月：一木《金庸小说的堂吉诃德风》；
1988年11月：一木《叶灵凤和潘汉年》；
1988年12月：柳苏《刘以鬯和香港文学》；
1989年1月：柳苏《无人不道小思贤——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
1989年4月：柳苏《你一定要看董桥》；
1990年5月：吴方《山水·历史·人间——谈曹聚仁的“行记”和“世说”》；
1990年7月：柯灵《香港是“文化沙漠”？——序小思散文集《彤云笺》》；
1991年4月：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
1991年12月：冯其庸《瓜饭楼上说金庸》；
1992年2月：柳苏《香港的文学和消费文学》；
1992年7月：柳苏《东北雪东方珠——李辉英周年祭》；
1992年1月：柳苏《杂花生树的香港小说》；
1993年5月：李公明《批评的沉沦——兼谈“梁凤仪热”》；
1994年3月：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1996年7月：张新颖《香港的流行文化》；
1997年1月：袁良骏《《香港文学史》得失谈》；
1997年7月：陈国球《借来的文学时空》；
1997年12月：王宏志《我看南来作家》；
1998年12月：李欧梵《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双城记之一》。
引用书目
中文部分
郑树森：《谈四十年来香港文学的生存状态》，《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张宝琴、邵玉铭、痖弦主编，52-53页。
张宝琴、邵玉铭、痖弦主编：《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北：联合文学，1994年版。
萧凤霞：《香港再造：文化认同与政治差异》，《明报月刊》，1996年8期，19-25页。
田迈修、颜淑芬合编：《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认同与设计》，香港：香港艺术中心，1995年版。
藤井省三：《小说为何与如何让人“记忆”香港——李碧华《胭脂扣》与香港意识》，《文学香港与李碧华》，陈国球编，81-98页。
陈国球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年版。
王韶生：《中国诗词在香港之发展》，《怀冰室文学论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1年版，333-342页。
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香港新文学年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年版。
罗香林：《中国文学在香港之演进及其影响》，《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版，179-221页。
侣伦：《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
袁良骏：《香港小说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
黄康显：《从文学期刊看香港战前的文学》，《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版，18-42页。
黄维梁：《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史新编》，王赓武主编，535-536页。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
李文在：《香港自由文艺运动检讨》，《当代中国自由文艺》，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年版，14-92页。
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青文书屋，1996年版。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29-145页。
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香港：华汉出版社，1985年版。
黄继持：《寄生草》，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
卢玮銮：《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刘以鬯：《短梗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刘以鬯：《见虾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3年版。
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年版。
曾敏之：《香港文学概观·序》，《香港文学概观》，潘亚暾、汪义生。
许翼心：《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台港文化研究所编。
上海复旦大学台港文化研究所编：《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年版。
古远清：《内地研究香港文学学者小传》，《当代文艺》，2年4期，84-93页。
吴其敏编：《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选》，香港：香港青年出版社，1973年版。
冯伟才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香港：集力出版社，1985年版。
冯伟才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
冯伟才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
也斯（梁秉钧）、郑臻（郑树森）编：《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台南：民众日报出版社，1979年版。
也斯、郑臻编：《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台南：民众日报出版社，1979年版。
郑树森：《香港文学专号·前言》，《联合文学》，94期（1992年8月），16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香港小说选》，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香港散文选》，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边缘阅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年版，271-273页。
罗孚：《收场白“大香港心态”？》，《香港文化漫游》，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版，212-213页。
柳苏（罗孚）：《香港文化纵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张立宪等：《大话西游宝典》，北京：现代出版社，2年版。
罗孚：《香港文坛剪影》，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
罗孚：《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
罗隼：《香港文化脚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年版。
黄子程：《不甘心于美丽——访董桥谈散文写作》，《董桥文录》，陈子善编，686页。
陈子善编：《董桥文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周泽雄：《面对董桥》，《读书》，21年1期，133-135页。
谢长青：《香港新文学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年版。
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潘亚暾：《香港作家剪影》，厦门：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王剑丛：《香港作家传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年版。
汪景寿、王剑丛：《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雷敢、齐振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年版。
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曹廷华、胡国强主编：《中华当代文学新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金钦俊、王剑丛等：《中华新文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黄修己：《2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肖向东、刘钊、范尊娟主编：《中国文学历程·当代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
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年版。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冰心主编：《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
§§第八章 书写浮城——叶辉与香港文学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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