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的男孩
在与世隔绝的上萨尔茨堡山顶生活多年，皮尔特竟有些难以适应金域营的生活。被捕不久，他便被送到雷马根附近的这座营地里。被押送的路上，士兵告诉他，因为战争已经宣告结束，所以他并不是战俘，而是属于所谓的“缴械敌军”。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队列里一个站在皮尔特附近的男人问。
“意味着你们不适用于《日内瓦公约》。”一个美国守卫回答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又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所以，别指望你们会有什么特别待遇，德国佬。”
皮尔特就这样和二十五万德国士兵被关在营里。踏进营地大门的那瞬间，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和任何人说话，而是假装成聋哑人，他用能回忆起的那点儿手语和人交流。这场伪装非常奏效，很快，人们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更别说找他说话了。他就像不存在一样。不过，这正是皮尔特想要的结果。
皮尔特所住的这片区域大约有一千多人，从名义上高人一等的国防军军官，到比他还小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过，那些年纪太小的成员没关几天便被释放了。他住的那栋营房大概管着两百多人。但营房却只有不到五十张床。大部分夜晚，皮尔特会在靠墙的地方找到一小块空地，然后把夹克卷起当作枕头，期待能睡上几个小时。
他们当中的一些士兵，特别是军衔较高的那些会被提出来审问，以查明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在贝格霍夫被捕的皮尔特也几度被审问。但他还是继续装聋作哑，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下他是如何离开巴黎，如何被自己的姑妈照顾的故事。当局换了好几位军官轮流审问他，想从他的故事中找出一些破绽。但他说的都是事实，军官们也无法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那你的姑妈呢？”一位士兵问他，“她发生了什么？你被发现的时候，她不在贝格霍夫吗？”
皮尔特握起笔，试着稳住他那只颤抖的手。她死了，他终于写了下来。他把本子递给那位士兵，却刻意避开了他的目光。
营地时不时爆发几场争斗。一些男人因为战败而痛苦，另一些人对此却无动于衷。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开始公然抨击纳粹党，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元首的漠视。这个男人戴着灰色的羊毛船形帽，皮尔特知道他曾经是德国空军的一员。突然，一个国防军军官走了出来，扇了那男人一个耳光。大骂他是叛徒，还说就是因为有他这种人，德军才会战败。他们扭作一团，拳打脚踢，在地上厮打了将近十分钟。如此残忍的场面却让其他人都兴奋不已，他们围成一圈，尽情地呼喊着，似乎把这场打斗当作金域营无聊生活的消遣。最终军官输给了空军，这一结果把营房划分为两个阵营。虽然打斗分出了胜负，但两人都伤痕累累。第二天，这两个人都消失了，皮尔特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一天下午，皮尔特经过厨房时，发现那里没有士兵看守。他悄悄潜了进去，偷了一块面包，藏在衬衣里偷偷运回营房。那一整天，他都在偷偷地小口咬着那块面包。他的胃“咕咕”直叫，但与其说他是因为饿，不如说他是因为这块“天上掉下的馅儿饼”乐得直叫。但他才吃到一半，一个比他年长一些的中尉就发现了他的秘密，把面包抢走了。皮尔特想反抗，但这个男人对他而言太强壮了。终于，皮尔特放弃了反抗。他像一只囚禁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旦发现了更强壮的挑衅者，便会乖乖退回角落。于是，他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抛在脑后。他现在只想放空自己。没错，放空自己，还有，忘掉一切。
有时候，一些英文报刊会在营房里流传。懂点儿英文的人会给大家翻译，告诉营房的人们国家投降后的近况。皮尔特听说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被送进监狱；莱妮·里芬施塔尔，就是爱娃生日那天在贝格霍夫摄像的那个女人，声称自己对纳粹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但还是先后被关押在法国和美国拘留营里。在曼海姆车站踩皮埃罗手指，后来吊着骨折的右手到贝格霍夫接管一整座集中营的中校，已经被盟军逮捕了，并且他毫无怨言地听候处置。至于那位计划在所谓的“利益区”里设计营地的比绍夫先生，皮尔特却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但他听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都已经被解放。东到克罗地亚的亚塞诺瓦茨，北至挪威的贝利亚托，南到塞尔维亚的塞米斯托，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都被释放“回家”了。但他们早已经家破人亡，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长辈、兄弟姐妹，还有孩子。集中营的个中细节逐渐向世人揭开，皮尔特专注地听着。但当他试着去理解这件自己也参与其中的罪行，现实有多残酷，他就有多麻木。这些夜里，他常常失眠。每当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时，他就会盯着天花板，在心里默念：我难辞其咎。
后来有一天，他被释放了。那天上午，大约五百个男人聚集到院子里，被告知他们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这些男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生怕自己落入盟军的某种圈套里。他们提心吊胆地朝着大门走去，走到离营地一两英里远的地方，回头确认真的没有人跟踪他们。他们才逐渐放下心来。与此同时，他们面面相觑，突然从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解放，他们竟有些不知所措。此刻，他们心里想的是，现在，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接下来这些年，皮尔特四处游历，他目睹了战争在城市和人们心中留下的伤痕。他从雷马根北上，在那里他看见了皇家空军炸得面目全非的科隆。他所到之处，没有一栋完好的建筑，街道也已经无法通行了，只有一座大教堂在经历了几番空袭之后，还伫立在城市的中心。他从科隆西行前往安特卫普，在一座繁忙而巨大的海港临时找了份工作。他还在那里找到了栖身之处，是一座能够俯瞰斯凯尔特河的小阁楼。
他甚至还交了个朋友。这对他来说真是件稀罕事儿，因为大部分造船厂的工人都觉得他是个不合群的怪人。他的这位朋友，名叫丹尼尔，与他年纪相仿，而且他们一样很孤独。即便是在炎炎夏日，其他人都赤裸着上身，丹尼尔还是穿着他那件长袖衬衣。其他人对着丹尼尔打趣道，这么含羞，可就找不到女朋友喽！
丹尼尔和皮尔特有时会一起吃晚餐，或者一起喝喝小酒。但丹尼尔从来不提他在战争时期的生活，皮尔特同样也是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酒吧待到深夜。丹尼尔告诉皮尔特，那天本应该是他父母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
“什么叫本应该是？”皮尔特问。
“他们都去世了。”丹尼尔平静地回答。
“对不起。”
“我的妹妹，也去世了。”丹尼尔开始向皮尔特吐露心事，他用手指轻轻搓着桌面上一个不太明显的标志，“还有我哥哥，他也不在了。”
皮尔特什么也没说，但他已经猜到了为什么丹尼尔总是穿着长袖，而且不愿意脱下衬衣。他知道，在那衬衣底下，一定有许多伤疤。不管丹尼尔有多不想活在那段痛苦回忆里，只要他一低头，这一道道伤疤就会让他想起从前那些可怕的经历。
第二天，皮尔特向老板递交了辞呈。他没有和丹尼尔告别，便只身一人离开了安特卫普。
他坐着火车北上来到阿姆斯特丹。他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年。接受了教师的职业培训后，他彻底换了个职业，在火车站旁的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份教职。他从未提起自己的过去，几乎不在职场之外交任何朋友。大部分时候，他都独自一人待在屋子里。
某个周日下午，皮尔特到韦斯特公园闲逛。一位街头艺人正在树荫下拉着小提琴。他停了下来欣赏。这美妙的琴声把他带回了巴黎的童年时光——那真是段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爸爸还会带着他到杜伊勒里公园玩耍。人群不知不觉地聚集在演奏者周围。那位街头艺人停下来，给琴弓上了松香。
这时，一个年轻的女人走上前去，在他倒过来的帽子里扔了一些硬币。女人一转身，朝皮尔特的方向扫了一眼。他们四目相对，那瞬间，他感到胃里一阵绞痛。尽管已经多年未见，他还是立刻认出了她。显然，她也没有忘记他。上一次见面时，她哭着跑出他在贝格霍夫的卧室。在埃玛闯进去将他推到在地之前，她衬衣的肩部已经被他撕破了。她若无其事地朝他走去，眼里没有任何恐惧。她站在他面前，看起来比年少时他脑海里的模样更美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仅仅只是看着他，好像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光，羞愧地低下头。他希望她就这样走开，但她并没有。她牢牢地站在原地。当他鼓起勇气再次抬起头，她的脸上却露出极其鄙夷的表情。他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于是，他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径直回到家中。
那个周末，他向学校递交了辞呈。他知道，他逃避多年的那个时刻，终于要来了。
是时候，回家了。
回到法国，皮尔特第一个拜访的地方是奥尔良的孤儿院。但到那儿时，孤儿院却只剩下残垣断壁。法国被德军占领期间，纳粹接管了孤儿院。就这样，它变成了德国人的指挥中心。孤儿们也因此流落四方。当战争的结局明了时，纳粹便弃楼而逃。离开前，他们试图炸毁这栋建筑。好在这栋房子的墙壁非常结实，因而没有完全倒塌。但重建花费不菲，所以直到现在还没人站出来重建这座孤儿院。曾经，它就像避风港一样，护佑了无数无依无靠的孩子。
他走进杜兰德姐妹的办公室，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姐妹俩。皮尔特试图找到那个玻璃橱柜，他记得橱柜里放着她们弟弟的勋章。但橱柜却和姐妹俩一样，消失了。
他在战争档案部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那个在孤儿院曾经欺负他的雨果，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了。虽然那时他只是个少年，但他从未屈服于敌军，还完成了几个危险的任务，救了一些同胞的命。一次，一位德国将军来访，雨果接到命令，要在孤儿院旁埋下一枚炸弹。就是在执行这次任务时，他被敌军发现了。被捕后，他和其他被捕的法国人靠墙站成一排。据说，当士兵们举着枪瞄准他时，他拒绝蒙上双眼。他想直视刽子手的眼睛，直到他倒下的那一刻。
他查不到乔瑟特的踪迹。他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在战争中失去联络的孩子，他的命运自己也浑然不知。
最后，他回到了巴黎。当晚，他就给一位住在莱比锡的女士写了封信。他详细描述了那一年平安夜他所做的一切。他在信中写道，当时他只是个孩子，他深知自己无法请求原谅，但希望她能明白，自己永远会为此事忏悔。
后来，他收到恩斯特姐姐简短而客气的回复。她在信中说，她曾经因为自己的弟弟成为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司机而感到无比自豪。在她看来，企图刺杀元首的行为是她光荣的家族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
你做了任何一个爱国者该做的事，她写道。皮尔特吃惊地看着这封信，突然意识到尽管时过境迁，而有的人的想法却永远不会改变。
几周后的一天下午，皮尔特在蒙马特区闲逛。他在一家书店前，停了下来。看着窗内的陈列，他发觉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读过小说了。最后一次读的小说，还是那本《埃米尔和侦探们》。但真正吸引他走进店里的，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从书架上取下那本书，然后翻到书的封底，看了看作者的照片。
这本小说是安歇尔·布朗斯坦写的，就是那个孩童时期住在他家楼下的男孩。他记得安歇尔一直想成为一名作家。这样看来，安歇尔已经梦想成真了。
他买下这本书，连续读了两个晚上。然后，他找到出版商的办公室。他告诉他，自己是安歇尔的一个老朋友，现在很想联系他。出版商把安歇尔的地址告诉了皮尔特，并且提醒他，安歇尔每天下午都会在布朗斯坦太太的旧居里写作。也许在那里，他能够找到安歇尔。
那座公寓并不远，但皮尔特走得很慢。一路上，他的心情十分忐忑，甚至对即将到来的这次重逢感到不安。他不知道安歇尔是否还会再听他说自己的人生故事，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容忍这样的事，但他觉得自己必须试试。毕竟，当初是他先停止给安歇尔回信的，也是他告诉安歇尔，往后别再给他写信，从此他们不再是朋友的。他敲了敲门，他甚至不确定安歇尔是否还会记得他。
当然，我立马认出了他。
通常，在我工作时，我并不喜欢有人来访。写小说并不轻松，它需要投入时间和耐心。有时，短暂的分心都会导致那一整天的工作前功尽弃。那天下午，我正构思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那阵敲门声着实让我恼火，但我立马就认出了这个站在我门前的男人。他注视着我，身子有些发抖。似水流年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即使世事多变、沧海桑田，我总能认出他。
皮埃罗，我用手指比画出一只善良、忠诚的小狗。这是我年幼时给他取的代号。
安歇尔，他比画出一只狐狸的标志回复我。
我们就这样站着，互相注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久，我才把门打开，退后了几步，将他请进屋。他坐在我的书桌前，环顾着墙上挂着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母亲的照片。纳粹把整条街的犹太人抓起来时，她已经将我藏好。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她和我的许多邻居一起，被绑进一辆大卡车里。墙上还挂着达达尼昂的照片，那是他的狗，也是我的狗。那一天，它勇敢地攻击那个想要逮捕我母亲的纳粹士兵，却因此被击毙。那里还挂着一户人家的合影。就是这户人家收留了我，将我藏好。尽管我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但他们仍然视我为己出。
他沉默了许久，我决定等待他平复心情。终于，他开口了。他说，他有个故事想要讲给我听。那是关于一个男孩的故事，他原本心性纯良、彬彬有礼，最后却被权力腐蚀了内心。他犯下了一生都要背负的罪责，他伤害了那些爱他的人，甚至害死了那些曾经有恩于他的人。他已经不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因而他必须用毕生的时间来偿还。
他还有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想尽办法为自己的行为赎罪。他永远记得那个叫作赫塔的女佣对他说的话——永远不要假装自己对这些罪行一无所知，伪装无知才是最大的罪过。
你还记得小时候那些事吗？他问我。那时，我有一些故事，却无法变成白纸黑字。我有思路，但只有你才能找到合适的言辞。你说，这些虽然是你写的，但却是我的故事。
我记得，我说。
你觉得，我们还能够再当一回孩子吗？
我摇摇头，笑了起来。时过境迁，我告诉他。当然，你还是可以告诉我离开巴黎后，你经历了什么。到时候，我会把它们都写下来。
“一言难尽，”皮埃罗告诉我，“你听了一定会鄙视我，甚至你还可能想杀了我。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故事说完后，听凭你处置。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把它统统忘掉。如果，你认为忘掉，会更好的话。”
我回到桌前，把原本还在构思的小说放在一旁。毕竟，比起眼前这件事来，那些都是小事。等我听他把话说完，随时都可以再回到那部小说的创作中去。
于是，我从橱柜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新本子，回到书桌前。我坐在老朋友身边，用手语——这个我仅会的语言——比画了短短五个字。我相信他一看就会明白。
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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