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作家走廊
壬辰初春。这分严寒将被千万人记住，它侵占春天，扫击那么大的一片大陆，让多少人流离失所直至死亡，也迫使很多政府及领域要有新的反思。因了媒体，人们同时看到了一切。但，上苍显威，在人类科学技术已很发达的当下如此显威，会不会还想再多说点儿什么，在冷风中我努力站着，看天。
白太阳会是上苍讲的一个故事吗，在雪尘里？
以往看到雪尘是在两千多米的山隘，植被线以上，没树了房屋少还不能盖高，小草们更无大气力。雪尘它比雪可厉害得多。谁说天地不仁？雪要来时天总是告诉万物，用冷，很静的冷，雪尘要来了天则派出大风和大云，哪怕烈日当顶也浩荡庄严地在其下驶过，羊群就由头羊领着移去背风地，鼹鼠赶快钻进地道，仅有的花朵抖瑟着抱紧自己，最小的鸟飞到地面藏到石头下……常常是傍晚常常站在屋外：眼前突然一切消失，天地间布满细细紧紧的颤声，头脸和手有万针扎的痛，脚却不能迈，无重量的暗黑摇晃起大山──雪尘它来了。
这里才八百多米，小镇，可是，真的雪尘！我刚下公共车。海登，Heiden，很好听的名字。
雪尘它比雪厉害也许因为自由，只要有风，不对，只要有空间，哪怕一丝空间。雪总是落，再大雪片也静静地落，雪尘呢是扫是奔是飞是舞是腾，无拘无形万千变化……试着说好像天上来之水，不对，水终归需要流的地需要蓄的底，雪尘它统治笼罩一方世界，像极了沙尘暴，对，在北京我经历过，但雪尘笼罩下是白世界，雪尘也比沙尘粗砺，打得人疼。雪尘里太阳就白了，白得甚至有些透明，单薄薄的，瞬间差点儿忘记它巨热巨光亿万年的大历史。很多云在飘游，雪尘一波接一浪，上冲白太阳下卷深山谷，依稀仿佛，只透出教堂顶、松树尖、有鲜艳颜色的窗户、还敢行驶的车灯。
天苍苍野茫茫，海登雪尘里。是的，沿用德语说“雪尘”真不够……我又冷又疼扛不住了，躲入邮局的大屋檐。
笼罩的时间还是短些，毕竟在海拔低的小镇。缓过来，仍是白太阳，波登湖远远地一抹淡蓝闪起，眼前的树就伸展出身架，好大一棵椴树，叶落光了，每条枝干托举着厚雪。四顾，有年轻枝条细密的落叶松，一只鸟儿竟停下。小心踱步，惊见雪原上一棵独自站立的果树，托着一团团一簇簇雪，更衬出屈伸的枝条折转的枝干盈盈的树体。
人们走动了，星期六是很多家庭购物的日子。过去的两人可能是父子。父亲很高背却已经驼了，两手各提一个装得满满的大袋子，在雪地上走得有点儿晃，儿子个儿也不矮了，走在一旁，低个头空个手，好像还很不情愿。迎面来的两人是母子，母亲背个双肩包，能干的神情，儿子也背双肩包，双手还提大袋子还和母亲说着话。
那位老人在这小镇逝世，距今101年了，与他有交谊的人也已渐渐逝去。小心踱步，心中祈愿：愿这山坡这湖水还记得他，尽管他在其间游走不多，他过得很孤单非常低调；愿这教堂和门前的大椴树还记得他，他一定在夜晚悄悄停过步，他保持虔诚信仰但不进教堂；愿这曾在老果树旁的小水池还记得他，是，他初到海登住的旅馆有一个果园，里面很多梨树。
他会是上苍眷顾的一位老人吗，在海登？
10月30日是他最后的日子，1910年，礼拜天。八天前，从海登给他在日内瓦的侄子发了病危电报，离开人世时他跟前有长年照看他的医生。“何等的黑暗围绕着我！”他最后的一句话，轻轻对医生说，晚上十点零五分。医生为他做了最后一件事：合上他的双眼。
“要像一条狗一样被埋葬，不要任何仪式”，十年前他明确说。他没结过婚也没领养过孩子，像狗，莫非也丧家，丧的什么家？像狗一样被埋葬，又为什么？世界已经知道了他还活着，很多人在关心他，他得到了首次诺贝尔和平奖（奖金分文未动在遗嘱里捐赠），有了很多荣誉头衔，经济状况已改善（家人给予他微薄年金，去世前几年还得到俄沙皇遗孀赠送的年金），可这一切，似乎没能把他从漩涡里打捞出来。
那漩涡来得太大了，他离开无立锥之地的家乡日内瓦，终生再没回去。一位传记作者说，如果不是经济破产使他彻底失去很有地位很有保障的生活，如果不是他曾经的同道者莫尼埃（GustavMoynier）乘人之危断绝他心系的事业，如果一切没发生在他的家乡、严谨的加尔文教社会，他也许不会那样悲惨。[1]这位传记作者是德国历史学者，德国理想主义是帮助他复出并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力量。但是，作为一项伟大长久的事业，莫尼埃先生四十多年任主席的贡献亦不可磨灭，特别是站在回顾之立场。历史之难，就难在这些地方？笔者读到的还很少，更愿意相信的是：作为同代人，他们俩曾相互支持，断了联系后不会毫不惦记，而在身后，更是早已释然。[2]
那漩涡是来得太早了，他刚39岁。颠沛流离20年后定居海登，已过早地衰老了。去世后，研究者在他留下的文字里看到他加入流浪者群体在火车站过夜的“供词”，甚至在记事簿中找到1882年“因流浪进监狱三个月”的记录。[3]而这20年的艰辛岁月，除了拿破仑三世及一位贵妇人的赞助外，除了被好心人留宿外，除了仍是理想主义的不果尝试外，除了挣面包的个别事例外，历史学者没能寻到更多。海登则留下了他很多珍贵的文字。一次他回忆过去：“我经历了那样的惨状，年轻时我曾在书中读到过，认为那纯是出于想象力的畸形文字。我那种生活在不幸降临后开始了，我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我承受贫困，从前我怎会想象这也可能！我属于那些人群：在大街上悄悄掏出藏在口袋里的小面包，咬上一口，用墨水去染深色的衣服，用粉笔去涂衬衣的白领，那戴旧了的脏兮兮松垮垮的帽子，用纸一层层垫起，而鞋，只能任其进水。”[4]
初春，可天这样冷也就黑得早，白太阳隐去时雪也黯去，行人少了，海登小镇在试着让自己静下来。从前他也来过（旅馆客簿有登记），1887年落脚小镇又一度离开。自1889年长住后，成为小镇一个特异的陌生人。刚六十出头，可是，“他很老了穿着黑衣服像牧师，他留着长胡子，长到膝盖了，他戴着小毯子帽，他在街上捡起小白石块装进衣兜，他特别和气但德语说得不好……”——海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报告老师WilhelmSonderegger。这位老师才27岁但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人很快为他敞开门还有善良的心。
见到白太阳的日子，在天将黑的冷风里试着想象他：长长白胡子的孤单身影，一次次弯腰，在街上捡起小小白石块。他的胡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白的没人提到，可他的生涯，注定，与白色有缘。
“红十字”，来自瑞士国旗上的红底白十字，翻转颜色而成，与国旗相联系。“红十字”的提议，不知瑞士联邦政府Dufour将军和谁有过交谈，在“日内瓦五人会议”及“十四国会议”前后，1863年。难道不会是他，更何况核心内容发自他的内心，同时又是知与行。由将军在签订“日内瓦公约”的会议上提出，则是1864年。至此，瑞士的代表是Dufour将军、Moynier先生和一位在联邦政府就职的医生，他仅参与了会务工作，却在会前会后继续为这事业奔走呼吁并卓有成效。也是1864年，日内瓦战地手术医生、五人会议成员之一Appia率先佩戴红十字的袖套参加救护，在德国对丹麦的战场上。“红十字”，与瑞士国旗联系再扩展（伊斯兰国家为红色半月，以色列为红色大卫星），已然是亦永远是瑞士人民的自慰自信。[5]他孤单艰辛少为人知的二十多年、他早白的长胡子、他装进衣兜的小白石块……渗在了红十字的白底中，亦久远。
是，最早渗入的是一个身影，穿白衣慈悲而疲惫的身影，在意大利北部索尔弗利诺（Solferino）战场，法国与奥地利之战，1859年夏天。“穿白衬衣的那人”，人们称不知姓名的他。征战太残酷，他本是路过之人，在伤亡呻吟鲜血染遍大地河溪时毅然救护起伤者，不管是战役的哪方，在救护中还任起组织工作，又以最快方式购得一点物质给即亡者以安慰，哪怕一个柠檬、一杯糖水、一根烟。白底红十字孕育在那战地：布满人和战马的尸体，医护人员极为匮乏，数以千计的伤员得不到救助在很短时间里死去。
1862年冬天，一本白色封面、简洁单薄的法语书在日内瓦印刷完毕并寄往欧洲各国各方。《回忆索尔弗利诺》，他自费印刷了1600册，注明不出售，写作目的是呼吁建立国际义务救护组织。接下来的一度度春秋，被这本书唤起的人们一次次聚拢商谈，又一次次共同实践，国际红十字会IKRK/ICRC（常与LIGA组织共同工作）诞生在千万人的心灵与行动中，超越了那样多的界限，前所未有。
与白色的那份缘，在海登接续。
1890年Sonderegger夫妇协助他在这东部小镇成立了红十字会小组，次年与很早有分部的北部小城温特图尔（Winterthur）取得联系。二十多年后，漫长而迂回，他终于加入了仍实践他理念已很有建树的国际组织，而他，亨利·杜南，是这个“对战争双方伤员施行救死扶伤之中立国际组织”的创始人。
虽然杜南老人与Sonderegger老师后来不幸有了隔膜，但全家仍视他为朋友。Sonderegger老师很尽职，还成为当地政治人物和八个孩子的父亲，却不幸因病早逝。早在1877年，在他困顿颠簸的岁月里，就有一个21岁的德国青年RudolfMueller对他敞开倾听的心，他当时寄居在斯图加特一位牧师遗孀的房屋里，“阁楼上两小间”。他俩在田野间散步时相遇，开始长谈。这青年后来也成为教师，到海登来看望他，为他写了文章和书。1896年，在一次讲演中Mueller老师疾呼：“如果我被问及，这位老人、这位尽己之力成就大事业的老人现在命运如何，我只能遗憾地回答，和很多人类的慈善家一样。”[6]继瑞士的小城温特图尔之后，斯图加特在这年成立了杜南基金会。
改变老人命运的再一次谈话，在1895年。炎热八月，36岁的瑞士圣加伦报社记者GeorgBaumberger走进了海登医院一间极少有人叩门的小房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把“心理疾病”随意放在杜南老人头上，特别是当代，同样也放在很多给予我们精神财富的先人头上，苏格拉底、托马斯·阿圭那、斯宾诺沙，甚至牛顿……的确，这些先人狷介、多疑、怪僻，又倾向于离群，但今日科学告诉我们的很多心理疾病并不一定符合他们。很可能，他们只是活在离我们远远的孤寂高处，在那里想着人类乃至宇宙，用自己的心魂冲击体认一些边缘边界，再轻轻写下，放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杜南老人长年的医生就肯定地说，老人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圣加伦报社记者亲自了解到，老人虽长年住医院里，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支付费用的寄住者。是啊，他不回日内瓦，也没有家，以每天几个瑞士法郎的费用打理生活，也是一份理智与自重。在六小时长谈后，记者怕老人劳累欲起身告辞，他却挽留：“您就让我说说吧，我很少有客人也很少接待人，尤其拒绝好奇者。二十五年以来，您是第三个我可以说一些话让看一些材料的人”。[7]当记者提到他的贡献时，他却说，不是为自己或因自己而做，没有求名的想法。对于医院的状况，他也特别说，医生和护士对他都很好。
一百年过去了，海登博物馆内的一个红色沙发和一根拐杖，是伴随他直到去世的伙伴。这沙发，圣加伦报社记者曾看到，挤放在他的小房间里，当时已经很旧。“12号，就是这位高贵的人的住处。这是一个单调但明亮的小房间，有两扇小窗户。上帝！很贫困。墙是石灰粉刷的，如冰一样凉，上面没有一幅画也没一丝生息……他自己却用最友善的方式问候客人。一尊健梧的形体，将近七十岁，头部显得高贵和富有表达力，细腻肉感的皮肤带一种祥和色泽，银白的头发和银白的胡须。他整个人透着父辈尊严，让人想尊敬地俯身去吻吻他的手，而他的每一举止又具绅士礼仪。哪怕在简单灰色的家居衣服下，露出的白袖口也很洁净。那顶普通的家居小帽，毫不妨碍他高贵的出身和神态。”[8]
离开海登天已尽黑，那以后，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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