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

    银行凭什么要放贷

    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组织者声称将蔓延到美国上千个城市，甚至可能全球化。这是否可能实现固然还有待时日的检验，但这一运动确实正在成为一种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

    怎么评价这一运动？奥巴马谨慎地承认其反映了民众的挫折感。共和党人则众口一词地谴责，甚至称之为“暴民”。国内市场派经济学家们则附和地称之为“民粹”。其实，一个运动的成分很复杂。论者完全可以盲人摸象一般地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各取所需。在我看来，这一运动有相当的正当性，也有非常强的民粹主义成分。这里不妨两面各打五十大板，也显示其中的复杂之处。

    这次出来公开支持占领华尔街的，有左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其中，斯蒂格利茨跑到现场面对示威者抨击银行说：“经济危机中纳税人帮助银行摆脱困境，银行理应随后恢复贷款，然而他们恢复的却是自己的奖金！”

    在我看来，这段讲话本身，就是理性和民粹情绪的大混合。富人纳税太少，银行家收入太高，这些我都同意。这些都是华尔街抗议活动的正当性所在，不妨后面再论。但银行凭什么恢复贷款？我个人2009年买房，因为房贷利率不断下跌，前后申请过三次贷款，银行都给我贷款呀。但是，一个负责的银行，绝对不能给任何人贷款。

    不要忘记，这次经济危机就是次贷的崩溃所造成的。所谓次贷，是银行不按标准比照你的收入水平胡乱贷款。大家算计的是房价反正不断地猛涨，你没有首付就买了房子，日后支付不起房贷，就把房子高价卖了，还小赚一笔。来回几次，你就发了。当年确实有人这么发了。这在无房户中引起了恐慌，觉得自己今年不买房子，就永远买不起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大城市居民非常熟悉的心态。结果，大家不惜代价买房子，吹起了房地产泡沫。最后维持不住，泡沫崩解，全球都进入了半个多世纪前所未有的“大衰退”。房市泡沫的崩解，引起次贷危机，一些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资产瞬间就玩儿完了。盲目贷款的银行，顿时成了万恶之源。这本身并不错。但是，一般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难道没有责任吗？比如，在房市泡沫中，有许多人年收入就区区5万美元，但敢出手购入50万美元的房产，并且没有首付。这是任何靠谱的家庭财政顾问都承认的非理性行为。有些人为了达到目标，还虚报收入，买下明明买不起的房子。银行盲目贷款当然不对。但银行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毒品贩子，吸毒的还是买房的人。等房市泡沫破灭后，这些房主发现自己贷款50万买的房子实际价格还不到40万，于是把钥匙扔给银行：房子我不要了。我犯不上为了不到40万的房子背上50万的债务。美国的法律，对这种借钱不还的违约者几乎没有什么惩罚，最多信贷声誉受点影响，导致日后贷款利率高一些。但是，这种信贷信誉，七年内大致就可以恢复。况且现在大家都这么做，更是法不治众，购房违约者信贷信誉受的损失微乎其微，等于鼓励大家都这么做。有的房主公开说：这房子买赔了。凭什么我赔？扔回给银行，我大不了再等七年，到时候照样可以用低利率贷款、以低价格买个同样的房子。

    墙倒众人推，大家都这么做，银行能不赔、能不倒吗？银行早应该知道规矩，谨慎贷款，事后也当然要首先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但是，那些违约的房主并非没有责任。可惜，美国的许多违约房主不仅不为自己的违约有所歉疚，甚至因为丢掉了房子而暴怒。许多房主违约后成心破坏房子，那心态是：反正这房子不是我的了，别人也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作为对应，银行还不得不推出政策，奖励那些退回房子又不进行破坏的人几千块钱。那分明是在说：“谢谢你没抢银行！不为强盗就该有奖金。”

    如今痛定思痛，银行当然免不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如今美国的失业率在9%以上，许多人没有工作，拿什么买房子？银行看住自己的钱，谨慎放贷，这正是从次贷危机中学到的教训。怎么反而成了银行的罪过？这种老百姓总是有理、银行总是没理的逻辑，确实是民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掩盖了一个事实：美国经济经过这一灾难，要反省的不仅仅是华尔街，普通老百姓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过去的贪婪行为。这毛病不改，日后再犯怎么办？

    右翼的民粹“民粹”一直是右翼用来攻击左翼的词汇。其实，右翼民粹在当今的美国也非常盛行。不要忘记，领导“右翼帝国”的布什，就是个民粹总统，其支持者集中在南方文化较低的地区，特别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群体中。这就把共和党从华尔街精英党转化为大老粗党。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奥巴马最近的讲话遭到保守派的“群殴”。他讲的无非是：美国本是个伟大的国家，但最近变得有点软了。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不具有我们所需要的竞争力。现在我们需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此言一出，共和党的几个总统候选人就群起而攻之。罗姆尼大声疾呼：“我们美国人民有的是硬货，但我们有了个软总统。不是我们变软了，而是他骑在我们肩膀上，而且太沉重！”

    自由派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时代》周刊的专栏中立刻反唇相讥：总统讲的一切不都是事实吗？数据在那里摆着。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对44个国家过去10年中提高竞争力的努力进行评估，美国排在倒数第二。十年前，美国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的比例冠居全球，如今下跌到第九，而且仍在下跌中。大学教育中的“硬货”也越来越少。比如，2004年美国授予的学位，仅6%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德国的这个比例是16%，日本为20%。在2008年—2009年，美国大学里学心理学的比学工程的要多，学健身的比学物理科学的要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美国的科学与数学的教育水平，在世界上仅排名第51。美国车竞争不过日本车和德国车，难道没有理由吗？

    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把西方清教伦理所酝酿的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推迟享乐和满足的能力。那些能够把钱留着为了明天而投资的人，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用这个指标衡量，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的负债率为其可支配收入的34%，现在则达到115%。只要能借到钱就花掉，谁还为未来投资？在同一时期，美国对基础设施以及科研与发展的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各降低了一个百分点。在30年前，加州10%的政府财政用于大学，结果创造了加州大学这种世界一流的公立大学体系。与此同时，只有3%的政府开支花在监狱上。现在呢？11%的政府开支用于维持监狱，8%用于高等教育。难道国家没有在变软吗？

    盲目让银行发放房贷，可以被解释为左翼的民粹主义。其实，盲目减税，则是右翼的民粹主义。美国人在私人领域借贷超前消费，在公共领域难道就会改脾气了？到美国短期旅游就会发现，美国的公路、铁路等公共设施，能凑合就凑合，谁也不愿意纳税维护，任其破败，有时简直如同第三世界，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这种通过公共权威对未来的投资被省了，钱留在私人手里，买自己承担不起的房子。这难道不是另一种“美国病”？

    相对而言，自由派有着精英主义的自省精神，虽然经常过分，但毕竟比较喜欢自我批判，包括批判美国。保守派则更爱唱爱国主义高调，喜欢无条件地奉承选民。这也是美国民气被过度娇惯的重要因素。

    此次占领华尔街的运动，遭到了右翼政客的一致攻击。但是，随着运动向南方等保守主义基地蔓延，共和党也许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论者早就指出，共和党早被布什转化为一个草根党。大量贫困、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选民，成为其基本的社会基础。这些人看着巴菲特、索罗斯这种自由派大亨出入的华尔街未必不眼红，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越来越依靠大政府的救助。这也是布什在任上财政赤字逐日攀升的原因之一：共和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减税，但其社会基础则要求政府福利。结果，税减了，福利却砍不下去。不久前共和党闹着削减政府开支时，法里德·扎卡里亚就直言不讳地叫战：把一笔一笔的政府开支摆出来，让右翼去削减。看看他们谁敢动！结果，几次民调显示，共和党要削减的项目，选民以压倒优势要求保留。最后共和党也缩了回去。

    各派经济学家反复计算，证明单纯削减政府开支解决不了债务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同时提高税收。标普给美国降级后也出来解释说，美国还贷能力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缺乏偿还的意愿。其开出的药方，除了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外，还包括增税，特别是在富人头上增税。在这方面，奥巴马早就愿意妥协，甚至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倒是共和党死守着不增税的意识形态，一步不退。这种右翼民粹主义，实际上已构成美国克服目前危机之大碍。

    华尔街的信誉创新低

    银行等金融机构是经济的神经系统，创造的利润当然比辛辛苦苦在地里干活的人要高得多。据此，许多人把占领华尔街视为仇富的民粹主义非理性运动。

    不过，此说已经越来越像是一面之词。按照经济史的常规分类，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经济的发展分为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实物经济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所主宰的经济，货币经济顾名思义是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如今早已进入了信用经济，银行的信贷服务，成了经济的血脉。你开买卖未必一定要等攒够现钱，买房子也不必一次付清。大家所依赖的是信誉，即相信你日后连本带利会还账的。

    据此，华尔街可以骄傲地宣称：现在大家能够维持如此复杂的信用经济，全是靠我们。不错。从政府借债，到普通消费者的房贷，离开华尔街都玩儿不转。没有华尔街就没有现代经济。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信用经济的核心是信用。即首先让人相信你。如果大家都不信，华尔街的合法性就动摇了。

    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琳赛·欧文斯（Lindsay A. Owens）最近进行了一个研究，证明华尔街的信誉为40年以来最低。其中，根据国家民意委员会的民调，对华尔街有很强信心的人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弹劾尼克松时代的接近40%猛跌到11%。更为奇怪的是，在共和党当总统时，老百姓对华尔街的信任普遍下跌。尼克松任期前半段人们对华尔街的信心还在上升。但水门案使对华尔街有很强信任的人从40%跌到接近30%。卡特上台后，信任率一度反弹到40%以上。里根8年之间，信任率在起伏中缓降，到老布什卸任时跌到百分之十几。克林顿8年，把人们对华尔街的信任率再次推到30%以上，但布什卸任时，这个比例再次跌到20%以下。奥巴马只是没有阻挡这一从2007年开始的信任坍塌的趋势而已。哈里斯互动（Harris Interactive）民调的数字更惨。到2009年2月，对华尔街有强烈信任感的人只占公众的4%。

    没有信用的信用经济怎么运作？这是华尔街和其辩护士们需要解释的。把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任内人们对华尔街的信任度加以比较，似乎更说明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觉得共和党是华尔街党，民主党是反华尔街的。为什么民主党一当总统，人们对华尔街的信心就提升了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统计，即在1927年—1999年间，股市回报高出三月国债回报的比例，在民主党总统任内平均为11%，在共和党当总统时仅为2%。布什这8年就更是惨不忍睹了。如果盯着股市的指数，那么所谓懂经济的共和党实在是经济的杀手。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市场经济固然有效率，但是市场经济仍然需要公共权力的监管。失去这种监管，即使是最相信市场的美国人，也会对华尔街丧失信心。民主党总统一般比较相信这种公共权力的监管，上任后制定了种种规约，防范金融市场的不法投机行为。事实证明，这反而为华尔街赢得了信用。共和党总统表面上亲华尔街，为金融界的各种营生大开方便之门，在里根、布什任内，都出现了对华尔街信任的短期攀升，但很快就急转直下。没有一个共和党人能够长期维持华尔街的信用。

    去年奥巴马政府支持所谓的Volker规则，即禁止联邦承保的银行从事风险大的金融投机活动，引起华尔街的震怒。他们纷纷指责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有位总裁将之与“纳粹的进犯波兰”相提并论。其实，金融机构既然需要联邦政府的承保，就具有某种公共品格。如果真是那么相信纯粹的市场，那就自愿甩掉联邦的承保好了。联邦既然以纳税人的钱承保，当然有权力要求银行不要进行风险过大的投机倒把了。可惜，共和党的市场主义暴民，颠倒了基本的是非。这次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显示出公众对这种金融财阀统治的震怒。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想结论很简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政治权力有监督，对资本权力同样要监督。

    是否应该在富人头上增税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一直被称为群龙无首、没有统一的纲领。但是，看看参与者打出的标语口号：“给华尔街加税”、“给富人加税”、“我们是99%”..10月11日，示威者还游行到了默多克等几位富人居住的地区，虽然整个过程非常温和有序，但“仇富”已经“仇”到相当个人的层面。应该说，在富人头上增税，是参与者最基本的要求。

    这也是奥巴马一贯的政治纲领。2011年8月15日，一贯支持奥巴马的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停止娇惯巨富》的文章，现身说法，称自己在上一年度缴税不到700万美元，税率为17.4%。而20位在他办公室里工作的普通员工，缴税的税率则在33%到41%不等。这里的原因是：联邦财政收入80%来自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巨富们多支付15%的个人所得税，但几乎不支付工资税（他们多不靠拿工资挣钱）。而一般中产阶级，年薪三万六千多美元后，工资税率就达25%之高；年薪八万五千多美元后，税率到28%。而在1980年和1990年间，巨富的税率要高得多。巴菲特自己的税率就处于中游水平。他进一步挖苦道，有一种理论声称，给富人加税会减低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他以自己60年投资的经验证明，这纯粹是胡扯。1976年—1977年，资本增值税高达39.9％，但没有见过一个投资家赚钱的干劲儿有丝毫的减退。从1980年到2000年税比现在高得多，美国增加了四千万个工作岗位。2000年以后进入低税时代，结果呢？经济低垂，失业率不断攀高。

    巴菲特进一步指出，1992年，全美最富的400人总收入169亿美元，支付的联邦税率为29.2％。2008年，最富的400人总收入达到909亿美元，支付的联邦税率降到了21.5％。在未来几个月，国会两党12名议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将设计一个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联邦赤字减少1.5万亿美元。巴菲特建议，99.7%纳税人的税率不动，但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的税率要马上涨。2009年全美有236883个这样的家庭。对于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家庭（2009年全美有8274个），要进一步加税。

    这个著名的“巴菲特原则”，立即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奥巴马很快授予巴菲特自由勋章，并把给富人加税提到首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一系列民调显示，选民以二比一优势支持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加税的政策。共和党则固守不增税的意识形态，攻击奥巴马在煽动阶级斗争。但是，一些分析家指出，共和党如果明年大选拿不下白宫，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执己见。

    那么，究竟是否应该给富人加税呢？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从政府财政的角度说，给巴菲特提到的上述两拨巨富家庭加税，哪怕税率提高到50％，也只能把国家债务减低1％。如果把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财产全部没收，则只能减低国家债务的2％。这实在太杯水车薪了。

    但是，仅仅讲这些显然有误导之嫌。奥巴马的计划是给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加税，覆盖面要广得多。当然，这也远远不足以解决赤字问题。正如标普在给美国降级后指出的，必须削减开支和增税双管齐下。就连曾在里根和老布什手下效力的共和党人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也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奥巴马。他指出，战后联邦财政收入平均维持在GDP的18.5%的水平，如今则降到了15.3%。要消除联邦赤字而不提高联邦财政收入，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事实上，近30年来富人的税率持续下降，经济也随着他们税率的降低而沉入低谷。未来联邦开支将不得不大幅度削减。这种削减打击的首先是那些享受联邦救助的穷人。如今美国贫富分化已经大到难以忍受的地步。难道还要进一步给富人优惠、减少穷人的福利吗？

    当然，有一层窗户纸，几乎是谁也不敢捅破。美国要想做到财政平衡，不仅要削减政府开支，也不仅要给富人加税，恐怕中产阶级也要承担更高的税率。但是，加税是美国政治的禁忌，谁也不敢碰。要说加税，只能说给极少数人加税，和普通百姓无关。况且，近3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华尔街富翁们则蒸蒸日上。这是大家上街的原因。下一步削减联邦开支，惩罚的又是中产阶级的福利。你再对他们加税，他们怎么可能不反呢？所以，现在只能拿富人开刀。富人带头纳税，作出牺牲。日后经济好转，中产阶级气平了些，再议增税才有可能。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现在国家有难，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巴菲特就直言不讳：普通老百姓在伊拉克、阿富汗流血牺牲，怎么我们这些有钱人可以一毛不拔？他提出的原则，至少是尽心吧。如果大款在这个节骨眼上连钱也不肯出，那么穷人凭什么要继续跟他们过呢？这是占领华尔街的硬道理。

    AIG高管吐出奖金

    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Andrew M. Cuomo）证实：AIG的10名顶尖高管，已经有9名同意退回奖金。本月发出去的1.65亿美元的奖金，已经收回了5000万，即将近三分之一。他希望最终收回8000万的奖金。但是他指出，有8500万的奖金落在境外人士的手里，超出了他的权力所及。其中伦敦是AIG最重要的海外据点。不过业内人士透露：伦敦的两位高管，已经主动退回了奖金。

    这一奖金风波闹到这种程度，实在是我辈毕生所未见。一方面，一个大公司的“奖金门”，几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事先知道奖金的事，但没有动作，属于看管纳税人的钱而失职。共和党乘机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Geithner）辞职。最后逼得奥巴马出来承担责任，力挺盖特纳。盖特纳也连夜加班，在星期一提出了政府收购银行房贷坏账的详细计划，总算让华尔街满意，导致股市暴涨。奥巴马随即宣布经济有所进步，让大家保持信心。这才算勉强躲过执政以来的第一大危机。

    不过，化解这一危机的另一面，是AIG高管被迫退回奖金。此间内情虽然不清楚，但估计日后会是一部小说或电影的素材。奥巴马声色俱厉地训斥AIG还在其次，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理斯·格拉斯利（CharlesGrassley）放话让AIG的高管自杀似乎也不够味，AIG确实不停地收到死亡威胁。一位写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所有AIG高管及其家属都被钢琴弦勒死。”另一位则建议公布这些高管的名单，然后“一些南方的好男孩会收拾他们”。同时，众议院通过的议案，要征90%的奖金税，参议院也声称要讨论有关法案。AIG的纽约总部也草木皆兵，迅速把AIG的标记去掉，一夜之间，这个国际商业巨子的大本营变成了“不明建筑物”。

    华尔街则大怒，群起抗议这是一场阶级战争。《华尔街日报》一位核心编辑在电视上大声疾呼：现在AIG这些雇员及其家属确有生命威胁。公布他们的名单是对他们真实的人身威胁。但是，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并不退让，称公布这些人的名单在他的权力之内，他在公布时，也会考虑安全因素。但他所说“会考虑安全因素”究竟是安慰还是含沙射影的威胁，只有听者自己去理解了。

    这也是AIG高管投降的背景。至于内幕，可能就更为惊险。这些奖金发得缺德，但按法律很难拿回来。如果拿不回来，奥巴马拯救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就都难出手，从国会再要不出钱来；盖特纳权威尽失，不会有人把他当回事。另外，这种90%奖金税的猛药一旦落实，对华尔街的后果也不堪设想。所以，从政府，从华尔街的同事，从愤怒的老百姓，压力排山倒海。只有当那些高管退回奖金后，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才发话说：“既然钱退回来了，名字也就没有必要公布了。”这究竟是交易还是默契，只有天知道。参议院领袖也马上出来说，既然钱能回来，我们也就暂缓讨论奖金税的议案了。

    可见，AIG高管退回奖金，几乎是一场政变。其中暴力的威胁比比皆是。许多高管退回奖金后也就辞职，离开这一是非之地。也许许多年后，人们才会知道这一过程的更多细节。说不定真有当面的要挟和威胁。这种超常规的解决方式，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如此运用，其中的是非，也只有留待历史判断了。

    AIG高管的辞职信

    最近一段时间，AIG高管的奖金门成为席卷华尔街的政治风暴。举国上下，对AIG高管一片杀声：连共和党的议员都出来要求AIG的高管自杀，奥巴马也带头谴责，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则威胁要公布这些高管的名单。当然，AIG同时收到大量的死亡威胁，总部加强戒备，甚至取下AIG的标志。国会则通过法案，要高征90%的奖金税。结果，大部分高管退回了奖金。

    然而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AIG一位分部的副总裁在《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他的辞职信。这位高管叫杰克·德桑蒂斯（Jake DeSantis），称他为AIG兢兢业业服务11年。他领导的部门，一直赢利，大多数年份赢利上亿。AIG垮台，是其他部门的问题，而导致 AIG倒掉的那些人，大部分已经离开，至今也没有受到惩罚。他本人虽然一直给公司带来巨大利润，但因为公司的厄运，自己的收入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当AIG垮掉时，他自可以到其他地方找个更稳当的工作，但是被说服留下来拯救公司，并保证其努力会得到公平的报偿。他和 AIG现任总裁科迪（Liddy）一样，拿一美元的薪水，3月份按合同拿了74万多美元的奖金。这是他一年来每天长时间工作的果实。他本意是为公众服务才留在这一是非之地，如今却成了人民公敌。所以，他决定辞职，同时把奖金全部捐献出去。

    此公敢在人人喊杀的风口公开自己的身份，并痛斥社会和国会对自己的迫害，勇气实在不凡。同时，他也揭示了在AIG问题上的复杂性。那些最初造成损失的人，几乎也是最早离开公司的。现在留下来的，则多是记录良好、有能力收拾这一烂摊子的人。比如现任总裁科迪，本来在保险业功成身退，和AIG并无关系。只是在AIG垮台后，烂摊子没人收拾得了，被请出来拿一美元的工资干这个苦差事，算是回报社会了。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早就知道奖金问题，却一直缄口不言的理由。但是，一旦此事激起民愤，奥巴马见众怒难犯，索性就搞起政治投机，跟着谴责起AIG来。这也是这位高管觉得自己被出卖的理由。

    奥巴马政府如此做法，直接威胁到其恢复经济的计划。首先，恢复经济的第一要务是整顿金融业。在这方面需要大量金融专业人士。比如最近几位进入其政府的官员，就有花旗银行的前高管，该高管立即表示放弃奖金。虽然政府一再表示不要求由商从政的人放弃原来的奖金，但在这种气候下，你如果想进政府，怕是必须放弃不可。许多人才因此可能止步不前。第二，奥巴马的许多经济计划，需要企业界、金融界的合作。比如最近推出的收购房贷坏账的计划，预计需要资金一万亿以上，没有民间资金是不可能的。要吸引民间资金，就必须有政府的某种奖励。但是，如果因为有了这种奖励，参与的银行等发奖金也成了丑闻，那么想参与的民间资金就少了。当然更不用说，AIG等破落公司的经营，需要非常能干的人才能胜任。如今AIG内部已经有不少人辞职。这些人一走，烂摊子难以收拾，纳税人丢的钱就更多。

    AIG的奖金门使美国社会火药味十足，但真正的问题，即高管的天价收入，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的道德高调反而使经济恢复一下多了许多障碍。

    华尔街的高管如何鬼迷心窍

    2009年2月11日，美国八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CEO来到国会山接受考问，虽然主题是他们为什么接受了政府的救助却不肯继续向企业和老百姓贷款，但高管的天价收入仍然成为议员们炮轰的靶子。花旗银行的总裁潘迪特（Pandit）去年年薪100万美元，没有花红，算是非常“寒酸”的总裁了。他当场告诉议员：他今年的年薪定为一美元，没有花红，直到他的银行开始赢利为止。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宣布：所有接受联邦救助的金融机构，高管的年薪都不得超过50万美元，并在花红问题上痛斥华尔街的贪婪。潘迪特的举动，大概也是对总统的一个响应、对公众的一个交代吧。

    奥巴马总统拿高管开刀，在华尔街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在公众的一片叫好声中，金融界人士则纷纷指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花红制度是金融市场支付报酬的传统方式，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待遇太低则找不到人来。《华尔街日报》在2月6日和7日连续发表文章，头一天的文章指出高管限薪的合理之处，第二天的长文题目则叫《贪婪是好的》，强烈为花红制度辩护。可见业内人士意见之分歧。不过，最有力量的，还是《纽约时报》2月8日对美国银行收购美林的报道。这篇报道，戏剧性地揭示了花红所展示的华尔街式的贪婪。

    华尔街的高薪和辛苦都是有名的。许多职员连夜工作，晚上睡在办公桌底下过夜，在中低层奋斗时虽然薪水丰厚，但付出的牺牲也大。所以，许多华尔街人士把拿高薪当成自己的entitlement（理所当然的权利）。不过，在高管那里，情形则又有不同。这一点，在美国银行收购美林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去年9月，美国银行的律师团和美林总裁约翰·塞恩（John A. Thain）达成了收购的协议。在签字前，美国银行的代表表示要确定一件事：美林年终的花红是多少。美林一方的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草草地写出了价码：仅5位高管，每人花红就是8位数，即上千万美元，包括约翰·塞恩的4000万美元。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美国银行完全知道美林12月底支付的花红总额达32亿美元。事实上，9月份双方达成协议，美林的花红上限可以达到58亿美元。如果真是市场经济，两大金融巨头疯狂赚钱，别人也无话可说。但是，也正是在此时，美林正在大出血，到了不被收购就会倒闭的地步。收购协议达成时，美国银行和美林的股值达到1760亿美元，如今则仅剩下了区区39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股票价格，也从9月份的37、38美元跌到5美元以下，最低一度到了3美元多。美国政府不得不对美国银行注入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

    在如此赔钱的情况下，为什么两巨头都对这样巨额的花红觉得理所当然呢？这就涉及了华尔街的心态：好像整个世界都是自己创造的，没有他们，地球就要停转。约翰·塞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此公年方53，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盛，随即平步青云，成为华尔街最年轻的CFO。2003年，因为高盛没有把首席交椅给他，他离开高盛而领导纽约股市交易所。2007年底，他如同救星一般空降美林，引起媒体一阵轰动。到2008年早期，他迅速融资128亿美元，并频频对媒体表示：这已经足够了。可是，他高高在上的风格，使下面人心涣散，美林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止血。当他夏季听到第二季度公司惨不忍睹的亏损后，竟抄起一把椅子往墙上砸过去。当面对记者的追问时，他显得非常不耐烦，反复重复一句话：这些坏账不是我创造的！但是，到了第四季度，美林亏到了153亿美元，同时他花费120万美元装修自己办公室的事情也被当做丑闻捅出来。美国银行的员工自然异常愤怒。因为收购美林后，他们的花红立即被砍掉20%，难道就是为了喂肥美林这几位高管？公众的愤怒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压力下，美国银行老板刘易斯（Lewis）亲自飞到纽约，在美林总部和塞恩进行了5分钟的会晤，结果是把塞恩解职。而两巨头合并时，塞恩还自以为在刘易斯退休后自己能顺利接任美国银行的总裁呢。据目击者说，塞恩在被火速解职后，在美林的大厅不停地踱步，至少对两个人发泄道：“我真不知道没有我他们怎么玩儿得转这个公司！”

    没有我就玩儿不转！这就是华尔街的心态。塞恩一直积极游说给自己几千万的花红。逻辑也很简单：是他把美林这堆没人要的烂货卖给了美国银行，价格按股票算是500亿美元。他要区区4000万美元自然不算多了。可是，最后为这些花红买单的，还是前来收购的美国银行。这就好像你欠人家100万，然后对人家说：你再给我100万，我让你把我的债务承担起来。而美国银行吞不下来，又要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这也怪不得，许多人士指出奥巴马的50万的限薪走得还远远不够。

    因为年薪仅仅是高管们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还会有花红等多种方式打点自己。华尔街的脾气已经被惯坏了。要改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我们也许还要等着更多的丑闻。

    参议员要高管自杀

    2009年3月华尔街的大节目，是奥巴马严词痛斥AIG高管拿着纳税人的钱大分奖金。而他话音未落，就跳出一位更生猛的。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理斯·格拉斯利在接受当地广播电台的采访时竟放出让AIG的高管自杀的话。他说：“这些人恐怕应该被撤掉。不过，当这样做之前，我希望他们学学日本人的榜样：站在全国人民面前，深深鞠一大躬，说声‘对不起’，然后就做两件事：一是辞职，一是自杀。不过在日本，这样的高管多半会自杀。”此言一出，电视里就放出AIG总部门口加强警卫的镜头。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到此已经发展到火星四溅的程度。

    AIG是美国保险业的巨头，去年丢了将近一千亿美元，濒临破产。

    联邦政府怕这么大公司的破产会引起华尔街的连锁反应，对之注入1700亿美元进行拯救。这些都是纳税人的血汗。但是，这家早已赔得血本无归的公司，竟向员工发放了高达一亿六千五百万的奖金。其中拿到100万以上奖金的员工有73人。消息一出，立即引爆了华尔街和华盛顿。奥巴马在星期一发表讲话，声色俱厉，发誓将动用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阻止这笔奖金的发放。但几个小时后，他手下的官员又出来说，这笔钱要拿回来非打旷日持久的官司不可，打官司要花的钱更多。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严格有关法规上，特别是对本月刚刚许诺给 AIG的300亿，要严格看管。

    表面上看，AIG是众矢之的。实际上，炮轰AIG的人都各有危机。有消息说，奥巴马政府事先知道这笔奖金，上周还派财政部长盖特纳和AIG讨价还价。也许这笔钱是AIG和政府达成的协议的结果。只有当消息泄露、公众震怒之后，奥巴马等才出来表姿态。查理斯·格拉斯利参议员去年对布什的救市案投了赞成票，AIG也是靠此案拿到了纳税人的钱。如今救市案越来越引起选民的反感，查理斯·格拉斯利明年面临竞选连任，到时候自然有个怎么向选民交代的问题。如今他放硬话出来，也是要对选民表白。所以事后记者逼问他是否为说出此极端言论后悔时，他拒绝回答。

    查理斯·格拉斯利的激烈言论，反映着国会面临的普遍压力。AIG的奖金计划去年年底就公开了，国会并无任何动作，直到最近发现触怒选民，才争先恐后地表态。如今国会有一个民主党的议案，一个共和党的议案，目标是对奖金课以100%的税，也就是让拿奖金的人一分钱拿不到。参议员财政委员会的两位分属两党的议员，则提出对发奖金的公司和领奖金的员工各课35%的重税的议案。按现行的法律，100万以下的奖金的奖金税是25%，100万以上是35%。AIG的奖金门的直接后果，也许就是奖金税的急剧攀升。

    然而，华尔街一向以奖金制度刺激员工，多年来这被证明是提高效率的有力手段。国会加税后，华尔街靠什么激励员工？这是个不小的难题。如果华尔街为此改了支付员工报酬的方式，把钱摊到工资上，那么那些银行家就更加旱涝保收、用不着负责了。所以，如此激进的措施未必是个好办法。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让政府来救市。有些该倒的公司就让它倒。那样就不会出现纳税人的血汗成了华尔街高管的奖金的事情。

    从政治破产到社会分裂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已经维持了二十多天。这个本来由很少数人发起的运动，没有明确的纲领，更无严密的组织，一度连左翼媒体也对之不屑一顾。如今则早已不是星星之火。虽然是否能像参与者宣称的那样蔓延到美国上千个城市还需要观察，但这场运动无疑正在发展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支持者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华尔街大亨索罗斯、巴菲特，以及相当多的作家、知识分子、好莱坞名流。奥巴马总统审慎地承认这一抗议运动表达了老百姓的挫折感。共和党政治家，特别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旗帜鲜明地反对，甚至称运动的参与者是“暴民”。

    虽然这场运动整体上还相当理智，但还是让人们联想起久违了的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政治。美国社会和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正在退回20世纪60年代那种抗议的时代？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深有感触地把两个时代作了一番对比。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美国社会仿佛是处于内战状态。黑白双方的极端主义者，都采取了恐怖主义策略，制造了一系列恶性事件。但是，即使在这一你死我活的拼斗中，政治家们还是非常理性的，两党不停地进行合作，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弹劾尼克松总统，是两党团结起来的行动。这种跨党派的合作，今天已经不能想象了。如今的美国，则如一系列民调所揭示的，大多数选民实际上是温和的中间派，愿意并希望接受各种妥协，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在总体上社会还是相当和谐的。但是，政治家们则把民主制度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都想把对方的事情搞砸，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结果，在债务上限这种本来走个形式的小问题上，也互相把政治对手当人质，手法形同恐怖主义。这导致了正常的政治程序的失灵。最终逼得社会不得不走向极端主义。

    举例而言，在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民主党倾向于增税，共和党倾向于削减政府开支。经济学家们算来算去，发现单纯增税或削减开支都无法清理债务。如果两党妥协，共和党同意增税，民主党同意削减开支，这样双管齐下，债务问题就解决有望了。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主持人问是否有人同意每削减10美元的联邦财政开支就增加一美元的税，主要候选人竟没有一个敢支持。固然，减税在理论上能够刺激增长，进而增加税源。但这种增加，往往被夸张了4倍，属于画饼充饥。从战后的历史看，高税率的20世纪50年代是高经济增长期；布什8年税率最低，经济增长最慢。怎么能假设一减税经济就增长，然后把所有政府的财政建立在这种违反近期经验的假设上呢？这叫什么财政责任？

    共和党这种一步不让的强硬立场，使两党之间的讨价还价成为不可能。堵死了妥协之路，一定要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这还叫什么民主政治？

    这种政治的极端主义，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瑕疵。这种瑕疵一旦被政客们利用，就会被不断放大，导致政治的破产。其中一个最大的制度瑕疵，就是两党的预选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无论是总统、议会，还是州长的选举，两党候选人都要通过本党预选才能进入最后一轮竞争。一般而言，美国选民中民主党、共和党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两党预选，就要求候选人在最右的和最左的三分之一中胜出。这就使中间派人士基本没有可能在预选中出头。于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候选人必须先走极端。更可怕的是，这种制度总是倾向于把极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

    一般而言，政治极端主义者往往热情比较高，投票积极。他们在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选民中，哪怕人数不占优，也很容易获得主流地位。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后，保守主义日趋激进，到了1994年，就出现了金里奇带领国会两院共和党通过财政手段让政府关门的极端行动。到了布什上台，他发现根本不必考虑中间选民的意志，只要抓住极端保守主义的基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共和党越来越极端的重要原因。

    民主党则在“伟大社会”之后，完成了一个驯化民权运动的反叛主义的过程，逐渐转向中间立场，进入政治主流，最后由克林顿完成了“新民主党”的构建。奥巴马虽然比克林顿“左倾”一些，但本质上没有偏离“新民主党”的精神，即更多地容纳保守倾向的民主党人和中间选民。这就使民主党显得比较兼容并包。当然，这种兼容并包并非没有阵痛。2000年大选，极左翼对民主党主流的中间立场不满，投到了纳德尔的绿党旗下，分走了选票，导致了布什8年的统治。付出如此惨重代价后，民主党内的极端势力得到了抑制。奥巴马上台后，依然试图走中间路线，希望和对手进行妥协，达成更广泛的政治共识。可惜，共和党内的政治生态更有利于极端势力的发展。特别是茶党的兴起，使共和党政治家不敢往中间迈一步。奥巴马妥协来妥协去，什么也赢不回来。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软弱的总统，在本党内也丧失了信誉。所以，一些自由派人士觉得左翼也需要茶党运动，虽然他们要努力使这种运动不削弱奥巴马的政治资源。这恐怕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大背景。

    但是，这种激进的政治运动，很容易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美国社会的总体政治倾向还是温和的。只是选举制度和两党内部政治生态劫持了理性的政治过程。政治被党争所分裂，陷于破产之境地，于是把本来相对温和的社会逼入极端主义之途，这才是最可怕的。

    两年前一位民主党战略家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的选举制度应该学习欧洲。比如，各州的预选如果跳出两党框架，进行全州选举；预选中胜出的前三名进入最后一轮决战。这样一来，政治家们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是遵守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选民的立场。可惜的是，美国的民主历史甚久，这样的改革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挑战奥巴马：共和党陷入经典难局

    2011年3月月初，《经济学人》曾发表一篇文章指出，明年的总统大选已经不远了。4年前的这个时刻，已经有8位共和党人和10位民主党人正式参战。如今，共和党那头谁来挑战奥巴马，居然还没有一个人正式地站出来。三个月过去，我们终于等到了蒂姆·普兰提、金里奇、罗姆尼和知名度不大的里克·桑托姆（Rick Santorum）正式参选。但是，宣布不参选的人似乎更多。出来搅局的媒体大腕、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民调上领先了一阵后宣布退出，让共和党的大佬们松了口气。另外几位严肃的候选人，如麦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约翰·图恩（John Thune）等人，也决定放弃。这当然反映了挑战在任总统的难度。自二战以来，只有三位在任总统未能连任：福特、卡特、老布什。这三位在预选中都遇到党内强有力的挑战者。如今，民主党内团结得出奇，没人出来找奥巴马的麻烦。分裂的是共和党。另外，奥巴马早已显示出卓越的竞选能力和募捐能力。甚至有的共和党对手也称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真正认真地做总统梦的共和党人，往往不愿意在此刻选择以卵击石，更愿意再等4年，在奥巴马不得不卸任之时，利用无在任总统的平等机会来竞争。

    不过，除了这一原因外，也许另外两个因素更为重要。这也是总统政治的“经典难局”：第一，在本党中最具感召力的候选人，往往在大选中没有竞争力。在大选中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在本党则可能通不过预选。第二，挑战在任总统，需要令人兴奋的候选人。卡特当年掀翻福特，其著名的话是：“我叫吉米·卡特，我要竞选美国总统。”这位乔治亚州的州长名不见经传，但有着南方小人物的魅力，一下子迷住了公众。民主党要选总统必有“南部魅力”一下子成了常规，直到奥巴马才给打破。4年后击败卡特的里根，则是战后最具个人魅力的总统。意外把老布什逐出白宫的克林顿，卖的也是“草根小伙”的“南部魅力”。可惜，这次大选的主题是经济。这是一个相对枯燥的题目。在这方面最有经验和资历的候选人，往往缺乏摇滚歌星般的魅力和色彩。

    我们不妨以此来分析一下共和党候选人。在他们之中，麻省前州长罗姆尼无疑是位领头羊。前几个月的民调显示：比起其他的共和党人来，罗姆尼如果挑战奥巴马失分是最少的，在可以追赶的距离之内。这里有多种原因。首先，罗姆尼是位有经验和治理能力的政治家，金融界出身，其强项是经济，也有着卓著的业绩作为证明。奥巴马作为在任总统虽然很难挑战，但是，看看二战后三位落马的在任总统，几乎全是因为经济低垂而被赶出白宫的。比如，卡特竞选连任时，失业率在7.5%。如今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1%。如果明年经济不好转，共和党又能拿出善于治理经济的候选人来，重进白宫的机会相当大。第二，罗姆尼曾经是最左的州中的共和党州长。这决定了他对中间派选民的感召力。如今自由派和保守派营垒分明，谁也不会改变党派立场。大选最要争取的，是中间派选民。在这方面，很难找出哪个共和党人比罗姆尼更有竞争力。在2008年大选的共和党预选中，罗姆尼本来是领先的。但爱荷华预选中突然跳出来搅局的麦克·哈克比，拿走了他的许多选票，让麦凯恩捷足先登。共和党内为罗姆尼而不平的大有人在。比如老布什，就曾公开表达了他对罗姆尼的嘉许。在这派共和党传统势力看来，罗姆尼代表着财政派共和党的政治哲学：严格财政纪律，缩小政府开支，善管经济，在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相对温和宽容，政府尽量少地介入公民的私生活领域。

    但是，共和党这位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通过党内预选则困难重重。2008年罗姆尼预选失败，是因为基督教保守主义在布什8年已经成了共和党的核心力量，他则是摩门教徒，属于异端，故而面对扛着基督教大旗的麦克·哈克比显得不堪一击。如今，基督教保守主义不太会是共和党的核心政纲。但罗姆尼又在另一领域触雷。这就是医改。反对奥巴马的医改，已经成为凝聚共和党的重要主题。2010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胜，凭借的一大硬牌就是反对医改。而罗姆尼在当麻省州长时，亲手签署了美国的第一个医改案。奥巴马推动通过的医改案，和罗姆尼的医改案几乎别无二致。这一点，几乎让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明尼苏达州州长提姆·波兰蒂（Tim Pawlenty），和罗姆尼类型相似。他是财政保守主义者，有着良好的治理能力。在明尼苏达，他没有增税而消除了赤字。这是债务如山的联邦政府最需要的领袖。同时，他避免两党政治的刻毒，不拿着宗教保守主义的大旗唬人，属于“好人”型政治家。也正是如此，他具有极大的跨党派感召力。相比起罗姆尼来，他没有医改和摩门教的负担，按说不会受到党内的激烈抵抗。更不用说，他才50岁，朝气蓬勃，容易唤起人们的希望。许多评论家指出，未来的共和党，应该属于他这样的人。但是，他分享着罗姆尼的另一个问题：乏味。其实，治理国家是技术性很强、很枯燥的事情。奥巴马竞选时令人心潮澎湃，但一当总统就变得索然无味，也是一个道理。可惜，美国毕竟是个好莱坞的国度，政治其实也属于演艺界。你不会作秀，谁来选你呢？提姆·波兰蒂第一个出来宣布正式参选，想抢到大家的眼球。但是，媒体居然没有反应。有的是一个嘲讽他的电视片段：他独自站在中西部的大草原上昂然宣布竞选总统。他的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大地和天空中回荡，却不见一个人影。于是他再度拿起麦克风大叫：“请问这里有人吗？”没有知名度，没有煽动性，就无法募集足够的竞选基金。因为他难以令人兴奋，要争取上台表演的机会实在难之又难。但是，他的总统素质是实打实的。如果能够设法超越“魅力关”，日后必定前途无量。他的政治生涯还长着呢。

    接下来一位要属金里奇了。他在共和党内的声誉，建筑在1994年领导了夺回被民主党控制40年的国会山的“共和党革命”，随后又成为克林顿的头号政治敌人，不惜领导国会关闭政府来和克林顿抗争。后来就性丑闻弹劾克林顿，他还是位领袖。另外，他是大学历史教授出身，谈锋甚健，思想清晰，成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言人。一句话，他是位在共和党内令人兴奋的人物，也拿得上全国的舞台。可惜，他也许过于色彩斑斓。他有过三次婚姻。每次离婚，都是因为婚外偷情。甚至在领导弹劾克林顿之时，他暗地里干着同样的事情，背着妻子和小 20多岁的国会助理私通。共和党是个“道德党”，其宗教保守主义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很难容忍他反复背叛妻子的行为。这是他不被看好的最大原因。最近他的5位资深幕僚，突然退出他的班子。其中有他的全国竞选主席加盟提姆·波兰蒂的团队。看来，他对自己的手下人也缺乏说服力。

    在另一个极端，则是在大选中无竞争力、但在党内大红大紫的候选人。这方面当然要首推阿拉斯加州前州长佩林。佩林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被麦凯恩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后，立即成为右翼的明星。等奥巴马上任、茶党崛起后，她又成为茶党的宠儿。她缺乏治理能力先不说，在2008年大选时，她就显示出出奇的政治无知，比如误以为非洲是个国家，等等。这也难怪在和拜登的辩论中砸了台。而她行为之反复无常，又是史无前例。本来，州长是选总统最好的起点。佩林在2008年后不放弃总统野心，按说就应该利用既有的州长位置，展示出自己是如何把一个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她突然半途辞职。当许多人宣布她政治生涯就此完结时，她则又上电视，又出书，又讲演，周游全国，人气暴起。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她成为茶党的核心人物，到处助选，乃至有无她的支持，在某些地方的选战成了关键因素。到目前为止，她比共和党的各位候选人知名度都大。她是否参选，对整个预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让党内许多主流人士恼火的是，即使在这么关键的问题上，她也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让人们不停地猜测下去。对于一般候选人来说，参选过晚就错过了时机。因为候选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募捐、组织竞选班子、建立知名度。佩林因为知名度太大，自己等得起。只要她一宣布参选，马上捐款就滚滚而来，成为最著名的候选人，甚至在民调中领先。只可惜，她体现了茶党的核心问题：在狭小的选民圈子中享受着狂热的支持，有着摇滚歌星式的人气，但出了这个圈子，则一塌糊涂。民调显示，如果她来挑战奥巴马，奥巴马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所以，奥巴马当然巴不得她能把共和党的阵容搅乱。

    主流媒体和分析家认为，佩林的行为不符合任何政治逻辑，但是有着经济上的合理性。她越是折腾作秀，知名度就越大，越具娱乐价值，钱就越多。2008年大选失利以来，她把自己转型为一个演艺公司的品牌。对于她来说，政治不仅仅是属于演艺，而且只是演艺，追求的是票房价值。这使她这几年暴富起来。老布什的夫人就公开表示，既然她个人干得如此不错，也最好不要出来搅局。对于佩林这位草根出身、文化不高的人来说，这样的评论显然是奇耻大辱。她马上回击这是“蓝血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态度。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分量，她最近专门以搅局为乐。她开始周游全国，仿佛是在竞选总统。但又不像其他候选人那样，不通知媒体自己到了哪里，也不邀请媒体随行。用她的话说，她不欠一贯诋毁自己的“主流媒体”任何东西。这样反而吊起大家的胃口。最近，罗姆尼经过精心准备，在新罕布什尔州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本想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塑造一个罗姆尼对奥巴马的政治话语。但是，他话音未落，佩林一马杀到同一个州，一下子把媒体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她自己还幸灾乐祸地说：“这真是一个巧合！”

    随着时间的流逝，共和党重量级选手出场的机会窗正在关闭。现有的候选人，则在总统政治的“经典难局”中挣扎。这体现了共和党本身意识形态的危机：本党内难以建立共识，并且和主流选民脱节。几个月前，毫无政治资历的唐纳德·特朗普出来搅局，竟在民调中超过所有对手。如今佩林也不断地捉弄这些主流的政治家。这些都说明，共和党的正统派是多么脆弱。当然，日后的变数并非没有。比如，如果佩林不出战，另一个茶党的宠儿、明尼苏达的女众议员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可能填补她的位置。得州州长、有布什的牛仔之风的里克·佩里（Rick Perry），和新泽西的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也都可能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其中里克·佩里正在本州为了财政预算问题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他称等到这场搏斗尘埃落定，他会认真考虑竞选总统的问题。得州是美国第二大州，是战后出产总统最多的州。布什父子，以及民主党的前总统约翰逊都是得州出身。得州州长要选总统，无疑会是位重量级人物。犹他州前州长洪博培（Jon Huntsman）最近刚刚辞去驻华大使的职位，回国准备竞选总统，希望和罗姆尼、提姆·波兰蒂形成“严肃的三巨头”。只可惜的是，在共和党中，严肃的政治家中缺乏“巨头”，独领风骚的多是演艺者。

    金里奇真离奇

    2011年，在1995年—1999年期间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金里奇宣布参加角逐2012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这是共和党迄今为止最大的“大腕”进入2012年大选，一时间媒体沸腾。

    金里奇是最近20年共和党的一面重要旗帜。1994年，他率领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胜，夺回了被民主党控制了40年之久的众议院。并参与起草了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与美国人民的契约》。1995年，因为他领导的这场“共和党革命”，他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自此之后，就成为共和党的公众代言人，频频和克林顿斗争，最后逼着克林顿签署了《福利改革案》，削减资本利得税，平衡预算。在他任内，美国经济发展强劲，就业率大幅度提高，政府开支上涨速度明显减缓，并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平衡了联邦财政预算。面对20世纪90年代这一黄金时代，两党一直不停地争功。民主党称一切都来自克林顿的强有力领导，共和党则归功于金里奇领导的国会不断地逼着克林顿抑制政府开支。当布什8年不断扩大政府规模、把预算盈余挥霍一空、并使联邦政府扛上空前的赤字后，金里奇就更成为传统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旗手。

    然而，尽管金里奇也许是最能清晰有力地表述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政治家，其个人生活则十分离奇或者说离谱儿，使他的总统梦成为一个“童话”。他1962年初婚，时年19岁，新娘竟是他的几何教师，比他大了7岁。两人生了两个孩子，于1980年离婚，原因是金里奇有了新欢。有媒体报道，他竟在妻子做癌症手术的病房讨论离婚细节。后来他女儿出来辩护，说那不是癌症手术，而是良性肿瘤切除手术，而且他是应妻子之要求而来的。不管真相如何，他在离婚6个月后就迅速和新欢结婚。

    1990年，在他担任众议院议长时，又与一位比他年轻23岁的女子偷欢。这还不算，当时共和党人正在为克林顿的性丑闻弹劾总统，金里奇是领军人物，扮演着共和党的道德面孔。但私下里干着几乎和克林顿一模一样的事，公众毫无所闻。他事发后下台，也没敢参加2000年的大选，而是选择了在那年结婚。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把政治家的虚伪丑陋展示得淋漓尽致。

    但是，金里奇这样的政治奇才，在江湖里毕竟长待不住。2008年大选时他就明显有些跃跃欲试，反复放出试探气球，并且主动谈论自己的婚变。当时有人就分析，他希望尽早让媒体把此事炒作个够，日后大家对此产生疲劳，他就可以竞选总统了。另有人则认为，他是在事先试探和摸索对付这一问题的方略。无论如何，现在他果然出山了。

    可惜，共和党是个“道德党”，其核心的保守主义选民，特别是福音派教徒，很难接受他的私生活。据说经过他的长期努力，福音派的男性开始松口，觉得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但福音派的女性，对如此负心汉则绝对难以容忍。更搞笑的是，他在回应记者对私生活的提问时曾说：“我一度对国家事务倾入了如此大的激情，乃至忽视了个人生活。”言下之意，找年轻女子偷欢而忽视自己的妻子，属于为国家操心过多的结果。难怪民主党人讥笑他不停地有着“爱国主义的婚变”。

    美国的总统政治，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离奇。奥巴马成为总统，佩林成为共和党中呼风唤雨的女巫，都为人们始料不及。金里奇不仅是个严肃的政治家，而且是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当然不应该把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排除。我个人也巴不得他参战，这将使2012年的角逐有意思得多。但是，他先后拖着三个妻子从政，要顺着共和党的阶梯爬上权力的顶峰，那实在是奇中之奇了。

    奢侈品是个什么政治标记

    奢侈品被许多人用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记，在美国也并不例外。不过，你要想从政的话，奢侈品往往就成了抹不去的政治污点，不管你的奢侈品消费是多么名正言顺。

    美国著名的保守派大腕政治家金里奇宣布参加2012年的总统竞选后，一直热闹不断。先是他的三次婚姻，如今现任这位年轻漂亮的妻子的首饰，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人说，他的政治形象，很可能被美妻脖子上的项链给界定。

    《纽约时报》2011年5月25日爆出，金里奇喜欢为他的妻子买首饰，在著名的珠宝店Tiffany的赊账消费高达50万美元，其中包括价值4万多美元的项链。也就是说，他在首饰上花的钱比美国的中等房价还要高一倍多。

    如此奢侈的做派，自然让舆论大哗。众所周知，金里奇以财政保守主义为旗帜，其核心政治纲领是平衡预算，甚至不惜让大家勒紧裤腰带。论者自然指出：买首饰如此阔绰，还有什么资格谈财政纪律？

    金里奇马上上电视辩护，说他的财政状况很好。没有一分钱债务。如果美国的财政状况如同他家庭的财政状况，那么美国就不会有什么赤字问题。他的家庭财政证明他理财有道。珠宝店Tiffany也出来澄清：该店为顾客提供零利率的信贷服务。金里奇的赊账消费，从来都是按期把欠款如数偿还。

    这些确实是事实。金里奇从国会卸任后，和妻子一起搞起影像公司，不停地拍电影。他自己也一口气出了十几本书，同时四处讲演，讲演费相当丰厚。这是他光天化日之下的正当收入，也是正当的消费。关别人什么事呢？

    但是，搞政治就要守不同的规则。20世纪90年代金里奇领导“保守主义革命”之时，是以小民百姓的形象为号召。他自称他属于那种靠着工资单支付各种账单的普通美国人。此话当时确实不假。他本是西乔治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这么一个贫困地区大学的教授，工资还赶不上大城市的公交司机。他说自己是小民百姓，用不着装扮。共和党本以代表华尔街和大企业利益著称，是富人党。但到20世纪90年代摇身一变，成了草根党。金里奇作为这一转型的领袖，功不可没。这也是他今天能出来选总统的政治资本。布什虽然出身豪门，但刻意把自己包装成小民，把共和党的草根传统发扬光大，连任两届。金里奇的珠宝消费，所瓦解的恰恰是这种草根的社会基础。

    看看最近10年的总统政治就明白：爱德华兹400美元的美发，几乎被炒成丑闻；克里几百美元一件的衬衫和各种贵族体育爱好，也被共和党抓住不放；麦凯恩在和奥巴马竞争总统时，居然记不清自己拥有多少栋房子。他们让老百姓觉得望尘莫及，最后也都输得干干净净。金里奇不久前刚刚访问了爱荷华。这是共和党预选中最先投票的州，历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连爱荷华的共和党网站都对他的首饰消费进行严厉抨击。在这个农业州，高达50万美元的房产几乎找不到。那些含辛茹苦的“锄禾”怎么会看得惯这种派头？难怪他过去的一位助手说：“买首饰不是买冰箱，这样的手面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我很理解：他挣了许多钱，上帝保佑他。但是，他已经不是过去我知道的金里奇了。”

    一句话，奢侈品消费对选民传达的信息是：我并不是你们之中的一员。那么，选民凭什么要投票来支持一位“老爷”呢？

    罗姆尼能否改变美国的极端主义政治

    随着奥巴马人望日低，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可能替代他的共和党人身上。盖洛普民调显示，到十月中旬，在美国的登记选民中，有46%倾向于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票，只有38%倾向于继续支持奥巴马。共和党正在踌躇满志地准备夺回白宫。虽然共和党的预选投票还没有正式拉开序幕，但是一系列民调显示，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一马当先：他不仅在共和党候选人中雄踞榜首，而且进入十月以来在与奥巴马的假想较量中已经处于互有上下的状态。双方无论谁略微超出，差距都在民调的技术误差之内。根据惯常的规律，反对党候选人在没有获得本党提名前，知名度甚低，很难和总统相提并论。罗姆尼此时就能和奥巴马平起平坐，已经把对方逼入守势。目前还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难怪，罗姆尼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主流候选人。从现在的势头上看，他取代奥巴马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个非常现实的可能。他如果成功，虽然未必能让美国经济起死回生，但很可能改造共和党，进而把美国政治引入温和化的轨道。

    本世纪以来，美国政治越来越被极端主义所劫持。对此，笔者已经有所分析：美国的选举制度以两党预选为基础。政治家要想出头，要么获得最左的民主党人的支持，要么获得最右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中间选民虽然和左右两派势均力敌，却没有自己的组织，也没人代表，最终导致了走极端的政治家得势。另外，如克林顿所注意到的，两派极端势力竞争非常戏剧化，具有很高的娱乐价值。以商业模式运作的媒体，自然喜欢添油加醋，忽略中间的温和声音。布什把这种极端主义政治战略发展到极致，我称之为“不得人心而得天下”。他发现：美国是个中间偏右的国家，而且极右派比极左派略占上风。只要选战成为极右和极左的对决，那么共和党即使绕开中间选民也必胜无疑。于是，他在打着“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种温和旗帜上台后，立即右转，一下子统治了八年。

    布什这八年，已经把共和党改造为极右翼的政党，其核心是南方的福音派基督教保守主义力量，具有强烈的草根、反智色彩。持有温和立场的保守主义者，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东北部代表工商精英的所谓洛克菲勒共和党人，早被排挤到边缘。但是，布什政绩拙劣，支持他的极端保守主义也大为削弱。民主党为了对应极右翼的主宰，则推出了“五十州”战略，驯化了极左势力，尽可能采取温和路线，广纳中间派选民。特别是在2008年的大选中，奥巴马大摆超越党派之争的高姿态，不停地赞扬里根，要当全美国的总统、而不是一党一派意识形态的斗士，最终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可惜，奥巴马超越党派的姿态，在执政时却一筹莫展。这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布什已经给共和党留下了极端主义的政治构架。走温和路线的人在共和党内仍然吃不开。茶党很快利用这样的构架借尸还魂。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获胜，右翼极端势力控制了众议院。在不久前债务危机的讨价还价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极端势力一步不让，不惜国家破产。如今经济萧条，大选在即，共和党唯恐经济不能更坏、民怨不能更深，就更没有和奥巴马合作的理由。奥巴马以总统之威，一再忍让妥协，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传统上两党等达成的协议已经不可能了”。这不仅使公众觉得他软弱可欺、没有能力领导国家，本党的支持者也把他视为不敢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战的懦夫。支持率一落再落。这就逼得奥巴马无路可走，只能打起左翼大旗，要给富人加税，增加政府的刺激经济措施，高呼“我们不能等了！”的战斗口号。占领华尔街的草根运动，无疑也在为他推波助澜。

    可见，解铃还须系铃人。本世纪美国政治之极端化主要发生在共和党内。如果共和党仍然极端，民主党想温和也不行。政治敌对只要一头下定决心就会发生。政治妥协则必须两厢情愿。关键在于，共和党人必须先改造本党的极端主义结构，使其政治纲领更容易让大多数选民接受。但是，极端势力早已在共和党内盘根错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让他们靠边站，谈何容易！

    罗姆尼的崛起，也正是代表了共和党内温和势力向得势的极端势力的挑战。他在2008年就参加了总统大选，并在共和党内一度领先。当时布什还是总统。罗姆尼面对党内的政治现实，对极端势力极力迎合。谈起自己在马萨诸塞州当州长的经历时，他吹嘘自己是一个在美国最左的地方独自捍卫保守主义价值的孤胆英雄。在经济、外交、和文化价值三方面，他都严格地按照极端势力的要求站队。可惜，他因为信仰摩门教派，被基督教福音派视为异己。在预选初战的爱荷华州，福音派候选人哈克比异军突起夺走了罗姆尼的领先地位。接下来麦凯恩拿下自己的常胜福地新罕布什尔州，也就是罗姆尼的后院。最终罗姆尼不得不认输支持麦凯恩。

    今年再战，罗姆尼则换了战略。同样是谈当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资历，他强调的是自己能在民主党的汪洋大海中掌握与对方合作的艺术。还口口声声民主党也爱美国，我们共和党也爱美国，大家总有合作的基础。这样，他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能够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妥协、把事情办成的人。显然，他明白了两个现实：第一，不管自己多么小心迎合，极端主义的特点就是极端、容不得异己。他是摩门教这一事实，就不可能让福音派支持他。第二，极端主义太极端，赢不了大选。到目前为止的一系列民调证明，除了他，其他候选人无法击败奥巴马。而当今的普遍民意，是希望选个共和党总统，但这个总统必须愿意并能够和民主党合作。面对这种局面，共和党最终会恢复理性，不至于为了固守极端立场而丧失这样的大好时机。

    这也决定了目前共和党预选的格局。迄今为止，共和党内部一直有人轮流领先。先是房产和媒体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大秀一通，居然在民调中超过罗姆尼位居第一。但此公只有娱乐价值，不久自己就知趣地退出。后来茶党的宠儿、明尼苏达州众议员米歇尔·巴赫曼人气大升，在民调中直逼罗姆尼，可惜她毫无行政经验，支持率很快回落。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还是得州州长佩里。此公被称为“服用了类固醇的布什”，属于极端之极端，再加上得州最近几年创造了美国四分之一的就业机会，在经济萧条中他的“业绩”令人耳目一新。果然，八月份他一出马就力压罗姆尼，赢得了保守势力的全力支持。但是，几次辩论，就显示出他根本不是罗姆尼的对手。人们对他是否有当总统的才能、能否和奥巴马辩论疑虑重重。他的支持率很快落回到个位数的水平。最后共和党又试图推出新泽西州长克里斯 ·克里斯蒂。但克里斯 ·克里斯蒂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不参加竞选，并迅速支持罗姆尼。最近大红大紫的，则是经营比萨饼店出身的黑人业余政治家赫尔·凯恩（Herman Cain）。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目前基本和罗姆尼持平。似乎一场恶斗又要来临。

    论者分析指出，所有这些大戏，其实质都是罗姆尼和反罗姆尼之争。

    现在共和党阵营中能有实力和奥巴马一争的，只有罗姆尼。但是，以极端主义为主宰的共和党主流，对罗姆尼一百个不信任。他不仅是个摩门教徒，而且在当马萨诸塞州州长时通过了全民医改案，被称为是奥巴马医改的范本。颐指气使惯了的保守派，哪里能受得了这个委屈？所以，这股势力不断在党内寻求代理人来“阻止罗姆尼”。可惜，这一系列挑战，反而把罗姆尼锤炼得更像个久经沙场的政治家，从容淡定，宠辱不惊，在电视辩论中越来越有光彩，充分显示出领导国家的能力。面对赫尔曼·凯恩的紧逼，罗姆尼甚至不对赫尔曼·凯恩作太多批评，而其他候选人则对赫尔曼·凯恩群起而攻之，意在夺取挑战罗姆尼的老二地位。这就更显示出罗姆尼的总统相了。

    目前距离第一个预选的投票时间仅有两个多月，共和党人中有十分之八还没有拿定主意支持谁，只有十分之四对预选竞争非常注意。似乎一切还都在未定之中。但是，这种情况多半对罗姆尼有利。一般而言，提早卷入的，多是立场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最后进入的，政治热度比较低，意识形态不强，更为理性一些。至于赫尔曼·凯恩，其异军突起的原因是他提出了9-9-9的平税政纲，即对企业、个人和消费一律加收9%的税，停止其他一切税收。这样的纲领简明扼要，娱乐性强，在早期容易吸引眼球。但是，随着竞选的深入，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辩论中很容易被戳破。罗姆尼最近几次辩论放过赫尔曼·凯恩，也正是认定他的人气长不了。

    罗姆尼的最大问题，是不善于选举。在17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真正赢的选举只有一次，那就是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的那次。在他参加过的所有23次选举和预选中，他输了18次。特别是他经常在一路领先的情况下，在最后关头被人反超。2008年的共和党预选就是个经典。论履历，论才干，论辩论表现，罗姆尼都无懈可击；更不用说他相貌堂堂，如同电影上那种英雄般的总统。但是，在和选民一对一的人际互动中，他则显得呆板、谨慎、“个人可选性指数”缺乏个人魅力。有专家发明了（personalelectability index PEI），以个人性格特征衡量政治家讨选民喜欢的程度。奥巴马得分28，希拉里23，麦凯恩26。没有这个优势，2008年奥巴马怕是过不了希拉里这关。罗姆尼则才得 6分。

    不过，罗姆尼目前确实是让奥巴马最为畏惧的对手。奥巴马以“我们能行！”（Yes， we can！）的口号唤起人们的无限希望。但目前选民正处于从希望走向幻灭的阶段，人心思变，奥巴马的人格指数不会占那么大的便宜。奥巴马连任最好的机会，是共和党提名一位极端的竞争对手，把温和选民吓跑。罗姆尼平平的人格虽然缺乏感召力，但也不会让人们感到恐惧。他在辩论中显示的理性和才干，反而可能会笼络那些想抛弃奥巴马的选民。如果他真入主白宫，在成者为尊的美国政治中，非南部的共和党温和势力就会崛起，改造共和党的权力结构，脱离极端主义。两党对话合作的氛围也会大变。这对于美国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亚利桑那枪击的政治冲击

    2011年1月8日早晨，一位22岁的精神病患者贾里德·拉夫纳（Jared L.Loughner）闯到亚利桑那的一家超市外，对着该州第八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布里埃尔·吉福德（Gabrielle Giffords）和正在与她见面的选民疯狂扫射。等他被制伏时，6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一位联邦法官当场死亡。众议员布里埃尔·吉福德伤势危急。经过紧急抢救后，她大概能捡回自己的性命。但是，这场屠杀即刻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乍一看，历史似乎进行了一次循环。1992年克林顿“出其不意”地击败了老布什当选为总统，惹怒共和党人。1994年共和党在金里奇的带领下在中期选举中一举夺回参众两院，似乎总统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正当共和党紧锣密鼓地准备1996年夺回白宫的时刻，右翼分子在1995年对俄克拉荷马的联邦政府大楼发动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克林顿抓住机会痛斥极右翼，并显示了自己的领导力。到1996年大选时，共和党已经没有竞争的实力。这次又是共和党在民主党占领白宫后卷土重来，在中期选举一举夺回众议院。在参议院虽然未能占据多数，但因为许多民主党参议员来自保守州，并且在2012年要竞选连任，在目前茶党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会跟着共和党投票。所以，分析家们指出参议院的实际主人已经成了共和党。共和党内的大牌政治家都忙着为2012年卡位，看谁能够掀翻奥巴马而入主白宫。

    也难怪，这次亚利桑那的屠杀，马上被民主党描述为右翼恐怖主义。布里埃尔·吉福德的父亲事后直言不讳，指出整个茶党与其女儿为敌，难脱干系。布里埃尔·吉福德是亚利桑那这个保守州的民主党议员，本来就陷入敌对势力的重围中。当她投票促成通过奥巴马的医改案后，右翼被激怒了，武装反抗之声四起。事实上，去年3月布里埃尔·吉福德的总部就遭受了右翼的袭击。她曾经一再公开表示这种暴力政治气候非常危险。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期选举中，以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为首的保守势力誓言拿下布里埃尔·吉福德，并对追随者发出呼吁：“不要撤退，要重新装填弹药！”佩林的网站，甚至以狙击步枪瞄准器的图案，把包括布里埃尔·吉福德选区在内的目标一一标出。布里埃尔·吉福德立即上电视称这种图案将有危险的后果。所以，事发后《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报纸立即发表社论，将此事描述成右翼恐怖袭击。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历数自克林顿第一次当选总统以来右翼的语言暴力，指出民主政治的言论自由虽然容纳尖锐的政治辩论，但民主党不管多么尖锐，也不像共和党那样动不动杀声四起，动不动要武力反抗政府。这次的杀手虽然更可能是个精神病，但他的意识形态中明显受到右翼语言暴力的影响，口口声声政府正在控制人们的语法结构。

    共和党毫不示弱。《华尔街日报》同一天发表社论，称各种迹象表明杀手更可能是个精神病，并谴责民主党把这一悲剧政治化，并揭出一些民主党的策士建议奥巴马学习克林顿对俄克拉荷马恐怖袭击的处理，乘机给共和党致命一击。温和的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次日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发表文章，谴责这种把悲剧政治化的企图“无耻”。这些抗议之声，虽然一时难以扭转公共意见，但达到了先发制人的目标，使奥巴马无法对此事按照俄克拉荷马的模式处理。

    现在案子还在审理之中，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有待时日。但是，克林顿早就指出，1992年共和党经过里根、老布什的多年统治，已经养成了自己天经地义拥有国家的心态，于是克林顿的当选引发了保守势力非同寻常的仇恨。自那以后，共和党确实不择手段，把语言暴力当做自己的政治武器，动不动就说对手是“叛徒”、“纳粹”，要杀要砍。不久前亚利桑那的中期选举中，布里埃尔·吉福德的共和党对手在网上的竞选广告中，就端着攻击型武器出现。最近有学者研究，在“9·11”和中东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中充当人弹的人，多有心理疾病。你一旦创造了暴力的政治话语，这些人就容易出来“献身”。

    应该说，民主政治需要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冲突。但这种内战式的语言暴力，确实对民主本身构成了威胁。

    写畅销书写成了总统

    在去年提名麦凯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出局的总统候选人、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发表讲话为老友麦凯恩助阵。他挖苦奥巴马说：

    “有这么个年轻人，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写了两本书，居然也在竞选总统。这等事情，也只有在美国会发生......”

    我们对这类党同伐异的言论当然不必太认真。不过，朱利安尼也确实讲出了一个事实：奥巴马并无政绩可言。他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言辞，特别是他的自传。记得2007年圣诞节，我在一位民主党人的朋友家参加聚会。我在那里大谈希拉里的前景。一位客人打断我说：

    “这年头，你要看看奥巴马再说。”当我打开自己的圣诞礼物时，发现竟是奥巴马的书。可以说，他是由畅销书作家成为总统的第一人。

    这也难怪，在奥巴马执政百日之际，不仅是他的政绩、他的民调成为媒体的焦点，他写书的收入也颇受媒体的关注。首先，他执政百日之前，正好赶上美国人的报税日。总统缴了多少税，在这个时候总会被媒体炒作一番。第二，奥巴马上任后迎合民愤，大力抨击华尔街高管为富不仁、在经营失败之际仍然拿太多的钱。同时，他又要给占人口5%的高收入阶层加税。那么，他当总统的拿多少、应该缴多少税，大家当然要看看。

    第三，既然他是从畅销书作家成为总统，这些书畅销到什么程度，他的政治崛起对书的促销有何帮助，或者他书的畅销是怎样刺激了他的政治崛起，自然是公众的焦点。

    作为作家，奥巴马起步并不是那么轻松。他的第一本书《我父亲的梦》于1995年出版。出版社约他写书，大概还是因为他在1989年当选为《哈佛法律评论》的主席，成为该刊历史上第一任黑人主席。这多少算是个法学界和常春藤的新闻。不过，一般读者毕竟对《哈佛法律评论》并不了解。他这第一本书销售得很软，版税所得还不够偿还出版商预付给他的3万美元。2000年大选时他兴冲冲地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不想到了门口人家竟不让他进。他跑到街上的银行自动取款机提点零花钱，竟然提不出来，因为账户已经空了。应该说，那时他多少有些落魄。2002年他家庭收入将近26万美元，不过那主要是妻子的收入。但是，2004年后克里竞选总统时，他就站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他当时那场讲演，一下子让他成为全国的政治明星。那本卖不动的书马上重印，在市场上炙手可热。2005年，他的版税收入一下子上涨到123万美元。这使他能够在芝加哥买下价值165万的房子。出版社也找上门来，和他签下190万美元的书约，让他写一本非小说和一本儿童读物。此时他已经当选为参议员，称要推迟到他退休后再写。

    2004年—2005年民主党代表大会后的“奥巴马热”还是个小高潮。到2006年，他的版税收入跌到了57万多，可见第一本书的销售已显颓势。但是，这位不凡的写手2006年出版了自传《无畏的希望》，2007年的版税收入一下子达到了410万美元。此时他已经宣布竞选总统了。2008年，他的版税收入为246万美元。《纽约时报》总结说，总统的笔价值860多万美元，并且数字还在涨。比如他的书被改编成给中学生看的缩写本。此事虽然不用他操心，但仅此一项就是50万美元。

    如果仅仅从这些数字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奥巴马竞选、当选总统本身对他卖书帮助不大，但卖书可能帮助他竞选、当选了总统。2007年400多万美元的版税，主要反映了他竞选前的销售量。2008年200多万美元的版税，则主要反映他竞选期间的销售量。这一年他斩关夺将，全美国陷入了“奥巴马热”中。但是，他的版税几乎下降了一半。当然，由于美国出书总是精装本在先，2007年的版税可能更多反映着精装本的版税，一本为3美元89美分；2008年的版税更多反映着平装本的版税，每本1美元零3美分。但精装本和平装本都在2006年出版了，并且2007年年底发行的录音版主要在2008年销售，他的录音版版税每盘则是4美元50美分。至少我们可以说，竞选期间书的销售没有大涨。在竞选中，他一再说他的知名度比希拉里低很多，这是他一大劣势。但是从书的销售看，此话显然低估了自己。一般的政治家，不参加总统竞选自传不会有人买。相比之下，奥巴马并没有因为当选总统而使自传突然大卖。相反，为他而疯狂的人，显然是在2007年就已经买了他的书，并因此成为他的“死党”。他当时赢希拉里就差那么一点点，没有这本销量上百万书的召唤，恐怕很难凑够获得民主党提名的票数。所以，说他写畅销书写出一个总统来，实在不过分。

    作为总统，奥巴马的工资区区40万美元，这比参议员不到14万美元的工资大为改善，但比起自己的版税来则不足挂齿。奥巴马一家2007年的收入为420万美元，2008年竞选总统时缩水到270万美元。为这270万美元，他一家缴了85万美元多的联邦税、77000多伊利诺伊州的所得税，并有17万美元多的慈善捐助。2002年他家庭收入将近26万美元时，慈善捐助仅为105美元，低于当年美国家庭1872美元的平均数，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词。共和党人称民主党政治家从戈尔到奥巴马捐款都很吝啬，布什则慷慨得多。2009年奥巴马进白宫后，美国人的“希望”变成了现实。《无畏的希望》怕是卖不太动了。他的收入估计还会再缩水下去。

    美国需要宫廷艺术家吗？

    在奥巴马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有一个非常招眼的节目。那就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马友友、帕尔曼（Itzhak Perlman）和安东尼·麦吉尔（AnthonyMcGill）等合作上演了一曲古典音乐。奥巴马和所有政要坐在那里与几百万观众一起洗耳恭听。这似乎预示着新政府的崭新文化格调：与布什反智主义的大老粗精神相对照，奥巴马给华盛顿带来了精英的、甚至是贵族的品位。美国许多从事古典音乐的人为此大为振奋。要知道，在欧洲，劳动阶层去音乐厅欣赏古典音乐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美国，你在常春藤的研究生中说自己喜欢古典音乐也常被讥笑为附庸风雅。这次严肃艺术受到总统的青睐，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可惜，好戏演得并不完满。这其实是一场假拉假弹。就职典礼那天寒风刺骨。那些乐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低温下保持准确的音调。就职典礼的演出是事先录制好的，到时候音乐家们上去照演，但听众听到的其实是录音重放。还有人指出，这些音乐家所使用的乐器无不价值连城，暴露在如此的严寒之中，受损害的威胁非常大，实在是不负责任。不过组织者辩称这是没有办法的应急措施，谈不上丑闻，演出非常成功，等等。对这台假戏的是非可以不停地讨论下去，但是奥巴马政府如此开场，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最近《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奥巴马当选，美国的艺术家们功不可没。关于奥巴马的画像、壁画等艺术创造在整个选举中铺天盖地。如今奥巴马顺利当选，自然应该投桃报李，大力资助艺术事业。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成立了“艺术政策委员会”。他上台后也曾对媒体表示，他们夫妻二人将在白宫主办爵士乐、古典音乐会和诗歌朗诵会。著名音乐家昆西·琼斯（QuincyJones）则要求奥巴马任命一位艺术部长。另有十几个艺术组织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在联邦政府设立高级的艺术官员。还有不少人议论说，美国是少数几个没有文化部的国家，现在似乎是设立文化部的时候了。

    在许多人看来，如今美国正处于大萧条以来最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艺术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行业。一般老百姓囊中羞涩之时，首先要减的就是孩子的钢琴课。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艺术团体都要靠捐助来维持。经济急转直下后，捐款的人自然会减少。特别是那些基金会，因为基金大量在股市中蒸发，都已经见了锅底。跟着倒霉的自然是交响乐、芭蕾舞团，等等。最近著名学府布兰代斯大学因为捐助基金在股市上缩水太凶，减了教授的工资不说，还将学校的艺术宫关闭，引起波士顿地区高等教育界和艺术界的一片哗然。也难怪，艺术界的游说集团把罗斯福的新政抬了出来。因为罗斯福曾在1935年签署了一个叫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法案，对戏剧、写作、音乐和美术进行资助。这些人指出，艺术往往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政府要救华尔街，要救汽车三巨头，要救房地产，怎么能单单放着艺术不管？如今国家艺术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一年仅一亿四千四百万美元的经费，大幅度增加这笔经费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实，这番鼓噪，不过是每次总统大选后既得利益者到白宫表功要赏的游说浪潮的一部分。唯一新鲜点的地方大概是，那些自命清高的艺术界人士，显然并非真的不食人间烟火，见到钱也都无不赤膊上阵，乃至能把画几张招贴画之类的事情夸张成奥巴马当选的关键因素。难道布什当选时就没有招贴画了吗？

    艺术家失业、饿肚子的事情自古皆然。在西方政府资助艺术、乃至设立文化部，等等，属于欧洲的传统。自中世纪起，欧洲艺术就和政府的资助密不可分。从佛罗伦萨的寡头金融统治家族梅第奇，“朕即国家”的法国专制君主路易十四，到让教徒献金从教会购买天堂的门票的罗马教廷，乃至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无不挥金如土地兴办艺术事业。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乃至遍布欧洲的雄伟壮丽的教堂，没有这些资助几乎都不可能存在。不过，这样慷慨的资助，只不过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高雅表现而已。美国没有欧洲贵族的传统。而且如托克维尔所观察的，平民百姓富裕得出奇，私人企业更是势比王侯。所以，美国从来没有文化部，艺术靠民间来支持。用美国的标准来看，也许没有文化的国家才需要文化部。在美国设立一个文化部，反而可能把文化给扼杀。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不妨看看美国文化是如何成长的。

    也恰恰是在奥巴马上台后，《波士顿环球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描述波士顿芭蕾舞团是怎么在经济衰退中生存的。其中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附属于该芭蕾舞团的波士顿芭蕾学校。该团一年经费2500万美元，其中17%都是从芭蕾学校来的。众所周知，芭蕾是碗年轻饭，演员到了 30岁基本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的芭蕾演员，一般没有其他技艺，年轻时收入也不高，根本不可能靠吃老本过活。他们最普遍的出路，就是靠教芭蕾为生。波士顿芭蕾舞团的附属学校也许就是因此而办的。现在越办越火，马上要开第四所分校，每个分校都有几百个学生。我女儿七八岁时就在最大的牛顿分校（共700多学生）学习。初级班一年的学费也要2000多美元。学了一年多，她就参加了波士顿芭蕾舞团圣诞节期间《胡桃夹子》的小群众演员的海选。那些七八岁的小女孩儿疯了一样地竞争。女儿有幸入选，演了十几场。不仅一分钱报酬没有，而且家长包括她本人看演出都要按市场价格买票。结果，我们不仅每天不辞辛苦地送她去演出，自己还跟着赔进去5张票的钱。有些住得远的家长，居然能在剧场边的饭店住下来陪着孩子。有的则骄傲地把七大姑八大姨全请来，一口气就是十几张票。有此经历我才明白：女儿给芭蕾舞团义务演出不说，还要交钱上课，甚至帮人家推销门票。

    如果有个文化部，有许多纳税人的钱的话，波士顿芭蕾舞团就不会这样生财有术。演员特别是著名演员退休后，有固定的退休金，犯不上出来教书。可惜，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就十几年，退休后的日子则要50年上下，有多少钱才能把他们养起来呢？当没有政府养时，这些演员才不得不自谋出路，最后的结果是造就了美国这种空前的芭蕾舞文化。

    还以小女为例。《胡桃夹子》是波士顿芭蕾舞团唯一能赚钱的节目。波士顿圣诞节已经形成了传统：有女孩子的家庭，节日期间全家去看《胡桃夹子》。小演员也从来是芭蕾舞学校的义务演员。我那年年末每天乘地铁送女儿去演出，乘客一看她的头饰就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所以几乎每次都有妇女上来和她说话，告诉她自己当年演的是什么角色。有一次，竟有位六十几岁的老太太绘声绘色地向她讲起自己7岁时演《胡桃夹子》的事情。经过此情此景后，我就不再觉得《胡桃夹子》仅仅是台上的芭蕾舞，而更是活在整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中的艺术。

    现在女儿正在学钢琴、学作曲。我们到当地的Longy音乐学院给她找老师。这还不是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那样的名校。但拿人家的教师名单一看：许多在世界各地频频演出的音乐家也甘心教9岁的孩子。想想看也很自然，音乐人才太多了，政府又不来包养。除了顶尖几位可以靠演出吃饭外，其他还不是要教书吗？他们越是没有人养，教书就越卖力，社会的音乐水平就越高。

    在美国去看艺术演出，不仅惊叹台上人的水平，更羡慕台下人的鉴赏力。因为台下的许多观众，就是台上人的学生。如果小女生在北京或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她学习芭蕾、钢琴，恐怕很难有幸和城市里职业的（特别是有名的）演员直接打交道。但是，在美国做到这一点则容易得多。人家的文化不是在庙堂之上，而是在草根之中。你到波士顿芭蕾学校一看就知道，从三四岁的孩子，到快70岁的老人，都在那里一板一眼地学习，他们绝不是那种仅到演出时才去看看热闹的观众。

    这种草根的、民间的文化，不是一个文化部能够培养出来的。恰恰相反，国家的介入可能会把艺术的草根给拔掉。更重要的是，艺术的价值并不能由政府来决定，要看它自身在社会中的生命力。马友友等为奥巴马的就职典礼捧场，并没有弘扬艺术，而是歪曲了艺术，使艺术成为政治的奴仆。本来，他们的演奏属于室内乐，根本不应该拿到室外演。总统支持艺术可以，那不妨像当年卡特那样，把霍洛维茨这样的大师请到白宫来演奏肖邦的第二钢琴奏鸣曲（其第三乐章是著名的《葬礼进行曲》）。那场演出几乎成了音乐史的一个小经典，至今还在You Tube上风行。可惜，奥巴马时代的艺术竟以假拉假弹开场。这可未必是个好兆头。

    奥巴马的政治实习

    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奥巴马上任后的第一个政绩也由此诞生。那么，应该给这一政绩打多少分呢？我看最多只能拿个C。

    C是个及格成绩，却是个糟糕的成绩。说及格，是因为法案毕竟通过了。按常规的说法，这属于总统的一个（也是奥巴马的第一个）立法胜利。你不能说他不及格。但是，奥巴马为了通过这一法案，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

    评价一个政治家在一件事情上的成败，重要的标准是看他究竟消耗了自己的政治资本还是积累了政治资本。这就好像评价你做一桩生意的标准应该是赔了钱还是赚了钱一样。奥巴马以压倒多数当选总统，声誉和人气都非常高，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资本。但是，在这一立法上，他消耗了自己的政治资本，所获得的东西却非常有限。

    此话怎么讲呢？奥巴马的人气在于他为大家提供了“希望”。他作为年轻、“外来”的新政治家，具有跨越党派的魅力，能够跳出过去两党的恶斗。许多共和党的州都倒向他，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士和大量中间派人士都支持他，其统治基础非常广泛。与此相对，共和党被布什连累，声望甚低，群龙无首，很难向新任总统叫板。这都给奥巴马推行新政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可惜，他白白浪费了这样的大好形势。面对前所未有的天价刺激经济法案，他竟没有自己主持，而是让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控制了制定过程。这就是他失分的开始。

    首先，众议院并不具有他的权威和人气。众议院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比布什还低，根本不能取信于民。第二，众议院是个分肥政治的机器。435位议员各自代表自己的小选区，都要为自己的选民争利益。一旦听说政府要花八千多亿美元刺激经济，自然都要尽可能地把这些钱往自己所代表的既得利益中来揽。

    奥巴马高票当选，本来是“秉承天命”。他应该做的，是勇敢地运用这一“天命”，在自己的严格督导下，综合两党意见，起草一个“干净”的法案。所谓“干净”，就是严禁利益集团夹带私货，把钱花在关键的地方。毕竟，这基本上是美国历史上价码最高的法案，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怎么能不战战兢兢？况且，他竞选时明确许诺：他要让手下人拿着政府的预算，一项一项地过目，砍掉任何浪费纳税人钱的开支。结果呢？他让众议院民主党人接手，最后法案中竟有300万美元高尔夫球车的经费，16.5亿维修联邦政府建筑的费用，等等。大手大脚花钱的传统民主党形象又一次浮现出来。正如最早呼吁奥巴马出来竞选的《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所指出的，最后这个法案，实际上就是波洛西的法案。奥巴马许诺给华盛顿带来的新气象一点影子也没有。

    这样一来，群龙无首的共和党人突然找到了认同，一致起来反对。在众议院表决时，共和党人一张支持票也没有。到了参议院，只有三名温和共和党人愿意考虑，不过条件是必须将法案大大删砍，结果使这一议案比原来的规模小得多。最后参议院通过时，奥巴马不得不派专机把正在参加老母葬礼的一位民主党参议员紧急接回，这才凑足了六十张票。如果专机因天气原因无法起飞，这一法案就泡了汤。

    其大选时的共和党对手麦凯恩称这一法案是“代际偷盗”，是在挥霍还没有发言权的儿孙们的钱。奥巴马准备提名的共和党的商务部长贾德·格雷格（Judd Gregg）参议员也立即公开收回自己的候选身份，称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奥巴马政府实在难以共容。就职典礼的舞会刚刚散场，华盛顿就又回到了两党政治的旧套路中。

    我不久前指出，奥巴马上台的首务是反左。这次他高票当选，左派居功自恃，纷纷前来领赏。抛开工会不说，就是艺术家们也前来表功，称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艺术家生产了许多招贴画，等等，推高了奥巴马的人气，甚至有提出设立文化部者。不过，也正是因为奥巴马的支持力量来源广泛，他本可以不依靠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确立跨党派的感召力。我最担心的是，奥巴马在党内属于小字辈，许多资深望重的民主党人支持他，也是因为他资历浅，好控制一些，不像希拉里那样可以独往独来。从他为政这第一个考验看，他远没有摆脱民主党传统势力的控制。他的“希望”、“新起点”，等等，更多的是辞藻，而没有能落实到政策上。

    1993年克林顿上任后，长时间沉浸在竞选的激情之中，对治理国家缺乏准备，结果放任希拉里主持医改失败，引起了1994年中期选举时金里奇率领的共和党革命。克林顿几乎在那时候被埋葬。多亏他有杰出的政治天才，最终慢慢挽救了他的政府。奥巴马当选后，第一个教训就是克林顿，所以未上任就埋头治理，民望甚高。但是现在看来，主持白宫的难度还是出乎意料，奥巴马虽然准备充分，但仍然处于政治实习的阶段上。他这第一板斧，虽然勉强砍断了木头，但斧刃钝卷，政治资本赔进去不少。如果经济形势不能如愿回转，共和党就会一拥而上，把他描绘成一个乱花钱、摧毁经济的传统民主党人。可见，奥巴马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

    奥巴马向天皇鞠躬的是非在哪里？

    奥巴马上任后不久在东亚之行中见日本天皇，几乎在握手的同时深深一躬。这一转瞬即逝的动作被照相机凝固下来，一下子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康州共和党大学联合会在Youtube中借题发挥，把奥巴马的鞠躬照和世界各国领导人见天皇的照片进行戏剧化的对照，弄得奥巴马活像个三孙子。

    在这些系列的照片对比中，你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可以看见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可以看见菲律宾、阿富汗、印度的国家首脑，甚至可以看见如夏威夷州长这样的美国地方政治家，他们见天皇，都不鞠躬，而是平等地站在那里握手，最多双方身体略往前屈，显得十分客气融洽。奥巴马是个大个子，他一手握住天皇的手，同时身体几乎呈 90度角一个深鞠躬，好像是臣民见皇帝。白宫的人说这是尊重日本的习俗，表示总统的礼貌，共和党则大呼这是低三下四，丢尽国威。

    各国首脑在公共场合相见，都要摆出姿势供记者拍照，短短几分钟，不过是笑笑、握握手，全无奥林匹克体操比赛的高难度动作，想必很简单。但从这次奥巴马鞠躬事件看，则并非如此。首脑之间这简单的肢体动作，经常需要反复研究和特别演练。一着不慎，则会引起巨大的政治麻烦。美日之间在这方面的历史就更为特殊。二战后麦克阿瑟率占领军进驻日本，天皇裕仁因担心自己作为战犯会被判死刑而坐立不安，最后跑到麦帅的总部求见。两人的照片马上登在报纸上。麦帅潇洒放松，姿势非常高傲随便，天皇矮半头不说，而且是一副紧张的立正姿势，活像麦帅的警卫。不久前在日本还是个神的天皇，如今跌到这一境地，还有何面目？日本的保守派非常恼火，试图阻止照片的刊载，但那时占领军早已控制了一切。这张照片，也为战后美日关系定了调子：日本在美国羽翼的护持下生活，要看美国人脸色行事。后来以吉田茂为首的务实保守派顺水推舟，干脆省下军费发展经济，靠着美国保护自己，到20世纪80年代大有在经济上征服美国的势头。

    当然，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运气回转，打赢了冷战，崛起为世界帝国。日本则沉入十几年的衰退，相对国力大跌。不过，目前美国正陷入半个世纪所未经历的经济危机，自信心非常脆弱。这时如果把麦帅与天皇的照片和奥巴马对天皇鞠躬的照片对比，自然刺激美国人的自尊心。

    固然，白宫可以辩解说这是尊重所在国的习俗。但是，这样的道理怎么也说不通。西方人和东方接触的一开始，就大力反对东方君主的三叩九拜之礼，认为那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的昭彰劣迹，固然已经被历史所唾弃。但是，平等之礼，则被世界所接受。比如在中国，皇帝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更无人跪在那里自称“奴才”。日本的规矩虽然还非常严格，天皇在万人之上，日本人见天皇，必定是90度一个大鞠躬，天皇对任何人则从来是身体略微前倾而已。这种不平等的习俗，在家里当然可以自便，但在国际社会则行不通。所以各国首脑见日本天皇，全无这等低三下四状。

    奥巴马这一失误，实际上体现了美国自由派的大问题。布什8年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在国际上傲慢横行，把人都得罪光了。奥巴马上台后谦卑些，挽回美国的形象，自然未尝不可。但是，自由派经常跟着文化相对主义走，觉得对任何文化都应该尊重，反而对西方文化本身缺乏自信。其实，西方文化一些核心价值，比如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有分析家指出，连日本天皇本人也被奥巴马的“大礼”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奥巴马何必多此一举地“礼貌”？

    好在日本国力早已经落后美国太多，又一直是美国的铁杆儿盟友，美国不把日本看作威胁，也许对日本天皇的“大礼”不至于引起公愤。日后美国经济如果顺利恢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取得明显进展，奥巴马这一大躬则无伤大雅。但是，一旦经济不能恢复，联邦赤字攀升，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向中国、日本等国举债，美国人的自尊心就会变得格外脆弱。在那种情况下，到2012年大选时，奥巴马90度大躬的照片就会到处都是，够他受用的。布什虽然无能，但“9·11”后迅速找到了当总统的感觉。奥巴马智商过人，但当总统的感觉则似乎没有找到，在人们心目中显得太软。他若不赶紧立威，日后则会有大麻烦。

    奥巴马怎么推动环保

    奥巴马以“变革”为号召当选总统，并发誓让美国在环保上扮演领导性角色。但是，万事总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到了动真格儿的时候，总统也得妥协。

    《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即将出炉。这是奥巴马的能源与环境法案，使美国在地球温室效应的问题上与布什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目标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排放税。一旦排放要花钱，而且是不少钱，排放的人就会自觉地减排。这是以市场机制达到公共政策目标的最好手段。不过，字在美国政治中不是个好词汇。“税”奥巴马要减排只能绕开这个词。他用的是“许可”：所有需要排放的企业，都必须购买“许可”。这个“许可”，每年在市场上拍卖，同时也可以倒卖。

    比如，一个发电厂作为排放大户买了许多“许可”，但技术改进后排放大减，用不了那么多“许可”，就马上可以卖掉，赚一笔钱。这一系统，不仅使所有人都有减排的积极性，而且会给美国政府带来几千亿美元的收入。

    但是，民主党一方负责起草议案的人提出，在开始阶段将把85%的“许可”白送出去，仅有15%被拍卖。送的对象，还是发电厂、工厂等传统的污染大户。白送的目的，是换取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州对这一法案的支持，以确保法案的通过。不过，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多问题。第一，85%白送，就不可能增加多少政府的税收。财政赤字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第二，白送的“许可”拿到后，传统的污染大户就丧失了减排的紧迫感，这个法案的最初目的就丧失了。

    也正是如此，左翼阵营内怨声载道。绿色和平组织的美国分部已经宣布不支持这一法案。但是，有些环保力量则更加实际。他们认为，如果只有这样妥协才能让法案通过的话，那总比什么也没有好。毕竟，这个法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虽然不是原来的20%，难道17%不是个进步吗？更何况，法案是有年限的。到2030年，所有“许可”都要取消。在此之前，“许可”额逐年减少，慢慢“断奶”。从工业界的角度看，这也是明智的。毕竟有关技术不是一夜之间发明的，你不能要求大家一夜之间减排。有个时间表，大家会逐步发展相关技术，减少阵痛。

    不管怎么说，奥巴马在环境问题上毕竟有些动作。但是，这种动作无异于公开的、合法的政治行贿。他要给那些大电力公司和公司所在的州足够的好处，凑够票数。所以，奉送的“许可”也不会公平。不需要行贿的人就不送。据说这次石油公司得到了区区2%的许可，大概是因为这些公司在这个法案上发挥不了太大的政治作用。这也怪不得，奥巴马自己都不愿意碰这个议案，而要交给国会的民主党人起草，让他们算计谁该送谁不该送。即使如此，到时候是否能通过还没有谱儿。在美国，办点事情就是这么难。

    第一夫人该到哪里度假

    自从奥巴马当选以来，其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就深为美国老百姓所喜爱。特别是在奥巴马本人的支持率不断下跌时，米歇尔成为白宫里最有人气的人物。可惜，最近她爆出一系列的“度假门”，惹得非议四生。

    事情的发端大概是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奥巴马政府回应无力，早就招致了各方的批评。此时米歇尔站出来，劝公众去墨西哥湾度假，因为这样可以给灾区带去急需的资金，刺激经济。可是，话音未落，媒体就发现总统全家到缅因州一个著名的海岛上度假。这一下子惹得选民大为不高兴：墨西哥湾漏油，海滩全被弄得脏兮兮的，哪里是度假的地方？你们自己不去，跑到一尘不染的世外桃源享受，却要把老百姓来之不易的假期泡在脏油里，这是否太虚伪了呢？共和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一些布什的前阁僚出来攻击：经济仍然陷入低谷，阿富汗危机不断，墨西哥湾漏油不止，总统一家却跑到缅因人迹罕至的海岛上优哉游哉！当然，奥巴马手下的官员寸土不让：布什的阁僚还好意思说话？布什是历史上度假最多的总统，看看卡特里娜飓风时他是多么无能！

    一波未平，又生一波。最近奥巴马过生日，媒体充满了他染上灰白发的新闻和评论，主题无非是总统多么辛苦，经常未老先衰。这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形象，本来是困境中的奥巴马求之不得的。但是，媒体同时也爆出另一则新闻：总统被第一夫人抛弃，不得不自己孤独地度过49岁的生日。于是，“第一夫人对总统是否太不好？”又成了媒体热议的主题。这里讲的是，米歇尔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丈夫，到西班牙度长假，住进最豪华的宾馆，不仅保镖、记者成群，西班牙政府还为此封闭了海滨，派要员陪同，等等。第一夫人之游又成为媒体的一大盛宴。面对各种质疑，奥巴马的顾问Axelrod出来反击：

    “不要把任何事情都放在政治剧场里。那些公共人物也是人。如果你有能力在孩子们长到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做任何事情的年纪以前，向她们展现一下世界，难道你不会这样做吗？”

    可惜，在失业率接近10%的当口，一般老百姓没有这种能力。况且，第一夫人也并非简单的家庭妇女。毕竟她出行乘坐的是“空军二号”，加上随身的保镖、助手，等等，全是纳税人买单。这比从政府领薪水的耗费大得多。美国的海滨有的是，豪华饭店萧条得很，正需要高级客户。第一夫人一家绕开这些不去，非要跑到海外刺激人家的经济？这怎么能怪选民不高兴呢？看看人家欧洲，经济衰退之中，老百姓福利好，照样度假。政府首脑则宣布“在家休假”，以示节约。美国人即使是没有失业，也经常挣扎着打几份工，哪里顾得上休假？他们看着第一夫人携带女儿到海外豪华旅游，心理平衡得了吗？毕竟，第一夫人有着公共职责，并不应该随心所欲。当然，第一夫人更不应该在自己随心所欲之时，号召老百姓作出自己也不想做的牺牲。

    面对公众的压力，米歇尔最近勉强作出了全家到佛罗里达度周末的决定。也许那时她和女儿们能够为被油污染的海鸟洗洗羽毛吧。但是，她自己因为度假所沾上的污迹，怕是要难洗得多。

    奥巴马的学贷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奥巴马在医改案上刚刚获得了胜利。作为医改案的附属，他又签署了学贷改革方案。此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颇有些启发意义。

    奥巴马的学贷改革，大大提高了联邦主要的学贷佩尔奖学金（PellGrants）的贷款额（每年将近6000美元）和贷款数量（增加82万个贷款）。由于中美教育费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些数字的参照意义并不明朗。但是，还贷条件则很容易拿来和中国进行比较。

    根据这个改革方案，从2014年7月开始借贷的学生，偿还学贷的金额上限从扣除其基本生活费用后的收入的15%降到了10%。另外，如果学生一直按时还贷，最长的还贷期从二十五年降低到二十年，在此之后未能偿还的学贷得以免除。

    这对一个还贷的大学毕业生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一个城市找到份年薪4万美元的工作。这个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为2万美元。那么，你超出基本生活费用之上的收入，则不过2万美元。这一年你最高的偿还额也就为两千美元。如果你在同一城市找到份相对低薪的工作，仅有3万的年薪，那么你最高还贷额不过是一千块而已。既然是“最高偿还额”，这当然意味着你的还贷额可以远低于这个数字。20年如果还不清，则剩余债务全免。大学4年，你负债2万多。如果每年仅还一千，20年才还2万，连本金都还不清。况且，如果你从事公共服务，比如当教师、护士，或参军，等等，那么还了10年后就可以余债全免。这样本金恐怕也不用偿还一半。当然，如果你一下子拿了十几万的年薪，你可能两年就把学贷还清。

    学贷是一个社会对下一代的整体投资，不能在具体个案上斤斤计较，一定要收回成本。如果毕业生拿了高薪，说明教育的成功，自当归还投资。但如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许恰好说明教育的失败，怎么还好意思向受害者要钱？当然，还有许多毕业生放弃有油水的行当、投身于公共服务，社会应该予以鼓励。你到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就知道，给你服务的经常是一些非常典雅斯文的女士，对图书了如指掌。一查人家的年薪则吓一跳：才两三万美元。这种人，当是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人家肯为社会干这种事情，社会难道还应该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追讨学贷吗？

    近年来经常听到中国一些大学毕业生因为无法偿还学贷被起诉的案子，许多学校还为此大谈所谓“诚信”问题。甚至有个案子，是 2002年发放的学贷，2008年不还贷就被起诉了。如果2002年贷款的学生是新生，到2008年时才毕业两年！这是否逼得太紧？大学生毕业成了蚁族，能拿什么还贷？另外，中国大学的负债总额或达五千亿。这钱肯定是还不了的。和大学本身无法偿还的贷款相比，穷学生欠的几个钱也好意思追吗？

    我能睡你的床，为什么不能抢你的官？

    2011年美国的政治家大概都学到了生动的一课：把房子租给别人时要小心。闹不好，自己的官位也会随着房子一起租掉了。

    事情发生在芝加哥的市长选举上。芝加哥的现任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 Daley）今年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政治竞争。其中，奥巴马的首席阁僚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立即辞掉白宫的职位，准备竞选芝加哥市长。

    伊曼纽尔突然放弃如此高位来竞选市长，看来是势在必得了。看看他的资历就明白，确实很难有人能和他竞争。他的祖父到芝加哥定居，一位叔叔是当地的警察，自己不仅在芝加哥长大，而且在这里养育了三个孩子。应该说，他是芝加哥之子。克林顿当总统时，他是白宫的高级顾问，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后来回到芝加哥，当选为众议员。2006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旗开得胜，从共和党手里夺回国会山，为 2008年民主党的大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他正是这场翻身仗中公认的领军人物。也怪不得，奥巴马一上任，就把他召入帐中，成为首席阁僚。芝加哥市长是民主党的囊中之物。伊曼纽尔近年来不仅是民主党的灵魂，而且是通天人物，是和总统每日都见的“哥们儿”。他要回家选公职，民主党内的经济资源也都在他名下汇集：竞选资金充足，竞选班底雄厚，本人声誉赫赫，必要时奥巴马总统会回乡给他助战。也怪不得，如今预选还没有开始，有19个候选人竞争，伊曼纽尔已经在民调中获得39%选民的支持，第二位候选人以区区12%的支持率几乎无法竞争。伊曼纽尔成为下任芝加哥市长，似乎已经板上钉钉。

    但是节外生枝，伊曼纽尔如今竟面临着栽倒在自己的房子上的危险。当奥巴马的首席阁僚不比当议员，总统随叫随到，所以他全家必须搬到华盛顿，并把自己的房子以每个月5000美元的租金租给了芝加哥一个房地产商哈宾（Rob Halpin）。这位房客今年刚刚续约，现任市长就宣布不再连任。伊曼纽尔马上决定要返乡竞选市长，并要求房客修改租约，提前迁出。但是，房客断然拒绝。不仅如此，那房客马上搞了两万人的签名，自己宣布要竞选芝加哥市长。

    伊曼纽尔搬不回自己的房子，倒是件小事。但现在看来，他闹不好可能丢了芝加哥市长的位置。当地法律规定，当市长必须在就任一年前是本地居民。伊曼纽尔虽然祖宗三代都是本地居民，但正巧在这一年进了联邦政府，不在本地居住。也正是如此，两名芝加哥的居民提出诉讼，挑战其候选人的资格。伊曼纽尔辩称他世代居住在芝加哥，在城里有房子，并且每年都缴纳房地产税，是正经的纳税人。他的竞选发言人也把他移居华盛顿比作军人到海外为国效力，或志愿者短期离家到第三世界服务。但诉讼者则称这种理由离谱得很。在他们看来，伊曼纽尔的心思是如何在政治上往上爬，对本地老百姓缺乏担当。他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过久，一天到晚在国家政治中周旋，算计的是个人的政治前程，和家乡的老百姓已经不是一门心思了。许多选民也开始接受这种看法。

    伊曼纽尔的房客从来没有政治经验，但这么一闹突然有了知名度，在这大概算是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吧。他不仅租了伊曼纽尔的房，而且还睡伊曼纽尔的床。据他说，本来租了房子，应该把主人的床请走，但伊曼纽尔的床超大，不掀掉屋顶请不走，于是索性自己夫妇俩人就睡上了。似乎这张不寻常的床比伊曼纽尔本人更有“在地性”，即更忠于芝加哥。睡在上面，就有了更多的本地资本。当然，此公靠租伊曼纽尔的房，睡他的床肯定当不上芝加哥市长。至今他没有竞选班子，本人也没有真正进行竞选。但是这么一闹，声名大振，也许日后的房地产生意火爆很多。

    选举是在2011年2月22日举行，伊曼纽尔必须在2010年2月22日搬回来。可是，他恰恰是在5个月前把房子租掉了，没有料到有选市长的机会，似乎也没有及时另租房子。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如果他没有法定日子前在芝加哥的住址，他的本地居民的身份就可能成为严重的法律问题。奥巴马当年在政治上出道时，就深知法律的厉害，找律师利用资格问题干掉了第一个政治对手，如今类似的事情可能轮到他哥们儿头上了。

    伊曼纽尔最后还是当选了。不过，整个过程因为房子问题一波三折。他一度被法院取消资格，被迫上诉。后来被高一层法院恢复了资格。一时间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这一切看上去像是场政治闹剧，其实质还是反映了美国的政治精神：美国是以地方自治立国，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也好，芝加哥这种国际大都市也好，老百姓对于自己管理自己事物权利看护的很紧，特别忌讳从外面空降政治领袖。最近中国有地方政府准备派官员到美国地方政府挂职，我警告说：这不过是常驻观光而已。在中国，政府可以把大学生派到农村挂职当村干部，农民除了接受外也毫无办法。在美国，从伊曼纽尔的例子可以看出，就是总统，也并非想到哪里挂职都可以的。比如，奥巴马在芝加哥有房，回这里竞选公职也许还行。但房子如果租出去，就未必行了。美国人讲究地方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各自为政，整个社会却井然有序，地方官有很高的政治声望，像伊曼纽尔这种联邦政府最上层的人物，都宁愿放弃华盛顿的一切跑到家乡当地方官，积累政治资本。怪不得美国人说“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债务游戏玩不得

    2011年5月31日，美国众议院以318对97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提高联邦债务限额的议案。

    美国财政赤字堆积如山，一直靠借债度日。但是，借债的额度是有法律上限的。目前的联邦债务上限是14.3万亿美元。这个债务极限，在5月16日已经达到。财长盖特纳警告说，政府可以通过若干机动性财政措施维持。但是，国会如果不授权提供债务的上限、使政府继续借钱的话，联邦政府将破产。

    破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法支付其承诺的许多义务。比如，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美国破产，许多债就可能无法偿还，甚至可能连支付利息的能力也没有。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美国政府之所以一直能以非常低的利率借到钱，就是因为保持着良好的财政信用，没有出现过借钱不还的时刻。如果在借钱的问题上耍一次赖，日后就不太会有人痛快地借给美国钱了。肯借的，也会要求非常高的“风险利率”。这样，美国的整个利率就会暴涨。仍然十分脆弱的经济恢复，无论如何经受不了这样的重击。当然，美国政府或许可以选择其他的办法。比如，按法律应该支付给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的支票，被迫终止支付。这样赖账的结果，是许多美国退休人员丧失生活来源、陷入赤贫。这当然也会打击消费，颠覆刚刚开始的经济恢复。

    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一投票不过是两党政治中的行为艺术，不可太认真。这个议案是共和党坚持要拿出来表决，然后亲手否决。事实上，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支持票。民主党则根本不愿意提这件事。可见，这是共和党自己给自己搭台要表演一下。更有意思的是，共和党领袖选择了在当天股市收盘后投票，并且在几天前特别召见华尔街的总裁们，告诉他们这一投票不过是向奥巴马示威，不会真把美国搞得破产。华尔街的人不会忘记，2008年9月众议院以二比一比例的压倒优势否决了救市案（TARP）。当时电视实况转播时屏幕一分为二，一边是众议院投票的景象，一边是华尔街的股市。结果，当天股市猛跌777点，创造了单日下跌的记录。这次投票，因为提前打了招呼，股市没有跟着发疯。第二天道琼斯下跌将近280点，主要是因为就业数据，而非债务危机。

    两党都知道，不提高负债极限的代价是承受不起的。但是，两党都希望利用这一末日景象在政治上逼宫得分。共和党提出：要增加负债极限可以，但必须有条件。奥巴马政府必须同意大幅度削减预算。只有削减政府预算，才有可能最终平衡预算。否则，钱一不够花就提高负债极限、去借更多的钱，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头？负债极限这样的法律制度岂不成了儿戏？民主党方面也很硬：按照共和党的计划，医疗、社会安全等基本的福利都要削减，弱势阶层更加无依无靠。必须通过在富人头上加税来逐步平衡预算，恰恰是共和党拒绝增税。双方都各占一头理，互相恐吓，希望对方眨眼让步。

    民主本来就是个让步妥协的艺术，两党已经玩得精熟。所以，多数人还是不把这场危机当真。当年的救市案，被否决后大家经过妥协磋商，不是马上又通过了吗？但是，美国走到无钱可花、无钱能借的地步，还是历史上第一次。万一哪一方都不肯让步，就可能在证券市场引起恐慌。如今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未化解，美国再出现债务危机，谁能承受得起？

    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第一，共和党众议员中这次打先锋的，多是些去年中期选举刚选上的“新鲜人”。他们缺乏治理经验，去年的当选，主要是借助选民讨厌债务、反主流的情绪。这种反主流倾向，使许多获得本党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在预选中就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给砍倒。结果，这些新鲜人中有不少是在选举中不受本党支持的非主流派。他们当选后自然不那么愿意听从党内大佬们的吩咐。这将影响共和党领袖和奥巴马达成协议的能力。第二，有些共和党议员，这次并不是上演行为艺术，而是真诚地相信让国家破产、让联邦政府无法履行承诺，对美国是一件好事。他们心里有一种不能公开讲的看法：选民被惯坏了。只有让他们尝尝破产的滋味，他们才会恢复理性。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妨看看选民的态度。根据CNN在4月29日到5月1日期间的民调，60%左右的选民反对提高债务极限。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靠借债度日了。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愿意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了。可惜，根据CNN在3月11-13日期间的民调，仅有14%的选民支持削减医疗费用。换句话说，美国人现在既不希望借钱，也不愿意削减目前所享受的、靠借钱来维持的福利。想想看，如果你送孩子到美国读书，答应一个月给他2000美元的生活费，他第一个星期就全花完了，然后向你要求预支下个月的钱。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以后，你还会无条件地预支给他吗？

    这里就碰到了民主制度的一个难题：民主制度要求政治家的行为反映民意。但是，如果民意本身自相矛盾，甚至完全非理性，政治应该如何运作呢？

    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最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耐人寻味地指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所以才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这种非民选的终身职位。这次的债务危机，也颇能说明这一点。制定债务限额时，大家都知道超出这一限额，会让国家背上过重的债务负担，会让下一代，甚至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为自己买单。但是，人性很容易被贪婪所征服，会买自己明明买不起的房子，挥霍无度，最终借债上瘾。对这样的人，是应该按照法律让他尝尝没有钱花的滋味，还是修改法律让他继续借钱，甚至借明明还不起的钱？所以，这派共和党人的态度是：你既然过不下去了，可以预支点钱。但是，你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计划节衣缩食，证明目前过高的债务只是非常性的措施。

    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等人在众议院投票后愤怒地指责共和党不负责任，并要求一旦联邦政府无钱可花、无钱能借时，首先要停发议员和总统的工资。既然是政治家们把大家带到这一步，理应政治家首先承担后果。其实，这种逻辑，和某些共和党人私下的主张并不矛盾。他们认为，一旦联邦破产，就用既有联邦财政收入优先偿还外国债务，保证政府借贷的财政信誉。联邦政府赖账的对象，首先是美国人自己。美国是被美国人搞破产的，不能让外国人承担责任。考察一下西方的历史，自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的金融市场诞生时开始，这种保护外国投资利益的原则就相当清楚。当时佛罗伦萨的大银行破产后，城市政府马上接手，清理变卖银行的资产。所得的款项首先用来偿还外国投资人的钱。目前美国关键是要保持自己的财政信用。但是，当自己花钱把自己花破了产时，挨两天饿难道不是应得的教训吗？

    问题是，有这种想法的议员，是老百姓选上来的。他们要真敢对老百姓说“你活该”，马上就会被选下去。奥巴马面对这种局面，也并非无牌可打。他完全可以在破产的情况下优先偿还外债，停掉自己和议员的工资，停掉给退休人员邮寄社会安全的支票，停掉许多关键性的福利，并说这一切都是共和党不肯提高债务上限所致。愤怒的选民，自然马上会涌向投票箱。可见，共和党的风险非常大。

    奥巴马有治国的责任，共和党不愿授人以柄。所以，双方最终会竭尽全力达成妥协，虽然这个过程本身充满了风险。

    债务上限：乱政之恶法

    就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两党玩火到最后一刻，全世界都跟着提心吊胆。八月一日、二日两天，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终于通过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审批，奥巴马得以在最后时刻将之签署为法律。这一危机似乎已经安然过去。但是，美国的信誉也许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一时间很难恢复。这主要还不是茶党的极端主义劫持了国会的一时之举措，而是其制度的根本性阙失导致了乱政。

    这一制度阙失，主要体现在债务上限这条法律上。这其实是条多余的规矩。你出去购物，商店为了刺激你的消费欲常奖励你些多余的商品，让你觉得占了点儿小便宜，似乎无伤大雅。但在制度上，多余的规矩经常给捣乱的人多一个机会。

    关于债务上限之多余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和CNN的著名政治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都进行了明晰的分析。在美国的宪政制度中，联邦的税收和政府开支都是由国会授权的。当国会授权征收的税额低于其所授权的开支时，那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以借贷的方式填补两者间的差额。换句话说，当国会投票授权低税收和高开支时，就等于授权政府借贷。当国会看到负债过多时，要么投票授权加税、增加政府收入，要么投票削减开支，直到预算平衡。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什么债务上限。如果国会拿债务上限要挟，那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授权。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除了美国外，只有丹麦有债务上限。但丹麦的债务上限是如此之高，乃至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美国的债务上限，自1960年以来已经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两次。这本是例行公事，谁也不会太注意。道理很简单：国会授权的财政收入是按一定的税率来征收；但究竟能征收上来多少税，要看难以预测的经济状况。同时，政府也有不时之需，需要国会特别拨款。比如伊战，等等。所以，在两者不平衡的情况下，借贷乃是常理。

    更重要的是，美国并非借不到钱。在此次债务危机之前，美国政府举债，利率基本上是世界最低的。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分析，这说明投资人对美国有充分的信心，觉得在这里投资风险最低，进而甘愿用低回报换得个安心。如果美国的债务真到了危机的地步，那么聪明的市场恐怕会首先作出反应，纷纷抛售美国的债券，最终逼使政府为其国债提供更高的利率来吸引投资。

    但是，以茶党为核心的共和党极端势力，却以债务上限劫持了国家，乃至到了撒泼耍赖的地步。债务是从过去的消费中积累下来的。这就像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有些东西是你现款买的，有些是分期付款。但只要买下来了，你就有责任付账。如果觉得自己的债务太高，那么在日后的开支上要学会节省，但不能对已有的消费赖账。想想看，你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车或房，一年后一算账，觉得自己债务太高，马上告诉商家你不能如约支付分期付款了。这样的结果如何？首先是你的财政信誉崩解，日后贷款利率飙高。债主可能没收你的汽车或房产，甚至司法部门会对你绳之以法。在美国最走红的家政财务顾问苏茜·欧曼（SuzeOrman）把这一问题描述得更为形象：你用信用卡买了好多东西，月底一看账单吓得半死，这数额远远超出了你的收入！怎么办？只能日后省吃俭用，加班加点地工作挣钱，并支付高额的信用卡利息，从每月的开支中拿出更多的钱来还债（这在一个国家就是提高税率）。但国会的做法则是：这根本不是我的收入所能支付的，我拒绝付账！

    《纽约时报》事前把账单摆出来：布什从克林顿那里继承了健康的财政盈余。当时国会财政预算委员会预测，如果经济保持现有势头，并持续克林顿的政策，那么未来几年将会继续保持财政盈余。2000年大选时两位总统候选人就此辩论。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指出，我们不能假设经济会永远这么好，经济走低时政府财政收入必然萎缩，要留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当选总统的布什则干净利落地以“这是你的钱”为竞选口号，称当政府出现财政盈余时，就说明政府多收了老百姓的税，所以必须把财政盈余退还给选民。结果，他上台后马上减税。同时，“9·11”又把美国拖入战争，使美国扛上意外的财政负担。现在算算总账，构成今日政府债务的主要因素，有18120亿来自布什的减税，14690亿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接下来有一万多亿来自布什2008年拯救经济的开支。布什的政策，总价码是5.07万亿美元，奥巴马的政策仅仅为1.44亿美元，其中相当一大部分还是为了收拾布什留下的烂摊子而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次共和党翻脸不认人，要挟政府必须削减非国防的可支配性开支，以此作为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但是，这笔政府开支仅占财政预算的15%。不管你怎么削减，对于减轻债务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也难怪，连当年布什的著名顾问戴维·弗罗姆（David Frum）也称共和党此次活像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本来，美国财政信誉非常好，连此次大衰退也没有撼动。美国的债务问题，本来也并不那么严重。根据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在CNN上的分析，所谓债务危机，更多是政治炒作。不错，现在美国的联邦债务有14万亿美元，并正在迅速走向15万亿。美国2010年的GDP也才14.6万亿的规模，这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债务负担不能仅看债务规模，还要看借贷的费用，即债务的利率。在此次债务危机前，美国的债务利率奇低，使得借贷的成本降低。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推算，美国2011财政年度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为2250亿美元，后来又调高了一些，姑且以2500亿美元计算，也才占其GDP的1.6%。这个比例，是1970年以来最低的，仅有2003和2005两年例外，为1.4%的水平。在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任上，支付债务的费用一度都达到过GDP的3%。那时没有危机，现在怎么能算危机呢？但经过共和党这么一闹，美国的信誉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乃至到这场博弈的最后阶段，美国国债的利率超过了英国国债。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估计，国债利率每上升十分之一个百分点，在未来十年美国的借贷费用就将增加1300亿美元。想想看，当你去申请房贷时告诉银行未来你的收入增长一旦低于预期就不会按期偿付所承诺的分期付款，那你还指望拿到低利率的房贷吗？

    美国战后一直是西方自由经济的支柱；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更成为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然而，在这次债务危机中，美国的表现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消费者靠得住。这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中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否能解决债务危机

    7月31日晚间，当美国两党为上调举债极限玩火到最后两天的关键时刻，奥巴马终于出现在公众面前宣布：“我们达成了协议。”一场可能将世界经济再次拖入低谷的债务危机也许就此避免。

    但是，目前这还是“也许”。因为这个协议是奥巴马和参议院两党达成的。协议的成立，还要有待于众议院的通过。众议院比参议院激进得多，是茶党的大本营。另外，民主党领袖波洛西也表示，自己没有看过协议，她和许多民主党议员都无法决定是否支持。许多民主党人一直抱怨奥巴马对共和党妥协太多。一些激进的茶党则死活不支持提高债务上限的任何议案。所以，许多人到星期天晚上长舒一口气。星期一股市也许会强烈反弹。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能高枕无忧。

    假使这场债务危机如同预期的那样安然过去的话，一场更深刻的危机—宪政危机就因此而被避免，或用更准确的说法，是被掩盖。但不管是被避免的还是被掩盖，这一潜在的危机在未来都是不确定因素，不能因为没有爆发就避而不谈。这就是总统和国会之间的财政权限问题。

    事实上，在这场两党的大博弈的最后阶段，许多处于绝望中的人提起了被人们遗忘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在这些人看来，根据这一修正案，总统有足够的权力绕开国会，单方面地提高举债上限。

    这可不是随便谈谈的儿戏。在民主党一头，前总统克林顿和2004年的总统候选人克林参议员都表示支持动用这一条款。其中克林顿称如果自己是总统就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一权力。民主党在众议院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以及许多其他议员，也都支持奥巴马行使这一权力。

    那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什么？那是南北战争后通过的修正案，主要旨在确立和保障黑人的公民权。此修正案的第四条谈及债务问题，开头一句肯定了公共债务的合法性。但是，此款主要是针对战争财政问题：联邦政府为了镇压叛乱所举的债是合法债务，必须偿还；但是，南方为了叛乱而举的债则是非法债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应负责偿还。如果从字里行间演绎的话，那么现在美国政府所欠的债务，包括给退休人员的社会安全支票，都属于合法债务，政府必须履行其债务责任。

    关于总统是否能够动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过去仅仅是个学术冷门问题。法学院可以用这种文字游戏训练学生的法理推论能力。谁也想不到，如今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想想看，如果债务极限不上调，美国政府破产，那些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退休人员就可能接不到自己的社会安全支票，生活无着落；甚至在阿富汗出生入死的美军，也拿不到自己的支票。史上不支付军饷而激起哗变的事情乃是家常便饭。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将是个什么景象？所以说，这场恶斗把国家拖入危机、要求总统行使特别权力来化解，并不过分。更不用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第四条款的一大目的，就是保证那些南北战争中在联邦一方效力的军人能够得到政府许诺的支票。

    但是，奥巴马在哈佛法学院的恩师、到2010年还担任他的顾问的劳伦斯·H·却伯（Laurence H. Tribe）教授称这不过是个奇幻的想法。奥巴马本人曾是宪法学教授，对此中的机关肯定也有自己的深思熟虑。虽然他始终没有发表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看法，他的发言人则坚决排除了使用这种特别权力的可能。

    当然，白宫公开排除这一可能性，也许意在敦促国会两院努力达成协议。大家如果知道总统可以绕开自己，谁还会在那里卖力？不过，这里最需要考虑的还是政治代价。这一含混的条款，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如果奥巴马根据自己的解读单方面提高举债上限，国会的共和党也会根据自己的解读弹劾总统。众议院中茶党的领袖、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头羊之一米歇尔·巴赫曼公开说：如此一来，总统可以自行决定举债，自行决定税率，国会就成为没有必要的摆设。言下之意，总统一夜之间会变成专制君主。这场官司，最终会打到最高法院。

    从政治利益上考虑，奥巴马当然不愿走这步棋。民调反复显示，在这场债务危机中，选民多指责共和党。一旦债务危机爆发，倒霉的选民有了切肤之痛，恐怕更会倒向奥巴马一方。这恰恰是许多共和党战略家哀叹的地方。但奥巴马如果动用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单方面提供债务上限，选民们则没了切肤之痛，反而会把国家拖入近乎内战的局面。选民会因此怨恨奥巴马僭越自己的权限，给了共和党在明年的大选中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所以，从政治利益上看，奥巴马绝不会轻易动用这一假设中的权力，共和党的主流大概有切身利益来避免这场债务危机。

    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奥巴马的政治信仰。克林顿已经表示，自己若是总统就会当机立断地使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布什从一上任起，就口口声声要加强总统权力。他即使在支持率极低的时刻，也扮演着强势总统的角色，不太把国会放在眼里。奥巴马当政后，一些政治评论家就指出：华盛顿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像是欧洲议会政治的首都。奥巴马无论干什么，都期望国会两院先达成协议，然后自己签字。他的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强议会弱总统。另外，他一直试图充当妥协者，弥合左右意识形态间的鸿沟，和布什玩弄两极化政治的战略迥然不同。这种政治哲学和风格，决定了他从一开始就走议会道路。如果赶上克林顿或布什，没准儿会祭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引发宪政危机。所以，事后反省，这次两党玩火玩到最后一刻，而且玩得很悬。稍微失手，玩火就成了失火。美国比较幸运的，是赶上奥巴马当总统。由此可见，“美国的民主”虽然200多年，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事事有一定之规，但制度上的不稳定和隐患仍然潜存着。耶鲁大学教授雅各伯·S·黑客（Jacob S.Hacker）和乌娜·A·哈撒韦（Oona A. Hathaway）8月1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债务危机结束后，民主危机必须要面对。在宪政失灵时没有一个赢家。经过此次惊吓，世界应该认识到，美国的政治信誉已经打折，即使在西方世界，也不是个让人高枕无忧的领袖。

    政府关门是什么政治？

    2011年2月19日，共和党主宰的众议院以235票对189票的压倒优势通过了2011年预算的修正案，将联邦开支削减至少610亿美元，并将之交由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辩论。参议院民主党人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此项削减开支的修正案，总统奥巴马也恫言否决。

    由此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对决。双方时战时和，一直杀到4月8日星期五。如果在当天午夜时分达不成协议，联邦政府就无法从国会拿到2011年下半年的预算，政府将被迫关闭。在全世界的注目下，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也就是最后期限的一个半小时）终于有了妥协，化解了一场政府危机。

    美国政府目前债台高筑乃不争之事实。但是，两党的对应方式针锋相对。奥巴马频频要求人民在困难时期作出牺牲，并提议把联邦可支配性开支冻结在2010年的水平上。这要比他2011年预算中的标准少410亿美元。但是，共和党则要求在此项上削减1000亿美元。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手，到 4月时实际上仅仅是为下半年的预算而战。共和党此次以在众议院刚当选的财政保守主义新鲜人为先锋，要求政府量入为出，在医疗、教育、环境、公共交通、国防、福利等方面全面削减开支。其中共和党众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主席保罗·D·瑞安（Paul D. Ryan）推出了长时段的财政计划，寻求削减 4万亿美元的联邦开支，为这场决战定下基调。民主党则要求量出制入，指出公民基本的福利保障以及教育等对未来的投资不能大幅度削减。更不用说政府仍然有责任通过财政措施刺激经济了。总之，共和党指责奥巴马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一味指望靠政府花钱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如今的经济形势已经宣布这套经济哲学的破产，必须回到保守主义的财政原则上来。民主党则指责共和党杀鸡取卵，把用于未来的投资拿来满足自己意识形态的要求。

    这场对决，把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戏剧化地演示出来。在民主的框架中，政府不过是一种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产品”。每次大选，各总统候选人都提出不同的政纲，告诉选民自己领导的政府是一种什么“产品”，让选民像消费者一样进行选择。总统当选后，他的政府作为一个“产品”，其“定价”也要买卖双方合意才行。政府所谓“产品”的制造者，估出制造成本，据此向国会要预算。国会议员们则作为民选代表，对这个产品的“成本”估价进行核定，既要检查定价是否合理，又要衡量选民的支付能力。如果国会不批准预算，那就好像消费者向制造商说：“你的东西太贵，我不买了。”于是大家要讨价还价。比如，是否可以通过削减“产品”的若干性能而降低价格，等等，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

    这次众议院表决的修正案，其实是对2011财年预算案的修订之一。美国2011财政年始于2010年10月1日，2011年9月30日结束。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不休，2011财年预算案在国会获得一致通过，维持政府运转只能靠几次妥协所获得的临时预算决议支撑着。最终，这种临时预算的选择也已穷尽。年度预算案必须在4月8日午夜时分有结果。如果这一预算案无法通过，美国政府将断了经费、面临关门的威胁。也就是说，政府除了国防、警察、消防、急救等基本的职能外，将被迫停运。几十万政府职工将被迫无薪停职，国家公园、博物馆等联邦设施将关闭，签证申请、退伍兵服务、边境巡逻等都将受到重大影响。

    美国作为主权在民的国家，联邦政府虽然规模庞大，但职能依然有限。除了国防外，如警察、消防、急救等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都在州一级或者更基层的地方政府手里。老百姓缴税也分为三大笔：一笔送到联邦政府，一笔给州政府，另一笔房地产税，则交到地方的市镇政府那里。学校、警察、消防，等等，基本是地方基层的市镇自己经营。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政府权力实际是授予州而非联邦政府。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如公共交通等，更多是由州政府规约。联邦政府更多是州之间的协调机构。大萧条前一句流行的玩笑是：“联邦政府如果关闭，老百姓半年后才感觉得到。”“新政”后联邦政府革命性地膨胀，此话自然成了老皇历。但是，联邦政府如果仅仅是短期关闭，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无太多实质性的影响。这更多还是个政治秀。那时媒体的摄像头全对准华盛顿：门庭冷清的国家博物馆、空荡荡的政府大楼、上不了班的联邦雇员、互相指责的政治家..两党政治的筹码，一下子就被提高了。

    1995年—1996年中，这种政府关门的戏剧就两度上演，其后果对今天两党的决斗有着深刻的心理影响。当时共和党刚刚在金里奇的带领下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勇夺被民主党控制几十年的参众两院，掀起一场“保守主义革命”。他们反对克林顿的医改等一系列措施，要求大幅度削减开支。克林顿则否决了他们控制的国会通过的预算。双方陷入僵持局面，使政府两度关闭。结果显示，共和党误读了中期选举的民意。强迫关闭政府使选民觉得他们过度极端，使克林顿的支持率飙升到当选以来的最高点。其中一个转折点是金里奇无意中抱怨自己在空军一号上受到总统冷遇，被安排在后舱座位。选民们觉得他领导这一“财政圣战”不过是出于个人恩怨。这不仅烧了他本人的总统梦，也使克林顿在次年顺利当选连任。

    这次共和党卷土重来，旧戏重唱，在中期选举的凯旋后又要逼着政府关门，企图也不过是向选民发出信息：我们把大幅度削减赤字的预算修正案交给总统，但总统为了维持现状宁愿否决，甚至不惜关闭政府！这就使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处于守势，为明年的总统大选定下基调。

    但是，此次的格局和1995年虽然貌似，实有重大的不同。首先是有1995年的前车之鉴。连一些共和党的重要战略家都警告，1995年关闭政府乃保守派之冒进，反而强化了克林顿的地位。此次奥巴马和民主党也对这一把戏摆出胜券在握的架势，让共和党先出招，自己后发制人，以在政治上得分。

    第二，1995年的根本教训在于：美国本质上是中右而非极右的国家，任何右翼的冒进，都可能适得其反。如今的财政赤字远比1995年严重，选民也一面倒地反对大政府的财政开支。但是，去年中期选举后的一系列民调显示，选民虽然调子唱得甚高，但具体到削减的项目上，如医疗、教育、社安，等等，大家都反对削减。真正获得选民拥护的削减唯有对外援助这一项。就算把对外援助干脆取消，也削减不下多少钱去。也就是说，所谓大政府的开支，早已经成了老百姓习惯的福利保障，大家全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不久前一个民主党评论家在电视上公开叫板：把要砍的项目都摆在桌面上，让共和党去砍好了，看他们自己敢不敢砍！

    第三，也正是因为如此，处于下风的民主党人反而比较硬。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战略家曾弹冠相庆，说自己不仅控制了众议院，也在技术上控制了参议院。参议院虽然民主党保持着微弱的优势，但许多民主党人来自保守的州，2012年马上面临竞选连任。看2010年中期选举的架势，对奥巴马已经民愤汹汹。这些保守的民主党人，在关键问题上要和奥巴马保持距离、跟着共和党投票。可是，这次财政对决，参议院的民主党并无投入共和党阵营之迹象。2月，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通过预算修正案时，民主党占优势的参议院就声言否决。这和1995年参众两院和总统对决的格局有了本质的不同。

    究竟何去何从？球在共和党一方，而且这个球像是个烫手的山芋。奥巴马未能振兴经济，失去民心。但是傻瓜都知道，政府本无振兴经济的本领。如果按经济指标论政绩，奥巴马实在是回天无力，明年大选时除了听天由命外，基本上无牌可出。共和党这么一闹腾，反而给奥巴马一些牌打：“大家好好看看，这些共和党极端分子一旦得势，你们的基本福利保障都要泡了汤。”这样，他连任就有了些胜算。

    对此，共和党的领导层并非不清楚。但是，中期选举后，共和党领导层很难驾驭部下。这主要是因为中期选举中选民发出的信息不清楚。一方面共和党的胜利靠着体制外的茶党，另一方面茶党支持的几个候选人失利。选民不满是肯定的，但不满的选民究竟希望政治家为他们做什么？对此谁也摸不准。如果共和党对茶党进行“灭火”，那么共和党就无别的政治动力作为支持；但如果任茶党的野火烧起来，则可能自己的房子也会被点着，使共和党作为极端主义者被中间选民所抛弃。

    这里最难办的是刚刚当选的众议院新鲜人。他们多有茶党背景，属于非主流派，在中期选举中往往通过意外击败共和党领导层钦定的候选人而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不会听从共和党大佬们的控制。更重要的是，2012年大选在即，民主党有着自己的在任总统，自然可以安心等待、后发制人。共和党政治家则必须纷纷在预选中卡位。美国的预选制度，使两党候选人在预选中主要竞争本党的选民，不得不偏激一些。比如，能够赢得中间派选民、在大选中最有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经常会在预选的共和党选民中被极右翼挤掉。所以，卡位战驱使党内政治极端化。特别是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中，温温吞吞、有经验的政客往往抵挡不住佩林等草根派极端主义分子的蛊惑和攻击。当今政府关门这场财政大戏在卡位战揭幕前开场，无疑鼓励党内那些玉石俱焚的敢死队奋勇前冲。可见，作为一个政党，共和党的“脑子”是否能够战胜“心脏”、理性是否能够指导感情，要在这场戏剧中见出分晓，并对共和党未来几年的政治命运有着深远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双方在最后一刻达成和解，实乃意料之中。共和党避免为政府关门负责，同时得以在下半年的联邦预算中削减380亿美元，比奥巴马最初许诺的多了50亿美元，构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财政预算削减。用众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的话说：“我们拿到了我们要求的79%。”奥巴马则在最后一刻挺住，拒绝了共和党削减节约开支的要求，捍卫了本党的意识形态，显示了总统关键时刻的领导力。可以说，双方各得一分，打成平手。不过，两党意识形态上的鸿沟根本没有弥合之迹。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联邦债务，已经迫近14.25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财长盖特纳警告，在这样的借贷限度内，美国政府仅能维持到5月16日。通过一些权宜之计，这个期限可以拖到7月8日。但如果借贷的法律上限不上调，则联邦政府在此之后不仅无法运转，甚至连债务的利息也无力偿还。那时，美国政府不仅仅是关门，而且会宣告破产。这将给债券市场带来大地震，致使利息飞涨，后果不堪设想。要调高借贷上限，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奥巴马要钱还必须来找共和党。共和党当然可以运用这一筹码，对未来的预算要求进一步削减。所以，这场战斗也许仅仅是个开始。双方在2012年的预算，以及总统大选上，还将有一场苦战。

    贪污六万五千美元判十年？

    六万五千美元，这在波士顿大概是一个公交司机的年收入。但你要侵吞了小民百姓一年的收入，就最好准备蹲10年监狱。这是波士顿最近一起重大政治腐败案件透露的信息。

    腐败的主人公，是前麻省州议会议长迪马斯（DiMasi）。他1979年当选州议员，2004年成为议长，在麻省算是仅次于州长的第二号人物。2008年3月，《波士顿环球报》开始报道他涉嫌腐败的新闻调查，导致他在2009年1月辞职。同年夏天，联邦大陪审团对他和三位同案犯提出起诉，2011年6月15日被判有罪，只有一名同犯被判无罪。

    故事的脉络很简单：波士顿郊区一家软件公司竞标州里一个价值1300万美元的项目。该公司支付了迪马斯的一个律师合伙人一笔费用。这位合伙人最终支付迪马斯六万五千美元。这位合伙人事后在法庭作证称，拿了这笔钱的迪马斯，并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服务。与此同时，迪马斯以议长的身份，为那家公司在议会里反复游说，甚至发表讲演，最终保证该公司拿到了合同。

    迪马斯辩称自己无罪。这里能搅浑水的环节并非没有：该公司支付律师合伙人的钱，可谓正当业务。有哪个公司不需要法律服务？律师合伙人支付迪马斯六万五，也没说是从该公司转来的回扣。合伙人意味着生意伙伴，互相支付些钱也是正常的吧。所以，迪马斯被判有罪后依然口口声声：

    我真不是故意犯罪。我一直竭尽全力地为选民服务。

    然而，这只是他自己能接受的解释。论者指出，具体法律条文的复杂，也许超出常人的理解能力。但是，从事公共服务的人，至少应该有个“常识”。这个“常识”是，你接到白来的钱时，要想想这钱是为什么来的，没有人能接受你装糊涂的说法。目前，陪审团进入下一步程序，即考虑对迪马斯量刑。按照法律，迪马斯的罪可以判到长达20年的监禁。但法官在一般情况下推荐10年左右的监禁。

    美国的联邦赤字以万亿计。麻省的州财政赤字，早在两年前就突破了10亿美元。但是，打开这两年的《波士顿环球报》，你经常在头版或评论版上看到迪马斯的名字，比赤字的消息还多。似乎这六万五比十几亿美元的赤字更重要。这里的道理在于：政府面临越大的危机，就越需要人们对制度保持信心。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和制度，都无法彻底清除腐败，但可以提高腐败的代价。

    共和党在国会山的勤俭秀

    刚刚因为打篮球撕裂嘴唇的奥巴马，表示自己可能推迟到夏威夷的度假，在华盛顿坚守到圣诞除夕，以和共和党议员们就税收问题达成协议。总统这一“努力工作”的表现，预示着奥巴马和刚刚主宰了国会的共和党又将有番恶战。

    众所周知，布什上台后通过的减税案，于2011年12月31日到期。如今正好赶上经济危机，此案是否应该延续成了两党争议的焦点。经济低迷需要减税刺激。但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又需要增加税收。奥巴马一贯的主张是，每年收入不到25万美元的普通家庭，应该继续享受减税待遇。但在这条线之上的富人，则不应该在此时还享受减税。共和党则争辩说，收入超过25万的家庭，许多属于中小企业的业主。在他们头上收税将阻碍经济的恢复。一时间，华盛顿的政治似乎又回到了老套路上：民主党为穷人说话，共和党为富人说话。

    如今共和党势头正盛，不仅控制了众议院，而且也享受着参议院的实际主宰权。虽然共和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上与民主党有毫厘之差，但参议院的许多民主党人来自保守的州，而且两年后面临竞选连任，如今大都顺风右倾，拼票数共和党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占优势。当然，来势最凶猛的，还是众议院新当选的共和党人。毕竟是他们让华盛顿变了天。这次在94位众议院的“新鲜人”中，90%是共和党人，许多人从来没有当选过，是在政治上刚刚出道的新手。

    新手往往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做派也与众不同。美国的国会议员是选民的代表，草根性十足。国会一旦不开会，就回到家乡。他们一般都保留着在家乡的房子，而且在那里设有自己的办公室。毕竟到了选举日他们要靠家乡的选民给他们权力，对基地要好好经营。不过，国会是联邦三权分立中立法的一支，重若九鼎，国会议员行使权力还是要在华盛顿。这包括辩论、投票、立法，等等，其过程经常旷日持久，谁也不能把华盛顿当旅店。所以，议员要在华盛顿或租或买房子住下。许多议员全家都跟着搬来。

    可是，今年进众议院的新班马则掀起股新潮流：睡办公室。目前他们中有15%已经作出决定，在华盛顿不租也不买房子，工作完了，留在办公室里，要么睡沙发，要么支个临时的床铺。反正下班后清洁人员很快就会完成工作，离睡觉的时间尚早。早晨早点起，在助手们来之前收拾停当。国会山虽然不提供床铺，但也没有禁止睡办公室，何乐而不为呢？

    议员是立法者，地位崇高，总是被一群助手、律师、新闻官包围，其办公室的规格还是不错的。标准的众议员办公室是个有三间屋子的套房，里面有卫生间。等下了班，随行人员散去，议员大人睡办公室也算宽敞了。只是可惜，这套间里没有浴室，比北大法学院教授们的办公室还是差一筹，总不能西装革履却几天不洗澡吧？于是，靠近健身房的那几个办公室就成了抢手货，因为去健身房的浴室洗澡方便。难怪有人开玩笑说，这次的国会山，怕是要被睡衣党统治了。

    如今美国经济依然低迷，选民对华尔街的贪婪、华盛顿官僚作风依然深恶痛绝。这些共和党人到国会山上演勤俭秀，自然有深厚的政治意义。奥巴马家庭今年的几次豪华度假，已经让选民议论纷纷。共和党人则希望作个对比：究竟谁更像普通的美国人。在这方面，共和党自有传统。1994年共和党在金里奇领导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占据国会山，就曾经秀过睡办公室。后来接任金里奇的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利文斯顿还上电视说：

    “都说共和党是富人党，其实你看看，民主党有许多肯尼迪那样的巨富，共和党议员则多来自普通阶层。”此话是否能够被统计数据证实，一时还不清楚。不过，民主党的富贵形象确实很招摇。除了肯尼迪外，克里的奢侈生活方式是有名的，已经身败名裂的爱德华兹，也曾以几百美元理发而惊动了华盛顿。当然，奥巴马夫人的豪华海外旅游，更加深了选民的这种印象。

    共和党要为年收入25万以上的富人争减税，自然不能摆出富人的架势，而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普通美国人。这次准备睡办公室的一位议员就说：“我怎么是作秀？我到华盛顿想租房，看了几套，最低的两千美元一个月。我的工资17万多，有家要养，有房贷要还，当然能省就省了。”一句话，他们的收入，都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继续享受减税的待遇。但是，他们是为勤快的美国人争利益，而并不是属于什么富人党。

    不管这些共和党人是否在作秀，奥巴马确实应该向他们学学。毕竟，政治家不仅要行使强制性权力，还要行使象征性权力。没了形象，就玩不转政治，也当不好总统。

    民主党快成了路易十四党

    美国的民主党，一贯以劫富济贫为政治纲领，人称“穷人党”、“工会党”，等等。如今民主党主控白宫和国会山，似乎老百姓能够扬眉吐气了。然而，民主党不断惹来花边新闻，极尽富人之奢侈，乃至有人称民主党已经进入了路易十四时代。

    最近最大的新闻，当然是克林顿爱女的婚礼。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克林顿，讨厌布什。特别是克林顿的女儿，经过父亲性丑闻等风波，成长过程实在不容易。再加上她性格安静沉稳，更是招人喜欢。但是，这次她的婚礼，实在难以恭维。克林顿夫妇素以保护女儿的隐私著称。这次婚礼也不例外，一天到晚嚷嚷着隐私。但是，越是要保护隐私，媒体越炒。从新娘的婚纱、客人名单、婚宴菜单、乃至鲜花设计，等等，无所不在媒体的“射程”之内。甚至两位欧洲记者因为试图潜入婚礼举行的豪宅而被捕。《纽约时报》讥笑“保护隐私”为“装饰性的秘密”。

    这些是否和克林顿一家无关、全怪媒体无聊呢？你看看两年前就知道了。布什的一个傻闺女结婚，布什还是总统，如果婚礼在白宫举行，那一定是个“世纪婚礼”。但是，人家小两口避开排场，简简单单地在家乡举办婚礼，就几个亲友，媒体发了新闻，事情马上过去。

    克林顿嫁女，则势比王室。找了个凡尔赛式的宫殿，铺张几百万。15000美元的简易移动厕所、25000美元的婚纱、10万美元的“媒体咨询”、60万美元的帐篷..这一切发生在半个多世纪未见的“大衰退”、接近10%的失业率、美国陷入两场战争而不能自拔的时刻。难怪网友质问：

    “开什么玩笑？这还是人的婚礼吗？”你要是摆如此的排场，当然是给人看的。怎么能怪媒体不炒作？

    无独有偶，就在克林顿嫁女的几天前，2004年败给布什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麻省参议员克里，也爆出了个“游艇门”。此公一贯是大政府的信徒，要给富人增税来救济穷人。但是，他最近购买了条新西兰制作的豪华游艇，价值700万美元，停泊在麻省的近邻罗德岛的港口。因为麻省有消费税，罗德岛没有，这一下子就省去了50万美元的税。新闻一出，克里眼疾手快，立即宣布不管自己是否该到麻省缴税，他将主动支付50万美元。但是，事情并未因此过去。人们意识到，克里自从娶了富婆后，资产高达2.31亿美元，是最富有的议员。他拥有五栋房子、一架私人飞机，等等，豪奢异常。为了自己的政治名誉，他当然可以毫不犹豫缴纳50万的税金。但是，一年刚挣到50万的“富人”则大怒：既然你也本能地想逃税，为什么不想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要在我们头上加税？

    这是当今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讽刺。固然，合法的财富应该自由使用。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样还可以“拉动内需”。共和党政治家也并非穷鬼。布什算是世代贵族了。但是，共和党人至少对公众的经济状况有足够的敏感。今年麻省出人意料地选出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布朗来填补肯尼迪死后的空缺。在这个最自由派的州，这位共和党新议员的人气不仅超过民主党的州长、参议员克里，甚至超过总统奥巴马。其实，他也是有五栋房产的“富人”。但人家竞选，开着一辆已经跑了20万英里（32万公里）的旧运货车。奥巴马当时来麻省为民主党候选人助战，讥讽布朗的车，称“谁都可以有辆运货车”，意思是这离当参议员还远呢。结果，布朗不仅获得压倒性胜利，其运货车也成为传奇，乃至旧车行生意火爆：许多人不仅要购买同样牌子的运货车，而且要跑了同样里程的旧货车。一直到今天，布朗也被视为代表着小民百姓的平民政治家。还有那个麦凯恩竞选总统时的副手佩林，本来出身寒苦，如今早已成了百万富翁。但是，她也是靠作“小民秀”发的财。她越发财，说明普通老百姓越认同她、越买她的账。

    如今，离年底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共和党决意夺回两院、阻止奥巴马的政纲之实施。民主党人如果如此不考虑选民敏感的心理，我行我素地维持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到了投票日怕是凶多吉少。

    沃尔玛围攻纽约，购物背后的政治文化

    保守派零售巨头和自由派势不两立

    沃尔玛是世界最大的零售连锁公司，纽约则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市场。但是，几十年来，两者井水不犯河水。其中的道理，在于购物背后的政治文化。举个简单的例子，2004年的总统大选，沃尔玛的消费者有76%投了布什的票，只有23%投了克里的票，其政治倾向是一边倒的。美国有一亿人每周到沃尔玛购物。但是，在自由派的堡垒新英格兰地区，许多人几年没有进过沃尔玛的门。

    沃尔玛发端于阿肯色州，是典型的南方大老粗的格调。首先是大，其连锁店的平均营业面积高达18万平方英尺（16722平方米），追求规模效益。第二是便宜。有研究称沃尔玛每年给一个劳动家庭平均节省了2500美元，沃尔玛声称仅在食品折价这一项上，就给消费者每年省下500亿美元。以上的数字，当然是一面之词。但沃尔玛便宜，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第三，便宜的原因，一是沃尔玛有规模优势，一是进行无情地竞争。零售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沃尔玛以极低的价格大量雇用小时工，降低成本，致使劳资冲突不断，不停地被起诉，被法院命令对小时工赔偿。另外，沃尔玛以规模优势在进货时确立自己的垄断，无情砍价：你不把价格压到沃尔玛要的价格，就丧失了这一最大的市场份额。这种“霸王条款”，把许多供货商的利润挤干。与此配合的另一张王牌则是全球化。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系统在五角大楼，第二大的就在沃尔玛的指挥中心。沃尔玛已经建立了追踪全球货源的神经系统，对价格上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作出敏锐的反应，调节着世界规模的物流。几年前有报道说，中国1%的GDP就摆在沃尔玛的货架上。沃尔玛一度能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逐年压低从中国的进货价格。这种做法，在美国引起了普遍的怨恨。许多地方零售业被沃尔玛挤垮。许多供货商的买卖也被沃尔玛的“中国制造”给抢走。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国的媒体，每年都充斥了沃尔玛的负面新闻：克扣小时工的工薪，不让职工组织工会，歧视妇女（目前有关诉讼已经到了最高法院）..在民主党选民中，沃尔玛可谓是“人民公敌”。2008年总统大选时，希拉里因为早年在沃尔玛工作过，哪怕没有任何过失，也被奥巴马拎出来在预选辩论中猛攻。可见，民主党人和沃尔玛有点正常的工作关系，也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污点。另一方面，面对种种左翼的攻击和法庭上的官司，沃尔玛则逆风而上，生意兴隆。沃尔玛的看法，属于典型的共和党模式：我们遵行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惹恼了自由派把持的媒体，但是有“沉默的大多数”支持。确实，布什2000年上台，就说明共和党从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华尔街精英党变成了草根党。南部受教育不高的白人劳动阶层成为其社会基础。这些人直来直去，开着SUV或小型货车，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购买大包装的廉价商品，懒得像知识分子那样神经兮兮地想别的事情。纽约、新英格兰地区比较复杂、富裕的消费者觉得这些大老粗没品位，沃尔玛才不在乎呢。生意就是生意，赚钱是个硬道理。反正靠这些草民已经建立了最大的销售王国，谁在乎你们有知识的人说三道四？也难怪，沃尔玛的老总李·斯科特（H. Lee Scott Jr.）4年前在谈起进军纽约失败时不屑一顾地说：

    “我们才不在乎到那里开店呢。”这大致反映了沃尔玛绕开自由派主宰的城市市场、立足保守倾向的郊区的大战略。

    政治先行的沃尔玛扩张

    但是，在当今的竞争中，像沃尔玛这种单纯地守住保守派地盘而自鸣得意的战略，很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衰落。沃尔玛在南部、中西部蓬勃发展，大老粗的市场已经饱和，发展前景告危。看看沃尔玛的股值就知道，沃尔玛股票的价格，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20美分上升到1999年的69美元以上，一直保持着大步、稳定上升的势头，标志着沃尔玛的不断扩张。但自此以后就陷入了停滞，现在维持在五十几美元的水平。股值如此不给力，让投资人大为不满。这就逼着沃尔玛开辟新战场，攻占最有购买力的先进地区。

    沃尔玛主管政府关系的副总裁戴思理（Leslie Dach）宣称，沃尔玛近年来在温和派选民中茁壮成长。为此，沃尔玛针对媒体的攻击以“实际行动”进行了长年的准备：给职工（包括小时工）医保和退休计划，免费送职工上大学，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绿色运动：优化经营中的能耗、说服制造商缩小洗衣剂的包装以减少浪费、说服农民停止使用杀虫剂，等等，全是按照自由派的理念行事，以提高公关形象。仅仅为了在芝加哥扩张，2010年上半年沃尔玛就投资280万美元的广告费。纽约更是个攻坚战。为了攻占纽约市场，沃尔玛雇佣了市长布隆伯格的前竞选总部主任，以及为克林顿夫妇、杜卡基斯、克里效力的民主党王牌战略家，并宣称71%的纽约市民支持沃尔玛前来落户（独立民调则显示57%的纽约选民认为应该容许沃尔沃进驻）。为沃尔玛在纽约开路的先锋自然是广告：“既然你用不着让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内线人士批准你看什么电视，那么你为什么要让他们决定你去哪里购物？”

    可见，沃尔玛对纽约已经发起了全线围攻。而攻击的重点，不是商业而是政治。论者指出，沃尔玛这一战役，看上去完全像是场选举，而并非商业促销。道理很简单：在美国，你并非想去哪里开店就去哪里开店，要到当地政府申请，通过审批才能有进行商业竞争的资格。所以，沃尔玛一方面攻击纽约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内线人物”阻止自己参与竞争，一方面大肆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内线人物”招兵买马。

    沃尔玛深信，如今的形势和4年前进军纽约失败时已经大不相同。如今沃尔玛已经给职工提供了医保、退休计划、教育机会。经济衰退中的失业率，也对沃尔玛有利。毕竟，沃尔玛是全美最大的雇主，进而能在广告中对于反对自己的地方政治家和零售业人士主动进攻：“他们才不管沃尔玛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你又是多么需要这些机会呢！”沃尔玛人士不停地指出，虽然媒体一再攻击沃尔玛违反劳动条例剥削职工，但在纽约州，你找不出沃尔玛在这方面犯规的一条案例。总之，沃尔玛是社区内的好公民，有资格获得给大家服务的机会。

    零售中的“大号文化”和“小号文化”

    沃尔玛全线围攻纽约，结果如何呢？《纽约时报》耐人寻味地报道，沃尔玛的全线总攻还没有看到结果，其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大部分美国人所不知道的德国零售巨头阿尔迪（Aldi），不费一枪一弹就在纽约立足。这两家的商业战，向我们展示了零售业的另一个方向：立足乡村的“大盒子”巨头在和插身于拥挤的都市间的小巧店的竞争中，常常面临着“减肥”的挑战。

    全球化本是沃尔玛的王牌。在中国和英国，沃尔玛都进行了成功的扩张。但是，沃尔玛在日本表现平平；在韩国则彻底失败，乃至2006年把16个分店全部卖掉。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还是沃尔玛在德国的表现。沃尔玛1997年进军德国，仅抢占了2%的市场份额，阿尔迪则独霸19%，逼得沃尔玛2006年从德国撤出。现在阿尔迪咄咄逼人，杀到美国市场，近年来在美国的分店从25个猛然扩张到250个，并计划在2011年—2012年间再加80个点，瞄准的正是沃尔玛锁定的低端市场。

    在这里，沃尔玛碰到了自己真正的对手。2009年，阿尔迪是排名世界第九的零售巨头，主要以销售食品为主，配以卫生纸、洗涤剂等日用品。阿尔迪的原则，和沃尔玛形成了鲜明对照，强调的不是大，而是小，进而得以在拥挤的都市见缝插针。阿尔迪在纽约的一个分店，营业面积仅仅17500平方英尺，仅相当于沃尔玛分店平均营业面积的16%（尽管沃尔玛也宣称其在纽约的分店将大大瘦身）。一般的超市，销售两三万种商品，大型的可以销售10万种商品。阿尔迪的店则一般仅有1500种商品。其原则是选择大家日用的必需品，而且每件商品大多是一个牌子，即名不见经传的本店“土牌子”。另外，阿尔迪坚持不做广告的原则。

    这一战略的结果是低价。这恰恰是沃尔玛的传统优势。阿尔迪夸口说，在省掉名牌和广告费用后，自己的价格比沃尔玛的便宜幅度可达45%，独立的分析家则估算为20%。也许阿尔迪的货物没有那么花哨丰富，但你日常必需的东西在这里找得到，而且分店就见缝插针坐落在家门口。其小规模就像欧洲的袖珍车一样，在拥挤的都市游刃有余。

    无广告战略也许成了阿尔迪最大的一个优势，这也和其都市战略有关。与乡村、郊区不同，都市人口密集。什么店好，大家不必看电视或报纸上的广告，消费者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口口相传。只要阿尔迪严守住低价的战略，假以时日，声望即可迅速增长，不战而屈人之兵。分析家指出，虽然阿尔迪和沃尔玛一样是零售巨无霸，一样没有工会，但阿尔迪一声不吭，把省下的广告费用来降低价格，小店面低调进入都市，仿佛是搬进来一家邻居，纽约找不到反对阿尔迪的理由。沃尔玛已经被媒体塑造为恶霸，其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更给反对者一个“狼来了”的信息。所以，纽约地方零售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全是谈沃尔玛色变，反而忘了阿尔迪正在偷吃自己的午餐。可见，沃尔玛即使过了政治关，在商业竞争上也不得不在本土面对阿尔迪而打逆风球了。

    在这个意义上，沃尔玛面临的危机，和美国的SUV面临的危机非常类似。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市文化大盛，从超市到汽车，袖珍型成为流行的尺寸。即使在纽约竞争，“苗条”惯了的阿尔迪，比起突然要恶性减肥的沃尔玛还是有经验、技能上的优势。在这方面，人口拥挤的中国反而受以沃尔玛、SUV、甚至悍马为代表的“大号文化”影响。面临变幻的世界潮流和商业文化，沃尔玛的这段故事，也许值得中国企业界在设计未来战略时参照。

    芬兰问题，美国问题，与中国问题

    旅居纽约的芬兰专栏作家安笯·帕坦嫩（Anu Partane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她在芬兰的许多朋友纷纷求助，希望移居美国，为此要到她小小的公寓中借住。理由是：芬兰变天了！

    一个小小公寓，即使是借住，也容纳不下几个人。这位作家叙述的，显然不是芬兰移民潮，而是她一些志同道合的自由派人士对芬兰当下政治变化的幻灭—幻灭到要到美国来生活！要知道，美国的自由派，到了欧洲经常发现自己其实很保守。欧洲的保守派，到了美国发现自己其实属于自由派阵营。因为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属于极右，欧洲属于极左。极右中的左派其实并不那么左，极左中的右派也并不那么右。如果像芬兰这种极左之国的左派也宁愿到美国这样一个极右的国度来生活，可想而知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多么失望了。

    何以至此？那是因为芬兰政治的戏剧性的变化。在不久前举行的大选中，真芬党（The True Finns）异军突起，获得了39个议席，成为仅次于国家联盟（44议席）和社会民主党（42议席）的第三大党。这个党1995年才成立，以一个议席开张，2003年选举夺三席，2005年又夺两席，不过五席而已，在政治上难掀大浪。但是，这次不仅成为第三大党，而且议席数和前两大党相差无几。芬兰的政治格局由此大变。

    真芬党被称为芬兰的“茶党”，属于民粹派的政治力量。其核心纲领是限制移民，强调芬兰的民族认同，相当排外，并且对欧盟保持戒心。根据芬兰的政治制度，国家的重大政策必须经议会批准。而欧盟的重大决定，又必须经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所以真芬党的动作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国的事情，而可能有全欧的影响。最近为了对付葡萄牙国债危机，欧盟推出了78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而真芬党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救助。如果真芬党致使国会否决这一计划，芬兰就不能参与。欧盟的计划，也会因这一票否决而瓦解。所以，真芬党可能颠覆这一计划。甚至可能威胁到欧盟乃至欧元的生存。

    幸运的是，芬兰的头两大党达成协议支持欧盟计划，这一危机暂时化解。但是，真芬党的威胁挥之不去。这次真芬党拒绝支持，并为此退出联合政府，是要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在欧洲式的民主中，最大反对党说上台就上台，天随时可以变。如果真芬党上台，拒绝和欧盟合作，那么芬兰乃至欧洲将会是一番什么情形呢？说真芬党突然创造了“芬兰问题”，一点也不夸张。

    这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欧洲政治，而涉及民主社会的利益和共识的形成问题。要知道，民主社会的大政方针是选民投票决定，最后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这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出政治和谐。比如，51%的人赞同的事情49%的人殊死反对，民主就遇到危机，甚至大家可以兵戎相见。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例。哪怕10%的人一直反对大多数人的政策，也会引发不小的危机。这就需要妥协，创造共识。民主绝非多数人说了算那么简单。

    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和美国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各在两个极端。但是，这两个极端，其实都遵循着某种共同的逻辑。安笯 ·帕坦嫩这次感慨地说，她和她的芬兰朋友，一向激烈地批评美国，说美国人是如此吝啬，不肯分享财富，不肯拿出钱来救助自己的邻居，乃至这个世界最富的国家还没有全民医保。但是，如今芬兰人面临着是否要救助葡萄牙的问题，许多芬兰人不是同样吝啬起来了吗？

    《经济学人》曾经指出，社会福利是否优厚，主要并非什么左右派意识形态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不同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之间是否愿意互相信任、互相分享财富、互相救助的问题。同文同种容易使社会慷慨。多元化则让大家死守自己的钱袋。比如，阿拉斯加是绝对共和党的州，政治保守不下于南方。但其社会福利比大多数自由派的州都慷慨。秘密在于该州几乎都是白人，大家愿意多拿出点钱来共享。

    北欧的福利国家，一直在种族上比较单一，规模也较小。大家自然对邻居慷慨。美国的规模是欧盟的两倍，而且宗族文化多元。麻省和得克萨斯州的区别，和北欧与葡萄牙的区别可以相提并论。在许多芬兰人看来，我们克勤克俭挣出的财富，怎么能随便拿去为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的葡萄牙或希腊买单？左翼的自由派到这时也不会那么大方。这也解释了真芬党的崛起。

    看看真芬党就知道。真芬党主张维护芬兰的民族认同，反移民，但同时支持福利国家，许多支持者是从左派选民那里争取过来的。这和美国誓死反对扩大联邦政府、反对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茶党”大异其趣。简单地说，真芬党希望在维持种族和文化单一纯净的基础上，继续让全社会分享财富。而全球化使芬兰这样僻静单纯的社会也多元化起来，欧盟的成立更逼着芬兰人为“另类”种族或人群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真芬党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主义的崛起。这种“芬兰问题”，也不限于芬兰，而遍及欧洲的许多国家。

    这就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中，种族文化单一、相对封闭的国家，特别是人口少的小国，比较容易塑造政治共识，大家比较信任政府、普遍接受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种族文化多元的开放社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塑造政治共识困难，公民间建立互信互助关系不太容易，进而大家各守自己的钱包，不希望被政府拿走。

    人口众多的日本，维持高福利的一大原因，还在于是“单一民族”社会，大家互信互助比较容易。

    可惜，在西方社会，大家对种族问题过于敏感，对这个问题难以坦诚地讨论，实际上也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就欧洲而言，要避免“芬兰问题”，就要塑造“欧洲人”的认同。目前许多欧洲人已经把自己首先作为“欧洲人”，其次才是“法国人”、“德国人”。这样的进程持续下去，会有助于缔造政治共识。美国的问题，则在于增进种族互信，真正进入“后种族时代”。不过，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内部的多元文化整合还远未完成之际，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多元化，提高了文化整合的难度。

    由此想到了中国。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加大社会投资，建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制度的挑战。这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追求这样的政策目标，中国有着巨大的文化优势。中国的人口90%以上是汉族，许多少数民族也高度汉化。几千年的文明，塑造了文化上相当均质的人口。在这种同文同种中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相对容易。

    所以，怎样把社会保障问题从单纯的政府决策领域过渡到公共决策领域，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也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稳定的关键。

    标普给美国降级

    8月5日傍晚，标准普尔将美国的信用等级从AAA降至AA+，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坍塌。其中道琼斯指数星期一狂跌634点，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跌的幅度更大。无巧不成书，在同一周末，美军在阿富汗的直升机被击落，死亡38人。刚过完50岁生日的奥巴马，度过了就任总统以来最为暗淡的几天。美国衰落，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标普给美国降级，是1941年以来第一次。从历史上看，丢掉AAA等级的国家再回到原来的位置，需要9年到18年的时间。这显然不是股市短期的波动，而更像是对一个国家的长线评价，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面临重大危机，乃不争之事实。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放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来解读，而不是仅仅进行短期的金融分析。

    标普在解释给美国降级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标普在7月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拿出削减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计划，就会在90天内遭到降级。在两党刚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赤字削减的规模不过2.4万亿美元。这让人质疑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二是标普认为两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的政治过程使美国的信誉受到严重打击。在降级之后，标普受到来自美国政府、两党政治家、媒体、金融界的强烈攻击，被逼着不断出来解释自己的立场。事实上，标普的降级，不仅没有撼动美国国债的信誉，反而使之在金融市场更加走俏。特别是美国政府事前就指出，标普降级的评定中，居然包含着2.1万亿的计算错误。所以，标普的第一点理由非常脆弱。面对这种局面，标普更加强调第二点理由，即达成债务上限协议的政治程序：两党都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摆在首位，拿国家的债务责任当人质彼此进行讹诈。对这一点，则很少有人能够表示异议。换句话说，降级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一种政治评价。这也怪不得，所谓“民主制度缺乏效率”之说一下子又走红起来。中国一些评论家，甚至将此作为美国政治破产之证据。

    其实，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中如何表现，正是检验一种政治体制优劣的绝好机会。有些政治体制，很容易被这种危机所颠覆。另有些体制，则会面临危机启动一些平时从来不用、甚至被人们遗忘的机制。美国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然，这些难得一用的机制被启动后是否足以应付危机，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世界上从来没有万无一失的政治体制。但是，仅仅因为启动了这些机制而断定这种政治体制的破产，则无疑是对这种体制的误解。

    在我们一般的俗见中，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美国由国会、最高法院、总统为代表的权力制衡，是“三权分立”的典型。此次债务上限的讨价还价，主要是总统和议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中斗法，即立法和行政权之间的博弈，司法并没有介入。事实上，民主党中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指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条款授予了总统单方面提高债务上限的权力，未必需要经过国会。不过，关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条款的解读，仍有种种歧义。奥巴马可以据此单方面行动，但共和党把持的国会可以对之挑战，以总统僭越宪政权力为名对之弹劾，最后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使“三权”都参与博弈。不过，奥巴马显然不愿意在经济危机的节骨眼上把国家拖入宪政危机，故而忍气吞声地屈就了共和党人。我们只看到了两权而不是三权之间的制衡。

    标普降级，则显示了金融的宪政功能。这一点为大多数论者所忽视。奥巴马和共和党人的讨价还价，显示了两党政治的重大局限：政治家对选民负责，但选民则几乎对谁也不想负责。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却又不愿意通过纳税而为这种服务买单。结果，在收支不平衡之时，两党谁也不敢大幅度削减选民的福利，又不敢加税。这是债务危机的核心缘由。对此如果不加控制，民主就变成了对选民行贿的过程。所幸的是，当这样的政治程序失控时，还有金融市场来履行钳制的功能。标普实际上是出来告诉美国人：你们再这样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要这要那，却不想想自己应怎样买单，那么你们的金融信用就会毁掉，很难再借到钱！

    金融的宪政功能，并非从标普开始，而是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时起就成为了宪政的基因。根据我们常规的历史知识，宪政的确立开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经过弑君革命的英国，急需在极端共和主义和专制王权之间找一条折中道路，故而从尼德兰邀请来了威廉三世。把王冠交给他的条件，是他必须承认和服从议会的权威。似乎这一切都是来自《大宪章》以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

    其实，威廉三世绝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而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光荣革命”并非是他受到英国的邀请，而是自己处心积虑地策划、并在住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银行家的秘密资助下偷袭英伦，并带去了一揽子交易摆在英国议会面前，最后大家成交。随他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有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帮。是这些人把“荷兰财政”引进了英国。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是一场金融革命。金融市场不仅约束着政府的行政权，也制约着议会的立法权。

    此话怎讲？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实际上就是靠贷款建立起来的。试想，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官僚机器、军队、乃至大工业，几乎无一不是烧钱机器。中世纪欧洲的农业资源根本无法支持。但是，集中在自治城市的工商阶层，则有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可投资。在16世纪、17世纪之间，欧洲开始了所谓“国家建设”过程。各王室不断兴兵扩张，竞争达到白热化。谁手里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谁就有望称雄。阿姆斯特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18世纪，欧洲除了普鲁士之外，已没有哪个王室能够绕开阿姆斯特丹而打得起仗。甚至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靠从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贷款。

    这种信贷的过程大致是：想贷款的王室找到阿姆斯特丹有信誉的金融机构，让这一机构发放王室的债券。那时虽然没有标普这种现代信用评级机构，但王室债券的息率取决于王室的财政信誉。信誉好的，其长期的信贷息率可以低到3%；信誉差的，则要支付20%以上的息率。息率的高低，往往能决定大国之兴衰。试想，以20%的息率，贷款100万的费用是20万。用这20万的费用，在3%的息率上可以贷到600多万。拿着600多万的王室和仅有100万可支配的王室打仗，胜算在哪一方一看便知。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因为各王室的命运悬在金融市场上，王室对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指令就不敢掉以轻心。也正是从这个切口，金融市场介入了宪政的形成过程。比如，一些王室之所以对议会或贵族咨询会议低头鞠躬，未必都是这些贵族拥兵要挟，而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要求王室左右的议会或贵族同意承担财政责任，否则就拒绝放贷。这就逼着王室到议会或贵族那里讨价还价，以各种让步换取后者的支持。投资者知道，王室资源有限，债务抵押不够，只有议会或贵族们同意，日后的债务风险才能降低。其实到了今天，标普也是循着同一逻辑：如果议会在承担债务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百个不愿意，我们怎么能对债务放心？我们怎么能不给你降级？

    “荷兰财政”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从16世纪中期开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与统治自己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打了长达80年的独立战争，最终成为主权国家。这场战争对尼德兰来说本是毫无希望的。哈布斯堡西班牙是不可一世的世界帝国，其陆军打遍欧洲无败绩，并且垄断了美洲的白银。尼德兰共和国则是一群商业都市的松散联盟，靠一个国会（States General）协调各省利益，在西班牙的压力下，甚至一度到处请其他欧洲王室来给自己当国王，但这个王冠竟没人敢接。当时尼德兰的体制，在欧洲可谓“不成体统”：各自为政的省份，危机时到联省总议会里讨价还价的，商量各省对于集体防御（对西班牙的战争）各应该承担多少财政份额。大家吵翻了天后达成协议，各省代表拿着协议到本省议会（大多由主要城市组成）审核，不肯出钱的省议会拒绝批准，大家又要回到联省总议会中重新吵架。想想那时混乱不堪的局面，两党互相敲诈的美国国会恐怕要“团结”得多。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近乎“破产”的政治程序中，最终达成的协议容纳了多方利益，进而有更好的信誉。小小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经常能从金融市场以3%左右的息率举债，怎么也打不死。不可一世的西班牙王室则频频破产，息率一度超过20%。

    以如此悬殊的财政信誉竞争80年，尼德兰再小也会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体制，实际上开启了美国各州分立的联邦制。只不过当时尼德兰有个不即不离的王室，即威廉三世所来自的奥兰治（Orange）家族。此王室一直充任尼德兰的省长（stadholder），实际上就是军事首脑。财政等内务则由总议会操持。奥兰治家族和总议会就各种问题特别是对军队的财政拨款讨价还价，已经形成习惯，认同议会的财政主导权。威廉三世带着这种“执政受制于议会”的理念西渡英吉利海峡，和渴望宪政君主的英国议会自然一拍即合。也正是他，上台后面临着债台高筑的局面，靠自己的荷兰财政帮说服议会，通过消费税增加税入，强化政府的财政信誉，进而可以低息举债，最终伦敦金融市场崛起，大英帝国随之称雄于世。宪政的凯旋，也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一大历史的视野看标普给美国降级，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在危机中宪政的金融机制正式启动。这说明宪政民主中几十年闲置不用的机制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能够及时运转起来。这分明是民主功能齐全的证明，哪里是什么民主的破产？更有趣的倒是这几天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标普给美国降级后，美国国债的身价不是降低，而是升高。在降级后，金融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竟达到2009年11月以来最强。投资者所要竞购的金额，竟比美国政府抛售的数额高三倍。美国国债一夜之间奇货可居。结果是，10年债券的息率在星期五降级前是2.58%，星期一跌到2.34%，星期二再跌，达到2.26%。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估计，国债利率每0.1个百分点，换算成未来10年美国的借贷费用就是1300亿美元。标普降级后，美国国债的息率已经降了0.3个百分点以上。10年下来这个幅度就能给美国省下4000亿美元左右。美国国债这下子可牛了：咱给的息率就这么低，你爱买不买，俺才不愁没人买呢。

    国债坚挺的直接原因，是钱总要有个去处。你藏在枕头底下白白贬值，要么去投资、买股票，要么买黄金，要么买国债。标普降级后，金融市场大坍塌，全世界股市无一幸免。比如你买了美国银行的股票，一天就缩水20%，你哪里还敢投？所以，买黄金或买美国的国债都是保值的重要方略。一般而言，股市大崩盘之际，国债多受益。怪不得《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国债就是“黄金本位”。当然，投资者把国债当黄金的前提是，美国在国债上违约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奥巴马说美国永远是AAA，并非仅仅是嘴硬。精明的国债投资者不会买靠不住的东西，市场在支持他。难怪有人说，标普采取了双重标准。当年对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迟迟不作反应，对美国的信用则如此“高标准、严要求”。难道标普对自己的国家太“偏心”？不管标普是否公道，其降级对美国无疑有警示作用，会逼着两党超越自身的既得利益，警告选民不得再这么自私自利下去，最终担负起财政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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